不久，他俩坐上了一辆双轮双座小马车，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解释这次行程。他的脸色仍然苍白，眼窝深陷足有半英寸。但他似乎极有系统地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情况。
“当我们到达火车站后，”他用令人极不舒服的单调腔调讲解道，“你必须走在我的前头，仿佛我们不认识一样。我拿到车票后，在走过你身边时塞给你。然后，你去一等舱女士候车室等待，等待离开车还有10分钟时再起身，走出候车室，我在外面等着。你先上站台，假装不认识我。或许站台有人监视情况。你单独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女人要做火车。我能被他们认出来，与我一起走，他们会猜维罗克夫人想逃跑。亲爱的，你能理解吗？”他最后加重语气说道。
“好，”维罗克夫人说，她紧挨着他僵硬地坐在马车上，对绞架和死亡的恐惧仍然折磨着她。“汤姆，好。”她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就好像是为赶跑那句折磨她的“绞架落差是14英尺高”一样。
奥西彭没有看着她，脸上像是一场大病之后抹了一层石膏，说：“再见，我应该有钱买今天的车票。”
维罗克夫人解开了女士内衣的吊钩，凝视着眼前的马车挡泥板，并把一个崭新的猪皮钱包交给了奥西彭。他一言不发，接过钱包，似乎将之放入胸前很深的某处。然后，他隔着大衣轻轻地拍了拍那钱包。
在完成所有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俩连一次眼色都没有交换过，就像他俩都希望抢先发现第一个目标一样。马车转过一个拐角，向大桥驶去，奥西彭这才再次开口。
“你知道钱包里有多少钱吗？”他问道，仿佛他在与坐在马耳朵之间的小精灵聊天。
“不知道。”维罗克夫人说，“他给了我，我没有数。当时我以为里面没有东西。后来……”
她动了动右手。她的这只手在一个小时之前给予了那个男人的心脏致命的一击，动一动这只手的意义重大，难怪奥西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故意夸张地低声说：
“我感到冷，透心冷。”
维罗克夫人凝视着她要逃跑的方向。就像蒸汽机车喷出的蒸汽一样，“绞架落差是14英尺”这几个字有节奏地挡住她的视线。透过黑面纱，她大眼睛的眼白闪着明亮的光芒，就好像是假面具女人的眼睛。
奥西彭僵硬的样子有点像个商人，或是一种奇怪的官员的表情。突然，他的说话声又能听见了，仿佛是为了说话而故意吸引人似的。
“喂！你知道不知道，你或者说他在银行开账号是用真名还是假名？”
维罗克夫人把她那张假面具转向他，大白眼珠子闪着光芒。
“用假名？”她若有所思地说。
“你务必说话要准确，”奥西彭在急速奔驰的马车上讲起了课程，“这极为重要。我要解释给你听。银行的纸币上有号码，如果银行用他的名字支付的纸币，那么当他的死讯广为人知的时候，那些纸币就能用来跟踪我们的行踪，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纸币。你有其他钱吗？”
她摇头否定。
“真的什么钱都没有了？”他顽固地问道。
“几个铜钱。”
“这种情况很危险。钱的问题需要加以特别的对待，非常特别的对待。我们可能会损失一半的钱，因为我们必须把钱拿到巴黎我知道的几个安全地点去兑换。如果是假名的情况，比如他的银行账号用了假名‘史密斯’，我们就能安全地使用这些钱了。你听懂了吗？银行不知道维罗克先生和史密斯是否是同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出准确地回答我的问题的重要性？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镇定地说：
“我记起来了！他没有用真名在银行存款。他告诉我存款用的名字是普罗佐尔。”
“你肯定？”
“肯定。”
“你觉得银行不知道他的真名字？或银行里有人……”
她耸了耸肩。
“我怎么能知道？可能吗？汤姆？”
“不，我觉得不大可能。知道多一点情况总是好事。我们到了，你先走，走直线进入。行动要机灵。”
他留在后面，用自己的零钱付了马车费。他的详细计划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起来。维罗克夫人拿着去圣马洛的车票，进入了女士候车室。奥西彭同志走入酒吧，在7分钟里喝下了三杯热的掺水白兰地。
“喝酒驱寒。”他向酒保解释道，并友好地点头、咧着嘴微笑。然后，他走出酒吧，脸上一副酒后的喜气洋洋。他抬眼看了看钟表。时间到了，他等着她。
维罗克夫人准时出来了，戴着面纱，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黑得就跟死亡一样，帽子上有几朵便宜的白花。她走过几个正在大笑的男人，但他们的大笑只需有人说一个单词就能被停止。她的步履很懒散，她的背挺得很直。奥西彭心怀恐惧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起步跟着走。
列车进站了，排队上火车的人很少。每年这个时候是淡季，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列车上只有很少的旅客。维罗克夫人缓慢地在一串空旷的车厢前走着，直到奥西彭从她的背后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
“到了。”
她上了车，而他留在站台上观望。她向前弯腰低声说：
“汤姆，出了什么事？有危险吗？”
“等一等，列车员来了。”
她看见他与一个穿制服的人在打招呼。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她听见列车员说“先生，很好”，并看到那人摸了一下帽子。过了一会儿，奥西彭回来了，说：“我告诉他别让其他人进入我们的车厢。”
她坐在座位上，身体向前倾。“你想得很周全……汤姆，你能救我吧？”她突然摘掉面纱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在一股痛苦的感情的催促下问道。
摘掉面纱，她的脸像岩石一样冷酷，眼睛看着前方，大大的、干涸的、无光泽的眼珠就好像是在闪光的白球上烧出了两个黑洞。
“没危险了。”他说，并用渴望得近乎全神贯注的眼神盯着她。对维罗克夫人来说，此时已经逃离了绞架，他的目光充满了力量和温柔。她被感动了——脸变得不那么僵硬恐怖。奥西彭同志像初恋情人那样凝视着情人的脸。亚历山大·奥西彭，绰号“医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本医学小册子的作者（并非正常的医学小册子），最近曾为工人俱乐部讲解卫生学的社会意义，丝毫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但他服从科学规律。他是个讲科学的人，所以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对面的女人，而她是一名精神变态者的姐姐，她本人也是一名精神变态者——谋杀犯类型的。他盯着她，心里却像意大利农民崇拜自己的圣徒那样崇拜起了犯罪学专家龙勃罗梭。他是用科学的眼光盯着她的，他盯着她的面颊、鼻子、眼睛、耳朵……劣等！……致命！在他热情的凝视下，维罗克夫人稍微放松了心情，苍白的嘴唇微微张开了。于是他就盯着她的牙齿看……毫无疑问……这是谋杀犯的类型……奥西彭同志没有引用龙勃罗梭的犯罪灵魂学说，因为他从科学角度看不相信自己有灵魂。但他有科学精神，这使得他在火车站台上用神经混乱的、愚蠢的语言进行科学论证。
“他是个极为特别的青少年，我是说你的弟弟。研究起来最有趣，典型，完美的典型。”
他是因为害怕才说这些科学的语言的。听到这些对自己死去弟弟的赞美之词，维罗克夫人身体向前倾斜，阴沉的眼睛里闪耀起一丝光芒，就好像预示着暴风雨将要到来前的一缕阳光一样。
“他确实是个典型，”她低声说道，声音温柔，嘴唇颤抖。“汤姆，你很注意他。我很爱你这点。”
“你们两个很相像，相像得难以置信。”奥西彭继续说，借以释放内心集聚的恐惧，并掩盖等待火车开动的令人生厌的烦躁心理。“是的，他很像你。”
这些话既不感人又没同情心。但强调相似性却足以对刺激她的感情起到强大的作用。维罗克夫人先是微微哭泣，接着伸出手臂，最后号啕大哭起来。
奥西彭走进包厢，急忙把包厢的门关上，然后向车外望去，看看车站大钟上的时间。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在最初3分钟里，维罗克夫人一直在猛烈地、绝望地大哭。后来，她稍微收敛了一些，虽仅是呜咽但泪流满面。她试着与自己的救命恩人说话，他是她的生命的使者。
“哦，汤姆！他如此残忍地剥夺了我的感情，我怎么会怕死呢？我怎么能这样？我真是个懦弱的人！”
她大声悲叹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她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优雅和魅力，过着不体面的生活，但夸耀自己有忠实的生活目的，甚至到谋杀前都是如此。人们在悲叹自己可怜的人生时，总是痛苦多，言语少，述说出真理——或者说呐喊出的真理——都是从表达虚假感情中挑选出来的掩饰性的词语。
“我怎么这样害怕死亡？汤姆，我做过努力，但我害怕。我试图自杀，但我做不到。我坚强吗？我想我遭受的苦难还不够。当你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这时她的内心感到涌上来一阵信赖和感激之情，于是边哭泣边说道：“汤姆，我要与你度过余生！”
“去坐到包厢远离站台的那一个角落里。”奥西彭焦虑地说。她等待他的救命恩人坐好，又开始新一轮的哭泣，这一轮比上一轮更加猛烈，他只好看着。他用医生的眼光进行观察，仿佛是在数她一共哭了几秒钟。他终于听到列车员的哨子声了。他感到列车移动了，他的上嘴唇不知不觉地收缩起来，牙齿都露出来了，样子非常狰狞可怕。维罗克夫人，既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感到什么，她身旁的救命恩人奥西彭静静地站着。他感觉火车越跑越快，火车发出沉重的隆隆声，与那女人的大声哭泣交织在一起。这时，他跨出两大步，蓄意地打开包厢的门，跳下了火车。
他差一点就落在站台的外面，这反映出他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才敢执行这个玩命的计划，他需要在空中把车厢的门关上，这几乎是个奇迹。他觉得自己像中了子弹的兔子一样在站台上滚了几个跟头。他被摔伤了，震晕了，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站了起来。他很镇定，完全有能力应付围拢过来的铁路工人，他们把他围在中央。他向他们做了解释，他的语调很温和，语言很有说服力，他说妻子突然决定去法国布列塔尼看望快要死的母亲。很自然，她很伤心，他很担心她的状态，于是他就试图使她振作起来，可他确实没有发现火车已经开动了。针对有人提出“先生，你为什么不送她到南安普敦”这样的疑问，他说不行，因为年轻的妻妹在家里照顾3个小孩子，如果他不回去，妻妹肯定会害怕，而此时电报局已经关门了。他一冲动，于是就跳下了火车。“但我永远不敢再这么干了。”他总结说。周围的人都笑了，他分给大家一些零钱，然后踏着完全看不出瘸拐的阅兵步伐走出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外面，奥西彭同志拒绝一辆招呼他的马车，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了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的钱，而且花起来安全可靠。
“我能走。”他说，并向马车夫投以友好的微笑。
他能走，他也确实走了。他走过大桥，他走过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教堂的尖塔岿然不动，路灯照亮了他的黄色短发。维多利亚车站的灯光看着他走过，接着是斯隆广场，再接下来是海德公园的栏杆。奥西彭同志走上了一座大桥。桥下既黑暗又寂静的河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险恶的河水奇迹般地把静止的阴影和流动的微弱闪光混合在一起了。他站在栏杆前很长一段时间，呆呆地望着河水。钟楼发出一阵粗糙洪亮的轰鸣声，他仰起低垂的头一看，疯狂的英吉利海峡已经是12点半了。
奥西彭同志再次上路了。那天晚上，他那健壮的身影出现在这座巨大城市的郊区。此时此刻，这座庞大城市已经进入睡眠状态，睡在一块巨大的烂泥毯子上，身上盖着阴冷的薄雾。他走过没有死气沉沉的大街，消失在庞大的住宅区里，住宅区里，一排排笔直地向地平线尽头延伸的房子看不到尽头，排排房子的周围都修建了空旷马路，马路沿线竖立着一串串的煤气灯。他穿过了广场、空地、椭圆板球场、公共活动区，还走过了无名的样子单调的小街，这里居住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残渣，他们既没有希望又懒散。他走着，突然，他转弯走入一片肮脏草地的前花园，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进入一间小脏屋子。
他穿着衣服就一头栽在床上，在床上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刻钟。然后，他突然坐了起来，盘腿坐在了床上。天空破晓了，他仍然睁着眼保持着这个姿势。这个人在毫无目标的情况下走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丝毫没有疲态，还能一动不动地保持一个姿势长达数小时。当太阳光逐渐洒在屋子里的时候，他松开了手，躺倒在枕头上。他凝视着天花板，突然，他的那双眼睛闭上了。奥西彭同志在太阳下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