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碗碟橱门上的那把铁挂锁，是这间贫困丑陋的屋里唯一看过后不会产生厌恶感的物品。这把铁挂锁，由于已经无法正常买卖，一名在伦敦东部做海上贸易的人以几便士的价格让给了教授。屋子很大，也很干净，令人尊敬，但缺乏物品，说明屋子的主人除了面包之外，其他生活物品都买不起。墙上什么装饰都没有，只有纸，纸上涂了大量含有砷的绿色，到处是擦不掉的污迹，由于有这些污迹，墙看上去就像一幅褪了色的杳无人迹大陆的地图。
窗户附近有一个玩纸牌的桌子，奥西彭同志坐在那里，他用两只手支撑着脑袋。教授是屋里唯一穿着西服的人，西服是用粗劣的粗花呢制成的。他脚上穿着一双破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拖鞋来回走动着，破拖鞋不断拍打着没有地毯的地板。他的双手深深地插入已经绷得很紧的上衣兜里。他正向他的这位健壮的客人叙述他最近去拜访传道士米凯利斯的情况。这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话竟然一点都不拘束。
“那家伙对维罗克的死毫不知晓。这是很自然的！他从来不看报纸。报纸让他感到悲伤，这是他的说法。不过，别信他说的话。我走进他的小农舍，一个人都没有。叫了他七八声，他才出来应答。我以为他在床上睡着了，但其实不是。他已经写了4个小时的书。他坐在那个小监狱里，里面到处是手稿。在他书桌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根吃了一半的胡萝卜。这是他的早餐。他在节食，只吃胡萝卜、喝一点牛奶。”
“他对维罗克的死有何看法？”奥西彭同志无精打采地问道。
“他太可爱了……我顺手从地板上捡起几页他的稿纸。缺乏逻辑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他根本没有逻辑，他的思维不连贯。但这不要紧。他把自传分三个部分，题目分别是‘信念’、‘希望’、‘博爱’。他详细阐述自己的想法，世界未来是个美好的大医院，有花园和鲜花，在这里，强者努力地帮助弱者。”
教授停顿了一下。
“奥西彭，你能想到这么蠢的事吗？弱者！地球上的罪恶都是弱者干的！”他继续说着他的冷酷断言，“我告诉他，我梦想中的世界是个屠宰场，抓住弱者后统统消灭。”
“奥西彭，你理解吗？弱者是罪恶之源！他们是我们不祥的主宰——弱者、胆小鬼、傻子、懦夫、心肠软弱的人、具有奴性思维的人。他们有权力。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统治着世界王国。灭绝他们，必须灭绝他们！这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绝对是唯一！奥西彭，你要跟着我干。首先，要消灭大量的弱者，然后再消灭稍微强一点的。你明白吗？先是瞎子，跟着是聋子和哑巴，然后是瘸子和残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干。所有的污点，所有的恶习，所有的偏见，所有的习俗，全都要完蛋。”
“剩下的是什么？”奥西彭压低嗓子问道。
“我能留下来——如果我足够强壮。”面有菜色的小个子教授大胆地说，他的那双大耳朵，薄得如同薄膜，两只耳朵距离他那脆弱的脑壳都很远，说话间突然变成了深红色。
“难道我没有受够弱者的压迫吗？”他继续用有力的声音说道。然后，他拍着外衣胸前的衣袋说：“我就是力量。”他继续说，“但我没有时间！时间！给我时间！哈！大量的人是很笨的，他们要么可怜，要么害怕。有时我在想，他们有所有的东西，包括死亡——这可是我的武器。”
“走，跟我去西勒诺斯酒吧喝杯啤酒去。”健壮的奥西彭说道，这话他是趁着那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那双破拖鞋拍地板声的间隙说出来的。这个邀请最终被接受了。教授那天特别高兴，他拍了拍奥西彭的肩膀。
“啤酒！走，喝啤酒去。让我们喝得高兴，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强者，明天我们就死了。”
他一边穿靴子，一边用简洁而坚定的腔调说道。
“奥西彭，你怎么了？你看上去情绪低沉，甚至来找我为伴。我听说你经常被人看到酒后胡言。为什么？你难道放弃搞女人的习惯了吗？她们是抚养强者的弱者，你说对不对？”
他用一只脚跺地，捡起另一只系鞋带的靴子，靴子很重，鞋底很厚，没有上鞋油，修补了许多次。他狞笑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奥西彭，你这个可怕的男人，有没有女人为你自杀——或者你目前还远未成功过——因为见血的爱情才是伟大的？血。死亡。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你是个该死的家伙。”奥西彭说道，连头也不偏转一下。
“为什么？那就是弱者的希望，他们的神学为强者发明了地狱。奥西彭，我对你有一种友善的蔑视。你不敢杀一只苍蝇。”
坐在摇摇晃晃的公共马车的顶层去赴酒会，教授的情绪低落下来。看到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内心产生了大量的疑虑，这些疑虑，如果他躲在他那与世隔绝的屋子里的时候，是很容易摆脱的，因为他在那屋子里只与一个挂着铁锁的大碗碟橱相伴。
“所以，”奥西彭同志坐在他后面的座位上说，“米凯利斯的梦想世界像是一座美丽的大医院。”
“正是如此。为救助弱者建立的庞大慈善团体。”教授用讽刺的语气表示同意。
“这是很愚蠢的，”奥西彭承认，“软弱是无法救助的。但米凯利斯可能没有错误到哪里去。两百年后，医生将统治世界。科学现在已经在统治世界了。虽说科学目前的统治是在暗中进行的，但毕竟在统治。科学的巅峰是康复学——不是去康复弱者，而是强者。人类希望生存下去——为了生存。”
教授的双眼在他那副铁边眼镜后面闪着半信半疑的光芒，他断言道：“人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你知道，”奥西彭咆哮道，“刚才你叫喊着要时间。听着，如果你是强者，医生会给你时间。你说你是强者中的一个，因为你随时携带着炸药能把20个人送到来世。但来世是个该死的窟窿，你需要的是时间。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能给你10年的时间，你会把他视为主宰。”
“我的忠告是：不要上帝！不要主宰。”教授简洁地说，边说边站起来要下马车。
奥西彭跟着下马车，他在跳下踏足板时反驳说：“等你平躺着快死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一点卑鄙肮脏的时间。”说完，他跨过马路，跳上了马路的镶边石。
“奥西彭，我认为你是个骗子。”教授说，熟练地推开著名的西勒诺斯酒吧的大门。他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坐下，然后继续讨论这个高雅的话题。“你根本不是什么医生。你很滑稽，你不愧是人类的先知啊，因为你想按照几个假正经的无耻之徒的建议让全世界人伸出舌头吃药丸。先知是什么？先知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他举起酒杯祝酒道：“为了打碎这个旧世界。”
他喝着酒，又恢复了他特有的自闭式的沉默之中。他想到了人类多得就像沙滩上的沙粒，根本无法消灭，难以处理。这个想法使他处于压抑的状态。把炸弹丢入巨大的无声无息的沙粒堆里，炸弹的爆炸声都会被吞灭。例如，现在有谁会想到维罗克这宗爆炸案？好像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推动，奥西彭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好的报纸。教授听到了报纸的沙沙声，抬起了头。“什么报？有新闻吗？”他问道。
这问题让奥西彭吃了一惊，就好像是被惊醒的梦游者。
“没有什么。10天前的老报纸，我遗忘在衣袋里了。”
但他没有把这份老报纸丢掉。他在把报纸放回衣袋之前，偷偷地看了报纸上的几行字，这几行字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似乎命中注定会永远附着在这个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上。”
这是这篇报道的结束语，其标题是：“女乘客在海峡渡轮上自杀。”这篇新闻的报道风格很优美，是奥西彭同志熟悉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似乎命中注定会永远附着在……”他牢记住了这几个字。“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脑袋耷拉到了胸前，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梦幻之中。
他的生存受到这件事的威胁。他不再敢出去幽会自己的爱情俘虏，不仅包括那些在肯辛顿花园长椅上追求到的爱情俘虏，还包括倚靠栏杆追求到的爱情俘虏，因为他害怕自己一张口就要谈到那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他科学地害怕那几行字中隐藏着的疯狂。“命中注定会永远附着在。”这简直是骚扰，是折磨。最近有好几次这样的约会他都践约了。过去他写情书，总是用富于感情的语言表达出无限的信赖和男人的温柔。各个阶层都有容易轻信的女人，她们不仅满足他的自私自利，还给他一些财物，供他生活所需，这是过去的便利。如果他不能利用女人们给他的便利，他就会遇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饥饿的状况……“这个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
对人类来说，“令人费解的神秘感”肯定“会永远附着在”行动上。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无法摆脱那可诅咒的神秘感则如何？奥西彭同志能像报社记者一样，从头到尾地叙述出“神秘感似乎命中注定会永远附着在……”
奥西彭同志掌握很多细节。他知道那轮船的舷梯值班员所看到的：“一名穿着黑衣、戴着黑纱的女人，在午夜的码头上闲逛。‘你要乘船吗？夫人，’他用怂恿的方式问她。‘走这边。’她似乎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帮助她上了船。她似乎很虚弱。”
奥西彭还知道女乘务员所看到的：一名黑衣女人，脸色苍白，站在空旷的女士舱的中央。女乘务员引导她在那里躺下。那名女士似乎很不愿意讲话，仿佛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接着女乘务员看到她走出了女士舱。于是女乘务员到甲板上寻找她。奥西彭同志知道，这名好心的女乘务员看到那名女士躺在一个有棚子的座位上，表情很不愉快。她睁着眼，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她似乎病得很重。女乘务员找来乘务员长，这两名乘务员站在那个有棚子的座位旁边，安慰起了这名奇怪的悲惨旅客。他们低声耳语，商量到了圣马洛后与当地领事联络，以便通知她在英格兰的亲人。虽然是耳语，但说话声仍然能听见（因为那名女士似乎已经听不见了）。然后，他们走开，去安排把她转移到甲板下的事。这很自然，他们确实觉得她要死了。但奥西彭同志知道，在那白色的绝望面具后面，她在与恐怖和绝望做斗争，因为她不仅有生活的勇气，还热爱生活，这使得她能抵御自己面临的极大苦恼，这种苦恼不仅曾经驱使她去谋杀，还曾经使她陷入对绞架的盲目恐惧中。奥西彭知道这些，但女乘务员和乘务长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等他们5分钟后回来时，黑衣女人已经离开那个有棚子的座位。她不知道去哪里了，她走了。这时是早晨5点钟，而且没有事故报告。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船员在那座位上放着一枚结婚戒指。戒指插在木头里，有点湿，戒指发出的光芒吸引了那名船员的视线。戒指里刻着1879年6月14日。“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似乎命中注定会永远附着在……”
奥西彭同志抬起了低垂的头，这位深受英伦诸岛上地位卑微女人热爱的男人，有一头活泼的乱蓬蓬的头发，他看上去就像是阿波罗太阳神。
“坐下，”奥西彭急促地说道，“你怎样理解疯狂和绝望？”
教授用舌尖舔了一下干枯的薄嘴唇，博学地说道：
“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两种东西。激情如今消失了，世界变成了平庸之地，是残缺的，没有力量的。疯狂和绝望是力量。在那些统治世界的蠢货、弱者、傻瓜的眼里，力量是罪行。你是个平庸的人。虽然警察成功地掩盖了维罗克的私事，但他也是平庸的人。警察谋杀了维罗克，所以他是个平庸的人。每个人都是平庸的。疯狂和绝望！把这个杠杆给我，我能撬动世界。奥西彭，你拥有我对你的诚恳的蔑视。你不能构想出任何被大腹便便的公民称之为罪行的东西。你不是力量。”他停顿了一下，在他那厚眼镜的可怕闪光下，他的脸上浮现出讽刺的微笑。
“他们说你继承了一份遗产，让我告诉你，你没有因此而变得聪明。他坐在这里喝啤酒像个哑巴。再见。”
“你要那份遗产吗？”奥西彭说，他仰望教授，咧嘴笑着，活像个傻子。
“要什么？”
“遗产，全给你。”
教授是个不易被收买的人，他只在笑。他的衣服全都快脱落了，他的靴子在多次修补后已经没有了形状，重得像块铅，每走一步都往外渗水。他说道：
“明天我要订购一下化学品，这批货的账单会寄给你。我急需这批货。明白？”
奥西彭缓慢地低下了头，他独自坐在那里。“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他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幕，他看见自己的脑袋在随着令人费解的神秘感有节奏地在跳动。这显然是病态。“……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
酒吧门口的那架自动钢琴随便地演奏着。突然，钢琴停止了演奏，好像生气了一样。
绰号“医生”的奥西彭同志，走出了西勒诺斯啤酒厅。在大门口，他犹豫了一下，惊愕地看着并不太耀眼的阳光——那份有关自杀女人的报纸就在他的衣袋中。他的心为那份报纸在跳动。自杀的女士——“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
他沿着街道走着，丝毫不顾脚下路面的情况，他走的不是去约会另一位女士的方向（一名年纪很大的家庭教师喜欢上了他那阿波罗式的神圣头颅）。他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他已经无法面对女人了，一切都被毁了。他无法思考，无法工作，无法睡觉，无法吃饭。但他开始痛饮，带着期待和希望。一切都毁了。他的革命志向，曾经维持了许多女人对他的爱情和信赖，如今全被那个令人费解的神秘感给破坏了——他脑袋随着新闻报道词汇的节奏不协调地上下起伏的神秘感……“会永远附着在”——他向排水沟走了过去——“……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
“我病得很重。”他带着科学的态度低声对自己说。此外，他那健壮的躯体，携带着那家大使馆的秘密服务费（从维罗克先生那里继承来的），正向排水沟里冲去，仿佛在接受训练，以便迎接未来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弯下自己的虎背熊腰、太阳神一样的头颅，准备接受胸前和后背挂上用三合板制作的、包着皮革的广告板。就像一周前的那个晚上一样，奥西彭同志走着，丝毫不顾脚下路面的情况，没有疲惫的感觉，没有感觉，没有视觉，没有听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感……”他走着，什么也不管不顾。“……可能是疯狂也可能是绝望的举动。”
那个不易被收买的教授也在走着，尽量躲避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没有前途，他蔑视前途。他是一股力量。他在脑海里爱抚着毁灭的情景。他步履虚弱、渺小，他衣裳褴褛、可怜兮兮——他把自己的疯狂和绝望称作世界的再生，这实在是既简单又可怕的念头。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走着，没有引起路人的怀疑，但他是致命的，如同熙熙攘攘人群中的害虫。
康拉德对本书的评注
《间谍》这本书的起源：我认为，可以追溯至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情感上，我都是处于一种叛逆的状态，吸引我动笔写此书的主题、情节梗概、艺术效果等要素均是在这个时期里形成的。
事实上，我是凭着一股冲劲开始写这本书的，而且是一气呵成。不久之后，这本书到了公众手里，我发现有人责备我根本不应该写这本书。有些人的谴责很严厉，而另外一些人表达了很悲伤的腔调。虽然我面前没有摆着他们的批评意见，但我知道他们批评的大意，大体看，他们的批评的理由是很简单的，这点让我也感到吃惊。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过，并非非常久远。我必须承认，在1907年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朴素的、单纯的人。如今在我看来，即使是一个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也能看出，由于那个故事的背景很肮脏，而故事本身也很不道德，把这样的故事写成书肯定会招致某些人的批评。
当然，他们的批评是严肃的，但并不普遍。事实上，理解和同情的占绝大多数，批评的是极少数，不记得这点是很不礼貌的。我相信读者不会匆忙对我下结论，说我是因为感到了自尊心受伤或为人寡恩才这么说的。我觉得，一个善良的人会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生性谦逊。不过，我并非仅是出于谦逊才选择用回击责难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确实不是因为谦逊。我敢肯定我不是个十分谦逊的人，但那些读完我的作品的人，会说我是个相当正派的人，不仅机智，还很圆滑，我怎么可能不去利用别人的话为自己唱赞歌呢？绝对不会的！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格外特别的。我总是希望读者能理解我写作的正当性。我不是想为自己做辩解，而只是解释。我不会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而仅是想解释我没有不正当的企图。在我内心深处，绝对没有隐藏着轻蔑人类感情的企图。
解释有使人变得乏味的风险，这也许可以看作解释的小缺点和小危险。世界对行动的动机不感兴趣，而对行动的后果却很感兴趣。只会笑脸相迎的人，肯定不知道如何去调查真相。他喜欢显而易见，他不喜欢听解释。不过，我现在就是要做解释。很显然，我并非真的需要写这样一本书。我没有任何压力必须触及这个主题；在这里，主题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在狭义上指这个故事，二是在广义上指人类生活的某种特殊展示。我完全同意这两种含义。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用描写丑陋的方式去震撼读者，或用简单的改头换面的方式让读者吃惊。我这样说，是希望读者相信，无论是从人物特征或是从我引入这些人物的理由看，任何人都能看出，整个故事不仅充满了义愤，还包含了潜在的怜悯和轻蔑，这证明我超越了故事中原有的不道德和肮脏。
我是在一段为期两年的艰苦创造期之后，开始构想《间谍》这本书的。在那两年的创造中，我完成了描写遥远的南美洲风情的《诺斯特罗莫》，以及绝对关于我本人生活的《如镜的大海》。在这两部作品中，第一部涉及了大量创造性努力，我认为我再也不能去写那么大视野的作品了。第二部无保留地描写了我与大海之间的深厚关系，以及大海对我半辈子生活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写作时期内，我真实的感受能力有了两个鼎力合作的伙伴，一个是极高的幻想能力，另一个是敏感的情感，这两者都很诚恳、很忠实于现实。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一样，沦落在大量无用的感觉的苎麻壳中，迷失在另外一个充斥低劣价值的世界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做出改变，改变我想象力，改变我对未来的看法，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倒是认为，我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改变。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写完《如镜的大海》，我知道我已经把我对自己和读者的真诚写入了这本书的每一行，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封笔不写了。就在这段空闲的时期，我肯定没有主动想找点丑陋的东西去写作，但《间谍》这本书的主题——我是说那个故事——却来找我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偶然与我谈起无政府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我们是怎样谈到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然而，我记得我们谈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犯罪，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行为、心理状态也同样毫无益处。我们还谈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半疯狂、半无耻欺诈的可悲本性，他们利用人类的苦难和容易轻信的毛病总是渴望走上自我毁灭的悲剧结局。这让我无法宽恕他们的哲学假说。这样谈论了一会儿后，我们又谈起一桩具体的实例，我们回忆起有人想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事。这是一件浸透着鲜血的荒谬事，荒谬到无法用任何理性思维过程去理解起真相，甚至连非理性思维过程也无法办到。虽说不合理的事有其自身的逻辑过程，但这桩暴行却不然，事实是一个人把自己炸成碎片，而天文台的外墙只有轻微的裂缝。这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某种理念相联系，既联系不上无政府主义理念，也联系不上其他理念。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指出这点，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典型的虽然随意但显得无所不知的方式说：“那家伙比傻子还傻，他的姐姐后来自杀了。”我们当时确实就说了这么几句。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极度震惊，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他则转去谈论其他事情了。后来，我也没有想过去问他是如何获得这个消息的。我敢肯定，如果他曾经有机会看到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私生活，那会使他与黑社会建立起联系。他是个喜欢与社会上三教九流聊天的人，这些发人深省的内幕消息可能是他的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比如说，从一名马路清洁工那里，或是从一名退役警察那里，或是从俱乐部某些诡秘的人那里，甚至有可能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从一名国务大臣那里。
毫无疑问，这条消息具有某种启发意义。这就好像一个走出了森林，来到平地——确实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但光线充足了。这条消息确实没有什么好深入看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想到要去再多看一眼。不过，启发性的印象却留在我的心中。虽然这个印象令我满意，但具有被动性。一周之后，我偶然遇到一位警察局副局长写的一本相当简洁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这本回忆录从来没有受到重视，这位副局长显然是个能人，性格中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伦敦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过多起爆炸案，当时他担任伦敦警察局副局长。这本回忆录写得很有趣，也非常谨慎；不过，我现在已经忘记其中大部分内容。该书没有揭示什么真理，仅是浮光掠影地描绘事情。这本书中有一个小段落只有10行字，但很吸引我，不过我不想解释为什么我会受到吸引。作者（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安德森）在这段文字中记录了在英国下院大厅里与内务大臣进行的一次对话，当时发生了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暴行。我记得内务大臣是威廉·哈考特爵士，他很生气，而警官则连忙道歉。给我最大震动的话是哈考特爵士当时说的几句生气的俏皮话：“这些都很好。但你所说的保密，似乎就是为了使内务大臣蒙在鼓里。”这话很能反映哈考特爵士的性格特点，但传递出的信息并不多。然而，这件事中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气氛，因为我突然感到受到了启发。于是我就做起了思维化学实验，就像学化学的学生那样，在装有无色溶液的试管中滴入点合适的试剂，然后观察结晶过程。
对我来说，最初是我的思维发生了改变，我那已经安静下来的想象力被搅动起来，一些不成熟的形式和梗概出现在我的思维里，就像那些奇怪的出乎意料的结晶体一样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这样的结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会陷入沉思——甚至对过去的沉思：南美洲，那是个太阳光暴烈，充满野蛮革命的大陆，有大片的盐湖，盐湖就像一面镜子，映衬出天空的皱眉和微笑，是世界光明的反射镜。一幅巨大城市的图像浮现出来，这是个畸形的大城市，其人口比某些大陆的人口都要多，城市内部集聚着巨大的人造威力，仿佛可以漠视天空的皱眉和微笑，世界的光明都被这座城市吞噬掉了。在这座城市里，有足够的空间讲任何故事，有足够的深度描绘任何激情，有足够多种类各异的场地放得下任何布景，有足够的黑暗埋得下5亿生灵。
我向不同的方向望去，各个方向都出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视野。要想找到正确的方向，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似乎确实需要几年的时间……逐渐地，我在那巨大城市的背景中看到一片冉冉升起的火焰，那就是维罗克夫人热烈的母爱，这片火焰使那母爱拥有了神秘的热情，而那母爱反过来又给这片火焰染上了某种忧郁的色彩。最后，温妮·维罗克的完整故事形成了，从她的儿童时期，直至她结束生命。由于一切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她的故事与其他部分相比很不协调，但我至少有了可以修改的基础。为此我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
这本书就是有关温妮·维罗克的故事，但她的故事情节有所删减，以便适应全书的需要，故事情节以荒谬残酷的格林尼治爆炸案作主要线索。这个写作任务，我不能说很辛苦，但极为困难，困难得引人入胜。我必须也要完成这项任务。这是我的一种需要。为此，我需要在温妮·维罗克夫人周围构想出一组人物，这些人物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她的那个“生活经不住推敲”悲剧性的怀疑态度有关联。我个人从来不怀疑温妮·维罗克夫人故事的真实性，但她的故事必须从那座巨大城市的朦胧背景中分离出来，使之变得可信。可信不可信，我说的不是她的灵魂，而是她的身世；不是她的心理，而是她的人性。写她的身世，我的线索并不少。我必须努力地与自己的记忆保持距离，因为我早年经常夜晚孤独地在伦敦散步。我不能让这些回忆涌现出来，充斥这本书的每一页，因为当我处在严肃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的状态下，我的回忆会一幕接着一幕地浮现，这种情况在我写每行文字时都一样。从这点看，我确实认为《间谍》是一本很真诚的书。为了获得纯粹的艺术效果，我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即便如此，我写这些讽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只有讽刺手法才能表达我的轻蔑或同情。这本书算是我写作生涯中一次小满足，因为我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目标。我似乎真的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写完了。在这桩有关维罗克夫人的案子中必须要有人物，在创作本书的人物过程中，我也获得了某些小满足，因为我需要化解创造性工作必然会产生的大量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疑问。以维罗克先生本人为例（他是个漫画人物造型），我曾经听到一个很有阅历的人说“康拉德要么与那个世界有联系，要么有极好的直觉”，因为维罗克先生“不仅在细节上可能，在本质上也是恰当的”。这话让我听了很满足。后来，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告诉我，纽约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流亡者，他们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很了解他们的人写的。这似乎是个很崇高的恭维，请想一想我的实际情况，与那位给我故事线索的无所不知的朋友相比，我与革命流亡者有比较少的联系。然而，我确信，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几度变成极端的革命者，不过，我不认为我比他们更加信仰革命，但我心中拥有的目的性比他们要强烈，把他们一生的努力加起来也比不过我。我不觉得这是夸张。我仅仅是在专注于我做的事。我总是非常专注地写好我的每一本书。我能专注到近乎自我放纵的程度。我这样说，也不是在夸张。我别无选择，说假话让我感到厌倦。
本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守法的人，或是非法的人，都有各自的出处，也许读者已经发现了这点。这些人物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在这本书里并不想把他们合法化。至于我对罪犯和警察之间关系的道德评价，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进行讨论的。
自从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一直维持着自己的态度，这一晃就是12年了。我不后悔我写了这本书。最近，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虽说这与我为这本书写注解无关，但迫使我把包裹在这个故事之外既愤怒又蔑视的文学外衣脱去，这件外衣是我几年前花费了巨大努力才给这个故事穿上的。可以说，这等于迫使我看这个故事的骨架，我承认这是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但我仍然要强调，温妮·维罗克夫人故事的惊人之处是故事充满了悲哀、疯狂、绝望的无政府主义的结局，就像我在前面所强调的那样。我不想故意侮辱人类的感情。
约瑟夫·康拉德
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