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裁缝与风（出版书）》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译者：赵德明
内容简介：
《女裁缝与风》是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以女裁缝特里娅·希弗妮为追回被绑架的儿子，与丈夫分头驾车奔赴巴塔哥尼亚的公路冒险为主线，通过狂风拟人化守护、魔鬼降生等超现实意象，构建出多线交织的奇幻叙事。
目 录
女裁缝与风
晚餐
女裁缝与风
La costurera y el viento
从我来巴黎之前，到最近几周，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事情节，准备用于我要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将会是一部记述种种冒险经历的作品，里面充满了奇人奇事和虚构的言行。但直到现在，除了题目之外，我什么都没想出来。这个题目好多年前我就有了，我一直紧紧地抓住它，抓住一无所有的它——“女裁缝与风”。女主人公是位女裁缝，所处的时间是还有女裁缝的时代……风是她的对立面，她坐着干活，风则游走四方，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风是旅行的艺术，她是固定的湍流。她喜欢冒险，风则是一连串的冒险故事……假如二者相互转化……那么可以是任何东西，实际上也应该是任何东西，任何因任性而产生的东西。就这么一次，我想放纵一下自己，甚至是做些不可能的事……我应该承认，尽管最不可能的是让这个写作计划运作起来。你不打算下手，或者说打算反其道而行的时候，想象力的狂风反而会裹挟着你往前走。另外，问题在于你必须找到一个好的故事情节。
好了，从昨夜到今晨，在黎明之际，在半睡半醒之间，或许睡得比我想象的要深一点，我突然想出来一个故事情节，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出人意料的情节。它并不完整，只是个开头，不过那正是我需要的，正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那个人物是名男子，这不是问题，因为我可以安排他做女裁缝的丈夫……可是，等我醒来，这一切都已经忘掉了。我只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记得这故事还不赖，现在却都不记得了。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绞尽脑汁去回忆了，凭经验我知道，它再也回不来了，也许是因为原本什么都没有，从来就没有过，除了某种曾经有过的无缘由的感觉……总之，那种感觉并不完整，只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东西，蒙眬中，我幻想着那是一个可以不断拉长的小白点……虽然那时可以这样借着隐喻幻想下去，继续拉出这条细丝，直到这个人物的形象消失为止，但最后我手指间还留下了这条毫无意义的白丝线。这指的是……我来试试用几句话表述出来：一个男人有先见之明，可以预判即将发生的三四件事，精准而可信。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乡下三四家邻居连续发生的事。他快速登场，来证明他的信息有价值，快速是必需的，因为这一招的有效性就是及时到达事情发生的地点……他像台球一样在大草原上飞跑，从一户到另外一户，一直跑到我这里。我后来再也看不见他了。其实，我没看到的，是这个故事的小说价值。可以肯定的是，在梦里，如此荒唐的激动不安是包裹在一个精确和令人钦佩的过程中的，但我不知道是哪种过程。关键词被抹掉了。或者这个过程就是我应该着手的工作，考虑多时的著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梦就毫无用处了，我像以前一样无有，或者更显得一无所有。但是我不肯放弃这梦，在拒绝放弃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或可以把我从遗忘的废墟里营救出来，而这件事恰恰是遗忘本身。支配、掌控遗忘的，不仅仅是个举动，更可能是与我的文学理论相关联的举动，至少与我蔑视记忆力有关，它被视为一个作家的工具。遗忘很丰富，很自由，很有威力……而在梦境思想的深处，肯定有类似的什么东西，因为那一系列预言、非常人的怀疑、没有后来的内容，似乎全部到达了消失、遗忘、纯粹现实的顶点。这是一种多样、无特色的遗忘。我应该在括号里记下：抹掉我梦境的这种遗忘非常特别，非常适合我的写作目的，因为它的基础是怀疑我们应该记得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我估计，如果不是全部情况，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相信某种遗忘，但实际是并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忘记的是虚无。遗忘纯粹是一种感觉。
遗忘变成了纯粹的感觉。丢下遗忘这个东西吧，就算它失踪了。过去的东西，就算它失踪了。过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丢进了反地心引力的冒险旋涡中的物件。
我的生活很少有历险。实际上，一次也没有。我不记得有过。我不信这是偶然，如同你想到这里而吃惊地发觉：过去的一年里，还没见到过侏儒。我的生活方式肯定缺乏冒险，这令人遗憾，因为冒险是灵感的旺盛源泉。但是我曾经追求过冒险活动，将来我会好好考虑一番。几天前，在动身之前，我在思考，结论是：永远不再外出旅行。不出去寻找什么奇遇。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旅行过。这一次外出和上次一样（当时在写《哭泣》），可能变成一团想象的旋涡。而现如今，我在巴黎的咖啡馆创作《女裁缝与风》，这是事先打算好的，就是加速这个过程。什么过程？一个没有名称、没有形式和内容的过程，甚至没有结果。如果这个过程能帮助我苟活，它可以做成一个小小的谜语帮我。我认为，为了这个过程得以坚持，那个令人好奇、迷茫的白点，一定会永存。但到了最后，也包括开头不会有任何发现，因为决心事先已下——永远不再外出旅行。忽然间，我到了巴黎的一家咖啡馆，正在写作，要表现出在心生恐惧、害怕冒险时所做的最后决心（在我们弗洛雷斯小区的一家咖啡馆里）。人们甚至相信，除去自己的生活，还有别的生活，会合乎逻辑地认为，在别处有别样的生活在等着他。但只要做一次试验就足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一次旅行就足够了（我已经做了两次）。生命只有一次，恰到好处。虽说如此，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是的，我写下来了，为的是在我和生命之间插入遗忘。结果，我成功了。记忆出现时，没带出来什么，只有自己与自己的否定而成的组合数字，还有旋风，还有我。女裁缝与风应该有某种关联，二者相得益彰，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适合赴约的一对，来赴这奇怪的约会。我很希望这纯粹是我心里编造出来的东西，既然我的心已经让我自己给掏出去了。但并非一切如此，也不可能，因为现实，也就是说往事污染了一切。我筑起了路障，希望高大些，以便拦住入侵者，尽管我知道这是一场败仗。为了不因记忆而感到负担沉重，我不曾有过冒险生涯……“或许这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如果我听见有人说，想象力负责一切，我绝对不信。
“想象力，这种神奇的能力，如果悉随其意，不加控制，它只能去依靠记忆力。
“记忆力可以让人感觉到、听到、见到的事物升华，这有点像牛在反刍一个草球。草球可能被咀嚼过，但是没被消化和吸收。”（布列兹）
我说过，这不是偶然的。坚持这些道理，我有生平经历为证。我的第一次经验，留下印记的重大事件的第一件，是一次失踪。那时我大约八九岁，在大街上，跟我的朋友奥玛尔做游戏。我俩突发奇想，钻到一辆卡车后面的拖车里，车子是空的，停在我们家对面（我俩是邻居）。拖车很长，长方形，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三面是木板墙，很高，第四面是后门。里面干干净净，空空荡荡。我俩开始做游戏，互相恐吓，奇怪的是，在大白天，正午时分，没戴面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在我们所有可以选择的地方，那个空间是最具几何形状和清晰可见的。这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游戏，是想象中的玩意儿。我不知道我俩怎么会想出这种难以捉摸的游戏来，而且我俩还是野蛮生长的半大小子，可孩子就是这样的。结果，恐惧的程度比我俩预料的大得多。第一次尝试就很过分了。由奥玛尔先开始，我在后门附近坐下。他去前面的木板墙处站好。他说：“开始！”随后，迈着沉重、缓慢的大踏步朝我走来，没有表情，没有手势（没有必要）……我觉得太可怕了，不得不闭上眼睛……等我睁开双眼时，奥玛尔不在了。我吓呆了，屏住了呼吸，像是在噩梦中，想动弹一下，但动不了。就好像一阵风从四面把我抱紧。我感觉像变了形，被扭曲了，两只耳朵到了脑袋的同一侧，两只眼睛到了脑袋的另一侧，一只胳臂从肚脐里穿出来，另一只胳臂别到了后背，左脚从右边大腿上冒了出来……我蹲下来，像个多维空间来的癞蛤蟆……我强烈地感觉到，想不顾一切地逃跑，躲开危险、恐惧……躲开蹲下的魔鬼，就是我自己。我只有到了最安全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突然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到了自己家的厨房里，在桌子后面。我母亲背对着我，面向灶台，向窗外张望。既没干活，也没做饭，没拿着什么物件，这很少见，因为她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总是要做些什么的。可此刻她却纹丝不动，心里充满着不耐烦的情绪。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跟她有心灵感应。而她背对着我，肯定也能感觉到我的出现，因为她突然转过身，看到了我。她迸发出一声尖叫，我从未听到她像这般叫喊，她双手抱头，表情怪异，还连带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差不多就要哭了，她在我面前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过这种样子，但是我早就知道这样的表现是深藏在她能力中的。仿佛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想象、不可能的事情。
等到她能说话的时候，从她的叫喊声中，我得知奥玛尔来过了，时间是在中午，他对我妈说，我藏起来了，无论他怎么喊我，我都不肯出来，他再三声明说：不玩了，他要回家了。我这个人特别固执，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和我妈都开始发慌了，先是妈妈出来找我，到最后，爸爸也介入了（最高级别的警报）。在奥玛尔父亲的帮助下，他们一直在寻找我，好像其间还有一些邻居也出来了，他们对附近的地区进行了认真的搜查，母亲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没有准备晚饭，甚至没心情打开灯……我发现天色果然暗了，夜幕也几乎降临了。可是我始终是原地未动啊！我没说出这句话来，是因为激动得说不出来。我没有错啊，是他们错了……失踪的是奥玛尔啊！我应该告诉他母亲，应该出来找奥玛尔才对啊！可眼下呢，我想到的是绝望，绝望得要抽筋了，现在寻找起来要困难得多了，因为天黑了。对于浪费的时间，我感觉到有过错，我第一次明白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
从纹丝不动算起，一连串事情发生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真是令人头晕目眩啊，事情不是连续的，而是直接在同一时刻发生了。这可是摆脱记忆力、令种种回忆变得时间错乱的理想手段。由于我的过失，所有的一切都在同一时刻发生了。特别是对奥玛尔的母亲特里娅·希弗尼而言。儿子的失踪让她很伤心，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她是那种不爱动感情的人。在普林格莱斯(1)，在我们居住的穷人区，那个时候像这样的妇女有很多，她们只生一个男孩，相当冷漠和严厉地把儿子养大。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差不多都是同龄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们有洁癖，不养狗，样子像寡妇，都只养一个男孩。我不知道将来的阿根廷还会不会有女孩！
特里娅童年时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走了，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她结了婚，有了一个男孩，六七岁。她租下我家旁边的一套房子，这纯粹是偶然。两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又重逢了。我和奥玛尔形影不离，整天泡在大街上。两位母亲则相反，保持着某种距离，她们沾染上了本地妇女特有的小心眼。我妈发现特里娅身上有许多毛病，但这对她来说几乎是消遣。首先，她觉得特里娅有疯病，就是精神失常，仔细想想，所有的女人都有点疯。接下来是洁癖，应该承认特里娅在这方面是个模范。她的小房间总是房门紧闭，十分神秘，从来也没人能用什么借口进入那里。唯一的卧室总是闪着亮光，厨房也一样。三个房间组成的这套住宅，是我家格局的精确复制。前院、后院，还有鸡舍，一天要打扫好几次；院子里的小土路，总是要洒些水。对洒扫一事，她是全身心地投入。我们给她起个绰号叫“鸽子”，因为她的鼻子和眼睛都很像白鸽，我母亲是善于发现人与动物有相似之处的专家。特里娅的说话方法，低声而急促，走在小路上（她总是待在户外，这又是一个缺点）总是急急忙忙的，举手投足也同样急急忙忙，她迈着小碎步好像要走远路的样子，然后转身面对交谈者，再转身，再走远些，反反复复几千次，还能一直记得自己在说些什么……这一特征有助于我妈发现她像什么动物。
特里娅有职业，有一技之长，这在小区的妇女中是个例外，这里的女人像我母亲一样，都是家庭主妇。特里娅是个女裁缝（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巧合），凭借自己的工作可以维持生计，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她丈夫好像是搞什么运输的，总的来说，不算是正经工作。她是有名气的女裁缝，值得大家信任，她干活特别仔细，但审美极差。尽管她活儿做得好，但是你还得做具体指示，要下准确无误的指令，你要监督着她，一刻也不能离开，否则她就会按照自己糟糕的灵感把活计搞砸。好在，她干活快，非常快。女顾客来试装的时候……要试装四次，这是普林格莱斯裁缝界的规矩。但是到了特里娅这里，四次试装便混乱成一团，而且来之前衣裳就已经做成了。女顾客来不及跟特里娅商量，也根本没时间啊。由于这个缘故，她失去了不少主顾。这是常有的事，但居然还留下一些，真是奇迹。因为总有新的顾客光临。吸引新顾客的原因是她干活时超自然的速度，如同烛光吸引飞蛾一般。
这是在夏天，叽叽喳喳的鸟叫把我给吵醒了。我们全家只有一间卧室，位于住宅的前半部，面朝着街道的方向。我的小床摆在窗户的下方。我父母都是乡下人，有关窗睡觉的习惯。可是，我在《福神》(2)上看到，夜间开窗睡觉有益健康。因此，等到大家入睡后，我便起身去开窗，只开一厘米左右，没半点动静。对面树上的鸟叫声总是首先传到我耳中。我是第一个被刺耳的喳喳声惊醒的，又是最后一个入睡者，因为我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惊吓。但实际上，我妈睡得比我晚，醒得比我早。我从别人的议论中得知，我妈常常半夜起床，缝缝补补，听广播，弹钢琴——居然弹钢琴，真是奇怪，可她曾经是镇上的独奏钢琴家，白天没时间，也不想练琴，她弹琴时，我还没醒来。等到早晨小鸟把我吵醒的时候，她已经忙活半天了。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能，不否定一种现实，仍然还相信另一种现实：我醒着，她睡着，甚至我看着她睡觉（我以为现在我还看着她呢），她睡得很香，沉浸在梦中，看上去很美。彻夜不睡转化成了睡梦。会不会是梦游啊？真奇怪，她居然有弹钢琴的习惯（克莱门蒂(3)、莫扎特、肖邦、贝多芬，弹奏一首《拉美莫尔的露琪亚》(4)改编曲），而且还是在三更半夜！我从来也没听她弹奏过钢琴，她肯定会说，我睡得很沉很沉，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那夜间音乐有着超自然的令人宁静的感觉，每个音符都在解放我生活中的枷锁。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音乐有了激情，备受折磨的激情，我爱上了我不懂的音乐，最奇怪、最荒谬、最先锋的音乐——无论哪种，我都不觉得艰深和难以理解。成年后，我发现母亲睡得时间很长，她是睡神，得天独厚的梦中女王，如果想睡，她可以睡上一辈子。但是，她又矫情地说，自己经常失眠，偶尔说到昨夜如何，她会说：“都没合眼。”我跟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我也只能不打折扣地相信她。我也是梦中之王，十分贪睡。
夏天，我随着鸟叫醒得很早，因为天亮得早，比现在早得多。从前，时钟不是根据季节调整。此外，因为普林格莱斯位于阿根廷南部，白昼很长。我想，鸟儿们的大合唱是从清晨四点开始的。但是，有一种鸟，在夏天的黎明时分常常把我吵醒，它的歌声最美、最怪异，令人昏昏欲睡。我之前从未听见过这样的鸟叫声，那是一种不成曲调的鸣啭，过于疯狂地追求时髦，音调随意组成旋律，高亢、清澈、明亮。出人意料的音调变得十分特别，仿佛真有这样的音阶，好像小鸟从音阶中故意挑出四五个音符按照顺序来嘲笑任何期望似的。但是这个顺序并非总是出人意料，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偶然性本身要有助于某种期望的实现，是概率法则的要求使然，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这不是小鸟在唱歌，而是希弗尼先生的卡车声，是他在手摇汽车马达。在那个年代，要想发动汽车，必须站在车前用手摇把转动发动机。这辆小卡车老掉牙了，长方形的，车皮是红色马口铁的，真不知道它是如何用到今天的！绝妙的鸣啭声过后，是马达“突突突”的咳喘声，听之令人伤感。我纳闷，先前吵醒我的是这个马达声吗？我想到的是更早的鸟叫声。我经常有这种醒来后的联想，至今还有。那天是个典型。
红色小卡车映衬在普林格莱斯拂晓时清洁、美丽的颜色中，映衬在湛蓝的天空下，映衬在绿色的树木里以及街道金黄色的路面上。夏天是拉蒙·希弗尼先生唯一忙活运输的季节，而一年中剩下的时间则用来休息。据我父母说，就是在夏季，希弗尼也不忙，因此受到我父母的批评。我父母说，希弗尼甚至都不早起（但是，我知道真相）。
恰好在我家旁边住着一位职业卡车司机，是真正的卡车司机。他有一辆非常时髦的卡车，车子很大，有拖车（就是我和奥玛尔在那个倒霉的中午玩耍的拖车）。他跑长途，一直跑到阿根廷最遥远的边疆地区。不只是像希弗尼那样在天气好的夏天驾着玩具卡车跑跑运输，这位专业司机可是干正经活儿的。他名叫奇基托，还跟我家沾亲带故。寒冬时节，我去上学，天空还是漆黑的，他有时会在我家门口留下一个小雪人，这是在告诉我，他跑长途去了。
小雪人……在天蓝与碧绿的曙光下，红色小卡车送来的漂亮明信片……很有意思的节日。突然间，这一切摇来晃去地不见了。
我父母是讲究现实的人，反对幻想。他们衡量他人的通用标尺就是工作。其余的都让位给这个尺度，我全盘继承了父母的衣钵，毫无争议。我总是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上帝，就是我的世界观。可是，我从来没工作过，因为我不需要工作，我的习惯不让我因为内疚或者天晓得是什么原因而工作。
我们家在闲聊的时候，经常对左邻右舍、亲友熟人的是非功过品头论足。拉蒙·希弗尼就是这种审查的受害人之一。拉蒙的妻子也没能逃过受审的一劫，因为我父母像他们夫妇一样是现实主义者，从来也不会把丈夫的懒散认为是老婆牺牲的结果。让她也工作吧，这在我们这个环境里是稀罕事，希弗尼的妻子也不能幸免，恰恰相反，让她变得更加疑心重重。那位瘦小的女裁缝，长得像只白鸽一样，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人们无法猜出她的工作时间表，因为她总是站在门口闲聊。那么，她实际上在做什么？秘密。如何识别秘密是秘密的组成部分，因为我父母是现实主义者，深知劳动的报酬是无定规的，且十有八九是不正当的。劳动的秘密和神圣性，在停止负面判断时，就体现在特里娅·希弗尼身上了。我母亲可以认出特里娅为全镇妇女做的服装（她的确认识所有的妇女），认为那些服装完美、整洁，非同一般，尤其是在她们周末晚上穿着出去遛狗时。她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特里娅本人。我知道这有点虚伪，但我不明白她这种做法。总之，她既装神又弄鬼，这都是上帝处世的组成部分吧。
特里娅恰恰是在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掉进了自己给自己挖好的陷阱。希尔维娅·帕莱罗是位美术教师，是所谓面善实则心黑的女人，长期待字闺中，却忽然就结了婚。可能爱面子，她要在教堂举行婚礼，身穿白色婚纱。新娘的婚服请特里娅制作。新娘帕莱罗因为是搞美术的，自己给自己设计婚纱，她从未设计过嫁衣，但是敢于大胆尝试，她经常开着小车去布兰卡港(5)，就从那里运回几十公斤的白纱和羽饰，这些都是尼龙制品，全是最新样式。连缝制婚服的线也是从布兰卡港购置的，也是合成纤维，还有珍珠色的班纶丝带。她的设计图甚至考虑到细枝末节。此外，裁剪和缝制的时候，她必须在场。众所周知，女裁缝干活你得在旁边盯着。而特里娅的假正经又非比寻常。在这个意义上，她差不多是心存不良。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每个不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整天跟她聊天的女人们问她关于帕莱罗婚纱一事时（因为她们说起这个话题都津津乐道），她很厌烦，甚至威胁说：“我不做这件不要脸的白色假正经的衣服……”可是说归说，她还是要做下去的！这种活儿干一件等于干一年，或许一年不到一点。再说有这么一位废物丈夫，据左邻右舍的共识，她可不喜欢什么道德说教。这一情况完全与她相合，因为一种速度要超过另外一种了。我前面说过，特里娅要动手缝制的时候，反复试衣的速度超过了最后缝纫的那一针……困难在于确定的交活儿日期和相应的速度，就是说，速度太慢。这个活计可不是给婴儿做衣被啊。希尔维娅·帕莱罗的问题是，她犯下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落伍的错误，而镇上的人十分在乎此事。人们讲究婚礼、白纱长裙、新郎……这一切必须马上办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得完成，只有如此，事情才能运作。实际上，运作不了，因为希尔维娅可能在乎的那些窃窃私语的人们早有戒备。她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她。有可能因为她不得不出嫁吧。
她是个二十岁的姑娘，长期没有男朋友，也不想结婚。她按照自己的活法，当上了职业教师。她学的是美术，或者称之为绘画，地点在布兰卡港的一个学院，后来给修女学校上课（这工作有危险），还在中学教书，也给私人的学生授课，还组织画展，等等。她不仅是科班毕业的美术专业教师，而且是艺术爱好者，差不多就是先锋派画家了。实际上，她已经成为印象派成员，仅此而已，用不着在这一点上较真。那个时候，你若对普林格莱斯人解释什么是印象派艺术，需要勇敢地从头开始讲出故事的全部。她不缺乏勇气，尽管这勇气只是她傻乎乎的潜意识。她美丽，甚至可以说很美丽，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可是老处女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美丽，但没有实际结果。曾经很美丽，结果白搭了。
真正的问题不在她，而在她丈夫。谁能当她丈夫呢？秘密。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据她说（或者大家强迫她说出来，一切说法都是间接的），她结婚出于爱情，不是生理需要……很好，虽说是谎言，但是说得很好听，至少前后一致。问题是，跟谁结婚？那个人，那位承担责任的男士是结过婚的，还有三个女儿。这种拿嫁人的幻想当现实过活的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在普林格莱斯可是大有人在。她们几乎是在表演魔术。从帕莱罗的表演中，也可以有所期盼，尽管此前没人指望她能有什么花样。这一切都是推测、议论、笑谈，但值得注意，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一属实。
特里娅·希弗尼的独生子失踪了，她一下子就疯了。她进入了疯狂状态。看着疯子变疯，是奇迹般的景象，是一张永久性的明信片，是一部大戏，是戏中戏。如同见证了上帝。近几十年来的历史让这种机会变得越来越稀罕。虽说我是目击者，可都不敢尝试描述一番。我参考小区里的看法吧，小区里能一锤定音的是男士，被审议的那位也是男士。男人管男人，女人管女人。我妈妈一说到子女，就积极赞同令人绝望的说法。按照她的看法，就剩下号叫了，丧失理智，大吵大闹。幸运的是，我妈从来用不着这样，她有德国血统，特别谨慎小心，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无论什么事做得都“使人放心”，用她喜欢影射但非常准确的语言，这意味着不爱自己的子女。除去令人绝望之外，她看不到别的什么。后来我们的幸福生活被粉碎的时候，她看到了太多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她要求很严：叫喊的场面，幕布后面就没有什么了。实际上，无论是她，还是她的什么熟人，都没有必要因为焦虑而发疯，那时的生活很少有文学价值……母亲得了疯病只能导致子女出事，发生可怕的事故。我们这些自由散漫的野孩子，也会出事，但不至于是可怕的事故。不会迷路，不会失踪。在这么一个小镇里，大家互相都认识，甚至沾亲带故，怎么会迷路呢？孩子迷路的事，只能发生在迷宫中，我们这里可没有迷宫。即便如此，也仅仅是一种担心而已，事故总是会有的，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事故带到了现实中来，不间断地带到这里，以最为怪异的形式出现，时刻让人想起事故的细节和环境，以前所未有的虚构力量，来创造它们，来毁灭它们。普林格莱斯人的幸福就在于此，应该继续于此。
因此，那一次当特里娅面临深渊，面对深渊的磁场而扑向深渊，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否则的话，她又能怎样呢？
特里娅面临的深渊有个名字（至今还有），就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高原。我对法国人说，我来自那里（有点扯谎）的时候，他们张大嘴巴，钦佩不已，几乎不相信我说的话。世界上有许多人梦想着什么时候能去巴塔哥尼亚高原旅行，那可是地球的尽头，一个美丽、难以言传的荒原，那里危险之事随时降临。很多人因为去不了那么遥远的地方而感到无可奈何，我认为他们说得对。再说了，去那里做什么呀？还有怎么才能到那里啊？路途有千山万水，还有许多城市，时时刻刻会有各种危险发生。不错，现如今旅行社大大简化了旅行手续，但我依然有理由认为，去巴塔哥尼亚绝非易事。我想，去巴塔哥尼亚还是与随便去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在我童年的某年某月某一刻，我的精气神一下子被风吹到了巴塔哥尼亚并且留了下来。如果你旅行时不带着精气神，那就没必要去。这些日子，在这忧伤的几天里，我在巴黎已经花了代价证实了这个道理。这有点似是而非，因为如果旅行没有意义，不值得，没留下痕迹，那就是活受罪。你去旅行，去世界的另一边走走，却把精气神留在家中，藏起来，等到回家后再拿出来。除非你到了远方，心里想会不会由于偶然的原因，在不知不觉中，没把精气神给带出来，那可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只要这般扪心自问，就足以产生可怕的恐惧了，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惧，尤其因为这是一种毫无缘由的恐惧，是一种淡淡的忧伤。
只要匆忙行事就会寻个理由出来。理由就是干这个的。特里娅拿出来的理由本身就很正确了，也适用在通常情况下因丢下某个细节而发生的事。那天中午，恰恰是我们在大街上玩耍的时候，奇基托已经驾驶自己的卡车前往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6)了，不知道是去运什么，大概是羊毛吧。我姨妈阿丽霞给他提供食宿，专门早早地为他做了午饭，然后看着他上路的。的确，他上了卡车，准备远行了，油箱已经装满了（一上午他就忙着这事），他启动马达，快速上路了……一个在空车厢里玩耍的小孩儿，此刻动弹不得，无法让人听见他的动静，在不知不觉中，不情愿地被绑架了，还能有什么事比这个显得更自然而然的吗？这位卡车司机不开到天黑是不会停下来的，他开过里奥内格罗(7)，完全进入巴塔哥尼亚地区。奇基托耐力极强，简直是头公牛，具体到这一次，他甚至说，情况紧急，人家等着这批货，应该好好吃顿午饭，一次性跑完全程等等（就算他没这么说，阿丽霞也会这么编造的）。
几个小时过去了。整个小区都在为丢了孩子而如坐针毡。希弗尼先生进行了干预，虽然只是为了减轻老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恰恰是他不在期间，关于卡车或者拖车强行出发的不合情理的推测出了问题。这事实太显而易见了。女邻居在给特里娅介绍情况时有些过错。她们做了一件绝对怪异的事，叫了一辆出租车，不耽搁一分钟，去追卡车。那时在普林格莱斯有两辆出租车，只跑罗卡火车站。其中一位司机名叫萨拉雷吉，要用电话预约叫车。他肯定不明白这次预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否则的话，也不会接活，绝对不接。因为他那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老式汽车，绝对赶不上一辆二十五年以后生产的现代卡车的驾驶速度。但是，对于追赶者的速度不及被追赶者，人们并不觉得奇怪。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按照逻辑，长时间的追赶应该追得上嘛，否则的话还能怎么样呢？
特里娅走得匆忙，心情慌乱得像个疯子，抓起正在缝制的新娘嫁衣和缝纫箱，因为她忽然想到，旅途之中可以继续干活，这个活计催得紧嘛。好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活计催得紧，女邻居们始终掌握实情的动态，那就有可能会问：她为什么宁可在街上闲逛也不去干活呢？她在这种艰难时刻，头脑是不清醒的，因为新娘的婚纱叠放起来的体积超过了特里娅的身体，在车里勉强放下，带上它上路实在是不舒服。（我想把一个后面有用的主意在这里标记一下。我想出来的主意是，给新娘嫁衣唯一充当人体模型的，就是堆个雪人。）此外，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在通往南方的摇来晃去的土路上干活，这样缝制出的新娘婚纱，会……她干活仔细的名声会有什么后果呢！
总之，她出发了，像个疯子……女邻居们看见她出发了，她们则留在原地，继续议论纷纷，等着特里娅回来。这种情形太荒谬了，实际上，她们认为特里娅随时会回来。因为她连家门都没关，也没有通知丈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邻居们在人行道上围成一圈，等着拉蒙·希弗尼回来告诉他，他妻子发疯又绝望地走了（是个好母亲啊），一直也没回来……
发生的这一切似乎非常超现实，但是我没有过错。我意识到这像是各种胡说八道的积聚，根据超现实主义者的手法，把这些元素凑起来，为的是不费编造的功夫，就可以有个舞台，完全是新的创意。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从随便什么地方找来这些元素，也许是从远方。事实上，他们确实更爱遥远的地方，越远越好，为的是产生最大的惊奇和最好的效果。有意思的是，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为了寻找这些远方元素，比如说去发掘“精致的死尸”，仅仅到了最近的地方，和同事、朋友、妻子一起。而我呢，远近都不去，因为我什么也不寻找。因为似乎一切都发生过了。实际上发生过了，但同时好像又什么都没发生过，仿佛现在正发生着。也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
特里娅在乘坐出租车的旅途中，连一针也没有缝，也没有开口说话。她僵硬地坐在后座上，眼睛盯着道路，希望看到卡车，事实与全部的希望相反。司机萨拉雷吉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令人厌烦，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下午了。可能最后的几句话已经说出来了，但是是说给自己听的。一路上，他聚精会神地开车，过往的车辆很少（几乎没有）。无须特别注意，但有时路面坑坑洼洼，倒要格外留心了。他是个优秀的职业司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他肯定好奇，至少感到困惑。以前，从来也没有人让他跑这么不明不白的路，他大概在寻思这是去哪里呀，要跑多久呢。他再也没时间多想了，可怜的人！因为他很快就要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跑了好几个小时之后，突然，一辆重型大卡车撞上了他们，迎面与手握方向盘的萨拉雷吉相撞。也许不是撞上卡车前部，而是追尾。也就是说，是萨拉雷吉他们撞上了卡车的车尾，速度很快，是加速度，两辆车车速都快，就发生了追尾。天晓得，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两辆车走的是同一方向啊。也许是大卡车稍微一减速，仅仅是这一减速，就等于给后面来的车一个神奇的急刹车。（为了能解释这次事故，我也像别人一样不大现实地推测双方车速很快。）实际上，是那辆克莱斯勒汽车以最野蛮的方式嵌入了大卡车的尾部，结果是自己粉身碎骨，挤压成了一堆烂铁皮。不仅如此，它还像一块击中了行星的陨石一样紧紧嵌在行星的身上。卡车还在继续前行，轿车镶嵌在后面。卡车司机距离后面有三十米之遥，因此对有车追尾毫无察觉。那种大型卡车实际上等同于小行星。驾驶员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几处行车盲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这车后面还拖挂着一辆拖车，等于是行星后面还拖拉着另外一颗行星。
出租车司机萨拉雷吉当场毙命，都来不及想任何事情。特里娅在后座上忙着缝裤脚卷边，她没有受伤。但是，随着撞击、震晃、嵌入拖车，尤其是死去的萨拉雷吉猛地向后一退，一下子落入到她的怀抱中，落入婚纱的玫瑰花蕾上，就像婴儿躺在娘的怀里，吓得她一下子就休克了。她失去了知觉，昏睡过去，尽管人还在旅途中，但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了。这不是在梦中，而是在昏迷之中。她第三次发疯了，但与之前有区别。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疯了。接着，卡车司机把车停在路旁，就在卡车驾驶室内的双层床上睡了整整一夜，待天一亮，他继续前进，一整天都没有停车。
等到特里娅再次醒来的时候，太阳高高地挂在圣克鲁斯省(8)的上空了。
巴塔哥尼亚……世界的尽头……对，天之涯海之角，对，没错。可天之涯依然是世界的一部分。整个天空像一朵巨大的玫瑰花，泛着蓝光的大地只留下一道一动不动的天际线……这就是那时的世界。这就是整个世界，就是由于那场事故而把特里娅带到的地方，她是被一股疯狂的现实力量带来的，她绝对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车祸。首先，她觉得自己像个小姑娘，坐在一辆敞篷小车里，拉车的是个黑水晶的甲壳虫。她甚至觉得听见了音乐声，她真的听见了，只不过那是风的呼啸声。
接着，突然之间，让她成为牺牲品和主角的可怕环境迫使她看清了现实。她喊了一声，吓得她双臂用力一推，把萨拉雷吉的遗体推出怀里，飞了出去。是个大坑帮了她忙，因为她没力气了。
除去大坑，可以肯定，还有旋风。全速飞奔的卡车扬起了小山般的气流和尘土。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并没有山脉，是气流在造山，还有大风，不少的大风。巴塔哥尼亚是风的天下。实际上，风有几种，它们争抢着卡车扬起的尘土，凶狠地攻击卡车掀起的风，这风是车速裹挟的产物。大风们以每秒几千次的频率掀动着这个包裹，空气中发出纸一样的沙沙声，打乱了端庄的彩带，急急忙忙的样子如同孩子们焦急地要看玩具，风撕扯着僵硬而又流动的褶子。
萨拉雷吉像绵羊般翻滚出去四米多高，他的脊柱已经折断，他翻滚的难度，世界上任何杂技演员都无法模仿。接着，他飞到另一侧去了。飞出去的力量让他的胳膊舞动，看上去像是还活着。嘿，看看这场面吧！地上坑坑洼洼，空中旋风猎猎，二者结合组成了一个发射装置，飞出去的不仅是萨拉雷吉，还有婚纱、特里娅，以及轿车的骨架，按照这个次序都飞走了。婚纱被风一吹，张开了白色的巨翅，长裙拖地，以超音速飞到一侧去了，这让特里娅感觉像是自己被剥掉了衣裳。飞走的是她的劳动成果，她被踢出了游戏，没有了角色。她想，完蛋了，永远也收不回来了。眼下可好，连她自己也被风吹了起来，所有的感觉都缩成了两个字——恐惧。有生以来，这是她首次飞翔。
大地离她越来越远，卡车也离她越来越远（她最后看到卡车的部位是车厢后边像是黑色花蕾的克莱斯勒轿车，它也脱离了卡车，也准备飞上天去），天空令人目眩地逼近。她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重新睁开。
太阳已经西下，再次令人感到身处天涯。她第一次看到落日后的景象。太阳红彤彤的，像是抹上了亮油的红气球。此时太阳的位置非常奇怪，虽然可见，却在地平线之下，在墓穴里。这是夜里的太阳，此前没人见过。
不是说特里娅在观赏风景，也不能说她看见了什么。对她来说，飞翔是一件全神贯注的事情。全身心的贯注，让她绝对相信自己无法幸存。怎么还能幸存呢？互相矛盾的风向让她翻了两三个筋斗，飞至一百多米的高空。弧形的地平线改变了方位，好像指南针落入疯子的手中。风声似乎一面叫喊着：“抓住她！把她给我！”一面发出毛骨悚然的大笑。特里娅浑身颤抖着，抽搐着，跳上跃下，好像性爱中忽高忽低的心跳，又仿佛是悬在空中的心跳。
“我最后的时刻到了。”她心里说，嘴唇没动。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后就剩下死亡的漫漫长夜了……她急得说不出话来。说是最后时刻，其实是修辞手段，但也是千真万确。疯狂的风似乎有足够的发声气力，要唱好这最后一段，最后的几个小时，最后的几天，不用说多少天，只要它们乐意就行，因为焦虑压缩了时间，压缩了任何一段时间，压缩成痛苦的瞬间。
她本应该利用一下这次体验，可以说错过以后就没机会了。
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能看到的观点。当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享受。而且也没有可视的点，没有上演的场面，没有人观看。她以超音速在高空来回翻筋斗，晚霞映照的晴空此时已经没有了可参照的方位。这是一张拼贴画，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剪拼的图案，是用快镜头拍摄下来的，背景是世界最光滑的玫瑰色，就是说背景是苍穹，在火红的阳光下发光。人在临死前那一点体验是绝对享受不到的。那么好了，由于死亡是特别难以预料的事，那么任何体验都不能说是最后的体验。成为临终前的体验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这是特里娅一系列不同寻常错误的一个（最后时刻！），这第一个错误就把她带到了遥远的地方。
有些事情看上去是永久性的，其实都是过眼云烟。死亡本身就是如此。特里娅已经有一阵工夫看不到地面了，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向左，向右，向上，向下，走的是直线还是斜边……都到了这样的高度，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总是有新来的风把她裹挟在怀中，玩“我和你”的游戏。这些风是从哪里来的？天上好像有风洞，风从那里流出来。这个洞，肉眼是看不见的。
但是，正像我说的，一切很快就过去了。此刻特里娅返回了地面，正在走路。她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双腿支撑着她，走在光秃秃的平地上。没有树木，没有高山，什么都没有。她立刻忘掉了一度威胁她的死神。
特里娅喜欢扮演极端宿命论者的角色，愿意当死神夫人，每天下午都准备参加守灵仪式，彻夜不归家。她满嘴都是这样的词汇：癌症、失明、瘫痪、昏迷、心梗，以及孤儿寡母。她曾经特别热情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这是她的主旋律，是她的立场，是她优选的位置，因为她是小镇中产阶级的花朵，过着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生活把她排除在一切严肃的考验之外，这样的考验会危及她的生存。活下去的欲望无须佐证。这也构成了她生存的最后一部分。就在她空中飞翔的时候，她没时间考虑或是反思（是一回事），她始终坚持自己咬文嚼字的毛病。现如今她平安无事地走在大道上，时间开放地迎接她的步伐，她的双脚就是裁剪时间这朵花的半透明剪刀，她的双脚不停地开拓和延展着时间。而现在她眼前的一切就是急需思考现实和暂时放弃她那潇洒的“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已经死了”的想法。
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去向何方，甚至不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从事情的开头说起，怎么可能还是白天呢？现在是黑夜，身心都感觉是夜晚了。即便如此，白天还是夜晚……她陷入了多么疯狂的天象中啊？
那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吗？她困惑地想。如果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那我是什么？
这时，拉蒙·希弗尼驾驶小卡车已经回到了小区，天几乎黑了。一大堆令人焦虑的事情在等着他呢。
“奥玛尔没有迷路呀！……”他刚一张嘴就打住了，因为发觉没人听他说话。他这个人爱紧张，喜欢发脾气，性情暴躁，待人刻薄，永不知足。这时，他问道：“我太太呢？”
这正是女邻居等着的问题。
“她坐出租车去巴塔哥尼亚了。”
他连连摇头，就是这会儿用电钻给他后脑勺打个眼，恐怕他也不会停下来的。
众人纷纷给他解释事情的原委，但是天晓得什么东西能钻透他愤怒的脑壳。肯定有这种东西啦，因为他重新上了红卡车，带着破铁罐的嘈杂声快速地启动，也向南方驶去了，这一天似乎人人都驶向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