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把发条拧到极限，随后按动弹簧按钮，玩具开始运转。他把玩具放在手心上，面向我和我母亲，让我们看到细节。玩具里的卧室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胖乎乎的小伙子，一条隐形的轨道带着小伙子向前走了三步，来到床脚前，开始用法语演唱一首探戈舞曲。音乐盒虽说年代久远，但运转依然良好，不过音质确实欠佳。胖歌手属于高音，富有磁性，但旋律难以辨认，歌词让人听不懂。歌手摊开双臂，头部后仰，表演略显浮夸，一副自高自大、矫揉造作的模样，仿佛正站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卧室床上的瞎老太婆也有自己的动作，但小心翼翼，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她微微摇头晃脑，成功地模仿着盲人的一举一动。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她正在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揪着床罩的绒毛。如果你能仔细观察，那有关节的瓷质小手还不到五毫米长。那是精密机械展现的真正奇迹。以前我就听人说过，病人揪床罩上的绒毛是垂死挣扎的表现。这个玩具的制作者肯定是想表现这个瞎老太婆已经离死不远了。这让我想到整个场景是在演绎着一个故事，而在此之前，我还仅限于欣赏机械装置的神奇艺术，没有想到它所蕴含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沉浸在高级的令人拍案叫绝的状态中，我们只能靠联想猜测，或是推断而已。这大概暗指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太太，在将死之时，儿子来为她唱歌，让她愉悦。或者这是一位专业歌手，是老太太聘请而来的？有利于这种推断的证据是，胖歌手身穿黑色演出服，唱起歌来风度翩翩，自信满满。不利于这一推断的是，房间内陈设寒酸，一些细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突显了它的朴素。此外，探戈神话更适合放在儿子与老妈身上，儿子看透了女性，认为老妈才是世上唯一的好女人，忠贞不渝。儿子可能是被老婆、“小妖精”抛弃之后回到老妈身边的，从此自暴自弃，懒懒散散，整天身穿睡衣，趿拉着拖鞋摇来晃去，但是每天到了下午的某个钟点，就又换上衣裳，梳洗打扮一番（纯粹是仪式，因为老妈是盲人，根本看不见），然后来到母亲房间，唱几首探戈舞曲，他的声音和感情让母亲觉得生命即将远去……可既然是法兰西制造的玩具，为什么要唱阿根廷的探戈舞曲呢？这有些奇怪，说不清的地方还不只是这一处。后面发生的事就更奇怪了。
实际上，胖歌手这个机械小人刚一唱歌，第二根发条就启动了。正如我朋友所说的，这玩具有两个同时运转的机械装置。此前，舞台上的活动是由“音乐盒”里的齿轮装置启动的。这个玩具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第二个活动游戏的补充动作。垂落在床两侧的被罩（假装是纺织物，其实也是瓷质的）下摆被掀起来了，从床下爬出几只大鸟，是鹤或者鹳鸟，羽毛雪白，翅翼伸展，在地板上匍匐前行，虽说身为飞禽，却不展翅高飞，而是紧贴地面爬行。它们一只接着一只从床底下爬出来，分别向两侧爬去，十只，十一只，十二只，整整一大群，最后覆盖了卧室的所有地面。与此同时，胖歌手正在结束他用法语演唱的机械的探戈舞曲。他唱完后，并不转身，而是后退通过门口，门随即关闭，鸟群爬回床底下，老太太恢复静态。这一切变化迅速，在一瞬间完成，肯定都是通过弹簧齿轮完成的。我朋友把他神奇的宝贝放回玻璃柜，他满面笑容，我则赞不绝口。整个表演没有超过两分钟，可能是速度太快，我母亲什么也没弄明白，不知道演的是什么，也不懂这是个什么东西。我知道母亲由于年龄的关系，比起我们反应迟钝，理解费力，我知道要欣赏这种稀罕玩意儿，必须事先有所准备，给她点时间。这层意思我没告诉我的朋友，也没必要，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母亲都会觉得没意思，任何事都没意思，都要谴责一番。自从我母亲迈进我朋友的家门起，她就产生了敌意，而且逐渐增加。我母亲和我朋友只有在说到镇上居民的姓名时才互相理解，其他的一切，她都坚决回避。我朋友可能以为，拿出个古旧玩具能让我母亲开心，能让她想起往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母亲由于漫长的一生都活得很现实，她不可能欣赏这些昂贵和无用的物件。再说了，我和朋友都已是成熟的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了（我朋友都已经抱孙子了）；从我母亲的角度说，童心是不健康的，是非法闯入者。让母亲操心的是，我一直单身，一直也没有正经的工作，她一直按照她的生活方式把我当成孩子，一直希望我随时准备开始新生活。我知道她认为我朋友给我带来了坏影响，认为我以我朋友为榜样，这是我屡屡失败的原因。但是他可从来没拿自己当回事。他除去有些古怪之外，有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发过大财，而我却一直在等待。他的孩子气的一面像一纸判决书压在我的心头……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是这么认为的。这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影响。虽说我应该承认，他对我有吸引力。这就是我一直去看望他，确切地说，去听他讲话的原因。虽说他不擅长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他没有说书人的天赋），但他的故事里有我内心在重构和梳理的小说情节的客观元素。与他紧密相连的怪人怪事有魔幻色彩，我则从来没有遇到过。他经历的事情中总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容，他似乎没有察觉到。因此被他与实际情况混杂在一起……所以那些事就成为他的实际。他讲述那些事的方式，平淡而单调，没有层次感，因而他生活中出现的那些传奇故事就显得非常客观。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家就是他的自画像，就是一个神奇的宝匣。
他在晚餐期间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完全可以配上插图成为儿童读物，包括那些插话或题外话中的故事。比如，他在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做饭时不能用他在花园里亲手种的鼠尾草。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八十八岁的侏儒从高处跌落在花坛上，压倒了一片娇嫩的矮小植物。这还不令人惊奇吗？但凡有点想象力的人一定会怀疑他在胡编乱造。可是他这人没有任何想象力，也可以说他不需要任何想象力，因为现实替代了他的想象力。
尽管如此，实际情况服从于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常的因果关系。他在家里总是要整理这个，改进那个，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完美主义或者说职业病在作祟，他对付不了自己的坏毛病。这一次出事之前，他发现厨房屋顶上的雨水管排水不畅，也就是说，不能按照夏天雨季时的最大流速排水，他决定修一个小小的斜坡。他安排自己建筑队里的一位泥瓦匠做此事，因为小事一桩（码上三两块砖头而已），请一位师傅足够了。实际上，这位师傅从前是泥瓦匠，退休之前跟着我朋友干过许多工程，说这话时泥瓦匠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老人的技术水平从来也没有超过小工，他不聪明，也许不算正常，身材矮小，但还算不上是地地道道的侏儒。不管是房子还是花园里的各种工作，我朋友一直雇用此人。他十分欣赏这个人，因为他积极乐观，忠厚老实。他的绰号颇有年头了，是工友们给起的，大意是嘲讽他住院时轻信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他多年来一直服用此方并乐于推荐给他人，以此治疗什么“光幻视”的病症，镇上这些泥瓦匠们不懂医学，听了哈哈大笑，“光幻视”就此变成了“光幻想”，于是他就成了“光幻想先生”。好了，他把几块砖头放在屋顶上，登上梯子（屋顶很高），粉刷外墙。就在此时，“光幻想先生”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跌落在鼠尾草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安然无恙，刹那间，有些发蒙，可随即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片刻之后又登上梯子，刷完了外墙。我妈不久前在大街上跌了一跤，摔断了一根肋骨。这会儿说了一句：啊，感谢上帝！但我知道她内心深处为这个“愚蠢的老东西”没摔死而遗憾。我朋友用一句全面赞美“光幻想先生”人格的话把他的故事推向了高潮。有时早晨有人唱歌把他给吵醒了，有人问他怎么如此快乐呀？他回答说：“有时候，醒来时不高兴，心里难过，身体疼痛，我就起床，穿上衣服去公墓里散散步，一去一回，身上的毛病就全没了，因为散步释放了我的内啡肽。”在他这个年龄，他绝对是人们的榜样。这种治疗性的散步的目的地是公墓，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镇上居民常说的远距离散步有三个目的地：公墓、火车站和圣母教堂。三者距离市中心都是一公里，但最传统的还是公墓。
我们家如果去公墓，总是开车前往，除了有一次，我们像穷人那样徒步去了一趟公墓。那是个礼拜天，父亲要出门走走。通常的情况下，普林格莱斯的本地人很少走路出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驾车，因此走上一公里就显得很远了。这条沥青公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两侧出现了桉树，到最后一段路时两侧光秃秃的，是一片空地。我一直在想其中有棵桉树是我栽种的，但也有可能记错了，我知道这是个模糊、混乱的记忆。有一年，就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学校开辟了一个学生植物园，以此庆祝植树节，我们全体踏上了通往公墓的路。因为我是年级的优秀生，就安排我种一棵树，我估计是让我和几个同学站到一个挖好的树坑前面，我把小树苗放进坑里……我的记忆到这里就十分模糊了，但是有个细节还记得非常清楚，它太清楚了，让我想到这不会是唯一发生过的事吧？其余的部分是我为了把事情说完整而编造的。学校为了让学生在庆祝会上朗诵诗歌，要求我们学诗，诗印在书上，我记得特别清楚（不是记得，而是看到诗歌就在那一页的上方），有这样两行：
我播下一粒种子
在这个小小洞眼*
最后一个词右上角有个星号，在这一页的下方，又有一个星号，后面有“洞眼”一词。显然这是出于押韵的缘故，也许是诗作者为了让孩子朗诵起来显得更自然些，在这里采用了口语的方式。但由于这是教科书，必须书写正确，于是做了页下注。但不管怎么说，不能说种树是埋种子，而应该是栽树苗。五十年过去了，通向公墓道路两侧的桉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甚至是老树了，我也永远无法知道哪一棵树是“我的桉树”，假如它还在的话。
话题回到我朋友和他生活中的那些令人惊奇的偶发事件：在朋友玻璃柜里有个玩具，跟“光幻想先生”的故事一模一样。玩具是个微型的自动装置，有一堵墙皮剥落的砖墙，墙头上有个鸟蛋，蛋上长着四肢，它两腿交叉，双臂下垂，有一张完整的面孔，头上戴着羽毛帽子。主人给它上好发条，让它转动起来。鸟蛋的动作很有戏剧性，有不连贯的音乐伴奏，它引人注目地摇来晃去，跌跌撞撞地沿着一条隐藏在墙壁里的轨道滑了下去，它是大头朝下，或者说是帽子朝下滑落下去，因为脑袋就是整体，一撞到地面，就“破碎”成若干碎片了，事实上并没有撞碎，是假装碎了，鸟蛋向四面碎裂开来，一路呈现出之字形，这在此前是看不见的。这时，音乐里跳出一些不和谐音符，听起来像场灾难。随着发条的最后一点力量，鸟蛋重新闭合，弹簧把它又弹回到墙头上，恢复了一开始的姿势。与之前的玩具不同，这个玩具上配有插图，画上的人物是个矮胖子(1)。原创产品是法贝热(2)制作的，以供俄国沙皇子女玩耍之用。我朋友的这颗锡蛋是1950年左右阿根廷生产的复制品，当时是为了推销一种儿童杂志。据称，主事者是个可爱的“彩蛋记者”，是阿根廷版的“矮胖子”，人称“贝冰·卡斯卡隆”。作为广告，这个玩具的墙角处贴有一页杂志形状的小锡纸，上面写着以下诗句：
贝冰·卡斯卡隆爬上墙头。
贝冰，可怜的鸟蛋，摔下来，碎了。
国王闻讯派来人马出面救助，
打算整合鸟蛋碎片，没有成功。
一位阿根廷智者拿出大智慧，
用鱼胶耐心地修好碎片。
鸟蛋恢复了健康，成了好记者，
给男孩和女孩提供他的好杂志。
在诗歌相对的那一页上，有幅插图，表现贝冰·卡斯卡隆摔倒时的情景。
我发觉母亲更加不喜欢这个玩具，急着要离开，于是我朝着与客厅相通的走廊迈步，我们准备离开，可是朋友却领着我们穿过走廊，向一间黑暗的大饭厅走去（此前我们在这座住宅的另一端小餐厅吃过饭了）。他点亮了一盏角落里的灯，样子像一只半透明的白色塑料大鸭子，发出的光线柔和，照不到大厅远处洞穴般的尽头，但这足以让人明白大饭厅是不使用的。厅内的桌椅等物件堆放得十分拥挤。护墙板很暗，玻璃柜、衣帽架、书架、图画、塑像都堆在边上，遮挡了光线。一把巨型餐叉占据了一面侧墙的大部分，墙上的镜子里映照出我们几个迷失在一堆家具里的小小身影。我们不得不绕过长长的餐桌，那上面堆满了木匣、古老的光学仪器，以及各种器械。一排又一排的提线木偶高高地悬挂在墙壁上。饭厅很大，塞进去的东西显得很小。自然而然地，我朋友毕生收藏的物件有微型化的倾向，虽说真正意义上的微型艺术品一件也没有。玩具、机器人、玩偶、木偶、透景画、拼图，所有的一切都倾向仿制，而仿制又逐渐走向缩小。但是，在眼下这个聚会的时刻，又有变大的反转趋势。我朋友诡异地一笑，推开了一扇小门，请我向门内张望。我看到的东西与此前的物件完全不同，更像是儿童读物里的插图。小门通向的房间不大，估计它的用处是为大饭厅服务的；整个小房间完全被一个玩偶占据，几乎没有空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东西是如何塞进去的呢）。这玩偶硕大无比，站起来的话应该有四米高。她是坐在地上的，头顶着天花板，背靠在墙上，双腿并拢，膝盖触到了对面的墙壁。外观像个七岁女童，头发金黄，身穿玫瑰色的珠罗纱长裙，大脑袋上有着一双睁开的眼睛。我母亲从我俩中间探头过来，随即又撤了回去，面部表情明显不悦且近乎恐惧。在此前的几分钟里，我在跟踪母亲的目光，她那时的眼神变得担忧起来，她注视着桌子上的一本地图册。那是一本十九世纪出版的拉鲁斯地图册。我本以为母亲终于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她喜欢地图和地图册，家中备有不止一本，为的是她在做填字游戏的时候可以查询。我低头看桌子上的地图册，相当费力地从中间打开。可是，母亲不肯凑过来看，而是相反，转过头望着别处，嘟嘟囔囔地说：“为什么这样大啊？”的确，它实在是太大了，肯定有一米多高，七十厘米宽，由于印刷地图的纸张太薄了，翻阅起来十分不便。我感到母亲因困惑而惊慌失措，身上发出一股电流，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也能感受到她的不安。这个夸张的大部头是有些吓人。我俩短暂的交流，我朋友既没有看见也没听到，他在忙着找东西，找到那扇小门前时，他想起了那个巨大的玩偶，他想让我们看看，就打开了门，招呼我们过去。
随后，他继续找下去，最后找到一台数码相机，他要给我们拍照，说是留个晚餐纪念。对我母亲来说，照相是另一种折磨，但她终究不知该如何是好，可能以为想离开这里，必须要走这道流程。但这过程可不短，因为我朋友还没掌握拍照的技巧，他翻来覆去拍了又拍，却总是冒出新的点子，看来他是越来越起劲了，他要求我们戴上面具，这玩意在他家里可谓取之不尽。闪光灯闪烁不断，他的童心暴露无遗。到了高潮之时，他搬出一套橡胶做的大象面具，套住整个头部，很像是宇航服，大小几乎合体，真正是现实主义的惊人之作。他先穿上，然后我再穿上，反反复复地拍起来。
后来，他送我们到了门外，提出开车送我们回家。我愿意散步（我们住得很近），妈妈也说想走一走，夜间的冷空气让妈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把一只手放在街门上，抚摸着说道：“这是我家的大门啊，我亲爱的大门！”她说这话时的语气里，责备多于怀念。此事已久远，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反复提及。这是一扇双开的街门，高高大大的，确实很气派，是老式细木家具作坊的杰作，门上雕有蛇和花朵，流动的图案均匀对称，围绕着铜质的门把手，像和谐的波浪一样向四下里涌开。这扇街门曾经是我母亲童年时期老家的物件。老宅子几度变换主人，最后成了官方的下属机构，十年前被拆迁，我朋友那时做房地产生意，就把街门留了下来，安装在自家的住宅里了。我母亲一直不肯原谅他，尽管实际上她应该感谢我的朋友，因为没有他的话，这街门早就遗失了，母亲更不能原谅我朋友的另外原因是，他把街门涂上了黑漆，按照她的看法，本来是色彩鲜艳的花朵，如今变成了丑八怪，这是对传家宝的大不敬啊。
二
回到家中，晚上十一点钟刚过。母亲一路上都在表达不满，什么时间太晚啦，什么饭菜不好啦，什么都不对头，尤其是我朋友的那些古怪言行。他哪来的钱，买这堆破烂玩意儿？他怎么能跟这堆毫无用处的垃圾和平共处呢？这些玩意儿大概价值不菲吧，莫非有人送的？一涉及经济问题，母亲就愤怒了，感觉受到了“伤害”，仿佛是我朋友用她的钱买的那些玩具。我告诉她，人家用自己的钞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吗？再说了，我朋友是富翁。这话我说出来有些费劲，这些日子，我避免谈钱，因为收入锐减，情况日趋严重，我已经破产了，住宅和轿车被拍卖了，我不得不躲到母亲的单元房里，依靠她的退休金生活（如果这种活法也能称为“生活”的话）。她针对我的这番话立刻反驳，语气令人吃惊：“什么富翁！什么有钱！他早就挥霍一空了！如今分文不剩，都浪费啦！唯一留下的财产就是那所住宅啦，那里堆满了可怕的垃圾。”我不大相信她的话，或者确切地说，根本不信。自从我破产以后，她总是这样说每个人，甚至是发了大财的商人和最富有的农场主。如果信她的话，大灾大难就落到普林格莱斯全镇人的头上了。她说这话是为了我，也是出于本能和盲目的母爱，面对谎言和荒唐事，她绝对不让步，另外一个方面，她总是很自信。如果她是打算安慰我的话，那可失算了。我看她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想把谎言变成事实，希望别人倒霉，这使得她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另外，她除去对我说这种话，对其他随便什么人也这么说话，因此她有可能落得个“说别人坏话”或是“乌鸦嘴”的恶名，人们可能躲着她，而我不得不在个人事业失败之外再承担起毁了她晚年生活的罪责（因为镇上的社交是她的全部生活）。
因此，我一度努力要纠正她的错误。但是，她开始给我讲述的细节，让我怀疑她是否犯了错误。我告诉她：我这位朋友有一家建筑公司，很多生意……她十分自信地反驳说：不对，他的公司能有什么希望？根本就没活干，都是在耗时间，业务早就停了。另外，那家公司已经不是他的了，合作伙伴骗了他，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了。支撑她这番言论的是她列举的一大堆名字，有那些委托他工作但没有付钱的人的名字，有他那些债主的名字，还有那些购买他剩下的寥寥几套房子的人的名字，他为了还债不得卖房子。这堆人名把故事变得十分逼真，但对于我，更多的是佩服，而不是去验证。我有印象的是，母亲总是把那些人的名字准确地挂在嘴边，她对此有丰富的经验，因为她全部的谈话（可能还有她的思想）全都围绕着镇上的人。我甚至连我朋友合伙人的名字都不知道。镇子上那些人的姓名，以前我听到过千万次，但不知什么缘故，我始终也不能与在街上看到的人联系起来。我从小就没有养成联想力，后来再也不会产生联想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一想到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学习联想，我就沮丧不已，尤其是看到别人联想能力精湛的时候。虽说学习联想并没有那么困难。我应该承认不肯学习部分是出于固执。但是，这个事情没那么严重，不会联想照样可以生活、社交。尽管时间一长，别人肯定会发现我这个缺点，我不会用速记法记忆人名，以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我说话时需要补充解释，与我对话的人，如果他们不认为我缺心眼或者脑残，就可能会认为我傲慢，或者冷漠，抑或有毫无理由的优越感。这大概就是我办事不利的原因吧。如果你连天天见面的邻居都叫不上名字，人家就不可能信任你。
晚餐期间，我母亲和我朋友一直互相道出许多人的名字。据此，我觉得母亲可能会享受这样的聚会，但是看来并非如此。迈进住宅楼的大门，她满面怒色；在电梯间，她不耐烦地长吁短叹；刚一踏进单元房内，她就直奔卫生间，去吃安眠药。上床之前，她又一次有机会抱怨道：回家的时间太晚啦！这顿晚饭不好。我倒在了一个单人沙发里，打开了电视机。她站在厨房里，端着一杯水，说了一声“晚安”，就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去了。
“别睡得太晚！”
“天还早着呢。明天是礼拜天啊。”
我这句话让我心情沮丧。这不仅仅是因为礼拜天本身令人沮丧，还因为对我来说，现如今天天都变成了礼拜天。没有了工作，有的是失败感，一个六十岁的老男人跟自己的母亲过活，不合时代的潮流，还有无法解决的独身问题，这些早就让我染上了在死气沉沉日子里特有的抑郁症。每天早晨和夜晚，我都打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我一拖再拖，总是顺从我糟糕的意志力。周六晚上十一点钟是不适合做重大决策的。
看电视实际上已成为我唯一的“工作”，可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年轻时，普林格莱斯还没有电视；我独自生活时，我也没有电视。因此，我并没有养成看电视的习惯，没有这个爱好。可自从我搬到母亲家中，她这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玩。
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地变换着频道。我经常如此，据我所知，很多人也是这样，按顺序换来换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所谓“看电视”就是不断地换频道，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从来不把自己拴在电影频道上，也许是因为我换到电影频道时电影总是开始了，因此我并不了解故事情节；另外，我一向不喜欢电影，也不喜欢小说。新闻频道也不喜欢，因为我不关注什么轰动性的警察破案，更不关注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对别的节目，我也是一样。一共七十个频道，我很多次一一转过一遍，再重头转一遍，直到累了为止（按遥控器的手指麻木了），随便停留在哪个频道上。片刻之后，从厌倦中恢复了力气，我又重新变换频道。由于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很长，常常是整个下午都在这样消磨时光，日久天长，就不能不发现如此消磨时间是缺乏理智的，毫无意义可言。妈妈一再要我出去走走，我也有这个打算，但是我懒散的毛病总是占据上风。我回想起不久前我朋友讲的那个每天早晨去公墓的矮个老人。那里或许有什么可以激励我一下，不是一位健康、活跃的九十岁老人的榜样力量，而是我想找到他的好奇心。据说，老人只有在睡醒后感到心情压抑或者身体不适才去公墓。可是我必须每天都去公墓，免得错过他去公墓散步的机会。当然了，看一个老头走路没什么意思，但是想知道这故事是否真实却令人好奇，而我是很少跟别人保持一致的。我说过了，我朋友讲述的故事总是带着传奇色彩，去证实真伪会令人激动。就我目前的境遇，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故事的主角，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
不管怎么说吧，次日黎明时，我就没打算起床，也没想着哪一天早上起来去散步或者做什么运动。真令人遗憾，因为晚上我也不再出门了。普林格莱斯的夜晚属于年轻人，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周六之夜。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街道上的活动；现在坐在电视机前，我想起地方有线电视台有个节目在现场直播周六之夜。
现在所有的市镇，有些比我们的镇子还小的，都拥有了有线电视频道。这估计是笔好买卖，投资小，见效快，利润丰厚。但用勉强可以接受的节目填满时间表，实在太难了。在这一点上，普林格莱斯频道总是遇到问题：播出的节目无法填满节目单。这真是灾难，节目尽管仅限于每日播出的短短几小时：一次午间新闻，一次晚间新闻，之后是一次由一位农艺师主持的农业节目，一次体育节目，一次放映电影录像，一场在西班牙剧场转播的音乐节目，或者安排一场市镇会议。新闻节目里塞满了学校活动，令人厌倦之极。整个节目不稳定，照明不好，摄像不好，编辑不好，内容可以预见，重复次数太多，甚至连胡说八道的东西都没有。虽然普林格莱斯人承认，说说容易做到难，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抱怨。节目缺乏创意、想象力、敏锐度，总而言之，缺乏勇气。
这套周六晚间档新栏目旨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节目负责人名叫玛利亚·罗莎，是新闻栏目的年轻女主播，她的点子是：她骑着一辆小摩托出场，后面跟着摄像师，两人去逛小酒馆、餐厅和夜场。在前几个周六，我看过一些片段，效果很差，原因可能是不会调整，这在新节目里在所难免。但整个印象则是愚蠢，让人认为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像对他们来说，好坏无所谓，这种事司空见惯，但让人感觉奇怪。节目光线也不好，要么不足，要么太强，音响效果也很失败。如果能听见点或者看见点什么，那纯属偶然。他们想摆出一副现场即兴演出、不拘形式、青春活泼的样子，他们如此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演出成功，结果却让人看不懂。另外，他们为什么要踏进歌舞厅或者高乔人之间的篝火晚宴呢？为什么要问大家过得幸福不幸福？好像从前也没这样问过。假如这是抽样的社会调查，那做得真不好，如果是想表现有钱人和名人是如何娱乐的，那也不好，因为在普林格莱斯就没有富人和名人。他们甚至不能指望人们能有看到自己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意愿，因为电视节目是现场直播的，人们无法从电视上看到现场的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某个熬夜看这乱糟糟节目的亲戚第二天跟你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我换到这个频道时，现场直播已经开始了，我用分析这个节目缺点的办法让自己开心。这时，我看出了主要问题，它恰恰是与现场直播有关系，暂停的次数没完没了，把事情与事情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不管玛利亚·罗莎如何让小摩托加速。这也是他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由于事先没做广告宣传，因此没有人群相随。那位摄像师努力地骑在罗莎小摩托的后座上，摄像机的镜头随着车速疯狂地抖动，摄像机一直在拍摄却什么都没有展示，星空、街灯、建筑物、树木、石子路面，统统变成了痉挛性跳动的华尔兹。摄像师不得不一手搂住女主持，一手托住自己肩上沉重的摄像机。此情此景持续了好几分钟。罗莎则尽量用评论填补这段空白。但是，她除去无话可说，心不在焉地驾驶摩托车，发音吐字也不清楚，加上马达的隆隆作响，观众什么也听不清。
我揪住这个问题时，他们还正在路上。就在我严厉而愤怒的批评结束时（好像对我很重要似的），他们还在路上继续全速奔驰。没人知道他们向何处去，镜头疯狂地晃动。模糊的图像在跳动的片刻打破黑暗，没有传达出任何信息。小摩托的隆隆声已达到极致，盖住了罗莎的声音，她不停顿地说话，开玩笑，放音乐，似乎非常激动。我又多忍受了几分钟，好像也没什么新内容，我换了频道。七十个频道，我依次转了一遍，我觉得过了好长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频道，他和她仍然是老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他和她还会上哪里去呢？他们最后能确信普林格莱斯之夜足以凑够戏吗？莫非二人想开发附近的城镇，比如苏亚雷斯或者拉普里达？苏亚雷斯是最近的镇子，但即使如此，到达那里也需要一个半小时，估计他们不会那么没理性。另外，去那里的路比较平稳，但看到车如此颠簸、摇晃，二人应该是在走土路，颠来转去，在有些令人眩晕的大屏幕上，镜头聚焦在一些树木上，时不时地也照在住宅上。二人大概到了郊外，也许是迷了路。可能有人在那里开了一家饮食店，或是在火车站附近，那可就远了。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在5号公路的环岛上，有一家卡车司机餐厅，就是著名的“蚋莺餐厅”，常有普林格莱斯的美食家光顾，但去那里要驶上5号公路，二人显然不在公路上。
我脑海里冒出另外一种更说得过去的想法：哪儿出了事故，罗莎得到了消息，正在赶往出事地点，把轻浮的周末抛下不理，去关注一条真实的新闻。星期六的夜晚易发且多发交通事故，过去普林格莱斯有一半的人口在事故中丧生或致残。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听见消防车的警笛声。但或许这才是让女记者罗莎出远门的最佳理由。她肯定是想及时赶到现场拍摄尸体，找寻目击者或者和幸存者谈话。
我的种种猜测，除去一条，全都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一条就是，这场夜间拍摄的确是在追踪一件意外的突发事件，是他们在走访饮食街的时候获悉的。但这并非交通事故，也不是火灾，更不是杀人案件，而是特别怪异的事情，怪异到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无法相信世上真的会发生如此怪事。因此，他们去了（不能不去啊），去戳穿谎言，或者是揭露玩笑背后的真相。这玩笑如果是用电话或信息发出的，那么他们肯定什么也发现不了。
总之，他们去了公墓，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死人纷纷从各自的墓穴里爬出来了。这个情况绝对不可能，如同小孩子的胡思乱想。但情况属实。看陵园的保安之所以发出警报，是因为他被整个墓地越来越多的窃窃私语声惊醒了。他跑出岗亭查看情况，还没走完陵园的一半，刚刚踏上两侧栽满柏树、正中间铺有瓷砖的第一条路时，就听见石块加金属物的猛烈撞击声汇合到了窃窃私语的声浪中。片刻之后，这可怕的声浪扩散开来，加入到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接着，由近到远传来回声，从墓穴正面以及通向墓地深处的道路之上，直传到几乎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保安以为发生了地震，可是地处平原的普林格莱斯从来也没发生过地震。他只得排除了地震的可能性，因为脚下的瓷砖纹丝不动。他借助月光，想查看究竟是何物在发出这般嘈杂之声。大理石造的墓碑被掀翻了半边，倒在一旁，摔得粉碎。墓穴里面只剩下棺材和包铁，墓门在内侧摇来晃去，门上的挂锁被震飞了，门上的玻璃破碎了。墓穴上的棺材板飞了起来，带着呼啸的巨响落到了地上。水泥做的十字架和仿大理石的天使群像，在墓穴炸开的威力推动之下，飞上了天空。
一股叹息和呻吟的大合唱，夹杂着电子般的、非人类所有的回声，从地球的深处发出，当它冲出废墟时，那股摧枯拉朽的巨响依然未停止。这时，那位保安看见了第一批死人，他们从最近的墓穴里爬了出来。人数不是两三个，或十个二十个，而是一大群。他们先是从坟墓里四处张望，继而站立起来，走出墓穴，是真正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像一支入侵的大军，人数越聚越多，从四面八方赶来。起初的步伐还摇来晃去，看上去要摔倒，但随即都挺直了身子，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又是一步，一面挥动双臂，伸出双腿，动作僵硬、笨拙，仿佛在标出步伐的长短，膝盖抬得过高，脚掌落地时不分左右，好像地球的引力法则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事。但死人们都在走着，人数太多了，他们争先恐后上路时，互相碰撞着，挤来挤去，腿脚胳臂胡乱交叉，刹那间，形成密集的团块，齐声晃动，又因为猛烈的绊脚而突然分开。
如此缺乏协调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刚脱离长时间的沉睡，再说了，每个人沉睡的时间也不相同。他们显然都特别高大，好像人死后还在继续生长，这肯定使他们笨手笨脚。他们每个人的模样都不一样，相同的则是样子吓人，死尸本来就吓人，皮肤发绿，皱皱巴巴，骷髅上有胡须，眼窝里闪烁着绿光，裹尸布上沾满了污渍。再加上呻吟声，时高时低，代替了呼吸。
第一个倒霉的人就是那个保安，这位镇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虽说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却也从未见过这般场景，但他没有耽搁时间，立刻观察现场情况。他对正在发生的情景刚一有了想法，马上半转身准备开溜。等到完全转过身时，就看到了成群的尸体沿着坟墓两侧的通道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骨头和软骨嘎吱作响。与此同时，有一些尸体则从坟墓的高处垂直攀缘而下，像是“蜘蛛死人”，又像是阴间的灵缇犬，一路淌着哈喇子。那个高处的高个子挡住了月光，但是从骨头里发出来银色磷光，照亮了现场，黑白鬼火把微小的细节照得清晰可见。那位保安没有停下来观赏细节。他跑过陵园，来到栅栏门前，想起了自己在几小时前用粗大的铁链穿过两扇铁门，上了铁锁。真他妈的安全！铁门的钥匙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退回办公室，拿了钥匙，打开了铁门。这道门是通向陵园外小教堂的（人人都把灵魂托付给圣徒）。幸亏办公室或者说总务处还有道金属门，更幸运的是，他赶在尸潮之前到了金属门，这时行尸们已经在陵园排列成行了。好在由于尸体众多，互相拥挤干扰，都移动得很慢，他才能赶在尸群的前面。这个陵园究竟容纳了多少死人？几千个？也许有几万吧。没人费这个力气去统计入园死人的数字，或者去翻阅在档案库里沉睡了一百多年的手抄案卷。这时尸潮一起涌向金属门，他们毫无组织可言，像雨水冲向排水沟。
保安关上门，打电话报警。他气急败坏地冲着电话大喊大叫。他少有这般机智，或许是急中生智，没有做过多解释，他知道多加解释于己无益，多说只能引起这么一种理解：保安是个有名的酒鬼，大概是又喝醉了吧。他只说明白大概的意思就足够了，让行尸们的喊叫声和绝望的腔调替他解释吧。此外，信息越少，就越会引人好奇，可以尽快得到帮助。就在保安手持电话报警的时候，他听到了敲门声。庞大的行尸潮正在陆续涌来，大铁栅栏门被推开了，轰然倒地。很显然，无论是多么坚固的铁门也抵挡不住行尸潮。之前保护他的铁门如今被拉扯开裂，变了形状；破坏门的力量不单单是体力，更是一种毁灭一切的意志力。门上的插销飞上了天，行尸们涌进来了，高大壮硕，神情坚定地望着保安，发出呻吟。前面这几个似乎是跑了一路，抢先到了他这里，这吓得他不敢动弹了。他们的动作像是虫子或鸵鸟。除去呻吟之外，他们呼出的气息像狗闻到猎物时的喘息。那个首先到达的赢家，猛地扑到保安的身上，表情让保安突然（最后一次“突然”）觉得像是胜利的微笑。那丧尸双手搂住保安的脑袋，所谓的手就是紫青色的皮包骨头。一张可怖的面孔靠近了保安右边的太阳穴。丧尸轻而易举地摆弄着保安，因为恐惧让保安动弹不得，也因为丧尸放射出某种致命的和迫人就范的磁场，不管怎么说，保安是反抗不了。丧尸咔嚓一口咬了下去，掀掉了保安的一层头皮，随着这声可恶的咔嚓声，头皮脱落，悬挂在保安的右肩膀上，丧尸的牙齿咬住了保安的脑壳。但他没有吃下去，虽说是可以吃掉的，但看上去像是在啃咬。丧尸狠命又仔细地一吸，把大脑皮层和延髓里的内啡肽吸干，直至最后一滴。随后，那张面孔（如果可以称之为“面孔”的话），朝着屋顶喷出一口带着尖声的粗气，一面松手放开保安的身体，后者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其他的行尸已经走了，他们大概知道这头嗜血的“畜生”不会留下一滴内啡肽给他们享用。这家伙吃饱喝足后，也随之远去了。
那些行尸不断地从那扇铁栅栏门跑到外面去了。他们沿着通向小镇的道路迅速散开。他们焦急得很，一瘸一拐地，迈着野鹅般的步伐努力前行，吸引他们的目标是前方普林格莱斯升腾起的那道黄色光晕。这支队伍在第一阶段还保持着密集队形，走在前头的是几位领袖，他们身后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看起来像个三角形，像是射向普林格莱斯的一个箭头，而镇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就要大祸临头了，还沉浸在周六之夜的狂欢里。
这些行尸仅仅是在陵园附近保持队形，因为那条路的两侧全是旷野。他们刚一走到住宅区，队伍立刻散开，行尸们纷纷向住宅两边扑去。可怜的居民们还在睡梦之中，许多人即便在门窗被打破时还没有从梦中醒来，即使是惊醒的人们也来不及睁眼看看，或是在黑暗中猜一猜这些噩梦中的丑八怪是如何扑到床上，咬开人们的脑壳。他们一家一户也不漏掉，一个人也不饶恕，连摇篮里的婴儿也不放过。吸干净脑浆后，他们立刻离去，重新集结队伍，继续进军，目标始终是小镇。
随着队伍的推进，地面上的住户越来越多。庄园别墅和棚户区交替出现，先头部队已经走得筋疲力尽。虽然道路两侧的住宅越来越多，连绵不断，但死人们还是只满足于路旁的住户，一次性完成攻击。他们认为绝不该在此过多停留，这只会令他们分心。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镇子，那里人肉成堆，可以保证他们轻而易举地饱餐一顿。
并非是所有被行尸们袭击的住户都在睡觉。有些人夜生活的时间太长，结果等来了不速之“客”。于是，叫喊声四起，人们惊恐万状，企图逃跑，但绝对无路可逃，因为门窗全都被闯入者堵住了。藏到什么柜子里也不成，但这至少让有些居民有时间报了警，报警的电话越来越多，终于让警方相信，大概真的“有事”发生了。
但是就在政府决定派出巡逻队之前，行尸队伍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他们在行进中施展着各自的本事。事实是，这里有个第七小学，这天夜里，管理员女老师组织了一场舞会，每个月学校都会举行舞会，为的是募捐，筹集的善款用于修缮校舍和购置教学用具。参加舞会的人很多，舞会上有自助餐和音乐。到了这个钟点，午夜刚刚过，舞会就要结束了，但是人们还没有散去，结果全都遇难了，孩子们首当其冲。
舞厅旁边有间摆放自助餐的教室，两位夫人孤零零地坐在餐桌旁边，漫不经心地闲聊。有人开始喊叫的时候，她俩还没在意，以为是什么人打破了瓶瓶罐罐。这会儿，她们正在善意地批评各自丈夫在开车出去兜风时的种种毛病。兜风是普林格莱斯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始于轿车还是新鲜玩意、汽油仍然廉价的时代，这传统至今都没有中断。周日下午或是随便哪一天的晚餐后，全家或是夫妻二人坐上轿车，在镇上各处兜风。这称为“转悠一圈”。
一位夫人点着丈夫的名字说道：“我们出去转一圈的时候，何塞驾驶汽车，高速前进！那样子好像是急着去什么地方赴约。我对他说：‘咱们是兜风啊！’可是，他不听我的。”
“胡安正相反，”另外那位夫人说道，“我们出去转圈的时候，他开车可慢了，闹得我特别紧张，我告诉他：‘喂，加速啊！我快要睡着了。’可是他呢，照样像乌龟那样慢速爬行。”
“但愿何塞能慢点。他开得太快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要是遇上熟人，我都来不及打招呼，车子就像箭一样跑远了。”
“我宁愿车子快点开。太慢了，让人受不了，感觉在原地不动似的，要等上一辈子才能开到街口……”
她们说话夸张（这也是两位夫人一生中最后一次夸大其词了），但两人抱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唱一和太令彼此满意了，以至于这可能是让她们全神贯注的唯一原因，这个“意义”很好地体现了两人的个性，以及各自内啡肽的质量。两人的脑壳突然粗暴地被两具行尸给掀开了，脑浆被吸进了他们体内，两具行尸是从她俩身后开始攻击的，一下子就吸光了她们的脑汁。她们是第七小学这个大糖果罐里最后的甜食，入侵者一旦吃饱喝足就顺着原路返回了，身后留下了三百多具干瘪的躯体，而就在几分钟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欢乐的天地。
在选择攻击的时间上，他们像鬼精灵般讲求实效。如果说行尸要的就是内啡肽，活人脑袋里分泌出来的幸福和希望的汁液，那么最佳时机就是周六之夜了，因为那时人们把生活中所操心的问题暂时都搁置一边，开始享受一周来迟到的社交、饮食、性爱等。死尸们则在阴间压抑的日子里逐渐对内啡肽上瘾。这一晚，公墓之路居然变成了内啡肽之路，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行尸们从公墓里出来，走到这里是路程的一半，也可以说是小镇开始的地方。标志物就是第七小学，在这所学校里，这支侵略大军已经享受了今晚第一顿真正意义上的盛宴，尤其是大量儿童的脑浆，孩子们的脑袋里充满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城区街道纵横，人口密集。这个黑压压的尸群向右前方散去，踏上了土路划分的街区和第一条柏油路。行尸们闯进每家每户，无论屋里是否有灯光，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但行尸中个子最高、动作最灵活的家伙已经抢先钻进最富有的人家，因为他们最幸福。为了先到达下一条街，他们从屋顶上走，在明亮的月光之下，他们荒诞离奇的身影被映衬出清晰的轮廓，一个个像野兽一样跳跃前行，最后打破天窗的玻璃钻进屋内。彼此间争先恐后使他们的动作更快，也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