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摇晃的画面是一架飞机消失在银色大楼的表面，就像一把刀切进一条黄油里，它滑进去了，滚滚火焰和浓烟从楼侧迸裂出来。飞机去哪儿了？
“那是第二架飞机，”我爸爸说，“现在他们说是恐怖袭击，说是人肉炸弹。”
火焰喷射的光映在他的皮肤上。
“有人困在里面。”他说。
我坐到他旁边。火焰和黑烟从大楼的伤口中涌出来，鲜明的纸屑从洞里吹出来，闪耀发亮，像空中的彩纸。小人儿在窗户里挥舞着东西。小小的暗色轮廓从闪亮的大楼旁落下。我去找爸爸的手。那些轮廓是活的，他们是人。有些还穿着西装，就像我爸爸的那样。我看到一个男人的领带。
除了警笛和轰鸣的汽车喇叭之外，我能听到站在街上摄影机旁的人声，他们在说英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叫：清空路面，清空路面。其他人在谈论盘旋在双子塔上方的一架直升机。它要尝试降落吗？
然后一个女人尖叫，然后人人都尖叫了，一个男人开始大喊：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一遍又一遍。第一座楼倒了，它直直地落下，消失在自己的废墟里，落进一团白色的烟尘，烟尘扬起来吞没了世界。
人们沿着街道跑开。他们受伤了。他们在试图逃跑。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时间流逝，然后第二座楼倒下。
我抓着爸爸的手臂，我们并排坐在那里，一直看到黎明破晓。楼一座接一座倒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去上学时，他还在看。我回到家时，他还在看。
4
他开始对那些跳楼的人着迷。第一晚我们看见他们，小小的黑色人影从楼的侧面跌落。我们一直期待能从电视上或报纸上再看到他们，但他们消失了。他们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吗？是个梦？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在网上搜寻他们。他不再散步。深更半夜，我醒来看到他坐在我们卧室里我的书桌旁，盯着电脑屏幕，搜索引擎在跑。他说政府和网络在审查图像，但最终坠楼男的图片还是出来了。你很可能见过他。照片上显示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朝下顺着楼体光滑的钢制结构一头扎下去。在巨大的建筑旁，他只是一条小黑线，一开始你还以为他是无意进入画面的摄像机镜头上的一根线头还是灰尘。只有等你靠近看，你才明白过来，那条线是一个人。一个时在。一条生命。他的手臂贴着身体，一个膝盖弯曲，好像他在跳爱尔兰吉格舞，只不过头朝下了，完全错置。他不应该跳舞的，他根本不应该在那里。
从地板上我的床垫这里，我看到爸爸在看照片。他坐着，鼻子凑近屏幕，看上去就像他在和坠楼男交谈，就像那男人在半空中停顿片刻，来思考我爸爸的问题。是什么让你决定这么做？是浓烟还是高温？你需要做决定吗？还是你的身体就知道应该去做？你是双脚跳出去，一头扎下去，还是只是踩进空中？经历了高温和浓烟后，外面的空气感觉清爽吗？坠落是什么感觉？你还好吗？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是死是活？你现在感到自由吗？
我好奇坠楼男有没有回答。
我知道如果我和爸爸被困在那两栋楼里，我们会怎样做。我们甚至不需要讨论，我们会摸到一扇打开的窗户旁，他会在伸出手前迅速地抱我一下，亲一下我的头。我们会数到三，就像我们以前在阳光谷时那样。那时我们站在游泳池边，他教我怎样才能不怕深水。一、二、三，然后完全在同一时刻，我们纵身一跳。他会在我们坠落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直到他不得不松开。
5
你会怎么做？
坠落让你害怕吗？我从不怕高。我站在高处的边缘时，感觉自己站在时间的边缘，在窥视永恒。要是……问题在我脑海里升起，它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下一个瞬间，在比我打响指还要短的瞬间里，我就能飞入永恒。
回到阳光谷我还是个小孩时，我从未想过自杀，但等我们搬去东京，我爸爸掉到火车前方，我开始经常想起这件事。似乎很有道理。如果你横竖都要死，为什么不赶紧了结呢？
一开始，这多多少少是个头脑游戏。我会怎么做？嗯，让我想一想。我认识一些人是割脉的，但刀片很麻烦，而且流血致死要很久。火车也麻烦，某个可怜的粗人还要为你清理所有的内脏什么的，更别提你家人要交的罚款。那对妈妈不公平，她那么拼命工作来养活我们。
安眠药也很难弄到，而且你怎么知道自己吃得够不够？最好的方法是在大自然里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可以是一处直落深谷的峭壁，没人能找到你，你的尸体只是自然腐烂，要么让乌鸦吃掉你。或许更好的是，一处直落大海的峭壁。嗯，那很棒。靠近我和己子野餐的小海滩。我或许能看见我们一起坐着吃饭团和巧克力的那张小长凳。从峭壁的顶端看去，长凳小得像个口袋。我会温柔地想起己子，想起她如何教会我懂得与海浪搏斗的无用。当我从世界的边缘跳下，向大海飞去时，那会是美好的临终念头。同一片浩瀚的太平洋，春树一号在那里把他的飞机撞进航空母舰。很好。水母会吃掉我的肉，我的骨头会沉入海底，我会永远和春树一号在一起。他那么聪明，我们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或许他能教我法语。
露丝
1
“9·11”当天，他们在崔弗里斯。几天前，露丝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场食物政治学主题会议上做了专题演讲，之后她和奥利弗就去拜访他们的朋友约翰和劳拉了，他们在乡下有一栋房子。崔弗里斯在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奥利弗很久以前就想去看看了，因为那里古生代高原的独特地质，不知怎么地幸免于冰川作用，并以没有冲积物而得名——冰层退后常常会留下淤泥、沙子、黏土、沙砾以及岩石。他对洞穴特别感兴趣，消失的溪流、盲谷，还有沉洞，都是这一地貌的特点，但露丝心急如焚。当时她母亲还在世，和他们一起住在岛上，尽管露丝已经安排一位邻居随时探访，带去食物，查看她的情况，她还是不喜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太久。但威斯康星的秋天很美，而且和朋友待在一起感觉很好。他们在密西西比河的独木舟上度过了一个漫长慵懒的下午，看着乌龟在金色的日光里趴在原木上晒太阳。
第二天早晨，他们四人悠闲地吃完早餐，坐在餐桌周围，正在享用第二杯咖啡。此时他们听到邻居的皮卡驶近。约翰出门去看他要干吗，几分钟后他回来了，面色凝重。
“纽约出事了。”他说。农舍里没有电视，他打开收音机调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第二架飞机正撞进北塔。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露丝都站在这片宅地一小块高地的一张野餐桌上，尝试接收手机信号，这样她就能打给她纽约的朋友。最后她终于打通了给她编辑的电话，后者正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厨房窗前看着整场灾难展开。
编辑的声音刺破了平静。“它在倒下！”她哭喊着，“哦，我的天啊，塔在倒下！”然后连接就断了。
他们开车回到麦迪逊，打开电视机，整个下午都在看飞机切进双子塔，双子塔颓然倒塌。她想起自己的妈妈，孤身一人待在加拿大的小房子里。她妈妈经常看新闻，尽管她记不住一天天发生的事。露丝尝试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她的妈妈几乎聋了，听不到电话铃响。
“妈妈在看电视上的这件事，”她告诉奥利弗，“她会以为我们在纽约。她会担心到疯掉。”
“打给邻居，告诉他们把电视装置拔掉。”
等她终于打通电话给某个人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需要你去我妈妈家，问清她有没有看到什么，”她说，“如果她看到了，就让她放心。告诉她我们没事，我们离纽约远得很。然后拔掉电视，告诉她电视坏了。”
电话线另一头是长时间的寂静。“当然可以。”女人说，“是什么问题？”
“我担心她看到新闻会恐慌。”
再一次，长时间的寂静：“什么新闻？”
露丝简要做了解释，然后挂断电话。“我们得回去。”她告诉奥利弗。
2
机场关闭了，于是他们租了一辆车，白色的福特金牛，然后沿着边境一路向西开。他们打算把金牛放在西雅图，然后搭水翼船去加拿大。加拿大是安全的。
就在他们一路穿越国境时，美国国旗开始如雨后花朵般冒出来，飘扬在旗杆和汽车天线上，贴在商店和住家的窗户上。整个国家浸没在红白蓝的海洋里。夜里，在“速八”和“莫泰尔六号”汽车旅馆里，他们看着总统宣誓要穷追猛打恐怖分子。“不管死活，”他承诺道，“把他们从老巢里熏出来。让他们跑起来，我们就能抓到他们。”
有一晚他们停在蒙大拿的哈莱姆区，在万里长城中国餐厅吃晚餐。餐厅空空如也，很早就要打烊了。这是特别安全防范措施，他们的女服务员给他们拿来账单时解释说。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她说。
“你觉得恐怖分子会在蒙大拿的哈莱姆袭击我们？”奥利弗问。蒙大拿的哈莱姆，人口数量还不到八百五。它距离纽约市约三千二百公里，被沙漠包围。
看起来像是墨西哥人的女服务员摇摇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她说。
后来在“速八”汽车旅馆，他们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关于针对美国穆斯林的犯罪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错了。”奥利弗说。
“什么东西错了？”
“我们的女服务员。我觉得她害怕的不是阿拉伯的恐怖分子。”
3
他们成功跨过国界，感觉加拿大从未有过地安全。回到岛上，他们的邻居对他们的安好表达了关心，但世界新闻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联，他们只是模糊地知道南边发生了什么事，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意见。
“我敢肯定那是一场骗局。”一个邻居说。他顺便过来送雅子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是他从诊所里帮她取的。
“一场骗局？”露丝重复一遍，“你是说，你不认为它发生了？”
“哦，不是，”他说，“它是发生了没错。只不过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环顾左右，然后走近一步，所站的位置使他的脸距离她只有几英寸，“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是政府阴谋。”
他是美国人，一个越战老兵，受过紫心勋章嘉奖，在跨境进入加拿大时他把勋章交还给了美国移民局。他的脊柱伤病一直没有痊愈，需要每日注射一剂吗啡来止痛。露丝没有精力跟他争辩，她端上茶，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的理论，想着地下室里的纸箱，能爬进里面睡过去该多美妙啊。
在他们被青苔覆盖的世界边缘，迷雾笼罩的前哨上，她眼看着美国入侵阿富汗，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伊拉克。当军队被默默地部署到中东时，她和母亲一起坐在沙发上，在阴暗的雨林正中的小房子里，盯着小小的发光的电视屏幕。
“这是什么节目？”她母亲问。
“是新闻，妈妈。”她回答。
“我不明白，”母亲说，“看起来像打仗。我们在打仗吗？”
“是的，妈妈，我们在打仗。”
“噢，太可怕了！”母亲惊呼，“我们在跟谁打仗？”
“阿富汗，妈妈。”
她们一起沉默地看电视，直到广告插播。她的母亲站起来，蹒跚着挪去洗手间。她回来后，停下脚步看屏幕：“这是什么节目？”
“是新闻，妈妈。”
“看起来像打仗。我们在打仗吗？”
“是的，妈妈。我们在打仗。”
“噢，太可怕了！我们在跟谁打仗？”
“伊拉克，妈妈。”
“真的吗？我还以为战争结束了。”
“没有，妈妈。从没结束过。美国一直在和伊拉克打仗。”
“噢，太可怕了！”妈妈倾身向前凝视屏幕。
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然后是一年又一年。
“现在，你说我们在跟谁打仗来着？”
奈绪
1
“9·11”之后我们以为世界差不多该毁灭了，但它没有。学校生活还在苟延残喘。我的同学们一度因为我和美国的关系对我不错。我们折了千纸鹤送往世贸大厦原爆点，为了纪念二十四名日本遇难者以及其他死在楼里的人。但到了九月末，每个人都厌倦了善良和同情，敌意明显增加，不像以前那样有组织，至少一开始没有，只是有人觉得不耐烦或者浮躁时，胡乱地稍微放几枪，走廊里推一把，往胸口打一拳。战争和变节在空气里弥漫。全世界都在等着美国攻打阿富汗，但无事发生，这似乎聚积了大量张力，连我们教室里都是。我们参加了预考，不是真的考试，但明摆着谁会进好高中过美好人生，谁又是废物。我，我应该做准备的，但我没有。话说回来，既然有人会跟你过不去，你又何必为难自己？
终于在十月七号，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我也重新来月经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件事都是大解脱。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谈论这种东西很恶心，所以我希望你别介意。我不是那种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生理周期会有性快感的女生，如果不是因为它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我也不愿意提起它。
我在阳光谷时开始来月经，那时我十二岁，这在美国很平常，但在日本算早的。我们搬回东京时我十四岁，但之后我的月经突然停了快一整年，很可能是压力和霸凌的缘故。我认为我的身体在尝试倒转时间，回到我年幼时更开心的日子。总之，月经一直没来，直到那天最后一堂课，老师宣布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突然间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流血了。最蠢的是，我已经没有了随身带卫生棉和必需品的习惯。我知道放学后哪怕多待一分钟都不安全，但我没法回家，一定会有一场大血灾，所以铃声一响，我就匆匆收起东西冲向洗手间。
我读的初中很旧，老式的日本厕所和美国的不同。便池在地上，你得蹲在上面而不能坐着。我蹲在那里，裙子撩起来，带血的内裤挂在脚踝上，此时我听到洗手间的门开了又关上。有人进来了。
我尽可能安静地卷了一些厕纸在手上，做成一块衬垫。一阵怪声，像是老鼠爬墙的乱挠声，从我隔壁的隔间传来。我僵住了。隔板一直隔到地板，所以你看不到下面。谢天谢地，但脱下内裤，光屁股蹲在那里听老鼠声音的感觉还是很可怕。没有什么让你感觉更易受攻击。我屏住呼吸。一切凝滞。我掀起裙子，弯下身子把衬垫塞进我的内裤。我又听到那种声音了，但这次从隔板上方传来。我听到有人窃笑，一抬头看到两部小手机的两条破线从隔墙两边推进来，正瞄准下方的我。我飞快地站起来，拉起内裤。
“噢噢！”一个声音喊起来，“拍得不错！”
手机一部接一部消失了。我放下裙子，退到隔间的角落里。
“好恶心！”有人说，“有血哎！她甚至不冲水！”
我靠在花砖墙上，环抱自己。我应该冲水吗？我应该尝试逃跑吗？如果我有一把来复枪，我会吞枪自杀。
“笨蛋！太模糊了！”
我从墙边弹起来，伸手去摸门闩。
“那不是模糊！那是她的阴毛！”
我打开门锁。他们就站在洗手池边，簇拥着玲子，正在对比自己的手机屏幕。我缩着脖子从他们身边挤过去，走向出口，但玲子像交警一样伸出了手。
“你去哪里？”她问。
“回家。”我说。
“我不这么想。”她说。
有人揪住了我的衣领，然后把我推到墙角。大辅正在用摄像机拍摄。三个大高个女孩把我按在地上，直到我被按趴下。地砖闻起来有尿和漂白剂的味道，贴着我的脸颊、很冰。我能感觉到有人的硬膝盖压在我的背上，把我钉死。
“绳子递给我。”
是他们策划好的。他们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裙子掀起来盖住我的头，用一根跳绳把裙子像麻袋一样绑上，这样我就看不见了。他们抓住了我的脚踝让我没法蹬踢，然后他们扯下了我的内裤。
“喔，正中！”我听到其中一个说，“有血迹！有血迹价码更高！”
“好恶心！很臭耶。趁我还没吐把它丢进包里！”
“大辅，你这个笨蛋！你有没有在拍啊？我们需要视频。”
我的格子裙布袋里很黑，而且又热又湿，因为我在大喘粗气，而我的气息又出不去。我只能从裙子布料的编织孔里看到一丁点儿光和人影。有人在我的肋骨下面塞进一个脚趾，把我翻到正面朝上。现在人影移到了我的上方，冰冷的瓷砖贴着我的光屁股。他们在讨论由谁先来强暴我。他们决定让大辅来。
“交出摄像机，拉下他的裤子。”玲子命令道。
他们把我的腿分开，让他跪下，然后趴在我的身上。我能感觉到他干减肥体的重量，他骨感的胯部顶着我。但他怕得要死，所以什么都干不了。于是他们把他踢开，我听到他跑了。他们开始谈论视频需要一个强暴场景，但大辅失败后，没人想试了，或许他们都害怕。我不知道。
“必须有人做。”
“她在流血啊，太恶心了。”
“你们这帮家伙真差劲。”
“好啊，那你做啊，玲子，会是女同场景呢。那更好。”
“笨蛋，我不是女同。”
我就躺在那里，纹丝不动，挣扎或尖叫都没有意义。他们人太多，而且没人能听见我喊，或过来帮忙。但其实真的无所谓，因为我在想着春树一号，他在给我勇气。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身体，但他们无法摧毁我的精神。他们只是影子，我听着他们争吵时，觉得自己的脸部放松下来，舒展成一个微笑。我振作起我的“苏帕帕瓦”，很快人影只是蚊子了，在远处嗡嗡叫，只有你在意，他们才让人烦。
“嘿，”我听到有人说，“她不动了。”
“她不呼吸了。”
“太多血了。”
“糟了。我们得离开这儿！”
你还记得自己孩童时代装死的感觉吗？你和其他孩子在阳光谷家中的后院里正在打仗，突然间“砰”的一声，有人拿着一根棍子指着你然后开枪。于是你捂着自己的胸口，倒在地上。土地又冷又湿。你的敌人在看着你死，所以你得好好演，呻吟着捂住自己流血的心脏，但等你演完了，战争已经移到后院另一块地方了。
你躺在那里，感受着土地的凉气贴着你的脸颊、你的胸口、你的全身。你的膝下有了凹坑，是你刚倒下时压的。你颤抖。土地闻起来有泥巴、雨和草地化学品的味道。这让你头疼，但你不动。你不能动，因为你死了。
大家都去哪儿了？你在好奇。他们忘了我吗？
我还得在这里躺多久？
他们会不会在我的尸体旁玩耍然后回家？我要怎么知道游戏结束了呢？要是没人告诉我呢？
死了真无聊啊！
终于，你忍无可忍了，于是你翻身一滚，睁开眼睛，头顶是缀着白云的大大天空。你眨眨眼睛，对这一切半信半疑，以为自己可能真的死了。你慢慢地动动胳膊动动腿，然后……嘿！你没死！你松了一口气，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捡起你的枪，然后宣布自己又活了，跑去归队战斗。
那就是我的感觉，只不过我完全看不到天空，只有荧光灯管朦胧的光斑透过格子布料。洗手间和外面的走廊都很静，瓷砖依旧冰冷，我能感觉到黏糊糊的血贴着我的屁股。我慢慢地坐起来，用力挣脱我头上打结的布料，直到绳子松开，我从裙子里挣脱出来。洗手间明亮而空旷。我用牙齿咬开手腕上的绳子。手腕很疼，被某人踢过的肋骨也是，但我基本上没事。我弄湿了几张纸巾，回到厕所隔间里清洗自己，然后坐火车回家。
他们当晚把视频贴到了网上。我的一个同学用邮件把链接发给了我。手机摄像机的画面质量实在很差，噪点很多又晃得厉害，你其实无法很清楚地看到我的脸，这让我心存感激。但录像却清楚得可怕。我的手臂和头被裹在裙子里，光着腿乱蹬，你几乎可以说我看上去就是一只史前巨型鱿鱼，蠕动着从我的墨囊里渗出墨来，徒劳地想要迷惑我的捕食者。
视频旁是一个恋女内裤(3)的网站链接，变态们在那里竞拍我的血迹内裤。拍卖设定了一周时间，出价很快，但这次我对自己飙升的点击数没有一点儿满足感。我关上电脑，不忘清空缓存记录，以防爸爸碰巧好奇。
我们还是只有一部电脑，所以我不得不和爸爸共享。有很长时间他不上网，但自从他开始对坠楼男疯狂迷恋后，他就一直在线。美国入侵阿富汗后就更甚了。他放下他的哲学家、他的虫子折纸，整日地追踪战争。这真的很不方便，因为我在处理这个高度敏感的恋女内裤事件，我不希望他在我监视内裤价格时偷窥我。这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他会偷偷地站在我的身后，等着轮到他，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他走开，让我有点儿隐私。但即便那样，他还是每隔五分钟就把头探进卧室。
“你用完就告诉我，好吗？”他说，直到最后我放弃了，让给他用，那样他就会一连占用几小时。妈妈问他在做什么时，他就骗她说在找工作。她紧抿着嘴唇，趁尖酸的话脱口而出前转身走开。她不相信他，我也不，因为我们两人都在查验他的浏览记录，我们看过他常去的网站。武器技术网页，战争博客，军友专区，半岛电视台。看起来像第一视角射击游戏的导弹镜头，只不过噪点多一些、暗一些。炸弹爆炸，大楼坍塌，殴打，尸体。
2
是我发现他的。
内裤事件过后我就不去学校了，但竞拍仍在进行中。我穿着我的校服离开家，然后去网吧，在那里我会换回便服。要是天气不好，我就待在那里观看竞拍，读读漫画，要么就坐火车进城逛商店，然后再换回校服，回家赶上吃晚饭。
天气变冷了，街道两旁的银杏树叶变成了金色。也下很多的雨，雨把叶子打到地上，它们一片片贴在湿漉漉的黑色沥青路面上，像是镀金的扇面。银杏树让我想起己子。树叶和果实被行人的鞋子踩碎，碾成黄色的污迹，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很像狗屎或呕吐物，我常常看得很心酸。
竞拍结束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沮丧还是紧张，因为知道某个让人作呕的变态很快就要为我的内裤欣喜若狂了。这种感觉不舒服，沉重、龌龊，又忧郁，于是我去了原宿的DIY手工店让自己开心一下。很幸运我去了，因为就是那次我找到了美丽的《追忆似水年华》日记本。我记得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很愉快，就好像只要拥有秘密日记，就能活下去。
但我刚用钥匙打开家门，我的乐观情绪就荡然无存了。我能根据气味辨认出出事了。公寓闻起来像发臭的银杏树，像周六清晨酒吧女醉醺醺地带着她们的约会对象回家走过的小巷，像垃圾和呕吐物。
我脱掉鞋子，快步走进厨房。
“ただいま……”我喊了一声。我提过“ただいま”吗？“ただいま”的意思是“就是现在”，你回到家门口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我在这里。
爸爸没应我，因为彼时彼刻，他不在。
他不在厨房，不在客厅。《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第一卷躺在桌子上，电视机关着。这一细节我格外留意，因为他经常把电视调到CNN或BBC，这样就能了解到关于战争的最新大事。但屏幕空空，房间很静。他也不在卧室里。
我在厕所里发现他。他躺在地板上，面朝下躺在一摊呕吐物里，我真希望能告诉你我冲到他的身边去扶他，但我没有。我走进去，看到他，然后闻到臭味就要吐了。接着一个巨大的真空在时间中展开，一切都静止凝滞。我想我或许说了句“哦，不好意思”还是什么差不多的傻话，然后退出来，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死死地盯着门，就像是我撞见他在大便，看到了他的阴茎还是怎样。我无法解释。那感觉那么私密，他躺在那里。我只知道他不愿让我看到他那样，所以退到走廊对面，无力地靠在墙边，直到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爸爸？”我叫他，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另一个遥远地方的人发出来的，“爸爸？”
他没回应。我的手机用链子挂在脖子上，所以我拨打了911，之后我记起日本的紧急电话是119，所以我又拨了一次，然后一直坐到急救车来。急救人员把他放在担架上抬走了。我问爸爸死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我问他会不会有事，但他们不愿告诉我。他们不让我跟着他去。他们想叫个女警过来陪我，直到我妈妈回家，但我告诉他们我快十六岁了，习惯自己一个人待着。他们走后，公寓真的很静。我盯着手里的卡片，急救人员在上面写了他们把他带去的医院名字，但我不知道怎么乘车去那里。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但只能接通她的语音信箱，于是我试着留一条留言。
“是我。”
我憎恨对着机器说话，于是我挂断电话，改成给她发短信。
“爸爸吐晕过去了，他在N医院的T病房。”
还能说什么？
我口渴，去冰箱里倒了杯牛奶，但爸爸呕吐物的气味和牛奶的味道混在一起，我不得不把牛奶倒进水槽。牛奶在不锈钢上汇成一小汪浓稠的白色，顺着下水道滴下去，留下一层稀薄的膜。我拧开水龙头用水把它冲掉，然后清洗杯子，揩干净水槽。我以为自己或许可以顺便清理干净爸爸的污秽，于是我从阳台上拿了桶和抹布。味道仍让人想吐，于是我在嘴和鼻子上绑了一条干净的洗碗布，走进厕所。
呕吐物还算清澈，但有点儿泛黄，里面有融化的白色块状物，看起来像小冰糖。有个急救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个。他戴上橡胶手套，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刮刀铲了一整块，放进一个有塞子的管子里。
“你父亲在服用药物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其他急救人员在努力地把我爸爸用担架抬过狭窄的走廊。那人飞快地看了一圈厕所底座，然后看了看垃圾桶里面。
“你知道他都把药放在哪里吗？”他问。
我不想让爸爸有麻烦，所以什么也没说。
“这很重要。”急救人员说。
我指了指药柜，他打开了它，但里面除了日用品什么都没有：阿司匹林、创可贴、一些缓泻药和痔疮膏，还有一堆我妈妈的护发品。
其他医护人员把我爸爸用轮椅推出了门。
“卧室在哪儿？”
我领他穿过走廊。窗帘是放下来的，所以房间里还挺黑。唯一的光源是角落里的电脑，我的凯蒂猫屏保把一切都染成了粉红色。泛着粉色的床垫放在地板上，整齐地铺开，就像有人刚刚上床，然后又起身，因为忘了关灯。泛着粉色的枕头旁是一个杯子，还有一个半空的水罐，以及一个安眠药的空瓶。急救人员把瓶子放进另一个塑料袋里，走向门口。他转身递给我这张卡片，然后靠近看我。
“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用不像我自己的遥远声音说话，努力对他微笑，但他已经出门跑过走廊了。
地板上的呕吐物已经干了一些。我回到厨房，从垃圾里翻出一个番石榴汁的空盒子，用剪刀剪开，然后用卡纸的边缘从地板上刮起黏稠物，甩进马桶。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足够多的警讯，知道自己在毁灭证据，但我不需要证据。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知道只要我们假装这是一场意外，每个人都会更开心。傻爸爸。粗心的爸爸。容易出事的爸爸。然后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把番石榴汁的纸盒放进一个垃圾袋，下楼把它丢进街边的垃圾桶。我回到公寓后，锁上了身后的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的第一卷躺在桌子上，但他很久以前就读完希腊篇了，所以我知道哪里不对劲。我在“苏格拉底之死”一章找到了塞在里面的字条，字写在我的暴力熊信纸上，整齐地叠了三次。我把它打开来。字条上没有署名，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本意是让我找到它，还是妈妈，还是我们两人，又或许他只是写给自己的。当时我不想去读，所以我把它折回去，放进我校服夹克的口袋里。
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我读了这张字条，而他已经死了，那么我就会知道这一次他是认真的，真的打算死掉，那就是我的错，错在对他太严厉、太苛刻。如果他还没死，那么读这张字条或许会让他死掉，那还是我的错。
根本没逻辑，但那就是我当时思考的东西，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做，都会觉得不够周密。我仍穿着我的校服。我进了卧室换上牛仔裤和帽衫，把字条换到我的运动衫口袋里，然后回到厕所做完清理。一周内两起肮脏的厕所事件。诡异。
妈妈从办公室打电话回来。她一直在开会。她让我讲述一下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她让我念出卡片上医院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她问我自己一个人行不行。
“当然。”我说。
“你饿吗？爸爸给你留饭没有？”
“我不饿。”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吃东西了。
“我到了医院打给你。等我。别出门。”
“妈？”
“嗯？”
我想告诉她字条的事，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怎么了，奈绪子？”她的声音很紧张。她想快点出发。
“没事。”
我们挂断电话。我把字条从帽衫口袋里拿出来。或许我错了。它不是写给任何人的，或许它根本不是个字条。我打开它，上面有两句话，是爸爸奔放狂乱的笔迹，第一句话这样说：
我若执着生命紧握不放，即使它已无以给予，那么我眼中的自己，就是自取荒谬。
我认得这句话，是苏格拉底对他的朋友克里多说的，就在他喝下毒堇汁之前。克里多在拖延，想让苏格拉底撑得再久一些。他说的好像是：“何必这样仓促？还有大把的时间。为何不多留一会儿，吃点晚餐，和我们品上几杯酒？”但苏格拉底大概说的是：“算了吧。我可不想象个白痴。让我们速战速决。”他就是那么做的。爸爸真的很喜欢那个故事，他在一个下午讲给我听过。他对这个故事如何例证西方思想有一些理论，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只记得他把“克里多”发音成“酷利多”，我喜欢它的音调。就像一块饼干裂成两半，又像草丛里的蟋蟀。
第一句话的下面是第二句：
我若执着生命紧握不放，即使我已无以给予，那么他人眼中的我，就是自取荒谬。
一个可怕的念头当头棒喝。我回到卧室，凯蒂猫在屏保上对着我发着粉光，但等我唤醒电脑后，凯蒂猫就消失了。我盯着的是恋女内裤变态网站上出售我内裤的页面，我忘记清空网页浏览器的缓存了，他一定看到了。竞拍已经结束，一个名叫“萝莉控73”的人赢了。我看着竞拍记录，它到达峰值后变平，但在最后一小时，一个名叫“C.英白拉多”的新竞拍者横空出世，然后是一阵抬价和反抬价的激烈波动，还剩两秒的时候，“萝莉控73”击败了“C.英白拉多”的最后出价。
“萝莉控73”骄傲地拥有了我的内裤，“C.英白拉多”输了。我走到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呕吐，但至少我干干净净地吐在了马桶里。
回到卧室，字条依旧躺在书面上，是我留在那儿的。我把它捏起来，在手里揉成一团丢到房间另一边，但它在沙发上弹开落在了地毯上。我希望它是石头或是炸弹。我希望它在我们家的客厅正中炸出个大洞来，把整栋傻×大楼夷平。但我没有炸弹，于是我举起《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第一卷，朝阳台玻璃门扔去。这是一本厚书，但玻璃很结实，书也弹开了，正面朝下落在地板上。这更让我发狂，于是我再次举起它，只不过这一次在投掷之前我拉开了滑动门。我看着希腊学者们扬帆驶过阳台栏杆，纸页振抖得像最后一只始祖鸟的内羽，我感到一阵极大的慰藉。我侧耳倾听了似乎许多个刹那，等那微小的一声“砰”响起。
“嘿！”
我呆住了。声音从楼下的街上传来。
“嘿！别躲了！我知道你在上面！”
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不太生气，所以我走上阳台，探过栏杆偷偷往下看。一张漂亮的圆脸正看着我，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酒吧女，我认出她去过公共浴池。她一直对我挂着笑脸，现在她也认出我了。
“噢，是你啊。”她说。她的手里捧着书，“你掉下来的？”她看起来没受伤，所以我点点头。
“你得小心点，”她说，好像没什么事，“你会砸死人的。”
“对不起。”我的声音还是不太对劲，所以我不知道她听到没有。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了，行吗？”她把它搁在隔开人行道和大楼的煤渣砖矮墙上，“你最好下来捡走，不然被别人拿走了。”她看了看书名，“呃，或许不会有人拿。不管啦，我就放在这儿了，行吗？”
“谢谢！”我咕哝一声，但她已经拐过转角消失了。
他们给爸爸洗胃，确保把所有的药片都洗出来。最后他还是没死，其实离死差太远了。妈妈从医院回家，告诉我他会没事的。我没跟她提苏格拉底篇里的字条。
爸爸出院后，我们全家坐在客厅里又做了一次贴心谈话，或许你可以称之为家庭事后报告。爸爸迟钝地发言，就像他记得自己的台词，却不相信它们。他对我道歉。他说是一次意外，他太累了，但睡不着。他记不清自己吃了多少片安眠药。不会再发生了。他没提字条，也没提竞拍。
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的表现，等他说完了，她看上去那么释然。“当然是意外啊，”她说，向我呼吁，“我们都知道的，不是吗，奈绪？”
她转向爸爸，开始责备他：“傻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大意？从现在开始，奈绪子和我会替你保管所有药品，如果你需要吃药必须问我们。对不对，奈绪酱？”
别把我拖下水，我心想，但我只是扯着自己分叉的发梢点点头。我无法忍受直视他们两人。事后报告结束后，妈妈去睡觉了，我递给爸爸一张暴力熊的信纸，整齐地叠了三次。它看起来和他的苏格拉底字条一模一样，他脸色变白，嘴像死鱼一样张张合合。
“你最好读一下。”我说。
他展开来读，两句话。他读完后，点点头把它重新折好。“是的，”他说，“你说得对。”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
你的舅舅春树一号不会像这样一直搞砸。
这是第二句：
如果你打算做什么事，请妥善做好。
有时你就得说出自己的想法。
那一晚，等我的父母都睡着后，我拿了一把剪刀和一把电动推刀溜进洗手间。电动推刀是我妈妈买来给爸爸理发用的，那时他还在乎仪容仪表、个人卫生和找工作之类的事。在洗手间的冷光里，我大把大把地剪掉自己的头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全部剪完，直到短到能用推刀。我给电动推刀通上电，打开。太吵了！我飞快地关掉，竖起耳朵，但卧室里没有声响。于是我关上门，把推刀包在一条毛巾里来压低电机的声音。等我推完后，我把自己的长发清理干净，把它们放进纸袋藏到垃圾里，然后用厕纸抹干净洗手池，套上帽衫遮住我的光头，爬回床垫。感觉太怪了，我总是忍不住伸手去摸自己的头。
剩下的夜晚我都在自己的被子下面坐禅，等天色一亮，我就穿好衣服离开了公寓。我在校服夹克里面穿着帽衫，这是彻底违反规定的，但我得藏好我的光头。因为时间还太早，我从自动售卖机里买了一罐热咖啡，走到寺院花园的石凳上坐下，消磨时间。僧人出来耙碎石。他抬眼一瞥看到了我。或许他明白我的帽衫下的秘密，因为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对我点头示意。我把咖啡罐在长凳上放好，站起来拉下兜帽，然后对他鞠躬，是正式的佛教鞠躬，双掌合十，像己子教我的那样有模有样，深深一鞠躬。等我直起身来，我看到他停下耙地，也在正式地向我鞠躬。那让我感觉良好，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僧人和尼姑的缘故。他们懂得如何彬彬有礼地对待每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多么不入流。
我一直等到确定最后一次铃声敲响，然后一路小跑去学校。操场上没人。我轻巧地溜进空荡荡的走廊，悄无声息的，像个鬼，最后走到教室。鉴于我仍然无法穿墙，我就猛然打开大门。老师正在点名，但我顾不上为打断他或迟到道歉。玲子的几个喽啰看到我时开始窃笑，我听到“竞拍”“内裤”和“底线”这几个词。我猜测班上每个人都听说了内裤事件，过去几天都一直在关注竞拍。这是一起全班策划的事件。
但我不理会嘀咕声，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或许是我夹克下面的帽衫透露出异样信号，或许是我笔挺的姿势像个开赴战场的士兵，又或许是我的“苏帕帕瓦”对他们施了魔咒，让他们呆若木鸡，他们一个个都闭嘴了。我走到自己的桌边，没有坐到椅子上，反而踩了上去然后爬上桌子。我站在桌上，高大正直。等每个人都看过来时，我翻起了兜帽。
一阵喘气声环绕教室，寒战冲上我的脊柱。我闪亮光头的“苏帕帕瓦”亮彻教室，光耀世界。一枚明亮的灯泡，一座灯塔，向这世上各个阴暗的裂缝射出光束，亮瞎我敌人的眼。我握紧拳头放在胯部，眼看着他们战栗，看他们抬起手臂遮挡眼睛，避开来自我的强光。我张开嘴，一声尖利的呼喊像鹰一般从我的喉头一飞冲天，地动山摇，响彻宇宙的每个角落。我看着我的同学们用手堵住耳朵，看到血从他们的指缝汩汩流出，因为他们的耳膜已被震裂。
然后我停下了。为什么？因为我怜悯他们。我爬下桌子，走到教室前面，转身面向老师，然后鞠躬，双掌合十，然后转向我的同学们，也对他们鞠躬，像模像样地深深鞠躬，然后离开了教室。已经可以离开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儿难过，因为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来。
3
我爸爸已经非常擅长不拿正眼看我。在我剃完光头，用我令人敬畏的“苏帕帕瓦”击败了我的同学们回到家以后，接下来一整天里我就一直在等他注意到我没头发了，但他就是没有。妈妈当然马上注意到了。她当晚一走进门看到我穿着帽衫，就抓狂了，命令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跳过整个内裤事件，只是宣布我要退学出家去当尼姑。我有一半当真。一部分的我真的想那么做，去老己子的寺院报名，开始一辈子参禅、打扫和腌泡菜的生活。
没门儿，妈妈说。离家出走我还太嫩，我必须先去读高中。大错特错。她应该放我走的，但我们却吵了三天。最后，我同意参加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自己进不了任何好学校，但我答应她我会试试，至少能让她别再烦我。
同一周在公共浴室里，我看到了差点儿被我用《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砸到的酒吧女，即使我没有头发，她也马上认出了我。她非但没像大多数人那样转移目光，还眯起眼睛打量我，最后她点了点头。
“很可爱，头型不错。你的脑瓜很漂亮。”她说。
我们坐在浴缸里，脖子后仰，在起雾的镜子里，我能看到自己光滑的大白脑袋，从雾气蒸腾的水面冒起，像颗白煮蛋。
“我他妈的一点儿不在乎漂不漂亮，”我告诉她，“我是超级英雄。超级英雄不需要漂亮。”
她耸耸肩：“好吧，我不懂超级英雄。但漂亮也没有害处吧，不是吗？就一点儿漂亮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