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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译者:小二 当前章节:1539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2:13

《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书)》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译者:小二

内容简介:

《请你安静些,好吗?》是20世纪重要的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第一部小说集,是这位“改变小说走向”的大师的文学起点。失业,失眠,失婚,破产,外遇,一团乱麻的生活……卡佛以极简却精准的文字,将普通人的种种生活境遇写得朴实而暗含张力。生活的疑问常常没有答案,但我们会在书中看见自己,也看见一位伟大作家的起航。

目录

邻居

主意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你是医生吗?

父亲

没人说一句话

六十英亩

阿拉斯加有什么?

夜校

收藏家

你在旧金山干了什么?

学生的妻子

把你的脚放进我鞋子里试试

杰瑞、莫莉和山姆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鸭子

这个怎么样?

自行车、肌肉和香烟

怎么了?

信号

我坐在朋友丽塔家里,边喝着咖啡抽着烟,边和她说这件事。

下面是我跟她讲的。

那是个清闲的星期三,荷伯把这个肥胖的男人带到我这里时,天色已经不早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肥的人,尽管他看上去挺干净,穿着也够得体。他身上所有东西都很大。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手指。我停下来照料他邻桌的一对老夫妇时,首先便注意到他的手指。它们看上去有常人手指的三倍大——又长、又粗,像奶油做的。

我还得照顾其他桌的客人,一桌是四个做生意的,非常难伺候。另一桌是三男一女,再加上这对老夫妇。利安得已经给胖子倒好了水,我过去之前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拿主意。

晚上好,我说。可以为您服务吗?我说。

丽塔,他块头很大,称得上巨大。

晚上好,他说。你好,可以,他说。我想我们可以点餐了,他说。

他的这种说话方式——很奇怪[1]。你也这么觉得吧。他还经常发出些轻微的喘息声。

我想我们先来个凯撒沙拉,他说。然后来碗汤,多配些面包和黄油,如果可以的话。羊排,我想不会错,他说。烤土豆加上酸奶油。我们待会儿再考虑甜点。非常感谢,他说,然后把菜单还给了我。

天哪,丽塔,那些手指头啊。

我快步走进厨房,把单子递给鲁迪,他接过单子时做了个鬼脸。你知道鲁迪,他上班时就那个德行。

我从厨房出来时,玛戈——我和你提到过玛戈吗?就是追鲁迪的那一个?玛戈对我说,你的胖子朋友是谁?他真是肥得可以。

这只是一部分,我觉得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我是在他的桌上做的凯撒沙拉,他一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边给面包片抹黄油,把抹好的放在一侧,在这期间他一直发出一种咝咝的喘气声。结果,我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搞的,一下子打翻了他的水杯。

真对不起,我说。当你匆匆忙忙时往往会这样。真的很抱歉,我说。您没事吧?我马上让服务生过来收拾干净,我说。

没事,他说。没关系的,他说,喘了口气。别担心,我们不介意的,他说。我去找利安得时,胖子还冲我微笑并挥挥手,回来给他上沙拉时,我看见他把面包和黄油都吃光了。

过了一会儿,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而他已经把沙拉吃完了。你知道这些凯撒沙拉的分量有多大吗?

你真好,他说。面包太好吃了,他说。

谢谢您,我说。

嗯,太好了,他说,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们并不总是这么爱吃面包的,他说。

您是从哪儿来的?我问他。我好像从来没见过您,我说。

他不是那种你会轻易忘掉的人,丽塔窃笑着插了一句。

丹佛,他说。

尽管有点好奇,我没再说什么。

先生,您的汤一会儿就好,我说着,走到四个生意人那桌做了点扫尾工作,非常难伺候。

给他上汤的时候,我发现面包又没了。他正把最后一片往嘴里送。

相信我,他说,我们不是每次都这么个吃法的。喘气。请你原谅我们,他说。

别担心,我说。我就喜欢看人享受自己的食物,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想可能是吧。喘气。他理了理餐巾。然后拿起勺子。

天哪,他可真够肥的!利安得说。

他也没办法,我说,闭上你的嘴。

我又放了一篮面包和一些黄油。汤怎么样?我说。

谢谢,很好,他说。非常好,他说。他用餐巾擦干净嘴唇,又轻轻抹了抹下巴。是这儿本来就热还是我的原因?他说。

不是啦,这儿本来就热,我说。

也许我们应该把外套脱了,他说。

请便,我说。舒服最要紧,我说。

说得对,他说,说得非常对,他说。

但过了一会儿我见他仍然穿着外套。

我的两大桌客人已经离开了,那对老夫妇也走了。地方一下子空了下来。等我给胖子送上羊排、烤土豆和更多的面包、黄油时,他是唯一的客人了。

我在土豆上放了很多的酸奶油。在酸奶油上撒了些咸肉末和细香葱。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和黄油。

一切都还好吧?我说。

好,他说,喘气。棒极了,谢谢你,他说,又喘了几口。

请慢用,我说。我打开糖罐的盖子,向里看了看。他点着头,在我离开前一直看着我。

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是在找些什么。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那个大肚皮怎样了?他会让你跑断腿的,哈里特说。你知道哈里特。

甜点,我对胖子说,我们有特制的绿灯笼,就是加了调味汁的布丁蛋糕,有乳酪蛋糕、香草冰激凌,还有菠萝雪葩。

我们没耽搁你吧,有没有?他说,喘着气,看上去有点担心。

没有没有,我说。当然没有,我说。慢慢来,我说。您先想着,我去给您添点咖啡。

那我们就照直跟你说吧,他说。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体。我们想要特制甜点,但我们还想要一碟香草冰激凌。如果可以的话,上面加一滴巧克力糖浆。我们跟你说过我们饿坏了,他说。

我去厨房查看他的甜点。鲁迪说,哈里特说你从马戏团弄来个胖子,是真的吗?

鲁迪已经把他的围裙和帽子脱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鲁迪,他是很胖,我说,但这不是全部。

鲁迪只顾哈哈大笑。

看来她对肥胖的玩意儿感兴趣,他说。

最好小心点,鲁迪,刚走进厨房的乔安妮说。

我有点吃醋了,鲁迪对乔安妮说。

我在胖子面前摆上特制甜食和一大碗香草冰激凌,把巧克力糖浆放在旁边。

谢谢你,他说。

别客气,我说——我突然有点感动。

信不信由你,他说,我们不是每天都这么个吃法的。

我,我吃呀吃呀还是吃不胖,我说。我倒是想增点重量,我说。

千万别,他说,如果我们有其他选择的话,别这么做。但是没有选择。

接着他拿起勺子,继续吃。

然后呢?丽塔说,点着一根我的香烟,把椅子朝桌子拉近了点。故事变得有趣了,丽塔说。

完了。没别的了。他吃完甜点就走了,然后我们俩就回家了,我和鲁迪。

真是头肥猪,鲁迪说,像他平时累了那样伸了个懒腰。然后他只是笑了笑,接着看他的电视。

我烧上泡茶的水,去冲了澡。我把手放在肚子上,想着如果我有了孩子,其中一个变得那么胖,会怎样。

我把水倒进壶里,摆好杯子、糖罐和奶,端着托盘来到鲁迪面前。他好像一直在想这件事。鲁迪说,我小时候认识一个胖子,是两个,非常胖的家伙。天哪,他们是胖墩。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肥猪”,这是其中一个孩子唯一的名字。我们都叫他“肥猪”,那个小孩就住在我隔壁,是我邻居。另一个孩子是后来的,他的名字就叫“站不稳”。除了老师以外大家都叫他“站不稳”。“站不稳”和“肥猪”。我要是有他们的照片就好了,鲁迪说。

我想不出来能说点什么,我们坐着喝茶,很快我就起身去睡觉了。鲁迪也站了起来,关了电视,锁上前门,开始解衣扣。

我一上床就移到床沿,面朝下趴在那儿。但鲁迪关灯上床后,马上就动了起来。虽然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我还是翻过身来,并稍稍放松。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爬到我身上后,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胖。我觉得自己肥胖无比,胖到鲁迪就像个小不点一样,几乎从那儿消失了。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丽塔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感到沮丧,但我不想和她说这个。我已经跟她说得太多了。

她坐在那儿等着,优美的手指拨弄着头发。

等什么?我想知道。

现在是八月。

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觉到了。

[1]说话者只有一人,但他一直使用复数“we”(我们)。

邻居

比尔和阿琳·米勒是对快乐的夫妻。但有时他们觉得孤独,因为他们被圈子里的人甩在了后面,比尔还在做他的会计工作,阿琳依然忙于她的秘书事务。他们有时谈起这个,主要是跟他们的邻居哈里特和吉姆·斯通的生活作比较。在米勒两口子看来,斯通家的日子更充实,更有希望。斯通家不是去外面吃晚饭,就是在家里招待客人,或者就借着吉姆工作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旅行。

斯通家就在米勒家的对门。吉姆是机器配件公司的销售,他常把公差和私人度假结合起来。这次,斯通夫妇要外出十天,先去夏延,再去圣路易斯拜访亲友。他们不在时,米勒夫妇会帮他们照看公寓,喂猫,给花草浇水。

比尔和吉姆在车旁握手。哈里特和阿琳互挽着手臂,在嘴唇上轻吻了一下。

“玩得开心。”比尔对哈里特说。

“我们会的,”哈里特说,“祝你们也过得愉快。”

阿琳点点头。

吉姆冲她眨了下眼。“再见,阿琳。照顾好老头子。”

“我会的。”阿琳说。

“玩得开心。”比尔说。

“那还用说。”吉姆说,轻轻捶了一下比尔的胳膊。“再次感谢你们。”

斯通两口子开车离开时挥了挥手,米勒夫妇也挥了挥手。

“嗯,真希望是我们。”比尔说。

“天晓得,我们真是需要度个假了。”阿琳说。她拉过他的手臂环在腰上,一起上楼回了公寓。

晚饭后阿琳说:“别忘了。猫咪第一晚吃肝味食物。”她站在厨房门口,叠着哈里特去年从圣达菲带给她的手工桌布。

进入斯通家的公寓时,比尔深吸了口气。空气已经有些沉闷,似乎带着点甜味。电视上方日出造型的座钟指向八点半。他记得当初哈里特带着这台钟回家时,是怎样拿来对门给阿琳看的,她搂着黄铜的底座,隔着包装纸和它说话,好像这台钟是个婴儿似的。

猫咪在他的拖鞋上蹭她[1]的脸,然后侧身躺下。比尔走进厨房,从光亮的沥水板上堆着的罐头里选出一罐,这时猫咪噌的一下跳了起来。他留下猫咪吃食,来到卫生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打开药柜,发现一瓶药,看了看标签——哈里特·斯通,每天一片,遵医嘱——顺手塞进了口袋里。他回到厨房,提了一大壶水去了客厅。浇完植物后,他把水壶放在垫子上,打开了酒柜。他从后面拿出一瓶皇家芝华士,就着瓶口喝了两口,用袖子擦了擦嘴,把酒瓶放回原处。

猫咪在沙发上睡觉。他关了灯,慢慢地带上门,确认关好了。他觉得自己落下了什么。

“怎么这么长时间?”阿琳说。她正跪坐在那儿看电视。

“没事。逗了一会儿猫咪。”他说,蹭到她身边,抚摸着她的胸部。

“我们上床吧,宝贝。”他说。

第二天下午,比尔在原本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少休息了十分钟,五点差一刻就下班了。阿琳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正在停车。他等她进楼后才冲上楼梯,好在她从电梯里出来时和她碰个正着。

“比尔!老天,你吓我一跳。你回来早了。“她说。

他耸耸肩。“工作那边没什么事情。”他说。

她让他用她的钥匙开了门,他瞟了眼对门,跟着她进了屋。

“我们上床吧。”他说。

“现在?”她笑了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把衣服脱了。”他笨拙地去搂她。她说:“我的天哪,比尔。”

他解掉他的皮带。

后来他们叫了中餐外卖,饭送来后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听着唱片,一言不发。

“别忘了喂猫咪。”她说。

“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他说,“我马上过去。”

他为猫选了一个鱼味罐头,然后给水壶加满水去浇花。他回到厨房时,猫正在猫砂盆里抓着。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又回到猫砂盆里。他打开所有的碗柜,查看罐头食品、麦片、袋装食品、鸡尾酒杯和红酒杯、瓷器、罐子和平底锅。他打开冰箱,闻了闻芹菜,咬了两口切达奶酪,啃着一个苹果走进卧室。床显得巨大无比,盖着蓬松的白色床罩,一直拖到地板上。他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看见半包香烟,把它塞进了口袋。然后他向壁橱走去,正要打开它时,听见了前门的敲门声。

他去开门时路过卫生间,冲了抽水马桶。

“怎么这么久?”阿琳说,“你在这儿都一个多小时了。”

“真的吗?”他说。

“当然是了。”她说。

“我上了趟厕所。”他说。

“你自己家里有厕所。”她说。

“等不及了。”他说。

那晚他们又做了爱。

早晨他让阿琳打电话替他请假。他冲完澡,穿上衣服,做了点清淡的早餐。他想看书。他出去走了一圈,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公寓,双手还插在裤兜里。他在斯通家门口停了停,期望能听见猫的动静。然后他走进自己家门,去厨房取钥匙。

屋里似乎比他的公寓要凉快些,也暗一些。他怀疑植物对温度有影响。他向窗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穿过每个房间,琢磨着见到的每样东西,非常仔细地,一件一件地看过去。他看到了烟灰缸、各式家具、厨房用具和时钟,每样东西都看了一遍。最后他走进卧室,猫出现在他脚下。他摸了她一下,把她抱进卫生间,关上了门。

他在床上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闭着眼躺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裤带下面。他试图回想今天是几月几号,回想斯通两口子回来的日子,然后琢磨起他们是否还会回来。他已记不得他们的长相、穿着和说话的样子了。他叹了口气,艰难地翻身下床,靠在梳妆台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打开壁橱,选了件夏威夷衬衫。他又翻了半天,找到一条烫得平平的、挂在一条棕色斜纹布裤子上面的百慕大短裤。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穿上短裤和衬衫,又照了照镜子。他去客厅倒了杯酒,呷着酒往回走。他穿上蓝衬衫、深色西装,戴上蓝白相间的领带,穿上黑色的尖皮鞋。酒杯空了,他又去倒了一杯。

再次回到卧室,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翘着腿,微笑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电话响了两下,没再响下去。他喝完酒,脱掉西装外套。他在上面的抽屉里乱翻了一通,找到一条女式内裤和一件胸罩。他穿上那条内裤,系紧胸罩,又在壁橱里找外面穿的。他穿上一条黑白格子裙,想把拉链拉上。他套上那件前襟带扣子的紫红色上衣。琢磨了好一会儿她的鞋,断定它们实在是不合脚。他站在客厅的窗前,隔着窗帘向外看了很久。然后回到卧室,把衣服都脱了。

他一点都不饿。她吃得也不多。他们有点害羞地看着对方,微笑着。她从桌旁站起身来,确定钥匙在架子上,很快地把碗洗了。

他站在厨房门口,吸着烟,看着她拿起钥匙。

“我去对门时你好好歇着,”她说,“看看报什么的。”她攥紧钥匙。他看上去,据她说,有点疲惫。

他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上,看了一会儿报纸,又打开电视。最后,他去了对门。门是锁着的。

“是我,你还在里面吗?宝贝。”他叫道。

过了一会儿锁才打开,阿琳走出来,顺手带上了门。“我去了很久了吗?”她说。

“嗯,是的。”他说。

“是吗?”她说,“肯定是逗猫咪玩得太久了。”

他琢磨着她,她把头转向一侧,手还握着门把手。

“真奇怪,”她说,“我是说——像这样进到别人家里。”

他点点头,把她的手从把手上拿开,拉着她往自己家走。他打开公寓的门。

“是很奇怪。”他说。

他注意到她背后的毛衣上粘着白色线头,她的脸通红。他开始吻她的脖子和头发,她也回身吻他。

“哦,该死,”她说,“该死,该死。”她像小女孩一样拍着手叫道:“我刚想起来。我彻底忘了我要去做的事。我没喂猫咪,也没给植物浇水。”她看着他,“是不是很蠢?”

“我不觉得,”他说,“等一会儿。我拿上烟,和你一起过去。”

她等着他锁上门,然后拉着他满是肌肉的胳膊,说:“我想我该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些照片。”

他在走廊中间停了下来。“什么样的照片?”

“你自己去看吧。”她说,注视着他。

“是吗,”他咧嘴一笑,“在哪里?”

“在一个抽屉里。”她说。

“是吗。”他说。

然后她说:“也许他们不会回来了。”说完就对自己的话感到很吃惊。

“有可能,”他说,“什么都可能发生。”

“或者也许他们会回来,而且……”但她没把话说完。

他们拉着手走过短短的过道。他说话时,她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

“钥匙,”他说,“把钥匙给我。”

“什么?”她说,瞪着那扇门。

“钥匙,”他说,“钥匙在你那儿。”

“我的天哪,”她说,“我把它忘在里面了。”

他试了试门把手。锁着的。她跟着试了试,转都转不动。她张着嘴,呼吸加重,期待着。他张开手臂,她扑了进去。

“没关系的,”他对着她的耳朵说,“看在老天的分上,放松点。”

他们站在那儿,抱着对方。他们靠着大门,像是在抵挡一阵大风,极力保持着平衡。

[1]原文指代猫用了“she”(她)。

主意

晚饭后,我已经在厨房餐桌旁黑着灯坐了一个小时,注视着外面。今晚他要是想干这件事的话,现在是时候了,甚至都晚了一点。我已有三晚没见到他了。但今晚卧室的窗帘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直觉告诉我今晚有戏。

然后我就看见了他。他打开纱门,从房子后面的门廊上走了出来,穿着T恤衫和既像百慕大短裤又有点像游泳裤的东西。他先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就从门廊上跳进了阴影里,沿着房子的一侧往前走。他动作很快。如果不是一直盯着,我根本就发现不了他。他在亮着灯的窗前停了下来,向里张望着。

“弗恩,”我喊道,“弗恩,快一点!他出来了。你最好快点!”

弗恩在客厅里读报纸,电视开着。我听见他扔下了报纸。

“别让他看见你!”弗恩说,“别在离窗子太近的地方站起来!”

弗恩总是这么说:别在太近的地方站起来。我觉得,弗恩对偷看这件事有点难为情。但我知道他乐于此事。他自己也承认。

“灯关着,他看不见我们。”我总是这样回答。这件事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准确点说,是从九月三号开始的。起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那儿。我不知道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多久。

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给警察打电话,直到认出了是谁在那里。幸亏弗恩对我作了解释。尽管那样,我还是花了点时间来弄懂这件事。但从那晚起我就一直监视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平均每两到三晚就出来一次,有时更频繁。我见过他下雨天也待在那儿。实际上,如果下雨的话,我打赌你肯定能见到他。但今晚是晴天,有风,还有月亮。

我们跪在窗子后面,弗恩清了清嗓子。

“你看他。”弗恩说。弗恩在吸烟,需要弹烟灰时他就弹在手掌里。他吸的时候把烟从窗前移开。弗恩总是在吸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睡觉时烟灰缸就放在离头不到三英寸的地方。我半夜醒来,他会跟着醒来,吸烟。

“天晓得。”弗恩说。

“她有什么其他女人没有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对弗恩说道。我们盘腿坐在地上,只把头露出窗台,看着这个站在自己卧室窗外朝里面张望的男人。

“就那么回事。”弗恩说。他在我耳朵跟前清了清嗓子。

我们紧盯对面看着。

我现在能隐约地看出窗帘后面有个人。她肯定是在脱衣服。但我看不清细节。我睁大眼睛。弗恩戴着他的老花镜,所以他看得比我要清楚。突然,窗帘拉开了,那个女人把后背转向窗户。

“她现在想干吗?”我说,我心里其实很清楚。

“天晓得。”弗恩说。

“她在干吗,弗恩?”我说。

“她在脱衣服,”弗恩说,“你以为她在干什么?”

稍后,卧室的灯关掉了,那个男人开始沿着墙根往回走。他打开纱门,闪了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其他的灯也熄灭了。

弗恩咳个不停,摇晃着自己的脑袋。我打开灯。弗恩就这么跪坐在那里。稍后他站起身来,点了一根烟。

“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那个垃圾货我对她的看法。”我看着弗恩说。

弗恩好像笑了一下。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哪天我在商场碰到她,我会当面跟她讲。”

“我不会那么做的。你这是何必呢?”弗恩说。

但我看得出来他认为我没当真。他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的指甲。他眯起眼睛,舌头在嘴里转了转,就像他平时想问题时那样。然后,他的面部表情起了变化,他搔了搔下巴。“你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他说。

“等着瞧吧。”我说。

“妈的。”弗恩说。

我跟着他进了客厅。过后我们总是这样,都有点神经兮兮的。

“你等着。”我说。

弗恩把烟摁灭在一个大烟灰缸里。他站在他的皮椅子旁,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

“从来就没什么好节目。”他说。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也许他那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弗恩又点着一支烟,“你不懂。”

“谁要是敢向我的窗户里看,”我说,“警察会找到他们头上的。除非是加里·格兰特[1]。”我说。

弗恩耸耸肩。“你根本就不懂。”他说。

我肚子有点饿。我翻了翻厨柜,又打开了冰箱。

“弗恩,你要吃点什么吗?”我喊道。

他没有回答。我能听见卫生间的水声。我觉得他可能要吃点什么。晚上这个时候我们总会觉得饿。我把面包和午餐肉放到桌子上,又打开一个汤罐头。我取出些饼干和花生酱、冷肉块、咸菜、腌橄榄和薯片。我把东西都放在了桌子上。我又想到了苹果派。

弗恩穿着浴衣和法兰绒睡裤走了出来。他的头发是湿的,耷在后脑勺上,身上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他看着桌上的东西。他说:“来碗加红糖的玉米片怎么样?”他坐了下来,在盘子边上摊开报纸。

我们吃着点心。烟灰缸里堆满了橄榄核和他的烟头。

吃完后,弗恩咧嘴一笑,说:“什么东西那么好闻?”

我走到烤箱跟前,取出两块苹果派,上面盖着融化了的奶酪。

“看上去真不错。”弗恩说。

过了一小会儿,他说:“一点都吃不下了。我去睡了。”

“我就来,”我说,“我把桌子清理一下。”

我把盘子里的东西扫到垃圾桶里,这时看见了蚂蚁。我凑近看了看。它们从水池底部管道的下面爬出来,源源不断,从桶的一侧爬上来,再从另一侧爬下去,来来回回。我从一个抽屉里找出一罐杀虫剂,把垃圾桶里里外外喷了一遍,又把水池下方够得到的地方都喷了。然后,我洗洗手,最后巡视了一遍厨房。

弗恩睡着了。他在打呼噜。几个小时后,他就会醒过来,去上厕所,吸烟。床脚的一台小电视还开着,但画面在晃动。

我想告诉弗恩蚂蚁的事。

我慢慢地做着上床前的准备,调好电视画面,钻进被子。弗恩发出他睡觉时常有的动静。

我看了会儿电视,是场脱口秀,我不喜欢脱口秀。我又开始想那些蚂蚁。

没多久,它们就在我的想象中充满了整个屋子。我琢磨着要不要把弗恩叫醒,告诉他我正在做噩梦。但我没说,从床上爬起来,拿上了那罐杀虫剂。我又看了看水池下方,蚂蚁都不在了。我打开所有的灯,直到整座屋子都被照得亮晃晃的。

我不停地喷洒着。

最终,我拉起厨房的窗帘,向外看了看。已经很晚了。风刮着,我听见树枝发出的噼啪声。

“垃圾货,”我说,“贱主意!”

我甚至用了一些更难听的语言,一些不能复述的东西。

[1]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1904—1986),美国著名男演员。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厄尔·奥伯是个失业的推销员,他妻子多琳夜间在镇边上一家通宵咖啡屋当女招待。一天晚上,厄尔正喝着酒,突然决定去那家咖啡屋转一圈,再吃点什么。他想看看多琳工作的地方,还想看看能不能从那儿蹭点白食。

他坐在柜台前,研究菜单。

“你来这儿干吗?”多琳看见他坐在那儿,问道。

她把一份菜单递给厨师。“厄尔,你想来点什么?”她说,“孩子们都好?”

“他们很好,”厄尔说,“我要杯咖啡,再来一个二号的三明治。”

多琳写了下来。

“有机会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对她说,眨了眨眼。

“没有,”她说,“这会儿别跟我说话。我正忙着呢。”

厄尔喝着咖啡,等着三明治。两个穿西装的男人,领带松着,领口敞着,坐到了他的身边,点了咖啡。多琳提着咖啡壶走开后,其中的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屁股,我简直不敢相信。”

另一个笑了。“我见过更棒的。”他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说,“不过有些蠢货就喜欢她们那玩意儿肥肥的。”

“我可不是。”另一个说。

“我也不喜欢,”第一个说,“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多琳把三明治摆在厄尔的面前。三明治边上放着炸薯条、卷心菜沙拉和酸黄瓜。

“还要什么?”她说,“来杯牛奶?”

他没说什么。见她还站在那儿,他摇了摇头。

“再给你来点咖啡。”她说。

她提着咖啡壶回来,为他和另外那两人加了咖啡。然后,她拿起一个盘子,去盛冰淇淋。她握着勺子,弯腰去舀桶里的冰淇淋。白色的裙子一下子贴住了她的臀部,沿着她的大腿慢慢往上滑,露出了粉色的束腰内衣,结实、灰白的大腿,腿上有些许细毛,血管毕露。

那两个坐在厄尔身边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抬了抬眉毛。另一个咧嘴一笑,眼睛从杯子上方直勾勾地盯着多琳看,她正用勺子往冰淇淋上浇巧克力糖浆。当她开始摇鲜奶油罐时,厄尔站了起来,他丢下食物,朝门口走去。他听见她在喊他,但没有回头。

他去孩子们的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另一间卧室,脱掉衣服。他盖上床单,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某种感觉涌上他的脸,并蔓延到肚子和腿上。他睁开眼睛,脑袋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后来,他侧过身体,睡着了。

早晨,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多琳走进卧室,拉起百叶窗。厄尔已经醒了。

“你自个儿照照镜子吧。”他说。

“什么?”她说,“你说什么?”

“照照镜子瞧瞧你自己。”他说。

“瞧什么?”她说。不过她已经朝梳妆台上的镜子望去,把头发从肩头拨开。

“怎样?”他说。

“什么怎样?”她说。

“我不想多说,”他说,“不过我想你最好考虑一下节食。我说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你可以减掉几磅。别发火。”

“你说什么呀?”她说。

“我刚才说了,我觉得你应该减掉几磅。就几磅。”他说。

“你过去从来没说过呀。”她说。她把睡袍撩过臀部,转身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肚子。

“过去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斟酌着字句。

睡袍仍然堆在腰上,多琳背对着镜子,转过头来看自己。她用一只手托起半边屁股,又把它放下来。

厄尔合上了眼睛。“也许是我想错了。”他说。

“我想我可以减一点。不过很难。”她说。

“你说得对,是不容易。”他说,“不过我会帮你的。”

“也许你说得没错。”她说。她松手放下睡衣,望着他,然后,她脱掉了睡衣。

他们讨论了节食的方法,蛋白质节食法、蔬菜节食法、柚子汁节食法。不过他们发现没钱买蛋白质节食法所需要的牛排。多琳说她不喜欢吃太多的蔬菜。她也不怎么喜欢柚子汁,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种节食法。

“要不算了吧。”他说。

“不,你是对的,”她说,“我要想点办法。”

“运动怎么样?”他说。

“我在那儿运动得够多了。”她说。

“那就别吃东西,”厄尔说,“好在就几天。”

“好吧,”她说,“我试试看吧。如果就几天的话,我可以试一试。你说服我了。”

“我是个成事者。”厄尔说。

他算了算他们活期账户上的余额,然后开车去了折扣商店,买了一台浴室秤。女店员结账时,他看了她一眼。

回家后,他让多琳脱光衣服站到秤上。看见那些血管时,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头划过她大腿上露出的一根血管。

“干什么?”她说。

“没干什么。”他说。

他看看秤,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字。

“好了,”厄尔说,“就这样吧。”

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面试。雇主是个大块头,他一瘸一拐地领着厄尔去库房看那些卫生间设备。他问厄尔能不能接受出差。

“当然可以。”厄尔说。

那人点点头。

厄尔笑了。

开门之前他就听见了电视的声音,他穿过客厅时,孩子们连头都没抬。多琳在厨房里,穿着工作服,正在吃炒鸡蛋和咸肉。

“你在干什么?”厄尔说。

她鼓着两腮,继续嚼着食物。不过,她马上又把所有东西都吐到餐巾纸里。

“我忍不住了。”她说。

“蠢货,”厄尔说,“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啊!”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在被子上。他还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把手垫在头底下,看着天花板。

她打开门。

“我再试一次吧。”多琳说。

“好吧。”他说。

第三天早晨,她把他叫进浴室。“看。”她说。

他看了看秤上的数字。然后拉开抽屉,拿出那张纸,在她的笑声里又看了一遍秤。

“减了四分之三磅。”她说。

“有进步。”他说,拍了拍她的屁股。

读完分类广告后,他去了州职业介绍所。每三四天,他就得开车去某个地方面试,晚上回来后,他数她得的小费。把一美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抹平,然后把五美分、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一美元一美元地码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让她过过秤。

两周内,她就减了三磅半。

“我吃得很少,”她说,“我一整天都饿着自己,上班时也一样,积少成多。”

但一周以后,她竟一下子掉了五磅。再一周后,九磅半。衣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她只好动用租房的钱,买了一套新制服。

“上班时,大家都在议论。”她说。

“都在说什么?”厄尔说。

“说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她说,“说我都不像我自己了。他们担心我体重掉得太多了。”

“掉多了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用理他们。让他们少管别人的闲事。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你又不是非得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可我得和他们在一块儿工作呀。”多琳说。

“这没错,”厄尔说,“但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每天早晨,他都跟她走进浴室,等她站到秤上去。他跪着,手里拿着铅笔和纸。纸上写满了日期、星期几、数字。他读完秤,对照纸片看看,或是点点头,或是噘噘嘴。

现在多琳待在床上的时间多了起来。孩子们上学后,她又回到床上睡觉。下午上班之前也要先睡一会儿。厄尔帮着做家务,自己看电视,让她睡觉。所有采购的事他都包了,还得不时外出面试工作。

一天晚上,把孩子们弄上床后,他关了电视,决定出去喝几杯。酒吧打烊后,他开车去了咖啡店。

他坐在柜台前等着。她看见了他,说:“孩子们都没事?”

厄尔点点头。

他不慌不忙地点餐。看着她在柜台后面转来转去。最后,他要了份乳酪汉堡。她把单子递给厨师,又去招呼别的顾客。

另一个女招待提着咖啡壶过来,给厄尔的杯子倒满咖啡。

“你朋友叫什么来着?”他说,并朝自己的妻子点了下头。

“她叫多琳。”女招待说。

“她看上去跟我上次来这儿时大不一样了。”他说。

“我不知道。”女招待说。

他吃着汉堡,喝着咖啡。不时有人在柜台前坐下,又有人离去。柜台前的客人大部分由多琳招待,其他女招待偶尔也过来帮着开单子。厄尔看着他的妻子,非常留心地听着。有两次,他因为要去洗手间,不得不离开座位。每次他都怀疑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第二次回来,他发现自己的杯子被收走了,位子也被另一个人占了。他端了张凳子,坐在了柜台的一端,靠着一位穿条纹衬衣、年龄稍长的人。

“你要什么?”多琳又见到厄尔时说,“还不回家?”

“给我来点咖啡。”他说。

厄尔身旁的人正在看报纸。他抬起头来,看着多琳给厄尔倒了杯咖啡。多琳走开时,他瞥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厄尔呷着咖啡,等那个男人开口。他用眼角瞟着那人。那人吃完以后,把盘子推到一边,点上一支烟,把报纸对折起来,继续往下看。

多琳走过来,撤走了脏盘子,给那人添了点咖啡。

“你觉得她怎么样?”多琳走到柜台那边时,厄尔朝她点着头,问那个男人,“你不觉得她有点特别吗?”

那人抬起头。他先看了眼多琳,又看了眼厄尔,然后低头继续看报纸。

“嗨,你觉得怎样?”厄尔说,“我问你呢。看着好还是不好?告诉我。”

那人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当多琳又朝柜台走过来时,厄尔拍拍那人的肩说道:“让我来告诉你,听着。看着她的屁股,瞧我的。”“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圣代吗?”厄尔朝多琳叫道。

她在他面前站定,呼出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拿起盘子和冰淇淋勺。她靠着冰柜,弯下腰,用勺子去挖冰淇淋。厄尔看了看那个男人,多琳的裙子爬上她的大腿时,他朝那人眨眨眼,不过那人正看着另一个女招待。然后那人把报纸夹在胳膊下面,伸手去掏口袋。

另一个女招待径直朝多琳走过来。“这个家伙是谁?”

“哪个?”多琳四处张望着,手里还端着盛冰淇淋的盘子。

“他呀,”女招待说着,冲厄尔点了下头,“这个蠢货究竟是谁?”

厄尔挤出他最美妙的微笑。他保持着这个笑容,直到感觉自己的脸都变形了。

但是那个女招待只是盯着他看,多琳开始慢慢地摇头。那个男人在杯子旁边放了些零钱,站起身来,也在等答案。他们都盯着厄尔。

“他是个推销员。他是我的丈夫。”多琳耸耸肩,终于说道。她把没盛完的巧克力圣代推到他面前,转身给他结账去了。

你是医生吗?

听到电话铃声,他穿着睡衣拖鞋从书房里跑出来。十点多了,肯定是妻子打来的。她外出时每晚都打电话回来。总是这么晚,在喝过几杯以后。她是做采购的,这一周她都在外出差。

“喂,亲爱的。”他说。“喂。”他又说了一遍。

“你是谁?”一个女人问道。

“哎,你是谁?”他说,“你打的是哪个号码?”

“等一下,”女人说,“273-8063。”

“这是我的号码,”他说,“你是怎么弄到的?”

“我不知道。我下班回来后看见的,写在一张纸条上。”女人说。

“谁写的?”

“不知道,”女人说,“我猜是那个保姆写的,肯定是她。”

“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的,”他说,“这是我的号码,是不公开的。你要是把它给扔了,我会很感激的。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听见了。”女人说。

“还有别的事吗?”他说,“不早了,我还有事。”他不想显得失礼,只是有点害怕去冒这个险。他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说:“我并不是有意唐突的,只是想说时间不早了。我有点担心,你怎么这么巧就有了我的号码。”他脱了拖鞋,开始按摩自己的脚,等她回答。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告诉过你,我在一张纸条上发现的,纸条上别的都没写。明天见到安妮塔,就是那个保姆,我会问她的。我并不是想打扰你,我只是刚看见这张便条。下班后我一直待在厨房里来着的。”

“没什么,”他说,“忘了这件事吧,把它扔了就行了,忘了它。没事,不用放在心上。”他把听筒从一个耳朵移到另一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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