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都来根冰棍，”卡尔说，“你要根冰棍吗，杰克？”
“什么？”
“你要一根橘子味冰棍吗？”
“来根橘子味的。”杰克说。
“四根冰棍马上就到。”卡尔说。
过了一会儿，卡尔拿来四根冰棍，分给了大家。他坐下后，他们又听见了抓门声。
“我就知道我忘记了什么。”卡尔说。他站起身，把门打开。
“老天爷，”他说，“这可真了不得。我猜辛蒂今晚外出吃正餐去了。嗨，你们大家，快来看这个。”
猫叼着一只老鼠进了客厅，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然后叼着老鼠沿着走廊跑了。
“你们都看见了吗？”玛丽说，“正说着不痛快呢。”
卡尔打开走廊里的灯，猫叼着那只老鼠，从走廊跑出来，一头钻进了卫生间。
“它在吃老鼠。”卡尔说。
“我不想让它在卫生间里吃老鼠，”海伦说，“把它弄出去，里面有孩子们的东西。”
“它不会出来的。”卡尔说。
“老鼠呢？”玛丽说。
“管它呢，”卡尔说，“如果我们要去阿拉斯加的话，辛蒂必须学会狩猎。”
“阿拉斯加？”海伦说，“这和阿拉斯加有什么关系？”
“别问我。”卡尔说。他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猫。“玛丽和杰克说他们要去阿拉斯加，辛蒂应该学会狩猎。”
玛丽用手托住下巴，看着走廊。
“它在吃老鼠。”卡尔说。
海伦吃掉了最后一片玉米片。“我说了我不要辛蒂在卫生间里吃老鼠，卡尔？”海伦说。
“什么？”
“我说了，把它从卫生间弄出去。”海伦说。
“看在老天的分上。”卡尔说。
“看呀，”玛丽说，“呃，这该死的猫过来了。”
“它要干什么？”杰克说。
猫把老鼠拖到咖啡桌的下面，它趴在桌下，舔着老鼠。它用爪子摁住老鼠，慢慢地舔着它，从头到尾。
“这只猫很兴奋。”卡尔说。
“它让你打哆嗦。”玛丽说。
“这是天性。”卡尔说。
“看它的眼睛，”玛丽说，“看它看我们的眼神，它确实很兴奋。”
卡尔来到沙发这边，在玛丽身旁坐了下来。玛丽往杰克那边挪了挪，给卡尔腾了点地方。她把手放在杰克的膝盖上。
他们看着猫在那里吃老鼠。
“你们从来不喂这只猫？”玛丽对海伦说。
海伦笑着。
“再抽一根怎么样？”卡尔说。
“我们得走了。”杰克说。
“你们着什么急？”卡尔说。
“再待一会儿吧，”海伦说，“你们不用着急走嘛。”
杰克盯着玛丽，玛丽凝视着卡尔，卡尔却盯着脚边的地毯看。
海伦挑着手上的M&M巧克力豆。
“我最喜欢绿色的。”海伦说。
“我得早起上班。”杰克说。
“瞧他不痛快的样子，”玛丽说，“你们如果想见识一个不痛快的，伙计们，这儿就有一个。”
“你走不走？”杰克说。
“谁想来杯牛奶？”卡尔说，“我们还有点牛奶。”
“我汽水喝饱了。”玛丽说。
“汽水一点都没剩下。”卡尔说。
海伦在笑，她合上眼睛，又睁开，大笑起来。
“我们该回家了。”杰克说。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我们穿外套来了吗？我觉得我们没穿。”
“什么？我觉得我们没穿。”玛丽说。她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最好还是走吧。”杰克说。
“他们得走了。”海伦说。
杰克把手伸到玛丽的腋窝下面，把她拉了起来。
“再见了，伙计们，”玛丽说。她抱着杰克，“我太饱了，动都动不了。”
海伦只是笑。
“海伦总能发现好笑的事。”卡尔说完咧嘴一笑，“你在笑什么，海伦？”
“我不知道，玛丽说过的事。”海伦说。
“我说什么啦？”玛丽说。
“我不记得了。”海伦说。
“我们该走了。”杰克说。
“再见，”卡尔说，“回头见。”
玛丽想挤出一点笑容来。
“走吧。”杰克说。
“晚安，各位，”卡尔说，“晚安，杰克。”杰克听见卡尔说得非常非常慢。
他们来到外面，玛丽低着头，拖着杰克的胳膊往前走。他们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他听着她的鞋子在地上蹭出的声音，还听见一些断续刺耳的狗叫声，以及浮在这些声音上面的、远处车辆发出的微弱的呼啸声。
玛丽抬起头来。“到家后，杰克，我要你和我做，跟我说话，让我高兴。我要换换脑子，杰克，今晚我得换换脑子。”她抱紧了他的胳膊。
他能感觉到那只鞋子上的潮湿。他打开门，拨了一下灯开关。
“上床来。”玛丽说。
“这就来。”他说。
他进了厨房，一口气喝了两杯水。关了客厅的灯，他摸黑走进卧室。
“杰克！”她大叫，“杰克！”
“老天爷，是我！”他说，“我在开灯。”
他找到了台灯。她坐在床上，眼睛发亮。他上好闹钟，开始脱衣服。他的膝盖有点发抖。
“还有可以抽的吗？”她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
“那就给我弄杯喝的来，我们有喝的东西，别跟我说我们什么喝的都没有。”她说。
“只有啤酒。”
他们瞪着眼，互相看着。
“我要杯啤酒。”她说。
“你真的要喝？”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拿来啤酒，她坐在床上，大腿上放着他的枕头。他把啤酒递给她，自己爬到床上，把被子拉上来。
“我忘记吃药了。”她说。
“什么？”
“忘记吃药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取来她的药。她睁开眼，他把药丢在她伸出的舌头上。她就着啤酒把药咽了下去，他回到了床上。
“把这个拿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说。
他把啤酒罐放在地上，侧身躺着，盯着漆黑的走廊。她把手放在他的肋骨上，手指在他的胸口慢慢地划着。
“阿拉斯加有什么？”她说。
他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小心地把自己挪到他自己的那一侧。不一会儿，她就打起了呼噜。
他正准备把台灯关掉，就觉得在走廊里看见了什么。他紧盯着那儿看了一会儿，好像又看见了，是一双小眼睛。他的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他眨了眨眼，仍然盯着那儿看。他弯下身来想找个可以扔的东西，捡起了他的一只鞋子。他坐直了身子，双手举着鞋子。他咬着牙，听着她的呼噜声。他等着。他等着它再动一下，等着它发出最细微的响动。
[1]费尔班克斯，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
夜校
我的婚姻刚刚破裂。我找不到工作。我有个女朋友，但她不在城里。我正在酒吧里喝啤酒，两个女人坐在吧台那儿，和我只隔着几张凳子，其中一个和我聊了起来。
“你有车吗？”
“有，但不在这儿。”我说。
车在我老婆手里。我住在我父母那儿。我有时用一用他们的车。但今晚我是走着过来的。
另一个女人看着我。她们俩都四十岁左右，可能更老一点。
“你问他什么了？”那个女人对第一个女人说。
“我问他有没有车。”
“那么你有车吗？”第二个女人问我。
“我正跟她说呢，有是有，但没有开过来。”我说。
“那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不是？”她说。
第一个女人笑了起来。“我们有个好主意，但得有辆车才行。没办法。”她转身又向酒保要了两杯啤酒。
我一直在慢慢地喝着啤酒，想到她们也许会帮我买一杯，就把酒一口喝干了。但她们没有给我买。
“你是干什么的？”第一个女人问我。
“目前的话，什么也不干。”我说，“有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去上学。”
“他上学，”她对另一个女人说道，“他是个学生。你在哪儿上学？”
“附近。”我说。
“我跟你说过，”女人说，“难道他看上去不像个学生吗？”
“他们都教你些什么？”第二个女人说。
“什么都教。”我说。
“我的意思是，”她说，“你计划将来做什么？你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所有人都得有个人生目标吧。”
我冲酒保举起我的空杯子。他接了过去，又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我数出一些零钱，这样一来，几小时前刚来时仅有的两美元就只剩下三十美分了。她还在等我回答。
“做老师，教书。”我说。
“他想做老师。”她说。
我小口喝着啤酒，有人往自动点唱机里丢了个硬币，一首我老婆喜欢的歌响了起来。我四处看了看。前面的沙壶球[1]桌那儿站着两个男人。门开着，外面天黑着。
“知道吧，我们也是学生，”第一个女人说，“我们也上学。”
“我们选晚上的课程，”另一个女人说，“我们选了星期一晚上的阅读课。”
第一个女人说：“你为什么不往这边挪一下，老师，这样我们就不用喊着说话了。”
我拿起啤酒和香烟，往那边移了两个座位。
“这样好多了，”她说，“那个，你说你是个学生？”
“有时候是，但现在不是。”我说。
“在哪儿？”
“州立大学。”
“这就对上了，”她说，“我想起来了。”她看着另一个女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帕特森的老师？他教成人教育的课程。他教我们星期一晚上的那门课。你和帕特森很像。”
她们互相看了看，笑了起来。
“别不高兴，”第一个女人说，“这是个私底下的玩笑。要不要告诉他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伊迪丝？要不要？”
伊迪丝没有回答。她喝了一口啤酒，眯着眼，透过酒吧后面的镜子看着她自己，看着我们三人。
“我们在想，”第一个女人接着说道，“如果我们今晚有辆车，我们就过去看看他，帕特森。是不是呀，伊迪丝？”
伊迪丝冲自己笑了笑。她喝完啤酒，又要了一轮，包括我的一杯。她用一张五美元的纸币付了酒账。
“帕特森喜欢喝一杯。”伊迪丝说。
“说得不错。”另一个女人说。她向我转过身来。“有天晚上上课时我们说起过这个。帕特森说他吃饭时总要喝点葡萄酒，晚餐前喝一两杯开波酒。”
“什么课？”我说。
“帕特森的阅读课。帕特森爱说一些不相干的东西。”
“我们在学习阅读，”伊迪丝说，“你相信吗？”
“我喜欢读海明威这一类的东西，”另一个女人说，“但是帕特森让我们读类似于《读者文摘》的故事。”
“我们每星期一晚都有测验。”伊迪丝说，“但帕特森还行。他不会介意我们上他那儿喝一杯开波酒的。不过，他就是想介意也没用。我们有他的把柄。帕特森的。”她说。
“我们今晚有空，”另一个女人说，“但是伊迪丝的车送出去修了。”
“如果你现在有辆车，我们就可以去他那儿看看。”伊迪丝说。她看着我。“你可以告诉帕特森你想成为一名老师。你们俩有点像。”
我喝完啤酒。除了一些花生，我这一天还没吃其他东西。很难继续聊天和听人说下去。
“请再来三杯，杰瑞。”第一个女人对酒保说道。
“谢谢。”我说。
“你会和帕特森处得来的。”伊迪丝说。
“给他打电话呀。”我说。我以为这只是说说而已。
“我才不那么做呢，”她说，“他会找借口。我们直接上门，他就不得不让我们进家门了。”她小口喝着啤酒。
“那我们走吧！”第一个女人说，“还等什么？你说的车子在哪儿？”
“离这不远就有一辆车。”我说，“不过我也说不准。”
“你到底想不想去？”伊迪丝说。
“他说他要去的。”第一个女人说，“我们带上半打啤酒。”
“我只有三十美分。”我说。
“谁他妈要你的钱？”伊迪丝说。“我们需要的是你那辆该死的车。杰瑞，再来三杯。还要半打装的带走。”
“为帕特森，”啤酒端上来后第一个女人说，“为帕特森和他的开波酒。”
“他一定会目瞪口呆的。”伊迪丝说。
“干了。”第一个女人说。
我们走在人行道上，向南朝镇外走去。我走在两个女人中间。大约十点了。
“我现在就想喝一罐啤酒。”我说。
“别客气。”伊迪丝说。
她打开纸袋，我伸手进去扯下一罐啤酒。
“我们觉得他在家。”伊迪丝说。
“帕特森，”另一个女人说，“我们不确定，但是这么想的。”
“还有多远？”伊迪丝说。
我停下来，举起啤酒，一口气喝下半罐。“下一条街就是。”我说，“我和我父母住。这是他们家。”
“我想这也没什么，”伊迪丝说，“不过你都这么大了。”
“太不客气了，伊迪丝。”另一个女人说。
“嗯，我这人生来就是这样，”伊迪丝说，“没什么好说的，他得担待一点。我生来就是这样。”
“她这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另一个女人说。
我喝完啤酒，把空罐扔进了杂草丛。
“还有多远？”伊迪丝说。
“到了。就在这儿。我去试试看，把车钥匙搞到手。”我说。
“嗯，快点。”伊迪丝说。
“我们在外面等着。”另一个女人说。
“快点吧！”伊迪丝说。
我打开门，来到楼下。父亲正穿着睡衣看电视。公寓里面很暖和，我在柱子上靠了一小会儿，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去喝了几杯啤酒，”我说，“在看什么？”
“约翰·韦恩[2]，”他说，“很不错。坐下来看。你妈还没回来。”
我母亲在保罗的豪夫堡[3]饭店上小夜班。父亲没工作。他过去在森林里做工，后来受了伤。他得了一笔赔偿，但那笔钱现在差不多全花光了。我老婆离开我时，我向他借两百美元，但他拒绝了。他拒绝我时含着眼泪，说希望我不要因此而恨他。我说没什么，我不会恨他的。
我知道这次他也会说不的。但我还是在沙发的另一端坐下，说：“我碰到两个女的，她们问我能不能开车送她们回家。”
“你对她们说什么了？”他说。
“她们在楼上等着我呢。”我说。
“让她们等着好了，”他说，“会有其他人的。你不用掺和。”他摇摇头。“你没告诉她们我们住在哪儿吧，有没有？她们没下楼来吧？”他在沙发里动了动身子，又看起了电视。“话说回来，你妈把钥匙带走了。”他缓缓地点了点头，眼睛并没有离开电视。
“没什么，”我说，“我不需要车。我哪儿也不去。”
我起身向走廊看了看，那儿有张我睡觉用的帆布床。床边有个烟灰缸，一台勒克斯座钟，一张放着几本旧平装小说的桌子。我通常夜里十二点才上床，一直读书读到看不清字了，手里拿着书，不关灯就睡着了。我在一本平装书里读到过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我告诉了我老婆。一个人做了个噩梦，在噩梦里他梦见自己正在做梦，醒来发现有个人站在他卧室的窗外。做梦的人吓得动都动不了，气也喘不过来。站在窗户那儿的人盯着屋内，开始撬纱窗。做梦的人动弹不得。他想喊，但喘不过气来。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做梦的人认出了外面的人。那是他最好的朋友，做梦的人的好朋友，但做噩梦的人却不认识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和我老婆说这些时，我感到头皮发麻，血往脸上涌。但她并不感兴趣。
“那只不过是别人瞎写出来的，”她说，“家人的背叛，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我能听见她们在外面摇门。我能听见我窗户上方人行道上的脚步声。
“该死的浑蛋！”我听见伊迪丝说。
我进卫生间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上楼，走了出去。天更冷了，我拉上夹克的拉链。我开始往“保罗”那边走。如果能在我妈下班前赶到，我还能吃上一个火鸡三明治。这之后我可以去科尔比的报亭翻翻杂志，然后回公寓上床读书，读够了就睡觉。
那些女人，我离开时已经不在那里了，等我回来时，她们也不会在。
[1]一种酒吧游戏，游戏双方在长桌一端，把一个金属圆盘滑向另一端，越接近另一端则得分越高。
[2]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专演美国西部片的男演员，其出演的电影都被称作“约翰·韦恩电影”，是西部片的代名词。
[3]豪夫堡（Hofbrau），德国啤酒品牌，又译作宫廷啤酒，简称HB。
收藏家
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身，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来人停顿了一下，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留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找你谈谈，尤其是你没装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不管站在那里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什么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嘴笑了笑，放下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说了起来，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下帽子，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在说就这样了，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给你看看，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您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脱掉雨衣，在外面抖了抖，把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1]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有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一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再次把门关上。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在发烧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着。你有阿司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了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司匹林。
这儿，我说，吃完你就该走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吗？他有点生气了，低声说。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台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就算买，也不会去买一台吸尘器。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一次免费吸尘和地毯清洗的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甚至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夜，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里。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把你送走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条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的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座椅。当你发现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东西，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攒下来那么多东西，你会大吃一惊的。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这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尽头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响声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2]成年后，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3]。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还用余光瞄了我一眼。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儿，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下一个手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拈了一撮上面的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取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的。很便宜。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枕头里，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响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旁边。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灭鼠灵。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靠近前门的地毯上那封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一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衬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者盆栽植物之类的？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到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简直像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似的，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现在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付不起，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你只能为我白干了，到此为止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清楚，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附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附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放松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变黑。他关掉吸尘器，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捡起了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咖啡我就不喝了。我还是别从地毯上走过去了。我刚洗过。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还在下雨。他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台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我说，算了吧。我很快就要走了。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
[1]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出生于英国。
[2]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代表作《杜伊诺哀歌》《马尔特手记》等。
[3]伏尔泰（Voltaire，1694—178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是文化史家，被尊称为“文化史之父”。晚年为躲避法国政府，曾在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堡居住了十五年。
你在旧金山干了什么？
这件事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它和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有关，去年初夏他们搬进了我投递线上的一栋房子。我拿起上星期日的报纸，看到一个因用棒球棍杀死妻子和妻子的男友而在旧金山被捕的年轻人的照片，这才又想到了他们。当然，不是同一个人，虽然他们的胡子让他们俩看上去很像。不过，情况非常相似，让我想起了很多。
我叫亨利·罗宾逊，是一名邮递员，联邦政府的公务员，一九四七年起就在干这份工作了。除了战时在军队里待过的三年外，我这辈子都住在西部。我离婚已经二十年了，有两个孩子，也差不多二十年没见了。我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依我看，也不是个严肃的人。我相信，现在的男人这两种特质都得具备一点。我还相信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好。不工作的人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时间来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
我确信，住在这里的年轻人的麻烦部分缘于他不去工作。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任，那个女人，是她纵容了他。
垮掉的一代，我猜你们见了他们准会这样说。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向外支棱的褐色胡须，他看上去像是急需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正餐，再抽上一根雪茄。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发，容貌姣好，这是大实话。不过记住我说的，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画家。那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可能也干这一行吧。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他们付得起房租，能过得下去——至少在那个夏天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大约十一点到十一点一刻之间。我已经跑完我那条线路的三分之二，转到他们那个路段时，发现一辆一九五六年的福特轿车停在院子里，后面是一辆敞着门的大“邮货”[1]拖车。松树街上只有三家住户，他们是最后一家，此外还有默奇森一家——他们来阿卡塔快一年了，格兰特一家——他们在这儿住了大概两年了。默奇森在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工作，吉恩·格兰特是邓尼餐馆的早班厨师。这两栋房子，往前一点是块空地，最里头就是曾属于科尔一家的那栋房子。
那个年轻人已经从车里出来，站在拖车后面。女人正从车子的前门走出来，嘴上叼着烟，穿一条紧身白色牛仔裤和一件男式白汗衫。她看见我就停住了，站在那儿，看着我从便道上走过来。我走到他们的信箱跟前时放慢了脚步，朝她点了点头。
“都收拾妥当了？”我问。
“得花点时间。”她说，一边抽烟一边把额前的一缕头发撩开。
“很好，”我说，“欢迎你们来到阿卡塔。”
说完这话，我感到有些窘迫。不知道为什么，在和这个女人仅有的几次相遇里，我自己每次都很窘迫。这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对她有点反感的原因之一。
她冲我淡淡一笑，我正要离开时，那个年轻人——他叫马斯顿——手里抱着一个装玩具的大纸箱，从拖车后面走了过来。现在，阿卡塔已经不是个小镇了，但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尽管我想你可能得说它更接近于小镇。但不管怎么说，阿卡塔不是世界的尽头，住在这儿的大多数人不是在锯木场干活，就是和渔业打交道，要不然就是在市区的某家商店工作。这儿的人看不惯留胡子的男人，或者说——不上班的男人。
“你好。”我说。他把纸箱放在前挡泥板上，我伸出了手。“我叫亨利·罗宾逊。你们刚搬到这里吗？”
“昨天下午。”他说。
“这趟跑的！从旧金山到这儿就花了十四个小时。”那女人在门廊处说道，“拉着那辆该死的拖车。”
“够呛，真够呛。”我边说边摇头，“旧金山？我刚去了趟旧金山。让我想想，是去年四月还是三月的事。”
“是吗？”她说，“你在旧金山干了什么？”
“噢，没干什么，真的。每年我都要去一两趟。到渔夫码头转转，或者去看巨人队打球。就这些。”
出现了片刻的停顿。马斯顿用脚尖在草地里摸索着什么。我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前门飞跑出来，吵吵嚷嚷地奔到走廊尽头。当那扇屏风门哐的一声打开时，我觉得马斯顿吓了一大跳，而她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异常冷静，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看上去很糟糕。每次准备做点什么时，他总先快速地痉挛一下。他的眼睛一会儿看着你，一会儿滑向一边，一会儿又看着你。
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四五岁左右的卷头发小姑娘，后面跟着个小一点的男孩。
“孩子真讨人喜欢，”我说，“好吧，我得接着干活去了。你们也许该把这信箱上的名字换掉了。”
“当然，”他说，“当然。明后天我就换过来。不过近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信件。”
“别这么说，”我说，“你不知道这只老邮袋里会钻出什么来。有备无患嘛。”我转身要走，“对了，如果你想到木工厂找活儿干，我可以告诉你到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找谁。我的一个朋友是那儿的领班。他可能有……”发现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慢慢收住了话头。
“不必了，谢谢。”他说。
“他没在找工作。”她插话道。
“那好吧。再见。”
“再见。”马斯顿说。
她没再说什么。
我说过，那天是星期六，阵亡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接下来的星期一是节假日，直到星期二我才又去了那儿。看见那辆拖车还停在前院，我倒是不怎么吃惊。不过，车还没卸完却让我吃了一惊。我得说有四分之一的东西已经搬到前廊上了——一张堆满东西的椅子，一张镀铬的餐椅以及一个装着衣服的大纸箱，纸箱上面的盖子已经被撕掉。另有四分之一的东西肯定已经搬进屋内了，其余的都还在拖车里。孩子们正拿着小木棍，敲打拖车的侧面，还从拖车后门那儿爬上爬下。他们的妈妈爸爸却连影子也见不着。
星期四我又在院子里看见他，提醒他别忘了换信箱的名字。
“我是得把这事做了。”他说。
“要花点时间，”我说，“搬到一个新地方，总有许多事要操心。原来住在这儿的人，科尔一家，你们来的前两天才搬走。他去了尤里卡工作。在捕鱼和狩猎部门。”
马斯顿摸摸胡子，眼睛看着别处，像在想着别的什么事。
“那就回头见。”我说。
“再见。”他说。
总之，他还是没换信箱上的名字。不久我又来了一趟，带来一封写着他们地址的信，他会这样说：“马斯顿？是的，是我们的，马斯顿……这几天我就把信箱上的名字换掉。我得找一桶油漆，把那个名字……科尔，给涂掉。”其间他一直东张西望。他用余光瞥我一眼，下巴颤抖了两下。但他根本就没有更换信箱上的名字。过了一阵，我也就耸耸肩，把这件事给忘了。
有一些传言。我不止一次听说他是个被假释的囚犯，到阿卡塔来是为了摆脱旧金山不健康的环境。根据这个传言，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但那几个孩子却没一个是他的。另一个传言说他犯了罪，在这儿躲着。不过没多少人相信这个故事。他看上去实在不像那种会犯什么重罪的人。大多数人都相信的，至少传播最广的，是最可怕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说，那个女人有毒瘾，她丈夫把她带到这儿来，是要帮她戒掉恶习。作为佐证，大家总是提到迎新小组[2]的萨莉·威尔逊的那一次造访。一天下午，她顺道拜访了他们。后来她说，绝不是瞎说，他们确实有些古怪——尤其是那个女人。她刚刚还坐在那儿听萨莉说个不停，似乎全神贯注，可不久就站起身，不顾萨莉还在说话，开始画上她的画了，好像萨莉根本不在那儿一样。同样，她刚刚还在抚摩亲吻孩子，突然就对他们无缘无故地大喊大叫。嗯，如果你离她近一点，从她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萨莉说。不过，萨莉·威尔逊这些年来在迎新小组招牌的掩护下，打探了不少他人的闲事和秘密。
“你不了解情况，”要是有人提起这事我就会说，“如果他现在就去工作的话，谁还能说什么？”
依我看这些传言都差不多，他们在旧金山惹了点麻烦，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他们想从那些麻烦中解脱出来。不过他们为什么挑上阿卡塔来安家，这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找工作才来这儿的。
最初的几个星期，谈不上有什么邮件，只有几张广告，希尔斯和西部汽车修理这一类的。后来开始有些信，大概每周一两封的样子。我路过时，有时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屋外散步，有时就见不着。不过孩子们倒是总在那儿，屋里屋外地跑进跑出，或者在旁边的那块空地上玩耍。当然，他们本来就算不上模范家庭，可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后，野草开始疯长，草坪上的草却又枯又黄。谁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事。我知道杰西老头来过一两次，让他们浇水，他们却说买不到水管。于是他给他们留了一根。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拿着那根水管在草地上玩，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有两次我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跑车停在屋前，不是本地的车子。
我和那个女人只打过一次直接的交道。有一封信欠了五美分邮费，我带着它去敲门。两个女孩中的一个让我进了门，然后跑去找她妈妈。屋里堆满了零零散散的旧家具，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不过还算不上很脏。只能说是不够整齐，但不算脏。起居室里，一张旧沙发和一把扶手椅沿一面墙摆着。窗户下有一个用砖和木板搭成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平装书。墙角堆着许多画，都反扣着，另一侧有一幅画还搁在画架上，上面盖着一块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