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移了移肩上的邮包，在原地站着，不过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把钱给付了。我一边等着，一边看着那个画架，正想侧身过去掀开盖布看看，就听见了脚步声。
“有事吗？”她说，人出现在门厅里，一点儿也不友好。
我碰了碰帽檐，说道：“不好意思，这儿有封欠费的信。”
“让我看看。谁寄来的？噢，是杰！这个傻瓜。给我们寄了封没贴邮票的信。李！”她叫道，“杰瑞来信了！”马斯顿走进来，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我轮流用两条腿站着，等着。
“我来付钱，”她说，“既然是老杰瑞来的信。给。再见。”
这就是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方式。我不能说这儿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他们不是那种你真的能适应的人。然而过了一阵子，人们似乎也就不再在意他们了。要是在塞夫韦超市碰上那个男的推着购货车，你可能会瞧一眼他的胡子，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别的故事了。
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后来我发现她一周前就和一个人——一个男人——先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带着孩子们去了瑞汀，他母亲家。从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三的六天里，他们的邮件就待在信箱里。窗帘全拉着，没人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永远离开了此地。但那个星期三，我又看见那辆福特车停在院子里了，窗帘仍然拉着，可邮件已经被取走了。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都待在信箱边上等着我把信递给他，要不他就坐在前廊上抽烟，很显然，他在等。他一看见我来就站起身，掸掸裤子朝信箱这边走来。如果那天我正好有他的邮件，我还没把信递给他，他就开始扫视寄信人的地址。我们很少交谈，如果目光恰巧相遇，也只是彼此点点头，可连这种机会也不多。他很痛苦——这谁都看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帮帮这孩子，但我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大约是他回来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他双手插在后兜里，在信箱前走来走去，我下决心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我肯定会说点什么。我走上便道时他正背对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猛地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把我要说的话堵住了。我拿着他的邮件立在那儿。他朝我跑了两步，我看也没看就把它递了过去。他盯着它看着，非常吃惊的样子。
“住户。”他说。
那是洛杉矶寄来的一份医疗保险计划的广告单，那天上午我至少送出了七十五张。他把它对叠起来，走回屋去。
第二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外面等着。脸上是他惯有的表情，好像比前一天克制多了。这次我有一种预感，我带来了他正期盼的东西。那天早晨在邮站装邮袋的时候，我看过那封信。那是个普通的白信封，地址是一个女人手写的花体字，占去了大半个封皮。邮戳是波特兰的，寄信人地址上有姓名的缩写J. D.和波特兰街区的地址。
“早上好。”我说着，把信递过去。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唰的一下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朝屋里走去，在光下举着那封信。
我大叫道：“孩子，她不是好人。我一见到她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忘掉她？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好忘掉她？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喜欢工作？当年我像你这样时，是工作，没日没夜的工作，让我忘掉一切的，那会儿正打仗，我在……”
打那以后，他不再在外面等我了，他在那儿也只多待了五天。每天，我都能看见他仍在等我，只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看着我。我走后他才会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他就摆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站在窗边，神情平静、安然。窗帘都放了下来，百叶窗收了起来，我看出他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不过，他的表情告诉我，这次他没在等我。他的目光越过了我，甚至越过了南边的房顶和树木。当我来到房子跟前，沿便道走过时，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我回头望了望。我能看见他仍待在窗边。那种感觉是那么强烈，我不得不转过身去，顺着他目光的方向望过去。不过，正像你可能猜到的，除了还是老样子的森林、山峦和天空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天他走了，没留下任何转投的地址。时而还会有些邮件，是给他、他妻子或者他们俩的。如果是甲级邮件，我们就保留一天，然后退还给寄信人。不是特别多，我也不在意。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工作，我总是庆幸自己还有份事做。
[1]U-Haul是一家美国租车公司，专门出租搬家用的厢型卡车和拖车，此处音译成“邮货”。
[2]英文原文为“Welcome Wagon”。美国的一些居住区有这样的组织或个人，当新住户搬来时，他们会带着自己烤的点心上门问候，提供一些周边信息。
学生的妻子
他在给她念里尔克的诗，一个他崇拜的诗人，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城墙环绕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他接着大声往下念。孩子们已经睡着很久了，外面，不时有车子在潮湿的路面上擦出些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书，转身伸手去关灯。突然，她像被吓着似的睁开了眼睛，眨了两三下。她发愣的明亮眼珠上眨动的眼睑，看上去出奇黯淡而饱满。他注视着她。
“在做梦？”他问。
她点点头，抬起手摸了摸两鬓的塑料发卷。明天是星期五，伍德隆公寓所有四到七岁的孩子都归她照看。他用手臂支撑着身体看她，同时用闲着的那只手把床单拉直。她脸上皮肤光滑，颧骨突出；她有时非要对她的朋友说，这颧骨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有四分之一的内兹佩尔塞人[1]血统。
她随后说：“给我随便弄点三明治，迈克。在面包上放点黄油、生菜和盐。”
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想睡觉。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她还醒着，正注视着他。
“南，你睡不着吗？”他严肃地说，“很晚了。”
“我想先吃点东西，”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腿和胳膊都疼，肚子也饿。”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翻身下了床。
他给她做了三明治，用托盘端了过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笑了笑，接过托盘时往背后塞了个枕头。他觉得她穿着这身白色睡衣，看上去像是医院里的病人。
“真是个有趣的梦。”
“梦见什么了？”他说，上床朝他那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他瞪着床头柜，等了一会儿。慢慢闭上眼睛。
“真想听吗？”她说。
“当然了。”他说。
她舒服地靠在枕头上，抹掉嘴唇上粘着的一粒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个冗长的梦，你知道的，那种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的梦，但我现在记不全了。刚醒来时还记得很清楚，现在有点模糊了。迈克，我睡了有多久？其实，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好像是我们在某个地方过夜。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但只有我们俩，待在某个类似小旅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湖边。那儿还有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提议用摩托艇带我们出去兜一圈。”她笑了起来，回忆着，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在上船的地方。结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点像条凳，只够坐三个人。你和我为了谁该牺牲自己挤在船后面争吵起来。你说该是你，我说该是我。但最终还是我挤进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挤疼了，我还担心水会从船边上漫进来。后来我就醒了。”
“真是个不一般的梦。”他应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你还记得邦妮·特拉维斯吗？弗雷德·特拉维斯的老婆？她说她常做彩色的梦。”
她看了一眼手中的三明治，咬了一口。她咽下去，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里面，伸手拍打身后的枕头时，她用腿平衡着托盘。她舒服地向后靠在枕头上。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提尔顿河过夜吗，迈克？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钓到一条大鱼的那次？”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还记得吗？”她说。
她记得。过去几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却经常想起来。那是婚后一两个月，他们出去度周末。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冰凉彻骨的河水里泡着一个西瓜，晚饭有她做的炸午餐肉、鸡蛋和罐装豆子，第二天早晨，还是用那只烧黑了的平底锅做了烤薄饼、午餐肉和鸡蛋。两次做饭她都把锅烧煳了，咖啡怎么也煮不开，但这是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中的一段。她记得那晚他也给她朗诵了伊丽莎白·勃朗宁和《鲁拜集》里的几首诗。他们盖了那么多的被子，她的脚在被子下面动都动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河对面路上的人停下车，看他怎样把鱼弄上岸。
“哎？你到底记不记得了？”她说，拍着他的肩膀，“迈克？”
“记得。”他说。他往他那边稍微移了移，睁开眼。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住的只是仔细梳理过的头发和那些对人生和艺术的高谈阔论，他其实很想忘掉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南。”他说。
“我们刚上完高中，你还没去上大学。”她说。
他等着，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看着她。“三明治吃完了吗，南？”她仍然在床上坐着。
她点点头，把托盘递给他。
“我关灯了。”他说。
“要是你想的话。”她说。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双脚向两边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脚。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着放松下来。
“迈克，你还没睡着，是吧？”
“没有，”他说，“没睡着。”
“那就好，别在我前面睡着，”她说，“我不想一个人醒着。”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儿稍稍靠近了一点。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上，他抓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捏了捏。只一会儿的工夫他的手就落到了床上，他叹了口气。
“迈克？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她说。
“天哪，”他轻声说道，“刚才我都睡着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说会儿话，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别疼。”
他转过身来，开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着了，手还放在她的臀部。
“迈克？”
“怎么了？南，告诉我怎么了。”
“我想要你帮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她说，转身把脸朝上，“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她屈起膝盖，把被子拱起一个包。
黑暗中他快速地睁开眼，又闭上。“哈，生长痛？”
“哦，天哪，正是这样。”她说，扭动着她的脚指头，很高兴自己终于把他从睡意中拉了回来。“我十岁十一岁时就长到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我！那时我长得那么快，腿和胳膊一天到晚都在疼。你没这样过？”
“没什么样过？”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在生长？”
“不记得了。”他说。
他最终用胳膊支撑起自己，划了根火柴，看了看钟。他把枕头凉的那一面翻上来，又躺了下来。
她说：“你困了，迈克。我希望你愿意聊上一会儿。”
“好吧。”他说，没有动。
“你只要抱着我，让我睡着。我睡不着。”她说。
她转向她那一侧，面对着墙，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迈克？”
他用脚指头碰了碰她的脚。
“跟我讲讲所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他说，“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
“如果你保证也告诉我。行吗？”
他又碰了碰她的脚。
“好吧……”她说，仰面躺着，很惬意，“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还有乘火车的那些夜晚和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程度排序。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小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长大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每隔一年就搬一次家。这是最大的心愿了。”她说，“我希望我们俩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
“没有。”他说。
“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你了。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好多东西。”他咕哝了一声。
“嗯，告诉我嘛。我们不就是说说而已吗？”
“我希望你别烦我了，南。”他又转到他那一侧，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转过身来，紧贴着他。
“迈克。”
“天哪。”他说。接着他又说：“好吧。先让我伸伸腿，我好醒过来。”
过了一会儿，她说：“迈克？你睡着了？”她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但他没有回应。她靠着他的身体躺了好一会儿，试图入眠。起先她很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靠着他，小口地、均匀地呼吸。但她睡不着。
她努力不去听他的呼吸声，但这让她觉得不舒服，他呼吸时鼻子里发出一种声音。她试图调节自己的呼吸，让呼气和吸气合上他呼吸的节奏。但是没用。他鼻子发出的这种细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胸膛也发出一种吱吱声。她又翻了个身，用屁股抵着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墙。床脚处的被子被拉了起来，她移动腿时能感觉到一股气流。她听见两个人走过来，在上隔壁公寓的楼梯。有人在开门前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然后，她听见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她又翻了个身。隔壁有人冲抽水马桶，然后，又冲了一次。她又翻了个身，这次脸朝上，尝试放松下来。她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文章：如果身体里所有的骨头、肌肉和关节都能完全放松的话，睡眠一定会降临的。她长长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臂伸直放在身体的两侧。她尽量放松自己，试图想象自己的腿悬在空中，沐浴在某种薄雾般的东西里。她翻身朝下躺着。她闭上眼睛，又睁开。她想着床单上自己蜷曲的手指，置于唇边。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床单上。她用拇指摸了摸食指上的结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侧面，又翻到正面。她开始感到恐惧，在一种莫名的焦虑中，祈祷入眠。
求你了，老天，让我睡着吧。
她努力入睡。
“迈克。”她小声说道。
没有回应。
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翻身时碰到了墙。她听了又听，但再没有其他声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传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头离开枕头，嘴贴在床单上，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儿，然后爬到床脚处，从那儿下了床。
她在卫生间洗了脸和手。她刷牙，一边刷一边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脸。她把客厅的暖气调热了点。然后，她在厨房桌旁坐了下来，把脚收进睡衣里面。她又哭了起来。她从桌上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点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去拿她的浴袍。
她去看了看孩子。把儿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厅里，坐在那把大椅子上。她随手翻着一本杂志，试着往下读。她盯着上面的照片，又试着往下读。不时有车子从外面的街上开过，她会抬起头。每当车子开过时，她都要听着，等着，然后再低头读杂志。椅子边的架子上有一沓杂志。她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曙光初现时她站了起来。她来到窗前。小山岗上无云的天空开始变白。树木和街对面那排两层高的公寓楼在她的注视下显露出形状。天空变得更白了，山岗后面的光线急剧增多。除了因为这个或那个孩子而早起外（她觉得这些不算，因为她从来没往外看，不是匆忙地回到床上，就是去了厨房），她一生中没见过几次日出，而那几次还是在她小的时候。她确信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她从未在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画里了解到日出会如此可怕。
她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打开门锁来到阳台上。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空气又湿又冷。周围的景象渐渐显露出来。她一点点地看过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山顶电台发射塔尖闪烁的红灯上。
她穿过幽暗的寓所回到卧室。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沉睡中的他显得绝望，牙关紧咬，胳膊直挺挺地伸到她这一侧。在她的注视下，房间变得非常明亮，眼前的床单越来越白。
她湿了湿嘴唇，嘴唇黏黏的，发出了一点声音。她跪了下来，伸出手摊在床上。
“上帝啊，”她说，“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吗，上帝？”
[1]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把你的脚放进我鞋子里试试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整间公寓都吸得差不多了，他正在客厅里忙着，用吸管清理沙发坐垫间的猫毛。他停下来，听了听，然后关掉吸尘器，接起电话。
“喂，”他说，“我是马尔斯。”
“马尔斯，”她说，“你还好吗？在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他说，“嗨，保拉。”
“今天下午办公室有个聚会，”她说，“你被邀请了，迪克邀请了你。”
“我来不了。”马尔斯说。
“迪克刚对我说了，给你家老头子打电话，叫他过来喝一杯，把他从他的象牙塔里拖出来，拖到现实世界里待一会儿。迪克喝了酒后很风趣。马尔斯？”
“我在听。”马尔斯说。
马尔斯原来是迪克的下属。迪克总说他要去巴黎写一部小说，当马尔斯辞职去写小说时，迪克说他会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留意马尔斯的名字。
“我现在来不了。”马尔斯说。
“我们今天上午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保拉像是没听见他说的一样，“你还记得拉里·古迪纳斯吗？你来工作时他还在。他在科学书籍处帮过一阵忙，后来被派出去工作，再后来就被解雇了。今天上午听说他自杀了，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你想象得出来吗？马尔斯？”
“知道了。”马尔斯说。他试图回想古迪纳斯的样子，想起一个高个儿、有点驼背的男人，他戴一副金丝眼镜，有着颜色鲜艳的领带和后退的发际线。他能想象出那致命的一震，头猛地向后一甩。“天哪，”马尔斯说，“唉，听了真让人难过。”
“宝贝，来办公室坐坐吧，可以吗？”保拉说，“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喝点酒，听听圣诞音乐。过来吧。”她说。
马尔斯能听见电话那一头的嘈杂声。“我不想去，”他说，“保拉？”他看着窗外飘过几片雪花。在等待回应时，他用手指刮了刮玻璃，并开始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
“什么？知道啦。”她说。“好吧，”保拉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在奥也莱斯碰个面，一起喝一杯？马尔斯？”
“好吧，”他说，“奥也莱斯，就这样吧。”
“你不来大家都会失望的，”她说，“特别是迪克，迪克对你很钦佩，你是知道的，他真的是这样，他对我说过。他很佩服你的魄力，他说他要是有你这样的魄力，早就辞职不干了。迪克说像你这样做，没有勇气肯定是不行的。马尔斯？”
“我在听，”马尔斯说，“我觉得我能把车子发动起来。不行的话，我给你打电话。”
“就这样，”她说，“奥也莱斯见。如果五分钟里你不来电话，我就从这儿出发。”
“替我向迪克问好。”马尔斯说。
“我会的，”保拉说，“他正说着你呢。”
马尔斯把吸尘器放到一边。他下了两层台阶，走到他停在最末一个车位、覆盖着积雪的车旁。他钻进车里，踩了好几脚油门，试着发动。车子发动起来了。他踩住油门。
路上，他看着人行道上提着购物袋来去匆匆的行人，望了一眼飘着雪花的灰色天空，和墙缝与窗台上都积着雪的高楼。他试图把一切尽收眼底，以备后用。他正在小说写作的间歇阶段，有点鄙视自己。他找到奥也莱斯，街角处紧靠一家男装店的小酒吧。他在后面停了车，走了进去。他在吧台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端着杯酒，来到靠门的一张小桌旁。
保拉进门时说了声：“圣诞快乐。”他站起来吻了她一下。他帮她把椅子拉开。
他说：“威士忌？”
“威士忌。”她说。“威士忌加冰。”她对过来开单子的女孩说。
保拉端起他的酒杯，把酒一口干了。
“我也再来一杯。”马尔斯对女孩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女孩离开后，他说。
“这地方哪儿不好？”保拉说，“我们总来这儿呀。”
“我就是不太喜欢，”他说，“我们喝完这杯就去别的地方。”
“随你的便。”她说。
女招待端来了酒，马尔斯付了账，他和保拉碰了一下杯。
马尔斯看着她。
“迪克向你问好。”她说。
马尔斯点点头。
保拉呷着她的酒，“今天过得怎样？”
马尔斯耸了耸肩。
“都干了些什么？”她说。
“没干什么，”他说，“我用吸尘器打扫了。”
她碰了一下他的手。“所有人都让我替他们向你问好。”
他们把酒喝完。
“我有个主意，”她说，“我们干吗不去摩根家拜访一下？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们，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已经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们可以顺道去一下，说我们是马尔斯夫妇，向他们问个好。再说，他们给我们寄了张卡片，让我们在节日期间过去坐坐。他们邀请了我们。我不想回家。”她终于把话说完了，伸手去包里找烟。
马尔斯在想他出门前有没有设置好火炉，把所有的灯关掉。然后，他想起了窗前飘过的雪花。
“他们上次寄来的那封侮辱我们的信，提到他们听说了我们在屋里养猫，这事怎么讲？”他说。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忘掉了，”她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我们去吧，马尔斯！我们顺路去一下嘛。”
“如果要去，我们应该先打个电话。”他说。
“不用打，”她说，“这样做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打电话，直接去敲门问好，我们以前在那儿住过嘛。好不好？马尔斯？”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打个电话。”他说。
“正过节呢，”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吧，宝贝。”
她拉住他的胳膊，出门走进雪里。她建议开她的车去，过后再来取他的车。他为她打开车门，再绕到副驾驶那一边。
当看到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屋顶上的积雪和车道上停着的旅行轿车时，他愣住了。窗帘开着，圣诞树上的小灯泡透过窗户冲他们眨眼。
他们从车里钻出来。他搀扶着她，跨过一堆积雪，向房子的前廊走去。刚走了没几步，就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从车库拐角处冲出，径直朝马尔斯奔来。
“哦，天哪。”他说着弯下腰往后退，不由得举起了双手。他在走道上滑了一下，外套掀了起来，他摔倒在冰冻的草地上，心想这狗肯定会上来咬断他的喉咙。狗咆哮了一阵后，嗅起马尔斯的外套。
保拉抓起一大把雪向狗扔去。门廊的灯亮了，门开了，一个男人喊道：“巴兹！”马尔斯爬起来，掸了掸身子。
“怎么回事？”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是谁呀？巴兹，过来，伙计，这儿来！”
“我们是马尔斯夫妇，”保拉说，“我们是来祝你们圣诞快乐的。”
“马尔斯夫妇？”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滚出去！滚到车库去，巴兹。滚，滚！是马尔斯夫妇。”男人对站在他身后、正探头往外张望的女人说道。
“马尔斯夫妇，”她说，“哦，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走到门廊前，说：“请进，天真冷。我是希尔达·摩根，这是埃德加。很高兴见到你们。请进来吧。”
他们在门廊处很快地握了握手。马尔斯和保拉进屋后，埃德加·摩根关上了门。
“把你们的外套给我，把外套脱了吧。”埃德加·摩根说。“你没事吧？”他对马尔斯说，仔细地看了看他，马尔斯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条狗有点疯，但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我看见了。刚才我正好看着窗外。”
这番坦白让马尔斯觉得有些奇怪，他看了一眼这个男人。埃德加·摩根四十来岁，头几乎全秃了，穿着休闲裤和毛衣，脚上穿着双皮拖鞋。
“它叫巴兹，”希尔达·摩根宣布，并做了个鬼脸。“是埃德加的狗。我不能忍受在家里养宠物，但埃德加买了这条狗，他保证不让它进屋。”
“它睡在车库里，”埃德加·摩根说，“它乞求进屋，但我们不允许，这你知道吧。”摩根哧哧地笑了起来。“坐下，坐下，如果你们能在这堆得乱七八糟的地方找到座位的话。希尔达，亲爱的，把沙发上的东西挪开，好让马尔斯他们坐下来。”
希尔达清理好沙发上的盒子、包装纸、剪刀、一盒缎带和纸花，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地上。
马尔斯注意到埃德加又在盯着他看，脸上没了笑容。
保拉说：“马尔斯，亲爱的，你头发上沾了个东西。”
马尔斯用手在头后面摸了一下，发现一根细树枝，就把它放进了口袋。
“那条狗，”摩根说着又哧哧地笑了起来，“我们正在喝热饮，包装那些拖到最后一刻的礼物。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节日喝一杯吗？你们想来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保拉说。
“随便什么，”马尔斯说，“但愿我们没有打扰你们。”
“什么话，”摩根说，“我们一直……一直都对马尔斯一家很好奇。先生，你来杯热的？”
“好的。”马尔斯说。
“马尔斯太太？”埃德加说。
保拉点了点头。
“两杯热饮马上就到。”摩根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了，是不是？”他对他的妻子说。“这的确是个好理由。”
他拿过她的杯子，去了厨房。马尔斯听见碗碟橱的门砰的一声响，还听见一句像是咒骂的低声嘀咕。马尔斯眨了眨眼。他看了一眼希尔达·摩根，她正端坐在沙发一端的一把椅子上。
“往这边坐，你们俩。”希尔达·摩根说。她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往这边一点，靠着壁炉。等摩根先生回来，让他添一点柴火。”他们坐了下来。希尔达·摩根把手放在大腿间，身体略向前倾，端详着马尔斯的脸。
除了希尔达·摩根椅子背后墙上的三张带镜框的小照片外，客厅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其中的一张照片里，一个穿着马甲和双排扣礼服的男子正在向两个打着阳伞的妇人脱帽致敬。背景是跑着马车的中央广场。
“德国怎么样？”保拉说。她坐在坐垫的边上，抓着膝盖上的包。
“我们很喜欢德国。”埃德加·摩根说，他端着放有四个大杯子的托盘从厨房出来。马尔斯认出了这些杯子。
“马尔斯太太，你去过德国吗？”摩根问道。
“我们很想去，”保拉说，“是不是啊，马尔斯？也许明年吧，明年夏天。要不就是后年。一旦我们有了钱。也许等马尔斯卖出点什么以后。马尔斯在写作。”
“我觉得一趟欧洲之行对一个作家来说会十分有益。”埃德加·摩根说。他把杯子放在垫子上。“请便。”他在他妻子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注视着马尔斯。“你在信中说你辞了职专事写作。”
“是这样的。”马尔斯呷着他的饮料说。
“他几乎每天都要写点什么。”保拉说。
“是这样吗？”摩根说，“那真了不起。我可以问问你今天都写了点什么吗？”
“什么都没写。”马尔斯说。
“正过节呢。”保拉说。
“你一定为他感到骄傲，马尔斯太太。”希尔达·摩根说。
“是的。”保拉说。
“我为你高兴。”希尔达·摩根说。
“你们或许会对我那天听说的事情感兴趣。”埃德加·摩根说。他取出一些烟丝塞进烟斗。马尔斯点了根烟，四下找着烟缸，最后把火柴丢到了沙发背后。
“这真的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你也许可以用它做素材，马尔斯先生。”摩根划着火柴，吸着烟斗。“对你的写作有帮助，是不是，这类的事情。”摩根边说边笑着把火柴晃灭。“这老兄和我差不多大，和我做过几年同事，我们有些来往，也有共同的朋友。后来他搬走了，在一所大学接受了一份职务。唉，你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老兄和他的一个学生搞上了。”
摩根太太用舌头表示了一声不满。她弯腰捡起一个包着绿纸的小盒子，往上面粘一朵红色的纸花。
“根据各方面的说法，这是一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风流韵事，”摩根继续说道，“直到不久前，事实上，准确地说，是一周前。那天——是在晚上——他向他妻子宣布——他们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他向他妻子宣布他要离婚。你不难想象那个傻女人会怎么反应。可以说是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下子。这一通闹，全家都卷进来了。她命令他立刻从家里出去。但就在这老兄往外走的时候，他儿子朝他扔了一个西红柿汤罐头，正好砸在他的前额上。把他砸成了脑震荡，住进了医院。他的情况很严重。”
摩根吸着烟斗，眼睛盯着马尔斯。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摩根太太说，“埃德加，真恶心。”
“太恐怖了。”保拉说。
马尔斯咧嘴一笑。
“现在，有个为你准备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看见了那一抹笑，眯起眼睛。“想想如果你能钻进那个男人的脑袋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她的脑袋里，”摩根太太说，“他妻子的。想想她的故事。二十年后就这样被别人背叛了。想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想象一下那可怜的男孩所承受的，”保拉说，“想想看吧，他几乎把他爸爸杀了。”
“是的，说得都对，”摩根说，“但我觉得你们都没往这儿想。想一想这个。马尔斯先生，你在听吗？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脚放进那个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的十八岁女学生的鞋里，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的写法了。”
摩根点了点头，带着得意的神情靠在椅背上。
“我对她恐怕没有一点同情，”摩根太太说，“我能想象她是哪一种人。我们都知道她是什么样的，那种专门勾引老男人的。我对他也没有一点同情——这个男人，这个追逐者，没有，我没有。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我的同情心全在妻子和儿子身上。”
“这得托尔斯泰来写才能写好，”摩根说，“比托尔斯泰差半点都不行。马尔斯先生，水还热着呢。”
“该走了。”马尔斯说。
他站起来，把烟扔进炉火里。
“待一会儿，”摩根太太说，“我们还没有彼此熟悉呢。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猜测你们的呢。我们现在总算见面了，再待一会儿吧。这真是个惊喜。”
“谢谢你们的卡片和短信。”保拉说。
“卡片？”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坐了下来。
“我们决定今年一张卡片都不寄，”保拉说，“我忙不过来，最后一刻再来做这个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
“你要再来一杯吗，马尔斯太太？”摩根站在她前面，手放在她的杯子上。“给你丈夫做个榜样。”
“是很好喝，”保拉说，“喝了暖和。”
“对，”摩根说，“喝了暖和。说得好。亲爱的，你听见马尔斯太太说的了吗？喝了暖和。这非常好。马尔斯先生？”摩根说，等着回应。“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吗？”
“好吧。”马尔斯说，让摩根拿走了杯子。
狗发出呜呜的叫声，开始用爪子抓门。
“那条狗，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摩根说。他进了厨房，这一次，马尔斯清楚地听见他在把水壶摔到炉子上时咒骂了一声。
摩根太太哼起了小调。她拿起一个包了一半的礼品盒，剪了一条胶带，开始封贴包装纸。
马尔斯点了支烟。他把火柴撂在杯垫上。他看了看表。
摩根太太抬起头来。“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歌。”她说。她听了听。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的窗子跟前。“有人在唱歌。埃德加！”她喊道。
马尔斯和保拉走到窗前。
“我好多年没见过沿街唱圣诞颂歌的人了。”摩根太太说。
“怎么了？”摩根说。他端着托盘和杯子出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亲爱的。是唱圣诞颂歌的人。他们在那边，街对面。”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太太。”摩根递过托盘，“马尔斯先生。亲爱的。”
“谢谢。”保拉说。
“非常感谢[1]，”马尔斯说。
摩根放下托盘，端着杯子回到窗前。年轻人聚集在对面房子前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和女孩，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的年龄稍大、个头稍高的男孩。马尔斯能看见对面窗户里的面孔——阿特里夫妇。圣歌唱完后，杰克·阿特里来到门口，给了那个大男孩一件东西。这群人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手电筒的灯光晃来晃去，他们在另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
“他们不会来这儿了。”等了一会儿，摩根太太说。
“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摩根说，转向他的妻子，“说的是什么蠢话！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
“我就是知道他们不会。”摩根太太说。
“我说他们会。”摩根说，“马尔斯太太，这些唱圣诞颂歌的人会不会来这儿？你怎么认为？他们会回来祝福这个家吗？你说说。”
保拉贴近窗户，但唱圣诞颂歌的人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她没有回答。
“好啦，大家的兴奋劲都过去了。”摩根说，回到椅子旁。他坐下，皱了皱眉头，开始往烟斗里面塞烟丝。
马尔斯和保拉回到沙发上。摩根太太终于离开了窗户。她坐下来，一边微笑一边盯着自己的杯子。然后，她放下杯子哭了起来。
摩根把手帕递给妻子。他看着马尔斯。不久，摩根开始用手指敲椅子的扶手。马尔斯动了动他的脚。保拉在钱包里找香烟。“你看你搞的！”摩根说这话时，眼睛盯着马尔斯脚边地毯上的某个东西。
马尔斯准备站起来。
“埃德加，再给他们来杯饮料，”摩根太太边说边擦眼睛。她用手帕擦了擦鼻子。“我想让他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马尔斯先生写东西。我想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用。等你回来，我们再开始讲这个故事。”
摩根收起杯子，把它们端到厨房里。马尔斯听见盘子的哗啦声和碗柜门的嘭嘭声。摩根太太看着马尔斯，无力地微笑着。
“我们得走了，”马尔斯说，“我们得走了。保拉，拿上你的外套。”
“别，别走，请留下，马尔斯先生，”摩根太太说，“我们想让你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可怜的阿滕伯勒太太。马尔斯太太，你也会感谢这个故事的。它是个机会，让你看看你丈夫的大脑是怎样处理一手素材的。”
摩根回到客厅并把热饮递给大家。他飞快地坐了下来。
“给他们讲讲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亲爱的。”摩根太太说。
“那条狗差点没把我的腿给扯下来。”马尔斯说，说完马上对自己这句话感到吃惊。他放下杯子。
“哎，我说，没那么严重吧。”摩根说，“我看见了。”
“你知道这些作家，”摩根太太对保拉说，“他们总喜欢夸张。”
“所谓笔杆的力量。”摩根说。
“就这样吧，”摩根太太说，“把你的笔弯成犁头，马尔斯先生。”
“让摩根太太来讲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摩根说，不理睬正站起身来的马尔斯，“摩根太太和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已经给你们讲了那个被汤罐头砸昏了的老兄。”摩根哧哧地笑了起来，“让摩根太太来讲这一个。”
“你讲吧，亲爱的。马尔斯先生，你注意听着。”摩根太太说。
“我们该走了。”马尔斯说，“保拉，我们走吧。”
“是关于诚实的。”摩根太太说。
“那我们就诚实一点。”马尔斯说。然后他问：“保拉，你走不走？”
“我要求你们听这个故事。”摩根提高了嗓音，“你们如果不听，那就是在侮辱摩根太太，侮辱我们俩。”摩根握紧了烟斗。
“马尔斯，别这样，”保拉不安地说，“我想听听，听完我们就走。马尔斯？求你了，亲爱的，再坐一分钟。”
马尔斯看着她。她动了下手指头，像是对他做了个暗号。他犹豫了一下，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摩根太太开始了：“在慕尼黑时，一天下午，我和埃德加去了多特蒙德博物馆。秋天那里有个包豪斯[2]展，埃德加说管它呢，歇上一天——要知道，他正在做研究——管它呢，歇上一天。我们坐上有轨电车，穿越慕尼黑城来到博物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看展览，为了向我们喜欢的几位过去的大师致敬，还重访了几间画廊。就在我们快要走的时候，我去了趟厕所。我把钱包丢在那儿了。钱包里有埃德加当月的工资支票，前一天刚从国内寄来，还有一百二十美元现金，我原本准备把钱和支票一起存进银行。钱包里还有我的身份证。我到家才发现钱包丢了。埃德加赶紧给博物馆的负责人打电话。他正说着，我看见一辆出租车在门前停下来。一位穿着讲究的白发妇人从车里走了出来。她是个结实的妇人，拿着两个钱包。我招呼了声埃德加，就去开门。妇人说她叫阿滕伯勒太太，把我的钱包递给我，解释说她也在下午参观了博物馆，在厕所发现垃圾箱里有只钱包。为了找到失主，她当然得打开钱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她便知道了我们的地址。为了把钱包亲自送来，她立刻离开了博物馆，打了辆出租车过来。埃德加的支票还在里面，但是现金，那一百二十美元不见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激，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快四点了，我们留那位女士和我们一起用茶。她坐了下来，没过一会儿就给我们说起了她的经历。她出生在澳大利亚，在那儿长大，婚结得早，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她现在守寡，和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澳大利亚。他们以牧羊为生，有两万多英亩的地用来放羊，而且，每年到了特定季节，会有很多牧羊人和剪羊毛工人来给他们打工。她正准备从英国回到澳大利亚，顺路才来到我们慕尼黑。她在英国看望完她做律师的小儿子，准备回澳大利亚前遇见了我们。”摩根太太说，“她一路上玩了不少地方。她的行程单上还有好几个地方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