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中火炬（出版书）》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译者：陈良梅/王莹
内容简介：
该书时间跨度为1927至1931年，记述卡内蒂青年时期被母亲带至法兰克福、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的经历。通过个体视角折射20世纪欧洲社会变迁，展现其被迫中断学业转向文学创作的关键转折。书中包含对维也纳文化圈的记录，描述其与赫尔曼·布洛赫、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等文坛名流的交往，以及同妻子薇莎的相识过程。作品延续首部曲《获救之舌》的叙事脉络，结合自然科学思维与歌德、卡夫卡的文学影响，以冷峻笔触刻画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目录
第一部 通货膨胀与晕厥倒地法兰克福（1921-1924）
夏洛特膳宿公寓
贵客来访
挑衅
肖像画
一个傻瓜的忏悔
晕厥
吉尔伽美什与阿里斯托芬
第二部 风暴与强迫维也纳（1924-1925）
与弟弟一起生活
卡尔·克劳斯与薇莎
佛教徒
最后一次多瑙河之行/重要信息
演说家
拥挤不堪
礼物
参孙被刺瞎
悟性的早期成就
祖先
爆发
自我辩解
第三部 倾听的学校维也纳（1926-1928）
避难所
和平鸽
魏因雷朴太太与刽子手
巴肯罗特
对手
摩门教的红发信徒
倾听的学校
捏造女朋友
斯泰因霍夫一瞥
死者面模
七月十五日
树中的信
第四部 纷至沓来的名字柏林（1928）
兄弟俩
布莱希特
瞧！这个人
伊萨克·巴别尔
路德维希·哈尔特的转换
应邀到空荡荡的公寓
逃脱
第五部 火之果实维也纳（1929-1931）
疯人院
驯服
家庭赡养者
失足
康德着火了
第一部 通货膨胀与晕厥倒地法兰克福（1921-1924）
夏洛特膳宿公寓
早年生活的四处颠簸，我默默地接受，也从未因那些反差极大的印痕过早嵌入我年少的身心而感到过遗憾。每一个新地方，最初看似陌生，均因其独特以及无法窥见全貌的延伸而将我融入其中。
离开苏黎世——仅此一次令我感到无比的痛苦。那时我十六岁，感觉自己与身边的人及周围的环境，与学校、国家、文学，甚至与在母亲长期反对下学会的语言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从未想过会离开。在苏黎世仅仅生活了五年，年少的我因为精神上的幸福之感不断增加而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迁往任何其他地方，将会在这里度过一生。
这是一次暴力的撕裂，我在为了能够留下来而进行的争论中使尽的各种理由受到了嘲弄。在那场决定我命运的毁灭性谈话之后，我变得样子可笑而怯懦。虽还没有经受什么考验，却已经表现得像个胆小鬼，仅仅为着书本生活，而不敢再正视生活本身；在还没有有所作为之前就已经成了满脑子装着无用的伪知识的寄生虫、养老金领取者、老朽。
对新环境的选择也许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对这次近乎残酷的变更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思乡，这可以算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度中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我的思乡情绪是那样强烈，使我对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二是对新的生活环境持批判态度。完全陌生的事物自由涌入我生活的那一阶段已经过去，我试图将它们拦在身外，因为这一切都是强加给我的。我无法真正做到不加选择的抵制，因为我本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此，一段充满审视与嘲讽的时期开始了。那些与我的认识不符的事物在我看来都是夸张和怪诞的，从而使得许多事情在瞬间同时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搬到了法兰克福。由于时局还不明朗，我们也不知会在这里停留多久，所以我们搬进了一家提供食宿的公寓。我们分住在两个房间里，非常拥挤，与其他人的距离也是前所未有地近。虽然我们感觉是一家人，但是得到楼下同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起坐在公寓的长桌上吃饭。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我们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正餐时，我一再见到他们，慢慢才发生面孔上的变化。我在这家膳宿公寓待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其中一部分人一直住在那里，另外一些人则只住了一年或半年。这些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我都一一记住了他们。然而，为了听懂他们的聊天内容，我必须十分留意。我的两个弟弟当时只有十一岁和十三岁，是公寓里年龄最小的，而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十七岁的生日。
公寓的房客们并不总是都到楼下来。拉姆小姐是名年轻的时装模特，身材修长，一头金发，这位时髦的美人就只是偶尔下楼用餐。为了保持体型，她吃得很少。她可是这里的热门话题。没一个男士不向她回头张望，每一个男士都对她充满着欲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位经营男士时装的固定男友之外，还有其他男人来拜访她，所以很多人都在打她的主意，饶有兴致地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为了瞅准时机，或许某一天自己也能轮上这等好事。女人们在背后说她的坏话。男人们要么是在没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当着老婆的面斗胆说着她的好话，尤其是赞赏她那优雅的体态。她高挑惹火的身材总引得男人们的目光爬上爬下，无一刻得闲。
公寓长饭桌的顶端坐着库珀佛太太。她棕色头发，因忧虑过度而显得消瘦。这位战争遗孀带着个儿子，靠经营这家膳宿公寓勉强度日；她规矩、仔细，很清楚世事的艰难，这些都体现在各类数字上。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买不起”。她的儿子奥斯卡坐在她的右手边，这个矮小敦实的少年眉毛浓密，额头平塌。上了年纪又患哮喘的雷布洪先生坐在库珀佛太太的左边，他是银行襄理，待人极为友善，只有在谈到战争的结局时才会变得阴沉而愠怒。虽然他是犹太人，却满脑子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当有人与他观点相左时，他会一反悠然自得的常态，“匕首”如闪电般出鞘。他大发雷霆，直到哮喘发作，最后不得不由同住在这所公寓的妹妹——雷布洪小姐——送回房间。后来，大家都熟悉了雷布洪先生的个性，也知道他深受哮喘病的折磨，所以一般都避免将谈话引到这个痛处上，因而此类事件也极少发生。
只有舒特先生说起话来毫无顾忌。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丝毫不逊于雷布洪先生所受的哮喘之苦。他只能靠拐杖行走，忍受剧痛的折磨，面无血色——要靠服用吗啡来止痛——说起话来总是口无遮拦。他痛恨战争，为战争没有在他重伤之前结束而深感遗憾，并强调自己早已预见了战争的结果，并且一直认为德意志皇帝危害公众；他公开自己的独立派身份，在帝国议会中一定会毫不犹豫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让舒特和雷布洪两位先生坐在一起——中间只隔着上了点年纪的雷布洪小姐——实在是不太明智。当话不投机时，雷布洪小姐就转向左边的邻座，噘起她那媚人的老处女的嘴巴，将食指放在上面，久久且恳切地看着舒特先生，同时右手食指朝下，小心地斜指向自己的哥哥。若在其他时候，舒特先生肯定会极为不满，但他能够理解此情形，几乎总会立刻打住，多数时候，甚至话只说了半句。其实他说话的声音本来就很轻，必须仔细听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能有这种结果多亏了雷布洪小姐，她总是很警觉地留意舒特先生的话，及时挽救局面。雷布洪先生从未注意到这些事情，他自己决不会挑起争端，他是所有人中性情最温和的一个。只有当其他人谈到战争结束，并为其叛乱性质叫好时，他突然就会像被捅了一刀，盲目地投入战斗。
倘若认为这张饭桌上只发生这类事件，那就完全错了。这种充满战争味的冲突是我唯一能够记起来的。要不是冲突在一年后还这么尖锐，我可能也已经忘记它了。大家不得不将争论的二人从饭桌上拉开，雷布洪先生总是被妹妹扶走，舒特先生则艰难地拄着拐杖，在昆迪希小姐的帮助下离开。昆迪希小姐是名教师，长期住在这家公寓里，后来成了舒特先生的女朋友；为了能给他建立一个自己的家以及更好地照顾他，她最终做了舒特太太。
这家公寓里总共住着两名女教师，除了昆迪希小姐，还有一位是本泽尔小姐。她长着一张麻子脸，说话带着哭腔，这令她的每句话听上去都像在哀叹自己的丑陋。这两位小姐都算不上年轻了，可能已经四十上下，她们是公寓里受过教育的代表。作为《法兰克福报》的热心读者，她们熟悉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了解人们谈论的事情，这令人感觉她们是在暗暗寻找体面的谈话伙伴。当然，就算没有先生愿意对翁鲁[1]、宾丁[2]、斯宾格勒[3]或是对迈耶—格雷夫[4]的《文森特》发表意见，她们也表现得相当知趣。她们知道自己还欠着公寓老板娘的钱，所以很快就会安静下来。本泽尔小姐那讽刺性的哭腔是不用留意就听得出的，与其相比，昆迪希小姐则显得活力十足，她会热烈地同男人们谈论教育一类的话题，而且总是习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才交谈，因为，那些她无法与之交谈的男士，本来就只对模特拉姆小姐感兴趣。如果她无法解释某人的某些行为，那么这个人就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她在与我母亲独处时承认，这也是她——与她的同事本泽尔小姐相比——身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至今未婚的原因。对她而言，一个从不读书的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相比之下，她更满意目前的生活，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必为了家庭而操劳。她也没有突发奇想地要生孩子，因为她见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她喜欢去看戏，喜欢听音乐会，喜欢谈论与此相关的内容，而她的见解总与《法兰克福报》上的观点保持着一致。真是挺奇怪的，她说，为什么评论者总与自己的看法相同呢。
在阿罗萨疗养过后，母亲就熟悉了德国的文化基调，与维也纳颓废的唯美主义相比，她更偏爱德国的文化基调。母亲喜欢昆迪希小姐，并且信任她，所以，在发觉她对舒特先生产生兴趣时，也没有指责她。舒特先生太愤世嫉俗了，他是不会参加有关艺术或文学的谈话的。对于昆迪希小姐所推崇的宾丁和翁鲁，这二人的名字当时频频出现在《法兰克福报》上，舒特先生最多瓮声瓮气地哼一下，当斯宾格勒的名字出现时——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他就会说：“这个人又没上过前线，没听说过他上过前线。”而雷布洪先生则会和气地插话道：“我认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上没上过前线并不重要。”
“对一位历史哲学家来说，也许这很重要。”昆迪希小姐插嘴道。由此可以推断，虽然舒特先生对斯宾格勒不够尊重，但昆迪希小姐还是袒护他。就这个话题，两位先生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当舒特先生期待着别人“上前线”的时候，雷布洪先生已经做好放弃的准备了，因此，气氛还是十分和谐的，好像他们仅仅交换了一下彼此的观点。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是无法弄清楚斯宾格勒有没有上过前线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很明显，昆迪希小姐是同情舒特先生的。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的同情隐藏在了“我们的战争男孩”和“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一类的粗俗话语后面。舒特先生也不记得自己对这种话是否做出过什么反应。他对她的态度很中立，就好像她从未说过针对他的话似的。每次走进吃饭的房间，他都会向她点头致意，但对坐在自己右边的雷布洪小姐却不屑一顾。有一次，我们三人在学校耽搁，没有赶得上吃饭时间，舒特先生就问母亲：“您的炮灰在哪儿？”事后，母亲说起这事时还很气愤。她当时怒声反驳道：“永远不会是炮灰！永远不会！”他则讽刺道：“决不容许再有战争！”
其实，舒特先生十分赞赏母亲坚决反战的立场，只是母亲未曾从他口中亲耳听到。他通过挑衅性的话语正好验证了母亲的想法。在公寓的房客中，还有一类人是舒特先生从不搭理的，这就是坐在他左边的年轻的贝姆贝格夫妇。贝姆贝格先生是证券经纪人，对物质利益的见解总是紧跟时代的变迁。他甚至因拉姆小姐可以巧妙地摆平无数石榴裙下之臣而称赞她“精明能干”。“法兰克福最时髦的女郎”是他对她的评价，他也是仅有的几个从不觊觎拉姆小姐的人之一，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她对金钱的嗅觉”和她对奉承之辞的怀疑反应。“她不会让自己冲昏头脑的。她总想先知道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贝姆贝格太太是由时髦装饰组成的，也许只有那一头短发才是最自然的。她的轻佻与拉姆小姐的不是同一类型，她出身富裕家庭，但不让人讨厌。值得一提的是，她会一时冲动买下所有想要的东西，但穿戴在身上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她喜欢去看艺术展，对图片上的女士服装很感兴趣。她承认自己偏爱卢卡斯·克拉纳赫，并用他那“棒极了的”现代派风格来阐释自己的观点。由于她过度使用感叹词，所以“阐释”一词听起来显得过于详尽了一些。贝姆贝格夫妇最初是在一次交谊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小时前，他们彼此还很陌生，但正如贝姆贝格先生不无自豪地承认的那样，他们两人对对方都有意思，甚至她对他的好感还要更多一些。贝姆贝格先生当时已经是公认的大有前途的证券经纪人。他认为她很“时髦”，请她跳舞，而且立刻就称她为“帕蒂”。“您让我想起了帕蒂，”他对她说，“一个美国女孩儿。”她想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初恋。“那就看你怎么看了。”他答道。她领会了，为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美国人而感到棒极了，并且用起了“帕蒂”这个名字。他在所有的公寓房客面前也是这么称呼她的。如果她没下楼吃饭，他会说：“帕蒂今天不饿。她担心自己的身材。”
要不是舒特先生一直对这对与世无争的夫妇这么冷漠，我可能早就把他们给忘了。每次舒特先生拄着拐杖来吃饭，都视贝姆贝格夫妇如空气一般，总是装作没听见他们的问候，没看见他们的存在。库珀佛太太之所以能容忍舒特先生在公寓里这样，仅仅因为他能令她回想起自己在战争中牺牲的丈夫，因此，她从没敢当着舒特先生的面称呼“贝姆贝格先生”或是“贝姆贝格太太”。这对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源自舒特先生的封锁。不过，这封锁也没有继续蔓延。他们对这位残疾人多少有着一丝恻隐之心，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显得很可怜，即便这份同情不多，但它也是一种感觉，可以借此来对抗舒特先生的蔑视。
在桌子的最远端，差别就没这么强烈了。那里坐着席默尔先生，他是经销纤维的老板。他身体健壮，蓄着八字胡，面颊红润，曾做过军官，从没见他愤世嫉俗或是对什么不满过。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的体现。看到有人心情保持不变，真是感到欣慰，即使遇上再坏的天气也不受影响。令人感到些许不可思议的是，这满足感自为地存在，不需给养。其实，这给养是很容易得到的，因为，离席默尔先生不远处坐着帕兰朵夫斯基小姐，一名售货员。她美丽、高傲，长着一颗希腊雕像式的头颅。她不会因为昆迪希小姐援引《法兰克福报》上的观点而影响自己的思维，也不让贝姆贝格先生对拉姆小姐如雨点般落下的赞美沾上自己。“这个我恐怕不在行。”她说着，摇了摇头。她不会再多说什么，但她不擅长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倾听别人说话，自己几乎不开口，这种沉着很适合她。席默尔先生坐在她的斜对面，他的胡须看上去好像特地为她而打理似的。他们两人像是天生的一对。但他从没跟她说过话，他们也从未一起来或是一起走，似乎他们的非休戚与共关系是事先仔细商讨过似的。帕兰朵夫斯基小姐既没等着席默尔先生从饭桌旁起身，也不担心吃饭的时候在他面前坐得太久。虽然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沉默，但他总保持微笑，什么也不想，而她却高昂着头，一脸严肃，像是总有想不完的事。
大家都很清楚，这背后肯定有文章，但只有昆迪希小姐才会费尽周折地去探个究竟，结果在这二人那里碰了个大大的钉子。本泽尔小姐曾忘乎所以地在背后称帕兰朵夫斯基小姐为“女像柱”，而昆迪希小姐在跟席默尔先生打招呼时总是愉快地说：“骑兵来了。”这立刻受到了库珀佛太太的指责，她无法容忍别人在她寓所的饭桌上说这种评头论足的话。昆迪希小姐借机当面询问席默尔先生是否介意被人称作“骑兵”。“这对我来说是个荣幸，”他微笑着回答，“我曾经当过骑兵。”“而且到死都想当骑兵。”这话是舒特先生说的。每次昆迪希小姐做出荒唐的举动时，他都会予以讽刺。在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好感之前，情况一直如此。
直到大约半年后，公寓里才来了一位真正有思想的人：卡洛里先生。他善于让所有人都与自己保持距离，是位饱学之士。他的嘲讽皆源自潜心阅读，令昆迪希小姐甚为着迷。有时，她记不起来卡洛里先生的某句话出自何处，甚至会低声下气地去请教他。“请问这句话出自哪里？请您告诉我，不然我今天又要失眠了。”“还会出自哪里呢，”舒特先生这时会替卡洛里先生回答，“出自比希曼，就像他说的所有话都出自那里一样。”但是，舒特先生的回答却是大错特错了，令他很没面子。因为，卡洛里先生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引自比希曼的。“我情愿服毒也不要读比希曼，”卡洛里先生说，“我从不引用自己没有真正读过的东西。”公寓里的人都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我是唯一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因为他从不理会我们，甚至讨厌受教育程度与他相当的母亲，因为她的三个孩子在饭桌上占了大人的位置，而且，因为孩子在场的缘故，大家不得不避免谈论那些高深的话题。我当时在读希腊悲剧，他引用了《俄狄浦斯》里面的一句话，他曾在达姆施达特市看过一场相关的演出。我说出了他引言的下文，他装作没听到。当我固执地重复时，他猛地向我转过脸来，严厉地问道：“你们今天在学校里学了？”我竟然也能说上点什么，这是极少有的情况；但是，刚才他责难我，想永远堵住我的嘴巴，是不公平的，同桌的人也都这么觉得。但是，他的讥讽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没人敢抱怨，而我也只好羞愧地不再出声。
卡洛里先生不仅记住了很多东西，还将所有的句子巧妙地加以变化，然后看是否有人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最初，只有身为戏迷的昆迪希小姐会跟着他的思路走。他喜欢讲笑话，在歪曲事物方面更显得技巧娴熟。然而，当他从最敏感的雷布洪小姐口中听说自己是毫无禁忌时，放肆答道：“肯定不会蔑视费尔巴哈的。”大家都知道，雷布洪小姐——除了把心血花在她那得哮喘的哥哥身上外——完全是为着费尔巴哈以及伊菲格涅——当然是费尔巴哈笔下的伊菲格涅而活着。她说：“我真想成为她那样呀。”这位三十五岁上下、像南欧人的卡洛里先生，不得不忍受女士们说他长着托洛茨基般的额头。他不轻饶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更希望成为拉特瑙[5]，他说，那是拉特瑙遇害的前三天，那也是仅有的一次，我看到了他不知所措的样子，因为他含着泪眼看着我这个学童说：“一切都完了！”
热心而又保皇的雷布洪先生是唯一没有被这次暗杀弄得晕头转向的人。他对老拉特瑙的评价要比对小拉特瑙的高得多，而且无法原谅小拉特瑙投身于共和事业。不过他也承认，瓦尔特以前在战争中为德国立下过功劳，那时的他还雄心勃勃，那时还是帝国。舒特先生则十分愤怒：“那帮人要干掉所有人，所有的人！”贝姆贝格先生生平第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他说：“工人阶级是不会容忍此事的！”卡洛里先生则认为：“大家应该移民国外！”拉姆小姐不赞成暗杀，认为这总会引起其他事情，她问道：“您带上我一起走吗？”这句话被卡洛里先生牢牢记住了，因为从那天起，他放弃了自己的精神要求，公开对拉姆小姐大献殷勤，更令女士们气愤的是看见他进了她的房间，并且一直待到十点钟才离开。
贵客来访
在夏洛特膳宿公寓的午饭桌上，母亲扮演的角色是令人尊敬而绝非主导。她深受维也纳的熏陶，但也反对维也纳。提到斯宾格勒，她也就只知道他的作品名称而已。在母亲眼里，绘画一向就不重要，自从迈耶—格雷夫的《文森特》面世后，梵高成了公寓饭桌上最高雅的谈资，但母亲插不上话。有一次，她硬是发表了几句见解，却没有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母亲说，向日葵不能散发香气，因此，葵花籽应当算是它身上最好的东西了，至少它们还能用来吃。她的话音一落，饭桌上出现了尴尬的沉默。这沉默是由昆迪希小姐发起的，她是这张桌子上时事资讯的权威，又深受《法兰克福报》上此类报道的影响。当时，人们开始讨论梵高的宗教信仰。有一次，昆迪希小姐说，自从她了解了梵高的生平，才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她的这一观点遭到贝姆贝格先生的极力反对。舒特先生也觉得这一观点偏激，席默尔先生却只是一笑置之。雷布洪小姐恳切地说：“他对音乐真是一窍不通。”她指的是梵高。当意识到大家都不赞同她的观点时，她仍不为所动，又补充道：“你们能想象《音乐会》会出自他的笔下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梵高是谁，等到了楼上我们自己的房间，就向母亲打听他。母亲所知寥寥，连我都为她感到难为情。她甚至一反常态地说：“那是个疯子，画了几把藤椅和几棵向日葵，总是全用黄色，那家伙根本不喜欢其他任何颜色。后来他精神错乱，开枪自杀了。”我对这一介绍自然很不满意。我感到，母亲认定梵高是个疯子是针对我说的。一段时间以来，她总是反对任何令人欣喜若狂的东西，对她来说，每两位艺术家中就有一位是“疯子”。当然，她仅是就当代艺术家而言（尤其是那些还活着的），对于伴随她长大的那些从前的艺术家，她是不会去说三道四的，她尤其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莎士比亚说长道短。如果贝姆贝格先生或者其他冒失者一不留神在饭桌上抱怨，说自己看莎翁的某部剧作演出时备感无聊，认为真该结束此类演出，取而代之上演一些现代作品时，属于母亲的神圣时刻就到来了。
这时，母亲终于又回到了原先那个令人敬佩的自我。只需寥寥数语，她就精辟地否定了可怜的贝姆贝格先生，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四处张望求助，却没人向他伸出援手。只要是谈论莎士比亚，母亲就顾不上其他了，她不计后果，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她。当母亲以“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期，那些浅薄无知的人自然不会把莎士比亚当回事儿”来结束自己的话时，她的见解立刻赢得了众人的共鸣：从昆迪希小姐——她深为母亲巨大的热情所折服，经舒特先生——他本身就是悲剧的再现，尽管他从未提起，直到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她是骄傲的代名词，而且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骄傲的、与众不同的。当席默尔先生说出“奥菲莉娅”[6]时，举座皆惊，他还担心自己念错了这个名字，又慢吞吞地重复了一遍。这种时候，就连他那一贯的微笑都似乎带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我们的骑兵看过《哈姆雷特》，”昆迪希小姐说，“谁会想到呢。”舒特先生则立刻打断她道：“一个人提到奥菲莉娅，并非就说明他看过《哈姆雷特》。”结果证实，席默尔先生的确不知道哈姆雷特是谁，这引得哄堂大笑。从此，席默尔先生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尽管如此，贝姆贝格先生对莎翁的攻击还是被彻底击败，他自己的太太则强调，她最喜欢莎翁剧中穿裤子的角色，那些人真是太时髦了。
那时候，人们经常会在报纸上读到施迪纳斯[7]这个名字，当时正值通货膨胀，我本能地拒绝了解任何与经济相关的东西；在与此相关的所有事情背后，我察觉到了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他想把我拉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他在苏黎世对斯普伦里[8]公司的大举吞并，即使在两年之后让我想来仍心有余悸。由于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此他的影响大大加强了。那些被我视为威胁的东西，都与他的影响有关。为了我，他与施迪纳斯合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提起施迪纳斯时的样子，贝姆贝格先生语气里透着羡慕，舒特先生则尖刻而蔑视地谴责：“大家都越来越穷，他却越变越富”；公寓里所有的女性都对他怀有好感。（库珀佛太太说：“毕竟他能买得起很多东西”；拉姆小姐因为他的缘故而说出了平生最长的一句话：“这样的男人是深不可测的”；雷布洪小姐说：“他是不会有时间听音乐的”；本泽尔小姐感叹道：“我真为他感到遗憾。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昆迪希小姐则说：“我想看看他收到的乞讨信”；帕兰朵夫斯基小姐很想为他工作，她说：“在他那儿才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工作”；贝姆贝格太太则对他的妻子倍感兴趣：“为了这样一个人，一定要穿得很时髦。”）——总之，大家一谈论起他来就没个完，而母亲是唯一的沉默者。也仅有这一次，雷布洪先生与舒特先生的观点一致，他甚至粗鲁地用了“寄生虫”这个词，更准确地说是“民族的寄生虫”；席默尔先生一改惯常那最温和的微笑，对帕兰朵夫斯基小姐的话作了出人意料的评价：“为他工作，说不定人家已经把我们都买下了，而我们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当我问母亲为什么保持沉默时，她答道，作为一个外国人，她不便掺和到德国人自己的事务中去。但我看得出，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她明显在想其他事情，想着一些她不愿说出来的事情。
之后，有一天，母亲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对我们说：“孩子们，后天会有人来拜访我们。洪尔巴赫先生要过来喝茶。”后来才知道，母亲在阿罗萨的森林疗养院结识了这位先生。母亲说，让洪尔巴赫先生到公寓里来拜访我们，令她有些难堪，他完全习惯了另一种生活，但她又不好就这么回绝他，而且现在说也太迟了；他外出旅行，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系到他。每当我听到“旅行”二字，总会联想到科学考察旅行，而且很想知道他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他做的当然是商务旅行了，”母亲说，“他是个实业家。”我这才明白她吃饭时一言不发的原因。“我们最好不要在公寓里谈论这件事，那样的话，他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认出他来了。”
我对洪尔巴赫先生自然存有一些偏见，在楼下饭桌上我是不会谈这种人的，他是我那个会吃人的怪物舅舅圈子中的人。他来我们这里要干什么呢？我觉察出母亲感到有些没把握，所以我想，必须保护母亲免受他的伤害。起初，我完全不知这次拜访有多重要，直到母亲对我说：“他来的时候，你不要出去，儿子，我希望你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他讲。他是个很成功的人。在阿罗萨的时候，他就曾许诺，如果我们到德国来，他会帮你们兄弟一把。他总有忙不完的事。但现在我看到，他是守信用的。”
我对洪尔巴赫先生充满了好奇，因为我期待着与他发生严重冲突，因此把他看成自己难以对付的敌人。我想让自己对他印象深刻，以便在他面前更好地捍卫自己。母亲一下子就察觉到了我这“年轻人的偏见”（她是这么说的），于是对我说，不要把洪尔巴赫先生想象成在富人家里长大的、被娇纵惯了的家伙。恰恰相反，他是矿工的儿子，早年历尽艰辛，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在阿罗萨时，他曾向她完整地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之后她才明白，白手起家意味着什么。谈话结束时，她对洪尔巴赫先生说：“我很担心，我儿子的成长太一帆风顺了。”他问了我的具体情况，最后说，还不算太晚。他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扔进水里，由着他扑腾。这样他就突然会游泳了。”
洪尔巴赫先生的作风是突然袭击式的。他这边在敲门，人却已经到了房间里面了。他与母亲握手，眼睛看着的却是我。他的句子短促而干脆，绝不会让人误解，不过，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吼叫。从进来的那一刻直到离开——他待了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在不停地吼叫。他既不问什么，也不期待别人的回答。母亲也算是他在阿罗萨时的病友，但他对母亲现在的健康状况却只字不问。他没有问我叫什么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与母亲争执中令我惊恐万状的话语又再次响起。他说，尽可能早地开始严格的学徒生涯是最好的。千万别读大学。把书都扔掉，把那些废话统统都忘掉。书上写的都是假的，只有生活本身才有价值，经验和艰苦的工作。要好好工作，直到骨头都感到疼痛。其他的事情根本称不上是工作。谁要是经受不住，谁要是太软弱，谁就该走向灭亡。不必为这种人感到遗憾。反正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那些没用的人都应该消失。此外甚至不排除，那些没用的人向世人证实自己是有用之才，虽然他们一开始走了弯路。但最重要的是要忘记这些与生活无关的蠢事。生活就是斗争，残酷的斗争，就是这样。人类不会以别的方式进步。一个种族如果是由弱者构成的话，早就灭绝了。万物不会平白无故地存在。男人必须靠男人培养出来，女人都太多愁善感了，成天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干干净净，远离每一粒尘埃。但工作首先就是脏的。工作的定义是：让人感到劳累，把人弄脏，但人们却不会因此而放弃它。——我感到，要想将洪尔巴赫先生的连番吼叫转化成可以理解的话语，简直就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即便我无法理解他的某些特别的语句，但他每句话的所指都是明确的，他似乎正在等待别人一跃而起，立即投入艰苦的工作。毕竟，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茶一杯接一杯地斟上，大家围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旁，身为客人的洪尔巴赫先生端起茶杯，送到口边，但每当他可以喝上一口时，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指示。这些想法都太迫切了，他不得不先一吐为快。于是，他粗暴地放下茶杯，嘴里又冒出新的短句子。无论如何，从中都可以推断出一样东西：他的这些话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是上了年纪、有些阅历的人都很难反驳他，更何况现在是妇孺呢。洪尔巴赫先生享受着他带来的影响。他从上到下一身蓝色，穿着与他眼睛的颜色相称，他是完美无瑕的，没有半点瑕疵，不带半点灰尘。我想到很多本来打算说的事情，但脑海里最频频跳出的却是“矿工”这个词。我不由得问自己，这个全人类中最整洁、最自信、最刻苦的人，是不是真如母亲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时候在矿井中干过活。
长达一个钟头的谈话，我居然没有开一次口——哪怕他能给我几秒钟也好，等他什么都讲完了之后，他最后又加了一句——这次听起来倒像是给自己提出的指导方针——他的时间很宝贵，然后就走了。临别时，他大概同母亲握了下手，却无视我的存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把我贬得一钱不值，根本不值得让他说一句道别的话了。他还拒绝母亲送他下楼，说自己认得路，最后还不容许母亲说任何感谢的话。他说，在他的介入没有产生作用之前，母亲不必感谢他。有道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亡”。这是句笑话，他大概是想缓和一下刚才的严肃气氛。之后一切都过去了。
“他真的变了很多，在阿罗萨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母亲说。她感到很尴尬，很惭愧。现在她明白，为了她那新的教育计划，她很难再找出一个更差劲的同盟者了。而我却早在洪尔巴赫先生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中就已经产生了可怕的质疑，它无声地折磨着我。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能够将它说出来。在此期间，母亲一直在絮叨洪尔巴赫先生，说他以前是什么样子，那是一年前的事。令我吃惊的是，母亲居然破天荒地强调了他的宗教信仰。他曾数次向母亲谈起，宗教信仰对他有多重要。他说，这要感谢他的母亲，即使后来的日子再艰难，但他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他还说，自己一直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而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因为他从未动摇，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但这跟他的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他对我说过，德国的情况是多么糟糕，”母亲说，“而且在好转之前，还要先每况愈下一阵儿。大家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别无他法，那些弱不禁风和娇生惯养的人是无法在这种困境中生存的。”
“他那时候就已经这么说话吗？”我问道。
“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他是不是一直都这么大吼大叫，而且不看着别人说话？”
“不是的，现在，连我自己也对他的变化感到意外。那时候他真不是这个样子。他询问我的健康状况，还问我是否有你的消息。因为我经常提起你，所以他对你有印象。后来，他甚至会认真地听我讲你的事情。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叹着气——你想象一下，像他这样的人会叹气——说：你和他小时候的生活简直就是两个样子，他母亲根本没有时间这么细心地照料他们，因为家里有十五个或是十六个孩子，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我想把你写的剧本给他看，他拿到手里，看了看标题，说：‘尤尼乌斯·布鲁图——挺不错的题目，从罗马人身上，人们总能学到不少东西。’”“他知道布鲁图是谁吗？”“是的，你想，他说‘这就是那个判自己的儿子死刑的人’。”“他大概也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他喜欢这一点，这很合他的意。那他到底读了我的剧本没有？”“没有，当然没有，他哪有时间读文学作品呢。他一直要研究报纸上的经济版，还劝我移居德国。他说：‘那样的话，您的生活开销会很低的，尊敬的夫人，而且会越来越低！’”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离开苏黎世而迁居德国的吗？”我说这话时的愤怒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比我当初的怀疑还要糟糕。她坚决离开这个世界上最令我喜欢的地方，就因为别处的生活花费低，这种想法使我感觉蒙受了奇耻大辱。母亲立刻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马上岔开话题：“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当初考虑的时候我偶尔可能会想到这一点，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那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她感觉自己被逼到了要辩护的地步，而且因为我们都还记得这次令人生厌的拜访，所以，她最好向我说明原因。
我看得出母亲心里没底，她在试图寻找对策，答案就滞留在那里，但没有迸发出来。“他总想找机会同我聊天，”母亲说，“我想，他喜欢我。而且他对我总是恭恭敬敬的，不像其他病人那样随便开些低俗的玩笑。他总是很正经地谈他的母亲。这一点也让我很喜欢。你知道，女人们一般不喜欢被人家拿来和他们的母亲作比较，因为这会让自己感到老了。但我喜欢，因为我感觉到，他对我是认真的。”“你确实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你美丽又聪慧。”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否则我不会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的，我没心思去考虑礼貌问题，相反，极度的憎恨之情从我心底升起。离开苏黎世，被我视为丧父之后最严重的损失，现在我终于弄清了原因所在。
“他一再对我说，我身为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必须要感受一个男人的有力的双手。我回答说，但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从哪里去弄个父亲回来？又不能偷回来。正因为我考虑到你们，为了你们好，我才没有再结婚，而现在却受到指责，说这样对你们的成长不利：我为你们做出的牺牲却造成了你们的不幸。这太令我吃惊了。现在我才明白，他就是想让我惊恐万状，为的就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人没什么思想，你知道吗，他总是谈论相同的事情，但他利用你让我感到害怕，并且立刻呈上自己的帮助。‘到德国来吧，尊敬的夫人，’他说，‘我是忙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时间，连一分钟都不得闲，但我会关照您的儿子，您可以去法兰克福，我会去看望您，同您的儿子认真谈次话。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帮助他睁开双眼。我会训斥他，但都是最根本的道理，然后，您就撒手让他自己去经历生活吧！他读书读得够多的了，是抛开那些书本的时候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成为男人！难道您希望让儿子像个女人？’”
挑衅
莱纳·弗里德里希个头高大，是个耽于梦想的小伙子，走路的时候，他几乎不考虑该怎么走，或是往哪里去，倘若看见他右腿迈向一个方向，而左腿却迈向另一个方向，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他身体并不单薄，却对锻炼身体一类的事情毫不感兴趣，也因此成了班上体育成绩最差的一个。他总是在思考，而他思考的事情又分为两种。他真正的天赋是在数学上，总能轻而易举地解题，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道题目还没完全出来，他已经解完了；其他人还没弄明白题目的意思，他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而是低声自然地脱口而出，就好像将一种语言流利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似的。他从来不必为此花费什么力气，数学就像他的母语一样。他身上有两样东西令我惊讶：一是他能毫不费力地解数学题，二是他从不为此感到骄傲。这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能力，在各种情况下，他都可以将其展现出来。我曾问他能否在睡梦中解题，他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简单地回我说：“我想可以的。”我对他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却并不忌妒他。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不可能产生忌妒的，正因为它令人惊异，可比之为奇迹，所以它超越了低级的忌妒疆界。但我妒忌他的那份谦虚与知足。当别人惊叹他那梦游般得出的答案时，他经常说：“这很简单，换了是你，一样行的。”这让人感觉他好像真的相信别人也有同样的能力去解题似的，好像别人只是不愿意这么做，是一种不良的意愿，只是他从未试图去做什么解释，除非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
因为，他忙于思考的第二样东西与数学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他的信仰。他参加《圣经》的阅读和讨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住得很近，放学会一起回家，他就借此机会努力说服我去信仰他所信仰的宗教。这是我在学校里从未见识过的。他从不试图使用什么论据，谈话也从未变成讨论，而且从中也找不到一丝他那严密的、逻辑性的数学思维。那些只是友好的要求，而且都是以称呼我的名字开始的，还总用一种近乎宣誓的语气强调我名字的第一个音节“E”[9]。“埃——利亚斯，”他习惯将第一个音节拖长，“就试一下，你也可以信仰它的。你只要愿意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耶稣基督也是为你而死的呀。”因为我一直没有回应，所以他认为我顽固不化。他以为我抗拒“耶稣基督”一词。但他哪里知道，我孩童时期就已经多次接触过“耶稣基督”了，我们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唱那些美丽动听的英文颂歌。也许，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名字已经伴随我很久了，但令我反感、让我感到语塞和吃惊的不是这个名字，而是他“也是为你而死”。我无法赞成“死”一词。要是有人为我而死，这会让我背上沉重可怕的负罪感，好像我成了一场谋杀的受益者。倘若果真存在一些让我有意避开耶稣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因为他成了献祭品，虽然是为了所有人，但确实也是为了我而献出生命的。
我们在曼彻斯特开始秘密唱颂歌之前的几个月，我从宗教课老师杜克先生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要是不怕别人笑话，我很想说：直到今日，我也没有忘记。这激起我心中对命令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从未停止过。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有意避免成为虔诚的犹太人了。虽然耶稣是自愿被钉死的，却无法令我感到少许的心安，因为，它意味着，这种死亡始终是因为某个特定的目的而被迫发生的。弗里德里希以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理由，每次都能感觉到他声音里的热情，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句“耶稣基督也是为你而死的呀”使得他对我的说服完全失败。也许，他误解了我的沉默，把它当成了犹豫不决。不然的话，很难理解为什么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都要重复同样的话。他的固执实在是惊人，但永远不会让人生气，因为我总是感觉到，这出自他的一番好意：他想让我感到，他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不会将我拒之门外，我也可以像他一样拥有它。令人折服的还有他温和的态度：他似乎从未因为我在这方面的沉默而生气，我们会谈论很多事情，我们俩之间从不会一直沉寂下来。他只会皱皱眉头，好像从没料到这个问题会这么难解决。等到了他家门口，分别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还要再强调一遍：“好好考虑一下，埃利亚斯。”——就连这话听起来都更像是请求，绝非强调——然后，他就踉跄地走进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