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察到了桌上其他人的不满。虽然他从未盯着他们的酒杯，但他的话还是很清楚的。他反对酒精的说教变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激烈，他早就喝光了酒，没有再点什么。我不敢给他一杯酒。我出去了片刻，请女服务员给他拿一杯来，但不要立刻端来，先等我坐一会儿再拿来。我感觉到她的问题到了嘴边，但我没让她说出来，就立刻付了钱。突然之间，一满杯酒就摆在了他面前，他道了声“谢谢”，举杯一饮而尽，说道，为了健康，人们必须喝酒，现在如此，与摩门教徒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别人根本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的好人。他们每个人都会做出贡献，他们对穷人还有一颗同情心，一桌子人会为一个穷鬼一直点酒，为他的健康干杯，直到所有人都醉了，但这不是出于怜悯，完全是另一码事；出于怜悯的话，人们就允许饮酒了。为什么我不和他干杯呢，他出于同情，为我点了一杯酒，现在，别人出于对他的同情，也给他点了一杯，我们尽管喝就是了。与摩门教徒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都很严厉，一旦这些严厉的人允许这么做，没人能说不可以。
那里真的是没人说什么了；一旦他喝酒了，别人就不再敌视他。桌上人的目光——其中有几个壮实的年轻人，原来恨不得痛打他一顿——变得友好而和善。别人和他为了美国而干杯。他说我来自那里，是来拜访他的，我应该说些什么，好让他们知道我对那语言有多精通。我尴尬极了，吐出几个英语句子。他们与我碰杯，也许是想试探我是否真的喝酒，因为他们肯定我与他有联系，把我当成了摩门教的使节。
倾听的学校
每当我回到海德胡同的魏因雷朴太太家，都要不情愿地竖起耳朵听厨房里“刽子手”那恼人的声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从魏因雷朴太太夜晚拜访过后，我就睡得很轻，以防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房子里到处都挂着她先生的照片，她与照片的这种不正常关系尤其令我不安。那么多照片，除了大小与装帧之外，差别很小，但每一幅都有意义，每一幅都发生着影响。魏因雷朴太太轮换着对着这些照片出神，但由于我白天都不在家，所以无法确定这种循环。我感觉她每天都会在我房间里。怎样才能让她忽略我房里的照片呢？
晚上她来的时候，是处在一种类似昏睡的状态里；那白天，在刽子手不睡觉，追踪着她的一言一行时，会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她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中，可能这种状态是因为看到这些照片而造成的，她每分钟在每面墙上都能看见它们。一双眼睛接着一双眼睛，都是同样的两只眼睛，而且一直看着她。所有照片上的魏因雷朴先生都是老年的，似乎不存在他年轻时的照片，估计她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大胡子了。就算在他死后找到了他年轻时的照片，可能也被作为一个陌生人的照片给悄悄拿走了。倘若认为他看人的时候总是严肃的，那就错了，他的目光一向都是亲切和善的。就算在跟同事们一起拍的集体照上，他的目光也不具威胁，而是劝慰的，像一个争执调解人，一个调停者，一个中间人。因此，魏因雷朴太太的不安更令我不解。究竟是什么驱使着她不停歇地从一幅照片走到另一幅照片？他究竟给她留下了什么命令，让她不停地忙碌，像处于“多发性催眠状态”之中，以新的生命出现在他每双眼睛前？
每当我在前厅遇到她，跟她交谈几句后，我都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不问她有关魏因雷朴先生的事情。但她每次都竭力宣称，魏因雷朴博士先生曾经那么友好、优秀、正派，那么有学问。有一次，我遗憾地说：“很遗憾，他去世那么久了。”她吃了一惊，立刻说道：“没那么久。”“那有多久了呀？”我问，并且尽量表现得与他一样友善，但我没有胡子，没有成功。“这我不能说，”她说，“我不知道。”然后飞速奔回她的房间。我一进这所房子，就会像她一样心神不宁，但我没有表现出来，而且努力不去看那些照片，它们令我反感。这些照片的镜框总是一尘不染，上面的玻璃也擦得干干净净。我看着它们，好像它们只由镜框和玻璃组成一样。我知道，我在等待一场灾难，等待这些照片被摧毁，等待这个可怕的解决办法。
有一晚，我梦见那个平时从未进过我房间的刽子手，那个厨子，也就是卢采娜的姑妈，一脸狞笑地来到我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把，从一幅幅魏因雷朴先生的照片前走过，从容不迫地将它们一一点燃。她的胳膊和手与火把处于同一高度，她是飘过，而不是走过。在那长长的、直拖到地上的裙子底下，我看不见她的脚，它们隐匿其中。照片很快燃烧了，但很安静，像蜡烛一般。我的房间变成了一间教堂，但我知道我的床还在那儿，知道自己还躺在上面，并且惊醒，知道自己在教堂里躺在床上是亵渎神灵。
我跟薇莎说起了这个梦，她对梦的态度一向很严肃，不会胡乱地解梦。她觉察到了魏因雷朴太太对那些照片的所作所为多么困扰我。“也许，”她说，“是那个刽子手要求她进行这种祭拜的。她很清楚整件事，她借助这些照片来控制自己的女主人。那是撒旦的教堂，你住在里面，睡在里面，只要你身在那里，你就得不到安宁。”我发现，她寥寥数语就把这个梦翻译成了我们熟悉的语言，而且不会混淆其中细微的联系。
我知道，我必须离开那个房间，离开那所房子，那条胡同，那个地方。可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在十分钟内到达薇莎所住的费迪南德大街——这也是我租那个房间的真正原因。我可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她房间前面的大街上，冲她吹着口哨；我心神不定，以这种方式来监督她。我不仅知道她是在家还是外出，是一个人还是有客人——即便她在阅读或是学习，只要我什么时候出现了，她就一定会请我上去。她从没让我有打扰她的感觉，也许我真的是从未打扰过她，但这对她来说确实是一种强迫——因为她从来不能确定我会不会突然出现；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出于不体面的动机，想清楚地知道她在做什么。
不管怎样，她那里吸引着我，因为跟她在一起，让她吃惊，并在这种惊讶中告诉她自己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比做任何事情的感觉都要好。她倾听着，不会遗漏任何地方，她留意每一句话，但会保留自己的评论，没什么能扰乱她的思维与判断。她会记住自己认为明智的地方，然后在谈话中重又谈起。致力于思想方面的事情，这既不是闲着没事做，也不是高傲自大，而是完全自然的。其他人的想法会像回声一样对此进行反驳，但这也会强化一个人的信念。她知道这些情况，她打开黑贝尔的日记，指给别人看刚才说过的话，但对方不会羞愧，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日记。她从不死板地引用，只在能产生生动影响的时候才引用。这许许多多她所熟悉的东西又会促使她自己产生新的想法。当时，是她带领利希滕贝格[70]走进我的生活的。我反对其他一切东西，很快就发现，对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事情，她都带着一种沙文主义，她是不折不扣的女性赞扬者。她经常能见到彼得·阿尔滕贝格[71]——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有时会在城市公园里遇见他，他对她的宠爱就像他自己对女性和小姑娘的宠爱一样。这令我觉得很可笑，而且口无遮拦地说了出来。有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与她划清界限，这样很好，否则我就会逐渐屈服于她的博学多才。我用我的瑞士人戈特赫尔夫[72]的《黑蜘蛛》和凯勒[73]的《正直的卡玛切尔》来反对她的阿尔滕贝格。
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意见分歧：她喜欢福楼拜[74]，我喜欢司汤达[75]。当她因为我的怀疑和过分嫉妒（她慢慢品尝到了）而生气，打算和我争论时，她用托尔斯泰来冲撞我。安娜·卡列尼娜是所有女性形象中最令她喜欢的一个，只要一提起这个人物，她就变得异常激动，竟然对果戈理[76]——我眼中伟大的俄国人——发出战争宣言。她要求我做出道歉声明，恢复安娜·卡列尼娜的名誉，这让我很厌烦，因为她简直都不像薇莎了。但我决不会让步——在这些问题上，我像殉教者一样立场坚定，宁可粉身碎骨，也不会为了一个错误的女神而牺牲，她毫不畏惧地抓起她的刑具，转而抨击果戈理。她了解他的弱点，立刻谈到《塔拉斯·布尔巴》，那个哥萨克人，他令她想起了瓦尔特·司各特[77]。
我避免为塔拉斯·布尔巴辩护，当我试着把话题引向那些伟大的作品时，引向《外套》，引向《死魂灵》时，她假装遗憾地说，这部小说的第二部分留存下的东西太少。还说，也许这一部分比前面的章节写得更好。还问我如何看待果戈理返回故乡后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为自己的影响而害怕，不惜一切代价想证明自己是多么虔诚，多么忠于政府，可怜兮兮地写了《致友人书信选集》，并把自己原来的著作付之一炬。
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再没有比果戈理最后几年的作为令她害怕的了，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就算是因为害怕地狱之火，但人们还会尊重这么一个胆小到极点的人吗？她还问我，与前者相比，我如何看待托尔斯泰后期的发展，他比前者多活了一倍的时间，但在创作完《安娜·卡列尼娜》——我对此一点都不理解——之后，仍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她认为，就算我是固执地憎恶妇女的人，也应对此表示出尊敬。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表现出空前的顽强、勇气，甚至高尚，这就是被英国人称为“精神”的东西。谁要是把果戈理看得比托尔斯泰还重要，她会看不起这个人的。
我虽然被摧毁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让步。我问她，身为伯爵的托尔斯泰这么有勇气，他遭遇如何？有没有被投进监狱？有没有被人起诉？有没有被要求离开他的庄园？有没有死在流放途中？
发生在他身上的变故是女性，薇莎说，而且他离开了他的“庄园”，并死在流放途中。
我也试图挽救果戈理的名誉。我说，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先人一步了。在他那些重要的作品中，他比其他人都表现得要勇敢。由于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勇敢，所以当他突然与自己的勇敢面对面时，他被自己吓得要死。别人指责他是什么人，他就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自从返回故乡，他就一直被宗教狂热者包围着，他们拿地狱来威胁他，甚至拿地狱的刑罚来威胁他所有的人物形象。他的可怕结局证明了他笔下人物的力量和新颖。她可以嘲讽他，但这嘲讽其实是针对他的信仰的。她崇拜晚年的托尔斯泰，不正是因为她崇拜他的信仰吗？
我将那些对果戈理产生影响的正统主教们的狂热信仰，与托尔斯泰后天赢得的、不断经过良心考验的信仰相提并论，这让她很不舒服。她说，这些问题根本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我们之间尖锐而长期的争论以一种妥协的形式结束，我们讨论的对象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令我们两人都称奇：我给她看的高尔基关于老托尔斯泰的描述。这是他写过的最优秀的作品，都是些松散的记录，写完之后，过了很久他才将它们出版，而且是在表面的统一未遭破坏的情况下。[78]
老托尔斯泰的这幅画面令薇莎深为感动。她称这是我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当我们在他附近，我们两人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接下来她说的话令我心碎：“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期望你能做到的，就是你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人们根本不应该给自己定这种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可能达不到，有很多事都是做不到的，但人们会朝那个方向努力。然而，这些记录所达到的高度，其最大的决定因素不是它们的作者，而是它们的描述对象。今天的世界上还存在一个托尔斯泰吗？如果存在，人们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托尔斯泰吗？就算有人能够成为又一个托尔斯泰，其他人也会遇见他吗？这是一个狂妄的愿望，她也许不该将它说出来。不过，尽管每次我想到她说的这句话都会感到它当时给我带来的剧痛，但今天我认为，将无法达到的事情说出来是正确的。这样人们就不会再空谈了，而无法企及的仍然是无法企及。
这些谈话令人惊异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对对方产生影响。她保持原样，那些东西原本就属于她自己。我提供给她的某些东西会给她留下印象，但只有当她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些后，她才会真正占有它们。我们之间有战斗，却从没有一个胜利者。这些战斗持续数月，后来的情况表明，它们实际上长达几年之久；不过，缴械投降始终未出现过。我们期待着对方表态，但事先不会将这种期待说出来。如果要说的事情被从错误的一面说了出来，那它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薇莎所做的努力正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她的细心是悄悄的，她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但这不同于母亲对孩子的那种。尽管她言辞激烈，但从不会表现出优越感来。不过，她也从不会屈服，如果她为了和气或者因为意志薄弱而保持沉默，她也绝不会宽恕自己的。也许，“战斗”一词不适合描述我们之间的这种争论，因为参与其中的是对方的全部知识，而不仅仅是对其机智应变和能力的评价。她不可能出于恶意而故意伤害我。全世界她最不想伤害的就是我了。然而，有一种对思想真实性的强迫，它不亚于我在早年所熟悉的那种强迫。
就算在这里，我也没有摆脱自己所遗传的不宽容。但我学会了如何与一个有思想的人亲密交往。在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只听他说每一个字，而是还要努力去理解他的话，并通过细致、毫不失真的反应来证实这种理解。对一个人的敬意，始于关注他所说的话。我想将之称为这个时期的寂静教育，尽管它是在很多次的交谈中进行；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教育是公然的、大张旗鼓的。
我从卡尔·克劳斯那里知道了，人们可以用他人的话成就所有的事情。他以令人窒息的方式运用自己读过的东西。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他是个大师。这并不是说，他避免用他的表述去提出指控，而是两样都用，能运用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人们享受着这一幕，因为他们认可操纵这些话的准则；当然也因为自己与许多人在一起，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响，这就是群体，人们在这里不会再与自己的界限起冲突。人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这种经历，不会放走任何一次这种机会。哪怕是生病了，发着高烧，人们也会去听这些朗诵会。人们也沉湎于对不能容忍的偏爱，这种偏爱与生俱来，现在可以说是在以几乎无法想象的方式合法地强化着。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同时学会了倾听，每时、每地、每个人说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供人倾听。人们对于世界的这一纬度还一无所知；由于它涉及语言与人类的结合，并且变化万千，所以这个纬度也许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都是最具多样性的一个。只有放弃自己的激动，倾听才成为可能。一旦人们开始倾听，他们就退了回来，只是接受，并且不会让任何评价、任何愤怒、任何喜好阻碍自己倾听。在此，重要的是那没有掺假的、纯粹的形象，任何一个这种声音面具（我后来就这么称呼它）都不会与另一个混淆起来。长期以来，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收集、储备的量是多么巨大，人们感觉到的只是对表达方式的渴望，希望能将它界定得清清楚楚，可以将它拿在手里，像拿一个物体似的；尚未看清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突然之间想起了它，不得不大声将它说出来；人们惊讶于它的圆润以及那份自信的盲目，这种盲目令其将世上存在的其他所有可说的、绝大多数的东西全都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只好保留着唯一一个特性：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今天想来，我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在圣阿加塔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观察燕子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对这些面具的需求，感觉到了它们的独立性，它们不依赖于我从卡尔·克劳斯《人类的末日》里听到的那些人物。燕子们敏捷、轻盈地飞舞着，总是发出相同的叫声。尽管这叫声一直重复着，但与它们飞行时那美妙的动作一样，从没令我感到厌倦。如果不是教堂庆典开始，我窗下出现了卖衬衫的小贩和他那不变的吆喝声：“今天，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一样！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我也许后来就把它们给忘记了。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人吆喝，而且希望那些人能留在我附近，不要立刻就走。那一次，那个人留下了，两天时间里，他都在我窗下同一个地方，没有挪动。不过，每次我因为这响声而坐到自己习惯在上面写东西的小花园里的木桌旁时，我都能一再地看见燕子，它们没有受到年集喧嚣的影响，做着同样的飞舞动作，发出同样的叫声。一个重复似乎与另一个重复一样，所有的都是重复，萦绕在人们耳边的叫声也是由重复构成。那个卖衬衫的小贩戴的是一个假面具，他在与我的谈话里揭穿了自己法律系学生的身份，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说了出来，他这种持续使用面具的做法，连同燕子那一直在重复，但却是天然的叫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我后来一到维也纳，就一刻不停地在夜间穿越雷奥保德城的街道和酒馆，寻找说话的方式。
年底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那一区域对我来说太狭小了。我开始向往更长的街道、更远的路程以及与其他人结识。维也纳很大，但海德胡同与费迪南德大街之间的路太短了。我和弟弟一同住过几个月的普拉特大街已经让我感觉没什么新意了。这里的道路已经成了例行的事务。在海德胡同，我夜复一夜等待着灾难的爆发。可能正因为如此，我脑海中才会经常产生那些不好的想法，只能跑去费迪南德大街薇莎的窗前，在她房间的灯光中平静下来。如果房里是黑的，她外出了，我会生她的气，哪怕她已经提前告诉过我了。我内心的某个东西总好像在期待她一直在那里，不管她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去做。
我渐渐发现，监督的可能性，离她一步之遥的距离，屈服于每个冲动的诱惑，提升了我的不信任感，成为对我们的一种威胁。我们之间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我必须搬离海德胡同，我们二人之间最好是隔着整座维也纳城，这样，每次去她那里及从她那里回来时，我都有机会去熟悉这个城市的所有胡同、门面、窗户和酒馆，可以倾听它们的声音，不必害怕任何人；我可以走到它们面前，吞下它们，而且为永远新鲜的人与物保持敞开的状态。我打算给自己找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处，并且它要位于城市的另一头，她应该来拜访我，至少有时候要来看我，远离那个被驯服的可恶老家伙的暴政。她总要留意他在干什么，因为没人知道他会不会突然离开他那堆火，从他的地狱里闯入神圣的地方。
捏造女朋友
一九二七年复活节假期期间，我去巴黎看望母亲和弟弟们。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已将近一年，而且在新环境里生活得挺不错。弟弟们成功地适应了新学校，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在瑞士洛桑的男童寄宿学校里学过两年法语，因此，语言没给他们造成任何困难。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好，尤其是年纪较小的格奥尔格——现在他被叫作格奥尔格——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成长着。他个头高大，深色的眼睛，善于言辞，哲学课的成绩尤为突出。他对逻辑的偏爱令我吃惊（我的影响已经无迹可寻了），而且让十六岁的他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思维，他在给我的长信中以及这次探亲期间的交谈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机智又灵敏，在学校里，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会投身于哲学研究。像我对德语的认同一样，他深深喜爱法语，然而这两种语言都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但我们彼此用德语交谈，他也是《火炬》的忠实读者，每一期我都要从维也纳寄给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掌握了很多种语言，而他说起每种语言来，听上去都与当地人无二，多数时候甚至比当地人还要好，这也成了他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
虽然他思想敏锐、思路明晰，但他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在对母亲的关怀、照顾方面不遗余力。她从我身上失去的东西，在他那里得到了补偿，而且他避免和她发生任何冲突。他很清楚我深深伤害了她。心灵上的早熟使他很早就明白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而他对此也一直记忆犹新。他耐心听着她对我的指责，不会进行反驳，但也不会表示十分赞同她，以免令和解的大门完全关闭。他像是吸收了我早年对母亲的爱，以此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温柔体贴，而我身上是不具备温柔体贴这一点的。我被排除在外，对这个家以及对我自己来说，这都是一件幸事。但为了能让她和我都真正得到幸福，我必须将她心里最深的一根刺拔除，而这根刺是有名字的。
在她迁居前，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减轻她的痛苦，而且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保护薇莎不受她的憎恨，唯一的办法就是捏造女朋友。在信里，我开始这么做，很快，我就对这不断变换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要是杜撰出一些女性，我认真对待她们每一个，每一个都坚持交往下来，那就会让她害怕，形成她的仇恨。她会担心她们对我的影响，会把她们想象成令她无法安枕的魔鬼。因此无论如何要变换花样。根据经验，我找到了最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杜撰出两个女性，我在她们之间摇摆不定，其中一个不住在维也纳，另一个住得离我也不近，这样一来我的学业就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她们中的一方不会取得对另一方的胜利，不然这占优势的一方又会让她感到危险；正如她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就会受到这个胜利者的摆布了。编造这些故事并没有让我良心不安，我没把这当成是原意上的谎言，奥德修斯一直都是我的偶像，他帮我走出了这一为难的境地。只要杜撰得好，就是故事，而不是谎言，并且这么做的目的也是好的、令人舒服的，其作用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困难的是，我必须让薇莎知道这些。如果她不知道，如果得不到她的同意，那我就既不能杜撰也不能继续编造我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尽可能不给她带来伤害地将母亲对她的深深敌意告诉她。值得庆幸的是，她读过那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令她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她知道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行动，所以她根本无法挽回此事。她担心的是母亲从别人那里知道真相：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用赢得时间作为反驳她的理由。我说，等到日后，当母亲习惯了我的独立生活，当我出了书，而母亲对此也信服地表示认可，那时她再了解真相，对她的打击就要小得多。我成功地说服了薇莎，尽管我没说出来，但她感觉到我极为担心母亲出于妒忌而对她大打出手。
然而，有一点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我那根本没有充分发挥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令母亲的想象力大为活跃起来。我去巴黎过复活节的时候，信里提起过一个在萨尔茨堡的“玛丽亚”和一个家在罗当的小提琴手“埃里卡”，还说已经与薇莎不怎么见面，并且不喜欢她了。我刚站在巴黎家里的前厅，大家还没带我参观一下房子，仅是彼此匆匆打了个招呼后，母亲就问起了埃里卡，而等弟弟们一离开，我们俩只有片刻工夫在一起的时候，她立刻问我：“我没跟你弟弟们提起玛丽亚，她现在怎么样？你是直接从维也纳来的，还是途中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一下？”她认为，让弟弟们知道我脚踏两只船，不大合适，这可能会让他们道德败坏。她说，她跟他们提起过埃里卡，这没什么，因为威胁整个家庭的魔鬼薇莎终于被驱除了，大家对我在维也纳就不会太担心了。
现在情况变成这样，我不得不满足母亲的好奇心，她提了无数的问题。她想知道一切，但她的问题会根据弟弟们在不在场而有所区别。来自萨尔茨堡的玛丽亚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秘密，这给母亲带来无穷的乐趣。她还提醒我，在亲朋面前不要提起玛丽亚，否则有损我的声誉。她说，这看起来毕竟有点像生活放荡，而她必须向我指出的是，她从不相信我在处理生活的实际问题上会如此明智，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但她绝不会表扬我，因为这只是一个例外。
几天后，我与格奥尔格第一次外出散步，走了很久——他想给我看一些我早年在巴黎肯定没有见过的东西，在我们讨论了其他“真正的”事情，即思想问题后，他对我说，现在母亲的情况好多了。薇莎那件事结束，对她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然后，他异常严肃地看着我，犹豫着，像是有话要说，但又不知如何开口。我催他说出来，虽然我猜到他要说什么。“你不必问我是如何看待此事的，”他说，“我只希望，你不要总是像玩弄薇莎一样去玩弄其他人了。”他又犹豫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你难道不怕她自杀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现在我更爱他了。我打算将真相第一个告诉他。但现在还为时过早。让他误以为，一个与我那么亲近的人的命运，对我显得不及对他那么重要，又让我心情沉重。我根本没考虑到愚蠢的谎言故事会产生这种后果。不过，我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还是不错的。
只要和我单独在一起，格奥尔格总会考虑这些问题。他坚信，一个人被这么可怜地抛弃了，是会受到伤害的，需要特别的关怀与照顾。他对母亲在巴黎的生活考虑周到，照顾入微，现在他同样关心薇莎在维也纳的生活。他试图让我心里充满对她的热情，但没有提到她，更没给我提建议。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去卢浮宫，在那里他停留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圣安娜与圣母子》前，长久地注视着安娜，然后又看着我。她的微笑让他想起了薇莎的微笑，他还记得很清楚；他见过她，但没和她说上两句话。他问我喜不喜欢列奥纳多，好像我们现在只谈论画家，其他的一概不谈似的。他说，有些人觉得列奥纳多笔下人物脸上的笑容很甜美，但他不这么认为。我说，这要看人们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了，尽管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发出微笑的东西，但他们仍会微笑。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感到，他想知道我对薇莎的真实看法，在他看来，我对她的行为太恶劣了。但我也感到，他想为她讨回公道，因为在家里他听到针对她的最恶毒的言语时，总是保持沉默，尽管他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来到席里柯[79]的《美杜莎之筏》前，它吸引了我们俩。十六岁的他居然没有从这里挣脱，真是让我惊讶。“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头这么真实吗？”他问，然后对我说，席里柯为了能表现好这幅画上的人物，曾经画过判处死刑的人的头。“这一点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因此，你也不会做医生。你绝对无法胜任尸体解剖。”这让我知道了他还没有放弃学医的打算。我很高兴，虽然他现在在哲学这门课上成绩优秀，但他不会学哲学的。他的同情心，他对痛苦的认识，他能承受目睹死亡而不会失去理智的能力，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公正——认为应该重视每个人的生命，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他能胜任医生这个职业。虽然这一职业让人崇敬，可我做不来，而他会成功的。
在细致方面，我们俩都敢与对方较量一番。让人感到有点可笑的是，我们在自己不怎么喜欢的画前面逗留，实际却被自己熟悉的另一些绘画所吸引，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它们。他礼貌地问我愿不愿意去看一下古巴比伦的文物，其实是暗指我对吉尔伽美什的热爱。就连这个他都没有忘记，他什么都没忘，拉德茨基大街的动乱并没有拭去他早前的记忆。我放弃去看令他感到无聊的巴比伦文物，作为回报，他带我去看勃鲁盖尔画的一幅小巧却异常精美的《残废者》。“这样你就会再来看我们，”他说，“你会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离开维也纳。是不是因为勃鲁盖尔和卡尔·克劳斯，还有……”最后一个名字，其实是他早就想说的，但他没有说出来。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近，那个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却对她犯下罪过，现在有他为她操心，令我感到欣慰。我很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不然还能怎样呢，尽管如此，我感觉自己有罪，只有与母亲单独在一起，目睹她因有问不完的“玛丽亚”问题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因为我都详细地一一作答，我才感到自己无罪。她只对玛丽亚感兴趣，而不是对那个已经开演奏会并受到评论界关注的小提琴手。她为玛丽亚感到遗憾，因为她离我那么远，住在萨尔茨堡，但正是这段距离让她放心。她对她的美貌印象深刻，高兴地称赞我，但她对玛丽亚喜欢我却没有表现过分的惊讶，虽然在英俊的弟弟格奥尔格面前，我真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你本就是个诗人。”就在我给她继续编着故事的时候，她突然说，“你可以杜撰一些东西。你不会像现在那么多的年轻人一样，让人感到乏味。在像萨尔茨堡这样的城市，人们是十分欢迎诗人的。她没把你当成是从事化学的人。这是你的幸运。”
我在巴黎待了三周，住在位于科佩尼克大街的房子里，没有一天她不从我嘴里套出一些关于玛丽亚的新信息的。我抵制不住她提问的方式。我没有隐瞒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例如玛丽亚母亲那可恶的贪婪。“在显赫的家族里也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她说，“想想薇莎的继父就知道了！”——这一句就已经足以说明她情绪的骤变了。她肯定有时候也会想到薇莎在家里受到的可怕压力。临别的时候，在叫出租车送我去火车站的半小时前，她情绪激动，像以前那样宽容地说：“不要对她太苛刻，我的儿子！”——她指的是薇莎。“她现在受到打击，倒落在地。不要告诉她所有的事。她不必知道你的两个爱人有多漂亮。不要忘了，她现在必须一个人生活了。对一个女人来说，在经历这样的失败后是很难保存自己的自尊心的。对一个女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要一个人生活。她没对你做什么坏事，因为你逃脱了她的网。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了，因为没人会像你那时一样那么纯真。我把你教育得那么纯洁，她立刻就发现了。她看中了你，我的儿子，这是不言自明的。偶尔去拜访她一下，但不要经常去，否则会让她更痛苦。告诉她你不能去，因为你在学业上花费的精力比以前要多了——现在，你正为生活做准备，这是很严肃的，因此你不能浪费时间。”
离别时她说的这番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很高兴，城堡剧院在她心目中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我更高兴的是，她的仇恨变成了同情。通过我编造的故事，她心里满是对那两个女人的偏爱，没有害怕。虽然根本没有确定我更爱哪个，但她全力支持玛丽亚。她说，想着远方的某个人要更好一点。离得太近会让人起摩擦，一切都会变得无味，而且小提琴也会给这段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毕竟，要爱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她的乐器，不然只要听听她的音乐会就可以满足了。但我不要以为她想认识一下玛丽亚。她认为，我还有两年才能读完大学，在这期间，我会与玛丽亚保持着关系，正是因为她在萨尔茨堡，而不是维也纳。但她已经对玛丽亚产生了好奇心，这是肯定的，我是个爱说大话的人，也许她根本不觉得玛丽亚像在我眼里那么漂亮。但与母亲认识在她看来肯定是很重要的，只要不订婚就行。母亲说，生活正向我展开双臂，在今天，二十二岁就订婚的是傻瓜。
斯泰因霍夫一瞥
在科尔玛[80]，我在圣坛前站了整整一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走的。当博物馆关门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隐身，好在博物馆里待上一夜。我看着耶稣的身体，没有悲哀，那身体的可怕状态让我感到很真实，在这真实面前，我明白了原先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它的美，它的升华。这种神化升华属于天使，而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在现实中，人们带着恐惧故意避开的东西，可以从画面中去理解，回忆人类给自己制造的恐怖。当时，一九二七年刚刚来临，人们对战争和毒气致死还记忆犹新，因此这幅画面足以让人觉得是可信的。也许，艺术那不可或缺的任务逐渐被遗忘：不是净化，不是慰藉，不是支配一切，仿佛一切都会有好的结局似的，然而情况并不乐观。灾祸、弊端、痛苦、恐惧——对于被战胜的瘟疫，我们虚构出了可怕的恐惧。在这一直不变、一直存在于眼前的真实面前，这些安慰性的假象还有什么意义。即将发生的一切可怕事情都预先在这里出现了。约翰内斯的手指巨大无比，指示着：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变成这样。那么，这幅景象中的羔羊意味着什么？那个在十字架上腐烂的人是这只羔羊吗？他长大成人，难道就是为了被钉死，并被称作无辜的羔羊吗？
我在那里的时候，前面站着一个画家，他在临摹格吕内瓦尔德[81]。他看上去既不抑郁，也不拘束，每次都要思索良久才落笔。我希望他离开，那里除了我们俩再没有别人，我以为他会和我交谈，但他根本没有说话，他自己也想要安宁，他身上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不注意其他人。我想让自己不去想他临摹的作品。我装作没有看见他画的画。但是，不去想它根本就不可能。我甚至为自己在那里待了那么久而感到不自在起来。我什么也不做，一直站在那里，有点像他的样子；他也没有离开，但他手里拿着画笔，在努力作画。他是一个很结实的中年人，面无表情，没有表现出痛苦。真不敢相信他的脸就出现在画上的那张脸旁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而且作画的时候，一直都密切地注视着。
在这个临摹者面前，我十分惭愧，不时地消失到后面去，就好像我打算参观一下圣坛的其他地方似的。我很有必要逃离这幅十字架死刑的临摹作品，很有必要逃离原作本身，那个画家肯定以为别人注意到他了。也许，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会有些变化，说不定为了能承受住这种面对面而扮个鬼脸。当我从后面重又出现时，他像是松了一口气，我感觉他微笑了一下。我打量着他，就像他打量着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为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人而惊奇？他需要一个真实的人，因为这人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临摹的时间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就是最令我惊讶的想法。对于眼前所见之物，只有直面它，才能得到保护。这种拯救在于人们没有把头转开。这不是懦弱的拯救。这不是伪造。如果是这样，这位临摹者是不是就是完美的拯救了呢？不，因为他看东西时必须分解地去看。他一部分一部分地拯救，这些部分是属于一个整体的。只要他在画它们，它们就不属于整体。它们将会重又成为整体。但有些时间里，他根本无法看见整体，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具体的某个部位，详细地将它表现出来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临摹者是一个幌子。他不像约翰内斯的手指一样。他的手指指示不了什么，而是运动着，完成动作。这里最不受拘束的，就是他怎么看，就是说，它不会改变他。如果它改变了他，他就完不成这幅临摹了。
几年之后，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上珂罗版印刷的《伊森海姆祭坛》后，我才忘记这位临摹者。从科尔玛返程后，我必须先找到一个里面可以挂上珂罗版印刷品的房间。很快我就找到了，可以说是立刻就找到了，而且我无法估计它究竟能给我带来些什么。
我渴望有树，渴望拥有很多树。在维也纳，我见过的最古老的树木生长在莱因茨动物园里。报上最先吸引我的那则招租广告，说待租的房子就位于动物园附近。我乘车去哈金，一直到了城市轻轨的终点站，与那条自称维也纳的丑陋河道相交，大家都在传说着与它危险的过去有关的最不可信的故事。然后，我爬上山坡，横穿过大主教街（从这里开始，它沿着一道城墙一直延伸到上圣法伊特，我对它一直偏爱有加），拐进了哈根贝格街。报上招租的那个房间就位于山坡右手边开头的第二座房子里。
整个二楼就只有那一个房间，这家的主妇带我上去，打开了窗户。只朝外看了一眼，我就做出了决定：我一定要住在这里，我要长期住在这里。穿过一个公共游乐场和大主教街，我看到了树，许许多多高大的树木，我估计它们属于大主教花园。在它们上面，我居然看到了维也纳山谷的另一面，对面的小山丘上坐落着精神病人之城——斯泰因霍夫：它被长长的围墙环绕着，里面的面积若在早年够得上一座城市的大小了。它有自己的大教堂，奥托·瓦格纳教堂圆顶闪耀的光芒一直照射到我这里。这座城由许多亭子组成，远远望去，像是别墅一般。来到维也纳以后，我听人说起过斯泰因霍夫，这座精神病人之城里住有六千人。它距离我的住处并不近，但看上去却异常清晰，我幻想自己大概能透过窗户看见大厅里面。
那位家庭主妇肯定是误解了我的目光——她大概有六十岁，裙子一直拖到地上——跟我谈起了今天的年轻人，还说土豆的价钱已经翻了一番。我一直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或许，我是感觉到了自己将来还会经常听到这些话。但为了不让她对我有任何误解，等她话音刚落，我立刻就说，自己必须有权接待女朋友的来访。她立刻就称薇莎为“新娘小姐”，并坚持只允许有一个新娘小姐来。我说自己还必须把书搬进来，我有很多书，对这话她似乎很满意，说一位读大学的先生理应如此。至于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情况就没那么顺利了。自从住在苏黎世的“雅尔塔公寓”起，我就一直带着西斯廷教堂的摹仿品，现在我也不想和它们分开。“非用图钉不可吗？”她问，但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房租并不贵，我立刻接受了。通过我的那些书，我赢得了她的信任。她不喜欢换房客，而带着很多书来的人肯定是愿意长期住下去的。
我带来了西斯廷教堂的仿制品，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真正的打算，我要寻找珂罗版印刷的《伊森海姆祭坛》，并且将自己能找到的部分全都钉到墙上去。很久以后，我才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我在这个房间住了六年，在将格吕内瓦尔德的复制品挂到墙上后，我立刻着手写作《迷惘》。
那个家庭主妇与丈夫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住在一楼，我并不是经常见到她：一个月一次，在我每月交房租的时候，以及交完房租后，她立刻将凭证拿上来给我的时候。不过，倘若有人在我外出的时候来拜访我，那么，我回来后，她会在楼下的大门处拦住我，详细地向我汇报来者的长相、举止以及目的。她对每一个前来的人都抱怀疑态度，如果那个人来自这一地区，是我偶然间认识的，想来我这里拿些书看，她就会郑重地提醒我说，有些人来者不善，就是想来探路的，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她每次跟我谈话的结束语，都是对今天的年轻人的评论。
在房子的最下面，即地下室那一层，住着一位护林员的遗孀——席肖太太，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丈夫在动物园里度过的。她充当类似女佣的角色，为我整理床铺和打扫房间卫生。不去实验室的时候，以及早上在家里略作逗留的时候，我能见到她，她会跟我说起自己在莱因茨动物园的日子。席肖太太是一位和善的老妇人，满头银发，身材肥胖，脸很红，只要稍稍用点力或是稍微动一下，她就会出汗。倘如她来打扫我房间卫生的时候，我碰巧在场——这不会经常发生——尽管窗户和门都打开了通风，但我还是立即就闻到了弥漫整个房间的强烈气味。那不是让人讨厌的刺鼻的味道，而是黄油味，虽不太新鲜，但也还没变味。就算是为了避开这种气味，我也要离开。但席肖太太讲故事的方式是我抗拒不了的。她并不是讲那片森林和她的护林小屋，如果我问起她有关公猪和雕塑一类的事，她虽然也愿意讲给我听，但没有什么感情。她的思绪更多的是回溯到皇帝陪同前来的贵客身上。她自豪但口气并不庄严地讲述“三个皇帝驾到”的那一日：俄国皇帝和德意志皇帝骑着高头大马，中间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他们一起来到林务所门前，她向他们献上迎宾酒。她见到他们三人在她眼前，就像他们现在还站在她面前似的；她描述了他们帽子上的羽饰、他们的制服和他们的面孔，她还记得他们骑的是什么马，以及对她说了哪些感谢的话。这听起来不是低三下四的，而更像是亲历其境一般，当她伸出手臂，向我演示她是如何向三位皇帝献上迎宾酒时，她似乎有一点点诧异，因为她对面没有人在准备接过酒杯。一切都消失了，皇帝们在哪里，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尽管她没有说出这些话，也没流露出一点点遗憾，但我感觉得出，她和我一样觉得这是一个谜，而且因为这个谜的缘故，她才这么卖力、这么生动地讲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