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这个房间吃早饭，也从不在里面放水果或是面包。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远离饭食的小天地，不受任何烦人琐事的打扰。我把这戏称为“不随地大小便”，薇莎理解我的意思，来看我的时候，从没有试图像个妇人那样在我这里操持家务，她把我的愿望解释为保持我房间的清洁，她那中听的原话是：这是我对墙上挂着的那些预言家和古希腊女预言家的尊敬，也可能是我对米开朗琪罗的尊敬，他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不会想起吃饭。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食人间烟火或是从不会饿。在奥霍夫大街上有一个卖奶制品的小店，出售酸奶、面包和黄油，从我的住处下山坡走五分钟就到。店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可以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吃东西。在去实验室之前，我就坐在那里吃早饭。如果我待在家里，白天晚些的时候，我也会去那里。在这些年里，我大多数时候只吃酸奶和黄油面包，因为，我一直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买书上。
冯塔纳太太经营着这家奶制品店，她和席肖太太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她的声音和她的鼻子一样尖，而且她喜欢管闲事。我吃饭的时候会听到她对每一个离开店和将要来店里的顾客详细地描述一番。等这些谈资被慢慢说尽后，接下来就要谈她的婚姻，而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冯塔纳太太的第一任丈夫进了俄军的战俘营，去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待了几年，然后病死了。他的一位朋友日后从那里回来，带来了最后的问候：他的结婚戒指和一张照片。那是一张集体照，上面有她死去的丈夫、丈夫的朋友和其他战俘，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它的主人从没有与它分开过，但是很喜欢把它拿给别人看。上面所有的人都留着大胡子，根本认不出谁是谁。照片主人经常指着右下方第二个人说：“这是我！您认不出我？是啊，隔了很久了！”然后，他现出一副庄重的表情，指着左下方第二个人说：“这是我的朋友和前任，您只管称他为第一个冯塔纳先生好了，当然，他在那里不叫这个名字。您最好问一下这位太太。她会在您面前高唱他的赞歌的。”
冯塔纳太太不会赞扬第二个男人。她起得很早，店铺也很早就开门；他则要睡过整个上午，深夜，他会搭乘最后一班一点钟的城市轻轨，从那家他经常去的咖啡馆回来；有时候，若是回来得更晚，他就得步行了；他太太早就睡下了，所以他看不见她。下午，当她在店里的时候，他才起床，然后又乘车进城去找他的老酒友。
她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他则尽可能地避开她。不过，刚到下午的时候，在他进城之前，他有时候也会去店里替她的班。就这样，我认识了他，他向我讲起了西伯利亚。大约过了两年，这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后她把他从房子里赶了出去。她说，这根本就不是婚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把她的房子当成睡觉的地方。其他时候，他从不会和她说话。一直以来，她醒的时候，他都在睡觉，而她刚睡着的时候，他又醒了。
他最终走了，次日清晨，她既得意又辛酸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几乎没带什么东西，他什么也没有，不过，他把他的东西又都带走了，甚至包括几根生锈的铁钉。“您想想，他带了几根生锈的铁钉来，一根都没给我留下。”听上去就像她想留下他一根生锈的铁钉似的——为了留作纪念，还是因为生气？而他连根铁钉都不给她。如果它们是新的还好，但不是，它们是旧的、生锈的铁钉。
冯塔纳先生个子很矮，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身体前倾，好像严重骨折一样。他已经没有头发了，看上去干瘦、虚弱，他的眼睛像是下一刻就会跌落下来似的，但没有真的掉下来。他在店里的时候，那位穿着华丽、身材丰满的伯爵夫人有时候会来，她和家人就住在附近。她生得高大强壮，喜欢骑马，学过狩猎，虽然我从没见过她骑马或是打猎。她嗓门很大，买东西的架势好像整个奶制品店是为了她才存在似的。但她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她从未随身带过足够的钱。有时候，她会带着自己的三个小孩子过来，让人立刻想到她那突出的胸部，冯塔纳先生的眼珠都要从那疲倦的眼窝中掉出来了。他自愿为伯爵夫人服务，而不是怀有恶意，要是换了别人，在他在店里的时候进来，他会生气的。她的脚还没离开门槛，他就转向我，兴奋异常，眼睛简直要掉出来了，说：“真是个大得惊人的甜面包！真是个大得惊人的甜面包！”
今天想来，我认为，他在这个时间来店里就是为了看她——否则，他可能会睡得久一些，而她像是约好了似的，一直都是这个时间来店里，并且只让他为自己服务。有时候，牛奶店的柜台上聚集了她要买的所有东西，然后——她算账的能力很差——她开始算账。冯塔纳先生喜欢她留在这里，以便能多看她一会儿，他会帮她算账。她总是没带够钱，尽管他很喜欢她，但她不可以赊账，因此，她要买的东西又一样接一样地被从柜台上拿了回去。她从不为此感到难为情，也不觉得不会算账是种耻辱，因为她对马十分精通。就这样，她也没有表现出不满，把东西又一样接一样地退了回去。冯塔纳先生温柔地将她的手挪开，立刻看到她带的钱，然后突然阻止她继续把东西往回退，说：“现在够了。您的钱正好！”
他走了以后，她很怀念他，因为现在轮到冯塔纳太太为她服务了。她对伯爵夫人不会算账表示怀疑，猜测她是故意骗人的。等伯爵夫人带着孩子走了之后，她也会发表见解，说：“她没上过学！她还不会数数，也不会写字。您现在只管想象一下，要是这么一个人经营我的店铺会怎样！”伯爵夫人并非没有觉察到这种敌意，在店外面她对我说：“真遗憾，那个好人走了！他曾经是个好人！”很显然，她没有听过生锈铁钉的故事。
我也想念冯塔纳先生，尤其是那些关于西伯利亚的谈话。事实上，他还生活在那里。他那些咖啡馆里的酒友也喜欢听他说起西伯利亚。他对我说，他必须每天去那里，那些人在等他，他们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他还有很多没讲，离结束还早着呢。他可以写一本关于西伯利亚的书，但他觉得口头讲述要容易一些。他第一次讲起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太太立刻就睡着了。对她来说，结婚戒指就是一切。他的朋友，即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跟他说过这些：看在上帝的分上，把结婚戒指给她带回去吧，否则她一刻都不得安宁！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贵重物品。他本来可以保存它，但他对自己死去的朋友承诺过，现在他履行了诺言。假如它值一百万，他会向她索要酬金的。而他的真诚换回了什么？现在，他要为一个卖牛奶的女人奔忙，而不是为一位伯爵夫人服务。
在他走后的一年，西伯利亚重又出现在这个地区。
死者面模
伊比·戈登的才智与开朗的性情吸引着我，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听她说过一句别人期待的话，她说的一直都是让人感到意外的话。她是匈牙利人，但她也懂得如何以此去让人感到意外，结果是，别人每犯一次错，她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有些话别人是通过她才第一次意识到的；如果她特别喜欢一个德语单词，就会跳过它，而这个词只会以新构成的形式出现，这让人感到原词消失了，现在不断地以其他形式出现，提示别人记起消失的那个单词。她语速不快，不会吞掉任何音，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每一个单词都不急不慢地吐出来，但由于她思绪快，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排队等着，在别人听到它们之前，它们就已经反映在她的愉悦上了。许许多多的愉悦，一个接着一个，在这表现出的无尽的开朗之中，恐惧、悲伤、烦恼或是害怕没有立足之地。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是不会想起某个地方还有悲伤存在的，因为就算她看见或是听见一些悲伤的事情，它们也会转变，失去原先的那份沉重，长上轻盈的翅膀。而且因为她从不会抱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所以大家也不会责怪她拿别人害怕的事情开玩笑。
她看上去就像马约尔[82]笔下的人物，一个充满古典乡村气息的形象，她的脸庞就像一个水果似的，很快会现出成熟的光晕。她所见到的一切不合拍和荒诞不经的事就是她的食粮。别人可以认为她是没有同情心的，但她对自己也是如此。人们惊讶地发现，她那颇见才智和轻松愉快的讽刺也同样针对自己。这幅最健康的画面经常没有东西可吃，但她对此没有透露过半个字，除非她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要讲：在男人眼里，她营养良好，他们对她漂亮的肩膀是怎么看都看不够。
一切与出身、等级、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对她全然不起作用。她讲起自己的过去时，语气之冷漠，让人感觉这过去从未存在过似的。我记住了她家乡的名字——马尔马洛斯塞格德，位于匈牙利的东部，在喀尔巴阡山脉脚下。我记住它，因为它令我想起了马约尔用来雕刻她的大理石。她的名字伊宝丽娅，在匈牙利语中是“堇菜”的意思，显得有些可笑，值得庆幸的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别人都简称她为伊比。她的父姓菲尔德梅塞让我很喜欢，她为此感到不自在，也许这与她的家庭有关，但我不知道她家里的情况。作为诗人，她为自己取了戈登这个名字，而且对它很眷恋，这大概是她唯一关心的事情。
在布达佩斯，她遇见了弗里德利希·卡林提，他是匈牙利的一位讽刺作家，在本国很有名。我没读过他的作品，她讲到的他的事情，让人想起斯威夫特[83]。她成了他的女朋友，他很喜欢她写的诗，据说，他对她的诗与美貌同样着迷。他的太太阿兰卡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据伊比说，她有着吉卜赛人的美貌。因为吃醋，她从三层楼上跳了下来，跌到大街上，尽管伤势严重，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绝望的举动令卡林提深为震惊，他决定立刻与伊比分手；为了拯救妻子的生命，伊比被他驱逐出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
他的一个朋友带她越过边境，来到了维也纳；她孑然一身，没有任何行李，只带着一把牙刷，她很喜欢把它拿给人看。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然而，她在回忆的时候没有半点抱怨。她对阿兰卡与对自己一样，都没有同情。她所感觉到的一切就是自己境况的可笑。那位著名作家让自己最信赖的朋友做她的护送。他要留意她，不让她偷偷越过边境溜回匈牙利。他在施特罗茨街为她找了间房，每一天，她都必须到一家咖啡馆向他报到。然后，他立刻打电话告诉身在布达佩斯的卡林提：“伊比在维也纳。伊比没有失踪。”之后她会得到些吃的。房租也不用她来付，她一无所有，那些人担心她会买张车票逃回布达佩斯。如果她没有来报到，那位朋友就会去施特罗茨街检查她在干什么，但这样一来她就得不到任何吃的。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给我的感觉是：女神波莫娜[84]，但手里拿的不是苹果，而是一把牙刷。
几周以后，伊比发现自己身陷维也纳花花公子的圈子里，成了两兄弟争执的对象。在这个圈子里，她是每个人的目标，因为有这么多人，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同时在追逐她，所以她竭尽狡猾之本领，成功地一个又一个调唆他们，抵挡住了所有的进攻。特别棘手的是那两兄弟，他们二人都很认真。她在维也纳待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经常见到她。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她用她那安静且置身事外的态度讲述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语气冷酷又喜形于色，颇能打动人。我必须听她说，而她也必须说。她很感谢我没有占她便宜。她在我那里休息，她说，她感觉我和她一样，把她那无辜的美貌当成了负担，别人只能束手无策地面对它。
那两兄弟中，有一个继承了一家很大的书店，而另一个被看成是更聪明、更有学问的，则什么都学，他很喜欢更换专业，现在正在攻读哲学。鲁道夫，那个书商，是个没用的人，瘦削而又不起眼，努力通过考究的服饰和发型来吸引别人，而他的头发已经所剩不多。他和弟弟一样都对伊比着迷，但他思想贫瘠，缺乏想象力，与弟弟比起来，很难引起伊比的兴趣。人人都喜欢听他弟弟说话，那人很容易就能让别人变得结巴起来，但会不停地向别人提建议。鲁道夫本人就需要别人的建议，而且从不给他人提建议，他必须依赖那些书，尤其是艺术类书籍，他的书店里有这些书，他用它们给伊比带来惊喜，通过它们与伊比打交道。有一次，他给她带来了《永恒的面容》，这是一本死者面模集，刚刚出版。我去的时候，伊比刚打开它。还没翻看几页，她和我就立刻被它俘获了。我们沉默无语，这种情形是我们从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并肩坐着，鲁道夫无法忍受这沉默的认可，把书留给我们，走了。
我还从未见过死者面模，对我来说，它们是全新的事物。我感到自己在接近那一瞬间，而对此我则所知甚少。
我没有做任何考虑就接受了这个书名——《永恒的面容》。一直以来，我都会被形形色色的人所吸引，但从未料到这种形形色色会延伸至死亡的瞬间。我也惊讶其内容的丰富。我从小就忍受死者逝去的痛苦。对我而言，保存他们的名字与作品并不够。我还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脸上的每个特征和每次抽搐。如果我听到一直存在于自己耳中的声音，我会徒劳地寻找他的脸；当我不是热切盼望它的时候，它会在梦中出现，但这不是故意被唤起的。就算我看到它——这种情况极少——它也已经变成另一个模样，按照自己的规律分解了。现在我看到的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与作品是我生存的食粮，我热爱他们的作为，讨厌他们的恶行；现在，他们恒定不变地出现在我面前，闭着眼睛——像是还会睁开似的，像是没有发生过不可恢复的事情似的，他们还在装腔作势吗？他们还能听见别人只对他们所说的话吗？我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看到另一个，好像必须捕获并抓住他们每一个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聚集在这本书里。我害怕他们将会从这里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每个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只有个别人我可以不看名字就认出他们来。他们被驱逐到无助之中，没有名分。然而，一旦人们把他们与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就感觉免遭崩溃了。我继续翻看着，然后又突然翻回去，他们还在那里，他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偷偷地逃掉，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编排顺序不满，装订这本书时的偶然性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有失身份。
崩溃前的最后一幕，似乎一个人能将自己可以做的一切再一次保存在自己体内，同意进行这最后一次展示。但是，这种同意并不是针对每一个面模而言的：有这么一些面模会揭示、伤害人。它们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可怕的真相，即生命最终必将汇入的那个中心：沃尔特·司各特的陋习，老年斯威夫特的极度迟钝，席里柯那可怕而虚弱的病态。在所有的面模上，人们只能找到可怕的东西，死亡的可怕。不然它们就成了谋杀面模了，而这就成了歪曲：还有一些超越死亡谋杀的东西。
那就是屏住呼吸，就好像他们还有呼吸似的。呼吸是人类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最宝贵的，而这最后一次呼吸保留在了面模上，成了画面。
但呼吸如何能变成画面？我翻看、寻找并且一再找到的面模是帕斯卡尔[85]的面模。
在这里，痛苦达到了最高境界，它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长久寻找的意义。痛苦应该保持其观念性，没有能力再做其他什么。如果有外在于哀怨的死亡的话，那么人们在这里遭遇了。向死亡靠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步都小到无法形容，背负着越过这道门槛的希望，想赢得它背后未知的东西。大家能够读到很多描写信徒和殉教者的东西，他们为了彼岸的生命，愿意脱离现在的生命；在这里能看到一幅这种人的照片，反映了他到达彼岸的那一瞬间。他是一个知道苦行修道的人，但他所想的肯定比苦行修道要多得多。他为反对现世生命而做的一切，都体现在了他的思想里。人们可以把他的脸称为永恒的脸，因为它正表达出他所看重的那种永恒。他在自己的痛苦中安息，不愿与痛苦分离。他渴望永恒所能容纳的一切痛苦，当他达到了所有要求，就被允许走近永恒。他把自己献给了永恒，进入其中。
七月十五日
搬进新住处后没过几个月，发生了一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件不会经常发生的公众事件，它令整个城市深为震动，打这以后，维也纳再也不是以前的维也纳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早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位于魏林格大街的化学研究所，而是待在家里。我去了上圣法伊特的一家咖啡馆，读着晨报。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自己当时拿起《帝国邮报》时向我袭来的愤怒；上面印着巨大的标题：《公正的判决》。布尔根兰州发生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宣告谋杀者无罪。这一判决被执政党机关看作是“公正的判决”，否定的呼声此起彼伏。无罪释放的判决在维也纳引起轩然大波，对其公正性的讽刺比对判决本身来得还多。维也纳各区的工人集结成队伍群，来到司法大厦前。对他们而言，仅仅是这个名字就已经体现出了不公正。我深刻感受到来自内心的那种完全自发的反应。我骑上自行车，飞速驶向城里，加入了其中的一支队伍。
往日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十分信赖，而且很满意这些人用典范的方式来管理维也纳地区。但在这一天，他们抛开了领袖，单独行动。当他们点燃司法大厦的时候，站在一辆消防车上的市长萨伊茨正高举着右手，试图阻止他们。他的手势没有奏效：司法大厦烧着了。警察接到射击命令，九十人死亡。
五十三年后的今天，想起当日的场景，我仍是心潮澎湃。这是一场最接近革命的行动，是我亲身经历的。从此，我完全清楚了，不必去读任何有关攻陷巴士底狱的文字了。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我完全献身于他们之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丝毫的反对。令我惊讶的是，在这种情绪下，我能理解眼前发生的每一个画面。现在，我想提起其中的一个场景。
在离燃烧着的司法大厦不远处的一条岔路上——虽然就在旁边，但很明显是与大众脱离开来，一个男的高举着双臂站在那里，双手举过头，拼死地拍击着，一遍又一遍痛苦地叫道：“烧掉档案！所有的档案！”“总比烧掉人要好！”我对他说。然而，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脑子里只有档案。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与里面的档案有关，他可能是档案管理员。他非常伤心，但就在这种情形下，他让我觉得滑稽可笑。不过，我也生气了。“他们在那里射杀群体！”我愤怒地说道，“可是您却在说着档案！”他看了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一般，然后，又痛苦地重复道：“烧掉档案！所有的档案！”——他虽是站在旁边，但也一样危险，他大声抱怨着，我都听到了。
在这次严重的镇压事件过后的数周里，人们无法顾及其他事情，大家是这次事件的目击者，眼前一遍遍浮现出当时的场景——夜复一夜，它们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直到入睡。在这些日子里，我与文学还有过一次合法的关联，这就是卡尔·克劳斯。我对他的崇拜在那时候达到了顶峰。这要感谢他当时的一次公开行动，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否为了某件事而这么感激过某个人。在那天的大屠杀过后，卡尔·克劳斯在维也纳四处张贴海报，要求警察局长约翰·舍贝尔“下台”。当日下达了开枪的命令，造成九十人死亡的正是这个人。整个行动都是卡尔·克劳斯一人在干，他是唯一在行动的公众人物。维也纳从不乏其他的社会名流，但就在那些人不想招惹是非，或是不想被人取笑时，他独自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些天里，他的海报是唯一能让人坚持下去的原因。我从这一幅走向下一幅，在每一幅前面逗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正都融进了他名字的字母里。
不久前，我已经就七月十五日那天的事件及其后果写了一篇报道。这里我照搬原文，它的简短也许可以令人清楚整个事件的分量。
从那时起，我经常试图去接近那一天，它也许是父亲死后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最重大的事件了。我只能说“让自己去接近”，因为要完全抓住它太难了，它是延伸着的一日，蔓延了整个城市。对我而言，它也是运动着的一日，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当时我的感觉全部向一个方向集结。这是我能记起的最清晰的一日，说它清晰，是因为它尽管逝去了，但对它的感受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我不知道是谁给来自整个城市的巨大的游行队伍定下了“司法大厦”这个目标。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自发的，尽管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
倘若七月十五日的事件有可能被完全写进《群体与权力》之中，那么，也不可能完整地回复到事件的真面目，不可能回复到当天那些感性的因素。
骑车进城是一段漫长的路。今天我已经记不起那条路了。我不知道自己最初是在哪里与人群相遇的。我无法记清那一天，但我还能感受到那种激动，感受到向前跑和避开，感受到流动的运动。一切都被“火”这个词掌控着，然后是被火自己本身。
头脑猛地受到撞击。也许是偶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任何攻击警察的行为。但我大概目睹了警察向密集的人群开枪，一个个身躯倒下。枪声像抽打的鞭子一样。人们跑到旁边的巷子里，然后很快又再次出现，重新形成群体。我看见人们倒下，看见地上的死人，但离他们不是很近。这些死者特别令人毛骨悚然。我向他们走去，而一旦靠近他们，我又立即避开。激动之下，我感觉他们在不断地放大。在救护联盟的人来到，将他们从地上抬起之前，他们的周围是空着的，仿佛以为子弹又会落到这里似的。
那些骑在马上的人尤其令人害怕，也许正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害怕。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的啐了口唾沫，用右手大拇指朝后指了指说：“那里吊着一个人！他们把他的裤子脱了！”他唾弃什么呢？唾弃被杀者？或是唾弃杀戮？我没看他指的东西。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尖叫道：“佩皮！佩皮！”她闭上眼睛，摇晃起来。所有人开始奔跑。那个女人昏倒在地。但她并没有被击中。我听见马蹄声。我没有走到那个躺在地上的女人身边。我跟着其他人一起跑。我感觉自己必须跟他们一起跑。我想逃进一个门洞里，但却无法脱离这些奔跑着的人。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在我旁边跑着，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边跑边吼道：“那里又打中了一个！那儿！那儿！那儿！”突然他就不见了。他没有昏倒。他在哪里？
最让人害怕的也许是：刚刚还看见他们有力地做着手势、驱赶所有其他人的人，刚刚还听见他们说话的人，恰恰就是这些人自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一切都松散下来，到处都有看不见的缺口。但是，整体的联系性并没有被打破；只有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被整体牵扯着。到处都能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近，那是空气中的节奏，一种可恶的音乐。可以把这称为音乐，因为大家感觉被它弄得情绪高涨。我感觉不是在用自己的双腿奔跑，而像是身在一股发出清脆声音的风中。一个红头发出现在我面前，变换着不同的位置，忽上忽下，升升降降，好像在水里游泳一般；我的目光追随着他，像遵循他的指示似的，我认为那是红头发，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块红头巾，于是就不再寻找了。
我没遇到任何人，也没认出任何人；与我交谈的，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我只和很少人说话。我听到很多，空气中一直可以听到有些东西，最尖锐的就是当人群遭遇枪击，人们一个个倒下时发出的嘘声。嘘声越来越大，尤其是能很清楚地听出女人们的声音。我感觉枪击好像是由嘘声引来的一般。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便听不到嘘声了，枪击仍在继续。到处都能听到枪声，哪怕在很远的地方，这种类似鞭打的声音也一再出现。
群体是不屈不挠的，刚被驱散，转瞬之间又从旁边的巷子里涌出。大火攫住了大家，司法大厦燃烧了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也是最为激动的时刻。那天天气很热，即便在看不见大火的地方，天空依然是红的，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烧着的味道，那是数不清的文件档案。
到处都能看见救护联盟的人，风衣和袖章是他们的标志，以此与警察区分开来。他们没有武器。担架就是他们的武器，伤者和死者躺在上面。他们的勤奋助人跃入眼帘，与嘘声中的愤怒形成鲜明对比，似乎他们并不属于群体。在人们发现伤亡人员之前，他们就已经到位了；他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有人牺牲。
我没亲眼看见司法大厦是如何被点燃的，但在我看见火焰之前，群体呼声的变化已经告诉我了。人们相互大声转告发生的事情；最初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声音透着高兴，不是尖叫，不是渴望，而像是解脱。
火将大家团结起来。人们感受到了火，它的存在是惊心动魄的，即便在看不见火的地方，人们的脑海中也有它的存在，它的吸引力与群体的是同一个。警察的射击引来嘘声，嘘声又引来新的射击：不过，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还在枪击的影响之下，这影响看似不存在了——根据地点的不同，与其他人的关联或明或暗地保持着，经过一些中转，因为最终只能又回到大火控制的区域。
一种统一的感觉是那天的载体——独一无二的巨浪席卷了整个城市，吞噬了整个城市：当它退去时，真不敢相信城市居然还在。那一天由无数的细节构成，每个人都将其铭记在心，没有人将它们忘却。它们既是独立的，让人清楚地记起，让人可以分辨出来，同时又是构成巨浪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它们，一切都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大家应该理解的是巨浪，而不是具体细节，在这件事结束后的那年以及后来的岁月中，我经常做这一尝试，但从未成功过。这不可能成功，因为再没有比群体更神秘、更不可理解的了。倘若我能完全把握它，我就不用花上三十多年时间去研究它，去解谜，尽可能完整地去描述和领会它，就像对待人类社会的其他现象一样。
即便我将当天所有的具体细节未加雕饰地一一罗列出来，既不减少，也不夸张，我仍无法正确评价它，因为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这些。总能听见巨浪在翻滚，它将一个个细微之处都冲向表面，只有在能看清并描述巨浪的时候，人们才可以说：真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减少。
虽然我没有去接近那些具体的细节，但我可以说出那一天对我今后生活的影响。我之所以能将自己的认识写入那本有关群体的书里，要归功于对那天所发生事情的几条重要认识。我在那些四散的原始资料集中寻找、考证、抄录、阅读，以及后来像放慢镜头似的重又阅读的东西，虽然与我对此的记忆不符，但我还是记住了这件核心事件，它鲜活地保存在那里，也无论今后它怎样放大、牵扯进更多的人，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变得更为重大。七月十五日的孤立性，以及其发生在维也纳的局限性，为人们在多年以后，当激动与愤怒不再具有当初那样的威力时，观察它提供了一种模式：一件时空轮廓清晰的事件，源于一个不容置疑的诱因，其经过清晰而特别。
那一天，我彻底接触了被自己日后称作开放的群体。他们由来自城市各地区的人们汇合而成，组成一条条坚定不移而且不可拆分的长队伍。那座名为司法大厦、却因为错误的判决而体现了不公正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决定了队伍前进的方向。群体必将瓦解以及他们多么惧怕瓦解，不顾一切地阻止瓦解，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在大火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火是他们点燃的，只要大火存在，他们就能避免瓦解。他们抗拒每一次的灭火尝试，他们自己的生命依存于大火持续的时间。他们受到攻击，被殴打、被驱散、被击溃，四散逃去，但是，尽管看见眼前倒在大街上的死者、伤者，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武器，但他们重又聚拢起来，因为大火还在燃烧，火光照亮了各处空地、各条小巷上面的天空。我目睹群体的逃跑，但他们却不会陷入混乱，群体逃跑与恐惧泾渭分明。只要他们逃跑时没有瓦解成一个个只为自己担心的个人，那么，群体就仍然继续存在，哪怕是在逃跑的过程中。一旦他们停下来，他们就可以重新开始进攻。
我发现，群体的形成是不需要领袖的，这一点与到目前为止有关群体的理论不相符。长达一天的时间里，我亲眼看到群体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形成。只是偶尔可以看见极个别的演说者，扮演着领袖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是极小的，他们都是匿名的，在煽动方面，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每一个将他们置于中心位置的描述，都是对整个事件的歪曲。如果有什么明显激起群体情绪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看到燃烧着的司法大厦。警察的射击并没有将他们驱散，而是令他们聚到了一起。街上逃跑的人群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他们在跑的过程中仍然清楚一点，即：那些倒下的人不会再起来了。它对于愤怒的煽动与大火的一样。
在那个被照得通亮的可怕日子里，我获得了一幅我们这个世纪里最真实的群体画面。也许是出于强迫，也许是出于自愿，总之，我重新回到对他们的观察中。我一再置身那里，一直在观察，即使是现在，我仍能感到自己很难抽身，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认识群体，而我现在只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最小的一部分。
树中的信
纵火事件发生后的一年里，我的生活仍完全受制于这件事。一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夏天，我的思绪仍然围绕它转。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我要找出群体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从内还是由外，它都吸引了我。虽然我貌似继续着自己的化学学习，并且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但这项工作是那么无趣，几乎没有触及我思想的表层。我将每一刻的闲暇都花在自己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在各种不同的、看似偏离甚远的道路上，我尝试去接近自己作为群体曾经经历的东西。我在历史中找寻它们，当然是在一切文化的历史中。历史和中国古代的哲学越来越吸引我。早在法兰克福的中学时代，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古希腊的文化。现在，我潜心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86]。我研究革命也是很自然的事，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但我也渐渐开始明白群体在宗教中的意义。期望了解所有宗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并且延续了下来。我阅读达尔文，主要是阅读他关于昆虫群体的书籍，希望能从中了解动物界群体的形成。当时，由于彻夜阅读，我大概睡得极少。我摘录了一些内容，尝试写作几篇论文。所有这些都是在为那本有关群体的书做前期的探索，但它们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们的知识含量太有限。
这其实也是向多方面扩展的开始，其好处是，我没有给自己规定任何界线。我大概是从某些东西出发，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找到群体的形成及发挥影响的证据，但因为这些都很少受人关注，所以我找到的证据也少得可怜。而真正的结果是，我在此过程中获悉了与群体毫不相关的一切。我很快熟悉了一些中国的和日本的名字，像中学时代阅读古希腊作品一样，我开始随意阅读这些人的著作。在阅读中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时，我与庄子相遇，在所有的哲学家里，他成了我的知音。受他作品的影响，我那时候开始写作一篇关于“道”的文章。为了给自己因偏离主题这么远而做出道歉，我试图说服自己，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极度的孤立，那么我永远也不会理解群体。中国哲学中最具特色的这一支对我的吸引——当时我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在于它里面包含着“变形”。今天在我看来，驱使我走近这些“变形”的是良好的直觉，通过接触这些“变形”，我避免了陷入概念世界，而我其实已经到了这一步的边缘。
真是奇怪，那时我是怎样巧妙地——我只能这么来说，避开了抽象的哲学。在哲学当中，我寻找被我看成是群体的东西，但没有找到一丝具体且具有影响力的痕迹。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了群体伪装的外衣和形式，在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群体确实以某种形式出现过。
我认为，自己用这种冲动的、向前逼近的方式所得来的任何东西，绝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它们已经扎下了根，并向周边扩展。看似相去甚远的两个东西，却在地底下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很长时间里不为我所知，这样也有好处，因为几年之后，当它们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力量更大，更无懈可击。我不认为偏离目标太远会有危险。生命的进程本身就携带各种束缚，即使无法完全阻止它，也可以拦截一下，通过尽可能与之拉大距离来抵制它。
就在七月十五日过后，因震惊而产生的麻痹有时会在工作中向我袭来，令我无法继续工作。这种丧失信心的状态持续了六七周之久，直到九月初。卡尔·克劳斯在这段时间里张贴的标语起到了净化内心的作用，使我从这种麻痹中解脱出来。但对于群体的声音，我的耳朵仍很敏感，耳边每天都回荡着咆哮的嘘声。那是致命的嘘声，对它们做出反应的是枪击，在人们倒毙在地的时刻，嘘声会变得更大。在一些巷子里，它们逐渐变弱，在另一些巷子中，它们又逐渐增强，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旁，它们是绝对无法消除的。
没过多久，它们就移到了哈根贝格街的附近。离我房间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在旭特尔村山谷的另一面，有一个名叫拉彼德的运动场，供人踢球之用。节假日的时候，人流如潮水般涌向那里，他们不会轻易错过名队之间的比赛。因为对足球不感兴趣，我对此也没太在意。但在七月十五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天气同那天一样炎热，我在家等来访的客人，窗户是开着的，突然之间，我听到了群体的呼声。我以为那是嘘声，我满脑子想的还是那可怕一天的经历，我困惑了几秒钟，向窗外望去，去寻找大火。阳光下，斯泰因霍夫教堂的金色圆顶在闪闪发光。我清醒过来，想了一下：这呼声肯定是从运动场上传来的。不久，这声音重又响起，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仔细听着，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嘘声，是群体的呼声。
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了三个月，还从未留意过这声音。以前，这声音肯定也这么有力、这么特别地向我袭来过，但我对它却充耳不闻，直到七月十五日，我的耳朵才打开。现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倾听整场比赛。球进了，胜利的呼声从获胜一方传来。还有一种与此不同的声音，听得出里面带有失望。站在窗前，我什么也看不见，树木和房屋挡在了中间；虽然相距很远，但我听到了群体的声音，而且只有这声音，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近旁似的。我无法得知这声音是双方中的哪一方发出的。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没有留意过他们的名字，也不打算知道。看报的时候，我会避开这些内容，也不参加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
但我住在那里的六年间，我没有放过任何倾听这种声音的机会。我向下可以望见城市轻轨的出站口，如果某天的人流比平时密集，我就知道那天会有比赛。然后，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前。此时此刻，我很难描述自己追踪那看不见的比赛时的紧张心情。我不支持任何一方，因为我不知道参赛的双方是谁。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有两组群体，他们同样的激动，说着同一种语言。我脱离开发出这声音的地点，也没让那许许多多的情况和细节阻碍自己，我体会到了一种日后被我称作双重群体的感觉，后来我也曾试图去描述这种现象。有时候，如果某件事情强烈地占据我的内心，我就在比赛的时候坐到房间中央的桌子旁，开始写东西。但不管它是什么事，不管我写的是什么，拉彼德运动场的任何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我从没对此习以为常，群体发出的每个声响都影响着我。我保存了当时的手稿，我相信，即便在今天我也能辨认出这种声音是在写作哪一处时传来，它们像是被神秘的符号标明了一般。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我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房间也让我牢记自己真正的打算。没隔多久我就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声音上的食粮。我一直待在城市的边缘，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在维也纳的那段岁月中我所取得的小小成就要归功于此；我一直待在这里，即便我不想与那最紧迫且无法解释的谜一般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我自己从没做出过选择——它会说服我，把我带回到最初的打算那里，不然的话我可能已经逃离了原先的打算，奔向更舒适的任务去了。
从秋天起，我又每日都去化学实验室，去做丝毫引不起我兴趣的博士论文。我把它当成副业；我去做它，只是因为我已经把它开了个头。将一切已经开了头的事情做完，是我天性中无法解释的一个基本原则，就算是当时让我鄙视的化学，我也不想中断它，因为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了。我暗自尊重它的原因，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的：对有毒物质的认识。巴肯罗特死后，它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每次走进实验室，我都会想，对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搞到氰化钾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呀。
在实验室里，有些人虽不十分坦诚，但别人是绝对不会误解他们的观点的，这些人把战争看作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他们的观点还绝非仅限于此，他们甚至已经表现出对纳粹分子的好感。这类人已经为数不少，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在这周围的环境中，即在实验室里气焰嚣张、对他人怀有敌意的人。在这种每日的工作环境里，他们从不会说出自己的信念。我个人感觉到一种异常冷漠的态度。但有时候，当他们发觉我对满脑子金钱观念的人充满厌恶时，他们的冷漠又会变成诚恳。在我们这些学生当中，有些人来自乡下，日子过得非常节俭，要是有人白送给他们某样东西，他们会高兴得不知所措。有一个不怎么认识我的乡下小伙子，撇开我外表的一切不看，以为我具有做牲畜贸易的潜质。看着他那茫然不知所措的脸，我真是觉得很有意思。
不过，我也认识了一些学生，今天想来，我还惊讶于他们的坦诚与天真。有一次上课，我遇见了一个小伙子，他闪烁的目光以及在拥挤的人群中有力却小心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交谈起来，之后我们有时候还会再见面。他是一位法官的儿子，他对我说，他与自己的父亲不同，他信赖希特勒。对于这一信仰，他有自己的理由；对此他毫无保留，甚至几近言辞优美地告诉我：不应该再有战争，战争是人类最坏的遭遇，而唯一能让这个世界免受战争之苦的人，就是希特勒。当我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时，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说自己曾经听过希特勒的演讲，他亲口说了这番话。这就是他支持他的理由，没有人能令他改变想法。我也是一筹莫展，只能又和他见面，跟他继续探讨这个话题。结果，他说出了同样一番话，言辞更加优美了。现在，他浮现在我面前，那张信仰和平的面孔洋溢着光彩，我祝福他，希望他没有为了这一信仰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当时的心思全然没有放在化学上。回想起那段时光，我脑海中一再闪现出与化学毫无关系的面孔与谈话。我准时出现在实验室，按时去听课，也许正是因为我可以见到那么多的年轻人，我不必亲自去寻找他们，他们就在那里。我用这种自然的方式顺带了解了当时的各种观点，没有从中得出一个知识体系。总的来说，当时没有人真的想到战争，即便是想到了，想的也是过去的那些。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人们还感觉自己距离那场新的战争十分遥远。这一回忆让我吓了一跳。战争突然又至，而且作为信仰出现，这是与群体的本质分不开的，驱使我去识破它本质的，绝不是我的直觉有误。那时候，我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实验室里看似没有意义或者不重要的谈话中学到了多少东西。我接触了持各种观点的人，他们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影响。我幻想着，假如我对每一个具体的观点都敞开胸怀，那我其实能从这些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谈话中获得一系列重要认识的。但我对自己的那本书还太过崇敬，而且我尚未踏上写作自己真正作品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