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住到哈根贝格街，我与薇莎之间的路程变得遥远了，我们之间隔着整座维也纳城。每逢周日下午的时候，她都会早早地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一起去莱因茨动物园。我们谈话的基调并没有变化，我仍一直把每一首新诗拿给她看，她小心地把它们保存在一个秸秆编成的小包里，然后会给我写信，是关于这些诗的；信写得很美，我也一样仔细地把这些信件保存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动物园里，我们的空间很大，对树木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狂热崇拜。那里有很多宏伟的标本，我们带着行家的表情将它们找出来，然后坐在它们脚下。
其中的一棵树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通过伊比·戈登这个最乐天的人，我认识了死者面模。我没想到这么做十分不得体，因为所有与死亡相关的东西都属于薇莎的王国。我曾跟她提起过那本书，当我把它递给她时，她一脸愤怒地将它扔到地上。我把它捡起来，她又把它扔了出去，她拒绝翻看它。她说，这不属于她，属于另一个自诩为诗人而且一直奸笑的人，正是这个人让我发现了这些死者面模。她真的说了“奸笑”这个词，她并不认识伊比，但我对她说过伊比很开朗，而这正是她最缺乏的，结果她认为，我只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将她当成女诗人，并且受不了她依仗这些面模入侵自己的领地。
我把这本书再次带给她，她威胁说要把它扔到窗外去，也差点儿就这么做了。我还从未见她吃过醋，这让我很开心。我告诉了她一切，我对她是非常坦诚的，她知道并且相信联系我和伊比的只有那些谈话。但在这些谈话中，伊比会先用匈牙利语把她的诗朗诵给我听。有一天，我满是兴奋地来到薇莎这里，滔滔不绝地讲述匈牙利语的美，而它的发音是我以前所不喜欢的。我对她说，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之一，然后还向她描述了伊比自己翻译的可笑的译文。我把这不成体统、满是错误的德语修改好，之后伊比抄下这改进版的译文。我说，那是些非常幽默的小诗，根本不像我自己写的诗那么狂野、疯狂，它们总是十分理智，富有思想，是从某个不断变化着的角度写出来的。薇莎认真听着每一个字，我那时候很诚实，明确表示自己不认同这些产物就是诗，但我却发现自己很喜欢倾听并且修改它们。
这么持续了一阵子，直到我们因死者面模而发生争吵，而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真是不容易。但我必须提及，有一次，薇莎来到哈根贝格街，走进我的住处——我不在家——把她写给我的信全都拿走了，她知道我保存它们的地方，然后带着它们去了莱因茨动物园。她肯定走了很远的路，找到损坏的一道围墙，她可以毫不费力地登上去。然后她找到一棵树，那棵树分叉的地方与她的视线平行。那上面有一个洞，她把装着信件的那个大包放了进去。完成这一切后，她返回哈根贝格街，而这时我已经回来了。我发现她情绪很激动，而且她立刻就告诉我：那些信不见了，并且承认是她拿走了它们；她说她把它们扔在了树林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不停地恳求她带我去那个地方。我说，那里肯定还没有人去过，动物园那天是不开门的，我们肯定可以找回她的信，肯定可以拯救它们。我的惊慌失措让她感到很安慰，很明显，我把她的信看得很重要。她心软了下来，我催得很紧，她立刻带我走过长长的路，返回动物园。我们爬过那道围墙，她找到了那棵树。她记得很清楚，对我说，我应该伸手去够那个分叉的地方，我照做了，我的手指碰到了纸。我立刻知道那是她的信，我把它们拿出来，拥抱它们，亲吻它们。我带着它们，一路蹦跳着返回哈根贝格街。薇莎自己也跟着我回去了，但我没有留意她，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失而复得的信上，我像怀抱婴儿一样抱着那个大包，跳上通向我房间的楼梯，把它们放进了原先的抽屉里。整个过程令她很感动，她的醋意消失了，她相信我是非常爱她的。
可能我事后见伊比的次数少了，但我们仍然见面。每当我们在咖啡馆碰面时，我都会问起她新创作的诗歌。她很喜欢朗诵它们，而我总是先想听她念匈牙利语的，然后，如果它们的发音吸引我，我们会一起努力将它们翻译成德语。这些诗的名字叫《桥上的自杀者》或是《生病的野蛮人首领》《竹编的摇篮》《帕梅拉》《环线上的流亡者》《城市公务员》《似曾相识》《照镜子的女孩》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手头上收集了一些诗歌的德文版，但只要她身在维也纳，这些诗就没有用处，我们俩是唯一对此感兴趣的人。要不是我先听了另一种语言的版本，而且一个字都没听懂，可能它们对我来说也根本没有意义。但这种轻盈令我喜欢，缺乏任何较高或较深层次的要求，将叙事式歌唱与轻盈并且总是意想不到的转折联系起来，我以前从未把这些纯净的东西与诗歌联系在一起。从我们这种富有想象力且形形色色的谈话里，她得出结论，她必须写作与那些闻所未闻的事物有关的东西，虽然她并不很适合做这件事。我没有批评她这么做，在她看来是我体谅她；她认为我不想让她难堪，因此对我很感激，向我讲述了那些愚蠢的男人的所有故事。他们对她大献殷勤，毫无意义地纠缠着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年的春天。后来她觉得受不了了。那两个兄弟为了她而燃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火。这让她感到很烦，因为她认为这很无聊。有一天，她从维也纳消失了。然后，在我几乎都放弃了希望的时候，她从柏林寄来一封信。她在那里情况很好，她诗歌的译文给她带来了好运。我现在都不知道当初是谁推荐她去柏林的，她后来也从未对此透露半个字，但她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十分有趣的人当中，她认识了布莱希特和德布林[87]，认识了本恩[88]和格奥尔格·格罗兹[89]，她的诗歌被《横断面》和《文学世界》所接受，即将发表。她又写信过来，极力劝说我去柏林，至少在暑假的时候去一下。她说，我从七月到十月还是有时间的，整整三个月。她的一个朋友是出版商，想请我过去帮忙，他需要有人帮他整理一本书的相关材料。她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和那里的人较量一番，还说她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即便是三个月的时间也不够。
随着夏天的临近，信件变得频繁和急促起来。她问我是不是非得总去山里不可，说我肯定已经认识了它们，还有什么比山更无聊的东西呢。山拥有一个可怕的本质，即永不改变，我应该迅速脱离它们的控制。但柏林会不会长期像现在这么有趣下去，这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她问我，如果没了诗，她该怎么办？没有人像我这么出色，这根本不是工作，我们只是坐在一起聊天，突然之间，那些诗就诞生了。她现在终于有可能靠写诗生存了，难道我真忍心让她饿死？
可能她真是考虑到了自己诗歌的翻译问题，但我认为，她更看重我们之间的谈话，她可以向我倾诉一切，随心所欲地讽刺，而不会和朋友们搞坏关系。这让她如何能做到对这没完没了的事情保持沉默？有一次，她写道，如果我不立刻去柏林，那么，在下一期的报纸上，我将看到柏林一位沉默寡言的女诗人引爆自杀的可怕消息。
她的信中很明显隐瞒了一些事情：无法写出来的东西，她将在柏林亲自讲给我听。那里有最令人激动、最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随着她的信一封封到来，我的好奇心也在增长着。出现在她信里的每一个人都因某些事情而出名。我几乎还没有读过她提到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但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知道他们是谁。对我来说，格奥尔格·格罗兹比任何一位诗人都更重要。想到我将在那里见到他，这对我而言是具有决定性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学期刚结束，我就去了柏林，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夏天。
第四部 纷至沓来的名字柏林（1928）
兄弟俩
维兰特·赫尔茨菲尔德在选帝侯大街76号有套阁楼公寓。这处房子位于闹市中央，但由于它高高在上，给人的感觉还是很安静的，很少让人想起外面的喧嚣。夏天的时候，他和家人会住到城外的尼科拉斯湖那里，所以，他把公寓的一部分租了出去，另一部分留给我工作之用。我得到一间小卧室及隔壁的工作室，里面摆着一张漂亮的圆桌，上面堆放着我工作用的所有东西。在这里，我不受任何打扰，这一点令我十分满意。我不必去那又挤又吵的出版社。维兰特经过几个小时的行程从出版社来到我这里，跟我商谈他计划的事情。他打算出版厄普顿·辛克莱[90]的传记，当时，辛克莱正要庆祝自己五十岁的生日。马里克出版社因为出版了格奥尔格·格罗兹的绘画而名声大噪，但它同时也对苏联新文学感兴趣，而且其兴趣还不只局限于新文学。除了出版高尔基的全集外，他们还出版了一套托尔斯泰作品全集，之后他们就主要出版十月革命后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要属伊萨克·巴别尔[91]，他像格奥尔格·格罗兹一样令我钦佩。
现在，马里克出版社不仅名气大振，还有幸取得了外在的成功，这要归功于它的主要作家厄普顿·辛克莱。自从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的黑幕，他就成了全美被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创作颇丰，并致力于发现值得被曝光的新对象，这些当然是不缺的；他既勤奋又有勇气，每年都有一部新作问世，而且书的篇幅越来越长。人们提起辛克莱，特别是在当时的欧洲，总是充满敬意。他五十岁生日时，出版的作品数量已经赶得上其他人一生的创作量了。事实证明，他那部描写芝加哥的书令屠宰场的一些不良状况得到改善。日后占领全世界的美国现代文学在当时还处于形成时期，这对他声望的提高也大有帮助。厄普顿·辛克莱的声望建立在“素材”之上，这些素材与美国紧密相连。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抨击一切，是真正的美国丑事的“揭疮疤者”；正是他使得人们对美国的兴趣浓厚起来，使“美国”成了时髦，在当时柏林的街头巷尾流行；布莱希特、格奥尔格·格罗兹以及其他人都沉湎其中。多斯·帕索斯[92]、海明威、福克纳[93]等虽是大作家，但他们的影响都是在他之后才传过来的。
当时，那是一九二八年夏，还不能责怪维兰特·赫尔茨菲尔德推崇厄普顿·辛克莱，甚至想为他出本传记。由于在出版社里公务缠身，所以维兰特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做这项工作。经伊比推荐，在夏日里，他邀请我去柏林。
我就这样到了柏林，走不上十步，就能遇到一个名人。维兰特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并立刻介绍我与这些人认识。在这里，我是个无名小卒，我很清楚，自己没做过什么大事，二十三岁的我除了前途之外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待我的方式令我吃惊：没有蔑视，只有好奇，尤其是不做任何带有谴责性质的评价。四年来，我一直处于卡尔·克劳斯的影响之下，头脑里已经被他的蔑视与诅咒所充斥，不赞同任何自私自利、贪婪和草率的行为。克劳斯已经规定了一切该诅咒的对象，对它们看都不允许看一眼，因为他已经为别人考虑过并做出了决定。维也纳的精神生活是被消过毒的，那是一种特殊的卫生形式，禁止任何杂质渗入。一件事情刚刚变得普及，刚刚见报，就已经会受到谴责，成为不可接触的东西。
而在柏林，突然之间一切都与之相反，各种形式的接触一刻不停，成了生活真正的内容。虽然我还不清楚，但这种形式的好奇大概很适合我，我天真而且毫无恶意地向它屈服了。一到维也纳，我便迈进了僭主政治的深渊，被冠冕堂皇地同所有的诱惑隔离开来；同样，现在我要手无寸铁、几个星期之久任由罪恶温柔环抱。幸好我不是一个人，有两个向导，而且他们彼此间差异很大，成了我的双重帮助：这就是伊比和维兰特。
维兰特来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因此他认识每一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来到了柏林，当时他十七岁，与埃尔泽·拉斯克—许勒[94]建立了友谊。他通过她结识了大部分的诗人和画家，尤其是那些与《风暴》周刊相关的人。多亏了她才有了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二十一岁那年，他和格罗兹及自己的哥哥一起创建了这家出版社。不只是我，其他很多人也都认为，“马里克”这个带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对出版社的成名具有重要意义。维兰特成了一位出色的生意人，这令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非常精明能干，与他那男孩儿般的朝气形成巨大差异，让人有点不敢相信他的才干。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冒险者，但却凭借喜欢冒险而赢得很多人的信赖。他很容易与人熟稔，就像个孩子，却又不依赖他们，可以很快又同他们脱离开来。大家从没感觉他属于某个人过。在别人眼里，他好像每时每刻都可以不辞而别。大家都认为他是不受束缚的，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力量，因为他总是匆匆忙忙，敏捷而活跃，不会受多余知识的拖累；他厌恶通常的教育，通过打听而不是通过抽象、勤奋阅读来了解一切；但只要牵扯到出版发行一类的事情，他会突然之间变得异常认真，固执得像个老人。他那男孩儿般的态度与他那像是有经验的老者的态度同时并存，交替出现在它们该出现的地方。
有一个人与他的关系胜过亲属，他们之间连着一条脐带。这一点根本不是那么隐蔽，但大家还是很久都未觉察到，因为这两个人的差异太大，就像来自两个星球似的：那人便是约翰·哈特菲尔德，比维兰特年长五岁。维兰特心肠很软，易被感动，几乎可以将他当作多愁善感的人，但他那样的时间很短暂。他有不同的速度供他支配，对他来说，所有的速度都很自然，但只有一个速度是慢的，这就是感动。哈特菲尔德的作风一直都是雷厉风行，他的反应是那么本能，使他被本能控制；他又矮又瘦，一旦想起什么事情，就会一蹦老高。他说话会越说越激动，像是要跳起来去揍别人一样；然后，他会像只马蜂似的，生气地围着别人嗡嗡乱转。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是在选帝侯大街的中央：我毫不知情地走在他和维兰特之间，因为被问到和蚂蚁有关的事情，所以试图解释。“它们全都是瞎子，”我说，“而且只会在地下行动。”——突然，约翰·哈特菲尔德在我身旁跳了起来，好像我应该对蚂蚁的失明负责似的，也可能像是我因为蚂蚁的失明而告发它们似的。他责骂我道：“你这只蚂蚁！你就是蚂蚁！”从此，他见到我只会称我为“蚂蚁”。当时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侮辱了他，但又不知道是哪句话得罪了他，我又没有说他像蚂蚁。不久，我发现，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是这种反应。这是他学习的方式，他只能这么攻击性地学习。今天我认为，从这上面可以看出，这是他拼接知识的秘密。他将那些东西聚拢起来，使之相对立，这时他才会一蹦老高；这种跳跃时的张力就包含在他的拼接中。
今天看来，我认为，约翰是所有人当中最欠考虑的一个。他由本能和激烈的瞬间组成，只有在拼接的时候才会思考。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总在盘算着某事，所以，他一直精力充沛，并且容易暴躁。他做出的反应已经是一种愤怒了，但这不是利己的愤怒。他只学习那些被视为攻击的东西，而且为了了解新事物，他必须将其视作攻击。其他人任由新事物从自己身边溜走，或是像喝糖浆一样把它们咽下。为了拥有它们，约翰必须摇晃它们，但却不会令其具有实效。
慢慢地我才发现，这兄弟俩对于彼此是多么不可或缺。维兰特从不会批评约翰，他既不为他的反常举动道歉，也不会试图做出解释。对他来说，这些都很平常。只有当他谈起童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什么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是孤儿，一共是四个人，一对兄弟，一对姐妹，被身在阿伊根（位于萨尔茨堡附近）的养父母带到了家里。维兰特很幸运，养父母对他很好，但年纪较长的赫尔穆特（这是他在改用“约翰”这个英文名字之前的名字）就没这么走运。他们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父母，所以彼此非常团结。维兰特真正的力量就来自与这个哥哥的联系。他们一起来柏林闯天下。出于对战争的抗议，赫尔穆特把名字公开改成了约翰·哈特菲尔德。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还是战争期间。那时候，他们遇见了格奥尔格·格罗兹，他与这兄弟俩都是好友。马里克出版社成立的时候，约翰·哈特菲尔德为新书设计封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各有各的家庭，不生活在一起，不会纠缠和束缚对方，但他们同时都在那里，同时身在柏林那喧嚣且空前活跃的生活里。
布莱希特
第一眼看见布莱希特，我就注意到了他的装束。中午的时候，我被带到施利希特饭店。那里是柏林知识分子经常出入的地方，也有很多演员会去那里。他们指给我看一个又一个演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他们通过画报上的照片早已属于公众人物了。必须说的是，他们的出现、问候、点餐、狼吞虎咽、喝东西及付账都没有过分地装腔作势。这幅画面没了舞台上的那种五光十色，却依然五彩缤纷。在所有人当中，唯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布莱希特了，因为他一身无产者装束，且骨瘦如柴，一脸的饥饿相。由于帽子的缘故，他的脸看上去有点歪。他说起话来很笨拙，而且说得支离破碎。在他目光的注视下，别人会感觉自己像一文不值的贵重物，而他，这位当铺主人，正用他那咄咄逼人的黑眼睛估着价。他话不多，别人也无从知道他估价的结果。他看上去根本不像刚过三十的人，这并不是说他看上去过早地衰老了，而是他似乎一直都这么老。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脑中这个老年当铺老板的想法一直挥之不去。这种想法让我寝食不安，因为它显得那样不合情理。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布莱希特视有用性高于一切，而且以各种方式让人觉察出他对“高尚的”道德思想的蔑视。他看重的有用性，指的是一种实际的、具体的有用性，具有某些英国特色，表现形式则是美国的。当时，对美国的狂热崇拜已经生根，尤其是在左翼艺术家中。在灯光广告和汽车方面，柏林已经与纽约并驾齐驱了。在任何事情上，布莱希特都没有表露出像对汽车的那种温柔。厄普顿·辛克莱揭露不良现象的书籍起到了悖论的作用。这些不良状况源自美国的生活根基，在赞同这种抨击社会弊病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将美国的生活基础作为营养吸收，并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它的传播与增长上。碰巧的是，卓别林当时在好莱坞，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他的成功喝彩。
同属于布莱希特的矛盾外表的，还有他长相上的某些苦行主义成分。他的饥饿也可以被看成是斋戒，他像是在故意戒除自己拼命想得到的东西。他不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他在当下找不到满足感，因此也不在其中展示自己。他所取的东西必须立刻为他所用（而他会从前后左右取来一切可能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他的原材料，他利用它们不停地生产着。因此，他是一个一直在制造东西的人，而这也是他真正的目标。
我的话刺激了布莱希特，尤其是我提的那个要求，即人们只应该为着一种信念去写作，而绝不是为了钱。这在当时的柏林让人觉得很可笑。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为这一目标所驱使，以至于他是否为此得到报酬，反而变得不重要了。过完一段物质窘迫的日子后，他如果得到钱，那就被看作是成功的标志。他很重视钱，而且认为，关键要看是谁得到了钱，而不是这笔钱从何而来。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意图，对此他很有把握。谁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打算，谁就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否则那人就要自食其果）。柏林遍地都是艺术赞助者，他们成了一道风景。他利用他们，却不会依赖他们。
我说的那些令他厌烦的话比鸿毛还轻。我几乎看不到他一个人的时候。伊比总在他身边，他很喜欢她的风趣，并把这当成是玩世不恭。他注意到伊比对我很尊重，从没有站到他那一边去，这激怒了他。如果她当着他的面向我询问什么的时候，他要么是吓唬我，要么就向我投来嘲讽。他在任何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都会犯错误，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她不受他的误导影响，接受了我提供的情况，不动声色地将它们作为最终的结果纳入到谈话中去。当然，她这时也不带任何指向他的讽刺。当着他的面，伊比不会嘲弄他，从中他应该能看出来，与他的交往对她来说不是无所谓的。她以自己的方式屈服于他周围这种令人厌恶的先锋派氛围。
他对人评价不高，但认可伊比；他重视那些对他一直有用的人，至于其他人，只要他们支持他那些对这个世界的单调无聊的看法，他也会重视他们。这些越来越对他创作的戏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在诗歌上充满活力，而且后来——这与当时无关——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变成了一种聪明才智。
虽然我感到了他的敌意，但我还是要说，我很感谢他，这话听上去可能让人感到意外。在我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读《家庭祈祷书》。这些诗吸引了我，我不去想他，一口气就读完了它们。其中有些诗作的名字让我听着难受，如《死亡士兵的传奇》或《反对诱惑》，还有其他的：《回忆玛丽·A》《可怜的B.B.》。很多诗，其实是绝大部分都打动了我。我自己所写的那些东西跌落进尘埃与灰烬中。如果说我因此而感到惭愧，那又有些过了，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包括羞耻。
三年以来，我的自信全部来自自己所写的那些诗。我没拿去给任何人看，除了薇莎，并且几乎将每篇都拿给她看。我很在乎她的鼓励，也很信任她的观点。她的一些观点充斥我的内心，让我感觉自己远在太空。我不只是写诗，还写其他一切可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只对我本人有意义——我打算写一本关于群体的书，当然，这还只是打算，还要等上几年。现在，我几乎没有写作相关内容，有的只是几篇笔记和试作，以及我为此做准备时学到的一些东西。但学到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自己的东西还在酝酿之中。许多自成一体的片段和长短不一的诗歌被我看成是自己的东西，而现在，它们一下子全被摧毁了。我对这些蹩脚的东西没有同情，我毫不遗憾地转过身去，垃圾、废物。但写作出真正诗歌的这个人我不喜欢，从他的衣着伪装，再到他那笨拙的言语，他身上的一切都令我反感，但我钦佩、喜爱他的诗歌。
我对他这个人的厌恶是那样强烈，因此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有跟他提半句诗歌。他的目光，尤其是他说的话，每次都令我气愤。不过，我没让他人觉察出来，就像我没有流露出对他的《家庭祈祷书》的赞赏那样。他刚说出一句玩世不恭的话，我就回以一句严厉且道德说教的话。一次我说——在那个柏林，这听起来肯定很滑稽——一个诗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把自己封闭起来，他需要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时间，让它们形成最强烈的反差。布莱希特说，他总是把电话放在桌上，只有当它经常响起，他才能写作。他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他看着它，就是为了不脱离这个世界。我不甘示弱，由于认识到自己诗歌的无用和蹩脚，我已经被击垮了，但我还要在这个创作出最优秀诗歌的人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道德是一回事，事物又是另一回事，只要只看重事物的他在场，我就只看重道德。我指责遍布柏林的广告。他却不觉得它们碍眼，相反，他说，广告有它好的地方。他为斯特耶汽车作了一首诗，并因此得到一辆汽车。我感觉这话仿佛出自魔鬼之口。他的这一坦白就像他的吹嘘一样，击垮了我，让我无言以对。我们刚离开他，伊比就说：“他喜欢开车。”仿佛这没什么似的，像我这么偏激的人，觉得他就像一个谋杀者。我脑子里还记着《死亡士兵的传奇》，而他居然参加了斯特耶汽车的有奖竞赛！“他现在也为自己的汽车得意，”伊比说，“他提起它的口气就像提起自己的爱人一样。为了得到它，为什么他之前就不能奉承它呢？”
他喜欢伊比，她的幽默与不多愁善感，同她那容光焕发又散发出乡村气息的外表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一点他很认可。她也不会提什么要求来妨碍他，她不与任何人竞争。她是作为波莫娜出现在柏林的，每时每刻都可能再次消失。我的情况则是另一种，我高调地从维也纳过来，完全浸润在卡尔·克劳斯的纯洁与严格之中；打他去年的七月十五日张贴海报之后，我对他的崇拜前所未有。我也不能把他的豪气只埋在心底，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自从我逃脱出家里有关金钱的谈话，到现在才过去两三年，受它影响的时代还没过去：每次见到布莱希特，我都会说出自己对金钱的鄙视。我必须高举自己的旗帜，表明立场：人们不是为了报纸而写作，不是为了金钱而写作，对于所写的每一个词，都应用自己的全部人格去担保。这让布莱希特恼怒，但还不仅仅因为这个，我没发表什么作品，他从未听说过我的事情。对于看重现实的他来说，我的话后面没有任何东西。因为没人向我提供什么，所以我也没有推辞掉什么。没有一家报纸向我约稿，因此，我也没有回绝任何一家。“我只为钱而写作。”他恶声恶气、干巴巴地说，“我为斯特耶汽车写了一首诗，并因此得到一辆斯特耶汽车。”这话又来了，它经常出现，他为这辆斯特耶汽车感到骄傲。当他在一次车祸中把它弄坏之后，他又通过广告的伎俩得到了一辆新车。
但我的情况还要复杂些。那个对我来说是信仰、是思想的人，那个我在这世上最崇敬的人，没了他的愤怒与热情我就无法生存的人，那个我从未敢靠近的人（只有一次例外，在七月十五日过后，我给他写了一封祈祷信，不是请求，而是感谢，我猜他从来没看过）——卡尔·克劳斯，当时也在柏林。他与布莱希特是朋友，经常见面，通过布莱希特，在《三分钱歌剧》首映的前几个星期，我结识了他。我没单独见过他，他总是在布莱希特和其他对这一演出感兴趣的人的陪同下。我没有跟他说话，害怕让他发现他对我的重要。从一九二四年年初，从我到维也纳起，他的每一次朗诵会我都去听。但他不知道这些，就算是布莱希特，他一定感觉到了我内心的激动，就此开一个玩笑的话（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他也是不会让人觉察到什么。七月十五日卡尔·克劳斯张贴过海报之后，肯定没有注意到那封过分热情的感谢信，我的名字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类似的信件他肯定收过无数封，然后把它们都扔掉了。
我情愿他对我一无所知。我坐在伊比旁边，保持沉默。想到与上帝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感到压抑。我没有自信，感觉自己是溜进来的。他与我在朗诵会上认识的那个他简直判若两人。他没有抛出闪电，没有咒骂任何人。在座的所有人中——大概有十个或十二个人——他是最有礼貌的。他将每个人都视为与众不同的，他的话听上去很关心他人，像是保证给予他们特殊保护似的。每个人都觉得受到了他的关注，所以，他在别人眼中无所不知的形象并未受到削弱和损害。但他有意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得克制、拘谨，作为平等的一员，和善友好，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他笑得很自然，可我感觉那是装出来的。我见过他扮演的无数角色，我知道，伪装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角色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他一直坚持这样，坚持了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我期待的是他与众不同的举止，等来的却是彬彬有礼。他关切地对待桌上的每一个人，但对布莱希特却带着爱心，好像他是他儿子一样，这个年轻的天才——他选中的儿子。
谈话是与《三分钱歌剧》有关的，当时它还不叫这个名字，大家正在商量此事。有很多提议，布莱希特安静地听着，似乎那根本不是他的作品。整个谈话期间，他都没让人感觉到最后的决定权是在他手中。提议太多了，我根本记不得哪个人提出了哪个建议。卡尔·克劳斯也有个提议，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他显得小心翼翼，仿佛自己对此也没把握。他的提议立刻被另一个更好的所淹没，但这个更好的也没有坚持到最后。我不知道最后的名字是谁提出来的，可能是布莱希特自己，也可能是他从一个不在场的人那里听来的，或许那个人想听一下在场人的意见。在工作上，他随意做出界定来标记所有物，着实令人惊异。
瞧！这个人
“我们现在去格罗兹那里。”维兰特说。我并不十分相信这么简简单单地就可以去了。维兰特想去他那里拿点出版社需要用的东西。不过，他也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很快察觉到，在柏林，我渴望与一个人结识。将柏林能提供的事物一一展现给我看，这给他带来了乐趣。我对这里的不熟悉并没有让他感到不愉快，反而让他回想起自己刚步入柏林时的情形。他不像布莱希特那样有统治欲，一直处在信徒的簇拥之下。布莱希特希望自己能被人视为老于世故，并且一定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只要显得比自己实际年龄大就行了，只要不显得年轻就行；对他来说，天真纯洁就是让人鄙视的东西，他憎恶天真纯洁，将天真纯洁与愚蠢一样看待。他不愿成为任何人的牺牲品。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证明什么时，他就一直把自己的早熟表现出来，一个中学生，抽着自己的第一支香烟，还想让其他人也鼓起勇气，并把这些人召集在身边。维兰特却不同，他喜爱自己童年时的天真纯洁，并把它看成是一种田园般的安逸。他成功地在柏林的讽刺挖苦中生存了下来，但他绝不是手无寸铁，而是将所有必要的武器都握在手中，在所谓的生活之战中证明自己的才干。这场战争不仅需要顽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抱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曾是孤儿的他，紧紧抓住这幅天真、纯洁的孤儿画面不放，只有这样，他才坚持了下来。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似乎自己还是孤儿一样。工作期间，我们有时候会谈起这些：一个人在柏林忙忙碌碌的生活纪实——我们坐在他那套阁楼公寓书房里的圆桌旁，经常会脱离开真正的工作内容厄普顿·辛克莱，转而谈起年轻时候的维兰特。现在的维兰特也不过三十二岁，但从十五年前的样子变成今天的自己，这中间似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他向我展示着一切，一切可以在柏林看到的人，就像第一次来柏林的是他自己。他没仔细留意我的惊讶神情，就已经为此而感到高兴了，因为他更关心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像我这个年纪时的他自己。不论在哪里，他都没有让我感到受辱，这对我帮助不小：在任何地方，他向别人介绍我时都说，我是他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而我认识他才几天，并且也还没有开始工作。他没有向我要身份证明，也不愿意看我的任何证件，可能这些让他觉得烦（今天想来真要感到惊奇，他是我认识的最优秀、与我关系也是最密切的出版商，但我自己的作品却从未交由他出版）。对他来说，我们能互相交谈就已经足够了。他从伊比那里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自己也告诉了他一些。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在他的柏林向我讲起他的天真纯洁，讲起他对自己的青年时期的热爱，而我能在一旁认真听。就这样，通过倾听，我赢得了他这个朋友。今天，我可以说，我不是出于狡猾才这么做的，我喜欢倾听，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听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看似安静、被动的爱好是那么强烈，它构成了我对生活最内在的设想。如果我不能再倾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就会死去。
为什么我对格罗兹如此期待？他对我意味着什么？从我在法兰克福青少年读物陈列室的橱窗里看到他的书起，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我惊叹于那些绘画，无论走到哪里，脑子里都记着它们。六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眼看到这些作品，它们就已经嵌入我的内心。在经历了通货膨胀时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之后，在洪尔巴赫先生来访之后，在母亲故意堵住双耳，拒绝理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之后，这正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人们在那些绘画中看到的画面是那么强烈、毫无顾忌、不讲情面、让人害怕。正是由于它的极端，我才把它当作真理。对我来说，调和的、淡化的、解释的、道歉的真理都不是真理。我知道有这样的形象，小时候在曼彻斯特，我把法国童话中吃人的怪物当成敌人，打那以后它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敌人。之后不久我在维也纳听卡尔·克劳斯朗诵，它在我身上产生的是同样的作用。只有在我开始模仿卡尔·克劳斯说话的时候，从他身上我才可以学到倾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学习他不可辩驳的控诉（虽然不是太情愿）。我从未模仿过格奥尔格·格罗兹，我的绘画一直不好。我大概只是在现实中寻觅，并且找到了他笔下的形象，但这与另一种媒介中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的才能是我无法企及的：他用另一种语言在诉说，虽然我理解这种语言，但我始终无法学会去运用它。这意味着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我的榜样——他只是最令我钦佩的对象，但绝不是榜样。
当我第一次走进他家，维兰特以自己一贯的风格把我介绍给他，说我是他的“朋友和部下”。这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太渺小。我没有想到格罗兹熟悉维兰特所有的朋友，因此他一定知道，我不是其中的一个。我突然之间就到了那里，他们从没提起过我，只有伊比事先说了我要从维也纳来。但我的这种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开始给我们看一些他自己的作品。我就站在那些刚刚创作好的东西边上。格罗兹习惯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维兰特看，维兰特会将它们出版，使它们广为知晓。他们一起挑选作品，然后由维兰特决定名字。像往常一样，现在是命名时间。维兰特喜欢飞快地说出些名字。无须就此进行讨论，格罗兹习惯接受维兰特所加的标题，它们给他带来了好运。
他穿着粗花呢的衣服，与维兰特相比，看上去强壮有力；他的皮肤被晒黑了，嘴上叼着烟斗。他像一位年轻的船长，由于说很多话，所以不像英国船长，而更像一位美国船长。他非常坦诚，所以我没有将他的服装当作装束。我在他面前感觉很自在，不受拘束，很放得开。他给我看的每一样东西都令我惊叹，对此他很高兴，好像我的惊叹很重要似的。有时候，当我对一幅作品发表看法时，他会冲维兰特点点头，我就感觉自己说到了点子上。在布莱希特面前，我无法开口，否则会招来他的嘲讽。但在格罗兹面前，我激起了他的兴趣，让他感到满心欢喜。他问我见没见过《瞧！这个人》的草稿，我说没有见过，那是违禁作品。他走到一个大箱子旁，打开盖子，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似乎根本没将它当成是特别的东西。我以为这是拿来让我看的，于是就打开它，但立刻就被劝阻了：我可以回家再看，这是送给我的礼物。“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维兰特说，他清楚自己的朋友好冲动，其实他根本没必要这么说，每个人的慷慨举动都逃脱不掉我的眼睛。我为这种慷慨而感动。
我把文件夹放下，不想因为自己太高兴而做出可笑的举动来。我的感谢还没说完，又一个拜访者出现了：这是我现在期待、可能也在等待的最后一个人，他就是布莱希特。他举手投足间都透着尊敬，还稍稍弯了腰。他给格罗兹带了一件礼物，是一支铅笔，一支非常普通的铅笔，他十分有力又意味深长地将它放到了画桌上。格罗兹接受了这一谦逊的敬意，并将其发展成更高的敬意。他说：“我正缺一支笔。我可以用这一支。”我感觉他的来访打扰了我，但也让我感觉不错，因为，我认识了布莱希特的另一面。他就是这样，当他想表达自己的赞同时，他就会做出矜持、有节制的样子，以便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我寻思格罗兹对他的看法，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没有逗留多久，他走的时候，格罗兹顺便对维兰特说：“没时间呀，这个欧洲的五香肉丁。”这听上去没有恶意、没有敌意，或许带着些许怀疑，似乎他对他持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相互不协调。
离开格罗兹后，我与维兰特分了手。他去了出版社，我回到那套阁楼公寓，圆桌上那些厄普顿·辛克莱的生平资料正等着我呢。作为“揭疮疤者”，与他揭露的那些黑幕相比，辛克莱的生活真是无聊。这不是因为他的生活状况——他经历了不少坎坷——而是因为他那直线性的观点。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教徒，虽然我也是，并且肯定也感觉到了与他的相似，尽管我完全赞同他对糟糕的社会状况、侮辱和不公的抨击，但他的攻击中缺乏一种讽刺的光芒。因此我没有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而是先打开那个装着《瞧！这个人》的文件夹，也就不足为奇了：厄普顿·辛克莱身上缺乏的所有东西都能在那里找到。
这个文件夹被当成是猥亵的东西而遭禁。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内容确实让人感到猥亵。一边是吃惊，一边是赞同，我带着这种奇怪的混合感受接受里面的一切。那是柏林夜生活中不堪入目的生物，但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我是这么想的，他们被视作不堪入目的。我把自己看这些画面时的那种恶心当成是艺术家的恶心。我刚到柏林才一星期，对这些还知之甚少，一上来就被带去拜访格罗兹。在施利希特饭店，伊比介绍我与布莱希特认识，就因为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她把他看成是她在柏林能提供给我的最有趣的东西。我们每天都要去那里，他很喜欢见到伊比，但她总要拖上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我当成嘲笑的对象。但维兰特显得很慷慨大度，我更看重格罗兹，所以，大概是在我到柏林的第六天，我就去拜访了他。
现在，我把装着《瞧！这个人》的文件夹带回了家，它介于我和柏林之间，而且从那时起就将大部分东西，尤其是我夜间看到的所有事物，染上了色彩。倘若不是这样，或许，这些东西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闯入我的世界。我对性自由的兴趣一直不大。现在，这些闻所未闻、冷酷而无情的描绘将我抛入其中。我视它们为真实的，根本没想到要去怀疑它们，这就像人们只能从某些画家的视角看某些风景那样，我用格奥尔格·格罗兹的眼睛去看柏林。
第一眼看到它们，我就被吸引住了，同时也被震住了，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使得我甚至不愿与它们分开。这时，伊比来了，看见我把文件夹里没有装订的五颜六色的水彩画铺了一桌子。她还从来没有见到我与这种东西在一起过，这让她感觉很滑稽。“你这么快就变成柏林人了，”她说，“在维也纳，死者面模都能让你疯狂，而现在——”她用手指着那些纸，好像我是事先故意把它们聚集到桌子上的。“你知道吗，”她说，“格罗兹很喜欢这个。他喝醉的时候会提到‘火腿’。他指的是女人们，然后就会这么看着你。我就装作不明白。但他会唱一首‘火腿’赞美歌。”我感到很气愤。“这不是真的！他讨厌这个！所以这些画才画得这么好。你以为换作另一种情形我会看这个吗？”“是你不喜欢这个，”她说，“我知道，我知道。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一切。但他喜欢！等到你看见他喝醉了，开始唱‘火腿’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只有伊比才会说起这些事。她说出“火腿”一词是有原因的，而且别人也不会误解她的意思：格罗兹喝醉的时候试图接近她，并对她的身段唱颂歌；换作其他女人，可能已经感到受了侮辱，至少也会生气。这个词与她是有联系的，但她重复它的时候，听上去像是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画没有触动她，好像他也从未跟她亲近过，而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刚才告诉我的那些坦率的描述。
她想让我来柏林，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一切。她受到男人的追求，她出现在哪里，就能在哪里听到含沙射影的话。同时有三四个男人在追求她，总应该有一个人会成功。但当他们都失败时，对这些人来说，她就成了一个谜，出现了各种费解的假设，比如说：她根本就不是女人，她只是看上去像，但其实不是，很可能是个双性人。布莱希特那个圈子里一个叫鲍夏特的人疑心特别重，说她是间谍。“她从哪里来的？突然之间，她就出现了。她是谁？她出现在各种场合，听人讲所有的事情。”对此她一笑置之，不愠不怒。她觉得这很可笑，但只要她是独自一个人在柏林，她就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这里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允许的，把性行为看得无比神圣；他们会责怪她的讽刺，而她除了讽刺之外别无其他偏爱。没了讽刺，她就无法生活，用幽默和让人感到意外的方式将讽刺表达出来，这对她来说是必需的，是她的本能。因此，她一刻也没有耽搁，直到最后成功地把我吸引到柏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