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每一类人永远也有看不够的兴趣。她的话总是带有幽默色彩，我很喜欢听她向我讲述她的见闻。然而，我自己并不觉得这很可笑。人们的各不相同让我感到不安。为了能相互理解，他们以各种方式忙个不停。但他们并没有互相理解。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撇开一切假象不提，就算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不知疲倦地碰上跳下。伊比讲给我听所有极端的误会，其中很多是我亲身经历的；她将身为男人的我不会遇到的那些例证引入我的世界。像她这么美丽、受人追捧的人，遇到的全是荒谬之极的求婚。似乎她本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的只是她的一个表面活着的塑像，人们的各种说法也都是针对这个塑像的。可是，他们听不到她做出的回答，它们传不到那些求婚者的耳朵里。这些人感兴趣的就是谈论她的事，说自己很渴望得到她，想尽可能地得到她。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终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她的回答。他们对自己情敌的情况也非常感兴趣，他们的目标尽管看似相同，彼此却很陌生，而且相互不理解。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伊比脑子里清清楚楚，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才能理解这些，而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伊萨克·巴别尔
回想起那段柏林时光，伊萨克·巴别尔占去了我记忆的大部分空间。今天想来，他在那里不可能待了很久，但我却觉得，几个星期里好像每天都能见到他，在一起一待就是几小时，不过，我们之间一直没有多少话。我当时在柏林遇到的数不清的人中，他是最让我喜欢的一个，因此他在我的记忆中扩展开来，我甚至愿意将那九十日的柏林时光中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他。
他是从巴黎来柏林的，他太太是个画家，师从安德烈·洛特[95]。他去过法国各个地方。法国文学是他的天堂，他把莫泊桑[96]当成自己真正的师长。当年发现他的是高尔基，他支持他、给他提建议，再没有比他的方式更聪明、更令人鼓舞的了；他为其分析自身的可能；提出批评，却毫无私心，完全是为他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态度认真，但又不带嘲讽，高尔基很清楚，在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潜在才能之前，要毁掉这个势弱、无名的后辈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在国外逗留了一段较长的日子之后，巴别尔准备返回苏联，并在柏林稍事停留。现在想来，他是将近九月底的时候到柏林的，实际上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星期。他因出版了《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而成名，马里克出版社发行了这两本书的德文版，我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后面那本书。我钦佩他，但并不觉得自己距离他太远。孩提时代，我就已经听说了敖德萨[97]，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我人生最早的阶段。虽然我只在瓦尔纳[98]的短短几周里看到了黑海，但我为它花去了很多时间。巴别尔来自敖德萨的故事中的那份色彩斑斓，那份粗犷的野性与力量，就像源自我儿时的记忆一样；不经意间，我在他的书中寻找到了多瑙河下游那个小地方的天然首都；如果敖德萨在多瑙河的入海口发展起来，我会觉得更合适。这样的话，那次决定我童年梦想的著名旅行就可以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再逆流而上，从维也纳到敖德萨，再从敖德萨到维也纳，而远在下游的鲁斯丘克[99]在这条线路上占据的位置就是正确的了。
我对巴别尔充满好奇，仿佛我有一半是属于他来自的那个地区似的。只有向世界开放的地区让我感到舒服，敖德萨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巴别尔对这个地方以及它的故事也是这种感觉。在我童年的房子里，所有的窗户都朝向维也纳。现在，在至今都被回避的一面上，一扇朝向敖德萨的窗户被打开了。
巴别尔生得矮小敦实，脑袋非常圆，首先吸引别人眼球的就是那厚厚的玻璃镜片。或许，这是他睁大眼睛，让眼睛显得特别圆、特别大的原因。他刚一出现，几乎还身影模糊，没开口说话，别人就感觉看到他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他的魁梧、健壮，鼻子上架着的那副眼镜一点也没有给人以羸弱的感觉。
在“天鹅角”，那是一家让我感觉奢华的饭店，也许是因为人们夜间看完戏剧演出后会去那里，那里挤满了有名的戏剧界人士，几乎还未看清这一个，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名人已经从身边走过了；在这戏剧的鼎盛时期，这类人太多了，大家不得不很快就放弃去注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过，也有作家、画家和赞助人，以及评论家和大牌记者会来这里。和我一起前来的维兰特总是很细心，一一向我介绍那些人是谁。他认识他们所有人已经很久了，因此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特别。在他的嘴里，他们的名字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是大名鼎鼎，仿佛他怀疑他们有权享有这样的名声，仿佛别人过高地推崇了他们，并且他们只是过眼烟云，只有他自己的马还在奔跑，他亲自发现的那些人，为他们出书，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人身上，他自然是更乐于详细地谈论这些人。待在“天鹅角”饭店的夜晚，他不会和自己的朋友单坐一张桌子，与外界隔离开，而是更喜欢加入到更大的群体中去，这些人既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对手，他会挑选出攻击的对象。他会用诋毁别人的方式来捍卫自己，而不是简单防卫；通常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又注意到了另一帮人，那里坐着一个激起他攻击欲望的人。我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唯一偏爱这种攻击性方式的人。还有一些人，通过诉苦来确立自己，甚至还有一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在这喧闹之中闭上嘴巴，一言不发；这种人虽是少数，但十分显眼：他们是这沸腾土地上闭着嘴、板着脸的幽静岛屿，是擅长饮酒的乌龟，大家不得不去打听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对任何问题做出反应。
晚上，当巴别尔第一次出现时，一大帮人立刻走到“天鹅角”最前面的地方，坐在一张长桌旁。我去晚了，腼腆地坐在最外围，紧挨着门，屁股只沾着椅子的边，仿佛准备随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开一般。莱昂哈德·弗兰克[100]是这圈人中最“漂亮”的，他的脸部轮廓鲜明，皱纹很深，就像饱经沧桑似的，他也喜欢让所有人看到他沧桑的面容。他瘦高个儿，强壮有力，穿着一身很有风度的西服，是量身定做的；他像是准备去做某事一般，似乎一声令下，他就会像豹子一样跃过整张桌子，而做这一举动时，西服不会有任何地方被压皱或是滑落。虽然他脸上皱纹很深，但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他正值壮年。谈起他，人们都肃然起敬，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铁匠（或者像其他人稍欠诗意说的那样：钳工），因此他有力、敏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象他站在铁砧旁，而不是穿着这身让我感觉不舒服的西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天鹅角”感觉无比的舒服。
坐在这张桌子旁的那些俄国诗人也同样感觉很惬意。那时候，他们经常旅行，很喜欢到柏林来，这里喧嚣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很适合他们的秉性。通过他们的出版商赫尔茨菲尔德，他们一个个都很出名。他不是他们唯一的出版商，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为之出书的作者是不会被人忽视的，仅凭他哥哥约翰·哈特菲尔德设计的封面，这些作者也不会被人忽略了。安雅·阿尔库斯坐在那里，据说，她是一位刚出道的女诗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性，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点，因为，她长着一颗猞猁一般的脑袋。我后来没再听到过她的名字，也许她用了别名写作，也许她早早去世了。
我一定要提一下当时在座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在今天已被遗忘的，他们的故事只有我还记得，但他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如果这个晚上不是因为某些特别的事情而具有了重要性，使得余下的一切都似乎变得逊色的话，这么做可能不合适。在这个晚上，巴别尔第一次出现，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同“天鹅角”的氛围是相吻合的：他不是作为自己作品的演员而出现在这里的，虽然他也被柏林吸引，但他与其他人不同，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柏林人”，而更是一位“巴黎人”。名人的生活并不比其他人的生活更能引起他的兴趣，说不定还更少令他关注。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他感觉不舒服，并想努力脱离它。所以，他才会关注这张桌子上唯一一个根本不属于这里的无名小卒。这个无名小卒就是我。他看一眼就能确定我的价值，证明他目光敏锐、经验丰富且明智不惑。
我记不起最初的对话了。我给他让了位，他仍然站着，似乎还没决定要不要留下。他坚定不移地站在那里，仿佛前面就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悬崖峭壁。这一印象可能是因为他那宽阔的肩膀挡住了我对着入口处的视线而造成的。我再也看不见其他来的人了，只看见他。他脸上露出不满意的表情，对在座的俄国人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懂，但却引起我的信任。我肯定，这些话与这家饭店有关，他和我一样不喜欢它，但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满。因为，那个长着猞猁面孔的女诗人坐在我的不远处，她的美貌可以抵消一切。我重视的是他留在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因为她的缘故，谁会不愿留下来呢。她向他示意，做出手势，表示理解他，并想在自己旁边给他留出位子。他摇摇头，用手指指我。他这么做，只能说明我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位子，这种礼貌让我既欣喜又困惑。换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坐过去的，就算样子极为尴尬。可他不想伤害我，所以推辞了。现在，我一再请他坐在我的位子上，并去找一把椅子。但我一把都没找到，我走过每一张桌子，那段时间里，我在饭店里徒劳地四处乱走，等我两手空空地回来时，巴别尔不见了。那位女诗人转告我说，巴别尔不想占我的位子，所以走了。
他这一最初的举动，起因是我，看上去也许并不重要，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矮小壮实，站在那里的那副样子让我想起了《骑兵军》，想起他在俄国对波兰的战争期间，在哥萨克人中经历的那些奇妙而可怕的事情。就连我从他身上看到的对饭店的不满也很符合他以前的经历，他背后有那么多残忍和艰辛的故事，却对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表现出这种亲切与体谅，从这一刻起通过自己的关注来嘉奖这个年轻人。
他很好奇，想看柏林的一切，他的“一切”指的是人，而且不是那种经常进出艺术家聚集的饭店或者高级饭店的人。他最喜欢去阿兴格饭店，在那里，我们并排站着，慢慢喝着豌豆汤。他那厚镜片后面圆滚滚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且总觉得看不够。他很讨厌汤喝完，他希望能得到一碗喝不完的汤，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看。由于周围的人变换得很快，所以可看得很多。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专注地观察别人。他看人的时候是完全安静的，通过眼睛部分的运动，他眼中不停地变换着表达。看的时候，他不会抵制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对他来说，最正常和最反常的东西一样有意义。他只有在“天鹅角”或是施利希特那些挥霍浪费的人中间才会感到无聊。我坐在那里，他走进来的时候会用目光寻找我，然后坐到我身边。但他不会坐上很久，很快就会对我说：“我们去阿兴格饭店吧！”不管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愿意带我一同前往在我看来是我在柏林能想象到的最高荣誉；我站起身就跟他走了。
他说“阿兴格”一词，并不是想指责这种高级饭店里的挥霍。他反感的是艺术家们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每个人都想引人注目，每个人都在作秀，空气因冷酷的虚荣而变得凝固。他本人很慷慨大方，为了能快点到达阿兴格，这么一段短距离，他也会乘出租车去；付账的时候，他会霎时间出现在司机旁边，非常礼貌地向我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付钱。他会说，他正好刚收到一笔钱，他不能将它们带走，必须在柏林花光，虽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强迫自己相信他，因为他的慷慨让我着迷。他从没说过他是为我的处境考虑：我是个学生，大概还没有什么收入。我向他坦言自己还没有发表什么作品。“这没关系，”他说，“现在还太早。”听上去好像如果已经出了书就是一个耻辱似的。今天想来，我认为，他这么照顾我，是因为他对我处在那种鼓吹名望之下的尴尬抱有同感。我跟他说的话很少，远少过跟其他人的交谈。他说的也不太多，他更喜欢观察周围的人，只有谈到法国文学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交谈。司汤达和莫泊桑是最让他钦佩的。
我原以为会从他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俄国名人的事情，可能这些人对他来说太习以为常了，可能他不想让人以为他在吹嘘自己国家的文学。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说不定他害怕这种谈话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肤浅：他自己在那书写伟大作品的语言中游刃有余，而我最多不过是通过翻译才了解这些作品。像他这么一个认真对待文学的人，所有的差不多甚至是相近，都让他讨厌。我的担心也同样不少，我不敢跟他谈论《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
但从我们关于法国文学，关于司汤达、福楼拜和莫泊桑的谈话中，他大概觉察到了自己的故事对我的重要。因为，当我明着问这问那的时候，这些问题暗地里总是与他有关。他立刻就发现了这种没有明说出来的联系，并且给我一个简单、准确的答复。他看到了我对他的答案很满意，或许，他也很喜欢我没有转而去问其他问题。他谈起巴黎，他那位画家太太在那里已经生活一年了。我觉得，他刚把她从巴黎接走，就已经又怀念那里了。比起契诃夫[101]，他更喜欢莫泊桑。然而，当我说出果戈理的名字时（我最喜欢他），他的话令我吃惊，也令我高兴：“法国人中没有果戈理这样的人。”然后，他略作思考，为了与这句看似是吹嘘的话作比较，又补充道：“俄国人中有司汤达这样的人吗？”
行文至此，我发现，自己对巴别尔的具体描述真是太少了，但是，他是我当时遇到的所有人中对我最为重要的一个。我看他的时候，把他与自己所读过的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虽然读得不多，但很集中，这令每一个瞬间都熠熠生辉。我也目睹了他在一个说着别种语言的陌生城市里是如何接纳事物的。他避免说大话。在能将自己隐藏起来的地方，他看得最清楚。从别人那里，他接受一切，他不会放走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他会让最令自己痛苦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最长久地发生作用。从哥萨克人的故事里，我知道了这些，每个人都屈服于那沾满血的光辉，但不会陶醉于血中。在这里，他面对的是柏林的辉煌，我看得出，这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而其他人却虚荣地、喋喋不休地沉醉其中。他闷头从那些空洞的条件反射场所走开，用渴望的眼睛观察数不清的喝豌豆汤的人。虽然他没说起过，但我能感觉得到，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感觉是简单的。对他而言，文学是神圣的，他不保护自己，也绝不可能去美化什么。玩世不恭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这与他对文学的严格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是永远都不会利用自己认为是好的那些东西的，而其他的人则四处打探，让别人感觉到他们是前面发生的一切的辉煌顶峰。他知道文学是什么，所以，他不会感觉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他着迷的是文学，而不是文学所带来的荣誉，也不是文学所带来的收益。至今我都不认为，在巴别尔身上我看走了眼，因为他跟我交谈过。我知道，如果没有遇见他，柏林就会像碱液一样将我吞噬。
路德维希·哈尔特的转换
一个周日，我偶然去看了路德维希·哈尔特的一场早场演出：他是一位很合诗人心意的朗诵者，被所有人，尤其是被先锋派人物所认可。只要谈到他，没人会扮鬼脸，就连布莱希特也一改平日里轻蔑的态度，不会发表不着边际的评判。据称，路德维希·哈尔特是唯一一位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的朗诵者，他在这两方面的造诣都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平。大家称赞他的转换能力，他其实是一名演员，而且还是一名格外聪慧的演员。他的节目编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听他朗诵时，还从没有一个人感到无聊过——在人人都寻找自己好运的柏林，很多人都这么说。以我当时的立场，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与卡尔·克劳斯曾是朋友，早年也朗诵过《人类的末日》中的片段。后来他们为了此事而发生争吵，友谊破裂。现在，只要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都会出现在他的节目单上，但有一个人是被他禁止的，这就是卡尔·克劳斯。
我与维兰特一起观看的那场演出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而举办的。哈尔特打算朗诵马里克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作品集，不然的话，维兰特也不会去了。他这个人从不会热情洋溢地谈论演员，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去看他们的演出。这是他抵抗柏林这种供过于求的方式。他向我解释柏林消耗一个人的惊人速度：谁要是不懂得量入为出，谁就会无可救药。必须节制自己的好奇心，把它用在对自己的工作重要的事情上。毕竟大家不是观光客，几个星期后就会离开，而是要年复一年地在这里生活下去，因此必须接受这里的现实，让自己变得迟钝起来。就算观看的是普遍受到称赞的路德维希·哈尔特的演出，他也只是为了表示对托尔斯泰作品集的尊敬，不过，却劝我一同前往。
我去了，没有后悔。我绝不可能忘记哈尔特在那次表演中所说的话，以及表演结束后，我与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在一个艺术资助者的家里，上演了让我羞愧的一幕，我从中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羞辱中所学到的都多。八年后，在维也纳，他成了我的朋友。
路德维希·哈尔特的个子很矮，矮得甚至让我感觉都不正常了。他脑袋细长，深色头发，带着南欧风格，可以在瞬间发生转换，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会让人认不出他来。朗读闪电的时候，他像是被闪电击中一般，颤抖着；他脑子里记住的人物与诗歌，为他所用，好像它们是他身上固有的一样。他一刻都无法安静下来，我第一次看他演出，他表演的是托尔斯泰《哥萨克》中的叔叔耶罗什卡，一个迟钝而又慢条斯理的角色。他的脑袋变得浑圆，肩膀宽阔，身体强壮。他也很善于戴着大髭须表演，把自己的脸完全遮住，我可以发誓，他肯定戴了假胡子。（后来，他声称自己从没有戴过假胡子，也绝不会随身带假胡子，但我不相信他的话。）在我脑海里，这个哥萨克人是托尔斯泰所有人物形象中最生动的一个，因为是他表演了他。看着又矮又瘦的路德维希·哈尔特变成一个高大粗壮的人，这已经是个奇迹了——且不提他离开桌椅，也不提他不止一次地跃起，更不去说他做一些动作来协助转换。他朗诵的是一个很长的片段，但感觉它越来越短，大家都害怕他要停下来。然后，他读了几首民间故事，尤其是《人需要多少地盘？》让我感觉很亲切，我深信，这些民间故事都是精华，是托尔斯泰最本真、最杰出的创作。比起这些，我日后读起的托尔斯泰作品总令我感觉没有生气，因为，我耳边缺少了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声音。对我而言，他部分地损坏了托尔斯泰。他那《哥萨克人》中的耶罗什卡成了我熟悉的一个形象。当时是一九二八年，从那时起，我相信自己对他的了解甚过对自己亲密朋友的了解。
但他进一步介入了我和托尔斯泰的关系。当我在二战后不久重读《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时候，它同一九二八年被朗诵的民间故事一样令我激动。我感觉自己置身别处，在那间病房我才惊讶地意识到，我是在用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声音听见故事中的这些语句。我发现自己身在他朗诵的地方——半黑暗的剧院里，他已经死了，但他的节目单却扩展了，那相比之下要长很多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进入了我当时听他朗诵的民间故事之列。
这是那次早场演出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日子里。不过，为了增加这一描述的可信度，我想补充一点：在后来的那些年里，我还听了很多场路德维希·哈尔特的朗诵会。在维也纳，当我们成为朋友以后，他经常来我们家，只要我们愿意听，他就会给我们朗诵几个小时。他出了一本书，里面包含他的所有表演节目，对于收集于其中的美妙文章，他从不对我们有所保留。我熟悉他声音所发生的各种变幻，而且我们经常谈及此，这种转换也越来越多地引起我的关注。在那场柏林演出中，他幻化成老年耶罗什卡，这是引起我最初思考的契机。战后，当我获悉他的死讯，我重新把《伊凡·伊里奇之死》捧在手上，我想，当我将自己有生之年从未听过的声音归于他的名下时，是对他逝世的一种纪念。
但现在，我想回到那第一次的见面，我尚未讲完所有的事情。现在还缺一出羊人剧[102]，而我最终成为它那耐心的牺牲品。演出结束后，朗诵者在一大帮观众的陪同之下，应邀去了一名柏林律师的家里。主人设下盛宴款待来宾，大部分人都很满意，在那里一直待到下午。那里真是应有尽有，不仅仅是宴请。墙上挂着人们谈论到的画家的作品，只要是受到关注的最新书籍，不管对其评价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都摊放在小桌子上。那里什么都不缺，客人刚提到某样东西，主人就立刻热情地拿过来，把它送到客人面前，打开它，客人就只需将其送入口中了。每一个人都不必花费什么力气，名流们围坐在一起，或是咀嚼着，或是打着嗝儿。不过，尽管这家主人十分热心周到，在这里进行的交谈仍是智慧的、给人以启发的。最为满意的要数路德维希·哈尔特了。他是唯一在活跃方面超过这家主人的人，甚至比主人还要精力旺盛，他跳上那些矮桌子，演讲那些名人名言，要么是引自米拉波[103]，要么是引自让·保尔[104]。他的精力不会耗去一丁点儿，可以一直表演下去。最奇怪的是，他对自己不认识的人很感兴趣，在他演讲的间隙里会与这些人交谈。在弄清楚面前的人是怎样的思想的追随者之前，他一刻也不会安静下来。就这样，他也遇到了我。我被他那扩张的样子所感染，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
他讲起自己身世中有趣的事情，这是他表示感谢的方式。他是弗里斯兰[105]一个马夫的儿子，年轻的时候经常在马背上摸爬滚打。他回忆起一位和他一样又矮又轻的职业赛马骑师。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跳来跳去的了，满怀敬意地将自己对此的见解说了出来，这大概令他感觉很舒服，他对我的每句话都报以十分讲究的客套话。他的想法丰富而奇特，他想到了E.T.A.霍夫曼[106]。他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联，但也并没有将其他的排除在外。当他随口引用他人的话的时候，无法不去模仿那些话的原创者。我的羞愧——这是我这里要说的事——始自其中的一次思维跳跃：他从霍夫曼谈到了海涅，他的灵活性、敏捷度不断增强，让人立刻意识到：海涅是他眼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肯定是变得结结巴巴起来，自由交谈的速度减慢下来，不过，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突然开始把所有对海涅不利的话都说了出来，而这些话都引自卡尔·克劳斯，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了。他像在扮演一个角色，说这些话的口气令人信服。我上了他的当，没有发现他在嘲弄我，还根据原文进行了一些补充。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我感觉有人在检查我对《火炬》的了解程度，直到他突然停住，开始转而谈论《火炬》的其他内容，赞颂克劳迪乌斯[107]、内斯特罗伊[108]和魏德金德[109]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刚才真是可笑得要命。我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说：“您对海涅持另一种看法。”“当然了！”他说着，像是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似的，开始朗诵几首海涅的诗歌，这是属于他极为有限的保留节目之中的。
今天想来，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撼动我对卡尔·克劳斯信仰的人，因为，作为一个朗诵者，他在自己的领域里与卡尔·克劳斯较量，并且坚持了下来。他朗诵《褐家鼠》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时，其内在的力量与暴怒并不逊于卡尔·克劳斯。被禁忌的东西侵入了我的内心。尽管存在禁令、威胁和咒骂，但我的感觉已经不正常，给他的进入留下了空间。当他刚刚简练地列举出所有针对海涅的言论时，那种影响变得更加强烈：有些东西在我体内碎裂、消失了。我感觉到内心的崩塌，我必须承担后果。因为，卡尔·克劳斯在我心中建立的堤坝曾经是我抗击柏林的掩体。我感到自己比以前要虚弱，我的困惑增加了。同一时间里，在两个地方，我受到了攻击。我的上帝与为汽车写宣传诗的布莱希特坐在一起，和他交换赞美之辞；而曾经与他相互理解并是他朋友的路德维希·哈尔特，在我的心中为海涅打开了一个无法修复的缺口。
应邀到空荡荡的公寓
在柏林，一切都近在咫尺，各种作用形式大行其道；只要不怕吃苦，每个人都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要想引人注目却并不容易，外面的喧嚣是巨大的，在这喧嚣和拥挤的人群中，大家都很清楚，这里有值得去听、值得去看的东西。在柏林，一切都是允许的，充斥各处、甚至充斥德国的禁令在这里都不起作用。比如一个来自像维也纳这种古老首都的人，到了柏林会感觉自己像个乡巴佬，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到习惯了一直这么睁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尖刻、呛人的味道，会让人受到刺激，兴奋起来。各种事情都有人在忙碌，人们不会避开任何事。可怕的东西杂陈在一起（就像从格罗兹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并不是什么夸张、过分的事情，在柏林它们都属于正常的范畴，是人们所习惯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新的自然状态。每个企图与之脱离的尝试都是反常的，而且被当成唯一反常的举动；就算有人在短期内成功地脱离了出来，他很快又会渴望原先的样子，因此重又陷入那纷扰杂乱之中。在这里，到处都是透风的墙，没有亲密，就算有，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不是亲密本身，而是为了胜过另一个亲密。
兽性和理智都暴露在外，上升到极致，交替地发生作用。谁的兽性如果被唤起，那么在其到来之前，一定会将它推到极致，以便能与另一个人的兽性抗衡；如果他不够强大，那他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但谁要是被理性所控制，尚未稍稍屈就自己的兽性，那他一定是为自己的理智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所折服。人们受到的痛击是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的、肆无忌惮的，根本没有时间去弄明白什么事情，除了殴打，人们感受不到任何事情，前一日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新一轮的殴打又劈头盖脸而来。人人就像一块被拍打得酥软的肉一般走在柏林街头，而且总觉得自己还不够酥软，等待着新的击打的到来。
但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后来的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那些冲击我的事物的互不相容性。每一个稍有影响的人，这样的人很多，以自身来攻击其他人。别人有没有理解他，这还不清楚，但他找到了听众。一旦他找到了听众，他就产生了作用；现在他必须继续以自身来攻击他人，以防自己被从众人的听觉中驱逐出去。也许，没有人会有闲情逸致，追问结果到底如何。透明的生活是无论如何不会出现的，不过，这也不是人们的目的所在，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书籍、绘画、戏剧，一个抗拒着另一个，纵横交错。
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陪同之下，要么是维兰特，要么是伊比，从没有独自一人在柏林闲逛——这不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正确方法，但考虑到当时柏林的情况，这也许是最合适的方式。人们生活在群体中，生活在圈子里，或许以其他的生活方式是无法适应那里生存的艰难的。耳边一直听到各式各样的人名，大部分都是名人的名字：期待着某人来，某人就来了。什么是黄金时代？就是拥有众多伟大人物的时代，一个名人紧挨着一个名人，虽然他们相互争斗，但其中一方不会消灭另一方。对黄金时代来说，重要的是每天持续的接触，以及这份光辉能忍受住撞击，不会逐渐消失。在撞击这个问题上，人们要能做到不过分敏感，要渴望受到撞击，并愿意将自己置身其中。
这些名字相互发生摩擦，这就是它们的目的所在，在秘密的渗透中，一个名字试图尽可能地从另一个名字那里骗取到光亮，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拥有这种光亮，为的就是能迅速找到下一个目标，重复同样的事情。这种名字之间的相互探索、相互否认是快速的，但也是随意的，其乐趣就在于，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下一个出现的是哪个名字。这取决于偶然因素，因为，那些想找到自己好运的名字来自四面八方，一切皆有可能。
对惊喜、意外或可怕事情的好奇将人置于一种微醉的状态。为了能承受住这许多事情，为了不会陷入困惑并一直处在困惑之中，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习惯了对一切都不抱认真态度，尤其是对那些名字。我第一次观察到这种对名声玩世不恭的情况的时候，其中涉及的那个名字，就是我经常可以见到的。他只是对每个因某事而出名的人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这看似是表达政治立场，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斗争。通过认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通过向各个方向渗入，人自身就会成为一个人物。谁要是不善于这种向各个方向渗透，谁就失败了，可以马上撤退了，柏林对这个人来说毫无意义。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要让自己一直处于曝光状态中，让自己每天、每周、每月都能被别人看到。去罗曼咖啡馆（更高一个档次的人就去施利希特或者“天鹅角”）肯定是种享受，但其作用不仅限于此，它还源于显示自我的必要，这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谁要是不想被人遗忘，就必须让自己曝光。这一规律对每个等级、每个层次都有效，包括对乞丐，他们在罗曼咖啡馆里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只要他们能将自己扮演的角色演好，不走样，他们就一直能得到别人的施舍。
艺术资助者是当时柏林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不寻常现象。这类人有很多，到处闲坐着，等待顾客的到来。有些人一直在那里，有些人是来参观的，其中一部分人经常从巴黎过来。在罗曼咖啡馆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类人。那人蓄着大胡子，脑袋浑圆，嘴唇肥厚，由此可以看出他吃得不错。我当时正和伊比在一起，咖啡馆里空位很少，我们的桌子上还空着一把椅子，那位大胡子、厚嘴唇先生坐了过来，就这么安静地坐着。我们再次谈起伊比的诗歌，有人正向她索要作品。她朗诵了几首给我听，我们商量着应该拿哪几首。那位先生仔细地听着，大声地笑，像是听懂了我们的谈话似的。他看上去就像一张写着响亮的法国名字的菜单。他咂了几次舌头，好像有话要说，但又沉默下来。也许他在寻找适当的表达。他抽出一张名片，他最终借助名片找到了自己要说的话。他是一家香烟厂的老板，住在巴黎，就在布洛尼树林附近：在那里可以看每一个工人家里的饭锅，可以知道他家锅里煮的东西。他用威胁、暴躁的口吻说，锅里的内容没有掺假，这让我们俩大吃一惊，然而，他极其有礼貌，而且是诚心实意邀请我们吃饭。我们拒绝了，说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谈。他坚持己见，说自己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们谈。他说得这么急迫，弄得我们也好奇起来，同意和他一起去吃饭。
他带我们到了一家我们俩都不知道的很贵的饭店，啰唆了几句称赞法国菜的闲话，还提起了巴登—巴登，他是那里人。接着他很谦虚地问我，他可不可以资助这位年轻女士每月二百马克，为期一年。还说这是一笔很少的款额，算不了什么，但对他来说却是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他一句也没提到刚才听到的那些诗歌。他不理解那些诗，这就够了。一个小时前，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伊比。她很漂亮，这是肯定的，而且在朗诵自己诗歌的时候，她那匈牙利口音的德语听上去也很诱人。他到底有没有能力理解，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提出反对意见，但伊比同意接受这项资助。他万分感谢地吻了她的手，不过，这也是他敢做的全部事情了。他正值壮年，并非只在看到菜单的时候才知道想要什么。但现在涉及的是艺术资助事宜，这就是他想跟我们谈论的事情。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由于他根本不住在柏林，所以他也不会试图强迫伊比。
我将资助者分为吵闹型和安静型两类，这个人是属于安静型的。他们的音量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参与发言，而这要求他们必须熟悉这个圈子里的行话。在格罗兹和与马里克出版社有关的社交团体中，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很富有，也很吵闹，想受到别人的关注。他参与谈话，很喜欢辩论。也许，他对某些东西确实有所了解，但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却是杯水理论。这一理论在当时很流行，在整个柏林，再没有比它更平庸的东西了。但是，每当提起这一理论，他都会真的拿一个玻璃杯在手上，空着端到嘴边，就好像他喝光了它一样。然后，他十分鄙视地把杯子放到桌上，说：“爱情？——一杯水，喝光了，结束了！”他留着金色胡须，在他骄傲的时候，那些胡须也会膨胀起来。每次他说起杯水理论，那些胡须都会直立起来。这个年轻人出手极为大方，他很可能也资助马里克出版社，不管怎样，他是格奥尔格·格罗兹在经济上的靠山。
年纪较轻的斯塔克是一位真正安静的资助者，他不会参与发言。他经营着与锇钨丝白炽灯相关的生意，因为太了解自己的本行，所以不会针对其他方面的事情胡说八道。他经常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每个人说话，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有在看似必要的时候才帮忙，但总是悄悄地、适度地。在一幢属于他或他那个团体的房子里空着一套住房，这套住房位于中心位置，三个房间一字儿排开。他向伊比提供了这套公寓，为期几个月，再长就不行了。房间里只铺有地毯，其他的东西一无所有。他让人给她放了一张长沙发，供她睡觉之用。剩下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她想到一个很好的创意，就让这公寓空着，不添置任何家具，就邀请人们到这空荡荡的房子中来。“您应该说出家具来，”她说，“我期待的是富有想象力的客人。”为了替自己的想象提供帮助，她在当中的那个房间的绿色地毯上放了一头小瓷驴“吃草”。这是一头非常漂亮的驴子，是她在一家古董商店的橱窗里看到的。她走了进去，说如果自己为它写一首诗就能得到它的话，那她是会写的。“布莱希特为了汽车，我为了一头驴子。你更倾向于哪一个？”她问我，心里大概已经很清楚我的答案了。女店主同她做了这笔交易，在柏林，这种人也是不缺乏的，而伊比对此甚为吃惊，写了一首她“最好的诗”，但该诗现已遗失。
为了庆贺搬迁新居，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每位客人都会首先被带到那头驴子面前，同它认识，之后她才会请大家随便坐。整套公寓里没有一把椅子，大家或是站着，或是蹲在地上，有饮料提供，这也是受人资助的。受邀的每个人都来了，每个听说了这套空荡荡的公寓的人都不愿错过目睹它的机会。不过，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留了下来，没人离开。伊比请我留意一下格奥尔格·格罗兹，她担心他喝醉了会攻击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所有我不愿相信的话来。他来了，穿着优雅、时髦，很有魅力，还带了一个人来，那人抱着送给伊比的酒。“很遗憾，”伊比说，“我没有陷入爱河。今天的开场很迷人。但请等一下！”
人们根本就没等多久。他来的时候就已经醉了，还扮作高雅。他坐在卧式长沙发上，伊比坐在离他不远的地上。他向她伸开双臂，她往后退，好让他够不着她。结果，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爆发了：“您不让任何人靠近！没一个人能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他继续以这种态度往下说，而且越说越不像话。后来他转而朗诵起一首赞美“火腿”的诗：“火腿，火腿，你是我的乐趣！”她事先跟我说起过这些。我第一次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装有《瞧！这个人》的文件夹。回来后，我对他满怀钦佩，他犀利的目光、对柏林社会毫不留情的抨击都让我对他充满敬意。现在，他喝醉了坐在那里，满脸通红，因为伊比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躲避他而失去控制（其他人根本就没有撞见刚才那一幕），肆无忌惮地骂起人来，这让我感觉他很像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形象。
我忍受不了，很失望；我生伊比的气，是她令他变成现在这样，而且她很清楚可能发生的情况。我想离开，我是在这里唯一感到不舒服的客人，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但没有能逃掉，因为伊比一直留意着我，她已经站在房门前，挡住了我的去路。她害怕了。她一手制造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向我证明她说的话是真的，为了证明他真会那样对她。但他爆发的程度之强烈、时间之持久令她开始害怕起来。她这个从不害怕的人，曾无数次将自己从糟糕的局面里挽救出来——她告诉过我这些，我知道这一切，现在，如果我不留下来保护她，她就不敢待在这满是人的公寓里了。现在我恨她，是因为我不能把她独自留下。在柏林，格罗兹是让我称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间的一个，他曾十分慷慨地待我，举止行为都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而现在，我必须留下，必须观看他如何失去体面，必须注意让伊比躲开他，不让他再向她伸出双臂——我真希望她能离开他，听他咆哮真是可怕。没有人对此表示惊讶，但也没有人笑，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一幕，这属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我想离开，只想离开，因为我无法离开这套公寓，所以我想离开柏林。
逃脱
时间已进入到九月份下旬。八月底的时候，我和伊比一起去看了《三分钱歌剧》的首场演出。那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后精心策划的演出。它最精确地表现了柏林。人们为自己欢呼，那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喜欢自己。他们先得吃饱肚子，之后才会有道德，他们当中也许没人能说出比这更好的话，他们也真的是这么做的。现在说的是，没有哪个混蛋感觉会比这更好了。废除惩罚已经安排妥当：骑马的信使骑着一匹真马。整个演出给人的感觉是高调而赤裸的自鸣得意，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还真不敢相信。
如果讽刺的任务在于鞭笞人们所想、所犯的过失及其继而成为猛兽般繁衍的恶的话，那么，这里的一切正相反，平日里人们因羞愧至极而掩饰的一切东西，都受到大肆赞扬：对同情心的嘲讽最贴切、最有效。当然，一切仅是照搬过来的，只是加上一点新的野蛮行为作调料，但这种野蛮恰恰是其中最真实的部分。这不是歌剧，也不像其初衷那样是对歌剧的讽刺，它是——这是唯一没被伪造的——一出轻歌剧。维也纳的轻歌剧形式是感伤的，从中人们可以从容地找到自己希望找到的一切，而此处的却不同，柏林这里的形式稳重，强硬而粗俗地为自我进行辩解，可能还期望得到比感伤形式更多的东西。
陪我前来观看的伊比对此毫无感觉，对于那些因兴奋而冲到台前的观众，疯狂到恨不能将一切砸得粉碎的人，她跟我一样，感到不能理解。“罪犯浪漫主义，”她说，“一切都是虚假的。”尽管我也感受到并认同“虚假”这种说法，并因此而感激她，但我们的想法却是相差甚远。她的想法比这出轻歌剧本身还要奇特：每个人都想成为这种冒牌的乞讨角色，只是太胆怯、太懦弱，不敢这样做而已。她在其中看到的是虚伪的成功，可资运用的哭哭啼啼，人们玩其于股掌，控制着这一切，从中获得乐趣，却又不对其负责。我对此的看法则要简单得多：每个人都视自己为麦吉·梅塞尔[110]，这一点现在终于可以公开宣称并得到赞许和羡慕。我们的观点相左，但由于它们没有相抵触，因而没有相互妨碍，反而强化了我们对该剧的抵制。
在那个晚上，我感觉自己与伊比最相似。任何事物都侵袭不到她，由观众构成的咆哮群体对她来说并不存在。她从未感觉自己被吸收到群体中去。她从不考虑公众的看法，好像没听见它们似的。柏林是张贴画的海洋，这对她毫无影响，她记不住任何一件“商品”的名称，当她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得到它们的时候，她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它们。她不得不在商场里以冒险的方式去打探。她站在旁边看数百人进行的示威游行，既没感觉被吸引，也没觉得反感，看完后她说的话与看之前没什么两样。她仔细观看，获得的细节肯定比任何人都要多，却没有将它们向着一个方向进行组合，汇成一种意志或强迫。在这个为各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充斥的柏林，我一次也没听她说起过政治。也许，这与她从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有关。她不读报，也不看杂志。如果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本杂志，我就知道：上面印着她的诗，她想拿给我看。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问她上面还写了些什么，她会摇摇头，说不知道。这经常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指责她过度自恋，她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但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因为更能引起她的兴趣是各式各样的人，而非每一个个别的人。她不让自己成为任何群体的俘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在《三分钱歌剧》的首场演出上，我经常指责她的地方，恰恰是最令我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