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看到很多令我震惊、困惑的事。它们已经改头换面，移植到了其他地方，只有我还能在后来所写的东西中认出它们来。有些东西如今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着，我不愿弱化它们或者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我更愿意选取在柏林三个月中的二三事，尤其是那些保留了自己鲜明的形象、没有完全消失在神秘迷宫中的事情。我必须先将它们从迷宫中挖掘出来，给它们换上新装。与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冗长的心理学心悦诚服的人不同，我不认为人们应该纠缠、折磨、压榨记忆，或是让记忆遭受精心设计的诱饵的影响。我对记忆表示敬意，尊重每个人的记忆。我想完整地、如其本来的面目地保存它们，就像它们属于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我不掩饰自己对一些人的厌恶，他们擅自对记忆做外科手术，直到剩下的记忆都变成一个样儿。他们可能随意对鼻子、嘴唇、耳朵、皮肤和头发做手术，想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他们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会植入其他颜色的眼睛，包括别人的心脏，为了可以多跳动一年，他们可能触碰、修剪、打磨一切，让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模一样，但他们应该让记忆保持原样。
在表明了我的这一信念之后，我想提及一些还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的事情。
《三分钱歌剧》中的一句话，即：先吃饱肚子，然后再谈道德，集中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一口号受到了互相对立的各派力量的赞同，这时我的抗拒开始形成。直到那时为止，留在柏林的诱惑变得更强大。人们在混乱中忙忙碌碌，而这混乱似乎是无法量度的。每天都有新事物涌现，冲击旧事物，而这些旧事物在三天前还是崭新的。在混乱中，事物就像尸首一样游来游去，其后果就是人都变成了物。这叫作新现实主义。在表现主义长时间呼救之后，很难出现其他的可能性了。不管人们是否还在呼喊，或是已经变成了物，人们已经知道要设法过好日子。新来的人如果在几周以后就不让人察觉到他的困惑，而是佯装头脑清醒，那么，他就被看作是可用之材，获得能够吸引他留下来的东西。人们这么依恋新事物，因为它们过不了多久就不再是新的了。大家在张开双臂迎接它们的时候，已经开始四处张望，搜寻其他新事物了，因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生存和全盛取决于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一个人还一事无成的时候就已经被用上了，行走于曾经的新人之中。
那些拥有“正当”职业的人被看作是本乡本土的人，被视为最正当职业的——不只是在我看来——一直都是医生。德布林和本恩都不属于在各种场合露面的人。他们的工作不容许他们经常出来露面。我很少见到他们俩，而且就算是见到了，也都是匆匆忙忙的，所以，就这两个人我没有什么要事可以一说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别人提起他们的口气。布莱希特不承认任何人，但提起德布林名字的时候，却怀着最高敬意。极少几次，我看见他很不自信，这时他就说：“这我必须和德布林商量一下。”这话听上去，好像德布林是个智者，别人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建议似的。本恩很喜欢伊比，他是唯一一个不纠缠她的人。她把他送给她的一张新年贺卡拿给我看。他祝她在新的一年里得到一个漂亮的人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并简要列举了几个。伊比想要的东西都不在上面。他对她只是以貌取人，并且一直留有这种印象。这张卡其实跟她没有什么关系，仿佛来自一位精力充沛、对自己的感官很有把握的写手。
我本可以作为“新人”留下来的，就外部的发展而言，我会很顺利的。这种熙熙攘攘中肯定包含了慷慨大方。当别人由衷地极力鼓励你留下来的时候，你很难拒绝。我处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通向每个人的道路不只是向我敞开。我也通过伊比的介绍去了解那些本来无法接触的人。她熟悉他们最可笑的一面，她的观察是冷酷的，但她也很严谨，从不会描述错误或大致的情况；那些并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在她看来是不存在的。她是一个众人渴望的目击者，她要说的东西比其他人的多，因为逃脱是她的主要经历。
首场演出过去几周之后，当逃离这个世界的渴望清楚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向她求助。我得回到维也纳参加考试，然后就可以在第二年的年初完成博士学业。这是一直以来的计划。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可以再来柏林，并视情况做出新的决定。她毫不伤感地说道：“你永远不会束缚自己。你束缚不了自己。在爱情上，你和我一样。”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被人说服、引诱或是强迫做任何事。她也觉得参加考试这个借口很狡猾。“他们会理解这些的，那些艺术家！在实验室里受了四年的折磨，然后却拿不到博士学位，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
在诗歌方面，已经为她做了不少准备，我帮她把很多诗翻译成了德文，足够她一年之用。那个听我们谈论诗歌的烟厂老板每月给她提供资助，为期一年，她已经收到了第二次资助金，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礼貌且充满敬意的卡片。
她没有让我太为难，正像我在她那里所期待的那样，即便我们不是恋人，我们从未接过吻。立在我们中间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谈论他们，他们像不断扩展的树林，但无论是在她那里还是在我这里，它们都不能枯死。书信对我们俩来说都不是问题，她肯定会给我写信，我有时候也会写信给她，但是，看不见她、听不见她的讲述，一切会显得多么苍白。
首演结束三个星期后，她那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汇聚了很多人，他们成为梦魇，打破了她所讲的故事的魅力。
我开始为自己从她那里听到的有关其他人的事而感到惭愧。我发现，她故意挑逗那些男人，就为了能向我讲述。我终于明白，她那鲜活、独特而准确的描述，同她诱导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出可笑的举止是分不开的——她是各种声音的指挥，那些声音让我百听不厌，我最终承认从来没有，真的一次都没有听到过有利于一个人的东西，而且原因只是这些话听起来会无聊。突然之间，我感到自己对她很反感，把她的嘲讽换成巴别尔的沉默。
在柏林的最后两周里，我每天都能见到巴别尔。见到他是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我就会感觉比较自在。今天想来，他肯定也比较喜欢这样。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花很长时间去观察一个人，过去很久以后再决定，自己对那个人是否有所了解，就是说，等他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之后；即使没有了解到什么东西，也还是记住了自己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并且不为了取悦他人而滥用它们，使得这些东西保持原样。在受到《火炬》的多年教导之后，我学到了一些可能更为重要的东西：将评判和咒骂作为自身的目的是多么可怜。我了解了他看人的方式：长久地看，只要能见到他们，就一直观察，不对所见之物发表半句见解；这种缓慢过程的克制、沉默，其意义与他赋予那些可资观看的东西的意义一样重要。他贪婪地寻找它，他唯一的贪婪，也是我的贪婪，只是我的贪婪还未经调教，其合理性还不确定。
或许，我们在一个未被我们二人说出来的词上相遇，在今天，每当想起他，我都会想到这个词，它就是学习。他和我一样尊重学习。通过早年的学习，通过对其无比的尊敬，我和他的思想苏醒了。但他的学习全都致力于认识人上，他不需要借口，不用借口说是为了拓展知识领域，或是借口因为有用、因为某个目的或者打算才去研究人。在这一时期，我也开始认真研究人，而且此后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花费在把握人上面。那时候，我肯定还对自己说，我是为了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认识才这么做的。当所有的借口都分崩离析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期望这一借口，我追求的目的是让人，包括我自己变得更好，因此，我必须准确了解每一个人。巴别尔虽然只比我大十一岁，经验却异常丰富。他没有把希望人类变得更好作为自己去认识他们的借口，他早就越过了这一点。我感到，他和我的这种愿望是无法满足的，但这并未诱惑他去自欺欺人。他对人的了解不取决于这是让他高兴还是令他痛苦，或是给他以沉重打击：他只是非得认识人不可。
第五部 火之果实维也纳（1929-1931）
疯人院
一九二九年九月，当我结束第二次柏林之行返回维也纳的时候，被我称为“必然的”生活终于开始了，它是由其自身内在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与化学打交道的日子结束了。六月里，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宣告了大学生涯的结束。除了拖延了时间，它对我并没有太多的意味。
生活费的问题已经解决：受人委托，我将翻译两本美国人写的书。交稿时间已经敲定，只要每天工作四五个小时，我就可以如期交稿。他们向我许诺，接下来还会有翻译任务。由于这份工作的报酬不错——我住在哈根贝格街，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因此，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上三两年。这份工作赚取的是维持生计的钱，因此我很认真地看待它，但翻译本身对我来说很轻松。书的内容对我的触动微不足道，有些时候，我虽然在工作，却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想的都是其他有关自己的事情。
果断地离开柏林，也许为我创造了外部的安宁，但我回归到的并非田园生活。充斥我脑海的是各种问题、妄想、怀疑、不祥的预感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与此同时，一种极为强烈的愿望也占据了我的身心：我要尽快熟悉身边的一切，分解周围的事物，确定它们的方向，从而达到对它们的全面把握。两次柏林之行所目睹的一切，丝毫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它们不分昼夜地在眼前浮现，没有规则，没有意义，我感到它们困扰着我并且变化多端，就像格吕内瓦尔德画中的魔鬼——我房间的墙上挂着《伊森海姆祭坛》的各个部分。事实表明，我吸纳的事物多过自己所愿意承认的。“排除”这一时髦的说法似乎并不适合我。没什么被排除掉，一切都还在那里，同时出现，而且如此清晰，仿佛伸手就可触及一般。它们依赖于我力量之外的某种形式的潮汐，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我眼前，又被别的波浪推向一边。总是能感觉到这大海的遥远与充溢，在其中翻腾的神秘东西可以全部辨认出来。其可怕之处在于，所有的一切都具有面目，它注视着你，张着嘴巴，诉说着，或是想诉说一些什么。那些折磨人的扭曲的面孔预谋好了的，有着自身的目的；它们用自己来折磨别人，也需要有人来遭受折磨；人们感觉自己被迫去接受折磨。当人们尚未找到应对它的力量，它就又被其他东西冲向一边，这其他的东西对人的要求一点也不低。这样的情形持续着，所有的事物总是反反复复出现，而且都只做短暂停留，使人无法把握、弄清楚它们。伸出臂膀与双手只是徒劳，东西太多了，到处都是，根本无法征服它们，身在其中会不能自拔。
待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件都没有消失，我还保留着一切。这大概也绝非什么不幸。假如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或许会成为一本丰富多彩的有趣纪实。这些记忆保存了很久，就算今天也还是可以将它们写下来。不过，纪实绝不会抓住事物的本质：它本身充斥着威胁，并且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一个统一的人，一个理解了这些的人，现在看似将一切都保存在脑海里，其实也只是幻觉而已。由于他将自己保存下来的事物与其他事物一起收藏，所以，这些被保留的事物已经被改变。这些事物真正的趋势都是离心的，它们以极快的速度四散开来。现实并非处于所有事物的中心位置，它并不能像拉住缰绳那样将一切并在一起；有很多现实，它们都在外面，彼此相距很远，相互也毫无关联，谁要是企图在它们中间制造一种平衡，谁就是在造假。在遥远的外部，在接近世界边缘的圆周上，存在着如晶体一般坚硬的新的现实，我正向它们走去。作为探照灯，它们从内部对准我们这个世界，用自身来照亮它。
它们才是真正的认知手段：只有凭借它们，才能穿透充斥人类内心的混乱。倘若此类探照灯的数量足够多，对它们的设想又是正确的，那么，混乱就可以被分解。任何事物都不允许被遗漏，人们也不允许随意对事物发表意见，一切为了达到和谐而惯用的伎俩都会引起厌恶。如果谁还自认为处在一切世界中的那个最好的世界里，他就应该继续闭上双眼，在盲目的喜悦中寻找自己的满足。这种人也不必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
我所看到的一切是有可能并置在一起的，因此我必须为它们找到一种保存形式，并且不削减它们。如果只将自己眼中的人和行为方式展现给别人看，却没有同时告诉别人，它们肯定会变成什么，那么，这就是一种削减。在人们面临新事物的时候，其潜在的可能性总是一直紧随事物本身的，并且没有表达出来；尽管人们强烈地感知到了它们，但这在人们自认为是准确的描述中却消失殆尽。事实上，万物都有一个方向，万物都在不断增加，扩展是人和物的主要特征。为了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将事物拆散、分解。这有点像一片原始森林，万物缠绕着生长其中，杂乱无章，人们要将它理出头绪来，就要将每种植物与其他植物分开，不损坏它，也不毁灭它，聚精会神地观察它，不让它重又在眼前消失。
重新回到这宁静、有节制的环境中，我所经历的事变得越来越急迫。就算自己试图去放缓、限制它们，但这些经历过的事情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我试图通过长时间步行来解决这一问题。漫长的道路上没有太多引人注目的东西。我穿越长长的奥霍夫大街，从哈金到希琴[111]，然后再走回来，并且逼自己不要走得太快，我想让自己习惯另一种节奏。在任何一条街道的拐角，都没有东西迎面向我扑来。沿着这些低矮的平房漫步，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上个世纪城市近郊的某条街道上。我从容地走着，没有任何打算，没有想过自己想写东西的时候可以去某家咖啡馆里坐坐。这是一种不会让我猛地掉转头的步行，不会向左，不会向右，不会手舞足蹈地去观看四周，也没有刺耳的呼啸声——我只是想成为远古时代行走的生物，不会逃避任何事，也不闯进任何事中去；不避让、不磕碰、不赶时间，不必去任何地方，有大把的时间，却不用去做任何事，特别防范的一点是，身边不带表。我给自己准备的这种空旷越是完美，我越是开始变得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那侵扰就越是来得不容拒绝：眼睛受到击打，脑袋被石头砸中，并且无法避让，因为它们由内而来。我想逃避的那段时间里的一个形象，一个我不认识的形象，它紧紧抓住我。它刚刚诞生，尽管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特点就是刻不容缓——尽管它无情地将构成我的一切都扯向自身，对我来说它却是全新的。我还从未遇见过它，它让我感到陌生、可怕，它扑向我，骑在我肩上，两腿交叉着放在我胸口；它操纵着我，想多快就多快，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选择沿奥霍夫大街行走，是因为那里安全而僻静，但我发现自己气喘吁吁，发疯似的，像是在逃跑；我无法摆脱的危险来自肩头。我陷入恐惧，却又清楚地意识到，那唯一可以将我从自身混乱中拯救出来的东西出现了。
这救星是一个具有轮廓的形象，它不断地将杂乱分散开的东西聚拢起来，并赋予它们一个躯体。这是一个可怕的躯体，却是活生生的。它威胁着我，却有着自己的方向。我知道它的目的所在，从没有完全摆脱对它的恐惧，可它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它能干什么？它会去哪里？它还会追逐多久？它要停下来吗？一旦清清楚楚地认出这个形象，关系就颠倒了，而现在根本无法确定，谁被谁迷住，谁被谁驱使。
当我在这样的心境下来来回回地跑上一阵子，并且越来越激动，总在重复同一条路的时候，我会被迫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立刻就拿起本子和笔，开始记录，刚才激动的情绪转变成了书面的文字。
应当如何描述这种不间断的记录状态呢？起初，它们之间还不存在什么关联。它们是各种各样的记录。对其进行梳理，可以说是有序的开端，而这种开端又始于对角色的分配。占用我主要精力的一项活动，就是愤怒地尝试着忽略自身，而且是通过转化身份来完成。我构思的角色有着自己特有的观察方式，他们不再盲目地四处探寻，而是通过特定的渠道去感受、去思考：这类角色中的几个重复出现的次数更为频繁，而另一些在最初开始不久便消失了。我不敢给他们取名字，他们不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或那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我根据他们主要关心的事编造出来的，正是这件事不断驱赶着他，令他与其他人分开。这个人物应该完全具备自己看事物的眼光，他是自己那个世界的主宰，不与其他任何东西作比较。让一切按自己的意思坚持下去，是重要的。把其他的一切从他的世界中清除出去，这种严格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将我从混乱中拯救出来的绳索，我希望完全拥有它且不被忘却。这些形象应该像堂·吉诃德一样，令人铭记在心。他们应该思考并且说出其他人无法思考、无法说出的事情。他们应该表达出世界的某个方面，让这个世界没了他们就会变得贫瘠，更贫瘠，同时也更虚假。
他们中有一个人是说真话的，直到最后都要饱受说真话所带来的幸与不幸；他们所有人都代表了一种真理：与自身一致的真理。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沉沦以后，还有八个活着。他们吸引、操纵我达一年之久。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用一个大写字母来标明，这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那件事或者他们自身主要特征的第一个字母。W是我用来称呼说真话的人，Ph是爱幻想的人：他想离开地球，到太空中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离开地球；他那强烈的探索欲浸淫着对这里所见的一切的厌恶，对“这里的事物”的厌恶又反过来激励他去追求崭新的、闻所未闻的事。还有一个R，一名宗教狂热者；S是位收藏家。另外还有一位挥霍者和一个死亡的敌人。此外，还有Sch，一个演员，他只能在快速的不断转换中生存。最后，还有一个书迷B[112]。
一旦这些大写字母被大大地写在了一页纸上，我就感觉自己被框定了，然后愤怒地朝着这唯一的方向开火。充溢我内心的那堆事情无穷无尽，它们自行分类，分解开来。我关心的——这个词我已经用过了——是从这乱七八糟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的结晶。从柏林回来以后，充斥我内心的震惊与可怕的预感没有一样被消化。从中会产生什么呢，如果不是一场可怕的大火的话？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冷酷：所有东西都擦肩而过，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与其他东西相冲突的。跃入眼帘的不仅是没有人理解其他人，而且是没有人愿意去理解其他人。
我设法自救，其方式就是编织线索；我将很少几个个别特征与人联系到一起，由此而使得所经历过的那堆事开始明朗。我一会儿写这个角色，一会儿又写那个角色，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则，全是随心所欲；有时候，同一天里也会编织两条不同的线索，但我牢牢守住它们之间的界限，从没有逾越过。
这些角色是线型的，他们局限于自身，活力将他们向一个方向驱使——活生生的一支火箭——他们不间断地对变换的环境做出反应，各自使用的语言是不会被混淆的——虽然能够听懂，但没人会这么说——他们完全局限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在此之中他们又是由这种语言所构成的大胆而令人震惊的思想组成——我就他们所做的泛泛而谈，是绝对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描述的。整整一年，我都在构思这八个人，这是我生命中最丰富、最无节制的一年。我感觉自己是在写一出“人间喜剧”，因为这些角色都达到了极致，并且相互隔绝，所以我称它为《疯子的人间喜剧》。
当我在家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只是在路上写），视线的前方就是斯泰因霍夫，那里是疯人院。我想着那里的居住者，将他们与我的人物形象联系起来。环绕斯泰因霍夫的围墙也成了我行动的围墙。我确定自己看得最清楚的一座楼阁，设想那里有一个病房，我的人物最终会在那里聚集起来。他们中没有人会死去。在构思的那一年里，我对这些人的尊敬不断递增，他们远离其他人，被看成是精神病人，我不忍心将自己那些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杀死。我还不想预见他们任何人的终结。但从一开始我就将以死亡作为终结排除在外，我看见他们全在我为他们选定的那个楼阁中的大厅里。我视他们的那些经验为宝贵的、独特的，这些经验应该保存下来。我眼前浮现的结尾是，他们互相进行交谈了。他们一旦从那种隔离的状态走出，就会找到相互交谈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因其古怪而具有重大意义。想到他们被治愈，在我看来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不应回归到任何一种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中去。适应我们，就等于削减他们自身，而他们的那些独特经验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他们对彼此的反应在我眼里具有很高的价值，并且是取之不尽的。如果这些个性语言的主人能够相互交谈，那么，对我们这些没有精神病的普通人来说就有了希望。
这就是我行动中乌托邦的一面，尽管我在斯泰因霍夫城里可以亲眼看见，但从时间上看与我还相距遥远。这些角色还在形成之中，他们的命运太丰富多彩，发生各种改变都是可能的。但我不会写他们不可逆转的最后结局，好像我将其他人的生存权赋予了那个死亡的敌人，这些人中最急迫的一个。不管他们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待在那里。我从自己的窗户朝他们所住的楼阁望去，在钉上栅栏的窗户旁出现的一会儿是这个角色，一会儿又是那个角色，并且给我打暗号。
驯服
我去了哈金下面的一家小咖啡馆，就在维也纳河的桥边，这家店的营业时间很长。深夜，那里的一个年轻人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同一帮人坐在一起，这些人看上去与他并不协调。他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眼睛炯炯有神。他很喜欢饮酒，也很喜欢畅谈，他那张桌子上总是上演着粗暴的场面，有人会突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但这些都与他不相干。从一张图片上，我认出他是阿尔波特·瑟尔，柏林一家出版社的作家，曾蹲过俄国人的战争监狱，还就此写了一本书。我没读过那本书，只是还记得书名，其中还出现了“西伯利亚”这个词。我就坐在他旁边的那张桌上，随口问他是不是阿尔波特·瑟尔，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仍是那么容光焕发，只是神情略显尴尬。他请我到他那张桌上去坐，介绍我与他的朋友们认识。我现在还能记得曼迪和鲍尔蒂这两个名字，其余的已经忘记了。尽管我当时已经毕业，但我在这帮人面前仍说自己是学生兼翻译，这引得瑟尔的同伙们畅怀大笑。
他们打量我的方式是我前所未遇的，感觉他们像是要和我开始一项伟大行动，在检验我是否合适。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说话时使用的词语低级、粗俗、激烈，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在为自己辩解，好像我批评了他们似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一个谈不上有名气的作家在这群人中间，就引起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回到维也纳几个月了，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作家。对他们我没有不信任或害怕的感觉，然而我却能注意到他们在我面前的不自信，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体力，这一点让我很惊讶。瑟尔对着面前的那杯葡萄酒讲着话，很快就对我想谈论文学的尝试置之不理。
“凡事要看场合，”他说，并且像赶苍蝇一般，将我的问题扔到一边去了，“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只想聊天。”也许这只是他懂得如何为人处世，他避免谈论文学，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些朋友对此根本就不在行。不久，我就只能听其他人聊天了，而且立刻明白他们谈的都是“英雄壮举”，但我无法进一步说明其性质。这群人中最高、最壮的鲍尔蒂尤为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是如何用那双巨大无比的手将别人一个个击倒的。没有人会起身挑战他。个子最小的曼迪长着一张猴脸，看起来异常灵活、敏捷。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不久前如何成功地惹怒了一栋别墅中的狗群。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去惹怒那些狗，我像个无辜的婴儿一样倾听着。突然，鲍尔蒂用那粗暴的大手朝我胸口捶了一拳，问我是不是知道他们想进去的那栋别墅的情况——后来才知道，那是伯爵夫人的房子，奶制品店男老板说她“胸部像大得惊人的甜面包”。我开了个玩笑，把这事说成是入室盗窃未遂。他们可能弄错了下手的目标，因为“伯爵”家里没什么东西值得拿走。我胸口又挨了更为有力的第二拳，鲍尔蒂用威胁且嘲弄的口吻说道，我都想到哪儿去了，他们是不会去盗窃这些人的！在哈金，每个人都认识他们，他们才没那么笨呢，只有曼迪喜欢信口开河罢了。
我发现自己在还没弄明白鲍尔蒂为何气愤时就开了个不适当的玩笑，于是就不作声了。他们继续聊着，但言辞变得更为激烈，声音也更大了。这张桌子，除我之外只坐了五六个人，却是整间店中最热闹的一张。其他桌上的人都相当寂静：一些退休的老人，几对情侣，没有大群的人。但这一次，我感到他们分外安静，好像没人敢与我们这张桌子比赛谁的声音大。从我坐的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比贝尔先生，他站在吧台后面，一脸的疑惑。换在其他时候，他总是忙个不停，但今天他站在那里，目不转睛，一直盯着我看，我甚至感觉他在暗暗向我示意，但我不能确定是否真是这样。我们这一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鲍尔蒂和曼迪开始争吵、对骂，这些污言秽语甚至引起了我的注意。瑟尔还是那么容光焕发，他试图调解，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就好像我看见他们吵架后，会对他们这帮人产生坏印象似的。他的话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那两个人达成了和解，却对我投来仇视的目光。瑟尔说，是时候了，该回家了，咖啡馆要关门了。听了他的话，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站起来，只有我起身了，也许这就是他想达到的目的，他想保护我，不让那帮变得越来越粗野的朋友伤害到我。总之，我起身告别。我对这类全新的人的震惊肯定化作了衷心的道别，因为鲍尔蒂说：“我们一直坐在这里。”曼迪总显得很狡猾，他补充道：“您尽管来就是了！大学生在我们这儿能派上用场！”
我走到柜台处结账，比贝尔先生用阴森低沉的声音跟我说话，我还从没听过他这么阴沉着说话，更没见过他窃窃私语。“天啊！博士先生，您可要小心那帮人，他们可让人头疼了。您不要去他们那张桌子！”他担心这样低声对我说话会让那些人对他的警告产生怀疑，因此他一边说，一边挤出笑脸，样子很奇怪。我也学他的样子压低嗓门说：“可那人是个作家，我看过他写的一本书。”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那人不是什么作家，”他说，“他总是和这帮人混在一起，他在帮他们。”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是真的在为我担心，不过也在为他自己担心，因为当我第二天早上独自来到这家咖啡馆，同他详细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我新认识的那些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入室盗窃团伙。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监狱的常客。那个可以像猫一样爬的曼迪刚刚才被放出来。他一开始是和鲍尔蒂一起坐牢的，但后来两人被分开了。他们都是本地人，比贝尔先生很想把他们赶出去，但这么做太冒险了。我问比贝尔先生，那帮人能对我做什么，我又不是房子，除了书，我那里没什么可拿的了。比贝尔先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个疯子一般：“您没听明白，博士先生，他们是想探您的底，从您那里打听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您不会已经对他们说了什么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偷。我在这里不认识什么人。”“但您住在哈根贝格街上坡，那里是别墅区。您得当心点。下次他们中就会有一个人跟您一起往上走，一直走到您家门口，向您盘问每一家的情况。谁住在那里？谁住在这里？您千万什么都不能说，博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什么都别说，否则出了什么事，您就要负责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全部相信他的话，在这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又来到这家咖啡馆，跟一个认识的老画家坐在一起，装作没有看见那帮人，他们坐在离我很远的一个角落里。这一次，他们没有和瑟尔一起来，曼迪也不在，我只看到鲍尔蒂——当他的手伸向高处，指指划划的时候。肯定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听不到吵闹声，而且气氛也压抑。情况看上去与比贝尔先生那不祥的预言相反，他们中没人注意到我，没人跟我打招呼，也没人叫我去他们那一桌旁坐。比贝尔先生给我端上咖啡的时候说：“您今天不要待到关门再走，博士先生，您今天早些走吧。”听他说话的样子，仿佛今夜我打算去做什么了不得的事似的。我有点厌烦他的监督，但为了耳根清净，我的确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我还没离开咖啡馆几步，就感到肩上那有力的手。“我也走这条路。”鲍尔蒂说，刚才他迅速地跟上了我。“您也住那上面吗？”“不，但我必须走这条路。”他没对“必须”一词做进一步的解释。跟他一起走这条通往哈根贝格街的黑暗小道，令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没让他察觉这一点，只是问：“今天瑟尔没来？曼迪也没来？”没想到我这话招惹了他。他开始炮轰曼迪，关于这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他用的是这个词，而实际他指的是曼迪自私自利）的事情如洪水一般向我涌来。他最好不要再让他见到，他们俩一直都合不来。对他来说，他更喜欢瑟尔，虽然跟瑟尔还不怎么熟。他还问我瑟尔到底写了一本什么书。关于战俘的，我答道，关于他在西伯利亚做战俘时认识的那些人。“西伯利亚？”他大笑，朝我肩膀打了一拳，“他从没去过西伯利亚。他是蹲过监狱。但不是在西伯利亚。”“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他还很年轻。”“您是指他还是个毛头小子？”总而言之，他坚持瑟尔是因为犯罪而不是作为战犯被关押的。他想让我明白，瑟尔一直都在撒谎。鲍尔蒂说他们那帮人都不相信瑟尔的话，他总是不得不杜撰些东西出来，但他从没告诉他们自己写过一本书。他大概不想把什么都抖出来，否则他们以为他又在撒谎了。一个人假如不得不一直撒谎，我该如何看待这一点？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他总是说真话。
现在，我等待着比贝尔先生预言的兑现，等着鲍尔蒂问我别墅的情况，我们离它们越来越近了，但他一直大谈瑟尔撒谎和自己对真理的热爱，什么都没有问我。也许是我走运，就算我愿意讲，我对他感兴趣的那些别墅的主人也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名字，就算我万不得已时想到什么不会造成危害后果的答案，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毫无价值的，或者被当成瑟尔的谎言。
我们来到了大主教街，他终于停了片刻，没有继续申明他讲的都是实话。我利用这个间隙，指着右边问道：“您知道那位马雷克吗？就在那边大主教街70号，他躺在车里，由他母亲推着到处走。”他不认识此人，这令我感到意外；年轻的马雷克躺在车里，随处都可以见到他；如果他母亲不推着他去散步，他就会躺在屋前晒太阳。无论一个人与否，他总是躺着的，他不能行走；他的胳膊与双腿不能动弹，脑袋斜歪着，下面垫了厚厚的东西，旁边的枕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有一次，我路过那里，看到了他的舌头如何从嘴里伸出去翻书。尽管我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幕，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舌头长而尖，并且不是一般的红。于是我装作偶然路过的样子，又去了那里一次。我走得很慢，这段时间大概都够他记住一页纸的内容了。他伸出舌头翻书的时候，我就在他边上。
自从我住到哈根贝格街，见到他母亲推着车里的他，从而引起我留意这个年轻人，时间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我礼貌地向这母子二人点点头，咕哝一句“日安”，但从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句回复。我猜想，对他来说，说话如行动一样吃力，因此，我害怕试图与他交谈。他脸略长，肤色较深，头发很多，一双大眼睛是棕色的；如果有人迎面过来，他会盯着那人看，而且那人已经走过去了，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在看自己。有时候他不看书，就躺在太阳底下闭目养神。看到他如何因响声而睁眼，真是很美妙的一幕。他似乎对脚步声特别敏感，因为即使在打瞌睡，一旦有人从他旁边走过，他就会睁开眼睛。也许大家不想吵醒他，都尽量踮起脚尖走，但他总是能听到砾石上的脚步声，从不放过长时间观看路人的机会。
我知道自己总会有机会与他交谈的，因为我想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所以我不着急。这一区没有一个人这么让我上心。我询问每一个人，问他们是否知道马雷克的事情。由此我听到了一些情况，但却不能让我相信。据说他在读大学，而且学的是哲学，因此，他枕头边总放着那些难懂的书。据说他很有天赋，甚至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都亲自到哈金来给他授课。我认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直到我在一个晴天的下午看到高姆佩茨教授坐在他的车旁。这个大胡子教授看上去同我想象中的希腊犬儒学派学者一模一样。不久前，我听过他讲授前苏格拉底派弟子的课。他说话的方式不像所述对象本身那样鼓舞人心，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现在亲眼看见他坐在年轻的马雷克面前，慢吞吞地打着手势，幅度相当大，试图说服他。我惊慌异常，立刻拐弯绕道而行，目的就是避免走到他近旁同他打招呼，而这其实是结识这位瘫痪者的最好、最体面的机会。
此刻，已经过了午夜时分，而且这个夜晚特别地黑，在这条小道的坡顶我伸手去指马雷克的房子，问身边这位粗暴的同行者是否知道这么一个瘫痪的人。鲍尔蒂整整高我一个头，对我所指的方向——小道的右边——感到很惊讶。为了确认我确实是指这个方向，他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展开粗大的手，也指向那里。“那边什么都没有，”他说，“没有房子。”有的，有一所，唯一的一所，70号，虽然那房子比较低，是平房，很不显眼，不是别墅；但是，鲍尔蒂唯一感兴趣、并知道其存在的那些别墅是沿着山丘伸向左边的，我住的那条哈根贝格街就是由它们构成的。
他想知道那个瘫痪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谈他的事。我讲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的事情。在开始讲述后，我很快意识到他们二人的脸很相似。相比之下马雷克的脸要瘦很多，看上去像苦行僧的脸，而鲍尔蒂的脸则是浮肿的。我之所以觉得他们相像，也许是因为自己在黑暗中根本无法看清楚。但那次在咖啡馆中的夜谈，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一双深色眼睛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与他那笨拙的大手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长得很像，”我现在说，“但只是脸像。他全身瘫痪，胳膊和腿都不能动。但现在您千万别认为他很悲伤。他是个坚强的人，简直让人不能相信。他虽然不能动，但他在读大学。教授们亲自到大主教街给他上课，他还不必为此支付费用。当然，他也付不起。他身无分文。”“他跟我长得很像？”他问。“对，眼睛长得像。眼睛长得一样。您要是见到他，肯定以为自己在照镜子。”“他可是个废人！”鲍尔蒂有些气恼地说。我感到，他开始为这个比较生气了。“但不是在智力上像！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他哪儿都去不了，却能读大学！教授们去他那里，就为了他能完成学业。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肯定是有天赋，否则教授们就不会来了。您知道吗，我对他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我钦佩他！”这是我第一次兴奋地谈论托马斯·马雷克。而那时，我还没真正地了解他。后来，当我成了他的朋友，我大概再也没有如此兴奋地谈论他了。
我们站在那里。我指了那所房子的方位以后，我们就没再走一步。鲍尔蒂慢慢才了解清楚托马斯·马雷克的身体状况。他问了我好几次，马雷克是否真的不能动。“根本不能。他没法走动一步路。面包他都不能送进嘴里，也不能把杯子递到嘴边。”“但他会喝水的吧？还有咀嚼？他能吞咽吗，能咽下他的饭吗？”“能，能，这些他都能。他还能看！您知道吗，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是那么漂亮！”“他跟我长得很像？”
“是的，但只是脸像！他要是长了您那双大手，那他可要高兴了！您知道吗，他很想有人能陪他，就像您现在陪着我一样！但他做不到这点，永远都做不到！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无法做到。”“您喜欢他！这么一个废人！”这话让我很生气，在我讲了这么多之后，他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废人，”我说，“我认为他很了不起！如果您无法理解，我只能为您感到遗憾。我还以为您能明白呢。”我气愤至极，甚至忘了自己在跟谁说话，而且变得很激动。我继续说着赞扬的话，无休无止，没法停下来。当我说不出什么更具体的事情时，就开始捏造一大堆自以为是可信的细节，鲍尔蒂只有听的份儿，只是偶尔插嘴说：“他长得跟我一样？”“我已经说过了，是脸长得跟您一样，是脸。”
我继续讲述着：有女人大老远地来拜访他，就为了能看他一眼。“她们站在他的车前，看着他。他母亲搬来一张椅子给她们坐。我敢发誓，她们爱上了他。她们在等着他看她们一眼。他没法抚摸她们，他什么也做不了，但他可以看她们，用那双眼睛。”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虽然这都是我在黑夜里杜撰出来的。成了托马斯·马雷克的朋友之后，我确实亲眼看到一些女士和姑娘来看他，而他还会告诉我一些我没有看到的事。
在那个夜晚，我和我的同行者再没有共同挪一步。他变得越来越安静，没再说“残废”。他忘了本来是想陪我走到我住处的花园那里，然后再四下打探的。他忘了那些别墅。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长得像他，但不能站也不能走的年轻人。当我的赞美之辞用尽的时候，我才与他握手道别。他小心翼翼地与我握手，没有像往常那么使劲捏。他转过身，沿着我们上来的小道又走了下去。我对他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
家庭赡养者
那一晚之后，我对马雷克的恐惧消失了。说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事后，我再也无法回避他了。对他的赞美使我感觉自己与他亲近了许多。同时我还注意到，我就他所做的那番激情洋溢的演讲，驯服了那个半夜跟随我一直走到大主教街的危险家伙。打那以后，我对他和他的同伙不再感兴趣了。去那家咖啡馆的时候，我很少注意他们，只是远远地点个头，他们对我也不再好奇。我不知道，我那晚的行为是以何种方式传到他们那里的。无论事后他们怎样评价这件事，他们也知道，从我这样一个与那可怜的家伙交往的人身上，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最初的兴趣也没有转变成蔑视或者仇恨，他们放过了我，不再打扰我，甚至使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少许好感，即便它不那么清晰，但还是能感觉到，这足以引起咖啡馆老板的不满。
比贝尔先生注意到了那天晚上那个最强壮、最难对付的家伙尾随我出去，他想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都没发生，我说，这让他很失望。“他一直陪您走到家门口吗？”他问我的口气几乎带上了威胁的意味。“没有，走到大主教街。”“然后呢？”“然后他回去了。”“他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问。”“这话如果不是您说，博士先生，根本没人敢相信这事儿。”他肯定我隐瞒了一些事情，他确实有理由这么认为，因为我对当晚的谈话内容只字未提。我觉得这位老板的为人不够好。也许我不想从他那里——尤其是从他这个人那里——听到任何否定残疾人的话，把他们说成是纳税人的负担。“他就一声不吭地跟着您走？这不像他的一贯作风呀。”“我没说他一声不吭呀，不过他也没有向我打听什么。我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就是这句话引起了他更大的怀疑。什么都不知道——这叫什么话呀！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三年了，肯定听到了一切可以听到的东西。无论如何，当我解释说他没有向我打听任何事情，从而表明他没有犯罪企图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在袒护那个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