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每次我们一起放学回家，都会以他试图说服我转变信仰而结束。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慢慢地，我才发现，他家里笼罩着的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与基督教毫无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莱纳还有个弟弟，也在这所福利学校，比我们低两级。我已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也许因为他总是刻意针对我，从不掩饰对我的敌意。他虽然个子不高，却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他大概很清楚自己的双腿都可以做些什么。与莱纳的犹豫不决、耽于梦想相比，他总是自信、果断。他们长着同样的眼睛，哥哥的眼神总是疑问的、等待的、友好的，而弟弟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果敢、好斗与挑衅。我仅仅见过他，从没和他说过话，但从莱纳口中，我会得知他对我的最新评论。
那总是一些令人不舒服或是伤害人的话。“我弟弟说，你的姓应该是卡恩，而不是卡内蒂。他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改姓呢。”这些疑问总是来自他弟弟，总是以他弟弟的名义提出来。莱纳期盼着我对这些疑问作答，然后好去反驳他弟弟。他很在意他弟弟，现在想来，我觉得他也喜欢我，可能他把这看成是调解与和平的尝试，所以，在私底下会把他弟弟的每个恶意的言论都告诉我。我要对这些恶意攻击做出驳斥，然后他再将我的答案统统告诉他弟弟。倘若他以为存在和解的可能性，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从莱纳口中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他弟弟的最新怀疑和指责，全都是些愚蠢荒唐的话，我并不把它们当回事儿，虽然我会认真地逐一回答。这些话的主要内容其实都朝着一个方向，即我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力图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几分钟后，我就用沉默来回应莱纳劝我改变信仰的企图。
也许正是他弟弟的不可教诲，迫使我一次次做出耐心而详细的回答。莱纳把他弟弟说的所有东西，可以说是以放进括号中的形式，都告诉了我。他低声、单调地转述着，不带半点个人感情。他不说“我也这么认为”或是“我不这么认为”，只是传送该传递的消息，好像他从弟弟身体里走出的一样。如果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是他弟弟以挑衅的口吻说出来的话，我早就被激怒了，而且绝不会回答的。但它们却是在一片安静中到来的，而且总是以“我弟弟说”或者“我弟弟问”开头，跟着就是些闻所未闻的谬论，迫使我做出回答，尽管这些说法本身并没有真正触动我，因为它们是那么的没头没脑，甚至让人对提问者感到惋惜。“埃利亚斯，我弟弟问，为什么你们庆祝逾越节[10]时要用基督徒的血？”而当我回答：“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个节我小时候过过。如果有这种事，我肯定会注意到的。我们家里来了很多基督教小姑娘，她们都是我儿时的玩伴。”——第二天，又从他弟弟那里来了下一个问题：“现在可能不是了。现在这个节日太有名了。但是以前，为什么以前犹太人为了逾越节要屠杀基督教的幼儿？”那些古老的指责被一条条翻出来：“为什么犹太人要在井里下毒？”当我回答“他们从没做过这种事”时，他弟弟会说：“做过的，瘟疫蔓延时做过的。”“但犹太人当时也和其他人一样死于瘟疫呀。”“因为他们在井里投了毒。他们太仇恨基督徒了，结果自己死于仇恨。”“为什么犹太人要诅咒其他人？”“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胆小怕事？”“为什么打仗的时候没有一个犹太人上前线？”
这种情况就一直这么持续着，我的耐心真是无穷无尽。我总是认认真真、尽最大努力去回答，从未感到被侮辱，而是像是为了找出科学的真相，不断翻阅着自己这本大辞典。我想用自己的回答来消除世界上那些荒谬透顶的指责，并且为了能在冷静沉着方面赶上莱纳，我有一次对他说：“告诉你弟弟，我很感谢他提的问题。这使得我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世界上的这些愚蠢偏见。”没想到这番话居然令虔诚、天真而且正直的莱纳感到惊讶。“这很难，”他说，“我弟弟总会想出新问题。”其实，真正天真的那个人是我，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始终弄不清他弟弟究竟目的何在。有一天，莱纳说：“我弟弟问你，为什么你一直坚持回答他的问题。你完全可以在学校里趁课间的时候拦住他，然后要求和他决斗的。如果你根本就不怕他，你完全可以和他打上一架的！”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害怕他弟弟。我只是很同情他，因为他提了那么多愚蠢至极的问题。但他却一再地想挑衅我，并且选择了一条特别的途径，通过他哥哥来问我，而他哥哥在这整段时间内，没有一天放弃过劝说我改变信仰的尝试。同情变成了蔑视，我不想因挑战而给他带来名誉上的损失，他比我小两岁，同一个比我小的人打架，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所以，我断绝了和他的这种“沟通”。当莱纳下次刚说到“我弟弟问……”时，我立刻打断他道：“让你弟弟见鬼去吧！我是不会跟小屁孩儿打架的。”尽管如此，我与莱纳的友谊还是保持了下来，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他的每日劝说，劝说我改变信仰。
肖像画
汉斯·鲍姆同我最先成为朋友，他父亲是西门子—舒克特公司的工程师。鲍姆是个非常刻板的人，父亲的教育使他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总想着绝不可以做有失体面的事，成天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他是个好工人，虽不会兴冲冲地去工作，但却会很努力。他阅读高雅的书籍，欣赏萨尔茨堡音乐厅上演的音乐会，我们之间总有话可谈。其中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就是罗曼·罗兰，尤其是他的《贝多芬》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出于对全人类的责任感，鲍姆很想成为一名医生，这让我对他充满好感。他大概也思考政治问题，但总是以温和的方式，他本能地拒绝一切极端的东西。他非常镇定自若，好像身上一直穿着制服似的。他年纪轻轻就已经会全面地考虑问题了，“为了公平起见。”他说。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一直讨厌的行为就是做事欠考虑。
去他家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父亲原来是个性情中人，非常容易激动，满肚子偏见，不停地发着牢骚；不过，他脾气很好，大大咧咧的，喜欢开玩笑，法兰克福是他最中意的城市。后来我还去过他家几次，每一次，他都会从自己最喜爱的诗人弗里德里希·施托尔策的作品里抽出一段，朗诵给我听。“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他说，“谁要是不喜欢他，谁就该枪毙。”汉斯·鲍姆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家务由他姐姐操持。她生性开朗，虽然还很年轻，但身体已开始稍稍发胖。
年轻的鲍姆做事循规蹈矩，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宁肯咬掉舌头也不肯撒谎的。在他眼里，胆怯是一种罪行，可能还是最严重的一种。要是老师因为某事而质问他——这当然不会经常发生，他属于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会不计后果，坦然作答。倘若不只关他一个人的事，他会很讲义气，保护同伴，但绝不撒谎。每次被点到名字，他都会笔直地站起来，是班里姿势最僵硬的一个，然后果断而从容不迫地扣上外套的纽扣。在公共场合，他绝不会任由外套的纽扣大开，或许这也是大家跟他在一起时，经常联想到制服的原因。鲍姆这个人，实在是无可指摘，他很早就拥有了高贵的品质，而且绝不愚蠢，但他总是保持原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预见他的反应，大家从不会对他的举动感到意外；最令人惊奇的，也许就是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可以让人惊奇的东西。对待荣誉问题，他却远不只是敏感。很久以后，当我跟他讲起弗里德里希的弟弟冒犯我的事情时，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他是犹太人——并且异常严肃地问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跟他弟弟决斗。他既无法理解我能够长时间地做出耐心的回答，也不能理解我后来产生的那种复杂的蔑视感，虽然我向他证明过这一点。这件事令他不安，他认为我身上可能有些不对劲，因为我居然可以忍受这么久。尽管我不允许他以我的名义去做任何事，但他还是去做了一番调查。他最后发现，弗里德里希死去的父亲曾陷入生意困境，据说他的竞争对手——当然是犹太人——插手了此事。我对细节问题不甚清楚，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不足以了解整件事的经过。总之，他父亲很快就去世了。我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家庭里会出现这种盲目的仇恨。
费利克斯·维特海默是个非常热情有趣的男生，他从不在意自己是否在学习，或是学到了多少，因为上课的时候，他忙着研究每位老师。哪怕是老师身上的一点点特性都不会逃脱他的眼睛，他把他们当成一个个角色去钻研，当中自然有他最中意的对象。他手上最大的牺牲品要算是脾气暴躁的拉丁语老师克莱默先生了。维特海默模仿起克莱默时像极了，就好像他本人站在我们面前一样。有一次，正当维特海默模仿克莱默时，没想到他提前来到教室，突然感觉自己与自己碰了个面。维特海默正在表演大发脾气，根本不可能停下来，于是将计就计，开始大骂克莱默，好像克莱默本人成了假的，而且厚颜无耻地以维特海默的角色自居。这个场景大概持续了一两分钟，他们二人面对面站着，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维特海默按照克莱默平日里的方式，用最下流的话继续骂着。全班都在等待着一场大爆发，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克莱默，这个脾气暴躁的克莱默，居然笑了起来，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止住笑。维特海默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他坐在第一排，虽然克莱默忍俊不禁，但维特海默自己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后来，这件事一直没有被提起，维特海默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克莱默对这幅完全贴切的肖像画甚为得意，也不能做出什么反对自己真实写照的举动来。
维特海默的父亲是一家规模庞大的服装厂的老板，家境殷实，而且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富有。除夕时，我们被邀请到他家玩，那所大房子里悬挂的全是利伯曼[11]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挂了五六幅利伯曼的画，我觉得他们家不会再有其他人的画了。所有的收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这家主人的肖像画了。我们受到了丰盛的款待，甚至感到主人有意在炫耀。主人毫不羞于展示他的画像，而且高声提到自己与利伯曼的友谊。我也同样高声对鲍姆说：“他不过是给他画了幅像，远不能说明两人就是朋友了。”
这个人声称自己与利伯曼是朋友，令我反感，甚至仅仅想一下，一位大师竟然会为这么一个俗人画像都让我觉得心烦。这幅画像的存在比画中人的在场更令我反感。我对自己说，要是没有这幅画的存在，这些收藏会是多么美好啊。根本没有可能去避开这幅画，其他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突出它，让人注意到它。虽然我说了句不客气的话，但也不能让它从世界上消失，而且除了鲍姆，没人注意我说了什么。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之间就此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我问鲍姆：画家必须为每个求画者画像吗？如果来找他的人不适合作他的艺术表现对象，那么画家可不可以拒绝呢？鲍姆认为，画家必须接受别人的委托，但画家本人可以将对求画者的看法都表现在画里。画家完全有权利画出一幅丑陋或是令人反感的画像，这属于他艺术的范畴，但要是事先拒绝人家，则会被当成他能力不够的标志，这只会让人觉得他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鲍姆的这一解释听上去很合理、很恰当，但我还是难以接受。我的极端与他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说：“如果一张脸让他感到恶心，他应当如何去画呢？如果他想报复，把那人的脸画走了样，那么这就不能被称为肖像画了。要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有个人坐在他面前让他画，没有这个人，他也一样可以画的。要是他以这种方式嘲讽了求画者，并且还要收人家钱的话，那他就是为了钱而向这些低俗的东西卑躬屈膝。要是换成个挨饿的穷鬼，大家倒还可以原谅，因为没人认识他，但要是一位知名而且大受欢迎的画家这么做了，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鲍姆不喜欢严格的规定，相对于别人的道德准则，他更关心自己的道德标准。他说，总不能要求人人都像米开朗琪罗一样，世间总是存在随波逐流和稍欠自尊的人。我则认为，世上只应存在那些有自尊、有道德的画家，谁要是不具备这些，就该去从事一项普通的职业。不过，鲍姆的说法也引导我去思考另外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想象中的肖像画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是应该按照原貌去创作，还是应该将他人画得完美？要想让画上的自己完美，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肖像画家！一个人，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画家就应当遵循他的原貌。这样的话，大家以后也可以知道，以前的人是什么样子。
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但这件事让我对画家与他们资助者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舒服。我无法摆脱这种质疑，即大部分的肖像画都可看成是为了讨好资助者而作的，因此不要太拿它们当真。也许，这也是导致我当时毅然站到讽刺者行列里的原因之一。对我来说，格奥尔格·格罗兹[12]变得和杜米埃[13]一样重要，为了达到讽刺目的而做的那种歪曲让我大为欣赏，我毫不反抗地就沉入其中，好像它们就是事实一样。
一个傻瓜的忏悔
在我入学半年后，班里又来了一个名叫让·德洛夫斯的新同学。他个头高过我，年纪比我大，长得很壮实，热爱运动，人也长得帅气。他在家说法语，从他的德语里也可以听出一点点法语口音来。他来自日内瓦，但也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与其他同学相比，他的世界主义者出身使他显得格外特别。他比较了解世道常情，但从不在人前卖弄；与鲍姆相反，他从没觉得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有多重要，也从不拿学校里的老师当回事儿，总是以很特别的方式对他们冷嘲热讽，这让我感觉他在很多方面比老师知道得还要多。他非常有礼貌，但绝非刻意做出来的。我也绝不可能事先猜出，他将对某事发表哪些看法。粗俗和幼稚与他无缘，他总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让别人感到他的优势，但又不会因此令人觉得受到压制。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发展似乎都比较均衡。我觉得他是完美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就是他到底会拿什么事情当真。所以，除了我对他的好感外，这个秘密也一直困扰着我。对此我苦思冥想，猜测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但一直都没办法理出头绪来。
我觉得德洛夫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令我对他如此感兴趣。他要是知道了，又要拿这事儿开玩笑了。同他交谈过几次之后，我就决定做他的朋友了，但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所以，我们成为朋友还需要有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德洛夫斯家族是德国最大的私有银行之一的所有者，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父亲肯定非常富有。如果换作我处在这个位置上，必然会导致我对此产生猜疑和反感，因为我总能感受到来自远方的自己家族的包围与威胁，而事实却让我感到惊奇，他父亲并没有继承家族传统成为银行家，而是成了一名诗人。事情就这么简单：他父亲不是在写小说方面小有成就的作家，而是一名很少能够有人理解的现代抒情诗人。我猜他大概是用法语写作的。我从没读过他的作品，但他出过书，我也从未试图找一本来阅读，恰恰相反，今天看来，我当时对此是有意回避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些深沉、难以理解的东西，以我当时的年纪去读，很可能会不知所云，而这种尝试也会变得没有意义。阿尔贝特·德洛夫斯对现代绘画也很感兴趣，他写艺术批评，收集画作，结交了许多个性鲜明的画坛新秀，还娶了一位女画家做太太，她就是我同学的母亲。
起初，我根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就此，让也只是一带而过，听上去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有面子的事——要是人们能从他那些高雅语句中推测出什么的话——而更像是一种困难。直到我应邀来到他家，看到房子里挂满了画，全是强烈的印象主义肖像画，其中还有让儿时的画像时，我才知道这些都出自他母亲之手。面对这些充满活力、技巧娴熟的画作，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修养有限，但还是脱口而出：“她才是真正的画家呀！你居然没跟我提过！”让对我的话略感诧异：“难道你怀疑过吗？我可是跟你提起过的呀！”当然，这要看大家是如何理解“提起”一词的，他从没强调过此事，只是附带着随口一提。我总是将艺术家的创作与巨大的热情联系起来，而他的话令人以为他想转移话题，以为他是在用特有的礼貌方式请别人原谅他母亲的绘画。我本来期待的，是类似米娜小姐在雅尔塔公寓中创作的小花一类的绘画，现在的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让的母亲是不是有名的画家。我看了那些画，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丰富多彩，它们的生机勃勃，以及那栋被这些画所充斥的超大公寓，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又去他家，才正式与这位女画家认识。我觉得她心神不宁、精神涣散，似乎并不幸福快乐，虽然她经常笑不离口。我感受得到她内心深处的温柔，这一点将她与自己的儿子联系在一起。母亲在身旁时，让没有平日里那么沉着，他显得有些担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询问母亲的身体状况。母亲做了回答，但答案令他不满意，他继续追问，他想知道全部真相，语气中没了优越感，也察觉不到一丝嘲讽和同情——后者本是我对他期待的最后一样东西。要是我能经常看到他同母亲在一起，我对他将完全是另一种看法。
然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倒是天天都能见到他，所以，从他身上，我得到了自己那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认为艺术以及献身艺术的人的生活是完整的、无可置疑的。一位父亲，脱离了自己家族的生意，成了一名诗人，绘画是他的偏爱，也正因为如此，娶了一个画家太太。一个儿子，说一口极好的法语，却在一所德国学校里读书，而且会偶尔自创一首法语诗——父亲这么做更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他对数学更感兴趣。此外，还有一位叔父，父亲的一个弟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医生兼神经学家，以及他的女儿玛丽亚，她令我惊为天人，我只见过她一次，真希望能再见到她。
这里真是什么都不缺：医学这门科学是最令我尊敬的——我总是一再冒出将来要学医的想法；还有那深色头发、任性的堂妹的美貌，那时，让已略微表现出了解女人的样子，他完全同意堂妹很有魅力，虽然他总是倾向于用更严格的标准去评价她。
同让一起谈论女孩子，是件非常惬意的事；事实上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不久以后，我从他的谈话里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慢慢地可以自己道出一些故事来。这些事都是虚构的，我仍像在苏黎世时一样没有经验；但我向让学习，学他的样子。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我馈赠给他的纯粹是故事，而且我喜欢只讲很少的故事，甚至最喜欢只讲一个充满曲折变化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令让不断地追问，尤其是故事中的一个女孩子——为了表示对他堂妹的尊重，我将其取名为玛丽亚——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除了赋予其美貌之外，我还让她的个性充满矛盾：某人以为今天获得了她的好感，可第二天，这个人对她来说就完全无所谓了。但事情至此还不算完，两天后，这人会因为自己的坚持不懈而得到她嘉奖的吻，从此，生活中就有了长久的受委屈、被拒绝和最温柔的解释。对女人的天性，我们做了很多揣测。他坦言，自己虽然经历过各种事，但像这个玛丽亚那样难以捉摸的女孩还从未遇到过。他表示想认识这个玛丽亚，对此我没有断然拒绝。我借口玛丽亚脾气变化无常，成功地劝阻了他，他对此也没有起疑心。
正是这些几乎没有休止的谈话——它们具有自己的价值，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唤起了我对那些本来漠不关心的事物的兴趣。对此我一无所知。相爱的人之间除了接吻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我是说不出来的。在膳宿公寓里，拉姆小姐与我们仅一墙之隔，每天晚上，她的男朋友都会来看她。尽管母亲考虑周到，事先用钢琴抵住相通的那扇门，但就算不注意去听，还是什么都听得到的。也许是这种关系本身让我对隔壁传来的响声感到惊奇，但我并没有花心思去想。一开始是奥登堡先生的请求，拉姆小姐给他的答复是粗暴的一声“不”。请求继而升级为乞求，没完没了的央求、哀求，但都被那冷酷的“不”所打断，听起来好像拉姆小姐是真的生气了。“出去！出去！”她命令道，奥登堡先生则心碎地哭了。有时候，她真的会把伤心哭着的他扔出去。我不知道他下楼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哭，如果在楼道上碰到公寓里的其他人，他是否还有胆量走出去，因为别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他会被允许留下来，这时哭声就变成了啜泣，但十点钟一到，他就必须离开，因为公寓里有相关的男性来访规定，不允许他再待下去。
如果哭声太大，影响了我们阅读，母亲就会直摇头，但我们从不就此进行交谈。我知道，这种邻居关系让母亲感到很不舒服，但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听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似乎对这种关系并没有十分不满。我把听到的都藏在了肚子里，在我的想象中，从没有将这些与让的征服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我可能没想到，这些事情对我想象出来的玛丽亚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让的如实讲述和我虚构的故事从不会涉及粗俗的东西。大家只是以从前常见的那种方式说说而已。一切都带上了骑士色彩，关键是勾起对方的羡慕，而并非想从情感上抓住对方。如果可以巧妙地勾起对方的羡慕，让对方对此记住并不忘却，那么，讲述的人就赢了。是否征服了听者，关键是看讲述者有没有给对方留下印象，以及对方有没有认真对待讲述者的话。如果将虚构出来的那些美事说出来，而且不被打断，如果不再仅凭自身的讲述技巧而得到讲述它们的机会，并且受到听者的期待与迎合，那么就证明对方是拿你当真的，你也就是真正的男人了。关键是能经受得住考验，这比冒险更刺激。让经受住了考验，他能说出一大堆这类的考验。虽然我讲给他听的那些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我仍相信他所讲的每一个字，就像他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样。我当时并没有因为我所讲的都是杜撰出来的而去怀疑他说的话。这种讲述只存在于我们之间，也许他美化了一些细节；而在我杜撰出来的全部故事里，他对一些细节尤为感兴趣。我们之间的讲述会相互调整，它们之间是和谐的，其影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同样深远的。
我与汉斯·鲍姆谈话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们二人算不上朋友，让觉得鲍姆太无趣。让鄙视优等生，在他眼里，被鲍姆视为很重要的义务显得非常可笑，因为它们死气、呆板，总是一成不变。他们之间刻意保持着距离，这对我来说是种幸运，因为，倘若他们聚在一起，把我对爱情发表的见解进行一番比较的话，我的名声很快就会臭掉。
我对鲍姆说的话，都是我心里真正想的，而对德洛夫斯说的那些都是闹着玩的。也许我想学德洛夫斯，虽然我只有在交谈中才能与他进行较量，在其他的时候则避免与他一争高下。有一次，我与鲍姆进行了一场异常严肃的交谈，我对爱情发表的最终见解令他吃惊。“世间根本就没有爱情，”我解释说，“爱情是诗人们捏造出来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从书上读到了它，并且相信了它，因为人们还年轻。大家认为成年人对自己隐瞒了它，所以在自己亲身经历之前，才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相信它。没有人能够自己想象出它来。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爱情。”他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我感到，他根本就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因为他对一切都看得很认真，再加上他又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所以，他没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否则，他就得吐露藏在内心深处的亲身经历，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这种极端的防卫其实是对读过的一本书的反应，从在苏黎世时起，这书就一直放在母亲那里，而现在，我违背她的意愿读了这本书：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母亲特别钟爱这本书，因为我留意到，她总是把这本书放在身边，而将斯特林堡的其他作品全堆放在一起。有一次，我非常傲慢地称奥登堡先生为“卖领带的”，并且暗想，拉姆小姐为什么能够一晚接一晚地忍受他的到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故意的，我手里拿着那本《一个傻瓜的忏悔》在桌上把玩着，一会儿将它打开，随意翻看，一会儿又将它合上，翻转过来，然后再打开）。母亲以为我受隔壁每晚上演的重复场景的影响，所以打算从现在开始阅读这本书，因此求我：“不要读它！你会破坏自身的某些东西，而且再也无法弥补。等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再读吧，那时它对你就构不成危害了。”
很多年来，我都盲目地相信她，她无须任何理由就能阻止我阅读这本书。但现在，自从洪尔巴赫先生来访后，她的权威受到了撼动。我亲自和他打过交道，他和母亲口中描述的根本就是两样。现在，我要亲自看看这本斯特林堡的书里到底讲了什么。我没有向母亲做出任何承诺，但她相信我不会做出违背她意愿的事。后来，我伺机拿到了《一个傻瓜的忏悔》，背着她，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读了一遍，速度之快，就好像我以前读狄更斯一样，但却再也没有兴趣读第二遍了。
我无法理解这种忏悔，在我眼中，它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想来，可能就是冷峻、试图对超出眼前所发生的事一言不发、压缩和局限于特定情境，让我对它产生了排斥。在这本书里，我找不到活力，发现的活力，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不是具体细节上的。而真正的活力——仇恨，我则没有识破。我没意识到，这与我自己最早的阅历——忌妒——有关。该书开头部分的不自由扰乱了我的心情，它牵扯到另一个人的太太：这带给我一种充满荆棘的感觉。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地与人相处。带着十七岁的骄傲，我看世界总是直来直去的，鄙视那些遮遮掩掩的东西。对立就是一切，只有这种面对面才有意义。从旁窥视和旁敲侧击被我看作没有意义。也许这本书太容易读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好像自己从未读过它似的。但其中的一处描写，令我就像被木棒击中一样，这也是书中唯一的一处，其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记到现在，尽管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幕，我才没有拿起它来读第二遍。
书中的主人公，那个忏悔者，也就是斯特林堡自己，首次接待自己朋友的妻子来访，她是一名近卫军军官的太太。他脱去她的衣服，将她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个房间里，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房间，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房间。也许，这就是我强烈反对它的理由之一：这是不可能的。作者想用被他称为爱情的东西说服我，但我不会让自己就这么被他俘获。我认定他是一个撒谎者。我不仅不想知道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令我感到恶心，因为，这件事是背着朋友发生的，那个女人是朋友的妻子，而这个朋友信任这两个人——而且，我还觉得这事很荒唐，可算是一出非常拙劣的杜撰，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近乎无耻。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放倒在地呢？为什么他要脱掉她的衣服？为什么她愿意被脱掉衣服呢？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而他就那么看着她。这一情景对我来说既新鲜又无法理解，但也让我对作者很恼火，他居然敢堂而皇之地这么写，就好像真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我内心展开了一场反对它的运动，就算所有人都意志薄弱，都被说服，都相信会发生这种事，但我不相信，我永远都不会相信。隔壁房间里，奥登堡先生的哀求与此毫不相关。拉姆小姐在自己的房间里昂首挺胸地走着。有一次，我在我们房间的阳台上看星星的时候，透过望远镜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我认为，望远镜对准那个明亮的窗口是个偶然。她裸体站在那儿，高昂着头，苗条且被闪烁着的红光包围，我被这一场景惊呆了，一再地望过去。她走了几步，身体一直保持笔直，好像穿着衣服一样。在阳台上，我听不到哀泣声，但当我尴尬地走回房间时，声音立刻扑面而来，十分清晰。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在阳台上的时候，它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当拉姆小姐在她房里来回走动的时候，奥登堡先生一直在哀泣，但她并未把这些放在心上，她的举动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好像自己独处一般，连我也没有看见他，似乎他真的不在房里。
晕厥
每天晚上，我都会到阳台上看星星，寻找自己认识的星座，一旦找到了，便会心满意足。并非所有的星座都像头顶上位于最高点的天琴座那样，因为有一颗耀眼的蓝色织女星而变得清晰可见，也并非所有的星座都像正在升起的猎户座一样，因为有一颗巨大的红星而变得醒目。我能感受到自己寻找的那份遥远，但在白日里，我是没有这种空间距离感的，只有夜晚看星星的时候，这种感觉才会萌生。有时，为了让这种感觉到来，我会随意说出一个庞大的光年数字，正是这些光年把我同那些星星分离开来。
那时候，很多事情让我心烦，我对生活的困苦有着罪过感，因为这困顿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而我们却不受其侵害。倘若我能有一次成功说服母亲，说我们享受这种被我称为“幸福的生活”是不公平的，那么，我的负罪感可能会减少一些。但每当我说起这些，母亲都会突然变得冷漠，有意闭口不谈，而在此之前她还在就某个文学史或音乐史上的话题激动地发表看法。不过，让她重新开口倒也不难。只要我肯放弃那个她不乐意听到的话题，她就会恢复常态。但我一心想逼她发表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告诉她当天看到的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并直接问她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她沉默，脸上露出轻微的蔑视或厌恶的表情，只有当这些事情非常糟糕时，她才会开口道：“经济危机不是我造成的。”或者：“这是战争的后果。”我觉得，她不认识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与她毫不相干，尤其是牵涉到贫困的时候，她更是漠不关心，而在战争期间，当其他人因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时候，她是真真切切产生过同情感的。也许，她的同情心已经在战争中耗尽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她身上的某个东西用尽了一般，因为她过度地使用了它。但这种猜测还是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因为，越来越令我感到困扰的，是怀疑她在阿罗萨时就已经陷入那些她所崇拜的人的影响之下，因为那些人“立足于生活”，因为那些人“愿意做她的丈夫”。当她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些以前从未用过的表达，而我对此表示抗拒并抨击她时（“为什么只有这些人才是立足于生活？他们不过是疗养院里的病人。如果他们对你说起这些事，那么他们就是些有病的游手好闲者。”），她勃然大怒，指责我对病人冷酷无情。她似乎收回了对世人应有的同情心，只将它们狭隘地局限在那家疗养院里的人身上。
但在那个小世界里，男人要远远多过女人，因为那些男人都在竭力争取她这个年轻女性，当他们为了引起她的注意而展开竞争时，也许正因为自身有病，他们才会极力表现出男人的本性，并大肆宣扬，好让母亲相信他们，并且接受这些习性和特点，而在不久之前的战争期间，她可能还蔑视甚至厌恶这些男人本性。她之所以在这些男人当中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她很乐意倾听他们的心事，是因为她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人，是因为她随时都愿意聆听别人的忏悔，但从不会利用这些隐私去搞阴谋诡计。多年来，她习惯了只有一个孩子作为聊天伙伴，而现在，她一下有了这么多人可以聊天，所以她特别在乎他们。
她是不可能同他人建立轻浮浅薄的关系的。这就是她最大的优点——认真。除了她的三个儿子，外面那个较大的世界曾是她的全部，但在疗养院期间，正是她的认真令她为了这个小世界而远离了外面的世界，但她又不能偏爱这个小世界，因为这里都是些病人。也许，她又重新变回本来的自己——富人家里最受娇惯的女儿。在她生命的重要时期里，她感到不幸，同时也产生了负罪感，她异常努力地发展儿子们的才智，来摆脱自己那说不清而又近乎不可理解的负罪感。当她集中所有力量，疯狂仇恨战争的时候，她的人生最终在战争中达到高潮——也许，在我意识到之前，这个重要时期已经过去了，而那来往于阿罗萨和苏黎世之间的通信就是一个捉迷藏游戏，我们看似抓住以前的东西不放，其实，它们早已不存在了。
住在夏洛特膳宿公寓，并非就让我能够将这所有的事情清楚、冷静地说出来，尽管在洪尔巴赫先生来访之后，我已开始明白并能正确理解一些事情。发生的一切更多是以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进攻。通过这种形式，我试图把自己认为是世界上“真实”的东西向她拉近。对这种进攻来说，楼下饭桌上的谈话经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学会隐藏自己的动机，有时候甚至伪装得很无辜：我向她请教在楼下没能理解的事情，同她讨论那些令她厌恶的人的行为。在对年轻的暴发户贝姆贝格夫妇的看法上，我们两人是完全一致的。她一生都没有改变对新贵们的蔑视。如果我对自己说，这种蔑视是由她对“良好家庭”的看法决定的，那么，在与她意见一致的片刻里，我就不会感到那么愉快了。
最好的情况是，我试着问母亲问题。一种绝非天真的狡诈促使我问她一些事情，她凭经验就能回答。这让我有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然后，我可以逐渐接近正题。不过，我经常会失去耐心，未加思索地发问，因为有些事情实在太让我感兴趣了。所以，当她完全无法回答，而只好以最狭隘的方式诬蔑梵高为“疯子画家”，以掩盖自己的无知时，就出现了她在梵高问题上的失败。这让我失去控制，对她展开猛烈攻击。我们开始争吵，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出彩的事。就她而言，因为她很明显是错误的一方，就我而言，因为我毫不留情地指责她随意对不知道的事情发表言论——而在我们以前有关作家的交谈中，她曾经激烈地批判过此类做法。在这样的争吵过后，我会极度失望，不得不离开房间，骑车出去——这是在法兰克福岁月里的一种安慰方式。如果她沉默，如果我们并没有争吵，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另一种更为必要的安慰就是天上的星星了。
她竭力否认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她以故意的、带有选择性及随时都可视而不见的方式进行抗拒的事情，当时的我是那么迫切地想清楚知道，令我无法将它们埋在心头，我必须跟她谈这些事情，而这种谈话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谴责。她害怕我放学回家，因为，我肯定会谈起一些新的东西，要么是我亲眼所见，要么是我听说的。由于我在说第一句话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她的不理不睬，所以说出来的话反而更加激烈，而且用她难以接受的口气谴责她。起初，我绝对不是指责她是那些在我看来是不公平或者不人道的事情的制造者。但因为她不愿听到这些事——因为她养成了自己的一种方式，对我说的事只是半信半疑——所以，我的讲述才会演变成一种谴责。由于需讲述的东西带上了个人因素，所以我强迫她去听、去回答我的问题。她试着以“我知道，我知道”，或者“我能想象”来回答。但我不肯就此罢休，而是把自己经历或听说的事情加以强化，将这一切砸向她，就好像受某种力量的驱使，将控告引向她那里。“听着！”我会说，起初是不耐烦，接着就变得气愤，“听着！你必须对我解释此事！怎么可能发生了这些事，却没有人发现？”
一位妇女在大街上突然晕厥，倒了下去。扶住她的人都说“是饿的”；她面色苍白得可怕，十分憔悴，其他人却径直从旁边走过，毫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你在那里停下来了吗？”母亲刻薄地问，对这种事情她不得不说点什么。还真让她说中了，我回了家，同她和弟弟们一起围坐在桌边，我们习惯在这里喝下午茶。茶就摆在我面前，我的盘子里放着一块黄油面包，我还没开始吃，但我像往常一样坐到桌边，一坐下，就开始讲述自己的见闻。
我在这天看到的事情不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街上有人晕倒在我眼前，而且是因为饥饿和虚弱而倒下。我深为震动，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里，一言不发地坐到桌边自己的位子上。瞥见那块黄油面包，尤其是看到放在桌子中央的那罐蜂蜜，我的舌头松动了，开始说话了。她很快就看出这情形中的可笑之处，一如她的一贯作风，对此做出的反应过于激烈。真希望她能稍微等一下，等我把黄油面包拿起来开始吃，或者等我把蜂蜜涂到面包上，我当时的可笑行为让她发出的嘲讽差点击垮了我。她又一次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也许她认为，既然我坐了下来，那么就会像往常一样开始用下午茶。她太信赖执行程序，而且想以此作为武器，尽可能迅速地击败我，因为对她而言，由于想象饥饿和昏厥而破坏了下午茶是非常讨厌的，仅此而已，就是令人讨厌，同时，也因为她没有同情心，所以，她低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严肃程度。我踢了桌子一脚，茶从杯子里溅到了桌布上，我说：“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然后冲出门去。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跨上自行车，失望地在我们街区的道路上漫无目的地骑着，而且能骑多快骑多快，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因为，我还能想干什么呢。但心里却充满了对下午茶的仇恨，我眼前一直浮现那个蜂蜜罐子，我恶毒地诅咒它。“我真该把它扔到窗外去！扔到大街上去！不要扔到院子里！”只有当它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摔得粉碎时，它才有意义，然后，所有的人就都知道，当其他人挨饿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吃到蜂蜜。但我却什么也没做。我让那个蜂蜜罐子好端端地摆在桌子上，也没弄翻杯子，只是溅出来少许的茶水到桌布上，这就是我干的全部事情。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但我却没做出什么实质的举动，我身上的暴力因素太少——一只温顺的羔羊，没人听得到它悲惨的叫声，母亲为下午茶受干扰而生的气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再没发生其他的事。我还是回到了公寓。她惩罚我的方式是同情地问我，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人们是可以从昏厥中恢复过来的，这又不是什么无可挽回的事情，可能因为我碰巧看到那个妇女倒下去，所以受到惊吓了。而看到有人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很担心她又要提到森林疗养院和那些死在那里的人，她总是习惯说，那些人就在她眼前死去。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提起，而是说我应该习惯这些事情，因为我有时候提到自己想当医生。倘若一个医生在病人死的时候自己先晕倒，那他算什么医生呀？也许，我看到这次晕厥也是一件好事，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慢慢习惯这些事情了。
如此一来，令我愤慨的这次晕厥事件成了我泛泛的职业愿望：做医生的愿望。面对我的粗暴行为，她没有斥责，而是对我今后的生活给予了指点，如果我不变得更坚强、更克制，那么在今后的生活中就会失败。
这件事情过后，那个污点就跟随着我：我不适合做医生。我心肠太软，是不会胜任这一职业的。她指出我未来的变化，让我印象颇深，尽管我从不承认这一点。我思考了很多，下不定决心。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医生。
吉尔伽美什[14]与阿里斯托芬[15]
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光里，我经历到的不仅仅是那些寄居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的人。由于这样的经历每日都在延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而它不可低估。就餐的时候，大家总是在固定的座位上就座，坐在自己对面的也总是同一个人，因而他对自己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形象。大多数人总保持一成不变，他们嘴里永远不会说出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但其中一些人会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天性，如果他突然发生转变，是会令人感到吃惊的。这就像一出戏，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而我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急切和好奇走进用餐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