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校里的老师，除了一个人之外，我都不感兴趣。脾气暴躁的拉丁语老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大发雷霆，然后骂我们“大笨蛋”，这还不是他唯一的骂人话。他的教学方法很可笑，要我们必须背出那些“例句”。出于对他的厌恶，我没有忘记在苏黎世学到的拉丁语，这真值得惊奇。他冲动时的那种难堪与喧嚣是我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没经历过的。战争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一定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为了能稍稍感到好受一点，有时候大家私底下就这么说。有些老师身上的战争印记尽管不明显，但还是能看得出来。他们当中也真有一个非常热情的，对学生的感情都要漫溢出来了。还有一位出色的数学老师，自身有点精神错乱，不过他的精神错乱只作用于自身，而不会针对他的学生。他上课时全身心地投入，认真的态度几近惊人。
我简直忍不住想通过观察这些老师来描绘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不同影响，但要想这么做，必须了解他们的经历，而他们对此却从不提起。我只看得到他们的面孔和外形，只熟悉他们在课堂上的举动；除此之外，有关他们的任何事情都只是道听途说。
但在此我要提到一个内向而正派的人——盖尔伯，我们的德语老师，对他我怀有感激之情。与其他老师相比，他为人谨小慎微。通过作文，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形式的友谊。作文的题目都是他确定的。起初，这些作文让我感到乏味，它们往往是有关玛丽·斯图亚特[16]或是类似的内容，不过写这些东西不费什么力气，而且他对我的作文也相当满意。然后，题目逐渐变得有趣，我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对学校的不满，因此已经是相当地反叛了，而且肯定也不符合他本人的观点。但他却接受了它们，用红笔在结尾处写下长长的评语，给我一些东西去思考。写评语时，他非常宽容，对我发表个人观点的方式大加赞赏。而他表示异议的地方，我也从没当成是反对意见，就算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对此我也感到高兴。他不是一个会激励人的老师，却非常善解人意。他长得小手小脚，举手投足的动作幅度也很小。要不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话，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给人的感觉都稍稍弱化了，就连他的声音都不同于其他老师，不是那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男声。
盖尔伯将他管理的教师图书馆向我开放，我想读多少，他就借给我多少。我痴迷于古典文学，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德文译本：历史学家、戏剧家、诗人、演说家，只有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还没有去碰。其余所有领域我真是全都涉猎过，不仅仅是那些大作家，还有另外一些仅仅提供了素材的作家，也令我感兴趣，例如迪奥多拉[17]和斯特拉博[18]。我无休无止的阅读欲令盖尔伯惊异不已。两年以来，我从他那里只借阅这方面的书籍。当我开始读斯特拉博的时候，他轻轻摇了摇头，问我要不要换一本，去读读中世纪的作品，但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一次，当我们在教师图书馆碰到的时候，盖尔伯小心翼翼地、近乎温柔地问我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我已经感觉到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了，但我却说是医生，虽然有些迟疑。他很失望，考虑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那您可以成为第二个卡尔·路德维希·施莱希[19]。”他很欣赏此人的回忆录，但他更希望我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从此以后，一旦能扯上些关系，他都会不经意地提起这位经常写作的医生。
在他的课上，我们会分角色朗读节选的作品。老实讲，我不觉得这有意思。但这是他的一种尝试，希望让那些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的人，通过担任一个角色来融入进去。他很少会选那些无聊透顶的文章。我们读的是《强盗》[20]、《艾格蒙特》[21]、《李尔王》，而且还有机会去剧院里看这些戏的演出。
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人们常会谈起剧院里的演出，还会对此展开深入讨论。他们以《法兰克福报》上的评论为出发点探讨着，即使持有其他观点，也会对那高品位的、印刷出来的主流观点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且因为总有房客中的内行们参与，所以，这类谈话具有一定的水准，也许还比谈论其他事情的时候更加严肃。大家十分关心戏剧，并为此感到自豪。如果演出失败了，人们会感到震惊，而且不会满足于单纯的轻蔑的攻击。剧院是一处得到公众认可的机构，因此，即便是那些平时站在大家对立面的人，都不敢轻易触及这个话题。舒特先生因为重伤致残，几乎从来不去剧院，但是大家可以从他那不多的话中听出，他会从昆迪希小姐那里了解每一次演出。他的话听起来十分肯定，好像他亲自去看了一样。谁要是对这个话题真没什么话说，就会保持沉默，要是在这方面出了洋相的话，那可是最让人难堪的了。
由于一般所谈论的大多数事情看上去都不太确定——一切都摇摆不定，而且并不仅仅限于表面，当各种观点相左的时候——因此，像我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就会觉得，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东西，那就是戏剧。
我经常去剧院看演出，有一场戏尤为吸引我，我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看了好几次。剧中出现了一位女演员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时至今日，我眼前还会清晰地浮现出她的样子：盖尔达·穆勒扮演的彭忒西勒娅[22]。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23]的剧作《彭忒西勒娅》。她给我的感觉就像自己当时在读的一部希腊悲剧《酒神的伴侣》[24]。亚马逊人作战时的野性就像疯狂的女人在撒泼，在克莱斯特的作品里，活活地将国王咬得粉碎的不是那些行动如闪电般的人，而是彭忒西勒娅本人，她放出群狗撕咬阿希尔，并且自己也加入其中，将自己的牙齿嵌进他的肉里。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勇气观看舞台上的这一幕，而我每次读到这部分的时候，就会听见她的声音，并且这声音从此未有减弱。我对这位女演员保持着忠诚，她向我说明了爱情的真谛。
我没把这与公寓里隔壁的哀求联系起来，《一个傻瓜的忏悔》也仍被我视作谎言。
在那些经常出场的演员中，卡尔·艾伯特最初是经常登台表演的，后来就只是客座演员。数年之后，他因与此无关的其他事情而名声大噪。早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扮演的是卡尔·摩尔[25]和艾格蒙特。我习惯看他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会就冲着他去看演出，而且从不为此感到羞愧，因为我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光里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归功于此。在一次周日的早场演出中，他要朗诵一部我还没有听说过的作品，是一首巴比伦的史诗，年代比《圣经》还要久远。我知道，巴比伦那里也出现过《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据称，那里的传说后来被记载到了《圣经》中。这些就是我所能期待的一切，但倘若仅此而已，我是不会去的，然而，朗诵的那个人是卡尔·艾伯特，而我又狂热崇拜这位值得爱戴的《吉尔伽美什》演员，他对我的生活、对生活最本质的意义、对信仰、力量和期待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
吉尔伽美什因朋友恩奇都死去而作的悲诉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为了他，我日夜流泪，
我不承认人们已经埋葬了他——
我的朋友是否会因为我的呼唤而站立起来——
七个白昼七个黑夜，
虫子已经侵蚀了他的面孔。
自从他去了那里，我不知道怎样生活，
像个强盗一样在草原上游荡。
接下来是他反抗死亡的行动，他穿越天山的黑暗，横渡死亡之水，找到了自己被从洪水中救起的祖先乌特纳皮施提姆，这个被上天赐予不死之身的人。吉尔伽美什想从他那里得知自己如何才能长生不死。是的，吉尔伽美什失败了，自己也死了。但这却增强了别人对他这种行动必要性的认同。
从听到这个神话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以多种方式对它进行反复思考，但却没有一次认真地质疑过它。由此我知道了神话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在我的心中它也是一个统一体，对此我不能吹毛求疵。至于我是否相信这个故事，无关紧要，面对我由之构成的这最本质的东西，我怎么能决定自己是否相信它呢。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至今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并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做出决定，人们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还是抗拒它。通过抗拒死亡，我获得了感知光辉、财富、痛苦和绝望的权利。我生活在这无尽的反抗中。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会失去周围的亲人，如果这种痛苦毫不亚于吉尔伽美什失去恩奇都之痛，那么，我至少有一点是胜过这位巨人的：我关心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的亲人的。
在那个喧嚣的年代里我碰到了这首史诗，它集中表现少数几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记忆中的法兰克福岁月充斥着带有公众性质的事件，它们接踵而至。此前总是谣言满天飞，公寓的饭桌上充满了各种谣言，但未必都是假的。我记得，关于拉特瑙被谋杀这件事，大家是早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那时候还没有收音机）。最常出现在谣言里的是法国人。他们占领过法兰克福，然后又迁走了，突然间，传言他们又要回来了。镇压与赔款成了日常用语。在我们学校地窖里发现的军火库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经过调查，证实一名年轻的教师要对私藏军火事件负责，我只是看见过他，他非常受欢迎，是学校里最受爱戴的教师。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最早见到的那些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并不少见，并且总是反战的。两派人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那些站在推翻现政权一边的人，希望通过推翻政府来结束战争，而另一派人的愤怒不是针对战争的，而是对一年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不满。这是最重要的分歧，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了。在一次抗议拉特瑙被害的示威游行中，我第一次对群体有了感性认识。此次经历带给我的影响体现在几年之后的讨论中，所以在此先不多叙，届时再细谈。
在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小家庭又是一幅瓦解景象。母亲觉得身体不适，也许她是受不了我们每日的争论。她去了南方，就像她以往多次所为一样。我们离开了夏洛特膳宿公寓，三兄弟一起来到另一个家庭，负责照顾这个家的苏塞太太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就算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会这样对我们。这个家庭里有父亲、母亲、两个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位祖母和一个女佣。我同他们中的每个人以及住在我们旁边的两三个外国房客都很熟，要想介绍他们的话，非得写一整本书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记下我当时对人的理解。
当时，通货膨胀发展到了顶峰，每日翻番，最终达到了一万亿的程度，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极端严重的后果，即便它们不尽相同。关注这一切真是件可怕的事：无论发生什么，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都是由于唯一的一件事引起的，即纸币的迅速贬值。向人们袭来的不仅仅是混乱，而是像每日爆炸一样的东西，今天这个人如果还余下什么的话，次日就到了别人的手里。我并非只是看到了其总体的影响，我看得清清楚楚，在每个家庭的每位家庭成员身上，最细微、最个别、最私人的事情都起因于同一件事——纸币的癫狂运动。
为了战胜我自己家里钻进钱眼子里的人，我把蔑视金钱当成了某种合理的道德观。我把钱看成是无聊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无法赢得才智。那些屈服于金钱的人，会逐渐因此而变得才情枯竭、索然无味。现在，我突然从可怕的另一面认识了它——它像拿着巨大鞭子的魔鬼，鞭打一切，包括人，还触及他们最隐秘的老鼠洞。
也许正是这件事所引起的外在后果，让母亲逃离了法兰克福。她起初对此漠不关心，但我不停地让她想起这些事。她又回到了维也纳。一旦她的病情稍有好转，她就把两个弟弟带出家门，在维也纳为他们找学校。我还得在法兰克福待半年，因为高中毕业考试就要到了，之后我再去维也纳读大学。
在法兰克福的最后半年里，虽然还是住在同一个家庭里，但我感觉到了完全的自由。我经常参加集会，听夜晚在大街上进行的辩论，听到各种见解、各种理由、各种信念与其他的看法产生碰撞。大家热情地讨论着，激昂万分；我从不参与讨论，只是认真地听别人说，思想很紧张，这令今天的我都感到恐惧，因为我没有反抗的力量。自己的见解是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重压的。很多我无法驳斥的东西都冲向我，有些还吸引着我，我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能理解交织碰撞到一起的语言的分离性。那时，听过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我都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形象，甚至无法模仿他们。我把握到的是那些观点的分离性，认清了各种理由的坚实核心，这就像魔鬼手下热气翻腾的大锅，其中所有的成分都有着自己的气味，都能辨别得出来。
我对人们内心那种不安的感知，后来再也没有像在那半年那样。作为人，他们之间存在很大区别，但这并不重要；在以后的岁月里，假如我回首过去，我几乎是不会注意到这点的。我留意的是每个理由，尽管它们与我意见相左。有些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说的人，对自己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很有把握，我却视他们为招摇撞骗者。而在大街上，大家东一群西一堆，那些人并非演说者，而是试图说服对方，这时，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安，我会认真看待他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将这个时期称为我跟阿里斯托芬学徒的时期，听上去应该不是狂妄或轻率的。当时，我在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每部喜剧都源自一个突发奇想，并且每部作品都通篇一致而有力。在我接触的第一部《吕西斯忒拉忒》中，女性对男人实行的“性”罢工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的结束。类似这种奇特的想法，在他的作品里还有很多。由于他的大部分喜剧作品都失传了，因此他的很多奇想自然也没保存下来。我要是没注意到这些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相似性，那我肯定是瞎了。现实生活的一切也都源自一个前提条件，即纸币汇率的波动。但这不是突发事件，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这才不可笑，而是可怕；如果人们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会发现它与那些喜剧是那么相似。人们也许会说，阿里斯托芬式的看问题的方法虽然残酷，但却是唯一能将碎成千份的小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法。
从此以后，我对舞台上单纯表现私人境况的反感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在形成于雅典的新旧喜剧的矛盾冲突中，虽然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毫不犹豫地站到旧的一边。只有将公众当成整体去塑造，我才认为它具有在舞台上表现的价值。那种表现具体人物的个人喜剧，即使它本身不错，我也总会感到有点难为情，而且在这种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退回到藏身之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类似进食一类的原因，我才会离开这个藏身之处。如同阿里斯托芬所开创了的先河那样，对我而言，喜剧的生命力源于自身的一般利益，以及将世界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观察；它可以对之为所欲为，突发奇想，甚至将其推到疯狂的边缘，连接，分离，变换，对比，为新的想法找到新的结构；不重复，不平庸，挖掘观众最后一丝潜力，触动他，攫住他，耗尽他。
肯定是很久之后的反思让我发现，我选择那些戏剧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并且在那时就已经定型了。我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错误的，否则如何解释我对法兰克福最后岁月的记忆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第一次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时我就突然发现，现实与阿里斯托芬式喜剧中的世界是同一个。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在这二者之间，一方逐渐变为另一方，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进入了我的记忆，从而使之成为对我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并且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某个与吉尔伽美什相关但又相对的东西，它涉及的是与其他所有人相分离的单个人的命运：这个人一定会死去，无论他是否接受，死亡都在前方等待着他。
第二部 风暴与强迫维也纳（1924-1925）
与弟弟一起生活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我和格奥尔格一道搬往普拉特大街22号，住进了苏新太太家里。我们的房间位于她公寓的最后面，采光不好，窗户朝向院子。在那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月，并不是一段特别长的时光，但独自和一个弟弟在一起生活，这还是头一遭，而且这段日子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与弟弟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上升为他的良师益友，他会同我商谈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所有与道德伦理相关的问题。人们允许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唾弃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们想知道、想认识的事情——在一起生活的四个月里，我们几乎每晚都在工作学习的间隙里谈论这些。我们俩就坐在窗边那张大方桌旁边，每人面前放着各自的书籍与练习本，只需稍稍抬头便可看到对方的正面。他虽然小我六岁，但当时已略高过我，坐着的时候，我们俩是差不多高的。我决定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但尚未确定是否会坚持下去），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了。由于在法兰克福的中学里没有学过相关科目，所以我急需恶补一下化学知识。在仅有的四周时间里，我打算补上错过的东西。我拿了本无机化学的教材，尽管它太偏重理论，甚至可以说与实践毫不相关，但也让我很感兴趣，飞快地读了下去。
无论我多么专注于某样事情，格奥尔格都可以随时打断我，向我提问题。十三岁的他在位于施督本棱堡的一所实科中学[26]里读低年级。他非常好学，也学得很轻松，但是在绘画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他们学校又很重视这一科。不过他的求知欲很强，我在他这个年纪时也是这样。他对每样事物都能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少涉及他理解不了的东西，因为所有他能阅读的东西，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明白；他关心的是更具体、更细节的问题，他想了解那些讲授一般性知识的教科书之外的东西。对于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都可以当场回答，不用先思考一下或是先查阅资料。我很高兴可以将自己了解的知识传输给他，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与别人分享过这些东西，没有人和我一起谈论这些事情。他发现，每次我都很乐意被他打断，而且他也可以无限制地提问。短短的几小时里，我们可以谈到很多事情，而且这让我能振作起来学习化学，因为化学对我来说还略显陌生、具有威胁，毕竟我很可能要在未来四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同它打交道。格奥尔格询问我有关罗马作家的事情，询问我历史问题——而我总会将话题引向希腊，只要有可能——询问我数学难题、植物学和动物学，他最喜欢问的是与地理相关的事情，例如风土人情之类。他已经知道，从我这里，他可以了解到最多的就是此类知识，有时候，我不得不强制自己停下来，我真是太喜欢将自己从科学考察人员那里获得的知识一一讲述给他听了。我们还会对人类的所作所为做出评价。每次谈到异国人民在与疾病抗争时，我都会十分激动。当时，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放弃学医带来的痛苦，因而天真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夙愿寄托在了他身上。
我就是喜欢他的永不知足。当我坐下温书的时候，我已经在期待着他要提出的问题了。我受他沉默的折磨远多过他受我的沉默折磨之苦。他要是有贪权的野心或者工于心计的话，早就可以用沉默这一最简单的方式控制住我了。倘若在桌子旁坐一晚上他都没提一个问题，就会让我感到备受折磨、沮丧万分。关键在于：他的提问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就像我的回答一样。他想求知，而我想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他得到的新知识又会促使他提出新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从未让我难堪得下不了台，他的永不知足总停留在我知识的范围内。也许是因为我们天资相似，也许是因为我那热情洋溢的讲述阻碍了他了解其他事物，他只会问那些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答案的问题，从不让我难堪；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对我知识的空白处提问的。我们二人都很开诚布公，不会对对方刻意掩饰什么。那时候，我们相互都很依赖，这里没有我们亲近的人，我们只需满足一个要求：他不会令我失望，我也不会令他失望。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我们在窗边大方桌旁的“学习夜晚”。
夏天到了，晚上的时间拉长了，我们将朝向院子的窗户打开。低我们两层、正对着我们窗户的是裁缝芬克的小房间，他的窗子也开着，缝纫机那细微的嗡嗡声一直传到楼上我们的耳朵里。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刻也不停歇。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可以听见他工作的声音，我们收拾桌子时，可以听见他工作的声音，等我们坐下来阅读时，还是能听见他工作的声音，只有当我们兴奋地谈论某个话题而忘记周围的一切时，才不会想到他的存在。但当我们疲惫地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夏天天亮得早——耳边又响起了他缝纫机那细微的嗡嗡声，这声音会伴着我们入睡。
晚餐我们吃的是面包和酸奶，有段时间只能吃面包，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麻烦，而对此我要负全责。虽然我们的生活费不宽裕，但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一切花费都考虑在内了，晚餐其实也可以吃得再丰盛一些。我会预先拿到每月的生活费，一部分来自祖父，其余的由母亲支付。我把钱全放在自己身边，打算管理好它们。我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在法兰克福时，我曾带着弟弟们在母亲不在的情况下单独生活了半年。要想在当时那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那时的艰难相比，目前在维也纳简直就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简单。
情况本该如此简单，但我没有把伍尔斯特公园考虑在内。它就在附近，离我们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在维也纳度过的幼年时期里，这里对我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因此，我感觉它距离我还要更近些。我没打算让弟弟远离它的诱惑，而是决定带他同去。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带他去看那些珍馐美味，不过有些菜肴已经消失了，即便是那些我再次看到的，也很令人失望。格奥尔格五岁就离开了维也纳，对伍尔斯特公园毫无印象，所以，他完全依赖我的介绍；我尽量使自己的介绍变得生动有趣，因为我这个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大哥可以向他讲述埃斯库罗斯[27]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法国大革命，讲述万有引力定律和进化论，现在却恰恰带他乘坐岩洞轨道经历墨西拿大地震、看地狱之口，这让我感到有些惭愧。
在描述的时候我肯定添加了可怕的色彩，因为，当我们最终找到岩洞轨道，站在魔鬼将叉死的罪人塞进去的地狱之口前面时，他吃惊地看着我说：“你以前的确对此感到恐惧吗？”“我没有，我那时已经八岁了，但你们很害怕。你们当时还小得很。”我注意到，他对我失去了原有的尊敬。他不喜欢这些，游玩虽然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一心想着晚上的谈话了；因此，对于观看墨西拿的地震——这其实是吸引我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他并没表现出什么兴趣来。我终于可以松口气，可以摆脱这些尴尬的事情了，现在我自己也不想看什么地震了，于是拉着他飞快地离开。因此，我记忆中的游乐场仍是过去的那种豪华场面。
但我没那么容易从刚才的事情中缓过神来，我得做些什么，好让他不那么失望，于是，我参加了自己其实从不感兴趣的伍尔斯特公园的赌博游戏。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赌博方式，但套圈却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接连有几个人都赢了。我让他去试试，他运气不好，我自己上去试，一个也没套中；我又试了一次，那圈简直就像中了邪似的。我很快就和这玩意儿较上了劲儿，他试图提醒我，在一旁拉我的袖子，但我不肯就此罢休。他亲眼看见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如何溜走的，也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也没说自己想再去试一次。我想，他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我无法忍受在他面前一次次地投不中所带来的羞耻感，想通过接下来的命中加以弥补。他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时不时地鼓下劲，这使我感觉他就像岩洞轨道前的一个自动玩偶。我一个接一个地投着，越投越差。两种羞耻感交织到一起汇成一股。我感觉没玩多久，其实肯定玩了很长时间，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五月份的生活费全没了。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不会感觉这么难受。但还有他，而我要对他的生活负责，可以说，我担任着父亲的角色，我告诉他最美的箴言，我尝试将高尚的道德理念灌输给他。我刚刚开始在化学实验室工作，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晚上要告诉他的事情，这些事情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他永不忘记。那时我想，我要对所说的每句话负责，生怕自己一次说错话会导致他走上歧途，荒废一生，正是出于我对他的兄弟之情，而这种兄弟之情成了我最主要的情感——但现在，我把整个五月份的生活费都给输掉了，而且还不能让任何人得知此事，特别是不能让苏新一家知道，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因此不让我们再在这里住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没人看到我玩赌博游戏，而格奥尔格也立刻明白沉默的重要性。我们用男人的决心相互安慰着。午饭时，我们习惯去紧靠卡尔大剧院的班维尼斯特饭店吃饭，是祖父介绍我们去那儿的。当然我们并不是非得这样才行。我们也可以吃酸奶和面包。晚饭只吃一块面包就够了。我没告诉弟弟怎样才能弄到这笔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因为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呢。
我想，正是这次由我而起的小过错才将我们俩拉得更近，甚至胜过晚间的那种问答式谈话。长达一个月，我们都过着这种极为贫困的生活。要是再没了每天早上苏新太太给我们送来的早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挨下去。嘴馋万分的我们期待着牛奶咖啡外加每人两块小面包。我们醒得比以前早了，洗漱也提前了，当她端着托盘走进我们房间的时候，我们已经坐在大桌子旁边等候了。因为担心自己急促的动作会泄露内心的渴望，所以我们笔直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我们还要一起回忆些事情似的。苏新太太很在意早上跟我们聊几句，总是问我们睡得怎样，所幸她跟我们聊的也就是睡得如何之类。
但每天早上她都会特别提起她那在贝尔格莱德坐牢的哥哥。“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每次都是这么突然地开始，每次提到他，她都会用“理想主义者”这个开场白。尽管她不赞成他的政治立场，但她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与亨利·巴比塞[28]和罗曼·罗兰是朋友。他是个久病之人，很早以前就得了肺结核，监狱对他来说好似一剂毒药，因为，优质丰盛的饭菜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当她给我们送早餐时，热气腾腾的咖啡会让她想起他生活上的匮乏，这样看来，她提起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很早就开始从事这种活动，在中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像他这个年龄——”她指着格奥尔格说，“他已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他在学校里发表演说，还受到惩罚。虽然他的老师们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他们不得不惩罚他。”她不赞成他的顽固，但也从未吐露一句指责他的话。苏新太太的妹妹没有结婚，同苏新夫妇一起，也住在这处房子里，她们两姐妹听说了哥哥的一些理念。忠于国王的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良民都不喜欢他的理念，因此，她们决定一了百了，不去想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把这些事情留给男人去做。
默舍·皮亚德是她哥哥的名字，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兼作家。可以证明他的革命者和作家的身份的，是他所结交的法国朋友弗罗因德。监狱，尤其是她哥哥的疾病和饥饿，令苏新太太非常不安。她为我们送来的早餐本来也可以端给自己的哥哥的，这也算是她每天早上想念哥哥的最简单的形式了。尽管她的故事推迟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吃早饭的时间，但她通过讲述她哥哥的故事加强了我们的意志。她说，她哥哥从不会说自己饿。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不到自己饿了，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理想。因此，他无形之中成了我们的支柱，我们每天早上期待着牛奶咖啡和美味面包的同时，也期待着苏新太太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格奥尔格第一次听说了肺结核病，没想到后来这个病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一起离开家。我们立即就在院子的左边看到裁缝芬克先生，他早就坐在自己的缝纫机前了。那缝纫机的嗡嗡声是我们早晨醒来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也是我们夜里睡着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现在，我们经过他小房间的窗子，同这个颧骨突出的沉默寡言的人打声招呼。每次我看见他嘴里衔着针，就会觉得他把一根长针横穿过面颊，因此不能说话；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开口说什么的话，我反而会感到惊奇；那些针，包括他含在嘴上的那些针消失了。
他的缝纫机就摆在房间的窗子下边，他从不离开这台机器——一个年轻人，却从来不出大门一步。我跟他比较熟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窗子开着，在院子里就能听到他缝纫机的嗡嗡声，这成了他房里那个黑皮肤漂亮女人笑声的轻声伴奏，她肥硕的身体让这间小屋显得拥挤。人们想找芬克先生做衣服时，就会去敲那间小屋的门，他们一家人就挤住在里面；进门之前，大家一般会磨蹭一下，为的就是想多听一会儿屋里女人的笑声，确定一下自己没听错。大家清楚，这个小房间接待外人时的这种高兴并不是冲着来访者的，这是她那丰满的身体散发出的快乐，一切都散发着身体的气味。气味与笑声相互交织，时不时地还传出几声呼唤，那是在叫三岁的小女儿卡米拉。这个小孩子最喜欢在门后面的门槛处玩耍，这也是大家开门时迟疑的原因之一，大家在笑声中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卡米拉，让开点，让这位先生进来。”她总是说“这位先生”，尽管我还不到十九岁；如果我已经站在房间里，而一位女士想进来的时候，她也会这么说。一旦她看见进来的是位女士，她会暂时止住笑声，但从不会更正自己的话，对此我不感到奇怪，因为芬克先生是名男装裁缝。这时他会猛地抬起头，嘴里衔着一根针。一根可怕的大针刺穿了他的面颊，他怎么能说话呢，因此就只能笑了。
卡尔·克劳斯[29]与薇莎
有关这两个人的传言同时传到我的耳朵里，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们来源于同一个地方，那时候，所有让我感到新鲜的事情都出自那里，倘若我来到维也纳以后仅仅依靠自己，或是只指望着即将到来的入读大学，那么我是很难开始一种新生活的。阿斯利尔一家住在普拉特斯坦边上的海涅大街上，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可以在他们家里听到很多事情，够我用上几年：那些名字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由于以前从未听说过，因此我觉得它们有些可疑。
我在阿斯利尔家最常听到的名字就是卡尔·克劳斯了。据说他是目前生活在维也纳的最严厉、最伟大的男性了。没人能讨得他的喜欢。他在课上会抨击一切邪恶和腐败堕落的东西。他出版一本名为《火炬》的杂志，全部由他一人撰稿。任何投稿都不受欢迎，他不采用任何人的稿件，也从不回复信件。《火炬》中的每个词、每个音节都是他自己写的。里面的内容就像法庭上的审判，他自己提出控告，又自己审判。里面没有辩护律师，律师是多余的，据说他非常公正，被指控的都是那些罪有应得的人。他从没出过错，也绝不可能出错。他所讲的都丝毫不差，在文学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精确。对每个逗号，他都要亲力亲为，谁要是想在《火炬》中找到一处印刷错误，恐怕得辛辛苦苦地找上几个星期。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根本不要去找。他痛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存在种种审查，但他还是成功地在《火炬》中发表了很多反战的观点。他揭露社会弊病，反对贪污，而其他人对这类问题都会闭口不谈。他没进监狱真算得上是个奇迹。他曾写了一部八百页的剧本《人类的末日》，战争中发生的事情都包含在了里面。当他朗诵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都目瞪口呆。整个大厅里没人敢动弹，甚至连呼吸都不敢。他一个人朗读所有的角色，投机商人和将军，成了战争牺牲品的恶棍和可怜虫。他把所有的人物朗诵得十分逼真，令大家感觉那些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听过他朗诵的人会再也不想去剧院看戏，与他相比，那些戏真是无聊至极，他独自一人就能成就一部完整的戏，而且更为出色。但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奇迹，这么一个怪人，这么一个天才，却有着最最普通的名字：卡尔·克劳斯。
我宁可相信所有有关他的事也不愿相信他的名字，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怎么能够做出大家归到他名下的那么多事情呢。当阿斯利尔一家对我讲述他的事情时——母子二人皆乐此不疲——对我对这个名字产生的质疑进行讥讽；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人，否则我们，他们或者我，仅凭自己好听的名字不是就要比卡尔·克劳斯高一等了吗。他们还问我能否想象出这么可笑而荒唐的事情。
他们把一本红色的册子塞到我手里，我非常喜欢《火炬》这个名字，但让我读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那些句子上卡住了，我看不懂它们。我要是看懂了点什么，总感觉那像是个笑话，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类东西。其中还刊登有关当地发生的事件和印刷错误的文章，而这些对我来说最不重要。“这都是些废话，你们怎么会读这种东西。报纸要比这个有趣得多，至少报纸能让人看懂，读这种东西真是自己折磨自己，而且还读不出什么内容！”我实在是很生阿斯利尔一家的气，脑海里突然想到在法兰克福时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每次去他们家，他都要向我朗诵当地作家弗里德里希·施托尔策的作品，而且每次结束的时候都会朗诵一首诗，“谁要是不喜欢这个，谁就该枪毙。他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我带着嘲讽的口吻讲述这位法兰克福方言诗人。我强迫阿斯利尔一家听着，毫不让步，这使他们非常尴尬，以至于突然跟我讲起那些每次都来参加卡尔·克劳斯朗诵会的高贵太太。她们对他着迷，每次都会坐在第一排，为的是能让他看见她们多么振奋。阿斯利尔一家对我讲述这些，正好撞到我的枪口上了：“高贵的太太们！很可能都穿着皮草！喷了香水的审美人士！而他竟然当着那种人的面朗诵却不觉得害羞！”
“她们可不是那种太太！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为什么他不能为这些人朗诵？每一个影射她们都理解；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她们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这些人谙熟英国和法国文学，而不是仅仅了解德国文学！她们对莎士比亚了如指掌，更别提歌德了。你都想象不出她们是多么有教养！”
“你们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你们和她们谈过话吗？你们和这种人交谈？香水味不会让你们恶心吗？我是绝不会和这种人谈上一分钟的。我根本就做不到。就算她们真的很美丽，我也不会理睬她们，顶多对她们说：‘请您不要把莎士比亚挂在嘴上。他要是泉下有知，会感到恶心的。还有，请您放过歌德。《浮士德》可不是写给笨蛋看的。’”
阿斯利尔一家以为胜券在握了，因为母子二人同时叫道：“还有薇莎！您知道她是谁吗？您听说过她的事吗？”
这倒是一个令我感到吃惊的名字。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这个名字确实让我很喜欢。它令我记起星空中的一颗星星——星空图中天琴座的织女星，但因为辅音的变化而听上去更美[30]。我只是没好气儿地问道：“这又是个什么名字呀？没听说有人叫这个名字呀。这大概是个不常见的名字。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
“有的，有这个名字的。我们认识她，她和她母亲一起住在费迪南德大街。离这儿就十分钟路。她非常漂亮，长着西班牙人的脸。她非常有教养，在她面前甚至不能说任何难听的话。她一人读的书比我们加起来的都多。她能背诵最长的英文诗歌和莎翁一半的作品。还有莫里哀、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哦，这个聪明绝顶的人有多大年纪？”“二十七岁。”“这么年轻就已经读了这么多书？”“对，远不止这些，她还是细细品味呢。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些作品。她可以证明的。别人是骗不了她的。”“听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她也每次都坐第一排吗？”“对，每次都是。”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七日，卡尔·克劳斯第三百期朗诵会如期举行，预先订了音乐厅的那个大厅做会场。有人对我说，就是那个大厅也仍然容纳不下所有他的拥护者。阿斯利尔一家倒是及时买到了票，并坚持要我同去。我们干吗总是为《火炬》而争论呢？更正确的做法是我亲自去听一次这个人的朗诵会，那样我就可以自己做出评价了。汉斯脸上露出傲慢的冷笑；只要想象一下，有一个什么人，更不用说一个刚从法兰克福来的高中毕业的毛头小子了，居然能够抵挡卡尔·克劳斯，不仅他会冷笑，甚至他那娇小伶俐的母亲都忍不住要笑，她一再向我保证说，她是多么羡慕我第一次和卡尔·克劳斯接触。
她还煞费苦心地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好让我有所准备：我不要被听众们那疯也似的赞同给吓倒了，他们不是通常去听轻歌剧的维也纳人，不是那些喝了点新酿的酒就醉的人，但也不是霍夫曼斯塔尔[31]的那些颓废的艺术至上主义圈子里的人，他们是维也纳真正的精神所在，是这座看上去在走下坡路的城市里最优秀、最健康的人。我一定会感到惊讶的，这些听众这么快就明白了哪怕是最细微的影射，他一句话刚开头，这些人就已经都笑了，他的句子一说完，整个大厅就都会沸腾起来。他把自己的听众调教好了，他可以对这些人做他想做的事情，在此应该考虑到的一点是，这些人可都是很有教养的，他们几乎全是在职的学者，至少也是大学生。她在那里还从没见过一张呆滞的面孔呢，要想找这么一个人出来可够花时间的，而且还是白费力气。一直以来，最让她感到愉快的就是从听众的脸上读出他们对演讲者给出的噱头的反应。这次不能同去令她感到很难过，不过她更喜欢朗诵会在音乐厅内的中厅举行，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了。在大的厅里——虽然他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会听漏的，她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着迷，不愿漏掉任何一句。因此这次她把自己的票转让给我，去参加他的第三百期朗诵会，更多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因为有那么多人争着要去，因此她去不去也就无所谓了。
我很清楚阿斯利尔一家的生活有多窘迫——虽然从不去谈这个话题，有那么多更为重要的精神上的东西占用了他们的精力。他们坚持这一次由他们请我，也正因为此，阿斯利尔太太才放弃了参加这一盛况的机会。
这晚他们瞒着我的一个目的，我已经猜到了。汉斯和我刚在大厅相当靠后的地方找到我们的位子，我就向四周偷偷环顾了一圈。汉斯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一样是偷偷摸摸的，我们都向对方隐瞒自己在找谁，其实我们找的是同一个人。我忘记了那个有着不寻常名字的女士总是坐在第一排的，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希望能够突然之间在我们这一排的某个地方看到她。就凭着大家对她的描述，我不相信我认不出来她：她背诵的那首最长的英文诗叫《乌鸦》，是坡[32]的那首《乌鸦》，而她自己看上去也像一只乌鸦，一只被施了魔法变成西班牙人的乌鸦。汉斯自己心神不定，所以他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我的不安，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前面，盯着大厅前面的入口处。突然，他一跳站起来，不是傲慢，而是不知所措地说：“她在那儿。她刚进来。”“在哪儿？”我问道，都没问他指的是谁，“在哪儿？”“在第一排，相当靠左。我就知道她会坐第一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