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得这么远，我能看到的真是有限，不过我总算认出了她那乌黑的头发，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强忍住肚子里想好了的那些冷嘲热讽的话，留待以后再说。没多久，卡尔·克劳斯本人也到了，那雷鸣般的欢迎掌声是我在任何一次音乐会上都没有见识过的。他看上去——我的眼睛还未适应眼前的场面——并不是很理会观众的热情，只是站在那里停留了一下，他的身体略有些蜷曲。当他坐下开始讲话时，他的声音突然向我袭来，这声音里有着某种不自然的颤抖，就像被拖长了的叫喊。但这种印象又在瞬间烟消云散，因为，他的声音变化得那么快，不停地变化，人们即刻就为它能如此多样地发生变化而感到惊讶。会场上的安静还是让人想起了音乐会，但这里大家期待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从一开始及整个朗诵会期间，场内都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当第一个噱头出现的时候——那其实只是一个影射——就已经引得满堂大笑。这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在真正要讲的东西还没说出来之前，这笑声就已经爆发出来了，它听上去振奋而狂热、满足而又具有威胁。但就算是全讲了出来，我也理解不了，因为它涉及的是地方的事，而且不只是和维也纳有关，同时这已经成了克劳斯与听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听众们期盼的正是这些。并非只是个别人在笑，而是很多人一起大笑。当我盯着坐在我左前方的那人看，想弄明白他为什么笑得面目扭曲时，后排和几个座位以外的所有方向传来的都是同样的笑声；这时我才注意到坐在我边上的汉斯——其间我几乎把他给忘了——也跟着这么笑。总之，一直都有很多人在笑，一直都是那种饥渴的笑。很快我弄清楚了，这些人是冲着一顿饭而来的，而不是为了给卡尔·克劳斯捧场。
我不知道，在我与他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后来听的几百场朗诵会都是这么叠加在一起的。也许当时我并没有明白这些，因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让我感到害怕的听众身上了。我看不到他整个人，他的那张脸越向下看越显得年轻，那张脸那么富于动感，绝不会定格为某种样子；它奇特而强烈，就像一张动物的脸，但是一种新的、另类的、还不为人所知的动物的脸。面对他一阵高过一阵的声音，我不知所措，那个大厅很大，但里面的情形犹如地震爆发一般，椅子和人一样都在这一震动下屈服，要是那些椅子都给震弯了，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座无虚席的大厅在那个声音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惯性，即使那话音停下来，它也不会中断；这种惯性很难描述，就像传说中群鬼的狩猎[33]一样，但我相信，这二者最为接近。想象那群鬼被一个人引进一个大厅里，困在里面，被迫静静地坐着，然后一再地被唤起他们的天性。借助这一形象并不能与事实更接近一步，但我也想不到比这更准确的说法了，所以我放弃描述卡尔·克劳斯当时的形象。
无论如何，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会场，汉斯介绍我与那位女士认识，她被视作见证克劳斯影响的主要证人，我刚刚亲身体验到这一影响对我的作用。她的样子平静而镇定，坐在第一排似乎更容易接受这一切似的。她看上去与当地人区别很大，像一件珍品，一个在维也纳未曾见过的人，倒好像是波斯小画像中的人物。她眉毛挑高呈弧形，长而黑的睫毛忽快忽慢地眨着，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一直盯着她的睫毛而不是眼睛看，她那张小口令我惊叹。
她不会问我喜不喜欢这个朗诵会，她说，她不想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您这是第一次来。”这话听上去像她是女主人，而大厅就是她的家，好像她从自己第一排的位子上将呈献出的所有东西传递给了其他听众似的。她认识到会的人，知道哪个人是常客，而且不失体面地说出我是初来乍到。我感觉自己是被她邀请来的，感谢她的热情好客，因为她注意到了我。我的陪伴者——会说话可不是他的长处——说：“这对他可是重要的一天。”然后向我这个方向耸了一下肩。“现在尚不得而知，”她说，“暂时他会感到乱糟糟的。”我没把这话当成讽刺，虽然她的每句话听上去都有讽刺的言外之意；她说的话与我此刻的心情如此相符，这令我很高兴。但也正是这种体谅让我迷惘，就像她的睫毛一样，缓慢地眨着，好像要隐瞒一些重要的事情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只说了一句最平淡无奇的话：“确实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这话听上去像是没好气儿的回答，但对她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她问道：“您是瑞士人吗？”
做瑞士人可是我的最大愿望。在法兰克福的三年里，我对瑞士的热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知道，她母亲是西班牙裔犹太人，娘家姓卡尔德龙，现在嫁给了一位姓阿尔塔拉斯的老先生，这是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因此她大概从我的名字看出了我是西班牙裔。她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个令我刻骨铭心的问题呢？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告别瑞士给我带来的伤痛，并且特别留意不在阿斯利尔一家面前暴露这个弱点，他们虽然对一切进行讽刺挖苦，但却以自己是维也纳人而自豪，或许正是因为卡尔·克劳斯的缘故。因此，这位乌鸦美女不可能从他人那里了解到我的不幸，而她的第一个问题就问到了我心坎上。这次朗诵会——竟然这也让她说对了——确实让我暂时感到混乱，相比之下，她的这个问题更能触动我。我说：“可惜不是。”我指的是可惜我不是瑞士人。我对她表达了真实的感情。“可惜”一词泄露了我的秘密，而当时认识我的人都还不知道这个秘密。对此她似乎很能理解，所有的嘲讽都从她表情里消失了，她说：“我很想做个英国人。”汉斯对她说了一大堆废话，他一贯如此，从中我只能推断出他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莎士比亚，不必非要成为英国人才行，现在的英国人同莎士比亚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呀。她和我一样，对汉斯说的话没怎么在意，虽然我很快就看出，他讲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到了。
“您应该听一场卡尔·克劳斯做的有关莎士比亚的讲座。您去过英国吗？”“去过，小时候去的。我在那里读了两年小学。那是我进的第一所学校。”“我经常去那里看亲戚。您得给我讲讲您在英国的童年。请您尽快来拜访我！”
一切的矫揉造作都消失了，包括她接待朗诵会宾客时的那种卖弄和炫耀。她说了些自己关心并且认为重要的事，以此来回馈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事；我的这些事在极短的时间里轻轻触动了她，但没有伤害她。当我们回到大厅时，汉斯在那剩下的极短时间里迅速地问了我两三遍，我觉得她怎样；我装作没听见，直到我意识到他要说出她的名字的时候，为了抢在他前头，我才说：“你说那个薇莎？”但这时卡尔·克劳斯已经又出现了，风暴又起，而她的名字被淹没在风暴中了。
佛教徒
现在想来，我不认为自己在朗诵会之后很快再见到她，即便见到她，也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汉斯的话匣子现在又打开了。他那缺乏内涵的废话如潮水般向我涌来，一点没有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应具备的要素——自信而有激情，愤怒与蔑视。汉斯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击不中身边的人，就好像他的话是针对旁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所说的一样。“自然”与“不言而喻”是他最常用的两个词，为的是加强每句话的说服力，但他的话又恰恰因此而被削弱。他也感觉得到自己的话没什么分量，因此试图将它们变成泛谈，并想借此来确保它们有效。但是，他的泛泛而谈同他本人一样，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不幸就在于，没有人相信他的任何话。并不是说大家把他当成了一个说谎的人，而是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来。一个词就能表达的意思，他偏偏要用五十个词来说明，经过这种稀释，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所剩无几了。他会将一个问题重复很多遍，而且速度极快，不给别人留一点点作答的时间。他会说“为什么”和“这个我不喜欢”，以及“大家知道”，并且把它们像感叹词一样塞进他那没完没了的解释之中，或许是想以此来加大它们的强度。
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他就很瘦，而现在他单薄到了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晃荡的地步。只有在游泳的时候，他看上去才是最自信的，因此，他总说这事。就连“费罗帮”的人——下面还要说到他们——在去郊游的时候也让他三分，虽然他根本就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子。他根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一直是个边缘人。吸引那帮年轻人的是他的母亲，他们参加她举办的文字比赛，她有意安排不让自己的儿子参加类似活动，就是说出于好客，也为了让活动变得更有趣；但他会仔细地倾听，贪婪地——我应该说是几乎——接受一切，真正的比赛者们还没走，比赛又像余波一样重复起来，在他与同他们家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朋友间展开，这个朋友逗留的时间稍长一些，因为他觉得可以拥有他的母亲。因此，每个争论和主题又要重演一番，直到所有原本充满生趣和魅力的东西变得索然无味为止。
那时候，汉斯还没意识到自己在与人交往方面有问题。那么多的年轻人到他家来，在阿斯利尔太太那赞赏的目光鼓励下，房间里总是上演着二人比赛，没什么能逃过她的眼睛，也没什么会让她觉得时间过久。只要参赛者们愿意，他们就可以留下来，随意地来来去去，从不会受到阻拦。阿斯利尔太太善于给人以自由，这也是她的内心需要，多亏于此才使她家没有显得门庭冷落。汉斯生活在对别人思想的模仿中，他就是由此组成的；总有他可以模仿的东西，被称为“启发”的河流永不干枯，这要感谢他的母亲。他也看不出其他人不喜欢邀请他，因为，凡是市民色彩不是太浓的地方，阿斯利尔太太的身影是处处受到欢迎的，而她带上自己那聪明的儿子——她是这么认为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因为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地方，有两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们持久地影响了我。那天之后，持续近一年的掩饰阶段开始了。我很想再次见到那个乌鸦女子，但又不想让人看出自己的心思。她提出要我去拜访她，阿斯利尔母子总是一再提起这事，并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它。我对此没做出什么反应，甚至表现出不感兴趣，他们以为我太腼腆了，鼓励我说，他们愿意陪我前去，还说他们经常去拜访她，下次还要再去，去的时候带上我。这恰恰是我所害怕的。想到汉斯的那些废话，平日里我还能容忍，也不拿它当回事，但在她那儿，恰恰是在那儿，这会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再者就是考虑到阿丽克事后会追着问我，觉得这个如何，那个又怎么样。在他们面前是不可能谈论英国的，而且有他们在场，我也不能谈有关瑞士的事情。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去拜访她。
阿丽克是不愿放弃这么个机会的，每个周六，只要我去阿斯利尔家，不知什么时候她会冒出来，友好而固执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薇莎呀？”听到他们提起她的名字，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这个名字太美了，美得让我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它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装作不喜欢她，以避免提到她的名字，而且还给她加上一些不是很尊敬的头衔。
在阿丽克那里，我结识了弗莱多·瓦丁格，有好几年时间，我们是一对闲聊的伙伴，没有比他更好的聊天伙伴了。虽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我们之间从未发生伤及自尊或是争吵的情况。他不会被我出其不意地问倒，也不会让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对我那猛烈的、暴风骤雨般的经历，他报以平静、愉悦的反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从巴勒斯坦回来，他在那里的一个以色列移民区的集体农庄生活了一年。他会唱很多犹太歌曲，也很喜欢唱，他的嗓音优美，唱得也很好。不需别人提出要求，他就会唱上一首，对他来说，在谈话中突然唱起歌来是很自然的事，他把歌曲作为自己的引证。
我在这个圈子里认识的其他年轻人，都自命不凡地推崇高深的文学：如果不是喜欢卡尔·克劳斯的话，那就是魏宁格[34]或者叔本华。仇视女性或悲观主义的语句特别受到青睐，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敌对女性和人类。他们每个人都有女朋友，并且与之相处很好，会带上她和其他同伴一起去游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费罗，因此这些人就自称“费罗帮”，他们去库修奥游泳，那里的气氛健康、友好而富有朝气。那些严肃、诙谐、鄙夷的表达被这些年轻人看作思想的精华，不能用准确的形象表达它们，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并且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在相当程度上基于认真对待这些事物的语言表达形式，好像这个圈子的真正领袖卡尔·克劳斯要求他们这么做似的。弗莱多·瓦丁格与他们联系得不是很紧密，但喜欢跟他们一起去游泳，因此他不完全是卡尔·克劳斯的坚定追随者，这样一来，其他一些东西的意义对他来说并不小于此，有的甚至还更重要些。
他最年长的哥哥恩斯特·瓦丁格[35]已经有诗作问世。他从战场上重伤归来，与弗洛伊德的一个侄女结了婚，同约瑟夫·魏因黑伯尔[36]是朋友，这种友谊是建立在艺术见解一致的基础上的。他们二人都以古典主义为榜样，十分看重严谨的形式。恩斯特·瓦丁格有一首诗叫《宝石裁缝》，可以视作纲领性作品，他所出版的诗集中有一部就是用它来命名的。弗莱多·瓦丁格的内心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很敬重的这个哥哥。敬重之情是他流露出的全部感情，为外在的事情感到骄傲，不是他的风格。金钱与名声都不能打动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鄙视一个出了书并逐渐赢得声望的诗人。我认识弗莱多时，魏因黑伯尔刚刚出版了《海湾中的船》。他把这本书带在身旁，放声朗读，其中的一两首他已经会背了。他这么重视诗歌，让我很喜欢，而在我家里，对诗歌存在着严重歧视。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弗莱多说话时真正的引证是歌曲，是犹太民歌。
唱歌的时候，他把右手举到半空中，手心向上摊开，像一只碟子，好像他给别人呈上什么东西，以此进行道歉似的。他看上去是谦恭的，却又很自信，让人想到云游四方的和尚，但不是来化缘的，而是给人带了馈赠的和尚。他从不大声唱，一切无节制的事情与他无缘。他那带着乡土气息的优美赢得了听众的心。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唱得不错，也像其他演唱者一样会陶醉其中，但对他来说，比自我陶醉更重要的是信念，并为此作证：他对乡村生活充满乐趣，侍奉土地，双手恭顺而精细地劳作。他喜欢提起自己与阿拉伯人的友谊，他不认为他们与犹太人有区别，他身上也不带有半点建立在教育差别基础上的高傲自大。他生得很健壮，要想打赢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性情温和的人。他喜欢和平相处，从不与别人竞争。在他看来，第一名或是最后一名都无所谓，对于等级的差别他不屑一顾，而且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与他一起走入我的生活的还有佛教。他接触到佛教也是通过诗歌。卡尔·欧根·诺伊曼[37]所译的《和尚与尼姑组歌》令他爱不释手。他记得其中的很多首，有节奏地哼唱出来，别具一格，很是吸引人。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里，一切都着眼于有才智的辩论，两个年轻人为一组进行比赛，一种观点是否取胜，取决于它是不是被幽默地表达出来，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说服力；在那个环境里，不提科学的要求，关键是看说话者的熟练、机智与善变。在那里，弗莱多一成不变地哼唱，他绝不会大声唱或是怀抱敌意，但也绝不会迷失其中，一定是显得像一口取之不竭的深井，单调而枯燥。
虽然这些歌曲让弗莱多感到十分亲切，但他对佛教的了解并不只局限于这些歌曲的哼唱上，他对佛教的教义也很了解。从卡尔·欧根·诺伊曼的译作中，他了解了巴利语[38]的经典著作：中篇和长篇作品汇编，残篇集锦，真理之径——凡是出版了的，他都会买来看，并在我们二人进行交谈的时候说出来，如同他哼唱歌曲那样。
我内心还充斥着法兰克福发生的那些事件。那时我晚上去参加集会，听人演说，之后在大街上继续的辩论深深触动了我。形形色色的人，市民、工人、年轻人、老人，在那里互相说服，他们说得那么激昂，那么固执，那么自信，好像观点不一样是根本不可能似的。然而，他们要说服的对方却同样固执且坚定地维护自己那完全相反的观点。由于已是午夜时分，这个时候还在大街上对我来说有些不同寻常，因此，这些争论给我的感觉是无休无止的，好像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每个人都觉得自身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回家睡觉仿佛是不可能的。
然而，法兰克福岁月中对我而言最特别的经历发生在白天，就是与群体的亲密接触。就在来到法兰克福一年后，我看到了一次工人游行，是抗议拉特瑙被害的示威活动。我站在人行道上，旁边肯定还站着其他人，跟我一样，从旁注视着，不过，我已经记不起他们来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走在“阿德勒工厂”牌子后面的那些高大而强壮的身躯。他们肩并肩地前进，眼睛挑衅地向四周张望，他们呼喊的口号刺痛了我，好像是针对我个人似的。不断有新队伍出现，他们都很相似，而这相似性不在外表，更体现在他们的举止上。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我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信念，这信念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我不是工人，但我把他们的叫喊声与自己联系起来，好像我就是一名工人。站在我旁边的人的感觉是不是也这样，我不清楚，我没去看他们，也没有注意直接从人行道加入到队伍中去的人，那些标明游行人员隶属关系的大牌子也许是阻止我加入其中的障碍。
有意识地亲历这次示威游行，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那种形体上的吸引力，它让我那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根本无须去斟酌、考虑，并且阻止我最终纵身投入其中的也绝不是怀疑。当我后来屈服于它，真的来到群体中间时，我感觉这一切就类似于物理上的万有引力。当然，这肯定无法真正解释那令人惊讶的全过程。因为，不管是在这之前作为孤立的一个人，还是在这之后到了群体中间，人都变成了无生命的东西。身处群体之中，个人经历着意识上的完全改变，这一改变影响深刻却又令人困惑。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个谜，它追随了我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即便我最终找到了一些答案，它也仍是那么的难以理解。
在维也纳，我遇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并同他们聊天；他们谈到的自己的主要经历，令我感到好奇，如果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也同样仔细倾听。他们当中最有耐心的就是弗莱多·瓦丁格，他能做到有耐心，因为他具有不受感染的能力：我讲述的群体经历，当时我是这么来称它的，更多地让他觉得好笑，但他没让我感觉到一丝嘲讽。他很清楚，我关注的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状态，是各种经验可能性的强化，是一个人自身的扩展，他走出狭小的区域，找到与他情况类似的人，同他们组成一个更高级的统一体。他怀疑有这样一个统一体存在，但最令他怀疑的还是，这种陶醉状态的提升所具有的价值。通过佛教，他洞察了生命的无意义，生命无法摆脱各种纠缠。生命逐渐消失，即涅槃，是他的目标，而在我看来，这同死亡是一致的，虽然他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论据来否认这两者是一回事——他受佛教影响，对生命加以否定，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这些交谈巩固了我们各自的立场。我们给对方带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更加审慎上面。他接触了越来越多的佛教文本，并且不再局限于卡尔·欧根·诺伊曼的译作上，尽管他的译作最接近他的心灵。他开始钻研印度人的哲学，找来英文读本，在薇莎的帮助下把它们译成德文。我则尝试去更多地了解我所谈论的群体。我其实无论如何都应该对困扰我的那件事做深入思考，因为它变成了谜中之谜。没有他，我也许可能不会这么早就接触到印度宗教，但轮回说中死亡的多样性又令我对它产生了反感。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很尴尬地意识到，他谈论的都是发展得很完善的学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深远、最伟大的学说之一——而我只能描述内容贫乏的那唯一的一次经历，他称之为伪神秘主义。当他谈起他的话题时，他可以引经据典，有那么多的解释、说明和起因链可以依据，而我却无法对这唯一让我兴奋的经历做出解释。正因为无法解释它，我才对它表现得那么固执，他肯定觉得我眼界狭小，甚至认为我很愚蠢。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我必须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那也许就是我被这些经历所控制，却又无法对其做出任何解释。还从没有人成功地为我做出解释，我自己也没有给出。
最后一次多瑙河之行/重要信息
一九二四年七月，在结束了维也纳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我暑假去保加利亚探亲，受父亲的妹妹邀请，住在她们位于索非亚的家里。这一次，我没打算到鲁斯丘克去看看，我最初的童年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但那儿已经没有亲人了。这么多年间，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已陆续迁居到索非亚，它已经是保加利亚的首都，并发展成了一个大都市。我没有将这个暑假设想成返回出生地，只想尽可能多地拜访一下亲友。其实，我真正的意愿是顺流而下游览多瑙河。
布科是我父亲的长兄，当时住在维也纳，因为生意的缘故要去保加利亚，所以我们一起出行。这次旅行与我记忆中的童年旅行不同，那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狭小的船舱里，母亲每天会拿着一把硬刷子刷我们身上的虱子；船很脏，坐上去就会弄一身虱子。这一次没有虱子了，我与伯父同住一个船舱。他是个爱说笑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用他的庄严祝福来取笑我。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甲板上度过的。他需要有人听他讲故事，最初是他碰到的几个熟人，后来发展成一大帮人围着他，他却不动声色，讲着他的笑话，只是偶尔眨眨眼示意一下。他的“节目单”很长，但由于我已听过多次，所以觉得索然无味。跟他是没办法进行严肃长谈的。在船舱里的时候，他感到有必要给我这个刚开始大学生活的侄子提些人生建议，这比他的笑话更让我感到无聊。我对他很了解，他喜欢赢得别人的笑声与掌声，但他的建议真是让我感到厌烦。
他对我心里想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那些建议简直可以送给每个侄子。化学的实用性让我听得腻烦。每一位年长的亲友都会跟我提起这一点，他们都希望我可以开拓一片他们无法开拓的新天地。他们当中最高的学历就是贸易专科学校毕业，而现在，他们逐渐意识到，除了买与卖，科技方面的专业知识变得不可或缺，但他们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我要成为这个家里的化学专业人士，并且要用自己的知识拓展他们的生意范围。这成了我们在船舱里入睡前的永恒话题，很像晚祷告，即便篇幅很短。幼年时期，我对他的祝福信以为真，每次都满怀希望地跑到他张开的双手下，因为他的开场白那么动听：“伊娥—台伯利乌斯—本迪戈”——这种祝愿很久以来我就不愿再听到了，它已经变成了祖父的诅咒以及父亲的暴卒，而现在他却说得一本正经：我要为这个家族带来好运，用我掌握的新型的、现代的、“欧洲的”知识增长家族的财富。不过，他很快就会结束这个话题，因为在入睡前，他还要讲两三个笑话。翌日，一大清早，他又回到甲板上的听众那里了。
这艘船很拥挤，数不清的人或坐或躺在甲板上，提着脚从一堆人处走到另一堆人那里，听他们谈话，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人中有回家过暑假的保加利亚籍大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人：比如一帮医生，在“欧洲”重温了自己的知识。他们当中有一个蓄着浓密的黑胡须的，让我觉得很面熟，这真是个奇迹，当年就是他给我接生的——来自鲁斯丘克的梅纳赫莫夫医生，他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家里人经常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很喜爱他，最后一次见他时，我还不到六岁。起初，我没拿他当一回事，就像我对待所有属于“野蛮”的巴尔干时代的事物一样，但现在——我们很快攀谈起来——我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他所知甚多，兴趣也极为广泛，紧跟科学前进的脚步，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专业领域。他的回答极具批判性，对我所说的一切不会不假思索地抵制——也许，这正是因为同他交谈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我们的谈话中，“钱”这个字眼一次都没有出现。
他说，他有时候会想起我，并且一直都确信，在经历了父亲的暴卒之后——没人知道死因到底是什么——我只可能学医，因为我一定会花毕生的精力去解开父亲去世的谜团。即使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它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激励，如此一来，我一定会有新的重要发现，如果我献身医学的话。在我严重烫伤之后，父亲从英国匆忙赶回，救了我一条命，当时他也在场。我欠父亲两条命，因为一年半之后我没能在曼彻斯特救活父亲，并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现在有义务通过拯救其他人的生命来弥补这一过失。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很简练，没有激情，没有浮华，但他口中的“生命”一词听上去不仅是宝贵的，更是稀有的，看着甲板上密密麻麻的人群，这让人产生一种很独特的感觉。
在他面前，我有一种愧疚感，特别是因为自己说话不算话，我投身于化学的行为证明了自己言行不一。不过，我没提起自己改学化学，否则就太没面子了。我只提到自己想学到所有的知识。他打断我的话，指着星空——当时已是晚上——问道：“你知道这些星星的名字吗？”我们交替着指出一个个星座。因为他的突然发问，我首先指给他看织女星所在的天琴座，然后，他指给我看α星所在的天鹅座[39]，向我表明他问那个问题是有来由的。就这样，我们相互指着夜空，谁也不知道对方下一个会指向哪个星座。虽然我们没有遗漏一个星座，但所有的星座很快就被我们说完了。我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次“二重唱”。他问我：“你知道这期间死了多少人吗？”他是指我们刚才看星星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提到具体的数字。“你不知道的。这与你无关。而一个医生是知道具体数字的，因为这跟他有关系。”
我看见他的时候——是在黄昏时分——他正坐在一群人中间，兴奋地聊着天。离他们不远处，一群大学生在扯着嗓子大唱保加利亚歌曲。我此次旅行的同行者早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对我说过，梅纳赫莫夫医生会在这艘船上，相距十三年后再见到我，他一定会十分高兴。我听完之后也没怎么把这当一回事，而现在，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了这个黑胡子面前。——在这期间我真是十分痛恨这种蓄黑胡子的人！——也许，正是这种旧有情绪的残余将我带到了他的面前。我知道那人是他，那是医生才会留的胡子，我满怀复杂的情感盯着他看，他停住了口——他正与人交谈——说：“是你，我就知道是你。但我没认出你来。我怎么可能认出你来呢。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不到六岁。”
与我相比，他更是生活在过往的岁月里。我骄傲地将鲁斯丘克抛在身后，在那里的时候，我还不会阅读呢。我从没期待会在“欧洲”偶遇那里的人们。而他，自从生活在鲁斯丘克之后，就记住了自己的病人，特别是那些孩提时就离开那里的人。我们迁往英国的时候，他知道祖父的诅咒，全城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他不相信这个诅咒能产生作用，因为这有悖于他对科学的自豪感。此后不久，我父亲暴卒，这对他来说是个谜，因为他未能进行及时抢救，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致力于解开这个谜，或是类似的谜团。
“你还记得当时的疼痛吗？”他说，他的思绪又全都回到了我被烫伤的时候，“你所有的皮肤都没了。只有脑袋没掉进水里。那是多瑙河水。可能你根本不知道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平静地漂浮在这同一条河上。”“不是同一条河，”我说，“是另一条。我不记得当时的疼痛了，但还能记得父亲回来。”
“那是个奇迹，”梅纳赫莫夫医生说，“他的返回拯救了你。这会让人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的。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他长大后会成为医生的。根本不可能从事其他职业。也正因为如此，在你父亲去世后，你母亲才带着你们这些小孩子搬到维也纳。她知道，你将在那里找到所有你需要的著名教授。要是没了维也纳医学院，我们该怎么办呀！一直以来，你母亲都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听说她经常生病。你要多照顾她。她的儿子将成为家里最好的医生。要抓紧时间完成学业，要主攻一个方向，但也不要忽略其他。”
他对我的学业详尽地提了很多建议。在谈这事儿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地——插入别的话题，他对此都置若罔闻。我们谈到很多事情，对所有其他事情他都做出回答，在回答之前他都要考虑好一会儿。他既顽强又智慧，充满希望，又有所顾虑；渐渐地我才明白，有些事情是他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理解的。他无法相信，我不想成为一名医生；第一学期结束后，很多事情还未成定数。我很惭愧，甚至放弃了向他解释真相的打算，这也避免了尴尬。我还是有可能动摇的。当他问起我的弟弟们的时候，我像平时一样只提起最年幼的那个，夸赞他的天赋，并且十分自豪，好像是我塑造了他似的。梅纳赫莫夫医生想知道他以后学什么。我脱口而出“医学”，因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兄弟二人——两个医生！”他笑了，“为什么第三个不学呢？”不过，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我不必向他解释为什么第三个不适合学医。
他很清楚我的使命。在这次航行中，我们在甲板上又偶遇了几次。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简练地解释说：“维也纳医学院未来的新星！”听上去不像吹牛，而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越来越难将事实无情而清楚地告诉他。因为他总是提起我父亲，提起父亲返回令我痊愈的时候他也在场，我不忍心让他失望。
这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我看见了无数的人，而且和很多人交谈过。一群德国地质学者在铁门处仔细观察层系构造，并用我听不懂的术语讨论着。一位美国历史学者在试着向家人解说图拉真[40]的远征。他在去拜占庭的路上，那里才是他的研究对象，不过，他的听众只有太太一人，两个漂亮的女儿更喜欢跟大学生们聊天。我们说着英语，有点熟悉了。她们抱怨父亲生活在过去里，但她们还年轻，要活在现在。她们的话让人很是信服。农民们将一筐筐水果和蔬菜拿到甲板上。一个搬运工扛着一架钢琴，越过船舱板，然后放下。他个子很小，脖子粗大，而且全是肌肉，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他是如何做到一个人搬运钢琴的。
在洛姆帕兰卡，我同布科伯父下了船。我们要在那里过夜，次日清晨乘火车穿过巴尔干去索非亚。梅纳赫莫夫医生要回鲁斯丘克，所以还留在船上。当我忐忑不安地与他道别时，他说：“不要忘了我对你的期望。”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任何人把自己弄糊涂了，听到了吗，不要让任何人！”这是他至今说过的最有力的话，听上去像命令一般，我长舒了一口气。
在洛姆帕兰卡度过的那一夜，因为到处是臭虫而令我彻夜未眠，我一直在思考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肯定知道我背离了原来的意愿，只是假装不知而已。我为自己的欺骗而不安，因为我放弃了向他解释清楚。但他也伪装了。他装作什么事也不知。夜里，我去了布科的房间，在那满是臭虫的房间里，他也没睡着。我问他：“你跟梅纳赫莫夫医生说了些什么？你告诉他我学的专业了吗？”“说了，化学嘛，我还能说什么呀？”所以，他是知道实情的，但他努力将我拉回正道上来。他是唯一一个和父亲做法相同的人：留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他见证了我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事，并保存了这份记忆，他是唯一的一个。他在把我带回那片国土的船上出现了，告诉我这些重要信息，在世人的眼中，他无权这么做。他耍了点小手段，佯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那些信息准确无误，保持原样。他没有顾及我听后的心情。
演说家
在索非亚的最初三周里，我住在父亲的小妹妹——拉赫尔姑妈家。在父亲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是最让人喜欢的一个。她面容姣好，为人正直，身材高大，热情开朗。她具有两种面部表情，人们见到她时，无论她是微笑，还是心悦诚服，体现的都是她的气质与热情，总是包含着某些无私、信仰和信念。她的丈夫略微上了些年纪，行事谨慎，因为公正而受人尊敬；三个儿子之中，最小的才八岁，和我一样都用了祖父的名字。这个家里的气氛总是活跃的，到处都是吵闹声与欢笑声，隔着房间大声叫唤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人，没人能藏得住；谁要是想清静一会儿，就得跑到大街上，因为相比之下，人们会觉得大街上更像家里的样子。姑父大人在这种环境下是如何生活的，真是一个谜。他几乎从不说话，只有宣判——这是不可避免的——才能让他开口。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他也只会说“是”或“不是”，短短的一句话，而且说得又轻，要想听清楚，得费不少力气。如果他想说些什么，大家都会安静下来，不需要他的命令。在那片刻之中，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房子里会真的安静下来，然后是他那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宣判和决定，寥寥几句，还有点模糊不清。他话音刚落，房间里立刻就变得喧闹起来，很难分清是孩子们的嬉闹声大，还是母亲提要求、发出的警告声或者询问声更大。
对我来说，这种喧闹很新鲜。这些小家伙玩的都是较量体力的事，根本不会安静下来读书，大概也不会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全都生得健壮有力、精力充沛，没有一刻闲得住，总是十分好斗地互相冲撞。他们的父亲完全是另一类人，却很赞成并提倡这种过度使用体力的做法。我总是期望他能说一句“够了！”在吵闹声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会朝他看去。他肯定注意到了，没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而且他也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他就是沉默不语；吵闹声持续着，只有当三个小孩儿同时离开了房子，才会有短暂的安静。这种支持喧闹活力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信念与方法。他们全家即将移居国外。几周以后，他们计划与其他家庭一起离开。巴勒斯坦是上帝许诺给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第一批，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索非亚所有的西班牙裔聚居地，而且不只是索非亚，全国各地的西班牙后裔都转而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他们在保加利亚生活得不错，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不必生活在强行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里，也没有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贫困，但他们中有一些演说家，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说教，点燃了他们心中返回上帝许诺之地的火种。这些演说的影响之广是显而易见的，针对的都是西班牙后裔分裂主义的狂妄：所有犹太人与其他人都是平等的，任何隔离行为都是可鄙的，在过去的那个历史时期，绝不是西班牙人对人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令人刮目相看。恰恰相反，他们的思想沉睡了，现在是该苏醒过来的时候了，将那些无用的嗜好与狂妄抛到脑后。
伯恩哈德·阿尔迪蒂——我的一位表兄是演说者中最热情激昂的一个，他的演说简直可以创造奇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鲁斯丘克公正得要命的约瑟夫·阿尔迪蒂，此人会将盗窃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送上法庭，并沉醉于审判之中；母亲贝莉娜是个美人，仿佛从一幅金色的画卷中走出来，满脑子整天想的都是送什么礼物，她可以凭这些礼物博得任何一个人的欢心。伯恩哈德曾做过律师，但对那些事务毫无兴趣，也许是他父亲对法律条款的过度热衷令他失去了所有兴趣。早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信奉了犹太复国主义，并发现了自己的口才，还将自己的这项天赋运用于实际当中。我来到索非亚以后，所有人都在谈论他。数千人聚集到一起，就为了听他演讲，最大的犹太教堂几乎容纳不下他的听众。大家都祝贺我有这么一位表兄，同时也为我不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讲而遗憾，因为我待在那里的几周里，他没有演讲。所有人都被他深深打动，他赢得了所有人；我结识的许多人中无一例外，好像他们被巨浪卷起抛向海中，然后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没有遇到一位与他观点相左者，他对大家讲西班牙语，谴责他们身上基于这种语言的狂妄自大。他使用的是古老的西班牙语，其影响让我震惊，他居然可以用这种被我看作儿童和厨房用语的语言去论及普遍的东西，令听众热情高涨，认真考虑后居然愿意放弃几代以来的定居地，不顾当地人对他们的接纳与尊敬，不顾这里生活的舒适，舍弃这里的一切，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去，而那里是几千年前的预言，现在根本不属于他们。
我在非常时刻来到了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没人给我预备一张床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情。姑妈的一个儿子要到外面去睡，好为我腾出一块地方，因此，他们对我的慷慨招待就愈加引人注意。所有的东西都整理打包了，很明显，这里的气氛一向是乱哄哄的，但现在又添加了迁居前的那种不寻常的气氛。我听到另外一些家庭的名字，他们那里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他们一大批人一起移居国外，这是第一次此类的大规模行动，人们几乎不会谈到其他的事情了。
当我走在大街上，想看一下索非亚的市容市貌，或是想躲避一下家中的吵闹声时，我经常能遇到表兄伯恩哈德，他的那些演说使他成为眼下发生的一切的始作俑者，或者说，他至少对这最后的行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他生得矮小敦实，偏胖，眉毛浓密，大约年长我十岁，一举一动都像个年轻人，从不谈论私事（这与他父亲相反），他的德语说得很纯正，就像他的母语似的，他说的任何事情都显得不可动摇，热情而流畅，好似火山熔岩一般，从不会冷却下来。我只是试着提出的那些异议，他用个笑话就从容地驳了回来，而且还会报以一种大度而又不伤人自尊的微笑，似乎是用来为自己的政治辩论道歉。
他不看重物质的东西，这点让我很欣赏。事务所的事情引不起他的兴趣，那些事令他讨厌，他不干那些有收益的事情。与他并肩走在索非亚那宽阔整洁的大街上时，不禁会问，他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很显然，他也需要有自己特有的食粮：那些充盈他内心的东西是他生活的食粮。也许他的话之所以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不会为了私利去歪曲什么。大家信任他，因为他不会为自己谋私利；他相信自己，因为他不会花费心思去考虑财产问题。
我向他吐露自己不想从事与化学相关的职业。学识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为的是在此期间为其他事情做准备。
“为什么要欺骗呢，”他说，“你有一个很明理的母亲呀。”
“她已经深受一般人的影响了。她在阿罗萨养病期间认识了一帮人，据说都是些‘脚踏实地’的人，并且还是成功人士。所以，她现在也希望我‘脚踏实地’，走与那些人相同的道路，而不是用我自己特有的方式。”
“要当心！”他说道，而且突然之间十分严肃地看着我，好像是第一次将我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要当心！否则很容易迷失自我。我知道这类人。我自己的父亲就希望我可以继续他的那些审判。”
他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这件事情太过私人化，他很快就没兴趣再谈下去。但很明显，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只是当我说到我要用德语写作，而不用其他语言时，他不满地摇了摇头，说：“为什么？学习希伯来语吧！这才是我们的语言。你认为还有比它更美的语言吗？”
我很乐意遇到他，因为他终于可以摆脱金钱的困扰了。他收入微薄，然而，没有人像他那样受到尊敬，所有商业的忠实奴隶——我家族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此类——没有一个人指责他。他善于让他们满怀希望，比起财富与普通的幸福，他们更需要希望。我感觉到，他也想赢得我，但不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就像群体集会上的演讲，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因为他认为，对于他所从事的事情，我可以变得像他一样有用。我询问他演讲时的心理状态，他是否一直清楚自己是谁，是否害怕自己迷失在热情高涨的群体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