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从来不会！”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他们越是热情高涨，我就越清楚自己是谁。他们就像我手中的软面团，我可以拿他们做我想做的东西，甚至可以煽动他们纵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这种力量是没有边际的。你自己试一下！你只要愿意就能行！你不会滥用这种力量的！你会像我一样把它用到好的事情上，用到我们的事业上。”
“我有过对群体的体验，”我说，“在法兰克福。当时我自己就是人人揉搓的面团。我是不会忘记这一体验的。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理解它。”
“这没什么好理解的。到处都一样。你是一滴水，要么在群体中升起，要么就要善于为他们指明方向，没有第三种选择。”
对他来说，倘若要问群体到底指的是什么，似乎是多余的。他把他们当作是既存的东西，为了起到某种效果，可以将他们呼唤出来。但是，是不是每个想这么做的人都有权这么做呢？
“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他极其肯定地说道，“只有那些投身真理的人才可以。”
“他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真理呢？”
“他感觉得出，”他说，“这里！”他用力地朝胸口打了几拳，“谁要是感觉不出，他也就无法做到！”
“这就是说，一个人要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情。而他的反对者，信奉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我犹豫着，小心地说道，我不想批评他或是让他难堪。我其实不想这么说，他的语气太肯定了，我只想提出自己不清楚的地方，自法兰克福起，这些事情就困扰着我，而我似乎无法正确理解它们。
我曾被群体深深打动，那是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失去了自我，达到忘我的地步，感觉自己心胸无比广阔，同时又被一直以来感觉到的事情所充溢；那不是为了自己，那是人们知道的最无私的事情；由于各方面都在教唆、劝说直至利诱你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这种无私忘我的体验，就像末日审判那短促的喇叭声一样，还要避免贬低它们的价值。但同时，人们也能感到，自己无权支配自己，自己不是自由的，会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半是心醉神迷，一半是麻痹瘫痪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什么？
我很清楚，在伯恩哈德这位演说家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刻，我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自己这表述不清的问题的答案。尽管我赞成他，但我也在抵制他。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也许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人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追随者，可以投身于各项可能的事业之中。其实是这样的——但我没对自己这么说——我把他看成一个善于将普通人煽动成群体的人。
我回到拉赫尔姑妈家，那里的一切都处于亢奋状态，这是他数年来通过演讲对这些人以及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在那三周里，我见证了这种出发前的气氛。在火车站起程的时候，我经历了它的高潮。数百人聚集在一起，送别他们的亲人。那些移居国外的人，占据了这趟火车，所有的家庭都被淹没在鲜花和祝福声中，人们唱着，祝福着，哭泣着，看上去好像火车站是为了这次离别而建的一般，又好像它一下子变得能容纳所有激动的情绪一样。孩子们被推到车厢窗户边，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站在月台上，泪水模糊了双眼，也不知是不是自家的孩子，只管挥手告别。孙辈们离去了，而老年人留下了，起程的一刻——尽管不完全真实——就是这个样子。车站大厅被一股巨大的期望所充斥，或许，那些孙辈们正是为了这种期望，为了眼下的这一刻才做开路先锋的。
演说家本人也来了，但他留了下来。“我还有事情要做，”他说，“我还不能离开。还有人畏缩，我要给他们勇气。”在车站上，他双臂抱在胸前，没有往前挤，似乎就想隐藏在那里，不被人认出来，像是藏在隐身帽底下似的。不时地有人跟他打招呼，提起他，这似乎令他很心烦。然后，人们坚持让他讲几句话。第一句的话音刚落，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激情而自信，在自己的演说中，他也变得有了朝气，他找到了那些起程的人所需的祝福，并赠予了他们。
拉赫尔姑妈家已是人去楼空，我搬到索菲姑妈家，她是父亲的大姐。经历了过去几周的混乱之后，一切似乎都变得枯燥、压抑，人们好像开始怀疑那些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举动。可能大家也都赞同移居国外者的想法，但没人再谈论这些，人们把力量蓄积起来，准备节庆活动，余下的时间，则做着与往常相同的事情。这里充满着童年时代的重复与例行事务，对现在的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在我们到了英国之后，这些就远离了我，而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可怕事情阻碍了我通向童年的道路。我听索菲说些家常话，她很擅长控制饮食和做灌肠，很会照顾人，但从不会说个故事什么的。她的丈夫是个态度冷淡的人，我注意听他说话，不过他的话很少；她的长子普普通通，话却很多，然而说的都是些空洞的东西。最让我失望的，是听到她女儿劳里卡说话，她是我童年的玩伴，我五岁的时候，曾经想用一把斧子劈死她。
在身高比例上就出了问题，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她个子高，比我高，而现在，她却比我矮，窈窕妩媚，卖弄风情，关心的是婚姻与男人。她的危险性到哪里去了？她那令人羡慕的习字簿呢？她已经全不记得这些了，这些年里，她把阅读都荒废了，对我曾经用来威胁她的斧子以及她的叫喊也毫无印象了。她说，她没把我推到热水中，是我自己掉进去的，我也没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你只是有些小烫伤”。当我认为她只是忘了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并提起祖父的诅咒时，她哈哈大笑，就像戏中的年轻婢女。“一个父亲诅咒自己的儿子？没这回事，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简直就是童话，我可不喜欢童话。”而当我当面告诉她，我在维也纳无数次看到祖父与母亲在一起，提到诅咒那件事，祖父盛怒之下冲出房去，不辞而别，而母亲就哭上几个小时的时候，她对我的话却不屑一顾，无礼地说道：“这些只是你臆想出来的。”
我可以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但什么作用也不起，没有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因此我不得不——不情愿地——提到在多瑙河的船上遇到了梅纳赫莫夫医生。我对她说，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小时，他回忆起所有的事情。他记得那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在鲁斯丘克的时候，他也是她的家庭医生，她比我更了解他，因为直到迁居索非亚之前，她都生活在那里。但她对此也有一个解释：“那些生活在外省的人都这样。他们都是些腐朽落伍的人。这都是他们搞出来的阴谋诡计。他们不会去想别的事。他们就相信那些废话。你是自己掉进水里的。你的伤势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你父亲也没有从曼彻斯特回来。路途那么遥远，而且那时候的旅费也没那么便宜。你父亲后来没有再来过鲁斯丘克。外公又如何能诅咒到他？梅纳赫莫夫医生什么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家人才清楚。”
“那你母亲呢？”此前一天，她母亲还谈到如何把我从水里捞上来，给我脱掉衣服，而全部的皮肤也随之脱落。“我母亲现在已经记不住这些事情了，”劳里卡说，“她变得年老力衰。但其他人又不能告诉她这一点。”
我对她的顽固和狭隘感到十分恼火。什么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只有一点是要紧的：尽快找到一个男人结婚。她二十三岁，害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她缠着我，求我告诉她事实：她让我告诉她，她是否还能取悦男人。她认为十九岁的我应该体会得到那种感觉。还问我是否有兴趣吻她。今天的发型是不是比昨天的更能激起别人吻她的欲望？我是不是觉得她太瘦了？她说自己的确身材娇小，但绝不瘦。还问我会不会跳舞，说这是取悦男人的最好机会。她有一个朋友就是跳舞的时候订的婚。但事后那个男的说这不算数，只是跳舞的时候他一时冲动而已。她问我相不相信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
我什么都不相信，对于她的任何一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她越是这么噼里啪啦地问我，我越是犯倔脾气。我说，尽管我已经十九岁了，但我还没有那种感觉。我根本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女人。从什么上面能看出来呢？女人全都很笨，能和她们谈些什么呢。那些女人都像她一样，记不起来任何事情。记不住事情的人又怎会让人喜欢呢？她的发型总是那个样子，而且她已经算是瘦的了，谁规定女的不许瘦了？我不会跳舞。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曾经试过，但总是踩到那个姑娘的脚。在跳舞的时候订婚的男人一定是个笨蛋。每一个订婚的人都是笨蛋。
我弄得她开始绝望，但也使她变得明智起来。为了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她开始回忆。很多事情她都记不起来了，但那高高举起的斧子还清楚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她还经常梦到它，最近的一次是在她的女友订婚失败后。
拥挤不堪
九月初，我们搬进了奥尔佳·林女士的家里：她异常美丽，有着鲜明的罗马人的轮廓，骄傲又热情，不收受任何礼物。她丈夫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在朋友圈子中，他们夫妇之间的爱情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但这份爱情在奥尔佳女士那里没有蜕变为对死者的祭祀，因为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她不怕想起他，从不虚构他的形象，并一直保持从前的样子。很多人追求她，但她从未动摇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时，她仍旧保持着美貌。
她大部分的时光是和已经出嫁的女儿在贝尔格莱德度过的。她在维也纳的住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她从前住的那最偏僻的角落、最不起眼的小房间里住着她的儿子约翰尼，一个酒吧钢琴师，在他自己和他母亲的眼里，他一点都不缺乏教养，但在家族其他人的眼里就不是这样了。他也长得很美，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但又有很大区别，因为他很胖。人们奇怪的是，他并不像女人那样穿着打扮，却经常被看作是个女的。他是个老奸巨猾的马屁精，别人给什么，他就拿什么，他伸着胳膊，手总是张开的。他认为，所有的一切，甚至更多的东西都应该归他，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在酒吧里，他是客人们最喜欢的人，他既演奏流行歌曲，也弹一些鲜见的曲子；凡是他演奏过一遍的，都会过耳不忘。他是夜间制造嘈杂声的牲口，白天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睡觉，那里面正好能摆下一张床。
有一阵子，他的工作就是帮母亲收房租，然后将其中一部分划账给在贝尔格莱德的母亲。这就是他的任务，然而那些税款就占去了所有的房租，对他母亲来说，什么都没留下。她得到的所有东西，就是些没有结账的账单，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支付这些账单——那场幸福的婚姻留给她的只有这套房子——所以必须采取更好的措施来解决。她的侄女薇莎接管了这项工作，负责房屋的出租和每月收取租金；她还负责支付账单，如果约翰尼需要钱的话，她才会把剩下的那部分钱给他。他自然是一直需要钱，对奥尔佳女士来说，还是一个角子都不剩。但她不会抱怨，因为她很宠爱自己的儿子。“我儿子是个音乐家”，她习惯这么称自己的儿子，她的每一句话都透着自豪，所以，不认识他的那些人还当他是一个神秘的舒伯特，尽管在酒吧里人人都称他约翰尼。
我们对搬进这处房子感到很满意，虽然它是备有家具出租的，但终归是自己的房子。绍伊希策大街的景貌就在眼前，尽管这里不是我心中的天堂苏黎世，但这里毕竟是维也纳——是母亲心中的天堂。自从我们从那里搬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期间，我住过苏黎世的“雅尔塔公寓”，母亲住过阿罗萨的森林疗养院；后来我们就去了法兰克福，住在膳宿公寓里，经历了通货膨胀。真是奇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脑海中居然还能浮现出当时在一起和平共处的日子，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谈起那段时光。现在，一段崭新、健康、和平的大学时光开始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麻烦，就是约翰尼·林。我们的卧室和餐厅就在他的小房间边上，当我们这最终团聚的一家人坐到桌边吃饭时，门开了，约翰尼那胖胖的身影出现了，裹着一件旧的家常睡袍，里面什么也没穿，急匆匆地说一句：“你好！”穿着拖鞋就从我们身边走过，进了卫生间。他要求拥有卫生间的使用权，但他忘了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不希望受到打扰，因而在这段时间他是不可以使用卫生间的。每当我们把勺子放进汤里，他就会准时地出现——也许是我们的声音吵醒了他，让他想起要上厕所；也许是他自己也很好奇，想知道我们吃什么，因为他不会立刻回到自己房间，而是总要等到我们的主菜上来后，才会簌簌作响地回去。尽管他身上裹着的不是丝绸，但听上去真的是簌簌作响。响声来自他走路的方式以及那一连串的“您好对不起尊敬的夫人您好请您原谅您好请您原谅尊敬的夫人您好请您原谅”。他必须经过母亲的座位后面，借助一个充满艺术感的舞蹈旋转动作，从饭菜和椅子中间挤过去，却从不会碰到它们一下。母亲等待着，等着被他那又脏又旧的睡袍碰到，只有当危险解除，他也消失在门后的时候，母亲才长舒一口气，说着同一句话：“谢天谢地，不然真是让我没有胃口。”不用去想原因，我们也知道母亲感到恶心的程度，但令我们三人惊奇的是她回应他的招呼时的礼貌。她的“早上好，林先生！”自然是带着讽刺的，但在她的语调中一点儿也听不出来，反而让人感到很友好，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经过后，她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总是很小，他在小房间的门后面是绝不会听到的。然后，饭桌上的谈话会继续，就好像他从未出现过一样。
其他时候，尤其是傍晚时分，他会拉着母亲聊天，弄得母亲不知如何抽身。谈话一开始，他先称赞母亲有三个很有教养的儿子。“真让人难以相信，尊敬的夫人，他们就像伯爵的儿子一样漂亮可爱！”“我的儿子们长得不漂亮，林先生。”母亲生气地回敬，“对男人来说，外貌不重要。”“您可别这么说，尊敬的夫人，在生活中，这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他们生得漂亮，会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好地前进的。就这一点，我可以跟您讲些故事！年轻的蒂萨常来我们酒吧。蒂萨是什么人——这我就没必要告诉您了。在匈牙利，现在还有这种人呢。这个年轻的蒂萨可是个很有魅力的人！翩翩美男子，不只是俊男，还是个善于征服女人的风流人物！一切都拜倒在他脚下。为了他，我演奏他喜欢的曲目，而他每次都会感谢我，对每支曲子他都会特别感谢我。‘太美了！’他说，并且只盯着我一人看，‘您演奏得太美了，亲爱的约翰尼！’从他的眼中，我能看出每个愿望。为了他的愿望，我可以赴汤蹈火。我甚至愿意和他共穿我最后一件睡袍！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是教育，尊敬的夫人，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教育。得体的举止会赢得一半欢心。这些全都取决于母亲。是啊，谁会有这样一位母亲呢！您的三位天使是否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我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对我母亲说声谢谢的。我不愿将自己与您的三位天使作比较，尊敬的夫人！”“为什么您总是说天使呢，林先生，您大可以说淘气鬼，我不会觉得受侮辱的。他们不笨，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功劳，对他们的教育，我花了足够多的精力。”“您看，您看，尊敬的夫人，现在您亲口承认，您花费了精力！您，只有您！没有您，没有您为他们牺牲全部精力，也许他们真会变成淘气鬼。”
“牺牲自己”——他就是用这个词俘获了母亲的心，要是他知道“牺牲”一词及其全部的引申含义对母亲意味着什么，他可能会更经常地用这个词的。早在很久以前，母亲就习惯说自己为了我们牺牲了她的生活，这是宗教对她的唯一影响。当她对上帝存在的信仰逐渐减弱，当上帝渐渐离她远去、几近消失时，她所认为的牺牲的意义却增长了。这不仅仅是义务，还是人类的最高境界——牺牲自己，但这不是遥不可及的上帝的命令，这是自我牺牲，出于自愿，这才是关键所在。虽然它有一个集中的名字，但它是合成的、延伸的，超越小时、天、年的概念持续着——一生，在组成生命的所有小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过，那么，这就是牺牲品。
一旦约翰尼凭借这个词俘获了母亲，他就可以随意规劝她，多久都行，她不会离开他，离开的往往是他，他要去遛他的狼狗内罗，或是因为有人来拜访他。一个年轻人出现了，然后和约翰尼及内罗一起，消失在那个小房间里，在里面待上几个钟头，直到酒吧开始营业，是演奏钢琴的时间了。那个小房间里传不出任何声响，内罗已经习惯在里面睡觉了，从来不叫。我们无从得知约翰尼和那个年轻人是不是在里面谈话。母亲从不会降低身份地跑到门口去偷听，她只是猜测他们根本没有说话。母亲从没对那个小房间投去一瞥，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那个房间很狭窄，放了一张床后，几乎没剩下什么空间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肥胖的约翰尼——和一条大狗可以在里面待上几个钟头，外人却听不到一点声响，这让母亲思索良久。她嘴上没有说，但我感觉得到她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她真正担心的，是我可能想到一些根本没想过的事情，但这根本引不起我半点兴趣。有一次，她说：“我想，那个年轻人是睡在床下面的。他看上去总是那么苍白、疲惫。也许，他没有自己的房间，约翰尼是出于同情才让他在床下睡上几个钟头的。”“是的，但为什么不睡床上呢？”我毫无恶意地问道，“你认为约翰尼太胖了，那张床容不下两个人？”“我刚说了，是在床下。”她严厉地看着我，“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她认为我肯定有，而且还强迫我接受睡在床下的观点，这样的话，还有些地方留给那条狗。她认为这种想法是安全无害的。倘若她知道我根本没有去想小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她真是要感到奇怪了。因为，其他一些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这些事与母亲有关，而且对我来说很猥亵——尽管当时我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
每天上午，怀孕待产的丽施卡太太都会到我家来做钟点工。她要等到洗完午饭的餐具后才会回家。她干的主要都是些重活：洗衣服，抖地毯。“如果只为了那些轻活，我也不需要请她来了，”母亲说，“那些我自己就可以做。”母亲还说，没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雇用她，大家担心情况发展过快，她不可能干好那些家务。但她保证自己能干得很好，可以让她先试一下的。这触动了母亲的同情心，允许她来我们家干活。这其实是在冒险，要是她突然感到不舒服，或是突然要分娩，就不好了——考虑到我们年纪尚轻，母亲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分娩的细节。丽施卡太太已经保证过了，孩子还有两个月才出生，这期间她什么都能干。事实表明，她说的是实话，而且人也异常勤劳。“这给那些没有怀孕的人做了很好的榜样。”母亲说。
有一次，我回家吃饭，从楼梯间向院子里望去：丽施卡太太站在那里抖地毯，她努力让肚子不要处在地毯中间，每次用力抖的时候，都要特别地旋转一下身体；看上去她好像很厌恶地避开地毯，似乎地毯很令她讨厌，看都不想看一眼。她的脸通红，从我这个高度向下望去，还以为她生气了呢。汗水流过她红红的脸颊，她在叫嚷着，不过我没有听懂。我想，也许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话，她就通过击打的时候叫几声来让自己高兴一下。
我惊愕地走进房里，问母亲有没有看到丽施卡太太在下面院子里。她很快就会上来的——这就是母亲的回答，今天她会得到些吃的，每次抖完地毯，她都会得到些吃的。按照协定，母亲根本没义务这么做——她用了“按照协定”这个词——但她很同情这个女人。她曾经对母亲说过，她已经习惯整天不吃东西，只有晚上的时候，她才在家做些东西吃。母亲不忍心看到这样，所以，在她抖地毯的日子，会给她些吃的。这让丽施卡很高兴，所以她抖得也尤为卖力。等她拿着地毯上来的时候，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散发出的汗臭在厨房里是无法忍受的，因此母亲会在这种时候亲自把饭菜端进餐厅，而把饥饿的丽施卡留在厨房里。母亲给她的那只硕大的盘子装得满满的，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完，年纪最小的格奥尔格甚至从未吃过这么多。然后，她的那只盘子会变成一干二净，或许她把那些饭菜打包装进了自己的手提袋里。她从不在母亲——“尊敬的夫人”——面前吃，她认为这么做不合适。在饭桌上，我们谈起这些。我问，为什么她不总是得到食物，她洗衣服的时候，也应该得到一些，只是没这么多罢了。母亲说，在干比较轻的活的日子——不行，按照协定，她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另外，丽施卡对自己的所得已是非常感激了，不管怎样，她比我知道感激。
“感激”是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当我对某件事感到气愤并批评母亲的时候，她立刻就抓到了我没良心的例证。我们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平静的讨论的。我会毫不留情地说出自己的所想，但我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这样，所以，我的话听上去会比较伤人。她尽力维护自己。当她被逼到没有退路时，就会回到自我牺牲这件事上来，说自己已经为我们牺牲了十二年，并指责我从来没有为此表示过感激。
她的思绪全都围绕着房子里那个人口过剩的小房间，以及这种拥挤给我们三人带来的危险，但她嘴上只提到懒惰，提到这个成年人做出的坏榜样，整天躺在床上，要不就半裸着，裹条脏兮兮的睡袍到处走；而心里却暗暗想着所有我不知道的恶习。我的思绪都飞进厨房，围绕着丽施卡，她为自己时不时得到的食物而感激，每次见到我都高兴万分地宣称“你有一个好母亲”，还要使劲摇着脑袋来强调自己的话。我和母亲成了她不间断自我确认的契机，母亲是因为好心，“在协定之外”给她食物，我是因为道德观念，觉得在这种情形下不应该让她工作。我们陷入了自以为是的比赛当中，两个坚持不懈的骑士。要是用我们花费在这种争斗中的力气，我们可以把家里所有的地毯都拍干净，可能还有力气洗衣服呢。但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是信奉的原则问题：她信奉的是知恩图报，我坚持的是正义公平。
就这样，这种不信任也随我们一起搬进了这所房子。母亲因为约翰尼那人口过剩的小房间存在着秘密而心里不安，我则是因为即将临盆的丽施卡要在院子和厨房里操劳而担心。我总是担心她会突然昏倒，接着我们听到叫声，赶紧跑到厨房里，发现她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叫声是她那新出生的婴儿发出的，而丽施卡已经死了。
礼物
在拉德茨基大街的那一年里，我们一家住得很挤，这也是我记忆当中心情最为压抑的一年。
刚踏进家门，我就感觉自己处在监视之下。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没有一样是对的。房子里的一切都离得很近，供我睡觉和摆放书籍的那个小房间位于客厅和母亲与弟弟们的卧室之间，每次，我都像逃命似的快速钻进去。要想不被其他人看见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客厅里先打招呼并解释一番，成了每次回家的必做之事。我受到盘问，而且在指责到来之前，那些问题就已经泄露出了怀疑我的意思。我是待在实验室了，还是去大课上消磨时间了？
这类问题是我自己讨来的，我太直率了，习惯介绍一下那些大课，因为它们的内容一般人还是比较能理解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要比植物生理学或是物理化学更为人所熟悉。我对后者闭口不谈，并非意味着我对它们缺乏兴趣。但只有我说的那些事情才有意义，才更持久，我自己告发自己：我花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时间要多过花在硫酸上！“你在浪费时间，”母亲说，“这样下去，你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非得去听这些课不可，”我说，“否则我会闷死的。我总不能仅仅因为学了不感兴趣的专业，而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放弃殆尽。”
“那你为什么对它不感兴趣？你已经在准备放弃职业了。你害怕自己突然之间对化学有了兴趣。这毕竟是一个职业，是属于未来的——而你现在自设障碍来抗拒它。千万别弄脏了手！唯一干净的就是书了。你去听每一门可以听的大课，就是因为想多读些相关内容的书。这是没有尽头的。你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你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了。你要是从一本书里得到些新知识，就会去看另外十本书，从中学到更多。你感兴趣的课其实是一种负担。那些内容会让你越来越感兴趣。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很好，你要为此参加一个博士学位的口试。肯定会是这样。你记笔记，已经记了满满几本了，但那些书怎么办，你为此而想读的那些书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已经把它们都列在清单上了？我们不能支付这些。就算我们能支付，这对你也没好处。这会越来越吸引你，使你离开你的正事。你曾经说过，高姆佩茨在这一领域很有名，难道不是你说过，他父亲已经凭借《希腊思想家》而名声大振了吗？”
“是的，”我打断她的话，“有三本书，我想买，我想买到它们。”
“我仅仅是提到你教授的父亲，你就已经想买三本学术著作了。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把它们送给你吧。听那个儿子的课就够了。只要记下笔记，然后从你的笔记本上学就行了。”
“对我来说，这样太慢了。要等啊等的，你是无法想象的。我现在就想接着读下去，我没法再等了。高姆佩茨讲到毕达哥拉斯[41]的时候，我已经想了解一下恩培多克勒[42]和赫拉克里特[43]了。”
“你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不就已经读了很多古典作家了嘛。很明显，你读的都是些不合时宜的书。那些书总是扔得到处都是，样子要多难看就多难看，而且所有的书看起来都长得一样。为什么这些希腊哲学家没有包含在其中？那时候你就对一些日后用不着的东西感兴趣了。”
“我那时候不喜欢这些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说妨碍了我，他将世界看成假象。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亚里士多德，他为了合理分配的缘故才成为无所不知的人。在他面前，人们就像是被困在了无数的抽屉中。你要相信我，倘若那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些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我肯定会读完他们的每一句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起这些。一切都从苏格拉底开始，好像在他之前从没有人思考似的。你知道吗，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苏格拉底。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大哲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所以我才没有读他们的著作。”
“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没有喜欢过他？”我真希望不是从她那里知道这一点的。就算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她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就算我知道她说得不对，她的话还是每次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就像粉霉病一样，留在我喜欢的事物上。我感到她是故意要扫我的兴，就因为她想拖着我往前走。她认为，以我的年纪，我对很多事物的短暂热情都是可笑的，而且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这是我住在拉德茨基大街那会儿从她那里听到的最多的指责。
“你不喜欢苏格拉底，因为他很理智，他总是从日常生活出发，他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喜欢提起手工业者。”
“但他不勤奋。他整天只知道说。”
“这不适合你们那些大沉默者！哦，我是多么理解你们！”又是讽刺，早在跟她学德语的时候，我就对这讽刺习以为常了，“或者是这样，你一直以来只想自己高谈阔论，害怕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认真检验说话的内容，不让任何一点溜掉？”
她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学者一样，让人无可辩驳，谁又知道，我对自己现在才认识的这些思想家的偏爱，是不是和母亲的这种方式有关呢，而我已经完全将这种方式变为己有。一直以来，她是多么自信地表明自己的见解啊！能把她的那些话称为见解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信条的力量：一切都是那么肯定。她不知道怀疑，无论如何，她是不会怀疑自己的。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如果她知道怀疑，那么这些就和她的断言一样具备了同种力量，她就会彻底怀疑自己。
我感到了这种困境，奋力朝各个方向挺进。我退回到这困境里，又从自己感觉到的阻碍中汲取新的挺进力量。夜晚，我感觉很孤单。弟弟们已经睡了，他们支持母亲，用自己的放肆行为强化母亲对我的批评；母亲自己也睡了。我这才得到自由，在那斗室之中，我坐在小小的书桌边，停下正在阅读或是书写的东西，深情地望着书脊。它们的长度不像在法兰克福时那样骤升骤长，但也从未完全停止过增长，总会有机会得到赠书。谁又敢不送书，却送些别的礼物给我呢。
夜间，我想学习的有化学、物理、植物学及普通动物学，如果我夜里还认真看这些书的话，是不会被看作浪费电的。但那些教科书打开的时间并不长，听课的笔记簿经常是跟不上课程的进度的，不一会儿，我就把自己那些真正的笔记本拿出来，我把每一次欣喜，当然也包括苦恼都记录在了里面。母亲入睡前看到我小房间门缝下面露出的灯光，住在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她能想象出我在我的小桌子上干什么，但因为我不睡觉是为了学业，而这是她坚决赞成的，所以，她必须同意我这样，而不做出什么反对的举动。
她认为自己有必要监督我现阶段的每一步。她对化学没有真正的信心：它对我既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也不可能让我慢慢产生兴趣。当初考虑到她在经济上的困难——虽然我感到这是不充分的——而放弃读医科，就是因为医科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她接受了，还称赞我做出这种牺牲，她全看在眼里了。为了我们，她牺牲了自己，而她隔段日子就会发作的病痛恰恰证明了这种牺牲的程度有多大。那么现在，轮到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做出牺牲了。我把医学看作是一个不谋私利的职业，看作是造福人类，我放弃了学医，选择了同样是不谋私利的专业：正如母亲从各方面所听说的那样，化学是属于未来的。在工业上，有很多前景很好的职位。化学是有用的，而且是大有用处，谁要是从事这一行业，就会有很高的收入，我想投身于这一有用的领域，在她看来是一种牺牲，她给予了认可。然而，我要在这个专业学习四年，对此她深表怀疑。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下，我才决定学化学的，即格奥尔格——这是我自一起住在普拉特大街的日子以来最爱的人——代替我学习医学。我已经令他感到我的兴趣倾向，他自己也不希望学习别的，因为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放弃学医的。
母亲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对这件事，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什么牺牲，因为我学化学的真正目的不是想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化学家。对于人们是因为想多赚钱、而不是出于内心使命感才从事的职业，偏见是无法克服的。我让母亲平静下来，所用的方法就是让她相信，我有一天会以化学家的身份去工厂上班。但我从未提及这一点，这只是她的暗自揣测，我容忍着她的假设。也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停战：如果一项职业不是出于内心的渴望，那么，它是不值得从事的；如果一项职业对他人的用处没有对自己的大，那么，它是算不上什么的——对这些，我绝口不提。她没有忘记几年前的战争中因为使用了毒气而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她能摆脱这一幕，因为，即使在她冷静下来之后，她仍成了一个反战者。所以，我们俩都不提我面临的、作为“牺牲”的后果的可憎将来。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去实验室，通过那里有规律的时间安排来习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有自己的纪律，同时又不助长贪婪的求知欲和诗意的宣言。
她没料到，我在这件事上大大欺骗了她。我没有一分钟是认认真真打算做化学家的。我去实验室，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我做着那里应该做的事，不比别人差；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它可以向我自己解释我这么做的原因。了解一切，掌握这个世界上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这些仍是我的愿望，我仍旧毫不气馁地坚信，这是值得追求并且有可能实现的。在我看来，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界限：人类大脑的接受能力是这样，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天性也是这样。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投身进去的某种科学，也许并不会如我所愿地掌握。大概我也遇到了一些不好的老师，要么根本就传授不了什么知识，要么就将自己的喜好灌输给学生。在法兰克福时的化学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的。除了水和硫酸的分子式，我对他的课根本就没什么印象，他给我们演示实验时的动作让我深感厌恶。他就像一只穿了衣服的树懒，在仪器上慢慢地磨蹭几个小时。所以，我没有学到一丁点儿化学知识，有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现在要补上这个缺口，它是那么大，为了补上它，甚至不得不把化学当作大学的专业来学习。
自我欺骗是不存在界限的，我还能记得，当家人坚持要我不要分心去做很多其他事情，而是专心研究化学时，我经常会给出这个理由：我了解最少的东西将成为我最基本的知识。这就是我为不可饶恕的无知所做出的牺牲，而我所放弃学习的医科，就是我送给弟弟的礼物，以向他证实我的爱。他是我的一部分，只有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获得值得学习的知识的全部，所以，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参孙被刺瞎
这一年里我经常听到的指责中，有一个尤其令我感到苦恼：说我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双眼被遮蔽，并且根本不想知道，我戴上了护眼罩并坚决要戴上它去看世界；说我总是在寻找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我要么是过于局限在一种类型的书里，要么就是从它们当中汲取了错误的东西——和我谈些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的任何打算，都注定要失败。
“你要么想行为高尚地获得一切，要么什么都不要。你一直把自由一词挂在嘴边，真是个笑话。再也找不到比你更不自由的人了。你根本不可能不带偏见地面对一件事，总是满脑子成见，直到把事物本身都淹没其中。在你这个年纪，这么做的后果可能还不是很严重。真希望你没有这种固执的反抗，真希望你还没打定主意，就这么下去，不做任何改变。对于成长，对于逐渐的成熟，对于自我提高，尤其是对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用处，你是一无所知，只会说大话。这些弊端的根源就是你的盲目。从米歇尔·科尔哈斯的身上你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东西。只是你并非什么有趣的个案，因为他一直说自己有事情要做。而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是的，我不想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感到，了解世上某些让人不认同的东西，会让我有共同参与了犯罪的感觉。如果了解意味着我必须走相同的道路，那么，我不想了解。我抗争的正是这种仿效式的学习。我是因为抗拒它才戴上眼罩的。一旦我发现，别人仅因为某样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很普遍而将它推荐给我时，我就犟起来，装作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但现实在以其他方式接近我，比他们任何人都近，当时我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通向现实的一个途径是经由绘画达成的。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人们死守着一成不变的东西，并从中汲取不断在变的东西。绘画就是无数的网，出现在上面的，就是被捕获的猎物。有些溜走了，有些腐烂了，然而，人们会再去尝试；人们随身带着网，将它抛将出去，通过它所捕获的猎物而增强自身。重要的是，这些画也外在于人，它们在人的内心当中也经历着变化。肯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尚处于原始状态中的它们；不只是他，每一个变得不自信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它们。当他感到自己的经验不够时，他会求助于一幅画。经验静止了，他直面它们。他因为认识到了现实而安静下来，这是他自己的知识。尽管在这里，它们是被展现在他面前的。仿佛没有这个人，它们也还在那里，然而，这一外表制造了假象。这幅画有赖于他的经验才能被唤醒。由此表明，这些画为什么一代代地沉睡，因为没人会带着可以将其唤醒的经验去看它们。
找到那些画的人需要有自己的经验，这种感觉很强烈。有一些画被找到了——不可能是很多画，因为它们的意义就在于集中保持了现实，现实的发散性一定令它们四处迸射、沉积；但也不会只有唯一的一幅，它对其拥有者施加暴力，永远不离开他，并且禁止他发生转换。一个人的一生需要一些这样的画，如果他很早就找到了它们，他不会损失太多自身的东西。
幸运的是，当我最需要这些画的时候，我身在维也纳。为了抗拒别人用来威胁我的虚假现实，即平淡、呆滞、追求利益的狭隘的现实，我必须找到另一个足够广阔的现实，以便能驾驭它的严酷，同时又不屈服于它们。
我与勃鲁盖尔[44]的画作不期而遇。我见到它们并不是在悬挂着真品的艺术历史博物馆里。在物理和化学研究所听课的间隙，我短暂地参观了一下利希滕斯泰因宫。我从勃茨曼胡同三两下就跃下旋转楼梯，置身于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奇妙绘画中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勃鲁盖尔的作品。我并不介意它们都是摹仿品，我想看的是那份坚定沉着、那份漫无目的和那份神经松弛状态。突然之间与这些画作面对着面，人们不禁会问：这是摹制品还是原作？对我而言，可能它们已经是摹仿品的摹仿品的摹仿品了，但这并没有过分妨碍我，因为我面对的是《六个盲人》和《死亡的胜利》。后来我所见的盲人都源于这两幅画中的前一幅。
我在很小的时候得过一次麻疹，有几天的时间都看不见东西。从那以后，失明的恐惧一直如影随形。现在，六个盲人一溜儿斜着排开，要么抓着拐杖，要么扶着肩膀。他们中的第一个是领路人，已经掉进了水沟里，紧跟在他后面的第二个人，整张脸都朝向观众：空荡荡的眼窝，嘴巴惊恐地张着，露出发光的牙齿。他与第三个人之间的距离是整幅画面上最大的，他们俩还紧紧抓住连接他们二人的那根拐杖，但第三个人感觉到了猛地一动，感觉到了危险的震动，他的脚尖略带迟疑地点着地。人们可以从侧面看见他的脸——只有一只失明的眼睛——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恐惧，但略带困惑；而他身后的第四个人尚满怀信任地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脸朝向天空。这个人的嘴巴张得很大，像是在等着接住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他的眼睛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他的右手拿着一根很长的拐杖，但没有拄着。他是六个人中最充满信心的一个，从头到脚都满怀信心。他身后的那两个人顺从地跟着他走，每一个都是前面一个人的依附者，他们的嘴巴也都是张着的，只是没张那么大。这两个人距离水沟最远，因此，他们没有期待，也没有任何担心，自然也就没有疑问。倘若不过分关注那些失明的眼睛，不得不提的还有这六个人的手指，它们抓取及触碰的方式与正常人不同；而且，他们的脚着地的样子也很特别。
一个画廊拥有这一幅画就已经够了，但接下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今天还能感觉到那份震惊——我站在了《死亡的胜利》面前。几百个活跃的骷髅正忙着将同样数目的活人拉到自己那里去。各种各样的形象都有，或是成群，或是独个儿，从他们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们都异常努力，其活力远远超过活着的人。观众也知道这些死人会取得胜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成功。观众站在活着的人一边，希望能增强他们的抵御力，但令人不解的是，死人看上去比活人还要有生气。死人的活力——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所具有的唯一的意义，就是将活人拉到自己这一方来。他们没有散开，没有做这做那，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而活人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他们每一个都很勤奋，没有一个人投降，在这幅画上，我没有找到一个厌世的人，死人要从他们手中夺取的东西，自然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这种抵抗以成百上千种方式进行，其活力转移到了我身上，从此，我经常感到自己与这些反抗死亡的人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