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注意到她是怎样离开这个房间的，也没注意她是怎么回来的。只要那本书写纸还没写完，我恐怕什么都注意不到。突然，劳伯博士来到了房子里，他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一个年老的医务顾问。母亲站在他的背后，但她把脸转过去；我知道她在那里，但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她躲在他身后，现在我知道了，刚才的敲门声很大。“这孩子怎么了？”他问。他的语速缓慢，每个句子后都会停顿，每个单词说得都很夸张，他那郑重其事的解释中没一句有价值的话，上次他来访时的敲门声还回荡在耳边——那次是黄疸病，现在这是怎么了？——这一切合在一起发挥了作用，我恢复了理智。虽然还有几页纸，但我停了下来，不再写了。
“在这儿勤奋地写什么呢？”不知过了多久，劳伯博士才说出这句话。我一直在纸上疾驰，现在，我从快车上掉了下来，将最后一页纸递给他，递送的速度更符合他。他庄严地读着。他念出了声，那个单词，我写下它时犹如火山爆发一般，但让他读出来后听上去没有充满仇恨，而是不慌不忙，好像在说出这么一个宝贵的单词前，人们应该认真考虑十遍似的。因为他口齿不清，所以听上去显得很有节制。尽管我心里这么想着，但我保持着冷静，没有让怒火重新燃起，这一点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他把最后一张纸上的内容全都念了出来，因为那张纸的一多半都被写满了，而他也没加快速度，因此用了很多时间。他没有漏掉一个“钱”字，等他念完后，我误解了他的一个动作，以为他还想从我这里拿一张，继续他的朗读。然而，当我又递给他一张时，他拒绝道：“好了。到此为止吧。”然后他清了清嗓子，把手搭到我肩膀上，问：“现在请您告诉我，我们为什么需要钱？”他一字一顿，好像蜂蜜一滴一滴从他口中滴下来一般。我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聪明还是因为真不知道，但我开口说话了。我从头至尾地讲述了整件事，告诉他数周以来，大家在家里认真地听我说去卡文德尔旅行的计划，没提出半点反对意见，就好像也为这个计划出一份力似的，但现在，突然之间，母亲推翻了一切。整个计划期间没发生任何变动，因此，现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专断的，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体现着专断。我想离开这个家，离得远远的，想走到世界的尽头，在那里我就不必再听这该死的字眼了。
“原来如此，”他说，然后用手指着布满地板的纸，“我们把这个词写了这么多遍，就是想知道，我们再也不想听到的东西是什么。但在我们去世界的尽头之前，我们更想先去卡文德尔山脉看看。这对我们大有益处。”想着这次旅行，我的心开始活跃了，他的话听上去那么肯定，好像他有这笔钱，好像这次旅行的费用由他保管着。我的注意力转移了，我开始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倘若他没有立刻用自己不可原谅的智慧破坏一切，现在我想起他来也许还会对他抱有感激之情。“这件事的后面隐藏着其他的东西，”他解释道，“这不是关系到钱。这关系到俄狄浦斯情结。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与钱毫无关系。”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离开了。通往前厅的门开着。我听到母亲战战兢兢的问题以及他的诊断结论：“您让他去吧。最好明天就走。这对俄狄浦斯情结有好处。”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对母亲来说，医生是最高权威。如果关系到她自己，她喜欢多听几个医生的意见。这样，她就可以从所有诊断中挑选出最适合她的，并且不会反对任何一个诊断。对我们来说，一个医生、一种诊断就足够了，人们必须遵循。旅行的事已经决定了，不必为此再费神了。她允许我和汉斯在山里待十四天。我在家里又待了两天，她没再责备我。我被认为是受到了威胁，我的情绪不稳定，那些被我写满的纸全都被从地上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堆放好，拿到了一边。因为这么多纸都被浪费了，所以，应当将它们作为精神困扰症状的证据保存起来。
在那两天里，我受压制的感觉丝毫未减，但我有了希望，很快就可以远离这里。我一反常态，做到了沉默不语。她也一样。
自我辩解
二十六号，我和汉斯一起去了沙尼茨，从那里，我们开始了穿越卡文德尔山脉的徒步旅行。那光秃秃的崎岖的石灰岩山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当时那种心境下的我大有裨益。尽管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有多坏，但感觉像是将一切都抛在了身后，所有多余的东西，尤其是与家庭相关的。在光秃秃的岩石上，一切从零开始，只有一个旅行背包，装着少得可怜的东西，却足够十四天之用。也许，完全没有旅行包会更好。不管怎样，包里面装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两个本子和一本书，是为假期的第二周准备的。到时候，我想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顿下来，开始写作我的“作品”。我随身带了一本有关群体的书，其中的一个本子用来记录注释和自己的反对意见。我考虑把这作为自己写作的基础，与已经流传的相关内容划清界限。我很清楚，粗浅地了解了这方面的东西后，我很不满意，并决定远离一切被我称为“乱写”的有关群体的东西，而把它当成自己面前一座纯净的且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山脉，并且不带偏见地，作为第一个人去登上它。在第二个本子里，我打算将自己从家里那积聚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并记录下这新的地方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给我带来的感触。
对这些“庞大”的规划来说，在徒步旅行中一直被压抑，倒是件好事。实施它们的装备静静地躺在背包的最底下，我从没把本子或是书拿出来，也从没向汉斯提起过它们的存在。我尽情地接纳着这条山脉，好像可以把它吸进内心似的。虽然我们奋力向高处攀登，但这一次我关心的不是风景，而是被我们留在身后的以及延伸在我们面前的没有尽头的光秃。这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连天空都让我感觉不完全是轻松的。每当我们到了水边，汉斯都会猛冲过去，而不是从旁经过，不去碰它，这令我极为反感。
他不会知道我是带着什么心情踏上这次旅行的。他对我在家里遇到的困难一无所知。我太骄傲了，从没泄漏过半句。而且，就算我告诉他了，他也很难理解我。在阿斯利尔一家人心中，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她被认为是智慧和独特的，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远离她那市民阶层的出身。在阿罗萨，与她出身相关的一切重又被唤醒，而阿丽克·阿斯利尔对阿罗萨给她带来的这一影响毫不知情。她仍像以前一样，把母亲当成是我们第一次去维也纳时的那个骄傲、独特的年轻寡妇；还把她当成富裕的人，并为她感到高兴，全然没有感觉到与这种富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狭隘的价值观念。也许，母亲在她面前也有意隐藏自己的巨大变化，否则，她如何当着自己生活困顿的童年好友的面提起钱，却又不帮助她呢？就这样，钱成了我和她之间谈论的主要内容，我们一直单调地重复它，它也一直引起我们之间的大声斥责。但她在与阿丽克的谈话中却绝口不谈钱，而汉斯认为自己有理由羡慕我那“健康良好的”家庭关系。
我们谈论着与此无关的所有话题，从无间断，与汉斯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出现沉默。因为他处在与我竞争的压力之下，所以我刚说一句话就被他打断，由他把句子说完，由他补上后面的内容，而他的补充似乎是不会停下的。为了说得比我多，他的语速比我快，而且不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我感谢这次徒步旅行，这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准备的，我同他玩起了一个特别的游戏：只要谈话不涉及这山脉，我就准备和他谈论一切。他注意到，每当他提起向山顶和往上攀登的可能性时，我就会把话题引向书，所以他认为谈论山脉让我感到无聊。因为除了光秃秃的岩石之外，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象，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或许他认为就这个话题长时间的争论真的没有意义，所以他也很快不谈论山脉，而我正想将它作为自己的任务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不是说我当时可以将它称作任务，现在我只想试图告诉大家，当时它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我必须让这份光秃秃的贫瘠在我面前堆积起来，因为我要投身于一项任务中，投身于“作品”中，或许长时期内都会收效甚微。这里不是矿山，不允许从这里攫取任何东西，必须保存它那受到威胁的整体特性，必须让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不然，我会讨厌或是憎恨它。我应该纵横交错地在它上面行走，从一端到另一端，在很多个地点接触它，并且一直清楚地意识到，我还没有了解它。
就这样，卡文德尔山脉未被谈论地屹立在那里，刚过二十岁的我踏上了它，我一生中最宽阔、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开始了。
现在想来，真要惊奇：在那五六天时间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跟同一个人在一起，他不停地说着，而我要回答他，要对他的话做出反应——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一刻是安静下来的——却不谈我们所处的空间，没有提到那些在过去的几年里逐渐变成让我痛苦的压力的事情。我们聊着与书有关的话题，都是些无关紧要、没有实质内容的闲话，我对自己说的话很满意，而汉斯只要能在这个话题上展现自己的实力，也感到很满意，但它不再是可替换的泛泛而谈。或许，谈论其他的书籍也能带来同样的效果。谈话让他很满意，因为他不仅能够有话说，而且还能抢在我前头；我也很知足，因为我没有提起真正充斥自己内心的东西。我无法重复这种空洞谈话的任何一个句子或是音节；它们是那次穿越岩石之旅的真正的水流，渗进岩石，消失得无迹可寻。
不过，这种谈话似乎不会不受惩罚地继续下去，因为，当我们到了佩蒂兹的阿亨湖边时，灾难出乎意料地降临了。汉斯张开四肢，躺在湖边的太阳底下，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来来回回地散着步。他把双手交叉放在脑袋下面，闭上了眼睛。天气很热，太阳升得高高的，我以为他睡着了，所以没有留意他，而是沿着湖岸散步到离他不远处。我那双沉重的登山鞋下，沙子在“嚓嚓”作响，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把他吵醒，就向他那边望去。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充满了憎恨，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那份憎恨的强烈。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大家都不相信他有，这种仇恨现在让我感到惊讶；起初我并没想到这仇恨是针对我的，而且后果还相当严重。我站在水边的护栏旁，这样可以从侧面看到他：他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慢慢地我明白了，他是因为仇恨而说不出话来。他的沉默就像看似支配它的感情一样让我感到新鲜。我没做出什么反抗的举动，我尊重它，我们之间的所有谈话都因为数量太多而失去了价值。这一状态一定持续了一会儿。他躺在那里，像瘫痪了一样，但他的目光没有，仇恨在其中升腾，令我突然想到了“谋杀”一词。我的背包就放在他身边的地上，我向那里走了几步，拎起它，还没背上就离他而去。他看到我们的背包分开了，停止了呆视的状态，跳将起来，拿起了自己的背包。他站起来，像一把打开的刀刃，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大踏步地朝延巴赫方向走去。
他走得很快，我犹豫着，直到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才大踏步地走上这同一条路。在延巴赫，我打算乘火车去因斯布鲁克。很快，我意识到一个人是多么轻松，就我一个人。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倘若想用一句话来补救，那它立刻就会变成千百句话，只要想一下，我都觉得恶心。他的沉默割断了一切。我没试图为他的沉默找个理由。他离开得那么坚决，一反常态，没有详尽地解释这么做的意图，但我也不为他担心。向前走的时候，我伸手摸了摸后面的背包，感到本子和书还在。我没把它们拿给他看，甚至一次都没提过自己随身带着它们。他知道，这次徒步旅行后，我打算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为了工作——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我们没有说起这个星期里他会不会跟我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也许，他在等我提出明确的要求，第二个星期也跟我在一起。我没有说出来。在佩蒂兹的时候，徒步旅行就结束了，卡文德尔山脉被我们抛在了身后，通往延巴赫和山谷的路途很短，那里有火车站，可以坐车去因斯布鲁克，而在相反的方向，是他回维也纳的火车。
情况也确是如此，在延巴赫，我看到他在铁轨对面的站台上。他站在离我不远处，在等着开往维也纳的火车。我感觉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也不再是呆呆的样子；背包松垮垮地搭在他那瘦削的肩上，登山杖的尖儿也被磨平了。他没向我的月台这边靠近。也许，他还跟着我，但是不知躲在哪个车厢里。我坐在自己的火车上，问心无愧地驶向因斯布鲁克，最后一刻和解的危险消除了，我对他只有感激之情，因为，他没有站在我的边上，否则，一场对立就很难避免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的不幸在于自己制造距离，将自己与身边的人隔开。他是一个距离制造者，这是他的天赋，他制造的距离令他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逾越。
在因斯布鲁克，我乘火车去了科马藤，它位于通往塞润谷的入口处。我在那里过了一宿，次日去了塞润谷，打算在格里斯找间房，与笔记本一起单独过上一周。
我出发的那天，下着大雨，我在浓雾中前进，雨点打在脸上，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徒步旅行，旅行的开端并不好。很快我就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我走得飞快，想逃脱这暴风雨，因此上气不接下气。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里，阳光灿烂，一切都很轻松。我感到自己要为这独处付出代价。雨水流过我的脸，我饮着那雨滴，只能看见自己前面几步的距离。有时候，可以认出路上农舍的《圣经》引文，它们在暴雨中同我打着招呼。当全身湿透的时候，看着这么多诱人的听天由命的语句，真觉得有点讽刺，而我也避免去敲这种用箴言警句装饰的农舍的门。没过太久，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山谷上一梯级的平坦地带。在山谷中心地带的格里斯，我很快在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一个房间，他正巧是当地的裁缝。我受到友好的款待，把自己的东西烤干，傍晚时分，天空放晴，这预示着第二天的好天气，我可以为下面的行程做准备。
我对旅馆主人说，在我打算逗留的十日里，我必须学习，并打算上午的时间一直用来工作。我得到一张小折叠桌，可以把它摆在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我很早就起床，喝完咖啡后，带着铅笔、两个本子和那本提到过的书，立刻开工。那真是个美好的早晨，天晴得很透，气温凉爽宜人。旅馆主人的摇头并未让我感到惊讶，更让我惊奇的是我自己，我在这里打开了这本书，从书的第一个单词开始，我就反对它，甚至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对它的反对之情丝毫未减：弗洛伊德的《大众心理学和本我分析》。
同弗洛伊德的很多作品一样，在这本书里，我首先发现他引用了其他研究过相同题材的作者的观点，大多数都引自勒庞[59]。他行文的方式就已经让我感到困惑。这些作者里，几乎所有人都对群体不理不睬：对他们来说，群体是陌生的，或许他们害怕群体。当他们开始研究群体时，他们的姿态是：保持离我身体十步远的距离！好像对这些作家而言，群体就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他们是一种病，作家要做的是找到症状并描述出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和群体面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迷惑，不迷失其中。勒庞是唯一尝试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人，他对早期的工人运动，可能还包括巴黎公社，都记忆犹新。在他的作品里，他深受丹纳[60]的影响，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事情吸引了他，尤其是九月谋杀那段历史。弗洛伊德处在另一类型群体那令人厌恶的印象之中。在维也纳，身为一个成熟的人，将近六十岁的他经历了战争的亢奋情绪。作为孩子的我也了解这类群体，他对他们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他却缺乏有用的工具。在他一生当中，他把事情经过放到个人身上，逐个地研究。作为医生，他见到的病人会在整个漫长的治疗期间一直出现在他面前。他的一生就在诊病室和书房里度过。军旅生活和教会生活，他都很少参加。他至今所提出并应用的概念，无法应用到军队和教堂这两种现象上。他太严肃、太认真，结果忽略了它们的意义，而在后期的研究中，又抓住它们不放。对于自己经验不足的地方，他找来了勒庞的描写，而他的描述源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群体。
对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就连一个才二十岁、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读者都感到不满意，并认为与事实不符。虽然我没有理论上的积累，但在实践方面，我从内部了解群体。在法兰克福，我毫无反抗，第一次融入其中。打那以后，我一直清楚一点：个人是多么乐于融入群体之中。正是这一点变成了令我惊讶的对象。我看见自己周围的群体，但我也看到自己身上的群体成分，并且找不到一条解释性的界线。我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首先缺乏对这种现象的认可。在我看来，它与性欲和饥饿一样都是最基本的。这里涉及的不是人们通过将其归为性欲的某种特殊情况而把它从世界上铲除掉。相反，人们应该全面地去看待它，把它作为一直存在的东西，只是现在它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人们应当把它作为一个事实，从根本上去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先去亲身体验，然后再去描述它。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那么，这种描述就成了欺骗。
我还没发现什么东西，只是打算去做一些事情。但在这种打算的背后，是一种意愿：我将毕生投身于此，不管耗费多少年光阴，只要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行。为了表明这件事的重要和无法回避，我当时谈到了群体冲动，将它放到与性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最初研究弗洛伊德时的注解是在摸索中前进，而我显得拙于言辞。我仅仅表达了对自己所阅读的东西的不满与反对，并坚决表示自己不会被说服或是被欺骗。因为最令我担心的，是那些自己曾经亲身经历、因而不会怀疑它们存在的事物突然间消失了。通过在家里进行的交谈，我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愿意盲目的话，那他会变得有多盲目。我开始明白，对待书的态度也是这样，人们必须保持警惕；由于自身的惰性而推延批评并接受现成东西的做法是危险的。
就这样，在塞润谷的那十个上午里，我学会了在阅读中保持警惕。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一日到十日这段时间，是我思想独立的真正开始。在开始阅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与弗洛伊德划清了界线。直到三十五年后，即一九六〇年，我才将这本书公之于众。
在这些天里，我也为自己赢得了作为人的独立性。因为日子很长，我又是一个人，除了上午五个小时的工作外，其他时间我就是自言自语，下午徒步郊游的时候就是我独白的时间。我考察了这个山谷，一直爬到上面通向其他山谷的隘口处。有两三次，我登上了位于格里斯上方的罗斯考格山。我为自己的勇气和到达了目的地而高兴，因为我给自己定的这些目标，与那个我设在遥远的将来的伟大目标相比，它们是可以实现的。我放声说着，大概是想把这些年来累积在自己身上的怨恨与苦闷发泄出来；我将它们用句子的形式组织起来，从我身上驱逐出去。我对着周围的空气倾诉，这里很空旷，视野清晰，也有风。看着那些难听的话被风带走，远离了我，我很高兴。这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因为没人听见。但我避免肆意妄为，我发泄的都是长期受压制而产生的愤恨。我驳斥对我的谴责，它们令我深受侮辱并且害怕，我的话完全属实，根本没考虑还要顾及听众。我释放了体内形成的所有回答，它们那么有力，那么有生气，根本不会局限在规定的形式内。
所有这些话针对的中心人物就是她，对我而言，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她把我地盘里耕种的东西全都拔掉，种上她的东西，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她给我的感觉。能有这种感觉算是不错，因为，不然的话，我从哪里汲取抗争的力量并且不屈服呢？我并不公正，我怎么能做到公正呢？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我看不见自己瞄准的目标，这么多年了，我已经用自己的粗暴和信念的冷酷为自己培养了一位对手。现在不是讲公正的时候，现在要争取的是自由，在这里没人能曲解我的话，没人能截断我的呼吸。
晚上，我坐在旅馆里，将自己的这些话记到第二个本子上，它本来就是用来记录个人观点的。
现在我找到了这个本子，重新读起来。五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读着其中的内容时，我感到震惊。何等的奔放！何等的激昂！我找到了别人威胁我、侮辱我的每一句话。没有忘记一句，没有遗漏一句，谴责我的最难听、最不公正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但我也找到了对这些话做出的每一句回应，并感受到了其中的激情，它深深地穿透目标，泄露出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杀人力量。假如情况就这么维持着，假如从那时起，我没有从各方面寻找知识，让它们为这激情的事业服务，那么，事情的开端会很不好、很粗暴，而我也不会还能为自己十天里的巨大愤怒做出辩解。
晚上，很多人都聚集在旅馆里，有农民，也有外地人，他们喝酒、唱歌，但我没有参与进去。我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葡萄酒，一声不吭地写着，一个瘦削、戴眼镜、不怎么受人欢迎的大学生，他本应该通过询问和干杯令人忘记自己的其貌不扬。但我在忙着我的自我辩解，尽管我睁着眼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但我什么也没看到，而是完全沉浸到我的写作中，最终没人再留意我了。由于我面前放着一杯麝香葡萄酒，所以没有人羡慕我这个位子。我感到，自己不允许加入任何一个谈话。那些谈话会破坏我的独白，并削弱这自我辩解的力量。面对这些完全陌生的人，我不能再是我自己。那充斥我内心的仇恨会让他们感觉很荒唐，而我也没有心情在他们面前饰演某个角色。
在这种不寻常的环境里，我大概也赢得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是些孩子，早晨六点的时候，他们会在我窗前跟我打招呼。这三个男孩子，最小的五岁，最大的八岁。第一天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坐在我的小桌子旁写东西，这在他们眼里很不寻常，结果站在那里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一起来到我身边，问我的名字。我很喜欢他们，说了自己的名，但这对他们毫无用处。三个小家伙用怀疑的口吻重复了它，然后摇摇头。这个名字让我在他们眼中比以前更为陌生。不过，年纪最大的那个想到了一个解围的方法，对其他两个解释说：“这大概是一条狗的名字！”从那一刻起，我在他们眼中就像一条狗一样可爱。他们成了我早晨的闹钟，叫着我的名字，让我醒来。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站成一排，长久地默默注视着我，不会打扰我。然后，他们感到无聊了，一溜小跑着离开了，去寻找其他更有趣的狗了。
下午，我结束工作后，他们会陪着我走一段路。我向他们打听那些动植物的名字用他们的话怎么说，也问起他们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知道自己不能走得离村庄太远，突然之间停下脚步，像要道别似的。他们最喜欢挥手致意。有一次，我把这给忘了，次日一早就受到他们的责备。在那沉默不语的日子里，他们就是我的伙伴。我处在一种亢奋之中，它源自我的辩解所遭受的威胁、咒骂和预言。在这种状态下，除了这几个孩子，没人再能让我感动。当他们早上在我的桌子旁一字儿排开地站着——不会离得太近，怕打扰了我——看我写东西的时候，我把他们当成一种应得的恩赐。
第三部 倾听的学校维也纳（1926-1928）
避难所
将近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回到了维也纳。我已经记不起和母亲再次见面时的情形了。通过在山里的“清算”，我赢得的自由，其影响真是翻天覆地。没有畏惧，没有负罪感，我去探望那唯一能够吸引我的人，唯一一个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情绪与之交谈的人。每次我到薇莎那里，和她聊起我们喜爱的书籍与画作时，我都不会忘记，她是凭借何等的力量与坚定才获得自己的自由的：房间是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布置的，东西的摆设也合她的心意。
她的斗争远比我的要艰难：那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整天待在家里，即便他不能再通过突然袭击而引人注意了；他是每个人的敌人，他只知道自己。为了摆脱他的围困，就要自己去围困他，不断留意他，这不符合薇莎的天性。这种斗争的性质也不同于我和母亲之间的斗争：我与母亲是两个对手之间的真正较量，双方都很清楚在指责对方什么。
就是说，这里是薇莎自己一手创建的避难所，当然也是我的避难所。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那里，绝不会不合时宜，我的来访是受欢迎的，不是别人给我规定的义务。我们总会谈论一些令其中一方激动的事情。来的时候，心是满的，离开时，也是满载而归。两个小时里，令一方思考的事情会像在炼丹过程中被转变一样：变得更纯净、更清楚，但仍是那么迫切。甚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还会以另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人思考，直到产生许多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又成了下次拜访的基础。
五月份的第一次拜访，由于我为李尔王永不完结的生命激烈陈词而没有谈及的事，现在都成了我们的话题。但我并没有抱怨家里的情形。我太自负，因而没有告诉薇莎真相。我紧紧抓住别人对母亲的看法，好像它的力量可以让母亲回到早期的样子似的。她才刚过四十，在别人眼里还很漂亮，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博学多才。我不相信她那时还会读很多新东西，但因为记忆力好，她总是可以运用早年读过的东西，倘若不涉及一些从我口中才了解到的事情，她在与别人谈话时的表现总是高贵而又理智。只有我才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那些旧思想是多么腐朽。如果我们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的话，她就会说，我简直要杀了她。
在拜访薇莎的最初日子里——大概有半年时间——我从没提起过这些。我对母亲只字不谈，薇莎也觉得很平常。她把母亲想象得高高在上，能力很强，直到有一次，她几近羞怯地问我，为什么母亲没有发表作品，我才开始有些担心。她深信母亲写了书，当我予以否认时（尽管这让我感觉很得意），她仍然坚持己见，还为母亲秘密写书找了个理由。“她认为我们都是空谈家。她是对的。我们感叹那些伟大的作品，总是一再地谈论它们。而她则是自己去写，她非常看不起我们，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将来我们会知道她是用什么笔名发表的，之后我们会为自己竟从未觉察到而惭愧。”我坚持认为这不可能，如果她写书，我肯定会发现的。“她只有在一个人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当她离开你们去疗养的时候，她并非真的生病了，她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当您读到您母亲的著作时，您会再次惊讶的！”
我突然间希望事实就是如此，但我很肯定这是不可能的。薇莎令每个人都对自己充满信心。现在，尽管只能说是成功了一半，但她还是让我对自己已经丧失信心的人又充满了期待。她不知道，她这种琐碎的影响大大减轻了我背离母亲的苦恼。因为，当母亲不放过任何机会指责我不知感恩图报时，当她把自己的将来描述得一片漆黑时——大儿子没有了，那时他可能已经毁掉了自己，或者变得无足轻重，对她来说就跟不存在一样——我的内心就会产生她在秘密写作的错觉；也许这的确是真的，而她也能通过写作寻找到安慰。
这些拜访同我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不一样，这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最近的过去也消失了，我是个没有过去的人。已经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在没有经过什么抗争的情况下进行了自我修正。我没感觉被迫固守某事，仅仅因为它们受到了攻击。
薇莎会背诵很多诗歌，但不会让人感到厌烦。有一首是我们都会的：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她想听我朗读，我于是就朗诵给她听。她没有跟我一起念，这对她来说本是很容易的，她真的是想听；之后，当她说“您把握了它的精髓”时，我抑制不住地开心，后来才发现，她还准备了一首长诗，打算帮我校正音调：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她对这首诗真是着了迷，这首诗很长，她以前会背，现在，她拖长了音调朗诵给我听。她对此的着迷程度令我感到惊讶，但这并没有令她动摇（要是在其他时候，她对别人的反应是极其敏感的）。我感到自己不可以打断她，并且担心自己如果忍不住叫一声“够了”的话，她也许再也不会请我来她家了。所以，我一直听完这首《乌鸦》，结果自己也被它吸引住了。《乌鸦》把我带进了它的意境里，我开始跟随诗的韵律一起颤动，当她读完时，我还在颤抖，她高兴地说：“现在，您也被它捕获了。就跟我当初一样。人们就应该把诗歌大声朗诵出来，而不是自己默读。”
当然，我们很快就谈到了卡尔·克劳斯。她问我为什么在这些朗诵会上要避开她。她认为自己知道其原因何在，倘若真是如此，她会对此表示尊重的。她认为我在朗诵会上被深深触动，所以不想跟任何人进行交谈。我想将一切完整地、不受讨论地带走。她也喜欢一个人去，但听过之后，她更喜欢发表看法，而非沉默。人们不可能同意朗诵会上的所有观点。她对卡尔·克劳斯无比崇敬，但她不会听他的话去读什么、不去读什么。她给我看了海涅的《法国形势》[61]，问我知不知道这本书。三年前去过巴黎一趟后，她开始读这本书，而现在，她已经是读第二遍了。
我拒绝将此书拿到手里。没有谁比海涅更让卡尔·克劳斯唾弃的了。我不相信她，我以为她是在跟我开玩笑，但仅是这个玩笑就已经让我害怕了。但她坚持向我证明她的独立性。她将这本书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大声地读出来，然后还在我眼前翻看，说：“我没说假话吧？”“但您肯定没有读过它！您把它放在那儿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我有海涅全集，在那里，您看！”她打开一个书柜的门，那是她的小图书馆。“要是没了这些书，我都不想活了。”虽然不是在最顶层，但那里确实放着全套的海涅。在给了我这一击之后，她给我看了我所喜爱的作品，歌德、莎士比亚、莫里哀[62]、拜伦[63]的《唐璜》、维克多·雨果[64]的《悲惨世界》、《汤姆·琼斯》、《名利场》、《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然后还有她最喜爱的读物之一——黑贝尔[65]的日记。这些并非她的全部藏书，只是她找出来的认为是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对她来说意义不凡，她给我看的这些书都是她一再阅读的，她也凭此证明了自己是不依附于卡尔·克劳斯的。“他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他对画作也不感兴趣。他对一切可以削弱自己愤怒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他这么做是了不起的。但人们不应该效仿他。愤怒应该存在于个人内心，是不可能借给别人的。”
这听上去很自然，对我却是一个打击。我看见她坐在我前面，坐在第一排，靠近卡尔·克劳斯，热情洋溢，充满期待，但她可能不久之前还在读海涅，读《法国形势》。她怎么敢在他面前出现呢？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求，谁要是不照做，谁在那里就一无所获。半年以来，我去参加每一次的讲座，像信奉《圣经》一样信奉他。我没有怀疑过他的任何一句话。从来没有，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和他唱反调。他是我的信仰。他是我的力量。要不是想着他，我一天也忍受不了实验室里那愚蠢的烹饪术。当他朗读《人类的末日》片断时，他对我来说就是全部维也纳。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存在吗？只有在他身上人们才能找到公正，不对，人们没有找到公正，他就是公正。他只要蹙一下眉头，我就可以和最好的朋友绝交。他的一个示意，会让我赴汤蹈火。
我跟她提到了这些，我必须说出这些话，我还说了更多的事情，我说出了全部。一种巨大的放肆感向我袭来，迫使我说出埋藏在心底的奴性冲动。她认真听着，没有打断我，一直听我说完。我越说越激动，她极其严肃，突然之间——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拿出来的——她拿了一本《圣经》在手上，说：“这才是我的《圣经》！”
我感觉她在为自己辩解。她反对的并不是我对自己所信奉的上帝绝对性。虽然她本身不信教，但她看待“上帝”一词显然比我严肃，她不承认任何人有权成为上帝。《圣经》是她读得最多的一本书。她喜欢里面的故事、赞美诗、格言和先知书，但最喜欢的是爱情和婚礼颂歌。她对这些很熟悉，都不需要从中引用。她不会以此来令人反感，但她基本上会拿这些与文学相比，而且她也是按照这些要求来衡量人们的行为的。
现在我谈论的是她生活中的精神内容，其实，我对此所给出的描述只是一幅苍白无色的画面。那些著名作品名字的罗列，听上去像是概念一般。必须先挑出其中的一个单独形象，并按照从她的描述中逐渐形成的样子去改写，这样才能大概相像，知道这一形象在她心中具有怎样鲜活、独特的生命。没有一个形象会立刻形成，它们产生于很多次的谈话中，并且只有在若干次拜访后，才会感到对她所提到的形象有了真正深刻的认识。那时就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了，她的反应定型了，这时可以信赖它了，知道这一形象的秘密和薇莎的完全重合。
从十岁起，我就感觉自己是由很多人物形象组成的，但这种感觉很模糊，我无法说清，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个形象会替代另一个形象。这就像一条变化多端的河流，因为有了明确的新要求和新信念的融入而永不干涸。我愿意，并且也有能力汇入这条河流，但我看不见它。现在，在薇莎身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会为了自己的多样性去寻找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并且使用它们。她让这些形象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只要她需要它们，她就可以随时使用；令我惊讶的是其明晰和确定性，与偶然的、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混淆。一种有意识存在于其中，就好像从崇高的戒律牌上读到的一样。那里记录了它们全部，都是些纯粹的形象，每一个都明确区别于其他，引人注目并具有生命力，不亚于真实的人；仅由自己的真实性来决定，不会因任何诅咒而消失。
当薇莎在她的形象中慢慢运动时，在一旁看她就好像看一出情节紧张的戏剧。这些形象是她反对卡尔·克劳斯的依据，他永远都不能加害它们，而拥有它们是她的自由。她永远不会是他的奴隶；当我戴着枷锁去见她时，是她的高尚与宽容容忍了我。但是，除了她那不为人知的财富外，人们还能觉察到很多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她的秘密。
薇莎的秘密隐藏在她的微笑中。她有意识地微笑，并且现出笑脸；一旦她现出微笑，她就不愿收回它：持续地微笑，好像这才是她本来的面目，不笑时的美丽是假象。有时候，她微笑的时候会闭上眼睛，黑黑的睫毛低垂，轻扫着脸颊。这时候，好像她从里面审视自己一样，而微笑就是她用以照明的火炬。她展现什么样的自己，这就是她的秘密。尽管她沉默不语，但不会让人感到被她拒于千里之外。她的微笑就足够了，好像一道弧线，连接了她与观看者。再没有什么比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更具诱惑力的了。如果一个人想说出心里的话，那么，他的沉默会将其诱惑力提升至最大。别人会想将他的话掏出来，并希望能在微笑的后面找到它们，希望它们正在那里等待着。
薇莎的矜持是无法化解的，因为她满心的悲哀。悲伤不停地注入她体内，她对每一个疼痛都很敏感，即使那是别人的疼痛；别人受到的屈辱会令她难受，就好像她自己经历了一样。她不会留下同情，而是会给予受辱者大量的赞美与馈赠。
即便那些伤痛早已平复，但她还是背负着它们。她的悲哀是深不见底的：她将一切不公正都保存了下来。她的自尊心非常强烈，但也因此很容易受到伤害。不过，她认为每个人都同样容易受到伤害，在她的想象中，周围的人全是敏感的，这些人需要她的保护，她每时每刻都想着他们。
和平鸽
十日自由产生的效果真是惊人。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一号到十号，我独自一人度过。在这些天里，我与弗洛伊德划清了界限，也针对母亲的谴责为自己做了辩解——更严厉、更强硬、更有效，好像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参加进来一样；为了让自己舒心一点，我没有让母亲知道这些，白日里我对着风儿说出自己夜间写下的文字，令我终生回味的这短暂的自由时光永远留在了我身旁，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不时地想起它。
那时，当我写下自己的指控时——语句是那么粗暴，今天读起来还会让我心惊——我面前出现了一张根本不合时宜的面孔，它的微笑我曾错过，然而它现在不笑了，而是严肃又坚定地谈论着它所引起的战争。这就是薇莎的面孔。它诉说着她的自由，而那个干瘦的老头——我只是从她那可怕的话语中了解到他，因为没料到从她嘴里会说出这种话，所以听上去更让人害怕——在对她的斗争中失败了；令人惊讶的是，我居然也试图将他的样子从脑海中拭去。话是从薇莎的嘴里说出来的，但却增加了我自己行动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斗争她也参加到了那十天的自由之战。返程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她那里，与她开始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谈话；我一趟又一趟地去她家，我们之间过去的谈话被取代了，异化成一场权力斗争，而且斗得不可开交——这其实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惊奇，除了一个人，这就是在斗争中落败的母亲。
九月份的时候，她又回来了，情绪也变了。我们在拉德茨基大街又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使我们头脑发热的火苗已经熄灭。我七月份的那次情绪大爆发让她震惊不已，当时医生的诊断结论对她不利。她不再攻击我，不再给我规定任何事情。我也不批评她，因为我可以与薇莎交谈。我没有隐瞒去拜访她的事情，即便没有将细节一一说出，但我还是很坦率地谈了她对文学的热爱。或许我对她的博学多才、欣赏品位以及观点的赞扬过于公开了，母亲有时候根本就不做出什么具体的反应，但她对用餐时间受到打扰表现出了极度的气愤。当约翰尼·林从他的小房间出来上厕所，从她椅子后面挤过去时，她拉长了脸，满是厌恶，而且不再回应他的问候。他从厕所回去的路上，说话就结巴起来，她的沉默令他很难堪，他那些讨好的话就卡在喉咙口，她继续沉默着，直到他消失在那间小屋的门后。
很快她开始厌恶维也纳，把它看作是堕落罪恶之地，没有什么是好的。她说，已经上午了，还有人躺在床上睡觉；还有那些艺术至上者，只会对着书本喋喋不休，他们大白天的就站在博物馆的画前，真是一群不知羞耻的白痴。到处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人愿意工作，而且，当没有人认认真真地对待生活的时候，人们居然还为失业感到惊讶。倘若维也纳只是一个堕落罪恶之地还好，但它又变得褊狭闭塞起来。整个世界都没有人关心维也纳发生了什么，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轻蔑地撇撇嘴。甚至卡尔·克劳斯（要在其他时候，她根本就不会提起他）也被当作证人来证明维也纳的卑劣。他很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而他所提到的那些人却还向他奔去，嘲笑自己的过错。在维也纳皇宫剧院鼎盛的日子里，一切都不是这样。那时候，维也纳还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也许那要归功于皇帝，无论对他提出怎样的异议，皇帝还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皇帝。已经高龄的他不分昼夜地处理文件。但现在呢？我还能不能找出一个不是首先想到自己享乐的人来呢？应该在这样的城市里把年轻人教育成人吗？这里根本就没有前途，但是巴黎，巴黎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感觉，她这种突然针对维也纳的仇恨是针对某个人的，她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虽然她小心翼翼地避免用指控来烦扰我，但我仍觉得很不舒服。她第一次将博物馆列入罪恶行列，当她指责人们在画作前闲逛的时候，我就起了疑心。每个提到薇莎的人，都会把她比作一幅画，因为每人的比喻不尽相同，所以他们提到的画简直可以构成一个小博物馆了。她很可能在愤怒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说出薇莎的名字来。倘若如此，我该怎么办？在她第一次侮辱这个人的时候，我会离开这个家，永远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