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母亲于初冬又搬回了里维埃拉河畔的芒通，从那里给我写了些恳求的信。她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孤寂，旅馆里的人不喜欢她，不信任她，女人们都很害怕她的目光，尤其是当她与她们的丈夫在餐厅里的时候。她的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描述中残存着她过去曾有的力量。其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各种可能的病痛。虽然自阿罗萨时期开始，我就知道她经常虚张声势，但我对此却无半点的掉以轻心。她信件的最后、最高潮的部分爆发出所有的愤怒，盲目而又野蛮，使我不得不开始担心薇莎的生命。
因为她现在在信里点名道姓提到薇莎，指责薇莎动机极其卑劣，并狂放不羁地用最恶毒的话来攻击她。她说，薇莎知道我最弱的一面，也就是对书籍的热爱，现在，她肆无忌惮地利用了我的弱点，除了书以外，不跟我谈论其他任何事情。她是个无事可做的女人，放任自己成为一个艺术至上者。倘若她不觉得这样做很恶心，那么这是她的事情，但她把一个在为生活而奋斗的年轻人也拖下水，那她就是犯罪。她这么做，纯粹是出于自负，无非就是她的网里多了一个新的牺牲品，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可笑的小孩子对她这种深谙世事的人来说又能算得了什么呢？等到下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的时候，我就会猛然惊醒。母亲还说，我是这么纯洁、天真，只要一想到我，她心里就会不安。她下定决心要拯救我。离开，只有离开维也纳！对于这个有约翰尼和薇莎存在的罪恶之地——而且她还是他的堂妹——我们是没什么好留恋的。
母亲说，她打算和弟弟们移居巴黎。他们先在那里读中学，以后再读大学。很明显，我们无法再生活在一起。现在我二十一岁了，该走自己的路了。但也还有很多城市的氛围没有被那些艺术至上者污染，例如德国，我可以在那里继续学业。她不再担心我会突然脱离化学专业，因为我已经熬过了两年。她所担心的是维也纳，我会在这里走向毁灭，等等。我现在不应该相信薇莎是独一无二的，在维也纳，还有成千上万像她这样没有廉耻、追求享乐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是绝对敢做出拆散人家母子这种事的。一旦她们觉得厌倦了，又会将别人抛弃。她说自己见过无数这样的例子。她从没跟我说起这些，就是不想让我对女性产生怀疑，但现在，她必须让我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与书本上完全两样。
她在芒通一直待到三月份，在这段日子里，我给她回了信。我知道她一个人很孤寂，她提到的来自各方面对她的不信任令我不安。我还说，她的信里有一半内容是侮辱薇莎的，这深深刺痛了我。我担心这会升级到进行身体伤害的地步，我试图说服她，尽管知道希望渺茫。我告诉她发生在维也纳的其他事情，例如，我与实验室的一个女生进行的讨论，她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我很喜欢她；还有一个侏儒，来了之后嗓门又大，人又霸道，占了整个大厅；还提起卡尔·克劳斯所做的每一次讲座——现在她公认他是维也纳的蔑视者，不像以前那样，一提起他就把头转过去。我在每封信里都讲得清清楚楚，自己已经决定留在维也纳。我反驳了她对薇莎的攻击，没把它们太当回事。有几次，不过不是经常，我以一个深受侮辱的人的身份回信，说自己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受侮辱的人了。她于是做了让步，将仇恨抑制了大约一周之久。隔了一封信后，又回到了老样子，而我只好从头再来。
她的情况让我忧虑，但我更担心的是薇莎。我清楚她的敏感，她觉得自己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其他很多事情负责。倘若她知道一丁点母亲对她的看法，她肯定会离开我，绝不会再见我。只要她什么都不知道，情况就一切都好。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封来自芒通的信让我心烦意乱：我特意在这几天不去见薇莎，免得让她觉察到什么。
年初的时候，那套房子就已经交了出去，弟弟们住到了另一户人家里，我找了一间房。三月份，母亲去了巴黎，那里有很多她的近亲和好朋友。她四处看了一下，开始筹备夏天里搬家的事情。她通知说五月底会到维也纳来。然后想在这里住一个月，把事情办妥。时间过去了半年，我们该好好坐在一起谈谈了。
当我获悉她即将到来时，我害怕了。现在，形势严峻，我一定会不惜代价保护薇莎，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们两人见面，而且也不能让薇莎知道母亲对她的仇恨，这不仅会令她心神不宁，而且会改变我们之间的一切。怎么对待母亲，在她到来之前我不能确定。她想住在歌剧院后面的旅馆里，而不是住在雷奥保德城，因此我不用担心她们俩会突然碰到。我还有时间让薇莎做好心理准备。无论如何，不是她非知道不可的事，就不让她知道，她只需遵循我的愿望，避开母亲就够了。
因此，我向薇莎坦白道出母亲想让我离开维也纳的事。有人跟母亲说，如果我能去德国一所规模较大的高校，跟着一位世界著名的化学家读博士的话，对我会大有益处。维也纳没有这种有声望的教授，而我的博士论文的质量又直接关系到我今后从事化学工作的前途。母亲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后都不回到维也纳来，没人知道将来的事情。现在，母亲显然发现维也纳这里有事情绊住了我。我写信告诉她，不管怎样，我都不想离开维也纳。她现在要来，坚决要做最后的尝试，而且会尽全力劝服我。但她绝不会成功，化学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无所谓的，我没打算从事化学这一职业。薇莎最清楚我想从事什么，最清楚我无论如何都想做的事。
她问我为什么这么不安，如果我不愿意走，没有人能逼我走的。
“事情不是这样，”我说，“你不够了解我母亲。如果她想做什么，会想方设法做到的。她打算拜访你，跟你谈这事。她想说服你，离开维也纳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她会让你来劝我离开的。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她要拆散我们。她要同你谈话，我害怕极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她永远不会成功的！”
“但我心里很怕，如果她来这里，我一刻也不会安宁。只要一想到她要来，我就会发抖。你很清楚她的智慧和坚强意志。你根本猜不到她会说什么。我也猜不到。她会临时想到什么并说出来，听的人会突然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从而向她承诺一切。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
“我不会见她的。我向你保证。我发誓。这样就什么也不会发生。这样你就会安宁了吧？”
“对，对，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事了，也只有这样才行。”
我说，她既不要接她的电话，也不要看她的来信，她必须机智而谨慎地避开她。毕竟，母亲将住在维也纳第一区，避开她并不难。但如果意外地收到母亲的来信，她不许拆，而是要原封不动地交给我。看到她这么快就相信了我时，我有了希望。她说，她不仅会把母亲的来信原封不动地交给我，就算我愿意让她看，在我看过之后她也决不会去读它，决不会回信。
母亲来了，第一次交谈中，我就注意到她本人也想避免对抗：她想把自己设想的“对手”那令人讨厌的样子完整地保存下来。她感到，哪怕自己只见了一回真实的薇莎，她设想的样子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在巴黎又把我的信件都读了一遍，从中得出，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刻离开维也纳的。她认为，比起薇莎，我更加看重卡尔·克劳斯。在芒通，她感觉自己受到孤立，因为她不认识任何人，那时候，她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每天都会看到薇莎。在巴黎的时候，她有很多亲戚和朋友，她的这种想法就不那么肯定了。她的猜疑开始分散，变得更细致入微，从信中她读出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写了实验室女同学，说她令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谈起他，真是痛快，因为她的缘故，我甚至喜欢去实验室了。现在母亲注意到了“真是痛快”这一表达，而她在芒通收到这封信时，根本没有留意这一点。她想到，我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在那属于定量分析的乏味程序之外，我还有很多时间去交谈。
“你有时候会看到爱娃吗？”母亲这时问道，“你实验室的那个俄国女生？”
“当然了，我们几乎都是一起去吃饭的。你知道吗，我们一谈起她所讨厌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就停不下来了。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雷吉娜’小酒馆吃饭，继续讨论。接着经魏林格大街回到研究所，一刻也不停歇，然后又站在我们的烧瓶前，你知道我们谈论什么吗？”
“谈论伊万·卡拉马佐夫！你们真是投缘！她自然是非常支持阿辽沙[66]！我开始慢慢了解伊万了，这些年来，我都认为他是兄弟们当中最有趣的一个。”
她对这位女同学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结果开始加入文学人物的讨论中来，就像过去一样。她回忆起我一年多前在拉德茨基大街生的黄疸病。这是我唯一乐意回忆的一次生病经历；我在床上躺了几周，读了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头到尾。“你应该感谢黄疸病，”她说，“否则，你现在就没法和你的爱娃讨论了。”“你的”一词像根刺一样刺痛了我，听上去就像是她亲手把爱娃送入我怀中似的。我确实喜欢她，这引起我内心的斗争。但我突然变得狡猾起来，任由事情这么发展，因为我发觉，她开始严厉观察起我来了。我甚至说：
“对，当然了。讨论真是精彩。她就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拿里面的一切都当真。整个实验室里，再没有人能和她一起讨论的了。”
文学刚重新回到我们之间，我就已经喜欢母亲了，虽然我还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企图。她想知道这位颇具魅力的同学与另一个女人的分量孰重孰轻。她对我有多重要？她是不是对我更为重要？她又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她想知道，爱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否存在共同之处。这听上去已经像是新的担心的征兆，但我能够安慰她，因为情况正好相反，爱娃是个格外聪明的人，她真正的天赋在数学上，她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成就胜过所有的男同学。她的情感——与她的智力有些矛盾——相当丰富，但总是保持自己的方向。母亲问这个问题时想到的可能是，爱娃的感情会突然发生转变，而这在她那里是不可能的。
“你真的这么肯定？”母亲说，“在这方面，人们可能会犯致命的错误。你以前想过你会恨我吗？”
我不去理会她来到维也纳之后首次发表的粗鲁评论，更愿意停留在谈话本身的内容上。
“我当然肯定了，”我说，“我每天都和她在一起待很长时间，马上就要一年了。你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没有谈到的吗？”
“我想，你们谈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是最经常的话题，我们最喜欢谈论这些。通过与她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出现的一切去认识她，你还能想到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我们俩都紧紧抓住这只和平鸽。要是爱娃知道母亲把她想象成了什么角色，她肯定要惊讶了。她根本不习惯成为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避免谈论另一个对象。但我说的有关她的事情都是我的看法，而且通过谈论她，我更加喜欢她了。虽然母亲如此强调她，但我没对她产生反感。她真是我们的和平鸽。在与母亲分别半年之后，在经历了二人之间这种惊险的书信来往之后，我等待的是一场不愉快的冲突。明显可以感到，我们两人都是如何摈弃反感与畏惧。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她突然说，这是她信奉的一句谚语，在我们后期的斗争中她也不止一次用过它，“你应该知道我有何打算。”移居巴黎的时间定在这个夏天，这对她来说是一段辛苦的日子。为了能对付这段日子，她想先疗养一下，像去年一样去格莱辛贝尔格温泉，那里很适合她。她问我在这段日子里能否照顾一下弟弟们。他们需要有个很好的假期，因为过不久他们将遇到困难：要适应新的法语学校，而且要插班读很高的年级，他们离高中毕业考试也不远了。我们可以三人一起去萨尔茨卡默古特，那里会让他们平静下来，而且我也可以向她和弟弟们证明自己在为他们服务。
我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毫不迟疑就答应了。我说，没什么比这更让我喜欢的了：我也许有一年见不到弟弟们；我自己也想在假期里去旅游，我们可以找一处美丽的地方。她愣住了。我感觉她的问题已经到了喉咙口，但她没有说出来。我几乎是为了她才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妥协。她说：“你这个夏天没有其他的计划吗？”我说：“我应该有什么计划呀？”
谈话本可以到此为止了，结果对双方来说都不错。唯一压在我心头的担心就是她可能伤害薇莎。现在，薇莎一次也没被提到。但接下来还要做到万无一失。我还处在与她谈论那位女同学的良好感觉中。拯救我的是魔鬼吗？或者真是为薇莎担心？我说：“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同学爱娃问我夏天会不会到山里去。我没跟她说定。如果她也去同一地区，你会反对吗？当然不是同一个地点，也许离我们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样，我们可以时不时地进行一次远足。她肯定会给弟弟们带来好影响。我只是想有时候能见到她，大概每周一两次，剩下的时间全花在弟弟们身上。”
我的这一提议令她异常兴奋。“你为什么不多见她几次？原来你已经打算好夏天怎么过了。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这种安排很好。她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她先问了你，也不能怪她。这要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现在女生们都是这样。”
“不对，不对，”我说，“你想错了，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现在没有，将来可以有。”她说。她的言行不是很得体，我以前从没见过她这样。为了把我和薇莎分开，她还有什么做不出的。但我突然想到了唯一保护薇莎的可能。我必须谈起其他女性。这一次，一个碰巧在实验室里坐我旁边的女生帮了我的忙。我确实喜欢她，如果我像母亲那样想着她是我的女朋友，或是她有可能成为我的女朋友，那我就太不道德了。即使我跟她说起此事，像她这种人肯定会对此耿耿于怀，但会表现出乐于助人和理解，对我的行为表示同意——但这种事总会令人有些尴尬。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而我必须制造另外一些事：我必须捏造出更多的女性，跟母亲聊起关于她们的事情。再不能让她知道我和薇莎之间更多的事了。等她远在巴黎，而薇莎在维也纳的时候，她就不可能再加害薇莎了，而我也就挽救了薇莎。
魏因雷朴太太与刽子手
我在海德胡同的魏因雷朴太太家里租了一个宽敞、漂亮的房间。她是一位报界人士的遗孀，先生去世时已是高龄，她则要年轻许多，所以比他多活了很多年。房子里到处都挂着他的照片，他是一位祖父辈的先生，蓄着胡须，让人感觉很善良。魏因雷朴太太面相似狗，脸色发暗，提起丈夫时态度总是谦卑，好像他身为一个死人，在思想和道德上都远远胜过她自己一样。她还将这种尊敬的一小部分传染给了大学生们。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像魏因雷朴博士先生一样的人物，她总是用“先生”和“博士”的字眼来称呼丈夫，从不用其他方式。我不得不站在他与同事的集体照前面停留一会儿。相片上的他，不仅仅胡子醒目，所处的位置也是中心。她很少说“我丈夫”，即便他已经去世这么多年，她还是无法忘却这场婚姻带来的荣誉，一旦说出这话，她会立刻惊恐地打住，好像自己亵渎了神灵一般，稍作迟疑后，她会陶醉地在后面加上全名和头衔“魏因雷朴博士先生”。大概早在嫁给他之前，她就已经这么称呼了他很久，说不定结婚后也是这么称呼的。
通过相识的一户人家我得知这里有一间房，他家的儿子曾在这儿住了一年，结果很不好，人们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位腼腆的年轻人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却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还被拖上法庭。大家都提醒我，不是要我提防这个寡妇，而是要小心和她住在一起的两个人。我估计这里是藏污纳垢之地，但我就想住在这个区，这样可以离薇莎既不太远，也不太近，因此海德胡同很适合我。我当时的生活环境为普拉特大街所包围，而海德胡同是塔布尔大街的一条支巷，不属于普拉特大街，但与它相邻。我来看房子的时候，这家的整洁令我惊讶，再没有比它更能显出中产阶级特色的了，到处都是受尊敬的老先生的照片，还有一位在每张照片前都要赞颂他的遗孀。就连我要租的房间里也少不了他，虽然照片比其他地方要少，但加起来也有三四张。魏因雷朴太太告诉我，她喜欢大学生来租房。前任房客是个银行职员，肯定已经自己赚钱，不靠家里养活了，但生活得很拮据，没读过大学的人是成不了大气的。但魏因雷朴太太很小心，再没多说什么。提起他，只是因为他在我之前住过，而且从那以后，那个房间就空着。然而，她既没说他的好，也没说他的不是。她的看门女佣，也就是那场诉讼的提起者，就站在旁边的厨房里。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魏因雷朴太太每说一句话，都要立刻打住，谨慎地朝厨房方向探下耳朵。
虽是初次拜访，但我很快觉察到她生活在压力之下，而且没有什么能令她解脱出来。因为她两句话中就有一句，有时候甚至每句话都是关于她死去的丈夫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与她的寡妇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她没有像那个老先生希望的那样去好好照顾他。虽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肯定，在她的生命中，再没有其他男人有他这么重要了。但她总在听从一个声音，服从其命令，而这个声音不是来自死者的。
和她住在一起的女管家给我开了门，带我到了她的女主人那里，然后很快就消失在厨房里。她是个强壮结实的中年妇女：她的模样与我当时对刽子手的想象一样，颧骨暴出，一张愤怒的脸，而且微笑的时候更令人觉得危险。倘若她在接待我的时候打我一耳光，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不过，她做出一副媚态的猫脸，与她的身高相比，这张脸让人觉得阴森可怕。她就是大家提醒我要提防的人。
魏因雷朴博士太太为我用力推开通向待租房间的门——她走起路来总是这样，好像下一刻就会栽倒似的——跟着自己也进来了，等她确信身后的房门是大开着以后——这令我摸不着头脑——还要高叫一声“马上，马上！”就像一个佣人对主人说“我马上就来”一样。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说这个房间的优点，还特别赞颂她死去的丈夫的照片。她每说一句话都期待着别人的认可和鼓励。
起初，我以为她等待着我的认可与鼓励，但我很快发现这认可是来自外面的，而由于在这个房子里我没有见到其他人，所以，我想到了那个给我开门的可怕的人。在整个看房期间，我眼前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她的模样，但她其实一直都待在厨房里，并没有加入到商谈中来。
我心中暗想，住在这里的第三个人在哪里，我前任房客的那场诉讼就是关系到她的。但她没有露面，也许她已经不住这儿了，也许正是因为这场牵扯到她的官司，令人担心很难将房子出租出去，因而辞退了她。关于她那乡土气息的美貌，她那巨大的金黄色辫子——据说一直垂到地上——以及她诱惑人的花样，我听说了许多，尽管别人说得不是很清楚。她的名字令我喜欢，因而就记住了它。我喜欢波希米亚的名字，对卢采娜这个名字更是偏爱有加，我甚至希望给我开门的是她，而不是她的姑妈，那个刽子手。因为我对卢采娜的好奇，所以她若是给我一耳光，也是我罪有应得。这种不友善的接待也许是想给我一个警告。那场风波上了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来访者不是为了看房子，而是为了见卢采娜。
现在，对我来说，见不到卢采娜的踪影更好，我不用担心不必要的麻烦，可以租下自己喜欢的房间。我想立刻搬进来，魏因雷朴太太对此很满意，她像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作考虑就想搬来。她还说：“您一定会喜欢他的这种氛围的，他可是位博学的先生。”现在，她不用说名字，我也知道她指的是谁。她带我出来，对厨房叫了一声：“这位年轻的先生很快就回来，他只要去拿下行李。”那个我已经忘了名字的女管家——因为从一开始她就令我想到“刽子手”——出现了，一直面带微笑，说：“他不用担心，我们又不会吃了他。”她站在厨房门口，高大结实的身躯填满了那个门框，双臂放在身后，抵着门框柱子，好像要扑向别人似的。我没再看她，回去拿行李了。
搬来后的最初几天，房子里非常安静。我一早出门去化学实验室，中午待在学校附近，习惯在“雷吉娜”小酒馆吃午饭。晚上，等实验室关门，薇莎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散步；要么就是我到她那里去，待到很晚，大概十一点钟的样子，我才会回到海德胡同的家里。我总是发现床已经铺好，但不知道是谁为我就寝而准备的。我没有多想，认为这是女管家分内的事。夜里，我听不到一点声响。魏因雷朴太太住在隔壁，我想象着，她穿着柔软的毡拖鞋，一声不响地从一幅照片走向另一幅照片，做着她的祈祷。
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晚我很早就回了家。我应邀去看戏，想回来换身衣服。我发觉有人在我房里，走进去一看，惊呆了。在我的床前，一个农家女孩儿深深弯下腰，浑圆白嫩的双臂使劲敲打着我的羽绒被，她似乎没有听到我进来，因为她把腰弯得更深了，背对着我，留给我一个巨大的背影；她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羽绒被，像是想要痛打它一顿似的。她那发光的金发结成了发辫，盘在头顶，在这种弯腰的姿势下，正好碰到了隆起的羽绒被。她身上的乡土气息来自那条垂到地上的百褶裙。我不得不看着它，它就在我眼前。她又敲打了几下羽绒被，好像全然不知我就站在她身后。因为看不到她的脸，我不想先开口说话，就尴尬地轻咳了几下，她听到了，直起身，猛地一转身，几乎碰到了我。我们面对面站着，离得很近，也许中间除了能放下一张纸，再也容不下其他了。她比我高，很美，就像北欧的圣母。她手臂半举着，像是要代替羽绒被立刻围住我一样。但她慢慢放下手臂，脸红了。我感到，她是故意脸红的。她身上散发出类似酵母的味道。我沉醉于她的美貌，距离这么近，倘若她像双臂那样裸着，我肯定会失去理智的，其他人也一定会的，但我一动不动，什么也没说。最终，她张开了樱桃小口，尖声道：“我是卢采娜，尊敬的先生。”这名字让我感到很舒服，我甚至品味了一会儿，那句“尊敬的先生”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只应被称为“年轻的尊敬的先生”。她的称呼使我听上去像个有经验的人，似乎愿意为我献出一切。但那尖尖的声音完全破坏了她外形上的美感以及专注工作给人留下的好印象。这声音听上去就像一只小鸡在叫。之前的一切都消失在这可悲的声音里——那收拾床铺的有力而白嫩的双臂，发光的发辫，高高翘起、略带神秘感的臀部，虽然它对我没有吸引力；甚至那曾经令我充满期待的名字也不复存在了。卢采娜的神话完全被打破了，被她这种声音诱惑住的人，肯定是个可怜鬼。
这些想法在我脑中闪过，我还没来得及跟她打招呼，这显得很冷漠，结果她以更快的语速尖声说，很抱歉在我房间里，她不想打扰我，只是想帮我铺床，她每晚都这么做，没想到我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变得越来越轻蔑，只是说着“嗯，嗯”。等她离开时——对于她的体重而言，她走路真够轻盈的——我脑子里又想起报上登载的整个事件，以及其他人亲口对我说的事情。
一天晚上，那个年轻人（我的前任房客）从银行回到家，看见她在床前。她诱使他同她交谈，并立刻俘获了他。他非常腼腆，又没有经验，他从没交过女朋友，这在维也纳真是稀罕。她姑妈知道他束手无策，又因为他不愿结婚，所以将他告上法庭。他否认了一切，像他这样的人，法庭几乎相信了他的无辜，但是卢采娜怀孕了，他被判赔偿卢采娜。他的孤立无助令他成了众人的话柄，大家都认为他是无辜的，但正因为如此，这件事颇受关注。大家觉得很可笑，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告强奸和悔婚，并被判有罪。
卢采娜又尝试着为我铺了两三次床。但她知道是没有希望的，她姑妈早就告诉她，我有女朋友，有时晚上会来接我，当她看到来的都是同一个人时，她也不对卢采娜铺床抱太多的期望。那接下来的几次尝试也许是习惯所致。我很快就忘记了一切，直到几周后，经历了房子里可怕的一幕，我才重又想到卢采娜。
一天下午，我比以往早到家，听到厨房里传来很吵闹的声音。打在肉上的啪嚓声、尖叫声、乞求声、“嗖嗖”的呼啸声，还有“啪！啪！啪！”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低沉、严厉的声音，直到我听清这些声音是谁发出的，我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它听起来像是男人的声音，但其实是那位姑妈发出的：“让你去那儿！让你去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哀求声和尖叫声越来越高，有增无减，连那低沉的威胁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我开始以为声音很快会停下来，所以安静地站在那里，但它没有停下，反而愈演愈烈。我冲进厨房，卢采娜跪在桌前，光着上身，旁边是她姑妈，手里握着一条鞭子，正举起来，“啪”地抽向卢采娜的背。
她们的位置正好可以让来者看得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卢采娜的前胸和后背，刽子手狰狞面孔上的愤怒，“嗖嗖”作响的鞭子。在我的房间里听起来还没那么可怕，但一旦我亲眼看到，不再是听，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这就像看戏一样，但是距离要近得多，而且位置可以让人毫无遗漏地看到全景。不过，我知道，这很快就会停下来的，因为我知道，发出这些声音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那位姑妈没有立刻放下鞭子，而是又举了一会儿，但卢采娜没反应过来，还一直尖叫着，好像鞭子又抽到了她似的。她姑妈严词训斥道：“不知羞耻！光着身子！”然后转身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不听姑妈的话，必须受到惩罚。”
卢采娜停止了尖叫，一听到说她不知羞耻，立刻用双手捂住乳房，但这一动作令其更加凸出和清楚，然后像放慢镜头一样爬到桌子后面，真像个地板上的怪物。她姑妈巍然屹立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继续像训小孩儿一样责骂着，作为对这一幕的解释。“要听话，孩子。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姑妈再没有其他亲人。可怜的孩子，没有姑妈的话你早就完蛋了。看着我！听我说！”她语速不快，但深沉而有力，每说一句话，就抽一鞭子。然而，她并没有抽到犯错孩子的背部，她现在蹲在桌子的另一面，已经够不着她了。即使她躲起来，还是能看到她赤裸的身体，她肯定属于那种有魅力的女人，但那些骂这个性感尤物的儿童用语令她降为弱智一类的人物。她故作顺从，也许是这一幕中最重要的，但这与她姑妈的刽子手模样一样令我恶心。我离开厨房，好像相信了这一幕似的：不听话的孩子得到了惩罚。我没表现出尴尬就从厨房消失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对她们二人来说，我变成了傻瓜，而这正好拯救了我，她们不用再鞭打给我看了。
现在，我获得了安宁，再也看不到她们了，既没看到她们在一起，也没单独看到卢采娜。有时候，我能听到那位姑妈在隔壁同魏因雷朴太太说话。鞭打从此消失，但令我惊讶的是，她用同样的语气跟太太说话，就像跟孩子说话似的，只是听起来少了威胁，多了平静。很明显，魏因雷朴太太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事，暂时就这么算了。只隔着一面墙，听到刽子手的声音真是不舒服。我一直等待她们之间不愉快的爆发，但既听不到尖叫，也听不到啜泣，有的只是类似保证的声音。魏因雷朴太太的声音低哑，我很想多听一会儿她说话，当她不作声时，我几乎有了遗憾的感觉。
一天夜里，我醒过来，看见有人在我房间里。魏因雷朴太太身穿睡裙站在她先生的相片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从墙上拿下来，看着后面，像是在找东西。我看得很清楚，窗帘没有拉上，房间被外面的路灯照得很亮。她的鼻子几乎碰到墙，就这么悄悄沿着墙走过去；她一边闻着，一边双手紧紧握住那幅照片。然后，她又同样慢慢地闻着照片的反面。房间里很静，只听得见她闻的声音。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脸，不过我一直觉得她的脸像一张狗的脸。她动作极快地将这幅照片放回原处，又滑向旁边的墙，去看下一张。这张照片要大很多，镶着重重的镜框，我不知她独自是否有力气能拿起来。但我没从床上跳起来帮她，我觉得她在梦游，不想惊醒她。她也把这幅相片取下，稳稳地拿在手里，只是后来用鼻子嗅墙的时候没那么容易了。我听见她吃力地喘着气，呻吟着。然后，一个踉跄，照片险些掉了下来，但她没让它掉到地上，而是弯腰向前，抓住了它。她又直起身，指尖刚触到镜框的上端，就又开始闻墙上挂照片的地方。等闻完了，她蹲下身，摆弄起照片的反面。我以为她又开始嗅起来，因为声音是相同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但是，我惊讶地看到她开始舔照片的背面。她是故意这么做的，舌头伸出来很长，像狗的舌头一样，她变成了狗，而且看起来相当满足。过了很久，她才舔完，那幅照片太大了。她站起身，有些吃力地将照片举到高处，也没打算看看或是摸摸正面，就把它挂到钉子上，然后一声不响地又急急忙忙飘到下一张照片处。我的房间里挂着四幅魏因雷朴博士先生的照片，她一张都没忘记。值得庆幸的是，另外两张同第一张大小相仿，这样她可以站着完成所有的程序。而且，因为她没有蹲在地上，她也没有再去舔，只是闻闻就满足了。
之后，她离开了我的房间。我想起她那里挂着很多幅死去的丈夫的照片，要完成这同样的程序，估计得花上半个晚上。我不知她以前是否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来过我的房间，而我可能因为睡得太死而没有发现。我决心以后不睡得那么死，以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我希望她再来的时候，自己是醒着的。
巴肯罗特
第三个学期，我从位于魏林格大街街口那“烟雾弥漫的”老研究所搬迁到了位于鲍茨曼胡同口的新化学研究所。最初的两个学期是进行质的分析，现在则是在赫尔曼·弗莱伊教授的带领下做定量分析。他矮小瘦削，不会烦扰别人，秩序观念很强，因此很适合做定量分析的工作。他的动作小心谨慎，几近纤细，喜欢给别人示范如何以特别规范的方式做成一件事，这些分析涉及最小数量的物质，但他似乎都不怎么用砝码。他对自己得到别人好处的感激超出了全国通行的标准。他的任务不是让学生对科学的表达留有深刻印象，他要做的就是实践，就是进行真正的分析；在这方面，他熟练、自信、敏捷，虽然心很细，却不乏果敢。
他说的所有话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有关服从的观点，他经常重复它。他曾是里本教授的助手，受到其提携，有时候会引用他的话，但总是以下面这种激越烦琐的方式开始：“正如我最尊敬的老师阿道夫·里本博士教授经常说的那样……”这位化学家给自己留下了好名声，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协会形成了，任务是促进科学进步、提携他的门徒。在弗莱伊教授的嘴里，里本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他并没有说起他很多事情，只是提到他的名字。然而，还有一个过去的人对他意义更为重大，尽管他很少提起这个人，也从没提到其名字。提到这个人时他总说同一句话，此时他那矮小瘦削的躯体中所充斥的热情令人钦佩，虽然在这偌大的化学研究所里，没有人和他信仰相同。
“如果我的皇帝来了，我会双膝跪在地上迎接！”他是唯一等待并希望皇帝回来的人。当人们想到十年前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可能要惊讶于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能理解这种愿望。对所有人来说，不管是他的助手还是学生，每个信条都像一个愚蠢的标记，也可能正因为此，它们才被如此强烈而坚决地表达出来。尽管与他的坦率不符，但弗莱伊教授不会对这些抱任何幻想：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里热情希望皇帝的归来。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我的皇帝”指的是谁：是那个头脑不清醒的年轻的卡尔，或是那个又活过来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
也许，这与他极为崇敬的老师阿道夫·里本教授有关，他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银行世家，因此弗莱伊教授不会让人感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反犹情绪。他致力于公正公平，按各人的功劳待人。甚至在他说加利西亚犹太人的名字的时候，都与说其他名字没什么两样，但总有一两个助手的名字令他忍俊不禁。当他不在时，大家就把这种名字拉长，让它舒舒服服地溶化在舌头上。有个叫尤希亚斯·科尔贝格的小伙子，活泼又机灵，从不会因别人用疑惑的口气将其名字拖长而生气；他工作做得又快又漂亮，不会对任何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与其他助手都只保持着工作关系。在他边上的霍洛维茨与他正好相反，他上了年纪，多愁善感，声音低沉，动作迟缓。如果人们将科尔贝格想象成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老霍洛维茨则被认为总是趴在书上的人，尽管我一次也没见到他在看与化学无关的书。
这两个人是很好的互补，而且是分不开的，他们总在一起做事，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这不禁令人想到，他们再也不需要其他人了。不过，这么想就错了，因为紧挨着他们还有另一个人，也是来自加利西亚：巴肯罗特。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是我不记得了。他是我们实验室唯一的美男子，高高瘦瘦的，眼睛清澈明亮，红头发。他因为几乎不会说德语而很少与人交谈，也很少看人家的脸。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会令人想到有时候在画上看到的年轻耶稣。我对他一无所知，在他边上时会感到害怕。我能听出他的声音，他跟两位同乡讲意第绪语或是波兰语，当我发现他在说话时，会不由自主地靠近，想听听他的声音，虽然听不懂说的内容。他的声音柔软而陌生，充满深情，我不禁问自己，这里面掩盖的那么多深情，是不是因为波兰语有很多“嘁嘁喳喳”的语音。然而，他说意第绪语的时候听起来还是这个样子；我对自己说，这也是一种充满感情的语言，它同前一种一样乖巧。
我发现，霍洛维茨和科尔贝格跟他说话的时候不同于他们二人之间的交谈。霍洛维茨的语气里摆脱不了悲伤，但听上去比平时要客观一些；科尔贝格不开玩笑，感觉像是手里拿着足球站在巴肯罗特·哈贝塔赫特面前。很明显，他俩都将他看得比自己重要，但我从没敢问为什么他们这么尊重，或者说是爱护他。他比他们高，但也更纯真，更敏感。感觉他们像是向他透露了某些生活状况，并想保护他。但他从未失去自身发出的光芒。我跟一位成为朋友的同事谈起这一点，他也感觉到了，但他想避开，而且试图对此进行嘲讽。他说，这不过是他头发的颜色，不是真正的红，不是真正的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色彩，产生的效果类似太阳光。此外，其他助手们也对巴肯罗特充满畏惧。因为语言上的困难，他们与他打交道时经常通过霍洛维茨或是科尔贝格。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在说“霍洛维茨”和“科尔贝格”的时候，都很有嘲弄的意味，但“巴肯罗特”在他们口中却显得很异样，很拘谨，甚至有很害怕的感觉。
显而易见，他们两人，尤其是科尔贝格，都努力保护巴肯罗特不受侮辱，而他们能够抵抗住这些，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有必要。我感觉，他是因为语言不通而受到保护，但也因为某种令人畏惧的原因——我认为是他的光辉，当时，我对世俗的或者宗教的尊贵都毫无好感，并且倾向于挑剔它们。但我每次走进实验室，都要先确定巴肯罗特是不是站在他的位子上，穿着白色长外套，摆弄着与他不相称的烧杯和燃烧器。在实验室干活时，他看上去就像是故意打扮成这样；我不相信这种装扮，等着他将外套脱掉，以真实的形象站在那里。但我对这真实的形象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设想，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忙碌的化学实验室，这种溶解、煮沸、蒸馏、称量的环境是不适合他的。他是一块水晶，但更敏感，更坚硬，他是一块有灵性的水晶，不允许任何人拿在手里。
当我向他的位子望去，看到他在那里，我会安下心来，但只是暂时的；第二天，我的心里又会不踏实起来，担心他不在。我只能将自己的不安告诉旁边的爱娃·莱希曼，也就是那位来自基辅的乌克兰女孩儿，我与她无话不谈。我并没有将自己的担心当真，但她却对一切都较真——只要是牵扯到人的，对她来说都是神圣的——她责备我说：“您这么说，好像他生病了似的。但他根本没病。他只是漂亮。为什么您对男性的美印象这么深刻？”“男性？男性？他的美是神灵的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一个圣人在化学实验室里做什么呢？他肯定会突然消失的。”
我们思索良久，他将以何种方式消失。他会消失在红色的烟雾里，飞向太阳，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吗？或者他会放弃化学，转去学其他专业？去学什么呢？爱娃·莱希曼希望他能成为新的毕达哥拉斯。她认为几何与星球和天体声响的结合很适合他。她会很多首俄国诗歌，喜欢朗诵给我听，但不喜欢翻译。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学起物理化学来比任何一个男同学都要轻松。“这是最简单的了，”提到数学时，她习惯这么说，“一旦涉及数学，它就变得像儿戏一样简单。”
她高高的个子，身材丰满，我再没见过比她的皮肤更诱人的了。她说出数学公式的时候，样子迷人又轻松，就好像在聊天一样——不像朗诵诗歌时那么庄严——那样子太讨人喜欢了，令人不禁想摸摸她的面颊，但抚摸她的胸部——在我们起争执时，她的胸部会猛烈地起伏着——却让人想都不敢想。我们也许相爱了，但因为一切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进行，所以我们从没有承认这一点，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我们两人身上相爱的痕迹。我们的句子像头发一样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言语长达几个小时拥抱在一起，那漫长的化学实验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时间。而且，情侣喜欢在谈恋爱时谈论身边的人，并利用他们提升自己的感情，以增加自己的分量，我们的想象围绕着巴肯罗特转。我们一直担心巴肯罗特会离开，我们会失去他，由此对他真的消失的不安烟消云散。
我问爱娃·莱希曼想不想跟他交谈。她坚定地摇摇头，说：“用哪一种语言呀？”
她自幼受俄语的教育长大。她家属于城里最富有的家庭，十二岁的时候，他们离开基辅。搬到切尔诺维兹[67]后，她进了一所德语学校，但她的德语听起来总是有些稚嫩。她家即便没有失去全部，也丧失了大部分家产，可她不会满腔怒火地提起俄国革命，而是习惯坚定地说：“任何人都不允许这么富有。”只要一提到当时奥地利那些通货膨胀的得利者，大家就能感到她立刻想到自己家过去的富有。她在家从不说意第绪语。我感觉，她像我一样对这种语言感到陌生。她既没把它看成是特别的东西，也没带着人类对语言的感情去看待它，这种感情已经消失了。伟大的俄国文学就是她的命运，她完全被它们所占据，她思考并体会俄国小说里的人物，尽管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她更自然、率真的人，但她从俄国书籍里所熟悉的一切都定了型。她固执地拒绝我的建议：同巴肯罗特的波兰语较量一番（我认为，倘若一个俄国人故意去听，是应该听得懂波兰语的）。也许，她真的听不懂波兰语，也许，她视为乳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对波兰的偏见令她如此。每次我迫切地提出请求，都被她以其人之道拒绝：“您希望我同他结结巴巴地说话？波兰人是很重视自己的语言的。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学，但他们有自己的文学。俄国也是如此。”最后一句很简短，因为她原则上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的，所以她也不会说出比“俄国也是如此”更多的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