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避免同巴肯罗特交谈，因为中间没有媒介存在。她也把他想象得“很崇高”，因而当听见他同科尔贝格或是霍洛维茨说话时，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她看不起科尔贝格，认为他长得像足球运动员，而且总在吹着小曲。她觉得霍洛维茨很没趣，觉得他看起来“跟每个犹太人一样”。她对待犹太人是很严肃的，他们借助所属文学的力量而完全吸收了一种语言，并且没有沦为民族主义的狂暴斗士。她一向反对民族主义的偏见，所以，她的反犹也只是反对阻碍她通向自由的思想道路上的东西。她无法确定巴肯罗特有没有到达这一步。“也许，他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教的神圣信徒，”有一次她这么跟我说，让我吃了一惊，“而且还是一个没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个。”事实证明，她不是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他们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她说，“为了自己的信仰奇迹献身，他们饮酒，然后四处乱舞。他们对数学一窍不通。”她没想到，数学是她的信仰奇迹。然而，她现在乐于跟我谈论巴肯罗特了。他成了我们之间的恋爱话题。但我属于另一个女人，薇莎来化学实验室接我的时候，见过她。爱娃·莱希曼是个骄傲的女生，不会受自己的好感驱使，让对方感觉受到束缚。只要我们谈论巴肯罗特，就不会提及对对方的爱慕，对他会突然消失的担心，变成了担心这种爱慕会消失。
一天早晨，他没有出现，他的位子是空的。我想他大概是迟到了，所以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注意到，爱娃变得十分不安，而且有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们三个都没来，”她终于开口了，“肯定有事情发生了。”科尔贝格同霍洛维茨的位子也是空着的，我刚才没注意到这一点。她与我不同，不是孤立地去看他，而是总把他与其他两人一起看待，他们是唯一与他交谈的人，这让她略感放心。我为他的孤僻担心，她对此不是完全认同。
“他们一起去参加宗教庆典了。”我说。我试图从中看到好的一面：他们三人都不在，不是他一个人。但她看上去却正为此而烦心。“这不是好兆头。”她说，“他出事了，他们俩去他那里了。”“您认为他病了，”我有些生气地说道，“倘若如此，他们不会两个人都不来实验室的。”“好了，”她想让我平息下来，“如果他病了，其中的一个会去看他，而另一个会来这里。”“不会的，”我说，“他们俩从不分开。您见过他们单独做什么事吗？”“正因为此，他们大概也住在一起。您去过他们家吗？”“没有，但我知道他们住一个房间。巴肯罗特住得离他们很近，就隔三座房子。”“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呀！您是侦探吗？”“有一次，他们从实验室回家的时候，我跟在他们后面走。科尔贝格和霍洛维茨一直陪他走到家门口。然后，他们就像是陌生人一样同他很正式地道别，接着，又往回走了几步，回到自己的家。他们没有发现我。”“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人住。也许，我是想等他最终一个人的时候，装作偶遇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然后跟他打招呼。我会出其不意，他真的会因此而感到惊讶，这样，我们肯定就可以交谈了。”“可是，用哪一种语言呢？”“这并不难。我能和一句德语都不会的人随意交流。这是从我祖父那里学来的。”她笑了：“您用手语呀。这不好。这不适合您。”“我平时又不这么做。但我这样可以消除隔阂。您知道吗，我早就期待能和他说话了！”“也许，我应该试着跟他说俄语。我不知道您这么看重这件事。”
就这样，我们继续着巴肯罗特这个话题，没有谈论任何其他事情。那边的座位都空着。上午过去了，我们打算忘记这件事。我岔开话题，谈起自己几天前开始阅读的一本书：坡的小说集。她不知道这些作品，我跟她讲起其中引起我恐惧的一篇：《背叛的心》。但就在我讲述这个故事，想摆脱恐惧时，我感到自己每看一眼那些空位子，恐惧就增加一分。直到莱希曼小姐突然说道：“这担心弄得我很不舒服。”
就在此时，弗莱伊教授出现在大厅里，带着他的随从（通常是两个人，这一次，他后面站了四个人）。他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手势，让我们靠近，等到实验室里大部分人都站在他面前，他说：“发生了一些让人伤心的事，我必须告诉大家。巴肯罗特先生昨天夜里服用氰化钾死了。”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说：“他看上去太孤独了。你们当中没人注意到吗？”没有人回应他。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大厅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但没有人为他做过些什么。就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做出过什么尝试。
教授和他的陪同人员刚离开，莱希曼小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心碎地大哭起来，好像失去了自己的兄弟一样。她没有兄弟，现在，他成了她的兄弟。我知道，我们之间现在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但面对一个二十一岁的人的死亡，这太微不足道了。我和她都很清楚，我们为了自己能有话可谈，滥用了这个年轻人那神秘的外表。数月以来，他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们为他的美而生气。他是我们的秘密，我们保守着这个秘密，但也提防着他。我们俩都没跟他说话，她没有，我也没有，但我们却找了各种借口，为自己的这种沉默辩解。我们感到自己有罪，我们的友谊也因此而破裂。我从没原谅自己，也没有原谅她。当我今天回忆这些时，我重又听到她的话——那陌生的语调曾经那么令我着迷——我心中燃起怒火，我知道，我错过了唯一可以拯救他的办法：说服她去爱他，而不是跟她一起玩。
对手
在实验室里，还有一个人几乎不说话，但他不属于语言不通那种情况。他来自乡下，我猜大概是上奥地利州的一个村庄，给人营养不良的感觉，人看起来也怯生生的。他衣衫褴褛，而且就那么几件，穿在身上还直晃荡，大概是别人不穿了送给他的。不过，也可能是来到城里以后才异常消瘦的，因为他没什么吃的。他的头发没有光泽，那种红色是没有生气的、疲倦的，与他病态的苍白面容很相配。他叫洪特[68]，可这是只什么狗呀，嘴巴从不张开，别人对他说“早上好”，他也从来不搭理；就算他对别人的问候做出反应，也只不过是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大多数时候，他的眼睛还是看向别处。他从不请求别人帮忙，从不借东西，也从不向人打听什么。每次我朝他那个方向看去，都觉得他又瘦了一些。他一点儿也不灵巧，总要在他的分析上花很长时间，但他的动作既微弱又寒酸，别人根本觉察不出他忍受的巨大痛苦。他说什么话都没有开场白，总是猛地就开始了，而且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的位子上有一个黄油面包，并且还是包着的，有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放的。我怀疑是莱希曼小姐干的，她有一颗同情心。他打开包装，看了看里面放的什么，然后又把黄油面包包好，拿着它一个个地问人。他把它递到每个人面前，恶声问道：“这是您的吗？”然后，又走向下一个人。他一个人也没漏掉，他跟实验室里每个人都说了话，这是仅有的一次，但他只说了同样的五个字。没人承认那个面包是自己的。等他走到最后一个人那里，听到同样的否定回答时，他高高举起那个纸包，用威胁的声音叫道：“谁肚子饿？它要进废纸篓了！”没有人出声，不想被当成这次失败行动的发起者。洪特愤怒地将这个小纸包投进废纸篓——突然之间，他好像有了使不完的力气——当听到有人说“真可惜”时，他咬牙切齿地说：“您可以把它再捡起来！”其发音之清晰，语气之果断，令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这样，洪特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使这次慈善的施舍成为徒劳。
没过几天，他拿着一个小包进了实验室，放在上次放黄油面包的地方。他没打开它，就那么放在身旁，开始忙活自己那费时又没结果的分析。大家都暗自猜测那个小包里放的是什么。他自己买了个黄油面包，而且现在想展示给人看——我很快否定了这种猜测，因为那个小包看上去装了些有棱角的东西。他拿起它，径直走到我这里，把它在我眼前晃了晃，说：“照片！您看！”这听起来像是命令，但正合我意。大家都没想到，他居然愿意给别人看些东西，而且据大家以前观察所得，他所做的事绝不会与他人相关。因此，所有人立刻都领会了他的意图，来到我座位旁，在他周围围成一个半圆。他静静地等待着，好像这事儿经常发生一样，直到所有人都聚集过来，他才打开小包，一张接一张地递给我们看，这些照片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东西，拍得棒极了，有小鸟、风景、树木、人和物。
就这样，他从一个饥饿可怜的穷鬼变成了一个摄影迷，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上，因此才穿得这么寒酸，因此才会挨饿。他用新的照片来回应别人的赞扬；他有很多照片，这第一次就带来了大概五六十张，其鲜明的反差令人惊奇，有几张是同一类型的，接着会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其他类型。现在，他以自己的方式让我们屈服，当一个女同事说“洪特先生，您真是一位艺术家！”并确实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微笑了，什么也没说，但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狼吞虎咽下“艺术家”一词的，再没有比这更美味的菜肴和饮料了。当展示结束时，所有人都觉得意犹未尽。那位女同事说：“洪特先生，您是如何想到这些题材的？”她问得很认真，就像她刚才发出的惊叹一样。他简短而又庄严地回答道：“这全靠练习！”喜爱谚语的人肯定会脱口而出“熟能生巧”，但没有人再笑了。
洪特成了大师，为了自己的艺术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对他而言，只要能摄影，吃饭不重要，此外，他对学业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一两个月后，他拿着新的小包来了。同事们立刻聚拢过来，大家发自内心地赞叹着，这一次的照片像第一次那样富于变化；很快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是，洪特到实验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他的观众——偶尔展示一下他令人惊叹的新作品。
在洪特进行第二次展示后不久，实验室来了一个新人，他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弗兰茨·西格哈特，一个小矮子。他长得很匀称，身材纤巧，相当精致，实验台对他来说太高了，他就在地板上架起了自己的仪器。凭借他那灵巧的小手指，他迅速完成了这一切，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快。他一边在下面进行着煮沸和蒸馏，一边不停嘴地、不知疲倦地跟我们说着话，声音急促而略带沙哑。他想说服我们，相信他什么都经历过，相信他知道的事情比“高个子的人”还要多。他告诉我们，他弟弟要来看他。这位联邦陆军的上尉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要高，一米八九，他们俩像一个模子刻出来，外人是分不清的，如果他弟弟穿着制服迎面走来，别人都不知道他们谁是搞化学的，谁是军官。大家都信任西格哈特，什么他都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他的话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大家都很羡慕他这一点，但他是否有弟弟，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抱怀疑态度。
“如果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的话，那还差不多，”莱希曼小姐说，“但他一米八九呢！我才不相信。而且，他干吗要穿着制服来我们这里？”来实验室虽然才几个小时，他一边还在地板上忙活着，就认识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没过多久，他就把第一批分析结果交给了助手。一般情况下，这些工作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但他很快就做好了，他灵巧的手指为他赢得了这样的速度——但在弟弟的来访上，他犯了一个错误。拜访迟迟未到。虽然没有人会不知趣地提醒他，但他似乎看穿了同事们的心思，因为他时不时地会说些与弟弟有关的事。“这个星期他不能来了。他们纪律是严格的。你们都不知道那有多严格！他经常后悔去参军，但他没说出来。不然的话，以他这种身高还能做什么呢！”他变着法儿地说着弟弟因身高而遇到的各种困难。弗兰茨·西格哈特其实为他感到惋惜，但他不去说这些，还找到了令弟弟听了高兴的话，那就是年纪轻轻就当了上尉。
最终这还是让人感到无聊，大家都不再听他说了。一提起他弟弟，大家都堵上耳朵。西格哈特习惯有一大群听众，现在突然感到自己四处碰壁，于是立刻转移了身高这个话题。除了他弟弟，他还提到一群女朋友。西格哈特所认识的姑娘，就算没他弟弟那么高，但也都是很正常的身高。现在，更换女朋友与交女友的数字比身高更为重要了。他泄漏她们外貌的任何细节并非出于没有教养，他其实是个绅士，会保护自己的每一个女友。他不提她们的名字，为了区分，也为了让别人知道他说的是谁，他给她们编了号，在说起她们的事情之前，会报出编号。“我的三号女朋友拒绝了我的求婚，今天她估计会在办公室干很久。我自我安慰了一下，然后就跟我的四号女朋友去看电影。”
他告诉我们，他有她们所有人的照片。他给每个人都拍了照。他的女朋友们最喜欢让他拍照了。每次约会时，第一个问题都是：“嘿，今天给我拍照吗？”“耐心一点，耐心一点。”他总是这么回答，“要等时机成熟。一个个来。”她们特别钟爱裸体照。所有的都是规矩的照片，但只有遮住脸，他才愿意给别人看。他不觉得这么泄密欠妥。他早就打算给我们看一些了。他以后会带一堆过来的，全是他女朋友的裸体照，但他不急着带来，我们应该有点耐心。一旦他开了头，别人就会缠着他。“西格哈特，有没有新的照片？”他可不能老想着这种事情，他脑子里除了女朋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而且，我们应该学会克制自己的急躁心理。如果时机成熟，他会请女同事们到一边去，这些不适合她们纯洁的眼睛，这些仅供男人们观看。但是，他强调说：他拍摄的都是规矩的照片。
西格哈特很善于提升实验室里人的好奇心。他带着一个包扎精致的鞋盒进了实验室，将它塞进他的柜子里。接着又对它摆放的位置不满意，将它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考虑了一下说：“这样更好。”接着他又把它拿出来，解释说：“我必须小心。我什么都不能对你们说。这里面全是裸照。但愿你们中间还没有小偷。”他总能找到理由，拿着鞋盒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背着我，谁都不能打开它。我知道自己是如何放置的。我记得很清楚。只要有一点不对劲，我就会把盒子带回家，再也不会给人看！大家都明白了吗？”这听起来像是威胁，也的确是威胁，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相信盒子里面的内容了。莱希曼小姐在两性关系上特别保守，她早就说：“您知道吗，西格哈特先生，没有人对您的鞋盒感兴趣！”“噢，是吗？”西格哈特说着，朝实验室里每一个男性眨了眨眼，有一些人也对他眨眨眼，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盒子的内容这么有兴趣。
西格哈特让我们等了几个星期。他听说了我们当中的摄影大师洪特，还让我们详细地描述一下洪特所用的题材。然后，他轻蔑地说：“真过时！所有的都过时！以前有这类的摄影家。我自己也喜欢大自然。但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大家只需要去野外，拿着机子咔嚓咔嚓，不一会儿就能拍上几十张。所以我说这些过时了。这太容易了！而我的姑娘们是需要我一直寻找的。得先找到她们才行。然后，还必须向她们献殷勤。当然，夏天的时候并不难，可以抓住洗澡的时机。但在冬天就不一样了，得先给她们热身才行。否则的话，她们会很容易就拒绝了我。但我有经验，没人会拒绝我，每个人都让我拍。现在你们也许认为，我个子小，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孩子。错了！大错特错。对她们来说，我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这样，她们才能骄傲地站在镜头前——你们真应该看看这种骄傲！——之后她们才能得到一张照片！每人一张，不会再多。如果成功的话，每张照片她们都会得到一张。我不会因此而索要什么。但我也必须考虑到花费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更多的拷贝，她必须支付相关费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送给她们的朋友，我的收入因此也相当可观。我总是说，钱是不能被小看的。”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西格哈特有这么多女朋友。这种“男女朋友关系”的存在，是因为他是她们的身体摄影师，但他很小心，对这一点不会更清楚地解释。他的原话是：“各位，更详尽的事情我是不会说的了。有些事情就是秘密。对我来说，秘密是有关荣誉的事情。我的女朋友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她们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她们！”
一天上午，一个身穿军装的巨人站在门口，打听弗兰茨·西格哈特。我们都在期待着那些照片，早把他弟弟忘得一干二净。大家吃惊地看着这位颀长的上尉，他脑袋很小，长着弗兰茨·西格哈特的脸——就像戴了面具一样。有人指给他看那个小矮子的位子，他正跪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将一盏本生灯放到装着酒精的烧杯下面。他一看到弟弟穿着军装的双腿，立刻跳起来，呱呱叫道：“你好。欢迎到我们这里来。化学定量分析实验室欢迎你。我来给你介绍下我的同事。首先是女士们。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都认识！”上尉的脸红了。“他害羞了。”小矮子解释，“追逐裸照——他对此毫无兴趣！”
这种挖苦可把他弟弟完全给镇住了。他正准备向我们的一位女士鞠躬，结果小矮子突然说到裸照，上尉刚鞠了一半的躬又弹了回去，涨得满脸通红。我们的小矮子的脸是绝不会变得这么红的。现在，二人的脸明显地区分开了。“你不用怕，”侏儒说道，“我会照顾你的。他很有礼貌的，你们都想象不出。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就像阅兵一样。这位以前是希腊人，这位是俄国女士。这里的这位就变成维也纳女士了，弗勒利希[69]小姐。她人如其名，就算别人没有搔她的痒，她也会笑个不停。但这位俄国女士不喜欢这种玩笑，没人敢去搔她的小腿肚，连我都不敢，虽然我正好够得着。”莱希曼小姐拉长了脸，扭过头去。上尉轻轻耸了下肩，来表示自己对哥哥这种放肆言行感到遗憾。而小个子已经注意到莱希曼小姐的冷漠引起了弟弟的好感：“这是个很优秀的女士，修养好，出身高贵，无可挑剔。你相信吗，人人都想亲她一口。要学会克制自己。留点神儿，要知道你是军官。”
然后，轮到我们了。他紧紧抓住弟弟，片刻也不让他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被介绍给了他弟弟。他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句恰当的挖苦。很明显，他对我们观察得很仔细。虽然他这种介绍的方式很尖酸刻薄，并且绝不是友好的，然而一切进展得都那么快，一个接一个，大家还没从笑声里回过神来，还在原地不动地笑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对两个人做完评价了。让大家感到庆幸的是，洪特那天不在实验室。从一开始，早在谈到裸照之前，他就毫不掩饰地用仇恨的目光看着西格哈特，似乎第一眼看到这个侏儒，就知道其过分热情的举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幸。尽管西格哈特从未直接针对他，虽然他打听他摄影的类型，并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但现在，他不得不提到他的名字，并介绍些他的情况，因为他要介绍弟弟与每个人都认识，甚至要介绍他与冯特尔认识，他是我们这里过着极为隐秘生活的乡下白痴。假如不可避免地要介绍洪特，他肯定会说些与“狗”有关的话，而这会让敏感的洪特大为恼火的。
事实上，整个介绍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同他弟弟似乎都是西格哈特的囊中之物，他只需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一旦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又把我们放到一边去了。而他弟弟却像是屋漏偏遭连日雨，他一个人得到的嘲弄比我们加起来还要多。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要穿着军装来了。面对侏儒的控制欲及永不停歇的讽刺，他只有通过参军来拯救自己，至少还能像听命令那样，而且不必担心小矮人的突然袭击。我不知他为什么偏要来我们这里，他应该能料到从哥哥这里都得到些什么。在他告别后，我立刻知道了答案。
“我对他说，如果他有勇气的话，就应该过来看看化学。这里的一切可不像在联邦军队里那样要规矩听话，大家工作的时候还能说话。但他，他一直以为工作的时候就必须安静，每个人都应该闭上嘴，就像训练新兵一样。你们都不相信我劝他过来多少次！你胆小，对，就是这样，胆小！我对他说。你不了解真正的生活。在联邦陆军里，你们都成了文物保护对象，不会发生什么事。战争结束了。再不会有新的战争了。人们还要军队干什么？胆小鬼才需要他们，害怕生活的人才需要他们。一米八九的身高却害怕化学！在每个女人面前都会脸红。我们实验室有五个女士，他就红了五次脸。要是换成我，在我那八个女友面前，我还不得一辈子脸红呀。我现在一共有八个女友了。顺便说一下，我跟他谈起过我们这儿的女士，尤其是那位高贵的俄国小姐。她很适合你，我说，她不朝右看，她不朝左看，这是有教养，不是胆小！哪，他还是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来了。现在你们都看见他了，这个土包子，一米八九的身高，谁要是有个这么高的弟弟，谁都要觉得难为情。他怕什么呀！他怕我！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弄哭过，他就这么怕我。现在，他不会让别人看出来，但他一直害怕我。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害怕我！这个胆小鬼！上尉先生这么胆小！真让人笑话！我什么都不怕。他应该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西格哈特大嗓门地说着大话，有时候让人觉得很讨厌，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的分析做得敏捷而灵巧，但他也理解冯特尔这个骗子。冯特尔看起来像个乡下白痴，一脸奸笑，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穿过实验室，弯着的手里拿着一个装有某种物质的玻璃罐，而手又藏在长罩衣右边的口袋里。他非常轻地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走着之字形路线，而且顺序也是出人意料的；他突然之间来到人家面前，用恳求的目光，脸凑得很近，说：“同事先生，您认识这种物质吗？它闻起来有树林的味道。”他把打开的小罐子凑到别人鼻子底下，那人深吸一口气，又看了看那东西，说：“当然认识了，我曾经有过这种东西的。”或者说：“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东西。”若是第一种情况，冯特尔会想知道如何制成这种物质，并且请求别人把记载着称量和计算的小本子暂时借给他。然后，他暗地里抄下结果，接着再信心十足地开始工作，而结果是他事先已经知道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撒谎，但没有人会出卖他。他这么做，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所有的事情。看着他架好仪器，烧杯里沸腾着，看着他紧闭双唇给他的坩埚称重，大家都以为他在做着自己的工作，并通过乞讨来的数据检验实验的结果。如果大家知道他所有的工作程序从头到尾都是骗人的，知道他仅仅是在制造工作的假象，大家一定不会再帮他的忙了。他不会总去找同一个人，他的之字形路线令他可以避开曾经被他利用过的人，虽然大家每隔几周就能看见他蹑手蹑脚地走着，但大家对他秘密探查的结果都不是很清楚。他的天赋就在于他能巧妙地令别人看低自己。这种狡猾竟然还带有系统性，也许是这个奸笑的大饼身上最不能让人相信的东西了。他戴着的假面具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大饼。他的眼睛像采蘑菇者的眼睛一样，总是盯着地板，他的奸笑以及尖而拖长的声音与此很不相配。
因为他干这种事情时必须小声，所以他避开一向大嗓门的西格哈特，但他无法阻止的是，西格哈特很快就发现他是蘑菇采集者，并且这么跟他打招呼：“我们是认识的，同事先生！”他突然扑向他，朗声说道——这让冯特尔吓得缩作一团——“您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现在，请您猜一下我们在哪儿认识的！您记不起来了？我可什么都记得。我什么都没忘。”冯特尔做出无助的举动，好像要游出这间实验室似的，但他没有成功，西格哈特紧紧抓住他长罩衣下面的一颗纽扣，又问了几次：“您不记得了？当然是找蘑菇时认识的，不然还能在哪里！在树林里，我总能看见您在那里找蘑菇。但您总是盯着地上，您只认识蘑菇。所以您的篮子里总是装着满满的蘑菇。我也是，因为我同地面的距离很近。我不知道咱们俩的篮子里到底谁的蘑菇更多。但我看人同样看得很仔细，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骗子，这都源于摄影。现在，我要是给您看张我在您采蘑菇时捕捉到的照片，您会说什么呢？”冯特尔不喜欢“捕捉”这个词，这个侏儒亲切的话语对他是一种折磨。以后为了能避开这个侏儒，他尽全力设计了合适的之字形路线，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西格哈特偏爱抓住他不放。如果他突发奇想而想出如何去称呼这个人的话，那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而冯特尔，这个真正的蘑菇专家，就成了他最喜欢的牺牲品之一。
然而，这只是小打小闹。冯特尔更令他感到亲切，也许，他觉察到了他的狡猾，因为每当别人轻蔑地称他为“乡下白痴”时，他都会坚定地说：“他？他可不是乡下白痴。他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他轻易不会乱说的。”他这话大概是针对实验室的另一个人，他想将那人击败，仅仅因为那人被看作是摄影家。
那个富含希望的鞋盒现在已经在他的柜子里放了很久。虽然他时不时地把它拿出来，长时间满屋子地摆弄它，有时候甚至开始解上面的带子——盒子上打了很多结，但同事们刚提到它，并朝它走近一两步，他就像突然有了灵感似的停下来，说：“不行，今天我不想这么做。你们还不能看。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的！”他没做进一步解释。他在等待着，没人知道他在等什么，他解开那鞋盒上的绳结，让实验室的傻瓜们一个个垂涎三尺，并以此为乐。很快，他又把盒子捆扎好放回去，而“啊，盒子里什么也没有！”一类的话也不能令他动摇。
后来的一天，洪特又带了一个包进来，这次真的很厚，他“啪”的一声把它放到桌子上。这本不是他的作风，这是他跟西格哈特学来的。西格哈特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实验室里学起了他那炫耀的方式。洪特等了一会儿，但没像前几次那么久，然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声地说道：“我这里有照片！谁想看？”“我太想看了！”小矮人嗓音嘶哑地说，第一个跑到洪特那里，站在他旁边。“我等着呢！”他挑衅地说道。其他人则慢吞吞地聚拢到洪特身边。这一次，人都到齐了，手头的事情能丢开的都来了。“我占到了最好的位置。”小矮人说。这听上去本应是高兴的，但现在却是充满敌意，同样带着敌意的还有洪特的回答：“您再往前面站点，不然，以您的身高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身材并不重要，关键是照片。我都迫不及待了。看完之后，我立刻打开我的大盒子。全是年轻女士的裸照。您现在没有专攻人体裸照，同事先生，这真让我遗憾——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自然处？是窗户里的小猫，还是风中的银白杨？去年冬天山上的雪景？我想是一座可爱的山村小教堂加上一圈的神灵，还有几个虔诚的十字架。死人是不希望被忘记的。或者您拍了一只公鸡在一堆粪便上，我这么说当然不是指那张照片是粪便。同事先生，请您不要误解我，我说的是一只真的公鸡在一堆真的粪便上！”
“您现在要是不离开，我什么也不给看了，”洪特说，“要么您离开我的座位，要么我就什么都不拿出来。”“他什么都不拿给人看，那叫我们可如何是好啊！那我就别无选择了，”侏儒这时大叫起来，“只能用我那些年轻女士的裸照来应对了！都到我这儿来，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有值得一看的东西！”
西格哈特抓住两名同事的胳膊，用力将他们拉到自己的位子。其他人跟了过去。现在，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洪特那搏击风浪的燕雀还能吸引谁呀。有几个人还留在洪特身边，另外一些人在半路上，还没下定决心要不要回去。
“大家都过去吧！”洪特说，“今天我什么也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大家过去吧，去看他的垃圾吧！”
他用胳膊肘推那唯一还没离开的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情才留下的——直到他同往常一样，孤零零地站在自己的工作台旁。他也没准备妨碍西格哈特的展示。他板着脸，静静地站在自己的纸包前，右手放在上面，好像防止别人对它突然下手似的。
与此同时，西格哈特在解绳结。一眨眼的工夫，鞋盒已经打开了，他已经拿起一堆照片，撒满了台面，好像它们算不上什么似的。
“诸位请自便，能满足各种口味，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女士。每个人都能立刻找出好几张来。不必过谦！每个人都可以精心挑选自己的后宫佳丽。这是怎么了？没人敢向幸福伸手？要我帮诸位伸手吗？这么胆小，我的先生们？这我可没想到。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这都是真人摆在我面前！抓住镜头，按快门，大家知道吗，要是我没有果断地按下快门会怎样——这些年轻的女士很可能在第二次的时候就不愿意脱衣服了，她们会怎么看我！如果你们不拿起来看，她们又会怎么看你们！”
他抓起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学生的手，把它伸向那堆照片中，当中他还有意让手哆嗦了一下，像是畏惧即将到手的美好。他把一摞照片放到他手上，叫道：“下一位先生！”现在，其他人已经开始自己动手了，很快，所有人都傻呆呆地盯着那些没穿衣服的姑娘看，她们并不诱人，目光平淡而调皮。对所有的观众来说，这种行为都带有风险，要是现在进来一个助手，或是教授带着随从进来会怎样？但这些照片是不能被称作下流的，否则，一些人也不敢当着别人的面拿在手上看了。只是女同学都被排除在外，令人有些尴尬。莱希曼小姐的位子就在不远处——她的眼睛直视前方，似乎什么都没听见——在她面前，每个人都有负罪感。
洪特已经被大家完全遗忘了，大家已经不记得他还在实验室里。突然，他出现了，站在同学和照片中间，“呸”了一声后叫道：“婊子！全是婊子！”然后就走了。情况顿时发生了转变。西格哈特认为自己的女朋友受到了侮辱。“我的女朋友不应该得到这种评价，”他说，开始飞快地将照片收回，“早知如此，我什么都不带来。要是我的女朋友们知道了这些，我们之间就完了。我必须请各位先生严守秘密。出了这个实验室的门不许说任何有关于此的话。道歉是没用的，就算我们集体向这些女士再三道歉、请求原谅都是没用的。只有沉默才行。先生们，我能相信你们会严守秘密吗？我们刚才没有打开任何东西，没有说任何侮辱性的话。我自己也会闭口不谈的。我绝不会对我高个子的弟弟提起这些的。”
摩门教的红发信徒
一九二六年的夏天，我同弟弟们是在位于高伊泽和哈尔施泰特湖之间的圣阿加塔度过的。那里有一个古老而漂亮的客栈，以前是铁匠铺，附带一间宽敞的饭厅。半成年的男孩子本来不适合住在这里，但它旁边就是一处很小也很新的房子——“阿加塔铁匠”膳宿公寓，由一名老妇经营着。房间狭小，布置简单，就连餐厅也不例外，不过是放着三四张桌子而已。店主是个坚强的妇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更为严肃。我们与她同坐一张桌子，因此，看得出她对情侣没有偏见。
真正的客人是我们旁边的一对情侣：一位中年导演和他非常年轻的苗条女友。男的长着浓密的深色头发，有些憔悴，开着玩笑，女的要比他高很多，金灰色的头发，不无魅力；他不停歇地说话令她深为感动。他一刻不停地解说着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我喜欢与他交谈，因为在我回答他的问题时，他会聆听我的话，甚至对此表现得很认真。不过，他很快就开始自己说，我的话都被吹到一边；他嘲弄着，讥笑着，讽刺着，就像舞台上的一个个角色——而且永不停息，全不考虑他的女朋友阿菲。他的话总是对的，对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不这么认为。她不会试图发表任何看法，可我不同，我还会尝试几次。他刚把我击倒在地，我就出人意料地说起来，反驳他，结果就是招来他辛辣的驳斥。但布赖特施耐德先生并不是怀有恶意，他只是想拥有阿菲，不让她长时间听其他男人说话，包括半成年的男孩儿。店主邦茨太太一言不发地听着，她不加入任何一方，不会让最细微的面部表情出卖自己的想法，但大家知道，她正仔细听着面前的交谈。
布赖特施耐德先生与阿菲住在我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墙壁很薄，我听得见那里的每一个声响：口哨声、打趣声、窃笑声，经常是满意的鼾睡声。但从不会安静下来，也许布赖特施耐德先生在睡梦中有时候会沉寂下来，倘若真是如此，我也不会知道，因为那时我也在睡觉。
我们关注这对不协调的情侣并不奇怪，他们是这里除了我们之外的唯一客人。但在那段日子里，我想得更多的是其他一些事情：燕子。那里有数不清的燕子，它们把巢筑在古老而华丽的铁匠铺里。当我坐在花园里的木桌旁，往本子上写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我头上飞来飞去，离我相当近。我一连几个小时看着它们，被它们所吸引。有时候，弟弟们要出发了，我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我还有些东西要写完。”但我写得很少，大多数时候我都在看那些燕子，不想和它们分开。
圣阿加塔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庆祝教堂落成，这是留在我记忆中最鲜明的一件事。售货摊建在古老的铁匠铺前，围绕着巨大的椴树，它们也延伸到我们住的房前。就在我窗户底下，一个年轻人放了一张桌子，上面的男士衬衫堆成了小山。摊主将衬衫扔得乱七八糟，动作迅猛，他举起这件或是那件，通常手里总是抓着两三件，然后又把它们扔向那一堆，还一边叫喊着：
“今天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样！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
他深信不疑地吆喝着，还不停地做着手势，好像不愿再与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似的，要把它们全都扔掉。一直有农妇光顾他的小摊，想从这被丢弃的礼物中为自己挑选出几件。有些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检查一件衬衫，似乎很在行，他从她们手里夺过衬衫，然后再扔给她们，像是要送给她们。每个把衬衫拿在手里的人都会买下来，就像衬衫粘在她们手上，拿不下来一样。她们付钱时，他似乎看都不看一眼就把钱扔进一个大盒子里，盒子很快就满了，而那堆成山的衣服也在飞速减少。我从窗户那里正好可以看见他，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快的速度，他的吆喝声也一直不断：
“今天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样！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
我发现，他话里那看似的漫不经心传染给了农妇们，她们把钱交出来，好像那不是钱似的——他的摊位突然被一扫而光，一件衬衫都没剩下，他举起右臂，高声叫道：“停！等一下！”然后拿着装满钱的纸盒消失在角落里。从我站的角度看不清他去了哪里，我以为已经结束了，就离开窗边，但我还没走到自己那个小房间的房门口，就听见比以前更卖力的吆喝声：“今天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样！……”他的桌子上又堆满了衬衫，他满脸痛苦地将它们举起来，又带着讥讽地扔回去。农妇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一个个落入他的圈套。
这个年集规模不大，当我下去逛小摊的时候，发现自己总在他的周围。没人比他更精通卖东西了。他很留意我，我站在上面窗户前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我了。有一瞬间，我是他摊位旁边唯一的人，他问我是不是大学生。我不觉得奇怪，他看上去就像个大学生。他说着就抽出了维也纳大学的报到通知，递到我的鼻子底下。他是法律系的学生，读第四个学期，现在是在年集上挣生活费。“您看这有多容易，”他说，“我能卖出所有的东西，但衬衫销路最好。这些笨女人以为这是送给她们的。”他看不起他的牺牲品，他说，一个星期后，这衣服就会破掉，这种衬衫只能穿四五次，然后……他就不在乎这事了，等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早就远走高飞了。“那明年呢？”我问。“明年！明年！”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明年我就翘辫子了。如果明年我还没有翘辫子，我会去其他地方。您以为我会再来这里吗？我要小心一点。也许明年您会再来？您也要小心。您是因为无聊，而我是因为衬衫。”我想起了燕子，也许我会为了它们而再来的，但我没有把这些告诉他，他是对的。
除此之外，教堂庆典上还有其他可看的东西，但我交的唯一一个朋友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他的一条腿是木头的，坐在古老的客栈前面的台阶上，旁边放着一根拐杖，那条木头腿伸向前方。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也没想到他是在乞讨。但我后来注意到，时不时地有人给他一枚硬币，而他也不失体面地说声“谢谢！”我很想问他从哪里来。他那巨大无比的红胡子让他看上去很另类，那胡子似乎比他的头发还要红，但他所说的“谢谢”又很像本地人。我不好意思把他当成乞丐去问他，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暂时什么也没给他，打算事后再补。我问他来自哪里的时候，听起来肯定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他既没说出一个地方，也没说出一个国家，而是回答：“我是摩门教信徒。”这让我大跌眼镜。
我不知道欧洲有摩门教信徒。不过，说不定他以前在美国，生活在摩门教信徒中。“您在美国待了多久？”“我从没去过那儿！”他知道他的回答会让我吃惊，停了片刻后又向我解释道，在欧洲，甚至在奥地利，都有摩门教的信徒，而且为数还不少。他们会集会，彼此都有联系。他可以给我看他们的报纸。我感觉自己影响了他的工作，毕竟，他得留意进出客栈的人，所以我离开了他，并说晚些时候会再来找他。但是，他消失了，令我不解的是，我居然没注意到他的离开。他的木头腿、拐杖和红头发我不可能看不到的。
我走进客栈，里面挤满了人，在那宽敞的酒馆里，我突然看到了他，与很多人一起坐在一张大桌子旁，面前的一小杯红酒和他头发的颜色一样。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人，没有人跟他说话，也可能是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这真是奇怪，他刚才还在酒馆前乞讨，现在却像其他人一样成了这里的客人。但他表现得并不介意，安静、笔直地坐在那里，也许他两边的空间要比其他位子的间隔大。在所有人中，他火红的头发和胡子令他尤为醒目，即便我之前没跟他交谈过，他也是那张桌子上首先吸引我眼球的人。他似乎很喜欢争论，但没人与他争论。他一看见我，就友好地招呼我，邀请我到那张桌子去。他稍微挪了一下，给我留点空当；边上有人起身走了，我居然还找到了一张椅子。终于，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紧挨着坐在一起，他还坚持请我喝一杯红酒。
他感觉，他说，自己很快就会开始讲述，因为我对摩门教信徒感兴趣。所有人都反对摩门教信徒。就因为这样，没人愿意和他有牵连。他们都以为他有很多老婆。如果其他人对摩门教有所了解的话，他们也就只知道这些。这真是荒谬，他根本就没有老婆，她离开了他，正因为如此，他才加入摩门教。他们都是好人，每个人都工作；没有人游手好闲，没有人饮酒，摩门教的信徒根本就不饮酒，不像这里的人，他愤怒地指着我的杯子——他的杯子已经空了，或者是他把它给忘了——然后手臂一挥，指着屋子里所有的杯子。他很喜欢说，而且反复提到摩门教信徒都是好人。但人们就是讨厌他们，他刚开口，就有人说“闭上臭嘴！”或是“去美国找你的摩门教吧！”他甚至有过被赶出酒馆的经历，就因为他在里面说了这些。就这样，所有人都反对他。当他在酒馆里的时候，他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从未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什么，只有在酒馆外的时候，他才不这样，但这又不关这些人的事，也许这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但他们忍受不了别人觉得摩门教好，对他们来说，它就是异端邪教，甚至有人问他是不是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是摩门教信徒。他老婆以前就经常说：“你这红头发，不要靠近我。你喝醉了，一身臭气。”那时候，他还喝很多酒，而且因为生气会拿起拐杖打老婆，她因此离开了他。全是酒精的错，有一次一个人对他说：“摩门教的人会帮人戒酒，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喝酒。”他就去了他们那里。他们真的治愈了他，现在他是滴酒不沾，他又愤怒地盯着我的杯子看，我根本就不敢喝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