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救之舌》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译者：陈恕林/宁瑛/蔡鸿君
内容简介：
该书为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第一部，记述作者1905至1921年间在保加利亚鲁斯丘克、英国曼彻斯特、奥地利维也纳及瑞士苏黎世等地的成长经历。
全书分为五部，以童年火灾记忆开启，贯穿父亲早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重大事件。
作品通过家族变迁与语言习得过程，展现多语言文化环境对作者的影响，其中母亲强制其学习德语的经历尤为关键。
书中并收录母子共读莎士比亚文学经典的细节。
目录
第一部：鲁斯丘克（1905-1911）
01、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02、为家族而自豪
03、“卡科小母鸡”/狼群与狼形人妖
04、亚美尼亚人的斧/吉卜赛人
05、弟弟的出世
06、土耳其人之家/爷爷与外公
07、普珥节/彗星
08、有魔力的语言/火灾
09、蝮蛇和字母
10、谋杀
11、诅咒旅行
第二部：曼彻斯特（1911-1913）
12、糊墙纸和书籍/在默西河畔散步
13、小玛丽/泰坦尼克号沉没/斯科特船长
14、拿破仑/吃人的客人/星期日的乐趣
15、父亲之死/最后的说法
16、天上的耶路撒冷
17、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第三部：维也纳（1913-1916）
18、墨西拿地震/家中的城堡剧院
19、不知疲倦的人
20、战争的爆发
21、美狄亚和奥德修斯
22、保加利亚之行
23、恶的发现/维也纳要塞
24、阿丽克·阿斯利尔
25、诺伊瓦尔德格的草地
26、母亲的病/讲师先生
27、大胡子在博登湖中
第四部：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1916-1919）
28、誓言
29、一间装满礼物的房间
30、间谍活动
31、希腊的诱惑/认识人类的学校
32、大脑壳/与一个军官辩论
33、日课与夜读/馈赠
34、催眠术和嫉妒心/重伤员
35、戈特弗里德·凯勒庆祝会
36、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第五部：苏黎世—蒂芬布鲁伦（1919-1921）
37、雅尔塔公寓心地善良的老处女/魏德金德博士
38、菠菜的种系/尤尼乌斯·布鲁图
39、在伟人们中间
40、食人怪物的迷惑
41、遭人憎恨
42、申请书
43、禁令
44、老鼠疗法
45、有标记的人
46、动物的出现
47、卡尼特弗斯坦/金丝雀
48、醉心者
49、历史和忧郁
50、募捐
51、巫师的登场
52、黑蜘蛛
53、米开朗琪罗
54、堕落的天堂
第一部：鲁斯丘克（1905-1911）
01、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去的楼梯也是红色的。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拢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他把小刀折好，塞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走出家门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开了，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他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一次比一次害怕。一天就是这样开始，这样的事情遇到过多次。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询问此事。从地板和楼梯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1]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里她和父亲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九〇七年的夏天。为了照管我这个两岁的幼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十五岁。她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处处都认识路，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相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
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很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会面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02、为家族而自豪
坐落在多瑙河下游、我在那儿出生的鲁斯丘克，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极美的城市。如果我说它是在保加利亚，那我关于它所做的介绍是不充分的。因为那里生活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天就可以听到七八种语言。除了保加利亚人外——他们常常来自农村，还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区，与之毗邻的是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2]的住宅区，即我们的住宅区。还有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吉卜赛人。从多瑙河对岸来的罗马尼亚人，我的乳母——但我想不起她来了——就是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有个别俄罗斯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民族的多样性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我不断地察觉到其影响。某些人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特别的宗族，服装也与他人不同。我们在鲁斯丘克家里度过的六年中，曾雇用了一些仆人，他们中有一个塞加西亚人，后来又有一个亚美尼亚人。我母亲最好的女友奥尔加，是一位俄罗斯人。吉卜赛人每周都来我们大院一次，来的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仿佛是整个民族似的。他们使我感到恐惧不安，这我后面还要谈到。
鲁斯丘克是一个古老的多瑙河港口，作为这样的港口有过某些意义。它曾吸引过四面八方的来客，多瑙河成了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故事讲述多瑙河冰冻的特殊岁月，讲述乘坐雪橇越过冰层到罗马尼亚那边去，讲述饿狼跟在拉雪橇的马后。
狼是我最初听人讲述的野兽。在保加利亚农村姑娘给我讲的童话里，有狼形人妖出现。一天夜晚，我的父亲戴着狼形面具来吓我。
要我对早年鲁斯丘克的勃勃生机、对它的苦难和灾祸做个介绍，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曾在鲁斯丘克发生过。在鲁斯丘克，其余的世界都被称作欧洲，要是某人乘船在多瑙河上逆流而上，开往维也纳，人家就说他搭船去欧洲，欧洲从那里即从土耳其帝国终结的地方开始。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大部分仍是土耳其公民，对他们来说，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生活总是好的，胜过基督教派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有商人，因此新的保加利亚政权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长期执政的沙皇斐迪南[3]，是犹太人的朋友。
那些犹太人后裔的忠诚就有几分复杂了。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教区里教徒的团体活动对他们来说有点重要。这成了——并非狂热——他们生活的中心内容。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特种犹太人，这同他们的西班牙传统有关。被驱逐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彼此交谈的西班牙语很少变化。一些土耳其语的词虽被吸收进他们的语言中来，但仍可以认得出它们是土耳其语，并且人们几乎总是以西班牙语的词来顶替它们。我最先听到的儿童歌曲是西班牙语的，我听到过古老的西班牙叙事歌谣，而影响最强烈、对一个孩子来说颇具魅力的是西班牙的思想信念。人们头脑简单，骄傲自大，看不起其他犹太人，一个总是带有蔑视意思的词叫作“Todesco”，这意味着一个德国的或阿什克纳[4]犹太人。同这样的人结婚，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作为孩子在鲁斯丘克听人谈论过或者我熟悉的许多家庭中间，我想不起有异教、异族男女通婚的情况。我还未满六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已告诫我将来不要同社会地位不相匹配的女人结婚。但是人们并不以这种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一般性蔑视为满足。在被逐犹太人后裔中间也有“上流家庭”，所指的是一些长期以来已富有的人家。人们可以听到关于一个人的最自豪的话，就是“es de buena famiglia”——他出身于上流家庭。我常听母亲谈论家庭出身，都听腻了，当她热情洋溢地谈论城堡剧院[5]，同我一起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甚至后来，当她谈论斯特林堡——他成了她最喜爱的作家——的时候，亏她还好意思表白自己，说她出身高贵的家庭，没有比她更高贵的了。她掌握了多种文明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的文学成了她的生活的本来内容。在这热情追求的广博知识与她不断滋长的傲慢的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感到存在矛盾。
还在完全沉醉于她的时候——她为我打开精神世界的一切门户，我盲目而热情地听从她——我就已注意到这一矛盾，它使我痛苦难受，心烦意乱，因此在无数次谈话中，在我青年时代的每个时期里，我跟她都谈论此事，并指责过她，但我的责备对她毫无影响，她的高傲早就获得了表现的机会。她的这种狭隘性——这点我不理解她——使我很早就对任何由于出身而感到高傲的人怀有恶感、偏见。我无法太认真地看待有狭隘自豪感的人们，我把他们看作好像是异国他乡的有点可笑的动物。我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自豪的人反倒有了成见，少数几个跟我相好的贵族，我得首先原谅他们谈论自己的出身，要是他们预料到这要耗费我不知多少力气的话，那他们就会放弃与我友好了。一切偏见都是由其他偏见决定的，而最常见的偏见都是来自它们的矛盾。
加之，我母亲所属的特权阶层，除了其祖籍是西班牙外，就是一个有钱的阶层。在我的家庭，特别是在她的家庭里，我看到人们为钱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些完全乐意为金钱而卖命的人是最坏的。我熟悉从贪财到迫害狂的一切途径，我看到兄弟间由于贪钱而在长年的诉讼中互相搞垮，并在没有钱时仍继续提起诉讼，他们都出身于同一“高贵的”家庭并且都以自己的母亲为自豪。母亲本人也看到了兄弟反目，我们常常议论此事。她的理解力是敏锐、深刻的，她对人的鉴别力是经过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的教育提高的，但也是经过她本人的生活经验培养出来的。她清楚地看到人们荒唐地同室操戈的动机，她的家庭正处于这种状况之中；她可以不费力气地就此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她那为这个家庭而自豪的情感是不可动摇的。家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她根本就不喜欢，她对某些人感到气愤，对另一些人非常鄙视，对于作为整体的家族却感到骄傲。
后来我认识到，如果把家族情况套用到人类社会情况上，我完全像她一样。我把自己生命的最好年华用于识破一个人的诡计，看他在历史文明中如何粉墨登场。我毫不留情地探索与分析了权势，就像我的母亲对待她家中的诉讼事件一样。
03、“卡科小母鸡”/狼群与狼形人妖
我常听到一个热情而温柔的词，就是“la butica”。人们这样称呼我的爷爷和他的儿子们白天在那里度过的那家商店。因为我年纪太小，很少被带到那里去。这爿店铺坐落在一条从鲁斯丘克富人生活区的高处径直向下通到港口的陡峭街道上，较大的铺子都设立在这条街道旁。我祖父的店铺在一幢有三层楼的房子里，我觉得房子很高大，因为丘陵上面的住宅都是两层楼的房屋。店里整批出售殖民地生产的商品，那是一爿宽敞的店铺，里边有极美的香味。地板上放着许多个敞着口、里边装有各种谷物的大口袋，有装着小米的口袋，有装着大麦的口袋，还有装着大米的口袋。倘若我的双手干净，我可以伸手进去摸摸谷粒，这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用手抓起一把谷粒来闻一闻，又让谷粒慢慢地流下去，虽然铺子里有许多其他稀奇的东西，我却常常这样做，并且最喜欢这样做，很难使我离开那些口袋。店里还有茶和咖啡，特别是有巧克力。一切东西都是大包大包地包装起来的，装潢很讲究，跟普通商店不同，这儿货物不零售。我之所以格外喜欢那些摆放在地板上、袋口开着的口袋，也是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太高，一伸手进去就可以摸到许多我喜欢的谷粒。
店铺里的东西，大多是可食用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食用。店里也有火柴、肥皂和蜡烛，还有小刀、剪刀磨刀石、短把镰刀和长柄镰刀。从农村前来购买东西的农夫们久久地站在商品跟前，用手指来检验刀刃的锋利程度。我兴致勃勃但又有点害怕地看着他们，我要触摸小刀是不被允许的。有一次，有位农夫——大概我的样子讨他喜欢——用手抓起我的大拇指，跟他的大拇指并靠在一起，给我看看他的皮肤多么硬。从没有人赠送给我一块巧克力。爷爷坐在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管理非常严格，所有商品都是批发的。在家里，他经常表示疼爱我，因为我取了他的全名。在铺子里，他不大乐意见到我，从来不允许我在那里久留。倘若他发出一个指示，接受指示的职员就会火速去执行，有时一个职员会带着包裹离开铺子。我最喜欢一个衣衫褴褛、年岁较大的瘦削男人，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他动作不灵活，每当祖父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吓一跳。他仿佛在做梦，跟我在店里看见的其他人截然不同。他遇见我时总要说句友好的话，可他的话含糊不清，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察到，他对我怀有好意。他叫切勒邦，是个最没有能耐的穷亲戚，祖父出于同情雇用了他。我老是听见人们呼叫切勒邦，仿佛他是个仆人，他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才获悉，他是我祖父的一个兄弟。
我们院子大门前的街道，遍地尘土，非常荒凉，令人讨厌。下大雨的时候，它成了泥泞路，出租马车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我不能在街上玩耍，我们的院子里有的是玩儿的地方，而且安全。有时我听见外边一阵咯咯的狂叫声，不久叫声变得更加响亮和激动，随后一个身穿黑色褴褛衣服的男子，咯咯地叫着，害怕得哆哆嗦嗦地冲进大门来，他是在逃避街上那些游荡的少年。他们尾随着他，高喊“卡科！卡科！”并像母鸡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他害怕母鸡，因此他们追逐他。他比他们领先几步，在我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母鸡，使劲地咯咯叫，怀着绝望的恐惧，并用双臂做扑扑振翅的动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楼向祖父的房子走去，却从不敢进去，只是从另一边楼梯跑下去，动也不动地躺着。孩子们站在院子大门口咯咯地叫着，他们不能进入院内，见他像死了一样躺着，他们有点害怕，于是就跑开了。但不久他们便在外边唱起了他们的凯旋曲：“kako la gallinica！kako la gallinica！”——“卡科小母鸡！卡科小母鸡！”——只要听见他们叫嚷，卡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刚刚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便站立起来，用手摸摸自己的身体，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仍惊恐不安地倾听一会儿，随后便弯着背悄悄地溜出院子。现在他已不再是母鸡，不再扑扑振翅和咯咯地叫了，他又是住宅区里精疲力竭、四肢无力的白痴了。
有时候，当孩子们在街上不远的地方窥伺着他的时候，可怕的恶作剧又重新开始了。这种恶作剧多半移至另一条街上，我无法再见到。也许我同情他，当他跳跃的时候，我总是担惊受怕，但是没出什么大事。我每次以同样激动心情见到的，都是他把自己变为一只庞大的母鸡。我不明白，孩子们为什么要追踪他，每当他跳跃后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我都担心他起不来，再也变不成母鸡了。
多瑙河在保加利亚境内一段的下游，非常宽阔。河对面的城市久尔久属于罗马尼亚，据说，我的奶妈是从那里来的。她是个强壮的农民，给我喂过她的奶，同时也给她自己的孩子喂奶，她将孩子也带来了。我常常听她讲述扣人心弦的事情，虽然我想不起她来了。为了她的缘故，“罗马尼亚的”一词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亲切的声调。
多瑙河冬天冰冻是罕见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冰冻情况，人们讲了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母亲年轻时候有时乘坐雪橇到罗马尼亚那边去，她给我看了她当年坐雪橇时穿过的暖烘烘的皮大衣。天寒地冻、寒气袭人的时候，饥肠辘辘的狼群就下山来，向雪橇前的马猛扑过去，橇夫挥舞鞭子，试图把它们赶跑，但这无济于事，得要向它们开枪射击。有一次在行驶中发现没有携带射击的东西，一个携带武器的吉尔吉斯人——他是家里的佣人——本应一起走的，但橇夫没有带上他就驾车走了。对付这些饿狼颇为费劲，母亲陷入了很大的危险，要不是有两位男子乘着一架雪橇迎面过来，结局可能是很糟糕的。他们开枪打死一只狼，把其余的赶跑了。母亲当时心惊胆战，她叙述了这些狼的红色舌头，这些狼当时靠得那么近，以致她过了好些年后还梦见它们。
我常央求她讲狼的故事，她也喜欢讲，这样，狼就成了最先萦回于我的幻想中的野兽。我从保加利亚农村姑娘们那里听到的童话，加剧了我对狼的恐惧。她们中有五六个总是生活在我们家里，她们非常年轻，也许十岁或者十二岁，已被她们的家人从农村送到城市来了。在城市里，她们被雇用到市民家里去当佣人，她们光着脚在家里来回跑动，一直是心情愉快、情绪饱满的，她们没有很多事可做，什么事情她们都通力合作，一起去完成，她们成了我幼年时代的游戏伙伴。
晚上，当父母离家外出的时候，我跟她们待在家里。大客厅的墙角摆放着几张低矮的土耳其沙发，除了地毯和几张小桌子外，我记得这些沙发就是客厅里仅有的固定陈设。夜幕降临的时候，小姑娘们都心惊肉跳，我们大家紧紧地瑟缩在紧挨窗子的一张沙发上，她们把我夹在中央，开始讲述狼形人妖和民间传说中关于吸血鬼的故事。一个故事刚刚结束，第二个故事就开始了，故事虽令人魂飞魄散，但是因为姑娘们把我紧紧围在中间，我却感到很愉快。我们是那么害怕，谁也不敢站立起来，父母回家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大家哆哆嗦嗦地蜷缩成一团。
我听过的童话故事中，只有一些关于狼形人妖和吸血鬼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由于没有听过其他故事。巴尔干的童话书，要是不能马上看出其中有某些是关于狼形人妖和吸血鬼故事的，那我是不关心的。那些故事的细枝末节我都想得起来，但不是用我当年听故事的语言。那些故事，我曾听人用保加利亚语讲过，但后来我读的是德文读本，这一神秘的转变也许就是我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中所要报道的令人惊奇的事情。由于大多数孩子在语言上的经历不尽相同，我也许应该谈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父母彼此间讲德语（我一点都听不懂），而对我们孩子和所有亲戚朋友，他们则讲西班牙语。那是真正的口语，当然是古代西班牙语，后来我也常常听，从没有把它荒疏。家中的农村姑娘们只会说保加利亚语，主要是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我也学了保加利亚语。但由于我从未进过一所保加利亚学校，并且六岁就离开了鲁斯丘克，因此我很快就把保加利亚语忘得干干净净了。那幼年时代的所有事件，都是在西班牙语或者保加利亚语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来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只有特殊的戏剧性事件，所谓的激烈争吵和最令人讨厌的恐怖事件，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西班牙语的原话。这些事件记得非常清楚，不可磨灭。其他所有的事件，特别是保加利亚语讲的一切事件，如一些童话故事，我都是用德语记住的。
这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无法讲清。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这些事件变成了德语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探究过这种事，也许我担心通过一种按照特定方法和严格原则进行的探索，会把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宝贵的事物毁掉。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年代经历的事件，我记忆犹新——六十多年中，我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但绝大多数事件都是同我当时不熟悉的文字联结在一起的。现在把它们写下来，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觉得我在记述时对事情有所改动或者歪曲。这不像一部书的文学翻译，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自我完成的翻译。由于我通常像避开瘟疫那样回避这个由于滥用而成了毫无意义的词，读者大概会原谅我在这种——并且是仅有的——情况下使用它。
04、亚美尼亚人的斧/吉卜赛人
司汤达在他的《亨利·勃吕拉传》中非常灵巧地描绘地形图，我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很遗憾，我总是一个笨拙的绘图者。这样我就得简略地描述一下在鲁斯丘克我们的庭园四周的住宅是如何布局的。
从街上经大门进入院子里，可以见到爷爷的房子就在右手边。看样子，它比其他房子高大，实际上确实也高些。它是否不同于其他两层的房子，还有上一层楼，我就无法说清了。无论如何，它给人较高的印象，因为通往它上面的阶梯较多。爷爷的房子也比其他房子明亮，也许是它油漆得光亮吧。
爷爷房子的对过，院子大门的左手边，是我父亲的大姐——索菲姑姑同她的丈夫——纳坦姑父居住的房子。姑父叫埃尔雅墓姆，这个名字从不合我的意，也许因为它听起来不像其他所有的名字那样有西班牙味。他们有三个孩子：雷吉娜、雅克和劳里卡。劳里卡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但比我还大四岁，这一年龄上的差别引起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我家的住宅在姑父的房子旁边，看起来跟姑父的房子一模一样，两者排成一行，也是在院子的左边。有一些石级通向这两幢房子，石级的尽头是一个平台。
这三幢住宅之间的庭园非常大。我们家对面，并非中央，而是稍稍靠边，有一口用吊桶打水的水井。此井供水不足，绝大部分的生活用水都是取自多瑙河。河水装在大桶里靠骡子拉回来，多瑙河的水如不事先煮沸消毒就无法使用。水煮沸后，盛在大水锅里，置于屋前的平台上冷却。
水井后面是果园，通过一道围篱同院子隔开。它并不特别漂亮，布置过于讲究，规则匀称，或许也不够古老。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许多更漂亮的果园。
从庭园进入我们的住宅，要经过房子狭窄的一面。我们的住房远远地向后面延伸，虽然它只有底层，在我的记忆里却是非常宽敞的。从庭园较远的一边，可以沿着庭园最长的小路，绕着我们的房子走，走到后面就来到一个小后院，厨房门与之相对。后院里放着待劈的木柴，母鸡和鹅四处乱跑，房门敞开的厨房里，总是熙来攘往，女厨师送东西出去又拿东西进来，六个小姑娘蹦来跳去，忙忙碌碌。
厨房前面的这个后院里，经常有个佣人在劈柴。他是我的朋友，一个悲伤的亚美尼亚人，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起他来。他一边劈柴一边唱歌，所唱的歌曲我虽然听不懂，却使我心碎欲裂。我询问母亲，他为什么如此悲伤，母亲说，坏蛋企图把施坦波尔的亚美尼亚人斩尽杀绝，他失去了在那里的全部家人。他从一个隐蔽处窥见他的妹妹被人杀害，随后他就逃到保加利亚，出于同情，我的父亲把他带到家里。现在，当他劈柴的时候，他总是想起他的小妹妹，因此他唱了这些哀伤的歌曲。
我对他怀有深深的爱。当他劈柴的时候，我就站在客厅尽头的沙发上，这儿客厅的窗子朝着厨房后院。这时，我探头往窗外看他，而当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妹妹，于是我总希望自己有个小妹妹。他留着黑色的长胡须，一头乌黑的头发，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也许因为我看见他时，他正挥动臂膀，高高扬起斧头。我对他的爱还胜过管跑业务的佣人切勒邦，后者我难得见到。我们彼此交谈几句，但只是几句，我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交谈的。他在着手劈柴前等候我，一见到我，便微微一笑，随即扬起斧子，他怀着怎样的怒火猛劈木柴，那是令人吃惊的。接着他的脸变得阴沉了，他唱起他的歌来。当他放下斧头的时候，又对我微微笑了，我期待着他的微笑，正如他——我一生中遇到的头一个逃难者，期望着我的微笑一样。
吉卜赛人每周星期五来。星期五，犹太人家家户户都为安息日[6]做好一切准备，从上到下打扫房子，保加利亚姑娘急匆匆地来来往往，厨房里熙熙攘攘，非常繁忙，谁也没工夫管我。我独自一人待着，脸紧贴宽大客厅那朝着花园的窗子，等待着吉卜赛人。他们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想，姑娘们在那些漫长的夜晚，在黑暗中蹲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大概也向我讲过吉卜赛人的事。我想到他们会盗窃小孩子，并相信他们在打我的主意。
我虽然惊恐不安，却不放过看看他们的时机。看起来，他们的模样很好看。院子大门为他们大大敞开了，因为他们需要地方。他们像一整个家族那样来了，中心是一个高高挺直身子、双目失明的族长，据说是曾祖父，是位好看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身披五颜六色的布片，慢悠悠地走动，左右两侧由两个成年的孙女搀扶着。各个年龄段的吉卜赛人簇拥着他，男人很少，几乎全是妇女和无数的小孩子，幼儿由他们的母亲抱着，其他孩子欢蹦乱跳，但都没有远离自豪的长老，他老是处于中心。整个队伍非常拥挤，那么多人摩肩接踵地行进，平常我从未见过。这是这个热闹非凡的城市中最热闹的景象。那些用来拼凑成衣服的布片，五光十色，光彩夺目，而各种颜色中最耀眼的是红色。他们许多人肩头上挎着的口袋晃动着，如果不是想到口袋里装着偷来的小孩子，我是不会注视它们的。
我当时觉得这些吉卜赛人多得不得了，但要是我现在试图估计一下他们的人数，我会认为，那不超过三四十人。无论如何，我当时在大院里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由于他们为了这位长老的缘故而那样慢慢腾腾地行进，我觉得他们挤满了院子，队伍无限长。他们并没有待在这里，而是绕着房子东游西荡，进入厨房前边的小院子里，那儿堆放着木柴，他们在那儿坐下来了。
我惯于等待他们最初在院门前出现的片刻，刚刚一瞥见那位双目失明的长老，我就一边尖声呼叫：“Zinganas！Zinganas！”（西班牙语：吉卜赛人！吉卜赛人！）一边经过长长的客厅和更加长的同厨房衔接的走廊，跑到后面。母亲正站在厨房里指点人们做安息日的菜，某些美食她亲自制作。我在半路上时常遇见小姑娘们，但我不注意她们，我不停地尖叫，直到我来到母亲身旁，她安慰了我几句。我没有待在她身边，而是沿着这条长长的路又跑了回去。我从窗口朝行进着的吉卜赛人看了一眼，这时他们向前移动了一点点，我又跑去厨房马上报告。我想见到他们，一心想着他们，但刚刚一看见他们，我又被恐惧攫住了，我担心他们打我的主意，于是我一边呼喊一边跑开。这样来来回回奔跑了好一阵子，我相信，我因此对坐落在前后两院间的住宅的大小有着深刻的感受。
他们一到达厨房前面的目的地，长老就席地而坐，其他人都围着他，妇女们打开随身携带的口袋，接受一切赠品，并不为此发生争吵。他们得到大堆他们仿佛特别渴求的木块，还得到许多食物；所有已烹调好的菜肴，他们也都得到一些，供给他们吃的东西绝不是残羹冷炙。看见他们没有把小孩子装进口袋里，我的心情轻松了，在母亲的保护下，我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仔细地打量他们，但又提防自己过于靠近那些想要抚摩我的妇女。那失明的老人慢条斯理地吃一个碗里的东西，安然歇息一下。其他人一点也没有碰菜肴，什么东西都装进大口袋里，只有小孩子可以享用送给他们的甜食。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很亲热，根本不像抢劫小孩的强盗，这使我感到惊奇。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削弱我对他们的恐惧。过了一些时候——可我觉得时间很长——他们就动身了，队伍行进的速度比来时快，绕着房子走，穿过庭园回去。我从同一窗口注视着他们经由大门离开。于是我最后一次奔回厨房里报告：“吉卜赛人走了。”我们的佣人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大门处，把门锁上，说：“现在他们不再回来了。”院子的大门通常白天敞开，但星期五关闭，这样其他也许随后而来的吉卜赛人的队伍就知道他们的人已经来过了，于是他们便继续往前走。
05、弟弟的出世
幼年时代，当我还待在一把为幼儿准备的高椅里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椅子离地板非常远，担心从椅子上掉落下来。布科大伯父——我父亲的长兄来访，把我抱出来放在地上。随后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把张开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说：“Yo ti bendigo, Eliachicu, Amen！”（“我为你祝福，小伊利斯，阿门[7]！”）这话他说得很有力，我喜欢他那严肃的声调，我以为，倘若他替我祝福，我仿佛就长大了。但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笑得太早，我觉察到他在拿我开心，我屡次三番轻信祝福的重要时刻，但最终总使自己感到难为情。
这位大伯父无数次地重复他所做过的一切。他教我唱许多歌曲，孜孜不倦地教唱，直到我自己能独立唱为止。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便查问我，耐心地训练我在大人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虽然他老是马上毁灭自己作的祝福，但我仍然期待着他的祝福。要是他能较好地克制自己，说不定他会成为我最亲爱的伯父。他住在瓦尔纳，在那里掌管着祖父商行的一个分店，只是在节日和遇到特殊时机才来鲁斯丘克。人们怀着敬意谈论他，因为他是“布科”，那是每个家庭中长子的光荣称号。我早就懂得当长子多么重要，要是我留在鲁斯丘克，我也成了一位“布科”了。
长长四年里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在这期间，我像一个小姑娘一样穿着裙子，我要求像个男孩那样穿上裤子，但总是被用空话敷衍，答应以后解决。后来我的弟弟尼西姆呱呱落地了，趁此时机，我头一次穿上了裤子。我怀着能穿上裤子的巨大自豪感，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出于这种原因，我记住了事情的每个细枝末节。
家里有许多人，人们露出忧虑不安的神色。我的儿童床通常也在卧室里，可是我不可进房到母亲那里，便在门前走来走去，以便在某人开门进去时看她一眼。但是人们随即把门关上，我无法瞥见她。我听到大声痛哭的声音，我不熟悉这声音，便打听谁在哭，人家对我说：滚开！我还从未见过大人们如此忧心忡忡，没人顾得上我，这使我感到不习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次延续时间较长的难产，人们担心我母亲的生命。）梅纳赫莫夫大夫，一位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的医生，也在场。他平日非常和蔼可亲，让我演唱歌曲，并为之夸奖我，可是此时也不理睬我，不跟我说话，并且在我不离开房门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看看我。哭声大了，我听见“madre mia querida！madre mia querida！”（西班牙语：我亲爱的母亲！我亲爱的母亲！）我把头紧贴在房门，当门打开的时候，呻吟声非常大，我感到害怕。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母亲的呻吟声。我不能再看见她，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终于可以进入卧室了，人人喜笑颜开，父亲笑了，人们给我看看小弟弟。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梅纳赫莫夫大夫说：“她需要安静！”但此时房内并不安静，外来的妇女们在房间里来来去去，现在大家又喜欢我了，我受到鼓励。很少来我们家的祖母说：“她已好些了。”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怕她，便跑了出去，不再待在门旁。过了好长时间，我对母亲还感到陌生，经过好几个月，我对母亲才又寄予信任。
紧接着，我所遇见的是割礼[8]。家里来了更多的人。我可以观看行割礼。我得到的印象就是人们有意拉我来观看，所有门户都打开了，住宅大门也敞开了，大客厅里为来客们摆放着一张铺上桌布的长桌，割礼在卧室对面的另一间房间里进行着。在场的只有男人，大家都站着，一丁点大的弟弟被托举在一个碗上面，我看见了小刀，尤其见到许多血滴进碗里。
弟弟以外祖父的名字尼西姆命名，人们向我解释说，我是老大，因此取了祖父的名字。长子的地位被抬得非常高，我从割礼的时候起就意识到这点，并从此永远不丧失长子的自豪感。
宴席间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穿着裤子散步。我要让每个客人都注意到我的裤子，否则决不罢休，当新的客人到来时，我就从门口向他们迎面走去，满怀希望地在他们面前站着。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客人都已到齐了，这时人们惦念着邻屋的表兄雅克。“他骑他的自行车去了。”有人说。他的这种态度受到指责。他在饭后来到，满身尘土，我看见他在房前从自行车上下来，他比我大八岁，穿着文科中学生的服装。他得意地告诉我，人家刚刚送给他这辆自行车，接着他试图悄悄地走进屋里来到客人中间，我脱口而出，表示也想得到一辆自行车，索菲姑姑冲过去指责他，他用手指点着恐吓我，随即又无影无踪了。
这一天，我也知道必须闭口吃饭。雅克的姐姐雷吉娜，把果仁塞进嘴里，我站在她跟前，像着魔似的仰视着她，看她如何闭嘴咀嚼。她嚼了很长时间，嚼完时说，现在我也得这样做，否则我又要穿上裙子。我必须迅速学会，因为无论如何我不想又失掉我的裤子了。
06、土耳其人之家/爷爷与外公
卡内蒂爷爷忙的时候，我被送到他家里去向奶奶请安。她坐在土耳其沙发上抽烟，或者喝不加牛奶的咖啡。她老是在家里，从不外出，我想不起当时曾经在住宅外边看见过她。她叫努拉，和爷爷一样都是阿德里安堡人。爷爷叫她欧罗，本来是金子的意思，我一直不理解她的名字。在所有亲戚中，土耳其的生活习惯她保留得最多。她向来不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我压根就不清楚她怎样坐到沙发上去的，因为我从未看见过她走动。她偶尔唉声叹气，喝一杯咖啡，抽抽烟，她用一种哭诉的声调迎接我，什么话都没有对我说，就抱怨着打发我离开。对陪送我去的人，她说了几句令人同情的话，也许她认为自己疾病缠身，也许她真的有病，但她肯定是按东方方式生活，非常之懒，必定受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爷爷的折磨。
我当时还不知道，爷爷不论到哪里，马上就会成为中心人物。在家里他是一位暴虐者，很可怕，如果他高兴，他可以流出热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子们中间，他感到洋洋得意。在亲朋好友中，甚至在整个教区里，他因为有一副好嗓子而备受欢迎，他的嗓子特别令妇女们叹服。倘若他被邀请去做客，他不带奶奶一起去，她的愚昧无知，她那没完没了的悲叹，令他讨厌。在他应邀前去的地方，他总是很快就被一大群人包围，他讲那些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故事，碰到特殊场合，他会应邀唱起歌来。
在鲁斯丘克，除了卡内蒂奶奶外，还有许多土耳其的事情。我学的第一首儿歌《红通通的苹果来自施坦波尔》，歌词以施坦波尔城的名字结束，我听说过这个城市，说它非常大，我很快就把它同我们这里看见的土耳其人挂起钩来。“埃迪尔内”——在土耳其语里叫作阿德里安堡，这个卡内蒂爷爷和奶奶出生的城市，常常被提到。爷爷唱土耳其歌曲，向来不把歌曲唱完，问题在于他把某些高音拖得特别长。我比较喜欢感情强烈、节奏明快的西班牙歌曲。
富有的土耳其人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从窗前网格稠密的栅栏就可以看出是这些人的住宅。这些栅栏是用来监视妇女的。我头一次听人们讲到的谋杀，是一个土耳其人出于妒忌干的。在去阿尔迪蒂外公家的路上，母亲带我从一幢房子旁边经过，指给我看山丘上的一个栅栏，并说上边曾有个土耳其女人，站着打量一个路过的保加利亚男子，随后，她的丈夫，一个土耳其人，把她刺死了。想当初，我并未真正理解一个死人是什么样子的，但在这次散步中，经母亲的讲解，我才明白了。当时我问妈妈，人们在地上的一片血泊中发现的那个土耳其女人，是否再没有站立起来。“再没有。”她说，“再没有！她死了，你懂吗？”我还是不明白，于是又询问，我就是这样逼迫她多次重复她的话，直到她不耐烦地改变话题为止。这桩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仅有倒在血泊中的死人，还有那个丈夫的忌妒心，正是这种妒忌心导致了谋杀。我颇有点喜欢这妒忌心，尽管我很不希望那女人断送了生命，但我无法排除妒忌心理。
在这次散步结束，我们到了外公那里的时候，我亲身体验到妒忌是怎样一回事了。外公住在一幢略呈红色的宽敞的房子里。经过房子左边的一扇小侧门，我们走进一个年代久远的花园，它比我们家的花园漂亮。花园里有一棵大桑树，树枝低矮，轻易就可以爬上去，但当时还不允许我爬树。每次从树旁经过时，母亲总是指给我看高处的一条树枝，那是她当年还是年轻姑娘时隐藏的地方，当她想要排除干扰，安安静静地看书的时候，惯于躲到那里。她带上她的书钻到那里，一声不吭地读起来，她隐藏得非常巧妙，从树下无法看得见她，她也听不见别人叫她，因为她被自己喜爱的书迷住了，她在树上读完了她所有的书。离这棵桑树不远的地方，有石阶通往住房，这儿住房的地势高于我们家的住房，但是通道阴暗。我们经过许多房间来到最后一间，外公坐在房内的一把靠背椅上，他是一个矮小的脸色苍白的人，体弱多病，老是围着围巾，披着方格花呢的斗篷，总是穿得暖暖和和的。
“Li beso las manos, Se?or Padre！”母亲说——“我吻您的手，父亲！”接着她推我向前，我虽不喜欢他，却不得不吻他的手。他从不乐呵呵的，也从不气鼓鼓的，也向来不像我以其名字命名的爷爷那样严厉，他老是那个样子。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靠背椅上，不对我说话，不赠送我东西，只是跟母亲交谈几句，然后拜访就结束了。每次访问的结局都是同样的，我很讨厌。外公常常带着一丝狡猾的微笑看看我，低声问道：“你更喜欢阿尔迪蒂外公，还是卡内蒂爷爷？”他知道我要怎么答复，因为无论大人或小孩，人人都沉醉于卡内蒂爷爷，而无人喜欢他。他想逼迫我说实话，使得我不知所措，极其狼狈——这他很欣赏——这种情况每个星期六都要重演。起初我什么话也不说，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于是他又提出他的问题，直到我获得撒谎的力量，说了声“两位都喜欢！”才停止追问。他当即威吓地扬起手指叫喊道（这是我从他那里曾经听到的唯一的一声噪音）：“Fàlsu！”（“更加虚伪！”）他把要强调的“虚伪”一词拉得长长的，听起来既带有威吓，同时又有悲叹的声调，他的话现在仍在我的耳际萦绕，仿佛我昨天去登门拜访过他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