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任何一种新的经验都是天生的，是身体的延伸的感受，这需要人们事先知道另外一些与新的经验毫无联系的东西。
某种与其余的一切分离的东西，定居在过去从未出现的地方，在人们绝对猜想不到之处，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人们凭借自己的亮光适应一个一切都有着新的名字、逐步向无穷无尽延伸的环境。这时人们就像突然产生一种愿望似的惊奇地到处移动，仿佛从未到过别的地方。“科学”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它不像后来那样意味着人们必须有所节制，通过放弃其余的一切而获得对某物的一种权利，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延伸，意味着突破界限和限制，意味着占据全新的地区，科学不是像童话和故事那样虚构出来的，当人们提到它时，它是不容否认的。而在那些古老的故事里，我遇到了困难。我深信那些故事，就好像它们具有生命，但在同学们的面前我却不能承认这一点。故事受到了嘲笑，所有故事对他们中间的某些人都已经过时了，长大的标志就是对故事做出讥讽的评论。我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编，为自己创作出了新的故事，从而把它们统统记在脑子里，但是，知识的各个领域对我的诱惑力也是同样大的。我设想学校里除了旧专业之外还有些新专业，并为其中的一些想出了名称，这些名称非常奇特，以致我从不敢大声说出来，只能作为秘密保留在心里。当然，它们中间有的并不能令人满意，仅仅对我一个人适用，而对其他任何人都无足轻重。每当我为自己编造故事，我也清楚地感到，我不可能再添加任何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对新知识的向往实际上并没有由此而得到满足，人们只有在那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地方才能如愿以偿。当时，具有这种功能的就是“科学”。
生活状况的变化也使得长期受到束缚的力量得到了解放。我不再像在维也纳和绍伊希策大街那样“监视”母亲，也许这也是导致她患上间发性疾病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且也感到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这种意义的幸福和关系密切是一种专制。现在这种监视简化成为写信，在信里人们可以凭借个人的才智把自己隐藏起来，至少母亲从不把有关自己的事全部写信告诉我，我相信并且仔细研究的只有病情报告。她向我提到她认识的几个人，他们去拜访她，信里对这些写得相当少。她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只要我得知在她住的那所疗养院某一个人的事，我就会调集全部力量扑将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她生活在许多新认识的人中间，他们中有一些对她在精神上是重要的。这是一些成熟的病人，绝大多数比她岁数大，但也都是通过特殊方式的闲情逸致表现自己和吸引别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母亲觉得自己真的有病，开始对自己进行特殊方式的严格的自我观察，然而她从前则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放弃这样做的。这样她也摆脱了我们，就像我摆脱了她和两个兄弟一样，两方面的力量各自独立地发展着。
然而，我对所获得的美好的东西从不向她隐瞒，我客观而详尽地向她报告我所听过的并且使我思索的每一场报告会。她听到了一些她从不感兴趣的东西，例如：卡拉哈里沙漠[124]的布须曼人，东非的动物，岛国牙买加，苏黎世的建筑史以及意志自由的问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还比较容易接受，她准备春天去佛罗伦萨，从我这里她得到了有关她无论如何也得看看的东西的详细指导。她大概对自己在造型艺术领域的微不足道的经验并不满意，因此愿意让我不时地在这一方面给她一些教诲。然而，她回赠给我关于未开化民族和自然发展史的报告的则是讥讽。她出于慎重向我隐瞒了许多事情，所以她以为我也是这么做的。她深信，我是想假借讲述一些使她感到极其无聊乏味的事情来掩饰某些我个人的经历。她总要我讲讲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而不是“菠菜的种系”，她戏谑地把所有听上去像科学的东西称作“菠菜的种系”。她愿意接受我把自己称作诗人的说法，对于我给她看的一些剧本和诗歌的提纲以及一部我给她寄去的题词献给她的剧本，她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她把对于这部拙劣作品的价值的怀疑保留在自己的心里，也许因为此事关系到我，她评价起来就可能缺乏自信。然而，她断然拒绝所有听上去像“科学”的东西，她甚至压根儿就不愿意我在信里提起这些。我根本无意向她传授科学，仅仅是想捉弄她一下罢了。
当时，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导致我们后来相互疏远的最初因素。当她以各种方式加以促进的求知欲朝着她所不熟悉的方向发展时，她便开始怀疑我的诚实和我的品性。她担心我会变得像我的爷爷，她把他看成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喜剧演员，她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当然，这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想必听了不少报告会，我对此的叙述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一九一九年圣诞节，即我来到雅尔塔公寓之后的三个月，她仍然停留在献给她的那部戏剧《尤尼乌斯·布鲁图》的印象之中。自十月初以来，我写了一个又一个晚上，每天我在后面那间提供给我学习用的教室里，从晚饭以后一直待到九点甚至更晚。所有的作业我早就做完了，实际上，被我蒙骗的是那几位“赫尔德小姐”。她们丝毫也没有察觉我每天都要花上两个钟头去写一部献给母亲的剧本，这是一个秘密，任何人都无权知道。
尤尼乌斯·布鲁图推翻了塔奎尼乌斯成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他执法严格，甚至他的几个参与反对罗马共和国密谋活动的亲生儿子，也被判处了死刑并执行处决。我有李维的《罗马史》[125]，这部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敢肯定，我父亲要是处在布鲁图的位置，一定会宽恕他的儿子们的，然而，他自己的父亲却能够因为他不听话而诅咒他。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亲眼见到了祖父是如何摆脱不了母亲对他的尖刻指责和咒骂。关于这种事李维的书里并没写多少，只有短短的一段，因此我杜撰了布鲁图的一个妻子，她为了救儿子们的性命与他进行了斗争，她从他那儿一无所获，她的儿子们仍被处决了，她出于绝望从山岩上跳入了台伯河。全剧以对母亲的赞美而结束，最后几句台词是借布鲁图本人之口说出来的，他在得知她的死讯时说道：“诅咒那个杀死自己儿子的父亲吧！”
这是对母亲的一种双重敬意。第一种敬意是我意识到的，在写作的那几个月里，它一直支配着我，以致我以为她会因为对此的喜悦而康复。她的病神秘莫测，医生也说不准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毫不奇怪，我是想以这种方式对付她的疾病。至于潜藏着的第二种敬意，我丝毫也没有觉察出来：最后一句台词是对爷爷的谴责，家里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母亲确信，正是他的咒骂杀死了他的儿子。在维也纳，我曾见过爷爷和母亲争吵，在他们之间，我坚定不移地站在母亲一边。她也许已经接收到了这种潜藏着的信息，我们从未谈过此事，所以我对此也不敢断言。
世上的确可能有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天赋的年轻诗人，我肯定不属于他们之列。那个用抑扬格写成的剧本糟糕得无法形容，用词笨拙，文笔不畅，自高自大，受席勒的影响倒不算大，每个细节都很准确，但是全剧很可笑，充满了道德说教和侠义精神。台词枯燥乏味，平淡无奇，就好像是经过了数次修改，而后者总是要比前者缺少天分，以致再也看不出它的原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穿着成年人的衣服昂首阔步是不合适的。假如它的核心不是表现某种真诚的东西，即表现对一次死刑判决以及执行这一判决的命令的恐惧，我恐怕绝不会提起这部拙劣的作品。命令与死刑判决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虽然与我当时所能懂得的天性截然不同——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离去。
39、在伟人们中间
我按时写完了这个剧本，在圣诞节前的几周里把它誊写清楚。这项时间较长的工作从十月八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结束，在此期间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的欢欣。早在很久以前，我就连续几个星期醉心于编造故事，并且断断续续地讲给几个兄弟听，因为我当时没有把它们写下来，所以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尤尼乌斯·布鲁图》是一部五幕悲剧，它写在一本漂亮的浅灰色的练习簿上，总共一百二十一页，两千两百九十八行，是“无韵抑扬格五音步诗”。我能够在雅尔塔公寓的女士们和姑娘们的眼皮底下，甚至在我的知心朋友特鲁迪的眼皮底下隐瞒这项至少在十个星期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大大提高了这项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在许多新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向我袭来，并且被我狂热地接受下来的同时，我感到我生活的真正意义仿佛潜藏在每天用来赞美母亲的那两个钟头之中。每个星期写给她的信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事情，最精彩的是那个花体字署名，在签名的下面还有一行字：“in spepoeta clarus”。[126]母亲虽然没在任何学校学过拉丁语，但是凭借她对罗马语言的知识也能猜出大概意思。然而我担心她会把“clarus”误以为是“klar”，还在下面注上了德语译文。
同时用拉丁语和德语把我当年深信不疑的一件往事回忆两遍，想必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想起自己的笔迹，想起写给对作家崇拜之至的母亲的一封信，但是，这已不再仅仅是向她表示曾经助长了这种虚荣心的爱。真正的过失，如果能称之为过失的话，应该归于裴斯泰洛齐[127]的学生日历，三年来，它一直陪伴着我。当我阅读日历时——人们从中可以获得大量有趣的知识——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成了我的戒条，这就是日历中伟人们的画像。画像共有一百八十二幅，平均每两天一幅，这是一种绘制精细的肖像，下面有生卒日期和几句论及功绩和著述的文字。早在一九一七年，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日历时，它就使我心往神驰，他们中间有我钦佩的环球旅行家，如哥伦布、库克[128]、洪堡[129]、利文斯敦、斯坦利、阿蒙森；也有作家，当我翻开年历第一眼看见的是狄更斯，这也是我见到的第一幅他的画像。在二月六日这一页的左上方，在生卒日期的下面有他的一句名言：“朝人群中最矮的人看上一眼吧！”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今天想象它曾经对我是新鲜的东西时都要花点力气。日历里也有莎士比亚和笛福，后者的《鲁滨孙漂流记》是父亲必读的最早的英国书籍之一，当然还有但丁、塞万提斯以及母亲经常谈起的席勒、莫里哀、维克多·雨果；还有荷马和歌德，前者我是从《古代经典传说》中熟悉的，至于后者的《浮士德》，我虽然在家里听过许多叙述，但一直也没有读过。还有黑贝尔[130]，他的《小宝盒》是我们在学校上速记课时采用的课本。还有其他许多人是我通过德语课本里的诗歌认识的。我不喜欢瓦尔特·司各特，起初想把这一页撕掉，后来用墨水把他的画像涂黑了。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并且在这么做了之后立即就宣布了我的意图。母亲说：“这是一种淘气行为。他不可能进行反抗，你这样做不可能把他从地球上消灭，他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无论在哪儿他都将继续屹立在他们中间。然而，当有人看你的日历时，你却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在有人看我的日历之前，我就感到羞愧了，并且立即停止了这种破坏性的行为。
我和这些伟人一起经历的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所有民族、所有地区均有各自的代表。我当时对音乐家略有所知，我开始上钢琴课，也常去听音乐会。日历里有巴赫、贝多芬、海顿、莫扎特和舒伯特，我在母亲身上体验到了《圣马太受难曲》的作用。其他人的作品我自己也开始弹奏或欣赏。画家和雕塑家的名字直到搬进雅尔塔公寓之后才得到了“丰富”，有两三年我总是敬畏地注视着他们的肖像，在他们面前我会产生一种负债的感觉。那里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还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名字我以前还从未听过。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条绍伊希策大街，就是根据他们中间的一位命名的。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发明家云集的地方，几乎无法说清这座奥林匹斯山是多么富有。我向母亲介绍每一位医生，让她感到他们都高高地居于讲师先生之上。最美妙的是，我使征服者和统帅们在日历中仅仅扮演了非常可怜的角色。日历制作者的宗旨是召集人类的造福者，而不是人类的毁灭者，亚历山大大帝[131]、恺撒、拿破仑的画像大概也有，但其他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我却再也记不起来了。我之所以还能记得这三位，是因为一九二〇年他们被从日历里赶了出去。母亲说：“这只有在瑞士才是可能的，我很高兴能够生活在这里。”
日历里的伟大人物有大约四分之一是瑞士人，其中绝大多数我还从未听说过。我没有花力气去了解他们，只是怀着一种奇怪的中立态度去接受他们。裴斯泰洛齐——这本日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足以说明许多，不过，也许因为这是一本瑞士的旧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瑞士人出现在这里。我对瑞士人的历史充满崇敬的心情，他们作为拥护共和制的公民就像古希腊人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因此，我尽量避免怀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并且希望他们每一个人的功绩都能证明我是对的。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和这些名字共同生活的。没有一天我不翻看这些画像，里面的文字我都能够背诵出来。这些字句听上去愈肯定，我就愈喜欢。这里充斥着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数不清的“最伟大的这个”和“最伟大的那个”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形式，这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例如：勃克林[132]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霍尔拜因[133]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肖像画家。我对探险旅行比较熟悉，我认为把斯坦利视为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是不够妥当的，我更喜欢利文斯敦，因为他同时还是一位医生，他也反对奴隶制度。在所有其他方面，我对所读的东西统统是生吞活剥。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两个人是用“强有力的”代替了“伟大的”，米开朗琪罗和贝多芬的地位因此而显得与众不同。现在很难断定这种刺激是否有益，毋庸置疑的是，它促使我产生了一些过高的奢望。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是否有权利跻身于这些伟人之列。我翻看日历，找到这些伟人，他们属于我，是我心目中的圣像。无论如何，这种交往不仅仅增强了我主要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虚荣心，它还是一种纯粹的崇拜，从中可以得到满足。对于这种崇拜不能等闲对待，与这些受人崇拜的人物的距离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对他们艰难生涯的赞叹并不比对他们的成就少。尽管有人擅自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想要与他们中的某一个并驾齐驱，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还在根本不为人们所知的领域工作着，人们只能对这些领域的工作过程感到惊讶，而绝不可能对其本身有所了解，恰恰出于这种理由，他们才是真正的奇迹。这些伟人的聪明才智，他们各式各样的成就，他们各自所体现的一种平等权利，他们不同的出身，他们的语言，他们生活的时代以及寿命的长短（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年纪很轻就已去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一百八十二位最优秀的人物的汇聚使我对人类的广博、财富和希望产生更加强烈的感受。
40、食人怪物的迷惑
十二月二十三日，《尤尼乌斯·布鲁图》踏上了去阿罗萨的旅途。与它同行的还有一封长信，信里告诉母亲应该如何阅读：首先一口气读完，以便获得一个总的印象，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读第二遍，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对每个细节进行评点，并且将这些意见告诉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要求和期待都很急迫。回想起来，这部“作品”是多么的拙劣，它甚至没有理由使人对其抱有一丁点儿希望。我自己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时候起，我不得不对自己后来自负而傲慢地写下的所有文字持怀疑态度。
这个跟头是在第二天栽的，母亲当时还没有收到那个剧本。那天，我约好去看外婆和艾尔奈斯蒂娜姨妈，她们仍然住在苏黎世，我每周都要去看望她们一次。自从在福格勒小姐家里发生了那场激烈争吵之后，我与外婆和姨妈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为争夺母亲而战并且得到了她。她们知道，劝说母亲再次结婚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她坚决拒绝去做任何可能会彻底毁了我的事。在母亲的这个姊妹和我之间甚至产生了类似于同情的东西，她开始明白，我不像阿尔迪蒂家的人，而且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去从事任何挣钱的工作，我要谋求一种“理想的”职业。
我只遇到外婆，她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萨洛蒙舅舅从曼彻斯特来了，姨妈很快就会和他一块儿回来。原来是他到苏黎世来了啊！这个英国童年时代的食人怪物，自从我们离开曼彻斯特以来，我已经有六年半没有见到他了。在此期间，我们在维也纳住过，还有那场以抱着对威尔逊及其“十四点建议”的希望而结束的世界大战。现在，就在不久之前，人们却感到巨大的失望，那是由于《凡尔赛和约》。我们过去经常谈起舅舅，母亲对他的钦佩丝毫不减当年，但这仅仅针对他在商业方面的成功。后来，在母亲和我之间发生了许多更加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读书的晚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我竭力追踪这个世事纷繁的现实世界，舅舅和他的权力在我的眼里逐渐缩小了。我也许仍然把他看成是一个怪物，看成是一切卑鄙无耻的化身，他的形象在我看来变成了某种野蛮和丑陋的东西，这真是太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已经能够对付他了。当姨妈回来告诉我们，舅舅在楼下等着，准备带我们出去游玩时，我感到一种激情，我，一个十四岁的剧作家——剧本已经付邮——愿意站到他的面前，与他一试高低。
我根本认不出他来了。他的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他的脸乍看上去并不难看，至少不像一个食人怪物。我很惊奇，他在英国待了那么多年之后居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在我们之间还是一种新的语言。我觉得他并不强求我用英语同他交谈，这是他有教养的表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怎么练习说英语了，对于可以预料到的这次严肃的谈话，我觉得用德语进行更为妥当。
“苏黎世最好的点心店是哪一家？”他问道，“我想带你们上那儿去。”艾尔奈斯蒂娜姨妈说是“施普伦格里”，她天生节俭，不敢讲是“胡贵宁”，其实，大家公认后者更好一些。我们步行穿过火车站大街去“施普伦格里”，姨妈忧心忡忡地落在后面，我和舅舅像男人们聚在一起时那样，立刻就谈起了政治。我抨击协约国，对英国抨击得尤其厉害，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我说，《凡尔赛和约》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威尔逊的全部许诺。他让我考虑这一点或者那一点，语气相当平和，我觉得，我的激动让他非常开心，他想从我的话里听出我是怎样一种孩子，因此他让我尽情地讲。但是，尽管他说得很少，我也觉察出他不大愿意对威尔逊发表看法。关于《凡尔赛和约》，他说：“经济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你尚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毫无所图地进行四年之久的战争。”但是，真正打中我的要害的是他的提问：“你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134]怎么想？你以为德国人假如获胜了的话会不这样做吗？胜利者毕竟是胜利者。”这时，他第一次正眼瞧我，他的眼珠是蓝色的，目光冷峻，我又认出他来了。
艾尔奈斯蒂娜姨妈随后也到了“施普伦格里”，舅舅以他那种高傲的方式为我们要了巧克力和糕点，他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吃，它们摆在他的面前，却又像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说，他正在进行重要的旅行，时间很少，但仍然准备在今后几天里去阿罗萨看看母亲。“她得的是什么病？”他问道，紧接着又说，“我从来不生病，我没有时间生病。”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到我们大家了，现在他要补上。“你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这样不行。”他的话虽然有点唐突，但听起来并不怀有恶意。“你在做什么？”他突然问我，就好像我们俩根本没有谈过话似的。重音落在“做”上，似乎只有“做”才重要，其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我觉得，他的话是认真的，稍稍迟疑了一下。姨妈帮我作了回答，她的眼睛像天鹅绒一样，如果需要的话，她也能说会道。“你知道吗？”她说，“他想上大学。”“这毫无用处，他应该成为一个商人。”虽然他的德语说得很棒，但他却用英语说的“一个”而不是德语，“商人”也少发了一个“e”的音。他更加坚决地跨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是一大段说教，援引了我们家族与商业的关系，所有的人都当了商人，在这一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唯一想试试别的行当的是他的表兄弟阿尔迪蒂大夫，但他很快也就后悔了，医生一钱不值，只是有钱人的听差罢了，他们有一点儿小毛病，医生就必须忙不迭地跑来，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例如，你的父亲，”他说，“现在还有你的母亲。”因此，阿尔迪蒂大夫很快就放弃了医生职业，重新像他们所有的人那样当了商人。这个笨蛋失去了十五年，为了上大学，为了给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看病。不过，他现在干得不错，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富翁，尽管失去了那十五年。“你去问问他吧！他也会这么对你说的！”这个阿尔迪蒂大夫与家里的其他成员格格不入，他始终妨碍我实现自己的计划。我对他的蔑视是无法形容的，这个背叛了一项真正职业的家伙，我得留神别向他询问什么事情，因为他这会儿也住在苏黎世。
姨妈觉察出我是怎么回事，她也许因为舅舅这样冷酷地提到我父亲而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她说，“他的求知欲很强。”“这很好！普通教育，商业学校，再经过一段时间商业实习，然后他就可以正式开业了。”他随意朝四下里张望，再也不屑看上我一眼。然后，他转向姨妈，像是仅仅冲着她一个人似的，微笑着说道：“你知道吗，我要把我所有的外甥都召集到我的公司里来。尼西姆要当商人，格奥尔格也要当商人，等到我的弗兰克长大以后，他们可以在他的率领下去赚大钱！”
在弗兰克的率领下！我去当商人！我真想朝他扑过去揍他几拳。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然后向他们告辞，尽管我还有时间。我来到大街上，脑袋里像燃着一团火。我跌跌撞撞、怒气冲冲地回蒂芬布鲁伦，我走得很快，就像“做买卖”这几个令人讨厌的字眼一直在跟着我似的。我的第一种较为成形的感觉是自负。“在弗兰克的率领下，我是一个伙计，我，我……”我接着又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总会念叨着自己的名字。我很少用这个名字，也不愿意别人叫我这个名字，它是我的力量仓库，也许每一个仅仅属于某人自己的名字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名字现在不再是力量的仓库了，我一再暗暗地重复那句令人气愤的话，然而，最后剩下的仅仅是自己的名字。当我来到郊外时，我已经把它念叨了成百上千次，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觉察出来。
那是二十四日的晚上，雅尔塔公寓里正要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几个星期以来，人们除此之外别无所谈。准备工作是悄悄进行的，正像特鲁迪对我说的那样，这是一年中最大的事情，激烈反对虚伪的她向我保证，庆典将是极其美妙的。在家时我们虽然也总是互相赠送礼物，但仅此而已，母亲不信教，她弄不清各教之间的差别；在城堡剧院看的一场《智者纳旦》[135]的演出永远地决定了她在这种事情上的态度。她对家里的风俗习惯的记忆，也许还有她天生的尊严，妨碍了她整个地接受圣诞节，微不足道的让步就是互赠礼物。
雅尔塔公寓里面，一切都装饰一新，我们通常待在那里的大厅，平时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现在却在暖色调中闪闪发光，空气中散发着冷杉树枝的芬芳。庆典是在一间非常小的屋子里开始的，即在大厅后面的“会客室”。那儿有架举行家庭音乐会用的钢琴，在它的上方墙上挂着一幅画，由于屋子太小，我总觉得它巨大无比，这是勃克林的《神圣的海因》。我起初以为它是真品，畏惧地看着它，把它当成我所见到的一座私人住宅里的第一幅“真正的画”。然而，有一天，米娜小姐告诉我，那是她画的，是她亲手临摹的一幅复制品。这是她早期的作品，那会儿她还没有完全献身于她的花卉。这幅画非常逼真，所有来参观这所房子的人，要是不被告之实情，都以为它是真品。这会儿米娜小姐正坐在她的作品前面，为我们唱圣诞歌伴奏。她肯定不是公寓里最优秀的钢琴师，但是，她对这些歌曲所怀有的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我们大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地站在屋子里（屋里没有多少地方），精力充沛地唱着歌，在《平安夜、圣诞夜》和《噢，你，快乐的夜！噢，你，幸福的夜！》之后，每一个人还可以提议唱一支自己认为合适的或自己喜欢的歌。庆祝活动持续了很久，所有人的唱歌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我感到格外满意的是，庆典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没有任何人着急。从任何人的脸上也看不出来，礼物——自己的礼物以及为别人想出来的出乎意料的礼物——在等待着。然后，我们在公寓最后面的那间屋子里列队，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大家这时开始有些着急了。最矮的是一个从维也纳来度假的男孩，他站在最前面，我紧随其后，在这几个星期里，我的年龄是倒数第二。我们按年龄顺序从小到大一直排到最后一个。我们终于站在了那张大桌子前面，每件礼物都有漂亮的包装，在每个人的礼物上面都有我写的打油诗——我从来不放过任何写诗的机会。我得到一个很小的图阿雷格人的雕像，他身材高大，骑着一匹骆驼，动作独特别致，下面刻着我的名字和一句话：“献给非洲旅行家”。那些书籍也迎合了我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憧憬：南森[136]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印有许多古代图片的《古代苏黎世》、《西斯托与塞斯托》、《来自翁布里亚的旅行速写集》。许多当时吸引着我，并且使我着手去做的东西就这样聚在一起了。舅舅对所有这些毫无所知，在唱圣诞歌曲时，我还能听见他那些冷淡而难听的话语，但是，他最终也被迷住了，闭上了嘴巴。
宴席之后，音乐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从前的一位寄宿女生如今成了歌唱家，她也来此做客。加姆佩尔先生，即和妻子住在公寓旁边那幢小房子里的市立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即席演奏，为他伴奏的是我们的钢琴家特鲁迪和一位荷兰姑娘。音乐真是太美了，以至于我梦见了巴赫。我把舅舅捆在一张椅子上，强迫他坐在那里，他在曼彻斯特待得已经不能忍受音乐了，他没有安静多久就试图站起来。但是，我把他在椅子上捆得很紧，使他不可能走开。最后，他忘了自己是个绅士，背着捆在背上的椅子，一蹦一跳地朝屋外走去，这真是一幕可笑的情景，而且是当着所有姑娘、加姆佩尔先生和女士们的面，我希望母亲也看见了他这副模样，我打算明天就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她。
41、遭人憎恨
在同母亲和兄弟们分手的第一年冬天，学校里发生了一场危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从几个同学的身上察觉出一种异常的审慎态度，虽然他们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说过一些冷嘲热讽的话。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举止竟会激怒了某些人。任何变化也没有出现，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之外，同学们仍然还是我已经认识两年多的那些人。一九一九年春天，我们班大大缩小了，愿意学希腊语的一些人去了文科中学，另外一些选择了拉丁语和其他语言的人被分散在实科中学的四个平行的班级里。
在这次调整中，我们班里来了几个新同学，其中有一个名叫汉斯·韦尔里，他也住在蒂芬布鲁伦，我们回家要走同一条路，彼此渐渐熟悉了起来。他的脸看上去就像皮肤紧绷在骨头上似的，上面有一些凹陷和皱纹，因此他显得比其他人要大一些。但我觉得，他并不仅仅因此而显得较为成熟，他爱动脑筋，有判断能力，从来不对姑娘们品头论足，而其他一些人则已经开始谈论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是只谈“现实的”东西，我当时对它的理解就是所有与知识、艺术及社会有关的东西。他习惯先平静地听，然后再激动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巧妙地加以评论。我很喜欢这种由平静转向激动的变换，因为我做不到心平气和，我在人前人后总是好激动。我感到敏捷是他最有个人色彩的特征。他立刻就能明白指的是什么，然后信手拈来他的回答——可能是赞成的意见，也可能是反对的意见。他的反应是无法预料的，这活跃了我们的谈话。但是，他的自信并不比这种谈话本身更少引起我的思考，我不知道这种自信的根源。关于他的家庭，我只知道他家经营着蒂芬布鲁伦的大碾磨厂，他们为苏黎世人提供做面包的面粉。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事情，是另外一种工作，它与威胁着我的“做买卖”毫无共同之处，我既害怕又仇视舅舅说的那种工作。我一旦对某人有所了解，就会立刻不掩饰自己对所有与做买卖和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有关的东西的鄙视。他似乎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他平静地听着，从来也没有为此而对我进行抨击。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任何反对他们家的话。一年以后，他在学校作了一个关于瑞士在维也纳会议[137]上作用的报告，这时我才知道，他的一个祖先曾经在维也纳会议上代表瑞士的利益。我开始明白，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我当时虽然不能把这个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已经感到，他生活在与他的出身保持和谐的状态之中。
在我身上，这种事要复杂得多。父亲在我生命之初是作为善神；我对母亲的感情是不可动摇的，我对她几乎负有全部义务。但是，他们家里的人很快就来了，尤其是母亲方面的，我对他们极不信任，首先是母亲那个在曼彻斯特事业上成就卓著的堂兄弟。一九一五年夏天，我们在鲁斯丘克做客，母亲的这个令人讨厌的、疯疯癫癫的堂兄弟也来了，他确信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偷他的东西，他在寿终正寝之前只能在诉讼过程中呼吸。接下来是阿尔迪蒂大夫，当时我想，他是亲戚们中间唯一选择了一个“美好的”职业的人，这是一种为他人而活着的职业，然而，他背叛了医生这个职业，现在也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买卖了。父亲家里的人的性格也并不都是赤裸裸的，爷爷就曾多次证明了他的精明，在某些情况下还证明了他的严厉，他具有多种性格，以致他的整体形象变得更加复杂，更有魅力。我从来没有他要强迫我从商的印象。他造成的不幸已经发生了，我父亲的死吓得他毛骨悚然，他在这件事上做的坏事，如今全要补偿到我的身上。但是，尽管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仍然不会钦佩他。对我来说，由他开始向前追溯的一段祖先历史正在延伸，这些祖先曾经在巴尔干山区过着一种东方的生活，他们与四五百年前生活在西班牙的母亲的祖先截然不同。人们也许会为后者感到自豪，为医生、诗人、哲学家，但是关于他们仅有一般性的报道，它们与这个家庭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联系。
在这段与自己的出身处在一种敏感的、棘手的、没有把握的关系之中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但它为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无论我是多么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也不能闭口不谈，因为这是我在苏黎世的五年中唯一的一件不愉快的事，除此之外，我回想起这五年则怀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感激之情。这件事所以没有被大量的欢乐淹没，完全是因为它与世界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
孩提时代，我从未感到人们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我相信，在保加利亚，在英国，这种事情当时还不为人知。我在维也纳觉察到的敌意，绝不是冲着我来的。无论什么时候我把听到的或者看见的告诉母亲，她总是用等级自豪感的无礼来解释一切，仿佛敌意仅仅是针对别人的，而绝不是针对西班牙犹太移民的。更加奇怪的是，我们的全部历史恰恰是建立在被逐出西班牙之上的。人们以为通过如此强调地追溯遥远的过去也许可以更容易与现实保持距离。
在苏黎世，拉丁语老师毕莱特尔有一次指责我在回答问题时手举得太快，当我抢在一个来自卢塞恩的反应迟钝的男孩埃尔尼之前回答完问题时，他坚持认为埃尔尼也已经想出了答案，并且鼓励他说：“考虑一下，埃尔尼，你已经想出来了。我们不能让一个维也纳的犹太人把一切都统统抢走。”这番话有些刺耳，我当时肯定觉得受到了伤害。但是，我知道毕莱特尔是个好人，他只是想在一个反应敏捷的孩子面前保护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虽然这是针对我的，但我归根到底还是喜欢他的，并且试图对我的热情稍加节制。
人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好出风头的热情呢？生性活泼肯定是原因之一，还有西班牙语的速度。我从小就讲西班牙语，它使我即使是讲较慢的语言如德语或英语时也保持着奇特的速度。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母亲面前的考验。她总是要求立刻回答问题，不能随时随地迅速做出回答，在她那儿是不行的。当年住在洛桑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就是用这种速度教我说德语的。由于这种方法的成功，这种速度在她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以后，一切都是以这种速度进行。其实，我们俩就像在舞台剧中一样。这个提问，那个回答，长时间的停顿不仅是例外情况，而且有着某种特别的含义。我们俩之间没有这种例外情况，在我们演出时，一切都是相互衔接地进行的，这个话音还没落下，那个就已经开始回答，我正是在母亲面前经受了这种熟练技巧的考验。
为了应付母亲的考验，就必须提高落落大方、反应敏捷的能力，在学校，环境虽然变了，我的举止仍然还像在家里一样。我对老师的态度，就好像他是母亲，唯一的区别是，我在回答问题之前必须举手。我回答得很快，可是其他的同学就会觉得受到亏待。我从未想过这一举动会使他们神经紧张，甚至可能伤害他们。老师们对这种敏捷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一些人认为，总有几个学生随时做出反应可以使讲课变得轻松，这有利于他们的工作，课堂气氛也不那么沉闷。如果他们很快能够引起相应反应，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课讲得不错。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担心某些天生反应迟钝的学生会因为始终目睹这种情景而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他们有可能失去达到某一目标的希望。这些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老师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认为我是一种弊端。但是，也有一些人为知识受到了尊敬而感到高兴，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我在课堂上思想活跃的动机。
我以为，知识本身是希望得到表现的，它不会仅仅满足于一种隐蔽的存在形式。沉默的知识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变得越来越沉默，最后变成秘密。知识一旦变成秘密，就会造成恶果。通过传给别人而显露出来的知识是有益的知识，它也许需要人们给予重视，但它绝不反对任何人。从老师和书本那儿得到的东西希望得到传播。在这种纯洁的演变过程中，知识是不应受到怀疑的，它很快就会站稳脚跟，慢慢传开，它放射着光辉，希望一切都和它一起得到扩展。人们说知识具有光的特征，它传播的速度是最快的，人们尊重它，称之为启蒙。在知识被亚里士多德塞进小盒子之前，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它的这种传播形式。人们不可能相信，它在被从盒子里拿出来并且保存起来之前会带来灾祸。我觉得，希罗多德[138]关于知识是清白无辜的，它必然要得到传播的论述是对知识的最地道的表述。他认为，知识的分配是按照语言不同、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进行的。谈到这种分配，他并不强调这种分配本身，而是在自己身上为不同的知识提供场所，同时也在那些通过他而获得知识的人们那儿拓展地盘。在每一个听说过各种各样事情的年轻人身上潜藏着一个小小的希罗多德，重要的是人们不要试图把他抬得过高，因为人们对他的期望是能够恪守一种职业。
人在一生中最先获得知识的场所是学校，它是年轻人的第一次公开的体验。他也许想出类拔萃，但是他一旦获得了知识，就更想传播知识，使它不仅仅成为他个人的财产。比他反应稍慢的同学准会认为他是在拍老师的马屁，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虚荣的家伙，然而，他的眼里并没有任何他想要争取的目标，恰恰相反，他要越过这些目标，把老师也拉入他对自己的渴望之中，他并不是在与同学进行较量，而是在与老师。他梦想让老师们改掉总爱指点别人的习惯，他要战胜他们。只有对他们中间那些不再醉心于指点别人，只是为了自己而传授知识的人，他才怀有无限的爱戴。他尊敬这样的老师，对他们的提问迅速做出反应，他对他们永不停止地传授知识表示永不停止的感激。
然而，他把这种尊敬与当众表露出来的尊敬加以区别。当他表现自己的时候，他是目中无人的，他对别人并不怀有恶意，但是却把他们撂在一边，不让他们干预，仅仅让他们作为观众。因为他们并不像他那样理解老师的实质，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会以为他是为了卑鄙的目的在戏弄他们。他们为一出没有给他们分配角色的戏而怨恨他，也许还对他能够坚持到底颇为妒忌。但是，他们主要还是觉得他是个拨弄是非的家伙，他激起了他们对老师天生就怀有的敌意，而同时又在他们的眼前将这种敌意变成了尊敬。
42、申请书
一九一九年秋天，当我搬到蒂芬布鲁伦时，我们班又进行了一次调整。我们只剩下十六个人。费尔贝尔和我是班上仅有的两个犹太人。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大厅里上几何与制图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抽屉，可以锁起来，上面分别有个人的姓名牌。十月的一天，也就是在我豪情满怀地写剧本期间，我发现在大厅里我的姓名牌上被涂写了一些污辱性的文字：“亚伯拉罕[139]、以撒b、犹太人滚出学校，我们不需要你们！”在费尔贝尔的姓名牌上也写着类似的文字，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我也可能把骂他的话同骂我的话混了起来。我非常惊讶，简直难以置信，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辱骂或者反对过我，两年半以来，我同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相处得不错。惊讶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从童年时起，我耳朵里听见的全是“体面”和“荣誉”，特别是母亲在“荣誉”这一点上总是唠叨个没完，也不管是针对西班牙犹太移民，或者我们这个家族，或者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当然，没有任何人承认。别的班级也在这里上几何和制图课。当同学们看见我的拳头落下来是多么沉重时，我从他们中间的一两个人身上感到了某种洋洋自得的满足。
从这时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前我可能会对一些讽刺挖苦不太重视，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对它们也保持清醒的意识，哪怕是再小的反对犹太人的评论我也不放过。讽刺挖苦越来越多，过去只是某一个人这么做，现在却似乎来自更多的方面。从前的那些聪颖过人的男孩都不在我们班里了。同我较量过多次，并且在许多方面胜我一筹的冈茨霍恩选择了文科中学，按照我的爱好，我也应该上那儿去。艾伦博根在智力上是最成熟的，他转到了另外一个年级。我同汉斯·韦尔里一起待了半年，他这会儿也调到另外一个平行的班级去了。我们仍然一起回家，但是他这时已经不再参与我们班里的内部事务。理夏德·布洛伊勒是一个想象力丰富、喜欢幻想的男孩，我曾经想和他交朋友，可是他却有意回避我。我觉得，事情是由另外一个人引起的，他属于班里智力较低的那种人，他也许对我的“活跃的装腔作势”——这是后来的说法——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反感。他也有自己的聪明之处，只是它们与学校需要的没有吻合罢了。他比较成熟，已经开始对那些我尚毫无所知的东西产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些生活方面的事情，正像他所想的那样，它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更加重要。我觉得，自己是那些多少有些相似的、看重知识而又很少卖弄知识的人中间唯一剩下来的，我没有考虑过，这种“垄断”肯定会惹恼其他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