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别人抨击费尔贝尔，我也觉得自己受到了抨击，其实，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他认识别的班里的犹太人，向我谈了他们那里的情况。大家都在传着相似的消息：对犹太人的反感似乎正在增加，并且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费尔贝尔也许对他告诉我的事情进行了夸张，他这个人就是欠考虑，而且容易冲动。他觉得自己不止受到一种方式的威胁，他生性懒惰，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他身材高大，体重很重，那里只有他一个人是红头发。他很显眼，全班合影时他要是站在前面，准会把后面的人遮住，在一张全班合影上，他的脸被班里的人涂掉了。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他们不喜欢他站在那么前面，其实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想要把他从班里彻底清除出去。他是瑞士人，他父亲是瑞士人，他的母语是一种瑞士方言，他无法想象自己曾经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他担心升不了级，因为他总是在老师面前卡壳，就觉得老师对他的不满是同学们对他的敌视态度的一部分。他在告诉我的关于别的班里犹太人的消息里添加了他个人的激愤，是不足为怪的。我不认识那些犹太同学，也无意与他们进行个别交谈。这种联系从一开始起就是他所热心并怀有不断增长的恐慌照管的事情。有一次，他向我谈起一个男孩，他说：“德赖福斯告诉我，他已经绝望了，不想再活下去了。”这时我也慌了起来，惊骇地问他：“你认为，他想自杀吗？”“他坚持不住了，他想自杀。”我并不真的相信事情如此糟糕，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由于一星期比一星期增多的讽刺挖苦。但是，对德赖福斯有可能自杀的想法以及“自杀”这个词本身使我失去了最后一点平静。“杀人”[140]就已经是一个可怕的词，在战争时期，它已经受到极端的厌恶。但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生活在对永久和平的希望之中。我自己和我的小弟弟们编造出来的为了结束战争的故事——它们都是以死者的复活作为结束——不再只是故事，永久和平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找到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信赖的代言人。对于这种当时已经感动了整个世界的希望的力量，人们今天已经不可能有着足够的想象力，这种希望也曾感动了孩子们，我就是活着的见证人，而我肯定不是唯一的见证人。在回家的路上同汉斯·韦尔里进行的谈话充满了这些内容，我们俩都有这种看法。我们谈话过程中的严肃和庄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决定的。
比“杀人”使我内心充满更大恐惧的就是自杀。我不明白，苏格拉底是怎样平静地喝下了毒酒。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任何一次自杀都有可能被阻止，但我知道，我当时对此已经坚信不疑，人们只要及时了解到这一意图，然后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我想出一些要对自杀的人讲的话：如果他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够了解此事，他就会感到遗憾，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更应该等待，然后他就能够明白。我认为这个理由是不可抗拒的，我自言自语地反复练习，等待着遇到一次使用它的机会，但是，机会始终也没有出现。德赖福斯的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是一些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我知道希腊和犹太历史上的一些集体自杀事件，虽然他们通常都是为了自由，但是这方面的报道留下了复杂的感情。我想起一次“公开的行动”，这是那几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年级平行的五个班里总共有十七名犹太人，我们大多数彼此都不认识，我建议大家聚会一次，商量一下应该做些什么。我考虑应该写一份申请书，提交校长，因为他也许对我们处于怎样的压力之下毫无所知。
我们在苏黎世山上的利吉布里克饭店聚会，六年前，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俯瞰苏黎世。十七个人全都来了，申请书的提议获得通过并且当即起草。在寥寥几句朴实无华的词句里，我们三年级所有犹太学生提请校长注意在这几个班级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并且请求对此采取措施。大家都在申请书上签了名，我们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相信校长，他虽然严厉而使人敬畏，但他也被公认是非常公正的。我被指派去校长办公室递交申请书。我们期待着申请书的作用产生奇迹。德赖福斯说，他渴望活下去。
我们等了好几个星期。我原想我们大家准会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我考虑应该怎么说。话应该说得郑重其事，我们不能失去尊严，一切都要简明扼要，不卑不亢。谈话内容必须有关荣誉，因为这件事就是关系到荣誉的问题。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担心申请书是不是被扔进了字纸篓。任何反应甚至就连对我们擅自采取这一行动的指责也会使我觉得好一些。然而，更加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讽刺挖苦暂时有所减少。如果那些同学在我们背后受到过训斥，我无论如何也会从他们中间某个与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那里得知。
过了五六个星期，也许还要更长时间，我被单独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待我的不是那位严厉的阿姆贝尔格校长。副校长乌斯特利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份申请书，就像他刚刚才得到申请书，刚刚才读完第一遍似的。他个子矮小，那两道高高扬起的眉毛使人觉得他总是在兴高采烈地微笑。然而，他此刻并不兴高采烈，他问道：“这是你写的吗？”我回答：“是的。”这是我的笔迹。实际上，这也是我起草的，而不仅仅是抄写。“你手举得太多了！”他说着就当着我的面把那张有许多人签名的纸撕碎，把碎纸片扔进了字纸篓，好像这件事仅仅关系到我一个人似的。然后我就被打发出来。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快，我甚至没有可能做任何解释。我说的唯一的话就是回答他提问时说的“是的”。我站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前，就像还没有敲过门似的，假如不是被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的申请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准会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班里的“禁猎期”结束了，讽刺挖苦又像过去那样重新开始，所不同的是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几乎从未停止过。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有针对性的讽刺挖苦。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些讽刺挖苦从整体来说是针对犹太人的，从个别来说是针对费尔贝尔的，它们把我排除在外，就好像我并不是犹太人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离间我们的做法。我想得更多的是，副校长说的“你手举得太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根本不曾想过，如果我连续不断地把手举到空中，是做了一件错事。实际上，我在老师提出问题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回答。洪齐克尔老师反对这种敏捷，从不注意我，直到我把手放下。也许这是最聪明的方法，但是它很少改变我积极活跃的反应，不管人们是否允许我回答，我总是连续不断地举手。在那些年里，我甚至连一次都没有想过，这样做可能会激怒其他同学。他们并没有对我说这些，而是很早——大约在二年级的时候——就送给我一个绰号：苏格拉底。这种荣誉——我认为这个绰号是一种荣誉——更加鼓励了我。直到听到乌斯特利这句干巴巴的话：“你手举得太多了！”我的胳膊才瘫痪了，是到时候了，现在我该尽力让胳膊待在下面。我渐渐变得兴趣索然，学校不再给我带来乐趣。我不再等着回答课堂上的提问，而是等着对付课间休息时的讽刺挖苦。任何一次贬低犹太人的议论都会使我产生相反的想法。我真想对所有这些议论进行反驳，但是我没有这样去做，这并不关系到一次政治性的争论，而是涉及一群歹徒的文化教养——这是我今天对此的称呼。在我的大脑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要素，威尔逊承担了从战争中解救人类的重任，我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他，自己也未失去对此的兴趣。所有公开的谈话始终围绕着这件事，但是，我对这些秘密的想法从不吐露，因为它们关系到犹太人的命运。我应该跟谁谈谈这些呢？
费尔贝尔的情况要比我更糟，因为他总是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他本来就反应迟钝，现在干脆完全放弃学习。他浑浑噩噩地等待着下一次侮辱，然后突然发作一场。他暴跳如雷，进行还击，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他的这种发怒反应恰恰使他的敌人感到开心。这是一种内部的争论，因为他是用标准的瑞士的骂人话回击对他的侮辱，在这方面，他并不比任何人逊色。在几个星期以后，他决定采取一次严肃的行动。他在课间休息时找到洪齐克尔，向他抱怨班里的敌视行为。他父亲让他正式请求洪齐克尔将这个意见转告校长，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他准备亲自去找校长。
现在我们又在等待答复，然而又是一无所获。我们一块儿商量，费尔贝尔如果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应该怎么说。我鼓励他不要失去耐心，他必须保持镇静，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他请我和他一起练习怎么说，我们练习了不止一次。甚至是和我在一起，他一开始讲话，也会闹个大红脸。
他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对那些敌对者骂不绝口。我经常去他家，帮助他做作业，每次补课结束之前，我们总是练习准备对校长讲的话。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学会了要说的话，当我最终对他说“现在可以了”的时候，我想起狄摩西尼[141]。我用狄摩西尼的困难来安慰他。我们做好了准备，继续等待着。没有任何反应，校长保持沉默，洪齐克尔也仍然像往常一样。我们在上他的课时密切注意着他最微小的变化，他变得更加乏味、无聊。他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不能忘记他给的题目：《致友人的一封信》。我们在信里要请这位朋友为我们预定一个房间，或者一辆自行车，或者一架照相机。
班里的气氛渐渐发生了变化。二月，也就是那场反犹太运动开始以后的四个月，讽刺挖苦突然减少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敢肯定，很快又会重新开始，但是这一次我错了。同学们转眼之间又像过去那样，又像很久以前那样。他们不再抨击我们，也不再嘲讽我们，我甚至觉得，他们好像故意回避说出那个高度浓缩的侮辱性的字眼。使我感到最奇怪的是那些引起我们这次行动的真正的敌对者。当他们跟我说话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也带有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每当他们问我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总感到极其幸福。举手的次数仍然保持在最低限度，我成功地经常将自己知道的东西完全保留在心里，表情冷漠地坐在那里，即使我的四肢发痒。这是自我断念的顶峰。
复活节的时候，旧的学年结束了，这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们用“您”来称呼我们。我们班搬出了学校那幢正方形的、筑有墙垛的教学主楼。这幢楼盖在向上延伸的雷米路的拐角处，稍稍有些倾斜，外表很一般，是这一片城区最高的建筑物。我们迁到了“堡垒山”，这座房子紧靠着一个古怪的小山丘，看上去像是私人寓所。最初，这里并不是用作教学的。教室有一个朝着花园的玻璃阳台，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是开着窗户，树木和鲜花送来阵阵芳香，鸟儿的鸣啭伴随着拉丁语的书声，在这儿有点像是在蒂芬布鲁伦的雅尔塔公寓的花园里。费尔贝尔留级了。按照他的成绩这是公正的，留级的也并非他一个。这个班更小了，班里的气氛也变了。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上课，我避免过多地举手，其他人的抱怨似乎消失了。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一个班集体，在这儿得到了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个人都在起作用，我不再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我发觉，这些同学并不是俗不可耐，也并非在任何学识方面都不出众。我注意听他们的谈话，认识到自己在许多学校以外的领域的无知，因此，我失去了一些肯定对过去的那个冬天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傲慢。很显然，一些智力发展较慢的人赶上来了。在当时出现了一个棋类俱乐部，我经常一败涂地，我落到了一种其他人过去在我面前的地位，我佩服比我下得好的对手，开始对他们进行思考。我对理夏德·布洛伊勒的一篇作文感到非常钦佩，这篇作文写得好，以致被当众朗读。它摆脱了所有作文定规，颇有独创性，笔调轻松自如，充满奇思异想，似乎没有任何书本里这样写过。我为布洛伊勒感到骄傲，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他，我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会知道，我想以此告诉他，我不是一个诗人，因为在此期间我已经对那个“剧本”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想必在家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他谦虚地谢绝赞扬，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本意也是这样，他的谦虚是真诚的。因为，在他之前，我也朗读过我的作文，里面充斥着莫名其妙的、自相矛盾的自信。当我回到座位上时，他拿着他的作文走上前去，从我身边经过时，迅速地低声对我说道：“我的要更好一些。”他知道这一点，我也看出的确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当我真诚地向他表示敬意时，他也同样真诚地对我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起，他在家里是生活在诗人们中间的：他母亲及其母亲的女友莉卡尔达·胡赫[142]。我想象，当她们朗读自己的作品时，他一定在场。我问自己，她们是否也这么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一个教训：人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来，但是绝不能够为此而自高自大。在写给母亲的几封信里反映了这种新体验的谦虚，它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自高自大之中已经有了一条阻止我继续实行这一类戏剧计划的蠕虫。正是这个布洛伊勒在前一年冬天拒绝了我交朋友的请求，因而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始终很喜欢他，然而现在我才清楚，他完全有理由不喜欢我身上的许多东西。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冬天：适应雅尔塔公寓没有男性的生活，在这儿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受到盲目的好感，即一种被各种年龄的女性捧为偶像的崇拜；舅舅的严厉批评，他想让我在他的生意经中窒息；班里日复一日的反犹运动。在这场运动过去之后，三月，我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仇视这些人，不再有生活的乐趣，但是，现在已经全然不同，我谅解了他们，根本不想再进行报复。在“堡垒山”这段幸福的时期，虽然有一些事情仍然使人疑虑重重，但是这种疑虑是全新的东西，它是针对我自己的。
我后来得知，攻击是以一种聪明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制止的，没有引起任何轰动，也没有出现任何纷乱。虽然我引以为自豪的那份申请书被扔进字纸篓，人们还是把几个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乌斯特利附带说的那个意见“你手举得太多了”实际上也是他们的意见。这句琢磨不透、毫无关系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正是由于它我才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一来肯定在我的对立面产生了有利的评语，否则他们绝不会突然停止了他们的运动。因为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所以我在这个屈辱的时期产生了一种印象：人们根本就不关心此事。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43、禁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早的禁令是一个空间的禁令，它涉及我们家的院子，我在那儿玩耍，但不许离开。我不准到大门外面的街上去。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是谁下达的这个禁令，也许是整天拄着拐杖的爷爷，他的房间最靠近大门。几个年轻的保加利亚女佣和一个男佣负责执行他的禁令。我经常听说，外面的大街上有吉卜赛人，他们会把没人照管的孩子装进麻袋弄走，这种想象可能有助于禁令的执行。当时肯定还有其他与此类似的禁令，但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它们都为一件裹挟着火焰朝我袭来的事情让了路。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差点儿成了杀人犯，那会儿我才五岁。当时，我举着斧头，唱着杀气腾腾的“现在我要宰掉劳里卡”，冲向我的女伴，因为她一再用令人难以容忍的方式拒绝我看她写的字。当时，我只要成功地靠近了她，就肯定会砍了她的。爷爷像上帝一样怒气冲冲地朝我扑来，高举着拐杖，夺下了我的斧头。众人惊恐万状地看着我，家里严肃地商量如何处置我这个企图杀人的孩子。父亲从不宽恕任何过失，他当时不在场。母亲悄悄地代替了他，这是不常有的事情，她不顾最严厉的惩罚，试图安慰经受了这场惊吓的我。这一切，尤其是爷爷的行为——他事后一边恶狠狠地教训我，一边用拐杖揍了我一顿——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印象，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它作为我一生中真正的、最早的禁令：禁止杀人。
我不仅被禁止再碰斧头，而且不准再进厨房的院子，我就是在那儿拿的斧头。那个亚美尼亚男仆是我的朋友，他也不再为我唱歌了，我甚至就连大起居室的窗前也不准去，过去我总是在那儿看他唱歌。为了使我再也看不见斧头，还禁止我朝厨房的院子里看，有一次，我因为想念那个亚美尼亚人，悄悄地溜到窗前。斧头不见了，尚未劈开的木头堆在地上，亚美尼亚人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赶紧离开。
我始终感到宽慰的是，我并没有砍到劳里卡。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爷爷还在责备我，要是我的计划成功了的话，劳里卡就已经死了，她躺在血泊里，脑浆从裂开的头颅里流出来，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会说话，而我将要受到惩罚，被关进一间很小的狗窝，被众人所抛弃，独自一人度过余生，再也不能去上学，再也不能学习读书写字，我徒劳地乞求、痛哭，希望劳里卡能够复活，能够宽恕我，然而谋杀是不能宽恕的，因为死者再也不可能宽恕任何人。
这就是我的西奈山[143]，我的禁令。我真正的宗教就是这样产生于一次完全确定的、个人的、无法弥补的事件。它尽管没有成功，但始终跟随着我，只要我在院子里遇到爷爷。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无论我什么时候见到爷爷，他总是威胁地晃晃拐杖，让我想起那次恶劣行为。要是他不在最后关头及时干预，我真有可能铸成大错。虽然不可能得到证实，我也确信，几个月以后，在我们迁居英国之前，他骂我父亲肯定与他孙子的野蛮行为有关，仿佛正是我促使他惩罚和威胁我们。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我们。
我是在这个禁止杀人的禁令的控制下长大的，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禁令像它这么有力，这么重要。一切都从中汲取了力量，把什么东西说成是禁令，这就足够了，不用再进行新的恐吓，过去的依然在起作用。最有效的是人们为我描绘的一次成功的谋杀事件的可怕图画：裂开的脑袋，流出来的脑浆。即使在父亲去世之后，爷爷在我面前变成了所有暴君中最温和的人，也不可能对他唤起的恐惧心理有丝毫的改变。直到现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不吃动物的脑袋和内脏。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食物禁忌。
另外一个食物禁忌来自于在曼彻斯特时早期的宗教课，由于母亲的一次无情的行动，它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巴洛莫路弗洛伦蒂的家里，我们几家熟人的男孩聚在一块上宗教课，老师是杜克博士，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来自荷兰的年轻人。我们总共不过六七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房主的儿子阿瑟也在听课。只有男性才准参加，即使是阿瑟的姐姐米莉出于好奇或寻找什么东西走进我们上课的房间，杜克博士也会停下讲课，默默地一直等到她离开房间。他要给我们讲的想必是些非常神秘的东西。他讲的挪亚的故事和方舟的故事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是，所多玛与蛾摩拉[144]的故事却叫我感到惊奇。也许这有些神秘，因为当罗得的妻子刚刚要变成盐柱的时候[145]，我们的英国女佣进屋来餐柜的抽屉里取东西，这时杜克博士的话刚说了一半：“罗得的妻子轻率地回头一看……”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对她的惩罚，可杜克博士却脸色一沉，皱了皱眉头，用不加掩饰的厌恶目光注视着女佣的动作。对罗得妻子的惩罚被延缓了。当女佣出去以后，杜克博士走到我们跟前，几乎是耳语似的说道：“她们不喜欢我。最好别让她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庄严地说道：“我们犹太人不吃猪肉，她们不喜欢这样。她们早餐爱吃熏猪肉，你们可不许吃猪肉。”这就像是一个密谋，虽然罗得的妻子还没变成盐柱，这个禁令却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吃猪肉了。然后，杜克博士清了清嗓子，重新回到罗得的妻子，向我们这些紧张倾听的孩子宣布了让她变成盐柱的惩罚。
我带着这个新的禁令回到了伯顿路。我不能再问父亲，却向母亲汇报了发生的事情。所多玛的毁灭与猪肉联系在一起，当我说我们被禁止吃家庭女教师早餐时吃的熏猪肉时，母亲笑了起来。她没有反驳我，只是点了点头。因此我认定，她虽然也是一位像杜克博士所说的女士，但也属于“我们”。
此后不久，有一天，我们三个人——母亲、家庭女教师和我——一块儿在餐厅里吃午饭。菜肴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略呈红色的肉，肉很咸，味道很好，我很喜欢吃，便又夹了一块。这时母亲毫无恶意地说：“你觉得很好吃，是吗？”“是的，非常好吃，我们今后还能吃到吗？”“这是猪肉。”她说。我想她是在嘲笑我，但她是严肃的。我感到一阵恶心，跑出餐厅，呕吐起来。母亲对此毫不理会。杜克博士说的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决定要冲破清规戒律。她成功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再也不敢在杜克博士跟前露面，这种形式的宗教课也就此结束了。
母亲感兴趣的也许是她自己要成为发布禁令和戒律的唯一机构，因为她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我们，担负起对我们的全部责任，所以她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更深的影响。她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各种宗教的教育，她想，人们必须找出一些人所共同的东西，然后按此行事。她怀疑所有导致宗教之间激烈的流血争斗的东西，她认为这样就偏离了人类尚需去做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她深信人类可以干出最恶劣的事，他们当时正在进行相互残杀的战争，这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它证明所有宗教都是失败的。此后不久，当所有教派的神职人员竭力为武器——从未见过面的人们正是手持武器扑向对方——祝福时，她的厌恶变得如此强烈，就连在我的面前也不可能完全掩饰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她无论如何也要保护我免受这些外来的影响，但她没有发觉自己却因此而成为所有启示的最后一个源泉。现在，最高禁令的威力在她那里。她从未陷入过精神错乱的状态，以致把自己看成是神一般的人物，因此，如果有人对她说，她身上承担的是多么巨大的责任，她会感到非常惊讶的。她很快就能胜任杜克博士那个可怜的神秘差事，对她来说，跟爷爷作对比这困难得多。爷爷的权威地位由于他对父亲的咒骂而动摇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咒骂产生了副作用，使他在我们面前失去了他的自信。他每次吻我，为我是孤儿表示抱歉时，总感到自己有罪。无论他什么时候使用“孤儿”这两个字，总会使我感到难堪，因为听起来就像是母亲也不在人世了似的。但是，他是针对自己才这么说的——这我并不知道——这是他指责自己过错的方式。他在与母亲争夺我的这场战斗中只是半心半意的，要是母亲并不感到自己也有过失的话，她完全可以轻易取胜。他们俩的力量都受到了削弱，但是，因为爷爷的过失要大得多，所以他失败了。
所有的权威集中在了母亲的身上。我盲目地相信她，对她的信任使我感到一种幸福。只要是关系到一件会产生许多后果的、比较重要的事，我总要期待她的裁决，就像他人在期待某个神或者先知的裁决。在很久以前由爷爷规定了的禁止杀人的禁令之后，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给我规定了第二条重要的禁令。这条禁令是针对所有与性爱有关的东西：她想在我面前把性爱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并且使我确信，我对此毫无兴趣。实际上，我当时并非毫无兴趣，但是，在苏黎世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禁令始终保持它的威力。在我快满十六岁的时候，每当同学们谈起他们最关心的那些事情时，我还总是把头扭开不听。我当时并不是感到厌恶——充其量也只有偶尔几次，尤其是在他们讲得粗俗露骨的时候——而是感到“无聊”。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无聊，却认定，听人谈论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是无聊的。十七岁时，我在法兰克福使一位朋友感到惊讶，我当时声称，爱情是诗人的发明，它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段时间，我怀疑那些长期以来支配着我的思想的抑扬格诗人，也把“崇高的”爱情包括了进来，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母亲的禁令范围。
这个禁令自然而然地就崩溃了，而禁止杀人的禁令则坚定地继续存在着。我整个一生的经验更加充实了这条禁令，以致我不可能对它的合理性产生任何怀疑，即使我不是由于自己的一次谋杀企图早在五岁时就已经得到了它。
44、老鼠疗法
母亲见了老鼠就四肢发软，失去自制能力。她一见到这种哧溜哧溜乱窜的玩意儿，就会惊叫起来，不管正在干什么，都得马上停止，扔掉手里的东西，尖叫着跑开。大概是为了躲开它，她总是以奇特的“之”字形路线运动，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我自从开始记事起，就见过这样的情景。但是，只要父亲在场，这就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愿意当她的卫士，懂得如何使她平静下来。他会立刻把老鼠吓跑，把母亲搂在怀里，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像搀着一个孩子似的搀着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找出一些安慰的话来使她平静。我还想说的是，他的脸上有两副完全不同的表情：一副是严肃的，通过这副表情他认识并且分享着她的恐惧；另一副是欢乐的，这副表情是他进行启发工作的先兆，也许还是为我们这些孩子准备的。然后，他不慌不忙、慢慢吞吞地安设好一个新的捕鼠器。他先把捕鼠器拿给她看，吹嘘一番它的效果，又赞扬几句放在里面的那块极有诱惑力的乳酪，然后展示几次它的关闭系统如何保险。母亲的恐惧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时已重新缓过气来的她笑着说：“我要是没有你该怎么办啊，雅克！”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唉，太傻了！”这个“唉”字刚刚出口，我们就认出她来了。她又恢复了原样。
后来在维也纳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世了，我试图承担他的角色，但是很困难。我无法把母亲搂在怀里，我的个头太小，不会说父亲的那些安慰的话，也不像他那样能对老鼠施加影响。在我把老鼠赶走之前，它们总是在屋子里窜来窜去闹腾好长时间。我总是先把母亲吓得躲进其他房间，这能否成功，取决于她的惊慌程度。她并非每一次都非常惊慌。有时她吓昏了头，以致在老鼠出没的房间待上好一阵子。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就格外艰巨，因为她那呈“之”字形的运动线路与老鼠的运动线路相互交叉，两者一会儿来回奔跑，一会儿相互碰撞，就好像他们都不肯放弃吓唬对方似的。范妮已经熟悉这种喊叫，她会拿着一只新的捕鼠器从厨房里出来，这是她的任务。其实，总是她找到对付老鼠有效的招儿：“这是为你准备的肥肉，愚蠢的畜生！现在我要逮住你！”
我后来问过母亲害怕老鼠的原因，她没有解释，只是讲了一些她还是姑娘时的故事：她总是跳上桌子，再也不肯下来；她的恐惧传染了两个姐姐，她们也吓得在屋子里来回奔跑；有一次她们全都逃上了一张桌子，三个人紧挨着站在桌子上面，这时，她们的一个兄弟问道：“我是不是也应该到你们那上面去呢？”没有任何解释，她也没有试着去寻找一个解释，她想重新变成过去的那个姑娘，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当一只老鼠出现的时候。
以后是在瑞士的时候，我们都是住在旅店里，她总要专门摇铃把女服务员叫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有没有老鼠。她不满足于简单的回答，总是以多种使回答问题的人难以应付的方式提问，直到引起对方的抗议。她特别重视的是了解旅店里最后一次看见老鼠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层楼，在哪一个房间，离我们的房间有多远。因为，在我们的房间里任何时候也不会有老鼠出没，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盘问给了她许多安慰，盘问刚一结束，她就安定下来，打开行李。她带着行家的神情，在房间里来回走上几圈，对屋里的陈设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又来到阳台上，赞叹远处的景色。她又变得如此独立和自信，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她。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对她害怕老鼠的行为越来越感到羞愧。在雅尔塔公寓的那段时间，我进行了一次善意的尝试，企图使她摆脱对老鼠的恐惧。每年她都要来看我两次，而且要在雅尔塔公寓住上几天。她住在二楼的一间漂亮、宽敞的房间，她从不放弃向赫尔德小姐们提出她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她们并非问心无愧，因此她们根本不配合这种盘问，支吾其词，嘻嘻哈哈，并不怎么重视这件事情。母亲为了能够睡得安稳，只好接着盘问我，甚至要问上整整一个钟头。因为我对我们的重逢感到非常兴奋，准备对她说的话又非常之多，于是，盘问就成为一种很不相称的开端。为了安慰她而捏造谎话并不合我的胃口。我小的时候是奥德修斯的拥护者，我喜欢虚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把自己隐藏起来，变成了另外的人，但是，我不喜欢无须任何创作积极性的短腿的谎言[146]。因此，有一次，她刚刚到了我们那儿，我就按照奥德修斯的方式处理此事。我语气肯定地说，我经历了一件奇妙的事，必须讲给她听听：在我这间顶层小屋里，老鼠曾经举行了一次聚会。在满月的月光下，它们一一到来，为数不少，至少有一打。它们开始旋转、跳舞，我从床上就可以看见它们，每一只都看得清清楚楚。光线很亮，这真是一次舞会，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旋转，速度不像它们平时运动时那么快，更像是在拖着步子行走，而不是哧溜溜地乱窜。一只老鼠妈妈也在场，她用嘴衔着她的孩子翩翩起舞。无须多说这个半截身子被衔在鼠妈妈嘴里的小家伙看上去是多么的窈窕妩媚，但是，我有一种印象，觉得它母亲和其他老鼠一起旋转让它感到不舒服，它开始凄惨地尖叫。然而，鼠妈妈这时已经被跳舞吸引住了，不想中途停下，所以它越叫声音越高，直到鼠妈妈犹犹豫豫地、很不情愿地离开队伍，来到离开跳舞圈子不远的地方——仍然是在月光下——给小老鼠喂奶。真是太可惜了，母亲没有亲眼看见这个场面，它们就像人类一样。妈妈将乳房伸到婴儿面前，我忘了它们是老鼠，这跟人类太相似了。直到我的目光重又落到跳舞的老鼠身上，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它们的舞蹈也没有任何与老鼠相似的特点，它们秩序井然，沉着镇定。
母亲打断了我的话，急切地问我是否对别人说起过此事。没有，当然没有，这种事是不能说的，没有人会相信。住在雅尔塔公寓的人准会以为我发疯了，我也许得谨慎小心，千万别对她们说出来。“你大概也知道，你讲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奇妙。这是你的梦幻。”尽管她表示怀疑，但是我觉得，她更情愿这是真的。哺乳的老鼠妈妈深深地触动了母亲，她一再询问细节，我在她面前回答得越详细，我就越感到这件事是真实的，尽管我知道这个故事完全是我杜撰出来的。母亲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她告诫我不要对住在公寓的人说起此事。我越是坚持自己不是做梦，列举出来的证据越多，她就越觉得，我对此什么也不说更加重要，我最好应该等待下一次满月，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继续进行描述：舞会持续了很久，直到亮光渐渐移开，再也照不到我的房间。老鼠妈妈没有再回到跳舞的行列中去，她一直在照料着她的小宝宝，不是用她的爪子，而是用她的舌头为它擦脸。月光刚刚移出我的房间，老鼠就全部消失了。我赶紧打开灯，仔细地查看地面，我找到了老鼠的脚印。我感到很失望，舞会是如此隆重，人们在这种场合是不应该说走就走的。“你这是不公平的，”母亲说，“你期望的东西太多了。即使它们是在举行一场舞会，它们也不是人类啊！”“但是，它们给婴儿喂奶的样子很像我们人类。”“这当然，”她说，“的确如此，我敢肯定，那只哺乳的老鼠妈妈并不自由散漫。”“是的，它不是。其他几处也有脚印。”我用诸如此类的细节描绘使她更加相信了这件事。我们达成协议，对这件事保守秘密。但愿我不会忘了把下一个满月的情景写信告诉在阿罗萨的母亲。
母亲对老鼠的恐惧感就这样解除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仍然避免向她承认一切都是我杜撰出来的。她采用多种方式试图修改这个故事，或者通过嘲笑我那把自己也欺骗了的想象力，或者通过对我那好说谎的特性表示担忧。我仍然坚持说自己看得很真切，但是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满月引来过老鼠，也许它们觉察到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注意它们，因此就把它们的舞会转移到一个危险较少的地方去了。
45、有标记的人
我们一起在公寓底层一张长条桌吃过晚饭之后，我悄悄地溜进了苹果园。它离公寓不远，一道篱笆将它与雅尔塔公寓原来的地产隔开，人们只是在收获苹果的时候才到这里来，平时它是被人遗忘的角落。隆起的一道土坡遮住了住在公寓里的人们的视线，谁也不会猜到那儿有人，更不会上那儿去找人，就连从公寓传来的喊声也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只要悄没声儿地钻过篱笆上的那个小洞，就可以独自一人在暮色之中去做任何秘密的事情。坐在一小片高出来的草坪上的那棵樱桃树旁边是很惬意的事，从这儿可以无遮无挡地看见湖面，追踪湖水的颜色持续不断的变化。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湖面上出现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它走得很慢，我甚至都认为它停下来了。我盯着它看，就好像从未见过船似的。它是湖面上唯一的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暮色和渐渐浓重的黑暗笼罩着它，船上灯火通明，它的亮光形成了一个水上独立的星辰，人们感到它在无声无息地滑行。它的无声无息像是一种期待，渐渐扩散开来。灯光亮了很长时间，并不闪烁。它完全吸引了我，仿佛我就是为了它才到苹果园来的。我过去从未见过这艘船，但是我觉得自己认识它。它在明亮的灯光中消失了。我回到公寓，对谁也没有说起过。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我接连几个晚上都到那儿去，看看它是否还会出现。我不敢相信时间，也不放心钟表的指针。我肯定它还会出现的。但是，它改变了时间，再也没有出现。它没有再次出现，这是一桩并不那么令人生疑的奇迹。
老师中间有一个叫人害怕的人物，他就是教过我们一段时间法语的尤勒斯·福多茨。他早在教我们之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无论走到哪儿，即使是在学校的走廊里，也总是戴着一顶帽子，脸上挂着阴沉、呆滞的微笑。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又羞于向别人打听。他脸上毫无血色，看上去过早地衰老了。我从没见过他与别的老师讲过话，他好像总是一个人，不是出于高傲，亦非因为受人歧视，而是由于一种极端入迷的心境，他似乎听不见也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一切，像是置身于另外一个地方。我把他叫作“假面具”，但是我把这个外号一直当成秘密。有一天，他头上戴着帽子出现在我们班上，当了我们的法语老师。他说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声音低沉，速度很快，带着法国口音。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好像总是在专心致志地倾听远方的声音。他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戴着那顶帽子，看起来就像是随时准备离开这里。他走到讲台后面，摘下帽子，又走到讲台前面，向全班作自我介绍。原来，在他前额的上半部有一个深色的伤疤，起先是让帽子给遮住了。现在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戴着帽子，不愿意把它摘下来。
这个伤疤引起了全班的好奇。人们很快就弄清了福多茨究竟是什么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我们的调查毫无所知，但是他头上有标记。他不再隐藏头上的伤疤，想必是以为我们已经了解他的命运。在许多年以前，他和另一位老师带着一个班级去山里郊游，途中遇到了一场雪崩，他们全都被埋在下面。九名学生和另外那位老师当场丧生，其余的人被挖出来时一息尚存。福多茨的头部受了重伤，当时他能否得救还成问题。我也许把数字记错了，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学校所遇到的最可怕的一场灾难。
福多茨带着这个该隐标记[147]继续生活，并且仍在这所学校任教。他究竟是怎样对待责任这个问题的呢？那顶帽子可以挡住好奇的目光，但是无法使他免受内心的谴责。他从来不把帽子摘下很长时间，他马上又把它从讲台上拿起来戴在头上，重新又像是被人追赶着似的踱来踱去。他在课上讲的话与他毫无关系，就像是另外一个人说的。他的微笑是他的恐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总想到他，他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像他一样听见雪崩渐渐临近。他当我们老师的时间不长，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他一定经常变换班级。他也许不能忍受与一个班的学生一起待得太久，否则他很快就会把他们跟那些蒙难者混为一体。我有时在走廊里碰到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候，可是他并未觉察。他觉察不到任何人。班里不再谈他的事了，他是唯一没有人试图效仿的老师。我把他忘了，再也没有想过他，直到见到那艘灯火通明的船，他的形象才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
46、动物的出现
卡尔·贝克是一位人们所期望的教师，精力充沛，机灵聪明。他像一阵风似的走进教室，站到讲台前面，立刻开始讲课。他的腰板笔直，身材瘦削，举止恰到好处，丝毫不显得拘谨。他的数学课讲得条理清晰，人人都听得懂。他对我们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有人理解迅速、反应敏捷，他也会格外高兴。他有一种表现这种高兴的特有方式，使人觉得这并不是偏爱，同时，他的失望也不会让人感到是受到了亏待。照他的年龄来看，他的头发并不算多，是黄色的，有着丝一般的光泽。每当我看着他，总会产生受到阳光照射时的愉快感觉，但是，他并不是通过热情来征服别人的，而是通过一种勇敢无畏的方式。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既不讨好我们，也不压制我们。他的脸上始终带有一丝淡淡的嘲笑，但没有任何讽刺的成分。他并不是有意显得比别人优越，恰恰相反，他现在作为老师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使这种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嘲笑表露出来。他过去肯定是个受人批评的人。我仍然记得，他与别人保持的距离是一种精神上的距离。他并不采用教师们都喜欢的强调重要性的方式来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他的活力和清醒。全班同学都不怎么怕他，起初甚至还对他进行过一次突然袭击。有一天，大家以吵闹吼叫来迎接他，当他推门进来时，全班仍在吵闹乱叫。他观察了片刻，气愤地说：“课我不上了！”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走了。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任何谴责，没有任何调查，他就这么一走了之。全班人和他们的吵闹吼叫都留在了那里。最初被认为胜利的事情，最后令人可笑、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我们的地理课本是埃米尔·赖奇写的，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在他教我们之前，我就已经读过这本书，甚至可以背出一半内容。书里有许多数字，山的高度，河的长度，国家、专区、城市的人口……所有用数字标出的东西，我都铭记在心，并且因为始终记着这些大多早已过时的数字而吃了不少苦头。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寄予很大的希望，凡是写过书的人，对我来说总是一位神祇。然而，后来证实这位作者从神那儿得到的只有怒火，别无他物。赖奇发号施令远远比他授课要多，对他提到的任何东西，他总要标上价码。他非常严肃，甚至从来没有笑过一次，他很快就使我感到厌倦，因为他从未讲过任何在他那本书里没有的东西。他浅薄得令人吃惊，同时又希望我们也同样浅薄。坏分数像棍棒似的劈头盖脸地落在全班的头上，大家恨透了他，在他的许多学生的心里，对他的唯一的记忆就是这种仇恨。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激愤的人，因为其他激愤的人总是更加详细地表现出来。也许这是一种发号施令的习惯，也许与其说是激愤，倒不如说是语言贫乏。但是，从他身上传出的那种冷静态度却具有一种令人瘫痪的效果。他个子很矮，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这可能有助于他的坚定、果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