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放弃有一天会得知他的消息的希望。他参加了考察队，我希望有什么能证明他干地理学这一行是正确的。我对他的看法的转变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米娜小姐把我带到某个行业公会听了一个关于卡罗琳娜—玛丽安娜岛的报告，当时他也在场。报告人是来自慕尼黑的豪斯霍费尔将军，他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政治地理学家，绝不仅仅是在头衔上胜过我们的赖奇。报告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条理清晰，使得我后来曾经专门去从事过南太平洋岛屿的研究。但报告人的那种倾向性使我感到不快，我想，他是我不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军人。关于他的详细情况，我是以后才得知的，然而，在这短短的一个钟头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当赖奇教授突然问候米娜小姐时，我正沉浸在一种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有的膨胀的愉快心境之中。他俩是在去克雷塔旅行时认识的，现在已是老熟人了。他住在措里克，我们回去是同路。当我听见他在与米娜小姐交谈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续讲了三句、四句、五句，他微笑着，甚至笑出了声。他对我住在雅尔塔公寓表示惊讶，至今他还以为那儿是女子寄宿学校。他说：“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地理知识，原来是从那儿得来的，是从您这儿得来的，赫尔德小姐！”他至少还问起了其他几个知道姓名的女士。他问米娜小姐是否经常去意大利，他一年前曾经在吉尔巴岛遇到过拉斯波里伯爵夫人。回家的路上，他们仍然这样闲聊，他是一个知识广博、彬彬有礼的男人，最后还用强调的语气衷心地——即使声音有些沙哑——向我们道别。
米娜小姐说，在那次旅行中，他对所有价钱了如指掌，绝不允许任何欺诈行为。这个人把价钱看得……她至今仍然没法理解。
赖奇的课对我毫无意义，他的那本书换了别人也能写成这样。但是，我的那次突然转变要归功于他，这恐怕是我对他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
关于自然史教师卡尔·芬纳，可以谈些更好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消失在广阔无垠的自然界，正是他在我的面前打开了自然的大门。他讲授的不是我在家里已经有点基础的东西，而是全新的东西。母亲对自然的认识是传统方式的，她谈起日落并不令人那么信服，我们每次搬家选择新居时，她总喜欢那种房间朝西的住所，我们大部分时间在那些房间里活动。她喜欢自己童年时的果园，她喜爱吃水果，喜欢玫瑰的香味。她认为，保加利亚是甜瓜、蜜桃、葡萄之乡，这是她那大大发展了的味觉和嗅觉的问题。我们家里没有养过动物，她也从未认真地跟我讲过动物，她仅仅把它们视为美味佳肴。她叙述童年时如何喂鹅，大谈这种肥鹅如何香甜可口，我却因气愤和同情而不能自制。她大概意识到了那种填饲方式的残酷；女仆无情的拇指成为我梦中一幅可怕的图画，拇指连续不断地把玉米粥塞进小鹅的嘴里——这是我从母亲的叙述中知道的，我自己在梦中变成了小鹅，女仆塞呀塞呀，直到我惊叫着醒了过来。母亲说起这种事情时竟然还能够面带微笑，我想，她接着就会想到肥鹅的味道。只有一种动物她对我进行了真正的讲解，那就是被冻在多瑙河水面上的狼。她对狼很钦佩，因为她害怕它们。在曼彻斯特，父亲带我去过动物园，次数不多，因为他时间太少。母亲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她之所以不去，也许是觉得无聊，她是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多亏了父亲，我才开始有了与动物接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童年就算是白过了。他装成各种动物来吓唬我，他甚至能够变成小乌龟，我们在英国时曾经在花园里养过一只。不久以后一切都突然中断了，有六七年我一直生活在母亲那个没有动物的世界里。我们家里有许多高大的雕像，但是没有一个具有某种动物的面孔。她熟悉希腊人的英雄和神祇，她宁可把他们看成是人类，关于埃及人的双体神祇，我直到成年以后才得以了解。
我们住在绍伊希策大街时，从厨房的平台可以看见下面的一个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住在附近的居民建起了一个个菜园子，其中有一个菜园子是一位警察的，他养了一只小猪仔，并且想方设法地喂它。夏天，学校七点开始上课，我六点就起床了。我亲眼看见警察跳过邻居菜园的篱笆，急急忙忙地为他的猪仔收罗食物。他先小心翼翼地张望一下窗户，看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大家都还在睡觉，他没有发现我，也许因为我个子太矮小。他尽可能迅速地拔点菜叶，然后就跳回自己的菜园，去喂他的苏姬——我们都这么叫那只猪仔。他穿着警察制服裤，裤缝处的长条饰带好像对他的行动并无妨碍。他从一个小菜圃跳到另一个小菜圃，真是一名出色的跳跃运动员。他四处采撷，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家的植物。苏姬从来没有吃饱的时候，我们喜欢听它的叫声。每当馋嘴的弟弟格奥尔格又一次偷吃了巧克力，我们总要嘲笑他是苏姬，同时乐此不疲地学着它的叫声。他马上就会哭起来，保证再也不这么做了，可是，警察的榜样对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就在第二天，巧克力又不翼而飞了。
清晨，我叫醒两个弟弟，我们三人躲在厨房的平台上，屏息敛气等待着警察的出现。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就不声不响地观看一场他的跳跃表演，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就起劲地学猪叫。苏姬成了我们的家畜，遗憾的是，它活的时间并不长，在它消失了之后，我们又变得寂寞孤单，心里充满了对动物的渴望。然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苏姬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在这段时间里，只有母亲对苏姬毫无兴趣，她所关心的唯一的事就是那个不诚实的警察，关于他，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教诲。母亲津津有味地详细论述了虚伪，甚至联系到了答尔丢夫[148]，她向我们发誓，这个伪善者也终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当时与动物的联系就是如此可怜，直到芬纳在学校里讲授自然史，才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极其耐心地向我们讲解植物和动物的构造，让我们看一些彩色的图画，回到家里我们又照着这些图画进行极为认真的描绘。他从不轻易对我们的图画表示满意，总要指出每一个缺憾之处，用温和但执拗的语气要求我们再做修改。他经常建议我最好把旧的扔掉重新再画一幅。我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这些自然史作业簿上了，因为它们花费了我许多精力，我格外眷恋它们。我非常赞赏其他同学的画，我觉得它们好看极了，这些作业簿里画的是些多么轻松自如、多么美妙动人的画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作业簿时，并不感到妒忌，而是感到惊奇，对于一个在学习上轻松自如的孩子来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在某个领域完全不行更为有益的了。我在绘画方面总是班里最差的，差得连我自己都感受到了芬纳的怜悯。他是一个亲切热心的人，个子不高，身体肥胖，声音又软又细，讲起课来考虑得又实在又详细，这种详尽缜密真是一种乐趣，我们只能慢慢地循序渐进，人们从他那里听来的东西再也不会忘记，它们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
他带领我们参观游览，我们大家对此兴趣很高，参观游览进行得愉快而平静，任何东西也没有被忽略。我们在鲁门湖边采撷了各种各样的小水生植物，把它们带回了学校，他在显微镜下向我们展示了最小的空间里奇妙的生命，我们看见的一切随后统统被画在纸上。要使我不去寻根究底，仅仅沉迷于一门自然史课程，是很勉强的。我几乎不可能要求那些已经知道一切的读者再听这种课程。我必须提及的是，在当时出现的关于动物的吃和被吃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同意我的敏感的态度，他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接受它们，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并不从属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他过分质朴，也许还过于谦虚，以致不可能带着他的观点深入这些残酷的变化过程中去。在这些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只要有机会交谈，我总会说出一些在这一方面带有感情色彩的话来，每次他都沉默不语，什么也不回答，他平时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想使我们在这种事情上习惯于一种男子汉的淡泊超脱的姿态，但是他没有任何说教和废话，仅仅通过他的行动。因此我不得不感到他的沉默意味着指责，所以竭力克制自己一些。
他计划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屠宰场，并且为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在参观之前的几个钟头里，他一再地解释说，人们为了不让动物受罪，想方设法让它们死得尽量迅速，而且没有痛苦，这同过去完全两样。他甚至在这种场合使用了“人道”这个字眼，并且再三嘱咐我们，每一个人在他所处的范围里应该如何对待动物。我非常尊敬他，对他抱有好感，因此听从了他对参观屠宰场所做的过于谨慎的准备，而没有对他产生反感。我觉得，他是想让我们习惯于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他为此花了许多力气，并且在参观开始之前就谆谆告诫，我喜欢这样。我假设，赖奇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准会命令我们走进屠宰场，用最生硬的方式解决棘手的问题，丝毫也不考虑任何人。参观的这一天临近了，我睁大眼睛迎接着它。芬纳是一个出色的观察者，任何人身上的情况都不会轻易逃过他的眼睛，虽然我顽强地把一切都潜藏在心里，对任何同伴——他们的笑话使我不寒而栗——也未吐露过一个字，他大概还是觉察到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我们参观屠宰场时，他不让我离开他一步。他讲解每一台设备，好像它们都是为了讨动物的喜欢才这么设计的。他的话像是横在我和我所看见的一切之间的隔离层，致使我无法清楚地描述所看见的东西，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位驱赶死神的祭司。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觉得他的话有些油腔滑调，尽管它们是为了让我不要害怕。他的目的达到了，我静静地毫无感情冲动地接受了一切。他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直到他的学识难以抑制：他向我们讲了一些可以毁灭一切的东西。我们从一只刚刚屠宰的母羊旁边走过，已被剖膛开肚的母羊躺在我们面前，在它的胎膜囊里游动着一只极小极小的羊羔，长度几乎不到拇指的一半，头脚已经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它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似乎都是透明的。我们本来也许不会注意到它，是他指点我们看的，他用柔和的、无动于衷的声音向我们讲解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大家聚集在他的周围，他没有再注意我，这时，我盯着他，轻声地说道：“谋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的嘴里轻易地就会吐出这两个字，我相信，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正处于一种神志恍惚的状态。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打住了话头，说道：“现在我们都看完了。”然后就径直把我们领出了屠宰场，再也没有停留过一次。也许我们真的把他想让我们看的都看完了。但是，他走得比平时快得多，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把我们领到外面去。
我对他的信任动摇了，画图的作业簿被搁置一旁，我再也没有画过任何新的东西。他心中有数，课堂上再也没有提问过我。每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评点或修改图画时，我的作业簿总是合上的。他没有看我一眼，我在上他的课时始终保持沉默。以后的参观游览，我都装病请假，除了我们俩，谁也没有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他是理解我的。
我现在明白，他是想帮我摆脱那些我自己无法摆脱的东西，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了屠宰场。假如屠宰场对他以及绝大多数人毫无意义，那么他绝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们领到外面去的。要是他还活在世上，总有九十岁，或者一百岁了，但愿他能得知，我在此向他深深地鞠上一躬。
47、卡尼特弗斯坦/金丝雀
早在上二年级的时候，速记就是我们的选修课。我想学会速记，可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这一点我从邻座冈茨霍恩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就可以看出。我不愿意用新的符号去代替我非常熟悉并且使用了很久的拉丁字母。我当然希望能够写得快一些，但是我希望能有一种既不改变拉丁字母，又可以达到目的的方法，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我竭力记住这些速记符号，可是常常是刚刚记住，却又马上忘掉了，就像是我匆忙把它们赶走了似的。冈茨霍恩对此感到惊讶，速记符号对他来说就像拉丁语、德语以及他写诗使用的希腊语一样容易。他并不反对用其他的符号来说相同的话，而我则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是永恒的，它们的可见的形态对我来说是一些不可侵犯的东西。
我从小就习惯于各种不同语言的存在，但是却不习惯于各种不同的字体。令人讨厌的是，拉丁字母还有一种哥特体写法，然而这两种字母却有同样的范围、相同的用法，而且在写法上也颇为相似。速记的音节带来一种新的原则，它可以使书写减少到最低程度，对此我深感怀疑。我跟不上听写，错误多得惊人。冈茨霍恩看见这种糟糕的事，挤眉弄眼地指点我改正错的地方。这种情况也许就会这么延续下去，我恐怕最终会将速记看成是一件不适合我的事而完全放弃，然而，朔赫老师——他也教我们书法课——有一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本速记课本：黑贝尔的《小宝盒》。我读了其中几个故事之后，便继续读了下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本如此不寻常的名著。这只是一个选本，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我无可奈何地又从头再读一遍。反复读了几次之后——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是速记文本，还以为是正常字体——速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我所接受了。我经常读这本书，最后它都散了页。即使后来我有了各种版本的普通印刷体的全本，我仍然最喜欢读那些残缺不全的散页，直到它们在我的手指之间彻底化为虚无。
第一个故事《东方回忆录》是这样开始的：“在土耳其，有时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土耳其人：祖父在那儿长大，父亲也出生在那儿。在我出生的城市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在家里全都讲自己的语言。虽然我小时候没有真正地学过土耳其语，可是经常听人讲，而且知道一些已经进入西班牙语的土耳其格言，对其中的绝大多数还了解它们的来源。此外，我还知道许多古老的传说：当我们的祖先被迫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土耳其苏丹邀请他们到土耳其去，从那以后，土耳其人对我们格外关照。我在《小宝盒》里读到的第一段文字就让我感到温暖，其他读者也许会觉得它具有异国情调，我却感到熟悉得就像是来自家乡故土。因此，我对“人们不应该把石头装进敌人的口袋，人们也不应把复仇记在心头”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也就格外易于接受，但当时，我还不可能将它付诸实践。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有两个人被我视为仇敌，他们是维也纳的那个长着大胡子的讲师和曼彻斯特的外号叫作“食人怪物”的舅舅。我对他俩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一如既往。然而，一种“道德寓意”只有在与人们的感觉和行为完全相反的时候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在找到机会振作精神开始行动之前，必须长期蛰伏等待。
黑贝尔的书里有许多使人永志不忘的教诲，每一个都与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的生命是从父母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语言交谈卡尼特弗斯坦的经验开始的，在不了解其中原委的情况下，引起我注意的有：窗台上摆满郁金香、翠菊、紫罗兰的漂亮房子；大海从船上冲上陆地的财富；长长的送葬队伍和裹着黑布的马匹。这一切加深了一种语言对我产生的影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本书能给我留下如此全面而详尽的印象，我希望去追寻它在我身上留下的所有踪迹，以一种仅仅对它的敬意证明我对它的感激。当那些年里支配着我外表的浮华的诗人道德崩溃瓦解化为尘土的时候，我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每一句话都完好无损。凡是我写的书，我都偷偷地与这本书的语言进行了比较；我写的每一本书，最初都是用速记形式写下来的。我对速记方面的知识完全得益于此书。
卡尔·朔赫给我们带来了《小宝盒》，但是他对自己和学生都颇为不满。他有一个鹅蛋形的小脑袋，皮肤略微发红，他的头发和胡子是黄色的，就像金丝雀的羽毛，尤其是那撮小胡须。他的毛发真的是黄色的，抑或仅仅是我们感觉如此呢？他的动作拖泥带水，有时一蹦一跳，这也许就使他得到了一个绰号：金丝雀。这个绰号从我们认识他之后不久，一直伴随到他去世为止。他年纪很轻，说起话来很费力，就像舌头运动起来有困难似的。他在说出想要说的话之前，总要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才言归正传，每次总是寥寥几句，听起来干巴巴的，枯燥乏味；他声音低沉，很快就又归于沉默。他最初是给我们上书法课，在这个专业方面我毫无所获，而他却过于认真。他非常看重漂亮的书写，就像一个刚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因为他说得很少，所以，他的每一句话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有些不必要的地方，他也总是再三重复。他想让我们记住的东西，自己必须先去掌握。无论他对谁讲话，总是用同一种腔调，我们不禁怀疑他在课前一定预先练习过要对我们说些什么。然而，他还是经常莫名其妙地说不出话来，所有预先练习都变成徒劳的了。他的能力不算低，但是他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他被安排在不合适的位置上，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也许始终在想这个问题。
关于书法课成绩，他总是用勉强及格的分数来严格考查学生，有一些人为书写花了许多力气，从他这儿学到了一手好字。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工工整整地模仿他写在黑板上的字，这是一个对智力要求最少的专业，它给予那些尚不太发展的人一个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获得了沉默的时间，他面对着的是字母，而不是活生生的学生。他写得又大又清楚，是为所有人写的，而不是为个别的人。暂时背对他所害怕的这些目光，他一定会得到一些宽慰。
他后来接替赖奇上地理课，这真是一桩灾难。他对地理学并无把握，班上的同学颇有兴致地利用这个机会，为长期受赖奇的压制而向朔赫报复。在当过上校之后，朔赫又成了一名新兵，现在他必须连续不断地讲课。他来上课时，欢迎他的是像金丝雀叫声似的轻声的叽叽喳喳，他下课离开时是高声的叽叽喳喳，他还没有把身后的门带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已经发出了。他从未对此加以理会，也从未对此说过一句话。现在无法弄清，他当时是否知道叽叽喳喳的含义。
我们当时正学到南部非洲。巨大的地图挂在他的身后，他让我们单个到前面指出地图上的河流，并且说出它们的名称。有一次轮到我了，在我必须指出的几条河流中有一条叫作德萨瓜德罗河。我的发音完全正确，这也不算什么本领，只不过是我从小就听过并且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罢了，agua的意思是水。他纠正我的发音并且说，应该读作“德萨加德罗”，不应该发出u的音。我坚持要读德萨瓜德罗，他问我是从哪儿知道的。我不承认错了，坚持说道：“我当然知道，西班牙语是我的母语。”我们两人在全班人的面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不承认我西班牙语所拥有的权利。他目光呆滞，脸上毫无表情，但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地反复说道：“应该读德萨加德罗河。”我们俩面对面地把两种发音重复了好几遍，他的面部肌肉越来越僵硬，要是我用来指东西的教鞭握在他的手里，他准会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解围的办法，说道：“在南部非洲，人们有另外一种说法。”然后就把我打发下去了。
若是换了另外一位老师，我不以为我的这种刚愎自用是过头的行为。他在这种出丑的情况下肯定值得人们同情，但我对他没有一点儿同情。我们后来又上过他的几节课，有一天，我们等着他来上课，叽叽喳喳的预备曲已经开始，然而来的却是另外一位老师。他说：“朔赫老师以后不来上课了。”我们以为他是生了病，但是不久就得知了真情，他死了。他割断了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
48、醉心者
在堡垒山的那一年，即和解之年，我们又有了几位新的老师。他们用“您”来称呼我们，这是一般的习惯，这些“新来的人”觉得，与那些熟悉我们的人相比，人们更容易听他们的话。在我们初次认识的人中间，有一位年老的和一位年轻的。年老的叫埃米尔·瓦尔德，他是那本我们借助学习拉丁语的语法书的作者。除了赖奇，他是我们这所州立学校的老师中唯一写过教科书的，我对他怀有对每一位“作家”都有的好奇和尊敬。他脸上有一个巨大的肉赘，现在只要一想到他，肉赘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具体位置，记不清是靠左眼还是靠右眼，我想好像是靠左眼吧，但是它有一种恼人的特性：它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根据我同他进行谈话的位置进行变动。他说德语喉音很重，他的瑞士方言也比其他老师刚劲有力，这就使得他说起话来带有加强语气的味道，尽管他已上了年纪。他非常宽厚，课上也听任我读其他的书籍，拉丁语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所以我已经习惯一种一心二用的方法，耳朵在听课，要是提问到我，也总能答得出来，眼睛却在看一本夹在桌子下面的书。当他从我的桌子旁边走过时，他感到很惊奇，把书从桌子下面拿出来，凑到眼前细细端详，直到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把书翻开还给了我。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默许。他一定读过很多书，有两次我们就一位他不喜欢的作家进行简短的交谈，我当时正埋头读罗伯特·瓦尔泽[149]的《散步》，这是一本令人惊讶的书，它与我过去读过的东西全然不同，使我难以释手。我觉得它并无内容，全是华丽的辞藻，但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不愿中断阅读，尽管这违背了我的意愿。瓦尔德从左侧朝我走来，我感觉到那个肉赘的出现，但是仍然没有抬头，我一贯轻视的华丽辞藻牢牢地吸引着我。他把手搁在这本书上，打断了我的阅读，我这会儿正读到一个长句子的中间，因此感到很恼火。他把书拿到眼前，看到了作家的名字。那个肉赘——这一次是在左侧——像一截青筋似的暴了出来，他问我：“您认为这本书怎么样？”他的语气像是考试时的提问，但又很亲昵。我觉察到他有些生气，可又不想承认他是正确的，因为这本书对我毕竟很有吸引力。因此，我就模棱两可地说道：“用词过于华丽。”“华丽？”他说，“这太拙劣了！毫无价值！人们不需要去读它！”——一个发自肺腑的诅咒和判决。我做出了让步，不无抱怨地把书合上。后来我真正产生了好奇，才把这本书读完。对罗伯特·瓦尔泽的偏爱最初就是这样游移不定，要不是瓦尔德教授，我也许当时就把它给忘了。
瓦尔德尽管有些粗暴，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与他对应的那个年轻人名叫弗里德里希·维茨，他也许刚满二十三岁，我们是他任教的第一个班级。他刚大学毕业，来教我们历史课。我当时还怀念着欧根·米勒，我偷偷地把他叫作“希腊人米勒”，他已经有一年多没给我们上课了，后来的人上的课完全不能与其相比。我甚至说不出在他之后给我们上过历史课的是谁——这是记忆对这一重大损失的抗议，弗里德里希·维茨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是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第二个老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过了很长时间，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啊！这儿的气氛是那么自由活跃，这里有把纪律视为不得强迫的东西的老师，例如卡尔·贝克，只有当人们不反对的时候才有纪律。这里也有试图把教育作为未来生活实践的老师，他们客观冷静，谨小慎微，弗利茨·洪齐克尔就是这种老师的典范，对于他想灌输给我的客观冷静，我进行了一场坚韧不拔的斗争。这里还有颇具才能、想象力丰富的人，他们给人们以鼓舞，为人们带来欢乐，例如欧根·米勒和弗里德里希·维茨。
维茨并不看重教师的高高在上的讲台地位，他讲起课来热情洋溢，充满想象力，使大家忘记了他站的位置，以为是在户外与他交谈。他甚至会来到我们中间，坐在长凳上，就好像我们在一起散步闲聊。他对大家一视同仁，接近每一个人，他说话没有任何客套，他所讲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世界上所有隔膜都被打消了，他引起的不是畏惧而是纯真的爱。没有任何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没有任何人是愚昧的，他绕开了权威，他没有动用权威就放弃了权威，他比我们大八岁，可是对待我们就像是对待同龄人。没有一节课是死板教条的，他教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课正讲到霍亨斯陶芬王朝[150]，我们从他那儿得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人物形象。权力对他来说显得并不重要，这不仅仅同他的青年时代有关，他所考虑的恐怕是权力从内部对权力的拥有者所施加的影响。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作家，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同我们谈论作家。他口才很好，讲得生动活泼，但又没有预言者的口气。我感到了创作的发展过程，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来称呼这种过程，但是，这种早期的起步阶段也是我自己的发展过程。维茨立即成了我的榜样，这并不奇怪，他与欧根·米勒并不相同，没有他那么坚定的性格，但是更易于接近，就像一个朋友。
他不罗列某个皇帝的桩桩业绩，也不列举这些业绩的日期，而是在我们的面前扮演这个皇帝，他最喜欢的是引用一个距离我们较近的作家的话。正是他使我对于一种活的文学的存在坚信不疑。我曾经拒不接受这种文学，流传下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使我眼花缭乱，我着迷于母亲早年的戏剧活动，她从全部文学作品中给我取来的滋养，我可能已经耗尽，我追踪对那些作品的记忆，我迷恋母亲的评价，当我自己发现的东西在她的眼前不复存在的时候，分化瓦解了。现在我明白，魏德金德并非仅仅引起公民的恐惧，也不是弗雷施纳手枪事件的原因。当我们学到亨利希六世[151]时，维茨干脆根本不用自己的话讲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种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亵渎行为。他打开一卷李利恩克龙[152]的作品，为我们读起《亨利希在特里费尔斯》。他坐在我们中间，右脚搁在我的凳子上，胳膊肘撑着膝盖，书拿在合适的高度，从头至尾把小说读了一遍。他读到亨利希满怀激情地求爱：“希腊的伊林娜，我爱你！”这时，他额头的鬈发耷在了书上——这是他激动的一个信号——我不禁感到一阵惊慌，因为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爱。他读得很有感情，今天我也许可以说，这是表现主义的激情，它与我从小就熟悉的维也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种激情完全不同，但是，我对他的激情并不觉得陌生，相反却感到非常熟悉。当我看着他以一种不耐烦的动作把影响继续朗读的头发从前额捋向一边时，我——在家里始终是最大的——真的觉得自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哥哥。
可以想见，维茨的地位并非是无可争议的，他有时也被认为是个差劲的老师，因为他竭力打破所有界限，并且不把外在的权威视为具有不朽价值的东西。与其他任何课相比，他上课时班里有一种故意制造的混乱。当他在场的时候，大家始终生活在一个感情的力场之中，给予我活力和勇气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一种骚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切都乱七八糟，好像人们不再喜欢他在场似的，然而，他不善于发布命令来建立那种死气沉沉的秩序。他反对别人害怕他，也许真的存在一些上帝福佑的、不会引起别人敬畏的人。这种情况导致年纪大的教师前来检查，他们向上面打的报告想起来就令人不快。
好景不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番好景，他是春天来到我们班的，十月就离开了。尽管我们根本不了解个中实情，但在我们中间，也在那些与他很少交往的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他被学校解聘了。
维茨太年轻了，以至于除了以自己的青春活力来感染我们之外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之路对所有的人都有着相同的特点。有的人上学时年龄很大，也许他们很早就已经成熟，也许他们生来就练达老成，无论在学校遇上什么事，他们也不会感到新鲜。另外有些则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补上了耽误了的岁月。对于他们来说，维茨是一位理想的老师，但是他们当然为数极少。还有一些人在学校困难重重，以至于他们在学校的影响下开始老化，落在他们身上的压力过于沉重，他们前进得过于缓慢，于是他们用尽全力抓住刚刚增长的年龄，再也不肯放弃任何东西。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他们既年老又年轻，他们在对待所有已经理解了的东西时的韧性方面是年老的，他们在对待所有新的东西时的好奇方面是年轻的。我可能就属于这些人之列，并且因此而容易受到完全相反的老师的影响。卡尔·贝克由于他那严格而守纪律的授课方式给我一种安全感。我从他那儿学到的数学成了我性格中的一个内在部分，例如坚定性和类似于勇敢的气质。从一个无可怀疑的也许非常小的竞技场出来，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不问可能会走到什么地方，也不朝左右两边看，好像是朝着一个目标运动，却不知道任何目标，只要脚下不失足，始终保持步子的连贯性，就不会出任何事，人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到未知的地方，这是逐步占领未知的东西的唯一方法。
由于维茨的原因，在我身上发生的却恰恰相反。我心里的许多仍然是黑暗的地方同时被触及，且豁然亮堂起来了，但是并无任何目的。一个人不向前走，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没有目标，也没有任何未知的东西，他肯定已经知道许多，但是，他学会的对待遭到冷落或者隐藏起来的东西的敏感性要比他得到的东西多得多。他要加强的首先是对变化的乐趣：无论有多少人们尚且一无所知的东西，为了了解它们，只要听一听就足够了。这与从前童话故事给予我的是同样的，只不过现在是另外一些并不那么简单的东西，也许是一些人物形象，是的，现在这些人物形象就是作家。
我已经说过，维茨打开了我对现代的、活的文学的视野，他提过一次的名字，我就再也不会忘记。他成为一层奇特的大气层，他要把我带到里面去，为了这样的旅行，他给我插上了翅膀，而我自己则毫无察觉。直到他离开我们之后，这些翅膀仍然保留在我身上。现在我可以自己飞了，我惊奇地四处寻觅。
我不想一一举出每一个最初是由于他而进入我心里的姓名，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我以前就听过的名字，只是他们并没有触动我，例如施皮特勒。其他一些人也仅仅引起过一些被动的好奇，就好像把他们留下为今后做准备就足够了似的，例如魏德金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已经是流传下来的文学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再从中间找出一个特殊的典型显然是可笑的，但是，绝大多数——我现在不想一一列举——与我从小接受的东西截然相反。即使我仅仅掌握了很少一点儿，也使我对所有这些不久前刚刚去世或者还活在人世的人的成见都彻底地打消了。维茨在他教我们的那短短的四五个月里，带领我们进行过两次远足，一次是去特里希滕霍斯磨坊的“果汁闲逛”，另一次是去基堡的“历史郊游”。关于“果汁闲逛”，他考虑了一个简直具有革命性的计划：他预先告诉我们要带上他的表妹，一个小提琴家，她将要为我们演奏。
他因此在班里受到了真正的欢迎。那些对他沉醉于文学毫不理解的人，那些因他不注意课堂纪律又疏于处罚而瞧不起他的人，由于有望见到一位女性，一个有血有肉的表妹而欣喜若狂。姑娘当时已经成为班里谈论得越来越多的话题，我们学校已同女子高中建立了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限于节日祝贺以及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一部分同学已经进入了青春骚动时期，有些个头高大、身材发育已经成熟的小伙子几乎除了姑娘别无所谈。这种时候免不了会有傻笑和对身体的影射，要想不被卷入这种谈话是困难的。我对这些事情总是退避三舍，母亲当年在维也纳发布的阳台禁令仍然在继续产生作用。我在忍受了妒忌的折磨之后，甚至从被卷入的多次争斗之中作为“胜利者”脱颖而出之后，仍然对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真正的事情毫无所知。在芬纳的自然史课上我学到许多关于动物的知识，我亲手把它们的性器官画在我的本子上，但是我并没有想过这与人类也有某些关系。人类的爱情是崇高的，它只能用无韵诗和戏剧加以表现，爱情的全部经过是一首抑扬格诗歌。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同学们那些含沙射影的话，在我身上也不可能引起任何反应，即便是通过具有挑逗性的玩笑也无济于事，在哧哧冷笑和吹牛炫耀面前我也始终保持严肃。由此说来，无知往往也有可能产生反对的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荒谬可笑的情况：其他的人为了同一位有血有肉的姑娘讲几句话可以献出自己的灵魂，而我则每天都要回到雅尔塔公寓，回到几十名姑娘中间。她们都要比我岁数大，也像我的同学那样，正在偷偷地琢磨同样的问题。她们中间有些人要比所有被人围着的女招待漂亮得多，其中有两个瑞典人，名叫海蒂和古丽，至今我还觉得她们极富魅力。她们用瑞典语交谈，不停地咯咯笑，甚至放声大笑，她们在谈年轻的男人，就连我都能够感觉出来。安格莉来自日内瓦湖畔的尼翁，她既漂亮又害羞，身材和我差不多，但要比我年长两岁。尼塔是日内瓦人，在所有人当中，她的智力最成熟，她是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是达尔克龙策的弟子，她总是负责在雅尔塔公寓为我们举办晚会。皮娅来自卢加诺，她是一个身体丰满的黑人，十分性感，这是我的记忆中对性感的最初认识。所有这些上帝的创造物，以及那些魅力较少的年轻姑娘，总是和我一块儿连续几个钟头待在大厅里，或者在网球场上做游戏。我们尽情地嬉闹玩耍，在激烈的扭打中，我们的身体靠得很近，大家都在争夺我的耳朵和我的兴趣，因为无论她们问起什么——绝大多数是关于德语的语言规则——我总能回答出来。有些人——绝非全部——也问一些私事，比如同我商量父母来信中的指责。没有任何一个同龄男孩像我这样受到这些漂亮姑娘的娇惯，可是身在幸福之中的我却忧心忡忡，考虑的是如何不让同学们了解一丁点儿这里的家庭生活。我确信他们准会因为这样一种纯女性的环境而歧视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会对我妒忌万分。我想尽办法使他们远离雅尔塔公寓，我不记得曾经允许过任何同学到这里来看我。同样也住在蒂芬布鲁伦的汉斯·韦尔里也许是他们中间唯一能够想象出我的住处是何等样子的人，但他也是唯一从不参与任何关于姑娘的谈话的人，他始终非常严肃，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他的尊严。我现在不敢肯定，或许他也像我一样处于某种类似的禁令之下，或许他还没有其他人的那种迫切的需要。
维茨把他拉小提琴的表妹引进了全班的话题，从这时起人们对她要比对他谈论得多得多。人们向他询问她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然而，“果汁闲逛”一周又一周地向后推，原因大概在他竭力争取的那个表妹。也许他的愿望是鼓起她当小提琴家的勇气，不是将鲜花而是把一些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她的观众献到她的面前。她先是说没有时间，然后又生了病，全班的期望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对“希腊的伊林娜”的兴趣日益减少。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我们雅尔塔公寓没有人会拉小提琴，小提琴作为父亲喜欢的乐器在我的心目中早已被神化了，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缠着维茨问这问那。我感到他越来越有所保留，最后甚至有些尴尬。表妹是否能来已经说不准了，她正面临考试。当我们进行“果汁闲逛”的那天，他没有把表妹带来，她让他转告她不能来了，并且向我们表示歉意。凭着对这些我甚至还一无所知的事情的不可捉摸的直觉，我觉得维茨一定是在什么事情上弄糟了。我看得出来，他很失望，情绪沮丧，不像他上课时那样开朗健谈，但是，后来他开始详细地谈论起音乐，也许是想到自己的损失。表妹勇敢地去参加了贝多芬作品小提琴音乐会。当他这次不是沉迷于一位作家而是沉迷于贝多芬时，我感到满足。当“强有力的”这几个对贝多芬必不可少的字眼出现并且被重复多少次时，我感到幸福。
我问自己，假如表妹当时来了会怎么样呢？我绝不怀疑她演奏小提琴的才能，她一定演奏得很好，全是合适的乐曲，以便抑制全班对她的狂热的兴趣。她也许再也不敢停止演奏，她一边拉琴一边领着我们穿过树林回城。维茨默不作声，作为一名随从紧跟在她的身后，为她安排座位。最后，我们欢呼着把她扛在肩上，她继续演奏着，帝王般地回到城里。
当然，她没有来的确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作为补偿，我们又去参观了基堡，这时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她了，更多的是谈论历史。维茨面对这座保存完好的城堡，以他特有的生动形象的方式给我们讲述历史。这次远足的高潮是在回程的列车上，我们俩坐在同一节车厢里，我正好在他的对面。我读着一本在基堡买的导游指南，他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说：“这里大概有个年轻的历史学家。”我非常希望引起他注意我在做什么，然后把头转向我，但是现在发生的却是包含着一丝尖刻的讽刺，他把我看成是未来的历史学家而不是未来的作家。当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他预测我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当时对此并未寄予多少希望，这是对于我在他的课上也表现出来的广博学识的公正的惩罚。我感到非常狼狈，为了把他从历史引开，我向他问起一位作家，人们当时都在谈论他，可我却还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他是弗兰茨·韦尔弗[153]。
维茨谈了弗兰茨·韦尔弗那些充满对人类的爱的诗歌，或许没有任何人是他不了解的，就连女佣、孩子，甚至动物在他看来也不是微不足道的。神圣的弗兰茨，这个名字就像是为他指出了一条道路。他不是一个说教者，而是一个具有把自己变成任何有生命之物的能力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以自己为例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我对此仍然像对他过去所说的一切那样深信不疑（我直到后来才对这件事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独立自主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在火车上发生的真正不寻常的事。在我犹豫迟疑、没有把握、充满敬慕的询问下，他开始谈起自己。他说得非常真实，根本没有想过要防范别人会怎么想，以至于我感到迷惘困惑，形成了对一个人的印象：他还正在成长，对今后的道路毫无把握。他说话真诚坦率，不带任何我从小就熟悉的鄙视和诅咒，他的话我也许根本没有真正听懂，但是我把它们记住了，就像是一个秘密宗教的公告。他对事业充满了急迫感，然而却又完全绝望，他始终都在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不知道要干什么，怎样去生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引起了我对他的爱戴，我愿意闭着眼睛跟他走到天涯海角，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方。他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他身上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他喜欢这样飘忽不定。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原因在于从他的嘴里说出的那些话，它们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使人不知所措。然而，我究竟应该跟着他走向何方呢？
49、历史和忧郁
“自由”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重要的单词，希腊人的种子发出了芽。自从我们失去那位给我们送来希腊人的教师以来，那个由于希腊和瑞士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的奇怪的形象得到了加强。在这一方面，山起了一种特殊的作用。我若看不见山，就不会想起希腊人。这也很奇怪，我每天看见的都是同样的山。根据大气情况，它们看起来或远或近，如果它们不被云遮雾障，人们都会感到高兴的。人们谈论它们，歌颂它们，它们是崇拜的圣物。有雾的时候，它们最好看，从附近的于特里山望去，一座座山峰变成了一个个岛屿，闪闪发光，伸手可及，令人崇拜至极。它们都有名字，其中有些听起来很简练，没有什么意思，如托蒂山；有的则颇有意味，如少女山和僧侣山。我真想给每一座山都起上一个新的、有特点的、不可能雷同于任何其他东西的名字。在这些山中间没有任何两座是高度相同的。山的岩石非常坚硬，它们若是发生变化，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这种恒定不变性我有一种深刻的印象，我想象它们是不可触摸的，假如人们谈到占领它们，我会感到不快，假如我自己准备攀登它们，我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允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