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里会发生令人振奋的事情，我向往湖泊，就像向往希腊的海洋，当我生活在苏黎世湖畔的时候，它们在我眼里融为了一体。这并不是指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任何地方都有它的意义，都保持着它的特征，诸如海湾、山坡、树木、房屋，但是在梦中一切都成了“湖泊”，在其中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也适用于其他地方，人们宣誓效忠的联盟对我来说是一种由大小湖泊组成的联盟。当我听说人们在这儿或那儿发现了古代木桩建筑，我就会产生一个念头：这些建筑的居住者彼此毫无所知。他们保持相同的距离，彼此毫无联系，别人生活在哪儿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一点点水，而水可能在任何地方。人们也许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而他们也不知后人找到了他们多少碎片、多少箭头、多少骨头……他们不是瑞士人。
这对我来说就是历史：湖泊的联盟。从前根本没有什么历史，因为我了解它的真正的史前史，即希腊人，它才波及我。其间有用的东西很少，我怀疑罗马人，瓦尔特·司各特的骑士在我眼里是他们的后裔，身戴甲胄的人体模型使我感到无聊，只有当他们被农民打翻在地，他们才是有趣的。
在这段湖泊产生魔力的时间里，我得到一本《胡滕的末日》[154]，康·费·迈耶尔的这部处女作肯定深深地触动了我，对此我并不奇怪。胡滕[155]是一位骑士，但也是一位诗人，他扮演的是一个与虚伪势力进行斗争的角色。他身患疾病，遭人指责，被众人所抛弃，最后孤独地在乌费瑙依靠茨温利[156]的恩惠生活。他借以证明自己的倔强性格的行为出现在他的记忆里，他越是感到被记忆的火焰灼烧，就越是难以忘记眼前在乌费瑙的处境。人们始终看见他在同一个优于自己的对手作战。由于甲胄的种类而感到自己更强大的骑士，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勇敢的，对人们产生刺激的东西也已经消失殆尽。
我为罗耀拉[157]来岛上的拜访感到振奋，这个罗耀拉是一个任何人、包括胡滕也还不认识的人。胡滕在暴风雨之中把这个朝拜者迎进他的小屋，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他睡觉，把自己的大衣给他御寒。夜里，一阵雷声把胡滕惊醒，他在闪电的光亮之中看见了那个朝拜者，他的脊背被鞭挞得血流不止，胡滕听见了他愿为侍奉玛利亚献身的祈祷。早晨，朝拜者的床空了，胡滕认识到，现在，当他的日子完结之时，最可恶的敌人出现了。这个对立者的临近，一个生命的结束，有人在窥视着他，而他却全然不知那是何人，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奋斗徒劳无益，因为真正的敌人现在才刚刚出现，迟到的感情冲动，现在已经太迟了：“我要是杀了这个西班牙人该有多好！”我在这个虚构出来的情节上真的不应该感到距离“真是”很近吗？
乌费瑙位于湖滨，这个湖一直延伸到我的面前，作家就生活在对岸的基尔希山上。我感到自己被他的作品所环抱，感到周围被它所照亮，其中有一句话以最简单的形式表明了对人类问题的认识程度：“我不是一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书，我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人。”书与人之间的对照，在预先知道的情况下做的事与人的不可理解性之间的对照，已经开始折磨我。我体会到了敌对情绪，在我没有想过的地方，从外部施加的敌对情绪不合乎那种独特的感情冲动，我不知道它的原因，对此我思索了许多。我没有找到答案，因此这个人的观点作为一个矛盾的观点成为暂时的答案。我迫不及待地抓住它，经常引用这句话，直到它在母亲的一次毁灭性的进攻中彻底破灭。
但是，起初我有一年多不受它支配的时间，我跟随迈耶尔走入圣巴托罗缪之夜[158]，走入三十年战争。我遇见了但丁，诗人述说流放经历时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漫游途中，我认识了格劳宾登的峡谷。来瑞士之后的头几年，我连着两个夏天是在多姆莱施克的海因岑山度过的，罗昂公爵[159]称其为“欧洲最美的山”。在附近的里特贝格城堡，我看到一块与乔治·于尔克·耶纳奇[160]联系在一起的血渍，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是现在当我读到有关他的文学时，我感到自己是研究他的足迹的行家。我遇到了佩斯卡拉的妻子维多利亚·科琳娜[161]，由于米开朗琪罗，她被神化了。我来到了费拉拉，这个意大利是多么恐怖，多么可怕，关于意大利我从前只听过田园诗一样的描述。这里涉及的全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由于其“重要性”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见古代服装，看见的是时代和场所的不断变更。我没有注意到任何通过装束来进行的美化，因为绝大多数地方都显得阴沉昏暗，所以我觉得是真实的。
那些年里在这种目标专一的、狂热的求知欲的支配下，我一直认为，吸引我去读迈耶尔的恰恰就是因为他使历史变得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我非常认真地想过，我从他那儿得到了什么。我毫不怀疑，我心甘情愿相信他的描述，我想象不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发生的一切都显而易见。在其背后还可能有什么与这种丰富多彩的描述相比并非微不足道、并非不值一提的东西呢？
今天，我已不再相信这些虚构的历史，我自己也在寻找历史的渊源，寻找对它们的纯真的叙述和坚定的思考。我以为，这可能与那些对我产生了较深影响的东西完全不同，这是对收获和硕果累累的果树的一种情感。“足够也是不够。”这是他咏赞湖泊的诗篇里包含的忧郁。其中有一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郁闷的夏日阴霾昏暗，
我的船桨发出深沉忧伤的响声。
……
远方的天空与近旁的深谷，
星辰，你们为何还不降临？
一个可爱的、可爱的声音在呼唤着我，
持续不断地，从水底的墓穴。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来自水中的呼唤感动了我，仿佛是我的父亲在呼唤着我。在苏黎世的最后几年，我不再经常想起他，因此他从这首诗里归来就更加出人意料，更加充满神秘色彩。他就像潜藏在湖里，因为我喜欢这个湖。
我当时对迈耶尔这个作家的生平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在湖里自杀溺死的，假如我知道这些，那么当我傍晚独自一人泛舟湖上时，恐怕就绝不会想到我听见的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很少独自到湖上划船，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行诗，屏息敛气地细细倾听。正是为了这几句话，我才希望独自来到湖上，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首诗，它对我是多么重要啊！它的忧郁情调攫住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情感，它与湖联系在一起，即使不是郁闷阴霾的天气，我也能感觉到这种忧郁，它渗透了每一个字眼。我觉得，作家迈耶尔也是被这个湖所吸引。虽然我的忧郁仅仅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诱惑力，我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星辰的降临。我欢迎它们——按照我的年龄——不是以轻松的心情，而是以热情的欢呼。我以为，把我与摸不到够不着的星辰连在一起的压力当时就开始了，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逐渐上升为一种星辰的宗教，我把它捧得太高，以至于不可能恰当地评价星辰对我一生的影响。我仅仅是为了看上一眼才转向它们的。当它们从我身边离去时，我感到害怕，当它们在我所希望的地方再次出现时，我感到自己的强大。我对它们所期待的仅仅是它们归来的规律、相同的地点以及与其他星辰保持的始终不变的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奇妙的星相图。
50、募捐
关于苏黎世这个城市，我当时熟悉的只有邻近湖区的地方和去学校的道路。我去过少数几个公共建筑，如音乐厅、艺术之家、剧院，还在大学听过几次报告。有关民族学的报告是在利马特大街的一个行业公会举行的。旧城对我来说好像是由书店组成的，我在那里看见了许多“科学”书籍，它们很快出现在教学大纲上面。在火车站附近有许多旅馆，亲戚们来苏黎世做客时就住在那里。我们曾经住过三年的奥伯施特拉斯区的绍伊希策大街几乎已被遗忘了，它能够给予的东西太少了，它离湖区很远，每次我想起它来，总感到我当初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
对于其他一些地区我仅仅知道名称，因此我不加反抗地就同意人们对它们的偏见，我对那里的人们长得怎么样、怎么活动、如何相处毫无所知。遥远的地方需要我；凡是在半个钟头可以到达的地方和非我所愿的方向就像月亮的背面都是看不见的，不存在的。有人认为自己是对整个世界敞开的，并且以对近处的盲目作为对此付出的代价。高傲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以这种态度来决定什么与己有关，什么与己无关。经验的全部路线都是事先确定的，人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没有字母是不可能理解的，什么东西尚未被人看见。对狼吞虎咽的食欲——又称求知欲——我没有发现它忽略了什么。
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得知自己经过的是什么地方。我来到当时仅仅听人讲过的市区，原因是为了慈善事业进行一次募捐，我去询问谁愿意为此尽力。每一个报名参加募捐活动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名“高级女服务员”作为随从，我的那一位个头比我高一些，年龄也比我大，但是她似乎对此事并无兴趣。她捧着钱匣子，我背着我们要卖的东西——大块大块的巧克力。她低头看我时总是以那种安慰的目光，说起话来也知书达理。她穿着一条看上去做工精细的白色百褶裙，我还从来没有从这么近的地方看过这种裙子，我发现，其他人也对这条裙子颇为重视。
此事开始很糟，许多人成双成对地围了上来，打听价格，然后又气愤地走开。我们不能降价，在一个钟头里，我们才卖掉了一块。我的女神感到受了侮辱，但又不甘心失败，她认为，我们必须上人们家里或者到饭店去，最好是到奥瑟西尔区。那里是工人居住区，我从未去过那儿，我觉得，期待那里的穷人给予我们富人已经拒绝给予的东西是荒唐的。她却不这么认为，并且感情冲动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从不积蓄，他们立刻就付出一切。最好是在饭店，他们在那儿喝光口袋里的全部钞票。”
我们出发去这个地区。我们走进一幢大楼，敲开所有住宅的门。那里也有一些住户是从事高级职业的，在三楼的一套住宅的姓名下面就写着“银行经理”。我们按响门铃，一位红头发、留着络腮胡子的先生开了门。他有些疑心，但态度和蔼，先是问我们是不是瑞士人。我沉默不语，那位姑娘回答得非常客气，她既把我也包括进她的回答，却又没有说假话。询问这个姑娘，使这位先生感到愉快，他又问起她父亲的职业，她父亲是医生，这很合乎我们的募捐目的。那位先生对我父亲的职业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这个善于用聪明的风度说话的姑娘身上。她把钱匣捧在合适的高度，并不强求，防止让这个几乎还是空的匣子发出响声。问话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位先生脸上的微笑变成了一种心满意足的奸笑，他接过一块巧克力，放在手心掂了掂分量，看看是否太轻，然后把硬币投进钱匣，同时还补充了一句：“这是为了一项善良的目的，我们有的是巧克力。”然而，他还是留下了那块巧克力，心安理得地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关上房门之后，我们又待了片刻，陶醉在如此多的善意之中，然后才步履蹒跚地来到二楼，看也没看门上的姓名牌就摁响了门铃。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楼下的那位先生，他满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怎么又来了！简直厚颜无耻！”他用手指着与一楼姓名相同的姓名牌，说道，“你们难道不识字！你们马上离开，否则我就叫警察了！也许要我把钱匣没收吗？”他在我们面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们可怜地悄然离去。想必在这两层楼之间有一道楼梯，而且是建在住宅内部的，谁会知道这些呢？我们为成功地推销出产品而陶醉，却忘了看看姓名牌。
我的女伴现在对挨户兜售感到厌倦了，她说：“现在我们去饭店吧。”我们情绪沮丧地走了一段路，最后来到了真正的奥瑟西尔区。我们看见在一个拐角处有家大饭店，她让我别过去，自己先静静地观察起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烟草味扑面而来，饭店里人声鼎沸，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顾客，从帽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工人，各种年龄的都有。他们正坐着喝酒，许多人说着意大利语。我的女伴一点儿也不害怕，她从桌子之间穿过，这里没有一个她可以求助的女性，但是这似乎反倒增强了她的自信。她把钱匣捧到那些男人的面前，因为他们都是坐着的，这对她来说并不困难。我匆匆跟在她的身后，以便及时地递上巧克力。但是，我立刻发现，巧克力是多么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这个姑娘，更重要的是她的那条百褶裙，它在这个昏暗的空间熠熠生辉。大家都盯着这条百褶裙，为它感到惊讶。一个看上去挺腼腆的小伙子撩起裙子的一角，然后赞赏地让它在手指之间慢慢滑动。他的举动似乎仅仅是针对精美的衣料，而不是针对姑娘。他脸上没有笑容，郑重其事地凝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姑娘，说道：“Bellissima。[162]”她接受了对百褶裙的敬意。小伙子立即掏出一枚硬币投入了钱匣。钱对他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他没有注意我迟缓地递上的巧克力，心不在焉地把它搁在桌子上，他为因捐赠而接受东西感到羞耻。姑娘朝前走到下一个男人的面前，这人头发花白，和蔼地冲着她微笑，二话不说就把钱掏了出来。他把口袋里所有的硬币摊在桌上，找了一枚两法郎的硬币，用手指捂了片刻，然后迅速投入钱匣。随后，他盛气凌人地示意我过去，从我手里抽了一块巧克力，将它硬塞给了我的女伴。这是属于她的，这是献给她的，她应该自己留着，最后他又补了一句：“这一块不得出售。”
这样开始，也这样继续。凡是有钱的，都捐了一些，不过后来的人都把巧克力留了下来。没有钱的表示抱歉，这是一些发自内心的客套话。只要姑娘走过去，每张桌子都静了下来，我担心有人会说粗话，然而得到的只有赞赏的目光和惊叹的呼声。我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但是这对我并无妨碍，在这些人的敬慕情绪感染下，我心里不禁暗暗赞叹，我的女伴真美。我们走出这家饭店时，她摇了摇钱匣，掂了掂分量，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再走一两家这样的饭店，就会装不下了。她大概也意识到了她所赢得的尊敬，然而，她也很实际，念念不忘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51、巫师的登场
通过爷爷的几次来访，我发现自己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一得知我独身一人，立刻就来到了苏黎世。他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有好几年他都回避母亲，不过，他们倒是定期通信。战争期间，他经常收到一些告知我们新地址的明信片，后来他们就保持形式上的不带感情色彩的通信联系。
他刚刚得知我在雅尔塔公寓，就来到了苏黎世，他住在中央饭店，通知我上他那儿去。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苏黎世，他的房间看上去都很相似，里面总是弥漫着同一种气味。我去的时候，他正系着皮带在做晚祷。他热泪盈眶地吻过我之后，又继续祈祷。过了一会儿，他指了指抽屉，让我拉开，并且说里面有一个装着许多邮票的信封，那是他为我搜集的。我拉开小柜子的抽屉，然后仔细察看那些邮票。有的我已经有了，有的还没有，他那一双敏锐警觉的眼睛审视着我脸上的表情变化，这种迅速交替的变化向他透露出高兴与失望。我不想打断他的祈祷，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却忍不住了，中断了希伯来语的庄严祈祷，问道：“怎么样？”我含糊不清地赞叹了几声，他感到很满意，于是又继续祈祷起来。祈祷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切都是有规定的，况且他又一丝不苟，一句不省，因此，即使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也不会提前多少。他终于祷告完了，他考问我是否知道这些邮票都是哪些国家的，对我的正确回答赞不绝口，好像还是在维也纳那会儿，我才刚刚十岁似的。这就像他那又流下来的欢乐的眼泪，同样使我感到厌烦。他一边流泪，一边和我说话，他为我还活着感到激动，我是他的嫡亲长孙，又长高了一截子，也许他也为自己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而感到激动。
当他对我审查完毕，也哭够了之后，就领着我来到一家不提供酒精饮料，由女招待服务的餐馆。他热情地盯着女招待，甚至不进行一次冗长的谈话都无法点菜。他是这样开始的：他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孙子。”然后逐一列举了他会说的所有语言，总共有十七种之多。正在服务的这名女招待不耐烦地听完这份没有瑞士德语的清单，然后准备离去。这时，爷爷安慰地把手放到她的屁股上，让她等一等。我为他感到羞耻，但是，姑娘却能够容忍。当我把低下的头重新抬起，他的话已经说完了，他的手仍然放在那个地方，直到开始点菜，他才把手抽了回来。他得和女招待一块儿商量点菜，为此他需要两只手。经过一个较长的程序，他点了和往常一样的东西：为自己要了一杯酸奶，为我要了一杯咖啡。女招待走开之后，我告诉他，这儿不是维也纳，瑞士的情况完全不同，人们的举止行为不能这样，否则将可能得到女招待的一记耳光。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认为知道这些当然更好。女招待端着酸奶和咖啡回来了，友好地冲他微微一笑，他加强语气地谢了一声，再次把手放到她的屁股上，许诺下次来苏黎世时一定再次光顾。我匆匆喝完咖啡，以便能尽快离开这里，每一个亲眼看到的人都会确信，他侮辱了女招待。
我不够谨慎，跟他谈起了雅尔塔公寓的事。他坚持要上我那儿看看，并且预先通知了雅尔塔公寓。米娜小姐不在家，接待他的是罗茜小姐，她领着他看了房子和花园。他对一切都很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在每一棵果树跟前他都要问这棵树结果多少。他询问住在这里的姑娘们的情况，比如她们的姓名、出身和年龄。他把人数加在一起——当时总共住了九个姑娘——认为这个公寓不能住这么多人。罗茜小姐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他提出要看看房间。在他的兴致和问题的吸引下，罗茜小姐领着他看了每一个房间。姑娘们都在城里或者大厅里，罗茜小姐认为让他看看空着的卧室并无不妥。这些卧室我也从未看过。爷爷对凭窗可见的景致赞不绝口，并且还一一查看了床铺。他按照自己的身材来估计每间屋子的大小，认为至少还可以放进一张床铺。他还记着姑娘们的国籍，想知道哪儿是法国姑娘、荷兰姑娘、巴西姑娘睡觉的地方，尤其想知道那两个瑞典姑娘在哪儿睡觉。最后他问起米娜小姐的画室“雀巢”，我事先提醒他必须仔细看看那些花卉插图，有的还得赞扬几句。这件事他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的：他像一个行家似的先站在离画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再凑到跟前，仔细观察绘画技法，然后摇头晃脑地赞赏技法如何高超，而且总是使用热情洋溢的夸张言词。他很精明，不说西班牙语，而是说罗茜小姐听得懂的意大利语。他认出许多花卉在自己家里的花园里也有，如郁金香、丁香、玫瑰，他请罗茜小姐向女画家转达他对她高超技法的赞扬：这么精致的绘画他还从未见过；她是否也画果树和水果？他很遗憾没能看见画的果树和水果，建议增加能够绘画的对象。他的这番话真叫我们感到吃惊，大大出乎罗茜小姐和我的意料。当他问起这些绘画的价格时，我严肃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他坚持要知道，罗茜小姐只好取出上次展销会的清单，把标价告诉了他。其中有一些以几百法郎售出，画幅较小的略微便宜一些。他让罗茜小姐依次报价，并且立刻用心算将价格相加，最后说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可观的总数，罗茜小姐和我根本没想过这个总数。然后，他有些故作姿态地补充说明，这个数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绘画“lahermosura[163]”。罗茜小姐因为不懂这个词，所以摇了摇头。没等我翻译，他就迅速地用意大利语说道：“la bellezza, la bellezza, la bellezza！”[164]此后，他还想再看看花园，这一次更加仔细，在网球场，他问起属于公寓的地产有多大。罗茜小姐也不知道，显得有些尴尬。他用步子测量了一下网球场的长度和宽度，计算出它的面积，然后哈哈大笑一声，开始思索起来。他比较了一下网球场和花园的大小，又同邻近的草坪作了比较，做了一个鬼脸，说出整个面积是多大多大。罗茜小姐被震住了，我一直担心的这次拜访大获成功。晚上，他带我去森林剧院看了一场演出。当我回到公寓时，女士们还坐在她们的房间里等我。米娜小姐不能原谅自己当时外出了，我足足听了一个钟头她们对祖父的赞扬，甚至连地产的大小他也算对了。他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巫师。
52、黑蜘蛛
对我来说，瓦利斯山谷是谷中之谷，这与山谷的名称有一些联系，在拉丁语中，山谷这个词成了州的概念。瓦利斯山谷是由罗纳山谷和周围的许多小山谷组成的，在地图上，没有哪个州像它这么联系紧密，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不是自然生成的。读了关于瓦利斯山谷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对它有了很深的印象：这里通用两种语言，有德语区和法语区，两种语言仍然像很久以前那样，保持了较古老的形式，在瓦利尼维区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法语，在勒奇山谷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德语。
一九二〇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又回到了康德斯特克。当时我经常看地图，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勒奇山谷，那里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而且也很容易去：乘火车穿越世界第三长隧道——勒奇山隧道，从隧道那头的第一个车站格彭施坦因徒步穿过勒奇山谷，走到最后一个小镇布拉滕。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完成这一计划，我结交了一批将结伴同行的伙伴，并且坚持让两个弟弟这一次留在家里。母亲说：“你已经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我毫无顾忌地把两个弟弟排除在外，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相反，她对此感到很满意。她一直担心我一味埋头读书会变成一个优柔寡断、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人。她在理论上赞成体谅弱小，但在实践上则失去了自制力，尤其是当这种体谅妨碍一个人达到目标的时候。她支持我的意见，为两个弟弟安排了其他的活动。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了，我们将乘早上的头班火车穿越勒奇山隧道。
格彭施坦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贫瘠荒凉。我们沿着那条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羊肠小道朝勒奇山谷攀登。我得知，这条小道在不久以前还要更加狭窄，只有为数不多的动物在这里出没。不到一百年以前，这一地区还有狗熊，可惜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当我还在缅怀早已销声匿迹的狗熊时，山谷突然展现在眼前，只见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亮耀眼，一直向上延伸，爬上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最后消失在一片冰川之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到达山谷的尽头，但是小道却蜿蜒迂回。从费尔登到布拉滕要经过四个小镇，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无一雷同。女人们头上都戴着黑色的草帽，不仅仅是成年妇女，还包括小姑娘，甚至就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戴着这种富于节日气氛的帽子，好像她们自打出世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山谷的特点，而且必须向我们这些闯入者证明，她们并不属于我们之列。她们紧跟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些脸上皮肤干枯、布满皱纹的老人始终伴随着她们。这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几千年以前。一个胆大的小男孩朝我们走近了几步，一个老年妇女招呼他到她那儿去，要他避开我们。她说的那两句话很好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来，Buobilu！”这是什么样的元音啊！对“小男孩”这几个字，我常听到的说法是“Büebli”，可是她却说“Buobilu”，一个u、o和i三个元音的组合。我突然想起一些在学校读过的古高地德语[165]诗歌。我知道瑞士德语方言接近中古高地德语[166]，但是有些词汇听上去像古高地德语，我还从未想到过。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因为这是我所听到的唯一一个单词，所以它在我的记忆中更加牢固。这里的人沉默寡言，似乎都在回避我们，在我们整个漫游过程中从未与人有过交谈。我们看见古老的木头房屋、全身黑衣的妇女、窗前的盆花、牧场草地，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说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也许仅仅是巧合。然而，“过来，Buobilu！”作为山谷的唯一的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耳朵里。
我们结伴同行的这伙人来源混杂，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可以听见各种语言的说笑叫喊，就连英国人也显得爱说话起来了。面对沉默的山谷，大家都感到震惊，表示赞叹。我并不为这些住在旅馆里的自命不凡的客人感到羞愧，然而，过去我总是对他们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这儿一切都相互适应，生活趋于统一，寂静、悠闲、适度冲掉了他们的高傲自大，他们对这些自叹弗如、不可捉摸的东西做出的反应是惊奇和羡慕。我们穿过四个村庄，我们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任何与这里的居民接触的可能，这里的人也得不到任何一点儿关于我们的信息，我们甚至看不到一丝好奇。在这次漫游中发生的一切，仅仅就是一个老年妇女把一个尚未走到我们跟前的小男孩从我们身边叫走。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山谷，在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以后，那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避免触及自己心中对它保留的印象，我要感谢恰恰是它的陌生带来的一个后果：对古代生活方式的熟悉感。我说不出当时在那个山谷生活着多少人，也许五百人吧。我只是看见单个单个的人，很少看见超过两个人聚在一起。他们生活很艰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想过，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在外面干活挣钱，但我觉得，哪怕是仅仅离开这个山谷很短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我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种印象恐怕就会消失，他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像我在世界各地见过的人一样。幸运的是，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独一无二和孤立隔绝，后来，每当我读到关于部落和民族的书籍，心里总会产生对勒奇山谷的回忆。我还想读到这样奇特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接受了下来。
像我在这个山谷所体验的对单音节或四音节的惊奇，当时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大约与此同时，我已被戈特赫尔夫[167]所吸引。我在读他的《黑蜘蛛》，我感到黑蜘蛛在追踪着我，它仿佛就藏身于我的脸上。我不能容忍在顶楼小屋的上方挂有镜子，而这会儿我只好羞愧地请求特鲁迪借我一面镜子，然后偷偷地溜到楼上，把门闩上——这在公寓里是不常见的——在自己的两颊寻找黑蜘蛛爬过的痕迹。我没有找到。难道我应该找到吗？魔鬼并没有吻过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脸上发痒，就像是黑蜘蛛的脚在蠕动。白天我经常洗脸，以便确信它的确不在我的脸上。我在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看见了它，在火车天桥上面，我觉得它就像是代替了正在上升的太阳。我飞快地跑上火车，它就在我的对面落了座，旁边的一位老年妇女丝毫也没有发现它。“她是盲人，我得提醒她。”然而，我仅仅是想想而已。当我在施塔德尔霍芬站起来准备下车时，蜘蛛已经偷偷溜走了。老年妇女独自坐在那里。这样多好啊！我没有提醒她，否则她会吓死的。
蜘蛛失踪了好几天，它避开某些地方，从不出现在学校，也不去打扰大厅里的姑娘们，至于赫尔德小姐们，她们单纯、清白，根本就不值得蜘蛛光顾。它就盯着我，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劣迹，每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它就堵住了我的路。
我打算不对母亲提黑蜘蛛一个字，我为它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感到惴惴不安，好像它对病人尤其危险似的，要是我有力量坚持这个决定，也许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母亲第一次来访时，我就说漏了出来，向她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包括每一个可怕的细节。我省略了愉快的婴儿洗礼及所有给人安慰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东西，而戈特赫尔夫正是试图以此来减少黑蜘蛛的影响。母亲一次也没有打断过我，她注意地听着我的述说，我还从未成功地使她如此入迷过。我们俩就像是交换了角色，她向我问起这位戈特赫尔夫——这时我已经快讲完了——究竟是谁，她怎么可能还从未听过一个如此叫人害怕的故事。我自己讲着讲着也害怕起来，为了加以掩饰就把话题引到我们之间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方言的优点和缺点。戈特赫尔夫恰恰又是一位出生在伯尔尼的作家，他的语言是埃门山谷的方言，许多地方几乎让人听不懂。没有方言对戈特赫尔夫是不可想象的，他从方言中得到了他全部的力量。我暗示，假如我不是始终对方言敞开大门的话，我就会错过了《黑蜘蛛》，就绝不会找到通向它的入口。
我和母亲都处于一种由此事引起的激动状态，甚至我们相互怀有的敌视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母亲不想知道有关埃门山谷的事，她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圣经》，它是直接从《圣经》中来的，黑蜘蛛是埃及的第九祸害，方言的过错在于世界上的人们很少知道它，最好还是把这个故事译成文学德语，以便大家都能够理解。
她一回到疗养院，立刻就向她那些几乎全是来自德国北部的谈话伙伴打听戈特赫尔夫，她得知，他除了一些叫人看不下去的、很长很长的、主要是由说教布道组成的农民小说之外什么也没有写过，《黑蜘蛛》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即使它，也写得不够熟练，许多地方略显多余，没有任何懂行的人今天还会认真对待戈特赫尔夫。在她写给我的信里，她还附带提了一个讥讽的问题：我现在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传教士还是农夫；为何不将二者集为一身，我应该做出决定。
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在她下一次来访时，我大谈她深受影响的美学观。在她的嘴里，“唯美主义者”始终是一个贬义词，在上帝的土地上的最后一块领地是“维也纳唯美主义”。这个词组触痛了她，我选用得很恰当，她为自己辩护，流露出为她的朋友的生活所感到的担忧，这种担忧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感到它直接来自于《黑蜘蛛》。人们不能够用唯美主义者去骂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是不是相信，人们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正常思考他们阅读的东西呢？有些事情就像流水，也有些事情人们每天都记忆犹新。这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的身体或精神状况，而不能说明作家。母亲说得很肯定，尽管《黑蜘蛛》如何如何，她也绝不愿再读一行戈特赫尔夫的东西。她决心抵制这个方言的罪人，并且用权威人士为引证。她提到了特奥多尔·多伊布勒尔[168]，他曾在森林疗养院朗读过自己的作品，当时有不少作家曾在那儿朗读过自己的作品。母亲借此机会与他成了朋友，虽然他也朗读了他的诗作，而母亲实际上根本就不喜欢听人朗读作品。她说，多伊布勒尔对戈特赫尔夫也是颇有微词的。“这不可能！”我感到很气愤，我怀疑她的话是否真实。她显得有些张皇失措，赶紧把她的断言稍微缓和了一些：“反正当他在场时有人这么说过，他并没有反驳，因此可以说他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我们的谈话变成了纯粹的刚愎自用，双方都固执地坚持各自的观点。我感到，她渐渐地把我对所有瑞士东西的偏爱视为危险。“你太狭隘了。”她说，“这点毫不奇怪，我们彼此见面太少，你过于自负。你生活在老处女和小姑娘们中间，你被她们吹捧坏了，狭隘而又自负，我不愿为此献上我的生命。”
53、米开朗琪罗
一九二〇年九月，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教师欧根·米勒走了一年半以后，他宣布将要主持一个关于佛罗伦萨艺术的系列讲座。讲座在苏黎世大学的一个报告厅举行，我准时到场，虽然我当时还不是大学生。讲台的高度意味着报告人与听众保持的某种距离。我坐得很靠前，他看见了我。听众比我们全校的人还要多，来自各个年级，坐在我们中间的还有成年人，我认为这是欧根·米勒受人欢迎的标志。他说话仍然是那种热情的、瓮声瓮气且带有咂咂响声的声音，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了，只有当他放幻灯片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暂时中断。他对艺术品怀有无限的崇敬，以至于他都说不出话来了。当一幅幻灯片出现时，他总是只说两三句话，而且尽可能简短。然后他就沉默不语，以便不打扰他期待我们流露出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这对我来说并不合适，在咂咂的响声消失的每一秒钟，我都感到悲伤，进入我心里的和我想要听的仅仅是他说的话。
在第一堂课上，他把我们领到许多浸礼堂门前，吉贝尔蒂[169]为此工作了二十多年，这要比我在这些门上所看见的东西对我触动更深。我这时才知道，有的人可能毕生创作一种或两种作品，我一贯钦佩的耐性在我眼里显得格外高大雄伟。在不到五年之后，我找到了自己心甘情愿毕生从事的工作。我可以立即说出这一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也并不羞于以后再告诉那些值得我重视的人，我感到这多亏了欧根·米勒关于吉贝尔蒂的信息。
第三堂课我们来到了梅迪奇礼拜堂[170]，这座礼拜堂是专门为梅迪奇家族建造的。躺着的女人雕像忧郁深沉，深深地触动了我。她们一个在昏昏欲睡，另一个似乎永远不会醒来。仅仅拥有美丽外表的美人在我看来是空洞的，拉斐尔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抱着婴儿因激情、不幸和不吉利的预感而心情沉重的美人则征服了我。她似乎不可被别人所替代，她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相反，她经历了不幸的考验，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她没有扭曲变形，保持镇定刚毅，她就有权利被称作是美丽的。
使我感到激动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女人雕像，还有欧根·米勒述说的关于米开朗琪罗的事迹。米勒老师在做报告之前一定看过孔迪维和瓦萨里[171]写的传记，他引用了许多具体的细节，若干年以后，我在他们写的传记里找到了这些细节。在他的述说中，这些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逼真，人们都会以为他是刚刚通过口头述说得知这些细节的。岁月的流逝似乎也没有使它们有丝毫缺损，我很喜欢那个早已破损的鼻子，似乎米开朗琪罗正是由此而成了雕塑家。他又讲述了米开朗琪罗对萨伏那洛拉[172]的爱戴，虽然萨伏那洛拉坚决反对艺术的偶像崇拜，并且是罗伦佐·梅迪奇[173]的死敌，米开朗琪罗在耄耋之年仍然捧读他的讲道文。罗伦佐发现了神童米开朗琪罗，并且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叫到他的书桌跟前，他的死使这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深感震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开朗琪罗没有认识到他的继任者的卑鄙。朋友们想让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的梦想，是我搜集和思考的一系列流传下来的梦想中的第一个，我在课上立刻把它记了下来，经常找出来读读。十年以后，当时我正在写《迷惘》，当我在孔迪维写的传记里找到这个梦想时，我不禁又回想起了这一时刻。
我喜欢米开朗琪罗的高傲以及他敢于反抗尤利乌斯二世[174]的精神，他作为一个冒犯者逃出了罗马[175]，作为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反对教皇，有几次，他曾当面顶撞教皇，就好像他与教皇是完全平等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卡拉拉附近的那孤独的八个月，他当时让人凿出了准备为教皇雕刻墓碑的石料。他突然感到某种诱惑，试图制作巨大无比的雕像，纵然是从正在海上航行的船上也可以看见。然后，是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176]，他的那些从不认为他是画家的敌人想以此来诋毁他。他为此工作了四年，产生的是怎样的杰作啊！性急的教皇威胁要把他从脚手架上扔下去，因为他拒绝用金色来装饰湿壁画。米开朗琪罗的这几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那件作品本身也进入了我的心里，从未有过什么东西像西斯廷天顶画这样对我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我懂得了固执如果与忍耐结合在一起，将会具有无限的创造力。绘制《最后的审判》花了八年的时间，虽然我直到后来才懂得这件作品的伟大，但是当我听到他画的人物因为赤身裸体而被要求覆盖时不禁感到愤愤不平，他当时已经年近八旬。
米开朗琪罗在我心里成了传奇人物，他为自己创作的伟大作品备受折磨，但是他挺了过来，我觉得，我所敬爱的普罗米修斯来到了人间，这个神话中的英雄所做的事情米开朗琪罗也做到了，而且无所畏惧。当一切都结束了之后，他成了受人折磨的大师。米开朗琪罗是在恐惧中工作的，梅迪奇礼拜堂的石像产生的同时，他也被统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视为敌人。他对梅迪奇的恐惧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他的情况很糟，压在石像上的压力就是他自己承受的压力。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感情决定了我对其他一些从那时起一直伴随了我许多年的作品的印象，譬如西斯廷天顶画上的人物形象。
当时在我心目中树立的不仅仅是米开朗琪罗的形象。我钦佩他，而自从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旅行以来，我还没有钦佩过任何人。他是使我产生痛苦的第一个人，这种痛苦不能在内部消失，而要生成某种为其他人存在并且延续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痛苦，它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种肉体上的痛苦。当他在绘制《最后的审判》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折断了腿之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人护理，也不让医生进来，独自躺在床上。他不承认这种痛苦，不让任何人来看他，也许他会因此而死去。他的一个朋友是医生，非常艰难地从后楼梯进到他的房间，见他面容憔悴地躺在屋里，这位朋友白天黑夜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直到他脱离了危险。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折磨，它融进了他的作品，决定了他的雕像的非同寻常。他对侮辱的敏感使得他只有去做最困难的事。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榜样，他是骄傲的上帝。
正是他引导我找到了先知：以西结、耶利米和以赛亚[177]。因为我追求一切距我遥远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唯一从未读过并且回避的东西就是《圣经》。爷爷受到这些先知定期出现的时间约束的祈祷使我反感，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胡诌一通，我也不想知道他说的是些什么。当他停下祈祷，用滑稽的手势指着他为我带来的邮票时，他的祈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并不是作为犹太人遇到先知们的，也不是听到了他们的说话，他们是作为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向我走来的。在我提到的那次系列讲座之后的几个月，我得到了一件我最希望得到的礼物：一个印有西斯廷天顶画的书包，凑巧的是，图案正好是众先知和众女巫。
我同他们亲密相处了十年，谁知道这段少年时代是多么的漫长。我对他们比对周围的人更加熟悉，我把他们挂了起来，让他们始终在我的眼前。我站在以赛亚半张着的嘴巴前面，脚下好像生了根似的，我猜测着他传达给上帝的恶毒的话语，我感到他那举起的手指的斥责。在我了解到他要说的话之前，我先设想一番，他的新的造物主使我对它们有了思想准备。
这也许有些不自量力，我想象着这些话语和创造它们的先知的姿势，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从他们确切的外形中去获悉这些话语，我并不试图在比较容易得知的地方探求他们的原话。雕像的姿势包含着丰富的含义，以致我不得不始终转向这些雕像，这是压力，这是真实，这是西斯廷天顶画永不枯竭的所在。耶利米的悲伤、以西结的怒气和暴躁吸引着我，我从未仔细观察过以赛亚，也没有去寻找过他。这是一些我无法摆脱的年老的先知，以赛亚在人们的描绘中实际上并不算老，但我也把他归入年老的先知之列。年轻的先知对我来说如同众女巫一样无足轻重。我听说过一些删减得很多的关于女巫们的赞美，比如特尔斐的女巫和利比亚的女巫是如何美丽，然而，我把这些仅仅作为读过的东西保留在记忆里，我是通过为我进行描述的文字了解这些的。但是，他们始终是一些幻象，他们不可能像高大的巨人矗立在我的面前。我并不以为像年老的先知一样听见了他们的说话，先知在我的眼里是有生命的——这种事我还从未听说过——我将其姑且称作是“着了魔的生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成为神，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凌驾在我头上的力量，每当他们跟我说话，或者我主动跟他们说话，每当我来到他们的面前，我并不害怕他们，而是钦佩他们，我也敢向他们提问。我对他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也许是因为早年在维也纳时已对戏剧人物习以为常。当初我觉得这些就像是湍急的河流，我好像是以一种稀里糊涂、麻木昏眩的方式在许多我尚不懂得如何分辨区别的东西之中游泳。如今，我感到它们具有了差别明显、令人倾倒、清晰明确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