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许多房间和通道出去的途中，我深感自己犯了错误，因为我撒了谎，心里非常压抑。母亲虽然坚定不移地依恋着她的娘家，从未放弃过对她父亲的这种礼节性拜访，但这时她也感到自己的一些过失，因为她使我屡次三番遭到外公那样的责备，这种责难本来是针对爷爷的，却使我独个承受了。为了安慰我，她领我到房后的水果玫瑰园，指给我看她黄花闺女时最爱的一切花卉。她深深吸进它们的芳香，她的鼻孔宽大，鼻翼总是颤动的，她把我抱起来，以便我凑近玫瑰闻闻。假如水果有点成熟，她就为我采摘一些（这事不能让外公知道，因为当天是安息日）。我记得，那是一座令人惊异的花园，但管理不善，有点杂草丛生的现象。外公大概一点也不知道安息日采摘水果的事，为了讨我喜欢，母亲干了这件不允许的事情，这毕竟消除了我的压抑感，因为在回家途中我已经非常活泼愉快，又向母亲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在家里，我从劳里卡表姐处获悉爷爷吃了醋，说他的所有孙子对外公的喜爱都胜过他，她把爷爷妒忌的原因作为最重大的秘密给我吐露了：他是“mizquin”（“贪婪”），但她不让我把这话告诉我的母亲。
07、普珥节[9]/彗星
虽然我们当时非常幼小，还没有真正参加彗星节活动，但我们孩子对这个节日感受极为深刻，那是一个纪念犹太人从凶恶的迫害者哈曼的追捕中获得解救的欢乐节日。哈曼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的名字已进入了口语，在我获悉他是个男人，在世间生存过并策划过恐怖事件之前，我知道他的名字是骂人的话。当我以诸多问题太长时间地纠缠成年人，或者不愿去睡觉，或者不干人家要求我干的事情，这时人家就会重重地、深深地叹一口气：“哈曼！”于是我意识到人家见怪了，我的法宝都已使出，再无法可想了。“哈曼”是谈话末尾时说的一个词，是一声重重的和深深的叹气，但也是一个骂人的话。后来人们对我作了解释，哈曼曾是个恶人，曾经企图把犹太人统统杀害，多亏末底改和以斯帖[10]王后，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成年的人们化了装，走出家门，可以听见街上的喧闹声，一些人戴着假面具在住宅里出现，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夜晚，父母亲离家外出，很久不回来，普遍的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小孩子，我躺在儿童床上没有入睡，倾听着。有时候，父母亲戴着假面具出现，随后又揭掉了面具，这是一次特殊的玩笑，但我宁愿不知道戴面具的是谁。
一天夜里，我确实睡着了，一只巨狼向我的儿童床俯下身来，把我唤醒，一条长长的红色舌头从它的嘴里垂吊下来，它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噜声。我拼命呼喊：“一只狼！一只狼！”没有人听见我呼叫，没有人到来，我的呼叫声越来越尖锐，我急得哭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手伸出来去抓狼的耳朵，把它的头扯下来，父亲站在后面笑了起来。我继续呼喊：“一只狼！一只狼！”我希望父亲把它赶跑，他给我看看手中狼的面具，我不相信他，他只好耐心地说：“你没有看见吗，那是我，并非是真狼。”虽然这么解释，但也无法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停地抽噎和哭泣，我相信狼形人妖的故事变成了真的。父亲并不知道，当我和那几个保加利亚小姑娘在黑夜里孤零零地瑟缩成一团的时候，她们老是给我讲述些什么。母亲责备自己讲了那乘坐雪橇的故事，但也指责了父亲对化装那种无法克制的兴趣，他最喜欢做的事是演戏，当他在维也纳上学的时候，他的唯一希望是当演员，但在鲁斯丘克，他却被无情安插进他父亲的商店里了。这儿虽有个业余剧团，他同母亲一起登台表演过，但哪能跟他早先在维也纳上学时候的梦想相提并论呢！母亲说，在普珥节期间，他真的是情不自禁了，那时，他多次地接连变换他的面具，在最奇特的场面中，他使所有的熟人都感到惊异，都吓了一跳。
我对狼的恐惧持续了很久。我整夜整夜地做噩梦，经常把父母亲唤醒（我在他们的房间里睡觉），父亲设法让我平静下来，直到我又入睡，但随后狼又在梦中出现了，我难以很快就驱散狼的梦幻。从这个时候起，我被看作受惊吓的孩子，不能过分刺激我的幻想，结果，在好几个月里，我只听到一些乏味无聊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已统统忘光了。
接踵而来的事件是巨大彗星的出现。我相信，彗星的出现把我从对狼的恐惧中解救了出来，我那幻想中存在的可怕事物，溶化进了那些日子普遍存在的恐惧中，因为我从未看见人们像彗星出现时那样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狼与彗星，两者都是在夜间出现，这就更有理由把它们放在一起追忆了。
在我看见和听见彗星之前，人人都在谈论它，说世界末日已来临。我无法想象世界末日的情景，但我觉察到：当我来到人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变了样，开始窃窃私语，并满怀同情地看看我。保加利亚姑娘们没有说悄悄话，她们以其粗鲁的方式，把话统统说出来，我从她们那里获悉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这是城市里普遍的信念。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难忘的印象，父母是有教养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受这信念的影响，我无法说清，但是我确信他们没有抵制这普遍的信念，不然，根据早年的经验，他们就会对我做些解释，但是他们没有做。
一个夜晚，有人说现在彗星出现了，它将要落到地球上。我没有被打发去睡觉，我听见有人说，现在睡觉没有意义，小孩子们也应该到花园里来。大花园里闲站着许多人，这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我们院内几家和邻居家的所有孩子都混杂在成年人中间，大家全都抬头仰望苍天，只见彗星高挂天际，硕大无比，光芒四射，盖住了半个天空。我全神贯注，试图追踪彗星的整个长度。也许它在我的记忆中延长了，也许并没有占据半个天空，而是小半个天空，我得听凭其他当时已经成年并且没有担惊受怕的人来断定这个问题。但那时候天非常亮，几乎如同白天，我知道得非常清楚，那的的确确是夜晚，因为我头一次在这个时候没上床睡觉，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大家都站在庭园里，成年人没有来回走动，四周鸦雀无声，最先走动的还是小孩子们，此时人们很少照管他们。在等待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害怕（人人心里也都充满了恐惧），有人给了我一条挂着樱桃的树枝，用来解除我的恐惧，我嘴里嚼着一个樱桃，把头高高扬起来。我竭力用眼睛跟踪这无比巨大的彗星，在紧张的追踪中，也许在对彗星那神奇美丽的沉醉中，忘记了自己嘴里吃着樱桃，连核也吞下肚里了。
观看了很久，没有人疲倦，人们继续紧挨在一起，我既没有看见父亲，也没有看见母亲。那些和我的生活有重大关系的人，没有谁孤零零地单个站着。我只看见大家在一起，如果说我现在如此频繁地使用“在一起”这个词，那我是想说：我把他们看作群体——一个惊愕的期待着的群体。
08、有魔力的语言/火灾
复活节前家里进行大扫除。一切东西都挪动了，乱七八糟。
扫除提前开始，持续了近两个星期，那是乱糟糟的日子。人人都无暇顾及我，我经常妨碍了他人的行动，因而或者被推到一边，或者被打发走开，甚至在厨房里——这儿准备着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顶多也只能看一眼。我最喜欢那些褐色的鸡蛋，这些蛋在咖啡里煮了好多天。
为了逾越节[11]晚会，客厅里摆放了一张长桌，作为晚会的场所，桌子能容纳许多客人。在逾越节晚会上，全家人聚首一堂，另外，我们还把两三位陌生人从街上请进来，让他们坐到宴会餐桌旁，并参与一切庆祝活动，这是风俗习惯。
爷爷坐在首席位上宣讲Haggadah——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故事。那是他最骄傲自豪的时刻：他不仅高踞于他的儿子们和女婿们——他们对他表示尊敬，遵从他的指令——之上，而且也是性情最暴烈的人。这位年龄最大的长者，目光锐利，什么东西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在以枯燥的吟唱似的语调宣讲时，他能察觉到餐桌旁最微小的动作，每个最细小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轻微的手势他都能立刻察觉出。古老的故事造成一种非常温暖、亲密的气氛，在故事中，一切都做了精细的安排，都有它的位置。在逾越节晚会上，我非常钦佩爷爷，也赞赏他的儿子们（他们和爷爷不能很好相处），他们情绪高涨，轻松愉快。
我是年纪最小的，我也有自己的并非不重要的职责：我必须讲Ma-nischtanah，即配合讲述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故事，是趁举办节日的时机讲的。晚会一开始，出席者中年纪最小的就询问宴席上备办各种东西的含义：没有变酸的面包、带苦味的卷心菜和其他风味独特的食品。故事讲述人，这种场合就是爷爷，用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详细故事来回答年纪最小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我的问题，我背得滚瓜烂熟，提问时我手里拿着书，装出读书的样子，没有我的提问，就不能开始讲故事。故事的细枝末节，我都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为以前人们常常给我讲，但在这次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失去这种感觉，即爷爷在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次盛大的晚会。我觉得自己重要，甚至不可缺少，庆幸的是，没有比我年纪更小的堂弟把我的职位挤掉。
我虽然倾听爷爷的每句话，留意他的每个动作，但也盼望故事尽快结束。因为讲完故事后会有最精彩的节目，男子们突然全都站起来跳舞，四下里跳来跳去，大伙一起边跳边唱“Had gadja, had gadja（“一只羔羊，一只羔羊”）。那是一首有趣的歌曲，我很熟悉，这与此有关，就是一唱完歌，一位叔叔就招手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给我把每行歌词都翻译成西班牙语。
父亲从商店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跟母亲攀谈起来，在这个时期里，他俩相亲相爱，亲密无间。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听不懂，他们说德语，那是他们在维也纳度过的幸福的学生年代的语言。他们最喜欢谈论城堡剧院，在那里，还在他们相识之前，他们观看同样的戏剧，见到同样的演员，回忆起这方面的情况时，他们谈个没完。后来我获悉，他们是在这种交谈中互相爱上的，他们渴望当演员，但未能如愿，而由于他们通力合作，却使其遇到许多阻力的婚姻获得成功。
出身于保加利亚一个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西班牙被逐之犹太人后裔家庭的阿尔迪蒂外公，反对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同一个阿德里安堡暴发户的儿子成婚。卡内蒂爷爷年轻时流落街头，从一个希望落空的孤儿艰难地爬了上来，他虽已发家致富，但在外公眼里，依然是个江湖骗子、伪善者、说谎者。“Es mentiroso.”（“他是个说谎者。”）我有一次还亲自听他这样说，那时他不知道我在注意听他说话。阿尔迪蒂一家的蔑视，使卡内蒂爷爷指责他们态度高傲，他的儿子可以娶任何一个姑娘做妻子，而要是他偏偏跟这个阿尔迪蒂的闺女结婚，他卡内蒂就感到自己深受侮辱。因此，我的父母亲起初隐瞒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年岁较大的兄弟姐妹和心地善良的亲戚的积极帮助下，才使得自己的愿望渐渐地接近实现。两位老人终于让步了，但他们之间总是保持紧张的关系，彼此相恨，永不和睦。在秘密联系的岁月里，这对年轻人通过德语交谈不断地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设想，不知有多少对登台献艺的情侣从中起了促进作用。
当父母开始谈话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感到他们的话不可思议，交谈中他们非常活泼，兴高采烈，我觉察到这个变化，便以德语声调与它联系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们谈话，听完后便询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咧口笑了，说要了解我所问的事情，对我来说为时太早，这些事情我以后才能明白。他们把“维也纳”一词（仅此一词）告诉我，已是过分的了。我想，他们用这种语言交谈的必定是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久久地徒劳地恳求后，便愤然跑开，跑到另一间很少利用的房间里，以完全像咒语那样的语调背诵几句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话。我常常独自一个人练习说这几句话，单独一人的时候，就把我已背熟的所有句子或者个别词连续不断地说出来，说得非常快，肯定无人能听明白，但我小心从事，谨防父母觉察到，我以自己掌握的秘密来报答他们的秘密。
我发现，父亲给母亲起了个名字，只有当他们说德语的时候，他才使用这个名字，她叫玛蒂尔德，他则称她梅迪。有一次，我站在花园里，尽可能出色地伪装自己的声音，向屋里高声呼叫“梅迪！梅迪！”父亲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从花园里呼叫她的。呼叫后，我就迅速绕着住宅奔跑，过了一会儿，我又带着清白无辜的神情抛头露面了。只见母亲无可奈何地站着，问我是否看见了父亲，她把我的声音听作是父亲的，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胜利。她在他回家后马上就给他讲了这件事，说它是无法理解的，此事我守口如瓶，不告诉他人。
他们哪里想到是我干的，在这个时期众多的强烈愿望中，我最强烈的愿望是想掌握他们的秘密语言。我无法解释，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对父亲没有愠色，却对母亲怀恨在心，多年以后，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亲自教我学德语，我的怨恨才消除了。
一天，庭园浓烟滚滚，我们的女仆中有几个跑到街上去，很快便激动地带着一个消息跑回来，说邻近有一家着火了，房子在熊熊燃烧，整个房子都烧毁了。除奶奶外——她向来不从她的沙发站立起来——院子周围三家人，都走出了家门，所有居民都朝着着火的方向奔去，行动非常迅速，以致人们把我忘了。我孑然一身，有点害怕，也许我也想去看看火灾，也许更想朝着大家奔跑的方向跑去，于是我就走出敞开着的院子大门，来到大街上——我被禁止到街上去——卷进了仓促奔跑的人的洪流之中。幸亏我很快就见到了我家的两个年纪较大的女仆，由于她们无论如何不改变方向，她们便把我夹在中间，拉着我匆匆快跑。在离大火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她们站住了，这时我头一次见到一幢熊熊燃烧着的房子。它已大体烧光了，横梁倒塌下来，火花飞溅。已经临近傍晚，天色渐渐昏暗，而大火仿佛越烧越旺，但是所留给我的远比熊熊燃烧着的房子还要深刻的印象，就是围绕着房子奔跑的人们。从我们站立的地方看去，他们又小又细，某些人站在房子的近处，另一些则从那里离开，他们个个背上都驮着东西。“盗贼！”女仆们说，“这些人是盗贼！他们在被逮住之前，从房子里背走东西！”她们对盗窃行为比对火灾更感到激动不安，她们屡次三番地呼喊“盗贼”，我也跟着激动起来了。那些远远看去又小又黑的人们不知什么是劳累，他们低低地弯着腰，向四面八方散开，一些人肩上扛着包裹，另一些人在多角形东西的重压下弯着腰走路，我不知道所背的是什么东西，我问：“他们背的是什么？”女仆们总是重复道：“盗贼！他们是盗贼！”
此情此景，我难以忘怀，后来我发现在一位画家的画里反映出来了，我无法再说清本来是怎样的，画里又添加些什么。我在维也纳观看勃鲁盖尔[12]的绘画时，已经十九岁了，我马上认出了童年时代发生的那次火灾中出现的许多卑贱的人物。这些绘画，我非常熟悉，仿佛我老是在它们中间活动似的，我感到它们对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每天都去观看。以那次大火为开端，我的生活一直是在对这些绘画的观赏中度过的，仿佛其间并没有相隔十五年。勃鲁盖尔成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画家，但是我并非通过观察后的思考明白他，我遇见他，就好像他已盼望我好久，肯定无疑，我必须到他那里去。
09、蝮蛇和字母
一个湖勾起了我对遥远年代的回忆。我看见湖，它很宽阔，我透过泪珠看见它。我们——父母和我，还有一个拉着我的手的小保姆，站在岸边的一叶小舟旁。父母亲说，他们想要乘坐这条小船。我竭力挣脱开，以便登上小船，我表示：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但是父母亲说，我不可以同去，我必须同牵着我的手的小保姆留下来。我纠缠了好久，父母亲仍不顾情面，小保姆没有放开我，我便咬她的手。父母亲很生气，让我跟她留下来，以示惩罚。他们消失于小船里，我在他们后面对他们拼命呼喊，现在他们远去了，湖变得越来越大，在我泪汪汪的眼睛里，一切东西都变得模模糊糊了。
那是沃特湖，我当时只有三岁，过了好久我才听说此事。从特兰西瓦尼亚的喀琅施塔德，即从我们第二年度过夏天的地方，我看见森林和一座山，看见山丘上的城堡和四面八方的一些房屋。那景色我已没有印象了，但是父亲当时讲的一些关于蛇的故事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赴维也纳之前，他住在喀琅施塔德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学校附近有许多蝮蛇，农民们希望清除蝮蛇，因此少年们都学习抓蝮蛇的本领，一袋死蛇可得到两个十字币[13]。父亲教我如何抓蝮蛇，说就在蛇头后抓，这样蛇就无法伤人，又教我如何把蝮蛇打死，他说，如果懂得如何抓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且根本没有危险。我非常佩服他，想要知道蝮蛇在袋里是否真的全都死了，我担心它们装死，会突然从袋里窜出来。口袋是牢牢地扎紧的，他说蝮蛇必定死了，不然就得不到两个十字币了。我不相信蛇全都死光了。
这样，我们就接连三年在奥匈帝国的卡罗维发利、沃特湖和喀琅施塔德度过了暑假。如果要把这三个地点连成一个三角形，那么这三个相隔很远的地点之间，就占了古老帝国相当一部分地方。
关于奥地利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鲁斯丘克度过的时期有许多事情可讲，不仅仅是父母亲都在维也纳上学，也不仅仅是他们之间都说德语。父亲每天都读《新自由报》，当他慢慢地打开报纸的时候，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读报，就看都不看我一眼，无论如何不搭理我，这个时候母亲也不向他询问事情，甚至也不用德语跟他交谈。报纸上有什么东西使他如此沉迷呢？我设法要弄个水落石出。起初我以为是气味，便在我独自一人无人看见我的时候登上椅子，好奇地闻一闻报纸。接着，当我在他背后的地板上玩耍的时候，我又在观察，看他如何沿着报纸移动他的头颅，并且在他背后模仿起他来，当然我的眼前没有报纸，那报纸父亲放在桌子上双手拿着。有一次，一位来访者进来找他，他转过身来，发现我在做虚构的读报动作，这时，还在他招呼来客之前，他跟我说话，向我作了解释，说问题在于字母，在于许多小不点儿的字母。他用手指点一点字母，说我很快也要学习字母了。父亲的话在我的心中唤起了学习字母的巨大渴望。
我知道，报纸是从维也纳来的，路途遥远，从多瑙河乘船去那里要四天。人们常常提起一些亲戚，他们到维也纳去向名医请教。那些大专家都是头等的名流，这些名人，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了。后来我来到维也纳，获知洛伦茨、施勒辛格尔、施尼茨勒、诺伊曼、哈耶克、哈尔班，所有这些名字都是真有其人时，我感到惊奇。我从未试图亲自去见他们，他们坚持自己的格言，这些格言有那么大的影响，到他们那儿去的路途又是那么遥远，人们从他们那里归来，只可以吃特定的东西，而其他东西是禁止吃的。我原以为他们操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无人通晓，只能猜测。我没想到，它跟我从父母亲那里听到的、虽然不懂也偷偷地练习的那种语言是一样的。
人们常常谈论语言，光是我们的城市里就有七八种语言，这些语言每个人都懂一点，只有从农村来的那些小丫头才只会保加利亚语，因而被看作是愚蠢的。每个人都列举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多掌握一些语言是重要的，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解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
早年，商人们出门旅行时把他们全部的金钱都放在围在腹部的腰包里，他们也这样乘坐多瑙河上的轮船，这是很危险的。我母亲的爷爷在甲板上装着睡觉，倾听两个男人在用希腊语讨论一个谋杀计划：他们打算轮船一靠近下一个城市，就突然袭击一个舱房里的商人，把他弄死，抢走他那沉甸甸的钱袋，将其尸体从舱房的一个窗口扔进多瑙河里，轮船一停泊，就马上离开船只。我的外曾祖父跑到船长那里，向他讲了自己听到的情况。那位商人受到警告，一位乘务员偷偷地隐藏在舱房内，其他人在房外站岗，当那两个凶手去执行他们的计划时，就被抓住了。码头上，在他们企图带着他们抢来的财物逃之夭夭的地方，他们被戴上手铐，送交了警察。这是因为，譬如说，懂得了希腊语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趣的语言故事。
10、谋杀
我的表姐劳里卡和我是形影不离的游戏伙伴，她是邻舍索菲姑姑年纪最小的闺女，但比我年长四岁。庭园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她照管我不要跑到街上去。庭园很大，我可以到处去，只是不可以到水井边缘，因为有个小孩曾掉进去淹死了。我们玩许多游戏，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仿佛不存在年龄差别似的。我们有很多个共同的藏匿处，我们不向任何人泄露这些地方，一起把小东西存放在那里。我们总是互通有无，一个人有的东西也属于另一个人，倘若我得到了一件礼物，我就马上带着礼品跑开，说：“我得给劳里卡看看！”随后我们便商量把礼物存放到哪个藏匿处。我们从不争吵，我干她所希望的事情，她也干我所希望的事情。我们彼此非常友爱，以致我们总是有同一的愿望。我不让她感到，她毕竟是个女孩，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自从我的弟弟出生以来，自从我穿上长裤之后，我非常清楚我作为长子的地位，这也许有助于平衡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别。
后来，劳里卡上学读书，上午不露面了。她的不在使我感到很孤寂，我独自一人玩耍，等候她，她放学回家，我就在大门处拦截她，盘问她在学校里都干了些什么。她对我讲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也设想学校的情景，我渴望上学，跟她在一起。过了一些时候，她带了一个练习本回来，庄重地在我的眼前把本子打开，本子里有蓝墨水写的字母，这些字母对我的吸引胜过我曾经见到的一切东西。但是当我想要摸一摸练习本的时候，她突然严肃起来，她说我不可以摸，她不可以让本子离开她的手。头一次遭到拒绝，我十分惊愕，经过温情的恳求，我得到允许可以用手指指着字母，问它们是什么意思，但不许碰它们。这一回她回答了我的问题，虽然给了我答复，但我察觉她没有把握，她的话自相矛盾，由于我对她收回本子很生气，便说：“你根本就不懂！你是个坏学生！”
从此以后，她总是防备着我看她的本子。不久她有了许多本子，我为她的每个本子而羡慕她，这事她心里非常明白，于是一场可怕的游戏便开始了。她完完全全改变了对我的态度，让我知道自己气量小。她日复一日地让我乞求看她的本子，却每天都拒绝我看。她会让我久久地等候她，以延长对我的折磨。一场灾难的发生，我并不感到惊奇，尽管无人预见到它会采取什么形式。
家里谁都不曾忘记，我跟通常一样白天站在大门口等候她。她刚一露面，我就乞求道：“让我看看笔迹。”她一声不吭，我意识到，现在她又要耍花招了，此刻无人能把我们分隔开。她慢腾腾地把书包放下来，又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本子，接着又慢条斯理地翻阅本子，随即闪电般迅速将本子伸到我的鼻子前面，我伸手去抓，她抽回手，跑开了。她从远处把一个打开的本子递给我，叫喊道：“你太小！你太小！你还不能读！”
我试图抓到她的本子，便四处追赶她，我乞求她，恳求看看本子。有时候，她让我接近她，靠得非常近，以致我以为可以抓住本子，却在最后一瞬间把本子抽回，逃跑了。凭借巧妙的花招，我成功地把她赶到一堵不太高的墙的阴影里，她从这里无法再逃脱了。这时我捉住了她，极其激动地呼叫：“把它给我！把它给我！把它给我！”我指的当然是本子，也是指笔迹，对我来说，两者是一回事。她把拿着本子的手高举于头上（她远比我高大），接着便把本子放在围墙上面。我个子太小，上不去，跳了又跳，结果白费力气，她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突然我让她站着，绕着房子走了很长的路来到与厨房毗邻的后院，去拿那位亚美尼亚人的斧头，想要砍死她。
后院里堆放着已劈碎的木柴，斧头放在木柴旁边，那位亚美尼亚人不在那里，我拿起斧子，把它举到自己跟前，沿着那段长长的路回庭园去，嘴里唱着一首杀气腾腾的歌曲，不停地唱，反复地唱：“Agora vo matar a Laurica！Agora vo matar a Laurica！”（“现在我要宰掉劳里卡！现在我要宰掉劳里卡！”）
她看见我回来，双手高举着斧头，便尖声着大叫跑开了。她如此高声尖叫，仿佛我已经用斧子砍中了她。她不停地尖叫，她的叫声毫不费劲地盖过了我那好斗的叫喊，我不停地、坚决地、但并非特别高声地将歌曲顺口背诵出来：“Agora vo matar a Laurica！”
爷爷手执拐杖，从他的房里冲出来，从我手里夺走了斧头，怒气冲冲地严词训斥我。庭园周围所有的三幢房子这时都热闹起来，人们走出家门，父亲已外出旅行，但母亲在家里，于是召集了家族会议，讨论我这个凶残孩子的问题。我长时间地保证说，劳里卡残酷地折磨了我。我五岁就抡起斧头要砍死她，大家都无法理解，是的，我也只能把沉甸甸的斧头搬到自己面前来。我以为，人们能理解我非常热衷于文字，犹太人都是这样，“文字”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非常重要。我的心灵中必定有些非常不好和危险的东西，这些东西驱使我企图谋杀我的游戏伙伴。
我受到了重罚，但是本身也深受惊吓的母亲却安慰我说：“你很快就要学习读书写字了。你不必等到上学的年龄，你可以事先学习。”
无人看出我那行凶的图谋同那位亚美尼亚人的遭遇的联系，我喜爱他，喜爱他悲伤的歌曲和他的话，我爱那把他用来劈柴的斧头。
11、诅咒旅行
同劳里卡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她不信任我，放学回来就躲避我，留心不当着我的面取书包里的东西。我对她的作业根本不再感兴趣，作了谋杀的尝试之后，我坚信她是个坏学生，为她写的错误字母感到脸红。我暗自这样说，也许这样我方可挽救自己的自尊心。
她对我做了可怕的报复，虽然她事后矢口否认。我所能做到的有利于她的一切让步，或许就是让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干过的事情。
各家使用的水，大部分是盛在大桶里从多瑙河拉上来的。一头骡子拖着木桶，桶装入一特种车辆里，一个什么也没有运送的“送水者”，手持皮鞭走在车前。拉来的水在大院门前卖掉，非常便宜，水从车上卸下，倒进大铁锅里，然后煮沸。盛着热水的几口铁锅被置于房前，放在稍呈长形的平台上，让它们冷却一段适当的时间。
劳里卡与我又能相处了，起码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做捉人游戏。有一次，盛着滚烫开水的几口铁锅放在平台上，我们在铁锅之间跑来跑去，太挨近铁锅了，劳里卡就在一口锅旁抓住了我，推了我一把，于是我便跌进了沸水中。除头以外，我的全身都烫伤了。索菲姑姑听见了可怕的叫喊，把我从锅里抱出来，替我脱掉衣服，我周身的皮肤也随之脱落了。人们为我的生命担惊受怕，我带着剧烈难忍的疼痛卧床数周之久。
父亲当时在英国，这对我来说是最倒霉的事情。我想，我必定要去见上帝了，我便高声呼叫他，哭诉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比疼痛还难受。那疼痛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已不再感觉到疼痛了，但我依然感到对父亲那绝望的思念。我想，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可人们断言他知道，这时我便叫喊道：“为什么他不回来？为什么他不回来？我想要见他！”也许他真的迟疑不决，拖延回来，几天前他才抵达曼彻斯特，他要在那里筹备我们的搬迁事宜，也许他想我的状况会自然而然地好转，他不必马上回来。但是即使他立刻获悉我的情况，毫无迟疑地踏上归途，那么遥远的路，他哪里能够马上到家呢？我的健康状况一小时一小时地恶化，人们安慰我，总说父亲今天不到明天就到，让我一天天地等下去。一天夜里，人们以为我终于入睡了，我却霍地从床上跳起来，扯下身上的一切衣服，我没有因疼痛而呻吟，而是呼叫他：“Cuando viene？Cuando viene？”（“为什么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母亲、医生、其他所有服侍我的人，我都漠不关心，不看他们，他们干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毫不理会他们的细心周到，我只有一个念头，其实那是一个伤口，一切都汇进这伤口里，那就是父亲。
后来我听见他的声音，他从后边走到我身边来，我趴着躺在床上，他轻声呼唤我的名字，他绕着床走，我看着他，他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头发上，他就是我的父亲，我没有疼痛了。
从这一时刻起所发生的一切，我是从他人的讲述中了解到的。伤口变成了一个奇迹，开始痊愈了，他答应不再离开，此后数周，他都待在家里。医生确信，倘若父亲不回来见我并且留在我身边，我就活不成了。他认为我已没有指望了，却坚持等待父亲的归来，这是他的唯一的、并不太有把握的希望。他就是那位帮助我们兄弟三人出生的大夫。后来他习惯说，我的这次再生是他经历的所有分娩中最艰难的一次。
我出事前几个月，即一九一一年一月，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分娩是轻松的，母亲感到自己足够强壮有力，能够自己给他喂奶。这次分娩同上一次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因而并未把它看得太重要，仅仅在短时间内是人们注意的中心。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觉察到，重大的事情正在进行中。父母亲谈话的语调变了，听起来又坚决又严肃，他们当着我的面没有老是讲德语了，而且常常谈论英国。我获悉，我的小弟弟以英国的新国王的名字命名，叫格奥尔格。我喜欢这个叫法，因为它有点出人意料，爷爷却不大中意，他希望并坚持起一个《圣经》里的名字。我听见父母亲说，他们不让步，孩子是他们的，他们爱怎样起名就怎样起名。
造爷爷的反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格奥尔格这个名字的选择，乃是对他的一次公开宣战。母亲的两位兄弟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一个商行，生意迅速兴隆起来。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溘然去世，另一个建议我父亲到英国去同他合伙经营。对父母亲来说，这是一次摆脱他们觉得太狭小并且过于东方化的鲁斯丘克，摆脱爷爷那太令人憋闷的专横的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马上答应了，可是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现在起在他们与爷爷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爷爷无论如何不愿意把他的一个儿子交出来。我不熟悉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斗争的详细情况，但我觉察出家中，特别是庭园里——亲戚们必然在这里相遇——气氛已变化了。
爷爷在大院里一有机会就抓住我，使劲地亲吻我，并且当有人可能看见我们的时候，他还流出热泪。虽然他再三声称，我是他最亲爱的孙子，没有我他就无法活下去，但我根本不喜欢我面颊上这许多的泪水。他试图激起我对英国的反感，这一点父母亲看出来了，便对我讲，那里多么美好，以抵消爷爷的影响。“在那里，所有人都诚实，”父亲说，“人们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根本用不着跟他人握手言定某事。”我站在他的一边，怎能不站在他一边呢？他根本用不着向我保证，说我到英国后马上进学校学习读书写字。
爷爷对父亲，特别是对母亲的态度同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把她看作移居外国一事的主要策划者。有一次，她对他说：“是啊！我们无法再忍受鲁斯丘克这里的生活，我们俩想要离开这里。”他背向着她，不再跟她说话。此后好几个月，我们还在这里，他都不理睬她。他对仍然必须去上班的父亲发脾气，他的脾气令人吃惊，而且一周比一周更可怕。启程前几天，他看见他一无所获，便在花园大院里，当着在场的亲戚们的面，严肃地咒骂他的儿子，众亲戚惊恐不安地在旁倾听着。我听见他们相互之间谈论此事，他们说，一个父亲诅咒他的儿子，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第二部：曼彻斯特（1911-1913）
12、糊墙纸和书籍/在默西河畔散步
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睡他的床，让母亲独自一人待着是危险的。我不知道指定我为她的生活的守护人是谁的主意。她老是流泪，我倾听她哭泣，却无法安慰她，她哭得非常伤心。她起来站到窗口去，我一跃而起，站到她身旁，用手臂搂住她，不让她脱开，我们默默不语，此情此景不是用语言所能描绘的。我紧紧地搂抱住她，要是她从窗口跳出去，势必把我一起拽下去，她没有力气使我跟她同归于尽。当她的紧张心情过去，并从绝望中转过身来对着我，这时候我发觉她的身体松弛了。她把我的头紧紧搂在怀里，大声啜泣起来。原来她以为我睡着了，便努力尽量低声哭泣，以免哭声把我唤醒，但她没有注意到我暗地里醒着，她悄悄地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旁，这时她确信我已熟睡了。多年后，当我们谈起这些日子的时候，她承认：她感到惊异的是，她每次悄悄溜到窗口旁边，我就马上站到她身旁用双臂搂抱住她。她无法逃脱我，她被我拦住了，但我觉察到，我的警惕性使她厌烦。每个夜晚她都不止一次地试图逃脱我，兴奋激动之后，我们母子俩都精疲力竭，很快就睡着了。她对我渐渐地表示出佩服，开始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对待我。
几个月后，我们从伯顿路的住宅——我的父亲在这里死去——迁到帕拉迪诺路她的哥哥那里。那是一幢大房子，住着许多人，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了。
以前在伯顿路的时候，不仅是夜里出现可怕的情景，而且白天也冷冷清清，令人憋闷。傍晚，母亲和我坐在黄色客厅里的一张供玩牌用的小桌旁吃晚饭。这张小桌本来不是客厅里的，后来被特意搬进来供吃饭用，现在桌上已为我们两人摆好了餐具！还有一些冷的小吃：白色的羊奶酪，黄瓜和橄榄，就像在保加利亚吃的那样。当时我七岁，母亲二十七岁，我们进行了一次文明的严肃认真的谈话。四周万籁俱寂，犹如在儿童寝室里一样。母亲对我说：“你是我的大儿子。”这话使我心里充满了责任感，夜里我感到自己对她应该负的责任。我整天想念着晚餐，我自取食物，跟她一样只取一点放在自己的碟子里，一切都是在慢条斯理、经周密思考的动作中进行的。尽管我还能记得当时自己手指的动作，但我们谈了些什么，却记不起来，除了那句经常重复的“你是我的大儿子”的话外，其余的全忘得一干二净了。母亲对我露出一丝微弱的微笑，说话时嘴的活动，不像平常那样热情奔放，而是拘谨的、克制的。在这次晚餐中，我没有察觉出她有什么痛苦，也许因为我在她身旁，她的痛苦解除了。有一次，她给我讲了点关于橄榄的情况。
以前，对我来说，母亲并不太重要。我从未看见她独自一人待着。我和弟弟受一位家庭女教师的保护，经常在楼上儿童室里玩。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比我小四岁和五岁半，最小的格奥尔格单独有个“小笼”，二弟尼西姆因为爱胡闹而声名狼藉。人家刚刚让他一人待着，他就要干点坏事，他打开浴室的水龙头，在人们发现之前，水就经过楼梯流到底层下面来了，或者他展开卫生纸，直到上面过道全被手纸覆盖为止。他经常想出新的和更加糟糕的恶作剧来，他由于恶习难改只能依然叫“the naughty boy”（英语：“顽童”）。
我是唯一去上学的孩子，去巴洛莫路兰开夏小姐那里。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我想以后再讲。
在家里的儿童室里，我多半独自一人玩耍。其实我很少玩，我对糊墙纸说话，在我看来，糊墙纸图案上许多模糊的圈子仿佛是人。这些人在我虚构的若干故事里出现，有时我对他们讲话，有时他们也参加玩耍，我对糊墙纸上的人从不厌烦，我可以跟他们聊数小时之久。家庭女教师跟两个弟弟离家外出的时候，我想独自留在糊墙纸旁。我最喜欢糊墙纸陪伴我，跟两个小弟弟的陪伴比，我更喜欢前者的陪伴，这两个人总要干些像尼西姆的恶作剧那样令人恼火的蠢事，令人讨厌地捣乱。倘若两个小弟弟在近旁，我对糊墙纸上的人就只说悄悄话；假如家庭女教师在场，那么我只暗自杜撰我的故事，对他们我连嘴唇也没有动一动。随后他们三人都离开了房间，我稍等片刻，便不受干扰地开始说话了，不久我就高声说话，情绪激动。我只记得，我试图说服糊墙纸上的人采取勇敢的行动，倘若他们拒绝我的劝说，我就让他们知道我在鄙视他们。我使他们高兴起来，我辱骂他们，我一人待着总有点害怕，我自己所感受的都记在他们的名下。他们是无花果，但他们也一起玩，他们说出自己的话语。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一伙人用自己的辩才反驳我，倘若我能说服这一伙人，那是个不小的胜利。我正在跟这伙人辩论，家庭女教师突如其来地提早回来，并听见了儿童室里的说话声。她迅速步入室内，我的秘密被发现了，从此我总是被带去一起散步，人们认为，如此经常地让我独自一人待着是有害健康的。好景不长，高声跟糊墙纸说话的美事过去了，但我个性顽强，惯于静悄悄地叙述我的故事，即使两个小弟弟在房间里也一样。我能够做到一边跟他们玩，而同时把自己同糊墙纸上的人联系起来。家庭女教师把使我完全戒掉这不利于健康的不良癖好当作自己的使命，只有她才使我丧失了活动能力，在她面前，糊墙纸噤若寒蝉。
在这个时期里，我跟我的真正的父亲进行了最令人愉快的谈话。早上，在他去办事处之前，他来到我们儿童室里，对我们每人都讲几句独特而贴切的话。他性格开朗，快乐，经常编造出新的笑话。早上同父亲谈话时间不长，那是在早餐之前，他同母亲一起在楼下餐室里吃早餐，其时他还未阅读报纸。晚上，他带礼物回来，给每人捎来一点东西，他每天都给我们带礼物回来。此后他在家里待的时间较长，跟我们一起做操。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将我们三人置于他已伸开的胳臂上，这时他抓住两个弟弟，而我得学习在他臂上自由站立。我虽然爱他胜过任何人，但对这样的活动总感到有点害怕。
我上学几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感人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它支配着我此后的全部生活。父亲为我带了一部书回来，领我一人到我们孩子的卧室里，给我讲解这部书。那是一本少儿版的The Arabian Nights，即《一千零一夜》。封皮上有一幅五光十色的画，我想那是阿拉丁和神灯。父亲激励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讲话，说读这部书多么让人开心，他给我朗读了一个故事，说书中的其他所有故事也跟这个故事一样有趣。他要求我现在试试阅读这些故事，把我读过的故事晚上讲给他听，说我读完这部书，他将给我带来另一部。我二话不说，立刻行动，虽然我在学校里才刚刚学习读书认字，可我还是马上读起这部令人赞叹的书来。每天晚上我都向父亲讲一点读过的故事，他遵守自己的诺言，经常带一本新书回来，我整天都沉醉在我的阅读中。
家里有一套儿童读物，都是同样的正方形规格，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封皮上的彩色图画。所有书里的印刷字母大小完全相同，仿佛老是读同一本书似的。但这是怎样的一套书呀！与它相似的书从未有过，我能够记起每部书的书名。继《一千零一夜》之后还有《格林童话》、《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莎士比亚故事》、《堂·吉诃德》、《但丁》和《威廉·退尔》[14]。我不太清楚，怎样把但丁的作品改编成儿童读物呢？每一部书里都附有多幅彩色图画，可是我不喜欢这些画，觉得故事要有趣得多，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我是否还认得出这些插图。可能很容易看出来，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含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那些后来不断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永不能忘记的人物中，仅缺了奥德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