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每一部书后，我都跟父亲议论一下书中的内容，有时候我激动得要命，他得安慰我一番。他从不以成人的方式对我说，童话是不真实的，对此我特别感激他，我也许今天还以为童话是真实的。我清楚地觉察出鲁滨孙不同于航海家辛伯达[15]，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低于另一个故事。看了但丁写的地狱，我做了一场噩梦。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雅克，你不该把这本书给他，这对他来说太早了。”听见了母亲的话，我担心父亲不再给我带书回来，于是我学会隐瞒我的梦幻。我也相信——这点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母亲把我经常与糊墙纸上小人的谈话，同书籍挂起钩来了。这个时期我最不喜欢母亲。我很机灵，能觉察出危险。要不是那书籍和同父亲关于这书籍的交谈对我来说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事，我也许不会如此顺从和假惺惺地放弃跟糊墙纸的高声交谈。
父亲毫不动摇地开导我，继但丁的作品之后，他试以《威廉·退尔》诱导我，看是否奏效。趁这个机会，我头一次听到“自由”一词。他对我讲的一些关于此书的情况，我已忘记了，但他又补充了一些有关英国的情况，说我们迁居英国，是因为这里自由。我知道他多么热爱英国，而母亲的心却放在维也纳上。他努力准确地掌握语言，一位女教员每周来家一次，给他上课。我觉察出他说英语句子不同于德语，他从青年起就已熟悉德语，他跟母亲也多半说这种语言。我听见他有时候反复说个别句子，他把句子慢慢地说出来，仿佛是很悦耳的东西，它们给他带来享受。对我们孩子，他总是说英语，西班牙语——直到那时为止它是我的语言——则退居次要地位，我只从其他特别老的亲戚们那里听到这种语言。
父亲只想听我用英语作关于我读过的那些书籍的报告。我以为，通过这些我偏爱的读物，我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步。我很流利地用英语讲给他听，对此他感到高兴。他所要说的话有特殊的分量，因为他很好地思考过，以免说错，而且他说得仿佛是在向我朗读一样。我满怀激情地回忆这些时刻，这跟他在儿童室里与我们一起玩耍、不断地编造新的笑话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部书是关于拿破仑的。那是站在英国立场撰写的，拿破仑以凶恶暴君的面目出现，他企图把所有国家，特别是英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仍在读这部书。从那以后，我对拿破仑的反感是不可动摇的。给我《威廉·退尔》之后，他马上把这部书给了我。我已经开始向父亲讲述这部关于拿破仑的书，但是还没有讲多少；关于自由的谈话之后，它对我来说是一次小实验。不久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谈论起拿破仑来，这时他说：“宁可等待，现在为时太早。你必须首先继续读下去，后面的情况完全不同。”我确切知道，拿破仑当时还未当上皇帝。也许这是一次考验，也许他想要看看我是否经得住皇帝豪华的诱惑。父亲死后，我继续把这部书读完，我反复阅读它，读了无数遍，就像读所有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图书一样。我对拿破仑的头一个印象是从这部书得来的，不把他跟父亲的溘然逝世挂起钩来，我就再听不得拿破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在拿破仑的所有牺牲者中，我父亲是最大的和最可怕的牺牲。
有时候，父亲星期天带我一人去散步。默西河在我们家不近的地方流过，小河左边由一堵淡红色的墙围绕着，右边有一条小径蜿蜒地穿过一块鲜花遍地、高草丛生的草地。他对我说了草地一词，此词叫“meadow”（英语）。每次散步的时候他都考问我这个词，他觉得此词特别悦耳。对我来说，它是英语中最优美的词。另一个他喜爱的词是“island”（英语：岛屿）。英国是个岛屿，这对他来说有着独特的意义，也许他觉得它是个幸福的岛屿。即使我早已知道英国是个岛屿，他还三番五次地向我说明，这使我感到奇怪。在我们最后一次散步经过默西河畔草地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与我听惯的话截然不同。他非常恳切地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当个博士！”“凡是你想要干的事，你将来都能干成。”他温情地说，如此之温情，以致我们两人都站住了，“你不必像我和两个舅舅那样当商人。你将要深造，凡是你最喜欢的事，你都会成功。”
我总是把这次谈话看作是他的遗愿。但是当时我不懂得，为什么他说这番话时样子变了。当我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时，我才明白了，原来他说那番话时联想起他自己来。在维也纳求学的年代里，他曾是城堡剧院的一位热情观众，而当演员则是他的最大愿望。宗南塔尔是他的偶像，经过努力，他成功地到达他的偶像那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宗南塔尔对他说，他的身材太小，不合乎舞台需要，演员的个子不能如此矮小。爷爷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他是个演员，父亲继承了爷爷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宗南塔尔的论断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他喜爱音乐，而且有一副好嗓子，他爱他的小提琴胜过一切。爷爷以不讲情面的家长身份统治他的孩子们，老早就把他的每个儿子派到商店里，保加利亚每个较大的城市都要有一个分店，各个分店都置于他一个儿子的监管之下。父亲在他的小提琴上消磨了太多的时光，结果他的琴被拿走了，他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马上去上班。但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一行，对于商店的利益，他更是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远比爷爷软弱，因而顺从了。当他借助于母亲，终于成功地逃出保加利亚，迁居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已经二十九岁了。这时他已有家小，有三个孩子，得要照料他们，这样依然当了商人。他摆脱了父亲的专制统治，离开了保加利亚，这就是他的一次胜利。他虽然忍受着父亲的咒骂，含怒地同他分手了，但他在英国自由了。他决心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的儿子们。
我并不认为父亲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他把音乐和戏剧看得重于读物。楼下餐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当父亲不在办事处的时候，父母亲惯于到那里奏乐。父亲唱歌，母亲用钢琴给他伴奏，经常演唱德国歌曲，多半是舒伯特[16]和勒韦[17]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原野上的坟墓》，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完全沉醉于这首歌曲了。如果我听见演唱这首歌曲，我就打开楼上儿童室的门，蹑手蹑脚地下楼，置身于餐室门后。当时我还不懂德语，但这首歌很哀伤，叫人肝肠寸断。我躲在门后被发现了，从此我获得了在餐室里旁听的权利。我为这首歌被特意从楼上请下来，再也不必悄悄地溜下来了。有人给我讲解这首歌，虽然我早在保加利亚时就常听到德语，并且悄悄地不懂也暗自跟着说，但人家给我翻译，这还是头一回。我最初学到的数句德语，是从《原野上的坟墓》学到的。这首歌说一个逃兵被抓住了，他站在同伴们面前，他们要枪毙他，他唱出了诱使他逃跑的原因。我想，那是一首他家乡的歌，它以这样的词句终结：“再会，兄弟们，这儿是胸膛！”随即一声枪响，原野的坟墓上终于长出了玫瑰。
我战战兢兢地等待开枪。这首歌令人激动，永不过时。我一再想听这首歌，老是缠着父亲，他接连为我唱了两三遍。每星期六父亲回家时，还在他从提包里取出分送给我们的礼物之前，我就问他是否唱《原野上的坟墓》。他说：“也许吧。”但确切地说，他还未下决心，因为我热衷于听这首歌，使他开始感到不安。我不愿相信那个逃兵真的死了，我希望他获得援救，如果他们唱了几遍还救不了他，我就垂头丧气，怅然若失。夜里想起他来，我反复地考虑他的事。我不理解同伴们为什么枪毙他，实际上他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我肯定不向他开枪。他的死我无法理解，他是我哀悼的头一个死者。
13、小玛丽/泰坦尼克号沉没/斯科特船长
我们抵达曼彻斯特不久，我便上学了。学校坐落在巴洛莫路，离我们的住处大约十分钟路。校长叫兰开夏小姐，由于曼彻斯特坐落其中的伯爵领地也叫兰开夏，我对这个名字感到很惊异。那是一所有男孩和女孩的学校，我处于地地道道的英国孩子们中间。兰开夏小姐为人公正，对待所有孩子都一样友好。我用英语说话稍有点流畅，她就鼓励我，因为我的英语始初不如其他孩子们好。但是我很快就学会了读和写，而当我开始在家里阅读父亲带回来的书籍的时候，我察觉兰开夏小姐一点也没有想听一听我朗读的意思。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所有孩子都心情舒畅。她从不采取紧急步骤，我从未看见过她被激怒或者生气了，她非常精通她那一行，在孩子们中从未遇到过麻烦。她步履稳定，却没有运动员的风度，她的声音均匀，从不紧迫，咄咄逼人。我想不起她发过号令。学校里有些事是不允许做的，由于再三讲明了，人们也乐于遵守。从头一天起我就喜爱这所学校。兰开夏小姐没有我们的家庭女教师那种尖酸刻薄的话，特别是没长一个尖削的鼻子。她个子矮小，身材窈窕，有一张圆圆的漂亮面孔。她那褐色的工作外套直拖地面，因为我看不见她的鞋，便问父母亲，她是否穿鞋。我对讥笑非常敏感，母亲听到我的询问后捧腹大笑，这使我决心要发现兰开夏小姐那双看不见的鞋。我敏锐地注意着，终于发现了，我回家讲了此事，心里感到委屈。
凡是我当时在英国所经历的事情，都因为它的制度而博得我的好感。在鲁斯丘克度过的生活曾是令人激动不安的，充斥着喧闹声，并且屡屡发生悲痛的不幸事件，这里的学校却有点使我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学校的教室都在地面上，就像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住宅那样，这里没有楼层，如同新盖的曼彻斯特住宅那样。学校后边通向一座大花园，教室的门窗总是敞开的，随时都可以到花园去。体育是最重要的科目，从头一天起其他男孩子们就已熟悉体育的规则，仿佛他们从娘胎呱呱落地就会打板球似的。我的朋友唐纳德过了一些时候承认，他起初以为我笨，因为人家得要给我讲解打球的规则，并且要反复讲解，直到我弄懂为止。他坐在我旁边，只是出于同情才对我说话，但他后来有一次给我看邮票，我马上认出每一张邮票是哪个国家的，随后我甚至拿出了一些他还没有见过的保加利亚邮票，并且随即把这些邮票赠送给他，而不是同他交换。“因为这种邮票我还有那么多。”这时我就开始引起他的兴趣，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并不以为我这样做是想要讨他喜欢，我是个很高傲的孩子，肯定想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察觉他态度高傲。
我们的邮票友谊发展如此迅速，以致我们在上课时候偷偷地在长凳下玩起邮票的小游戏来。别人没有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以极友好的方式分隔开来，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玩我们的游戏。
一个名叫玛丽·汉德松的小姑娘坐到他的座位上，在我旁边，我马上像喜爱邮票那样喜爱她。她的名字意谓“漂亮”，令我惊奇，我不知道名字还可能有某种意义。
她的身材比我矮小，头发浅色，但她最好看的地方是她那红艳艳的脸颊，“宛如小苹果”。我们马上攀谈起来，她回答我提出的一切问题，即使在我们不交谈的时候，在上课时，我也不由得老是用眼瞟她。我完全被她那红润的脸蛋迷住了，不再注意听兰开夏小姐讲课，没有听见她提出的问题，糊里糊涂地回答她的提问。我想要吻她的红脸蛋，但不得不控制自己这样做。放学后我陪送她，她住的地方与我家的方向相反。唐纳德平日总是跟我一起走，几乎一起走到家，现在我没有做出说明，就丢下他不管了。我护送小玛丽——我这样称呼她——到街角，她住在那里，我迅速地亲吻她的脸颊，就匆匆地回家去，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一段时间内，这种事情重复了多次，只要我仅仅在街角告别时亲吻她，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也许她在家里对此事也默不作声。可是我的接吻兴趣在增长，课程已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在她旁边走，我等待着亲吻的时刻，不久我就觉得走到街角的路太长了，我试图来到街角之前就吻她那红艳艳的脸蛋。她制止我吻她，说：“你在街角告别时才可以吻我，否则我要把事情告诉妈妈。”她一边生气地转过身，一边说了“good-bye kiss”（英语：吻别）一词，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于是快马加鞭，更迅速地走到街角，她站立着，仿佛这期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像早先那样亲吻她。翌日，我失去了耐性，在大街上就吻起她来。我抢先发火，威胁说：“我等不到街角，不管什么时候，想吻你就吻你。”她竭力想跑掉，我紧紧拉住她，我们继续走了几步，我又吻她，再三吻她，直到街角。我终于放了她，她没有说声再见，只是说：“现在我就要将此事告诉妈妈！”
我并不害怕她的母亲，我对她的红润脸蛋如此心醉神迷，以致我在家里高声唱道：“小玛丽是my sweetheart（英语：我喜爱的人）！小玛丽是my sweetheart！小玛丽是my sweetheart！”这引起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惊讶。“sweetheart”这个词是我从家庭女教师本人那里学来的，她在吻我的小弟弟格奥尔格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词。格奥尔格刚一岁，她推着童车带他去散步，“You are my sweetheart”（英语：你是我的宝贝），这位脸部瘦骨嶙峋、鼻子尖削的女教师这样说着，又再三亲吻孩子。我问，“sweetheart”一词是什么意思，我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女佣人伊迪丝有个“sweetheart”，有个宝贝。她怎么办呢？她吻他，就像女教师吻小格奥尔格一样。这使我受到鼓舞，我在家庭女教师面前开始唱我那首凯旋之歌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
第二天，汉德松太太来到学校。她突然出现在学校里，她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我喜欢她更甚于她的女儿，而这就是我的运气。她先同兰开夏小姐交谈，随后向我走来，非常坚决地说：“你不要再陪送小玛丽回家了。你走另一条路回家。你们不要再并排地坐在一起，并且你不要再跟她说话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发怒，她仿佛没有生气，可是她的话非常明确，同我母亲谈论这样的事情时的情形截然不同。我不抱怨汉德松太太，她犹如她的女儿——她站在母亲背后，我根本看不见她——我喜欢她的一切，不仅喜欢她的脸颊，而且喜欢她的语言。在我开始阅读的这个时期，英语对于我来说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还从没有人用英语对我说过一番我在其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讲话。
这桩事就这样了结了，后来有人对我讲，事情的了结可并不如此简单。兰开夏小姐请我的父母亲到她那里去磋商，我是否要留在学校里。她还从未听见过小孩子有如此强烈的热情，她有点糊涂了，她在考虑，事情是否会与此有关，就是“东方的”孩子们发育成熟远比英国孩子们早。父亲安慰她，并保证那是一桩清白的事情，说事情也许与小姑娘那引人注目的红润脸蛋有关系。他请求兰开夏小姐再试验一周，他说对了。我相信，小玛丽不值得我再瞧一眼，就像她站在她母亲后面一样，她对我来说已同她的母亲融为一体了。在家里，我常常钦佩地谈起汉德松太太，我不知道玛丽后来在学校里怎么样，待了多久，是否让她退学，转到别的学校去，我的追忆仅到我亲吻她那个时候。
父亲认为，我的热情同姑娘那红润的脸有关，他自己大概不清楚，他的猜想多么正确啊。后来我思考过这段我永远忘却不了的孩提时代的爱情，有一天，我想起了我在保加利亚听到的第一首西班牙儿歌。那时我还被抱在怀里，一个女人向我走近，唱了起来：“Manzanicas colorados, las que vienen de Stambol.”（“小苹果，红通通，都是来自施坦波尔。”）她一边唱，一边用食指越来越接近我的脸颊，突然把它牢牢插进我的脸颊里。我高兴得尖声高叫起来，她拥抱我，又吻我。在我自己学这首歌之前，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后来我也参加唱这首歌，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所有想方设法引导我唱歌的人，都跟我玩这种游戏。四年后，我从玛丽那里又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小苹果，她比我矮小，我总是叫她“小矮个”，我感到惊奇的仅仅是，我在吻她之前没有把手指插进她的脸颊里。
我最小的弟弟格奥尔格，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父亲教他学说话，早晨，当他走进儿童室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一番总是千篇一律的对话便开始了，我好奇地倾听着。“格奥尔格？”父亲说道，声音中带有一种紧迫的探询口气。接着小弟弟答道：“卡内蒂。”“two？”（英语：二）父亲说道。“three.”（英语：三）弟弟说。“four？”（英语：四）父亲说道。“Burton.”（英语：伯顿，城市名）弟弟说。“Road.”（英语：路）父亲说。原先，我们的地址保持这样的叫法。但渐渐地它就完善了，现在加上了（用不同的声音说）：“西”“迪茨伯里”“曼彻斯特”，还有“英国”。我说最后一词，非要添上“欧洲”不可。
地理对我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了，获得地理知识的途径有两种。我收到一种当作礼物赠送的拼图游戏玩具：贴在木板上的彩色的欧洲地图，已分国家锯开，把全部木片弄成一堆，然后迅速又拼合成欧洲，因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形状，我的手指都摸熟了。一天，我这样说，使父亲感到惊讶：“我可以闭着眼睛拼合起来！”“你做不到。”他说道。我紧闭双眼，盲目地把欧洲拼合起来了。“你弄虚作假，浑水摸鱼。”他说道，“你透过手指间缝隙看见了。”我生气了，坚持要他捂住我的眼睛。“捂紧！捂紧！”我激动地喊道，转眼间已把欧洲拼合了。“你真行！”他这样夸奖我说，过去我还没有受到过如此宝贵的赞扬。
另一种学会认知各个国家的途径是集邮。已不再是仅仅搜集欧洲的，而且也要搜集全世界的邮票，在这点上英国侨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集邮册，也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在每页的左上方贴上了一张邮票。《鲁滨孙漂流记》《航海家辛伯达》《格列佛游记》是我喜爱的故事，此外，我也很喜欢有美丽景色的邮票。集邮册上也有毛里求斯邮票，这些邮票非常珍贵，我却不大懂得，在我同其他男孩子们交换邮票时，人家一开口就问我：“你有毛里求斯（邮票）交换吗？”这个问题常常是正正经经地被提出来，我自己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期间发生的两起灾难同船只和地理有关。第一起灾难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第二起灾难是captain（英语：船长）斯科特在南极遇难。今天，我把这两起灾祸看作为我生活中最早的群众性悲痛事件。
谁最初谈起“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我已经记不起来，不过我见到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在吃早餐时哭了，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她流泪。侍女伊迪丝来到我们的儿童室——平日我们从未见她到这里——也跟着哇哇地哭起来。我听到谈论冰山，获悉许许多多人淹死了，而给我留下最深刻难忘印象的是乐队，它在船沉没时还继续演奏。我想知道他们演奏了什么，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回答，我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些不该问的事情，于是我跟着放声哭起来。我们三人真的一起痛哭，这时母亲从下面呼叫伊迪丝，也许她现在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随后我们——家庭女教师和我，也来到下面，这时母亲和伊迪丝站在一起痛哭流涕。
我们走出家门，我看见街上有许多人，一切情况都变了。人们三五成群站在一起，情绪激动地交谈着，另一些人走过来，想要说些什么。我那个躺在童车里的小弟，因为他漂亮，平日博得一切过往行人的赞赏，此时却无人顾及他。我们孩子被人遗忘了，人们谈论的是船上的孩子们，他们和妇女们如何首先被搭救。大家屡次三番地谈论船长，他拒绝离开船。我听得最多的词是“iceberg”（英语：冰山）。它像“meadow”（英语：牧场、草地）和“island”（英语：岛屿）那样铭刻在我的心中，它虽然不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却是留在我的记忆中的第三个英语单词，第四个单词是“captain”。
我不知道“泰坦尼克”号确切地说是什么时候沉没的，在那些不能很快停息下的激动日子里，我徒然地寻找我的父亲，他本该对我谈谈海难情况，对我说些安慰的话，他应该保护我，使我免遭竭力降落在我头上的灾难。他的任何表情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但每当我想到“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都看不见他，听不见他说话，我感到一阵无法掩饰的恐惧，仿佛船在深更半夜撞着冰山，在冰冷的海水中沉没，其时乐队还在演奏。
他不是在英国吗？有时候他外出旅行，这些日子我也没有上学，也许事情发生在假期里，或许人们给我们短时间的假，或许无人想到送孩子们上学。母亲当时肯定没有安慰过我，她对灾难不够关切。替我们料理家务的英国人伊迪丝和布雷小姐，使我感到非常亲近，仿佛她们是我真正的家庭成员。我以为，驱使我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观念，是在这些悲痛与激动的日子里产生的。
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桩事，虽然“captain”一词在这儿也起巨大的作用，但是性质截然不同。这一次并非一艘船的船长遇难，而是一位南极驾驶员遇难。不幸事件发生在一片冰天雪地中，而不是因为与冰山相碰撞，冰山已变成为一个洲了。根本没有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现象，也并非悲观绝望的人群从船上跳入海里，而是斯科特船长同他的三位伙伴在冰雪覆盖的荒野上冻死了。可以说，那是一桩按一定仪式进行的英国事件，男子们虽然到达了南极，但不是首先到达的。当他们克服了无法形容的种种困难和劳累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挪威的旗帜已插在那里了，阿蒙森[18]捷足先登，先于他们到达。他们在归途中死亡。有一段时间他们失踪了，后来才被找到，人们在他们的日记里读到他们临终时留下的话。
在学校里，兰开夏小姐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发笑。她发表了演说，讲述斯科特船长的业绩，她不害怕向我们描绘那几个男子在冰雪覆盖的荒野上的惨状。事情的某些细枝末节我仍记忆犹新，但由于我后来极其仔细地读到了有关的报道，我不相信自己能把当时听到的和读到的加以区分。兰开夏小姐并没有诉说他们的遭遇，她说得又坚决又自豪，我还从未见过她说话的这种神态。倘若她的意图是将这些极地探险家树立为我们的榜样，那么这在某种情况下，尤其对我来说，她肯定是成功的。我当即决心要当一名科学考察旅行者，并且坚持了这一目标几年之久。她的演说以此告终：斯科特和他的朋友们是作为真正的英国人死去的。我听到如此开诚布公和直言不讳地表明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自豪感，这在曼彻斯特几年间是唯一的一次。这种自豪感，后来我在其他国家里听到很多，人们厚颜无耻地谈论，当我想到兰开夏小姐的镇静和尊严的时候，人们这种态度使我感到愤慨。
14、拿破仑/吃人的客人/星期日的乐趣
我们居住在伯顿路时好交际，生活轻松愉快，周末总有来客。有时候我被叫进房里，客人渴望见到我，我在客人面前有很多机会可以表现自己。这样，我就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家族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们。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在曼彻斯特的侨民迅速增多，他们相隔并不太远，都在外面的住宅区：迪茨伯里西区和威辛顿区。在曼彻斯特，向巴尔干出口兰开夏的棉纺织品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母亲的长兄布科和萨洛蒙先于我们几年来到曼彻斯特，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公司。被认为是明智的布科，到这里不久，年纪很轻就死了，冷酷无情、长着一双冷冰冰眼睛的萨洛蒙孑然一身地留了下来，想寻找一位合伙经营者。父亲把英国想象得很好，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机会。进入了公司，他和蔼可亲，随和，能理解他人，对他的大舅子构成有益的调节。我无法友好和公正地看待这位舅舅，他成了我青年时代的可憎敌人，我所憎恶的一切，他都为之辩护，大概他根本不大关心我，但对家庭来说，他是有成就的人物，而所谓成就就是金钱。在曼彻斯特，我很少见到他，他经常出差，因此对他谈论得就更多。在英国，他已经很习惯了，在商人中间，他备受尊敬，他的英语说得很地道，家庭中的晚辈，但也不仅仅是他们，都很佩服他。兰开夏小姐有时候在学校里也提到他的名字，“阿尔迪蒂先生是位绅士。”她说道。她的意思大概是说，他富有，举止丝毫没有外地人的特点。他居住在一幢高大的房子里，比我们的房子更高更宽敞，坐落在帕拉迪诺[19]路，跟我们的大街平行，由于它是白色的，闪烁着明亮的光，不同于我在附近见到的略呈红色的房子，并且也许是因为街道也起了这样的名字，我觉得他的住宅仿佛是一座宫殿。但是我老早就把他看作是一个吃人怪物，虽然他的样子根本不是这样。左一声阿尔迪蒂先生，右一声阿尔迪蒂先生，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称呼他的时候，毕恭毕敬地扭歪着脸；他是最高禁令的发布者。我同糊墙纸上小人的谈话被发现后，便试图求助于允许我做许多事情的父亲为自己辩护，这时有人就说，阿尔迪蒂先生会知道此事，后果极其可怕。一提到他的名字，我立刻就让步，答应切断我同糊墙纸上小人的关系。在我周围的所有成人中间，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我阅读关于拿破仑的书籍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像这位舅舅，我归咎于舅舅的恶行，都记在拿破仑的账上。星期天上午，我们可以到父母的卧室去拜访他们。有一次，我在走进他们卧室的时候，听到父亲用缓慢的英语说：“他为达目的，肆无忌惮。”母亲察觉到我来了，迅速用德语回答了些什么，她似乎很愤怒，他们的谈话还进行了一会儿，我却不明白他们谈些什么。
倘若父亲的评论是针对舅舅而发的，那么这必定涉及业务生产事宜，对其他事他难以找到机会评论。我当时还不懂得这种事情，但虽然我不太熟悉拿破仑的生活，但通过书本，我对他那肆无忌惮的行径，还是有足够的了解。
母亲的娘家有三位表兄弟到曼彻斯特来，他们是三兄弟，年龄最大的萨姆，看起来真的像个英国人，他在这儿生活的时间也最长。他耷拉着嘴角，鼓励我学会一些困难单词的正确发音，我模仿他用嘴作怪相，他却友好相待，由衷地笑了，并没有以讽刺来伤害我。我从不承认兰开夏小姐关于那位吃人怪物舅父的评论。有一次，为了证实我的态度，我站在萨姆舅舅跟前，说：“你是一位绅士，萨姆舅舅！”也许他乐意听到我这恭维的话，无论如何他听明白了，大家也听明白了，因为所有在我们餐室里聚会的人都默默无言。
母亲的所有这些亲戚，除了唯一的特殊情况外，都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家庭，都与他们的妻子一起来做客，唯有萨洛蒙舅舅没有来，他的时间太宝贵了，在他看来，有妇女在场的交谈，甚至奏乐，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把这称作“轻浮”，他的脑子里总有新的商业上的联想，他也因为这样的“思维活动”而受人钦佩。
其他友好家庭也来参加这些晚会，如：弗洛伦蒂先生，我喜欢他，因为他有优雅的名字。卡尔德隆先生蓄着长长的小胡子，总是笑嘻嘻的。英尼先生头一次出现时，我觉得他是最神秘的人，他的肤色比其他人深，有人说，他是一个阿拉伯人，意思是说，他是一个阿拉伯犹太人，不久前才从巴格达来。我的脑子里还记得《一千零一夜》，我一听到“巴格达”这个词，就联想到乔装的哈里发何鲁纳。但英尼先生乔装得太不像样子，他穿了一双非同寻常的巨鞋，这我不喜欢。我问他，为什么他穿这么大的鞋。“因为我有两只这么大的脚。”他说道，“要我给你看看我的脚吗？”我相信他真的会把鞋子脱掉，吓了我一跳。因为糊墙纸上的人物中有一个以脚大而出名的，他拒绝参加我号召的一切活动，便成了我的特殊敌人。我不愿意见到英尼先生的大脚，因此不辞而别，匆匆地跑到儿童室里。我不再相信他拖着这样一双脚从巴格达来，我在父母亲面前否认此事，并称他是一个撒谎者。
父母亲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又是奏乐，又是玩牌，也许因为餐室里设有钢琴，人们通常团聚在这里。在由过厅与过道隔开的黄色客厅里则很少有客人，在这里，我忍气吞声，这同法语有关系，母亲坚持要我也学法语，来同父亲如此喜爱的英语抗衡。一位女教师来了，她是法国人，我和她一起在客厅念书。她的皮肤深色，身体瘦削，她有某些令人羡慕的地方，但是她的容貌比不上其他法国女人的容貌，今天我无法再想起她的样子来了。她来去准时，没有花费特别大的力气，只给我讲一个青年的故事，这个青年独自一人在家里，想要偷吃东西。“Paul était seul à la maison”（法语：保尔一个人在家），故事开始是这样说的。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个故事，把它背诵给父母听。这个青年人在偷吃东西时碰到种种倒霉的事情，我把故事尽可能讲得紧张动人，扣人心弦。父母亲听得似乎很开心，不久他们放声大笑起来，我感到格外愉快，因为我从未听见过他们笑得那么久，那么和睦融洽。故事结束时，我察觉他们只是假装夸奖我，我生气地走进楼上儿童室，独自再三练习讲故事，以免说话结结巴巴，又犯错误。
下一次客人们光临的时候，他们都坐到黄色客厅里，犹如观看一场演出一样，听我背诵法国故事。我开始说“Paul était seul à la maison”，大家便笑得扭歪着脸，我想在他们面前露一手，努力不受他们的迷惑，继续把故事讲完。故事讲完了，大家捧腹大笑，卡尔德隆先生总是高声大笑的，他鼓掌欢呼：“好啊！妙啊！”萨姆舅舅，那位绅士，龇牙咧嘴，嘴也合不拢了。甚至那些平日对我很多情、喜欢亲吻我的头的女士，也张开嘴大笑，仿佛她们马上就要把我吞吃掉似的。这是一个野蛮的社交圈子，我很害怕，终于哭了起来。
这种场面经常出现，倘若有客人来访，我便被人用许多恭维的话请来背诵我那关于保尔的故事。我没有拒绝，每次都尽力而为，希望制服那些惹我讨厌的人。事情总是以同一方式结束，如果我过早地哭泣，不愿把故事讲完，就有一些人一起劝说我，如此强迫我讲下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的背诵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人们为什么发笑。我百思不得其解，长久以来，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谜。
后来我在洛桑听人说法语，才意识到我讲的“保尔的故事”对聚在一起的客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女教师没有花费丝毫的力气把正确的法语发音教给我；我能记住她念给我听的句子，并以英国人的方式模仿着说，她就心满意足了。这帮聚在一起的鲁斯丘克人，过去在本地的“同盟”学校里学会了音调正确的法语，现在要为英语花费一些力气，他们听见我那英国式的法语，无法按捺自己，总觉得滑稽可笑，他们这一群无耻之徒，竟取笑一个还不满七岁的孩子的发音，以补偿他们自身的弱点。我把当时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同我阅读过的图书联系起来，我觉得这群放肆地嬉笑的成年歹徒，是我在《一千零一夜》和《格林童话》里见到的令我害怕的吃人妖怪，这样说根本不是很大的失误。恐惧的滋生力最强，本来，人就有听凭恐惧摆布的癖好，恐惧是丢失不了的，但其隐藏处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回忆起以前的岁月，我首先认出这些年代的恐惧，那时恐惧多得不可胜数。许多恐惧，我现在才发现，其他我将永发现不了的恐惧，必定成为给我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乐趣的秘密。
星期天上午是最美好的，这时候我们孩子可以进父母的卧室。父母亲仍然躺在床上，父亲躺在靠门的地方，母亲靠近窗边。我可以立刻上床坐到父亲身旁，小弟弟们则坐到母亲旁边。父亲同我嬉闹玩耍，查问我的功课，给我讲故事，所有这些事都耽搁了很长时间，我对此感到格外高兴，并且总是希望无限期地耽搁下去。其他时间都已作了安排，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规则，都归家庭女教师管理执行。我不能说这些规矩、规则都令我苦恼，因为父亲每天都带礼物回家，给我们送到儿童室来，并且每个星期都有礼拜天，我们可以在父母亲的床上玩耍和交谈。我只要和父亲玩，至于母亲跟小弟弟们在那边做什么，我却漠不关心，也许甚至还有一点轻视。自从我阅读父亲带给我的图书以来，弟弟们总令我厌烦，或许是他们打扰我，母亲为我们把他们带走，让我同父亲单独在一起，这是最幸福的。倘若父亲仍在床上躺着，他就格外快乐，爱做鬼脸，唱滑稽的歌曲，他为我装扮各种动物，我得猜中是什么动物，倘若猜对了，他便答应再带我去动物园作为报答。他的床下放着一个便壶，内有许多黄色的尿，我感到惊讶。这可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有一次他站在床边撒尿，我看见射出一道强大的水柱，从他身上流出那么多的尿，我难以理解，对他的钦佩到了极点。“现在你是一匹马。”我说道，我曾在街上观看过马撒尿，我觉得马的阴茎和射出的水柱大得惊人。他承认了：“现在我是一匹马。”他装扮的所有动物中，马给我留下最深刻难忘的印象。
使欢乐结束的总是母亲。“雅克，是时候了，”她说，“孩子们会变任性的。”父亲并没有马上结束同我的玩耍，告别时不讲一个我仍未熟悉的新故事，就从不打发我走开。“好好想一想！”他说道，这时我已站在门口，母亲已拉过铃，家庭女教师已来接我们，我觉得气氛严肃，因为我应该好好思索一点什么事。有时虽过去了几天，他却从不忘记向我问起此事，他一本正经地注意听着，终于同意了我所说的，也许他真的同意我的话，也许只是为了鼓起我的勇气。我在他嘱咐我考虑一些问题时所怀有的感情，我只能称之为早先的一种责任感。
我常问自己，假如他多活一些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否继续这样发展，我会终于像叛逆母亲那样叛逆他吗？这点我不敢设想，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纯净的，未曾损害的，我希望它保持原状。我相信，他曾备受他父亲专横的折磨，在英国的短暂期间，还蒙受他的诅咒，因此，凡是涉及我的一切，他都谨慎、友好和明智地考虑。他没有怨恨，因为他逃脱了，如果他留在保加利亚，留在他的父亲那令他压抑的商行里，则会变成另一个人。
15、父亲之死/最后的说法
母亲患病的时候，我们到英国大约一年了。据说她不适应英国的空气，她被安排到巴特赖兴哈尔去疗养，那是夏天，可能是一九一二年八月，她乘车到那里去了。此事我不大关心，她不在我并不感到孤寂，但是父亲向我问起她，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也许他担心她不在家对我们孩子不利，想要在我们身上马上觉察出某种变化的最初迹象。几个星期后他询问我，母亲更长久地待在外面对我要紧不要紧。他说，要是我们有耐心，她的健康会越来越好，并将完全康复回来见我们。头几回我假装思念她，我注意到，这是他对我的期望，我就更真诚地表示同意她有较长时间的疗养。有时候他拿着她的一封信来儿童室，指指这封信，说是她写的，但是他这时候已不是老样子了，他在为她操心。她回来前的几个星期，他沉默寡言，不在我面前提及她，他愁容满面，不爱说笑，不再那么长久地倾听我说话了。我想再向他谈谈他最后给我的那本关于拿破仑生平的书，他却心不在焉，还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想自己干了件蠢事，不由得感到害臊。刚到第二天，他就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他高兴得忘乎所以地来到我们身边，预告母亲明天回到家里。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高兴了。布雷小姐对伊迪丝说了些话，我可没有听懂：那女士归来是对的。“究竟为什么是对的呢？”我问道，但她们摇摇头。“这个你不懂，她回来是对的。”后来我向母亲仔细地询问全部情况——许多事情捉摸不透，令我感到不安——获知她离家外出已六个星期，想要更久地待下去，可是父亲失去了耐心，打电报要求她火速回家。她到达那天，我没看见他，晚上他也没有到我们的儿童室里来。但第二天早晨他就露面了，他叫小弟弟开口说话。父亲说：“格奥尔格。”弟弟说：“卡内蒂。”父亲：“two.”弟弟：“three.”父亲：“four.”弟弟：“Burton.”父亲：“Road.”弟弟：“West.”父亲：“Didsbury.”弟弟：“Manchester.”父亲：“England.”最后我不必要地高声说：“Europe.”我们的地址又这样组合起来了。这是我的父亲临终时留下的话，我终生难忘。
像通常一样，他下来吃早餐。过了不久，我们听见尖锐刺耳的叫声，家庭女教师从楼梯上冲下来，我跟在她后面。餐室的门敞开着，我从门外看到父亲躺在地上。他直挺挺地躺着，躺在桌子与壁炉之间，紧靠壁炉；他脸色苍白，嘴边有泡沫。母亲跪在他身边呼喊：“雅克，对我说话！对我说话！雅克，雅克，对我说话！”她屡次三番呼喊，人们来了，邻居布洛克班克夫妇（一对贵格会教徒），还有陌生人从街上赶来。我站在门旁，母亲抓脑袋，扯头发，不停地喊叫。我向房间跨进一步，朝父亲走去，这时我听见有人说：“孩子得离开。”布洛克班克夫妇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臂，把我带到街上，领进他们屋前的花园里。
他们的儿子艾伦在那里迎接我，他比我年龄大得多，他对我说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向我询问学校里最后一场板球比赛的情况，我回答他，他想详细知道全部情况，一直问到我无话可说为止。随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擅长爬树，我说是的，他指指那棵对着我们的屋前花园、稍稍有点倾斜的树。“但是这棵树你可上不去。”他说道，“肯定上不去。它对你来说，太难爬了，谅你不敢。”我接受挑战，看看这棵树，有点没有把握，却不表露出来，说：“敢，敢，我能爬！”我向这棵树走去，抓住树皮，抱着树，想向上腾跃。这时我们餐室的一扇窗子打开了，母亲的上身远远地探出窗外，她见我同艾伦站在树旁，尖声高叫道：“我的儿子，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你在玩，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你的父亲死了！你的父亲死了！你在玩，你的父亲死了！”
她向大街外面喊叫，声音越来越大。人们强行把她拉回房间里，她进行抵抗。我虽然看不见她了，却仍听见她喊叫，听见她喊叫了好久。随着她的喊叫，父亲之死铭记在我的心中，永远铭记着。
人们不再让我去母亲那里。我到弗洛伦蒂家去，他们居住在巴洛莫路，在去学校的途中。他们的儿子阿尔图同我已有点交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友谊变得牢不可破。弗洛伦蒂先生和他的太太内利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时刻盯着我，担心我跑到母亲那里。人们说，她病得很厉害，谁都不可以见她，她很快就会痊愈，到那时我就可以去她那里。可是他们误解了，我根本就不想去她那里，我只想去父亲那里。人们不愿对我隐瞒父亲葬礼的日子，那一天，我坚决要去墓地。阿尔图有一些带图画的外国书，有邮票，还有许多游戏。他日夜同我一起活动，夜晚我与他同房睡觉，他是那样热心而又那样富有创造力，那样严肃而又那样快乐，每当想到他，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但是葬礼那天，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注意到他想拦住我去参加葬礼，我勃然大怒，突然向他挥舞拳头。全家人都照管着我，为了确保安全，所有门户都锁上了。我大吵大闹，威胁要破门而出，这在那一天也许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他们终于想出了渐渐安慰我的主意，他们答应让我看送葬队伍，他们说，要是躬身向前，从儿童室就可以看到送葬队伍，当然只能从远处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