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他们，于是开始考虑距离有多远。时候到了，我远远地把身子探出儿童室的窗外，伸出那么远，别人得从后面牢牢抓住我。人们说，送葬队伍刚刚从伯顿路街角拐进巴洛莫路，然后朝着同我们相反的方向向墓地移动，我望眼欲穿，却什么也没看见。他们虽然讲得很清楚，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末了我朝着人家告诉我的方向只看见一片薄雾。这就是送葬队伍，他们说，这就是它。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我已精疲力竭，只好表示满意。
父亲去世时我七岁，他还未满三十一岁。关于父亲之死，人们谈论得很多，他被认为是十分健康的，只是烟抽得很多，这就是对他突然心力衰竭所能引证的全部根据。那位在他死后检验他的英国医生没有发现什么，在家中，我们对英国医生的评价并不太高。那是维也纳医学的伟大时代，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向维也纳教授请教。所有这些说法对我都没有多大的影响，我找不出他的死因，对我来说，找不到更好。
此后多年，我老是向母亲详细打听这方面的情况。我从母亲那里所获悉的情况，每几年就改变一次。我渐渐成长的时候，又增添新的说法，早先的一种说法证实是对我青年时代的“爱护”。由于没有任何事情像父亲之死这样令我伤脑筋，我对不同阶段的说法都深信不疑，更加确信母亲最后的说法。我尊重任何细节，仿佛它出自《圣经》；我把一切都同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也包括我所阅读和思考过的东西。我存在的每个世界的中心，都是父亲之死。当我几年后获悉一些新情况时，早先的世界便犹如我周围的陷阱一样倒塌了。没有什么再是正常的了，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当时的情形就好像某人猛烈地改变我的一种信仰，但这个人现在证实和粉碎了的谎言，曾被他心安理得地用来欺骗我，声称是为了保卫我的青春。母亲突然说话时，总是微笑着：“你当时年纪太小，我只能那样对你说。事情你还无法明白。”我害怕这样的微笑，它不同于她平日的微笑，为了她的骄傲，也为了她的明智，我喜欢她平日的微笑。假如我说了点关于父亲之死的新情况，她会把我打死。她很残忍，爱干残忍的事，为嫉妒——我以此使她的日子不好过——而报仇。
我牢牢记住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可信赖。也许有朝一日我可以把它们统统记下来，以此为根据写成一部书，一部完整的书，现在我跟踪其他迹象。
我情愿把当时我已经听到的写下来，还有最后的说法，这我今天依然相信。
弗洛伦蒂家里的人说，战争，即巴尔干战争爆发了。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不是那么要紧，但我生活在全部来自巴尔干国家的人之中，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家里的一场战争。弗洛伦蒂先生是一位严肃的爱动脑筋的人，避免跟我谈论父亲，但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确实对我说了一点情况。他故作姿态，仿佛他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之所以把事情向我吐露，是因为妇女——其中一些是他家里的——不在场。他说，父亲在那最后一次早餐时读报，上面有门的内哥罗[20]向土耳其宣战的标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许多人必定要死去，这一消息把他毁了。我记得我见到《曼彻斯特卫报》落在他身旁的地上。我在家里某个地方发现一张报纸，他允许我把标题念给他听，有些地方，要是不太难的话，他就给我讲解是什么意思。
弗洛伦蒂先生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东西了，父亲跟他一样，也是这样认为，他们时常谈论战争，说在英国，人人都反对战争，这里将永远不会发生战争。
他的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仿佛这番话是父亲亲自说的。我牢记这番话，犹如在我们之间单独说的，仿佛这些话就是一个危险的秘密。如果在后来的岁月再三地谈论此事，说父亲年纪轻轻，十分健康，没有任何疾病，犹如为雷电击中，突然丧生，那么我就知道，雷电正是那可怕的消息，即战争爆发的消息，不论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我的看法。自那时以来，世界有了战争，每一场战争，不管是哪里爆发的，在我周围的人的意识里也许几乎想不起了，但它都以那早先损失的力量打击我，我都将其作为我可能遇到的“纯属私人事情”来考虑。
对母亲来说，事情看起来截然不同。她的最终不可更改的说法，二十三年后在我的第一部书的压力下放弃了。我从这一说法中获悉，父亲在头一天晚上没有跟她交谈。她在赖兴哈尔心情非常舒畅，在那里，她生活在她这一类人中间，怀着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以认真的态度从事活动。她的医生跟她谈论斯特林堡[21]，她在那里开始阅读他的作品，自那以后，她读斯特林堡的书从不间断。医生向她提出作品中的问题，这样他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热烈。她开始懂得，在曼彻斯特那些未受充分教育的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间生活，无法令她满意，这也许就是她的病。她向医生承认这点，而医生则向她表白爱情，他建议她同父亲分道扬镳，当他的太太。他们之间除了交谈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真的，她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同我的父亲脱离关系，但是同医生的交谈对她来说越来越重要，因而她渴望延长在赖兴哈尔的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因此她向父亲请求延长她疗养的时间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但由于她非常自豪，并且不愿意对他撒谎，因此她在信中也提到她同医生那引人入胜的交谈。毕竟她感激父亲，因为如果不是他拍电报强迫她火速归来，也许她自身不再有力量离开赖兴哈尔。她满面春风，幸福地回到曼彻斯特，为了和我的父亲和解，言归于好，也许也有一点虚荣心，她把事情的始末一一向他讲了，并讲了她如何拒绝了医生要她留在身边的建议。父亲不理解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建议，他追问她，他的嫉妒随着他得到的每次回答而增强：他坚持认为她有过失，不相信她，认为她的回答是谎言。末了他怒气冲冲，威胁说，在她坦白全部实情之前，他将不跟她说话。整个晚上和整个夜里他都默默无言，没有睡觉。她打心眼里为他感到难过，虽然他折磨她，但她——与他相反——相信，她通过自己的归来表明了她对他的爱情，她问心无愧。她根本没有允许医生在离别时亲吻她。她竭力使父亲开口说话，由于经过数小时努力而未能成功，她生气了，放弃努力，她也沉默了。
早晨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他默默不语地就位，拿起一张报纸。他中风倒地时，一句话都没有对她说。起初她想，他想吓她，还要更严厉地惩罚她。她在他身边的地上跪下，再三地祈求，绝望地恳求他对她说话。当她意识到他死了时，她想，他是因为对她失望而死去。
我知道，母亲最后一次把实情——她认为它是实情——告诉了我。我们母子之间曾有过持久而艰苦的斗争，她常常差点儿把我永远摒弃。但是现在她理解了（她是这么说的）这场我为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承认我对这自由的权利，虽然这场斗争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这部她读过的书，是她的亲骨肉。她从我的书里认出了自己，她经常见到的人，完完全全像我描写的那样。她想亲自写，完全这样写。她说她请求原谅是不够的，她向我屈服，加倍承认我是她的儿子，说我成了她最希望得到的孩子。这个时候她生活在巴黎，在我访问她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寄往维也纳。我对这封信感到非常吃惊，就是在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时期里，我也最惊叹于她的自豪。她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我觉得它很重要——而在我面前屈服，这种想法我是难以忍受的（这就消除了我对她的这一看法，即她不向任何东西低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可能察觉到我的窘迫和羞怯的失望，为了使我相信她的想法多么严肃认真，她终于不由自主地向我讲了关于父亲之死的全部真相。
我不顾她早先的说法，有时这样猜测，但后来老是责备自己，我认为从她那里继承的猜疑迷惑了自己。我重温我的父亲在儿童室里最后留下来的话，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那并非是一个怒发冲冠或者悲观绝望的人所说的话，也许从这些话可以推论出：经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他几乎心软下来，在他由于战争爆发而在精神上意外地受到重大打击并且倒在地上的时候，也许他确实还会在餐室里对她说话。
16、天上的耶路撒冷
几个星期后，我从弗洛伦蒂家来到伯顿路母亲那里。夜晚我睡在父亲的床上，靠近她的床边，照管着她的生活。只要听见她轻微的哭泣声，我就睡不着，她稍稍睡了一会儿后又醒了，她轻轻的哭声把我唤醒。这个时期我接近她，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已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长子了。她这样称呼和对待我。我觉得她似乎信赖我，对我说话不同于任何其他人。虽然她从未对我谈过一点点这方面的情况，但我察觉到她悲观绝望，处于危险之中。我承担起通宵达旦陪伴她的义务，当她无法再忍受痛苦想要轻生的时候，我就死抱住她，成了悬挂在她身上的平衡重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以这样的方式接连经历了死亡，经受了受到死亡威胁的生活的恐惧。
白天，她能克制自己，有许多事要做，她习惯了，什么事都做。晚上，我们有按一定仪式进行的小型晚餐，晚餐时，我们彼此以具有骑士风度的默默无言的方式相待。我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并将其记录下来，她小心谨慎地给我解释，这样的事在进餐中是有的。早先我认为她性急、专横、盛气凌人、好冲动，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举动，就是她按铃呼叫家庭女教师，以便摆脱我们。我曾用各种方式让她察觉到，我更加喜欢父亲，当出现如此残酷地使孩子们陷入狼狈境地的问题：“你更喜欢谁，父亲还是母亲？”我就不想以“两个都喜欢”这样的回答来摆脱这使人左右为难的困境，而是毫不胆怯和毫不迟疑地指指父亲。可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另一个来说都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都不自觉地为另一个人扮演父亲的角色。他的体贴温存是使我们俩亲密相处的原因。
在这些时刻里，我学习安静，在安静中聚集一切精神力量。当时，我比我生活中的其他任何时间都更加需要精神力量，因为尾随这些日子而来的夜晚，充满了令人恐惧不安的危险，假如我能像当时那样很好地经受考验，那我就可以自我满意了。
在我们的不幸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纪念日里，人们聚集在家里开纪念会。男性的亲戚朋友们站在餐室的墙边，头戴帽子，手捧祈祷书。从保加利亚来的卡内蒂爷爷和奶奶，坐在窗子对面房间较窄一面的一张沙发上。当时，我还不知道爷爷对自己的过错有什么感想，在父亲离开他和保加利亚时，他曾严厉诅咒他。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诅咒他的儿子，这种事是不多见的，没有比这咒骂更有危害的了，没有比这诅咒更可怕的了。父亲并没有因此被拦阻，可到英国仅仅一年多就死了。我清楚地看见爷爷在祈祷时大声啜泣，他不停地哭，一看见我，就使劲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几乎不放我走开。他痛哭流涕，让我浸泡在他的泪水之中。我把这看作是悲伤，很晚才获悉，这不仅仅是悲痛，而且也是他悔罪的感情流露，他相信，他的诅咒害死了我的父亲。在哀悼的过程中，我非常恐惧，因为父亲不在场。我老是期待着他突然站在我们中间，像其他男人一样祷告。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并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现在，正当所有男人为他作纪念祷告时，他却没有来，他待在哪里呢？这我不想懂得。参加追悼的来客中也有卡尔德隆先生，一位蓄着长长的胡子的男人，他是以老是笑而出名的。我从他那里等到的，却是最糟糕的东西。他一到来，就无拘无束地对站在他左右两边的男人说话，忽然，他干出了我最害怕的事情：他笑了。我怒冲冲地向他走去，问道：“你为什么笑？”他并不收敛，还冲着我笑。我为此憎恨他，希望他滚开。我真想揍他一顿，但是我够不着这张笑吟吟的脸，我太小，得要登上一把椅子，所以我没有揍他。哀悼会结束了，所有男人都离开了房间，这时他企图抚摩我的头，我把他的手打回去，气得哭了，不理睬他。
爷爷对我解释说，作为长子，我得要为父亲祷告。每个周年纪念日，我都要祷告，倘若我不做祷告，父亲就会觉得自己被遗忘，仿佛他没有儿子似的。他认为一个犹太人可能犯的最大罪行，就是不为父亲作祷告。他一边抽噎、叹气，一边对我讲解，在这次来我们这里做客的日子里，他总是这副样子。母亲虽然吻吻他的手——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并且恭敬地对他道声“Se?or Padre”（西班牙语：父亲先生），然而她在我们压抑的晚间交谈中没有提及他。我觉得，向她打听他的情况是不妥当的。他那持续不断的悲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耳闻目睹母亲感情的可怕爆发，现在又亲眼见到她一夜接一夜地哭泣。我为母亲担忧，对于爷爷，我只是看着他。他向所有的人诉说他的不幸，他也抱怨我们，称我们为“孤儿”。他的话听起来仿佛他为有孤儿孙子而感到羞耻，我抵制这种羞耻感。我并非孤儿，我有母亲，她已托付我负责照管弟弟们。
我们在伯顿路住的时间不太长，同年冬天我们就迁进帕拉迪诺路舅舅的家。这儿有许多大房间，人也多，家庭女教师布雷小姐和侍女伊迪丝也一起来了。两个家庭合并了几个月，一切都倍增，来客也很多。晚上我不再跟母亲一起吃饭，夜里不陪她睡觉。不把她交给我一人照管，对她可能更好些，但也许人们认为这样更加明智。人们试着排解哀伤，朋友们来串门，或者邀请她去做客。她决定同我们孩子们一起迁往维也纳，把伯顿路的房子卖掉。还有一些搬迁的准备工作，她那精明能干、被她非常推崇的哥哥[22]给她出主意、想办法，我作为小孩不能参加这些有益的交谈。我又进学校，去兰开夏小姐那里，她根本没有把我当作孤儿看待，她让我感到一种类似受到尊重的感情。有一回她甚至对我说，现在我是家中的男子了，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帕拉迪诺路的住处，我又进了儿童室，它比早先那间有糊墙纸的儿童室大得多。现在见不到糊墙纸我也并不感到精神空虚，在新近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影响下，我已对糊墙纸失去了兴趣。这里我又有我的小弟弟们，还有家庭女教师和伊迪丝做伴，后者没有多少事情要干，通常也和我们在一起。儿童室太大，我们觉得室内缺少点什么，不知怎么的，总觉得它很空，也许应住进更多的人。出生于威尔士的家庭女教师布雷小姐同一帮人住进来了，她跟我们一起用英语唱圣歌，我们还未在儿童室内聚齐，就已开始唱了。布雷小姐迅速使我们习惯于唱歌，她的歌声不再微弱和尖锐，前后判若两人，她的热情感染了我们孩子，我们拼命唱，两岁的小弟弟格奥尔格也跟着大声唱。特别是一首歌，我们永远唱不够，那是一首关于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歌。布雷小姐使我们相信，我们的父亲现在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如果我们这首歌唱得正确，他就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并为我们而高兴。歌词中有一行很奇妙：“Jerusalem, 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英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听！天使怎么唱歌！）我们唱到这一行时，我就以为见到父亲在那里，就使劲地唱，以致我觉得唱破了嗓子。布雷小姐若有所思，她说我们唱歌也许会干扰房子里的其他人，于是她关上房门，以防他人打断我们唱歌。我主耶稣出现在许多歌曲里，女教师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我想听关于他的叙述，可永远也不够，我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关于叛徒犹大[23]，我马上就听明白了，他蓄着长胡子，咧口哈哈大笑，而不是为他的卑劣行径而感到害臊。
尽管布雷小姐毫无恶意，也必须为她的传教活动选择好适当的时间，使我们不受干扰。如果我们留心地听关于我主耶稣的故事，我们就可以唱完这首我们不断地为之恳求的《耶路撒冷》。这首歌如此神圣，光芒四射，它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唱圣歌的活动长久未被发现，它持续了一周又一周，甚至每天我还在学校上课时就想着它，没有什么东西使我如此高兴地盼望着，我甚至觉得读书也不再那样极端重要了。我对母亲又感到陌生了，因为她老是同拿破仑式的舅舅[24]晤谈，我则对她隐瞒耶稣故事课的秘密，以惩罚她钦佩地谈论他。
一天，忽然有人摇门，母亲出乎意料地回家，在门外仔细地听着。她后来说，她在门外听到非常悦耳动听的歌声，不得不仔细听听，她感到奇怪的是什么人进了儿童室，因为我们无法唱得那么好听。她终于想知道谁在里边唱《耶路撒冷》，设法把门打开，结果发现门已锁上，便生这些进了我们儿童室的陌生人的气，于是越来越使劲地摇着门。布雷小姐用双手作指挥，不让干扰到唱这首歌，于是我们把歌唱完了，随后她从容不迫地开门，而站在她面前的是“夫人”。她解释说，唱歌对孩子们有好处，不知“夫人”是否注意到了，我们近来感到很幸福。可怕的事情似乎终于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哪里可以再找到我们的父亲。家庭女教师的脑海萦回着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刻，她勇敢地、毫不畏惧地试图马上向母亲做出解释。她向她谈起耶稣，说他也是为我们而死的。我也介入此事，我完全被女教师争取过去了。母亲怒火中烧，威胁地质问布雷小姐，她是否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她怎么敢背着她诱骗她的孩子们？她对伊迪丝感到特别气愤，对她的情人也感到愤慨。她过去很喜欢伊迪丝，伊迪丝天天在她打扮时都帮她忙，跟她说很多话，但是关于我们在这些时间里所干的事情，她却故意默不作声。伊迪丝当即被解雇，布雷小姐也被解聘，两人都哭了，我们也哭了，最后母亲也哭了，不过是出于愤怒。
然而布雷小姐后来留了下来，小不点儿格奥尔格很离不开她，为了他起见，计划把她也带到维也纳去，但她得要发誓永不跟孩子们一起再唱宗教歌曲，并且永远不再讲我主耶稣的故事。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动身，在动身之前，伊迪丝被解雇了，她的解雇通知没有收回。出于自尊心，母亲从不容忍一个她喜欢的人的蒙骗，她没有原谅伊迪丝。
当时母亲与我一起首次经历了可以表明我们永久关系特征的情感。她把我从儿童室带到她那里，我们刚刚单独在一起，她就以我们那几乎已忘记的两人一起度过的夜晚的口吻质问我，为什么要蒙骗她那么长时间。“我什么也不想说。”这就是我的回答。“可为什么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你毕竟是我的长子啊！我曾经信赖你。”“你也是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无动于衷地说，“你跟萨洛蒙舅舅说话，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他是我的长兄，我在跟他商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有些事情，你以后会明白，现在什么也不懂。”似乎她是白说了，我嫉妒她的哥哥，因为我不喜欢他，要是我喜欢他，我就不会嫉妒他了。但他是个“肆无忌惮”的人，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人，一个发动战争的凶手。
今天细想起来，我以为布雷小姐有可能因为我倾心于那些我们合唱的歌曲而受到了鼓舞。在这富有的舅舅家里，在这“吃人怪物的宫殿”——我独自这样称它——里，我们有个无人知道的秘密地点，不让母亲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我的最大愿望，因为她听命于那个吃人的怪物，她夸奖他的每句话，我都看作是她屈从于他的象征。在我们离开他的家并且终于出发的时候，我才又把母亲争取过来，并以一个孩子那不受迷惑的眼睛看管着她的忠实。
17、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一九一三年五月，迁往维也纳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我们便离开了曼彻斯特。旅行分阶段进行，我首次经过一些城市，它们后来都扩展为我生活的极大中心。我们在伦敦只待了几个钟头。我们乘车经过这个城市，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我看见高大的红色公共汽车，欣喜若狂，恳求允许乘坐一辆。没有很多时间去坐车，我为拥挤的街道——这些街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无限长的黑色旋涡——感到内心激动，最后怀着这种心情来到维多利亚站，这里人山人海，来来往往，却没有互相碰撞。
运河上航行的事我想不起来了，到达巴黎时的印象则比较深刻。在车站等候我们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我母亲最不显眼的和最小的弟弟达维德，一个温顺的人。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头发乌黑、脸颊涂了腮红的闪闪发光的少妇。她的双颊涂得非常红，母亲告诫我谨防她的做作。我不想吻这位新舅母的任何地方。她叫埃斯特，刚从萨罗尼加[25]来，那里有最大的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的团体，想要结婚的青年男子喜欢在那里寻找自己的未婚妻。舅舅、舅母住宅里的房间非常窄小，我无礼地称它们为玩具小房间。达维德舅舅并没有生气，他总是笑眯眯的，一句话也不说，跟他那曼彻斯特的有势力的哥哥正相反，后者蔑视地拒绝他做伙伴。他现在处于他的幸福的顶峰，他一个星期前才结婚，他为我马上沉醉于这位闪闪发光的舅母而感到自豪，并屡次三番鼓励我去亲吻她。他这个最可怜的人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情况，他的妻子很快就暴露出固执、贪得无厌的泼妇面目。
我们在那房间非常狭小的住宅里做了一些时候的客，这很合我的意。我非常好奇，可以仔细观看舅母打扮。她对我讲解说，巴黎的全部妇女都打扮，不然男子就不喜欢她们。“可舅舅喜欢你呀！”我说。她没有答话。她在自己身上洒香水，想要知道她的香水香不香。香水令我感到不舒服，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布雷小姐说，香水是“wicked”（英语：缺德的）。因此我避开她的问题，说道：“你的头发散发的气味最好闻。”她坐了下来，让头发垂下，她的头发比我弟弟那特别令人惊羡的鬈发还要乌黑。她在打扮时我可以坐在她旁边欣赏她，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布雷小姐也见到了。就这点来说，布雷小姐是不幸的，我听见她对母亲说，巴黎对孩子们不利。
我们继续旅行，进了瑞士，到洛桑[26]去。在洛桑，母亲想停留一个夏天。她在城市的高处租了一套住宅，从这儿可以眺望湖上的景色和在湖上航行的帆船。我们时常到乌契[27]那里去，在湖畔散步，听小乐队在公园里演奏音乐。一切都非常明朗，一阵阵轻风从湖上吹来，我喜爱湖水和风，还有帆船。小乐队演奏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不由得向母亲询问：“这儿最美，为什么我们不待在这里？”“你现在要学习德语，”她说道，“你要到维也纳上学。”虽然她总是满怀激情地说“维也纳”这个词，但只要我们仍在洛桑，维也纳就吸引不了我，因为我曾问她那里是否有湖，她说：“没有，但有多瑙河。”维也纳没有萨伏衣地区那样的山，而有森林和丘陵，既然我从小就已熟悉了多瑙河，又因为我曾被从多瑙河取回的水烫伤，我就很不情愿再谈论它了。而洛桑景色壮丽的湖和山都是新鲜的事物，我固执地反对去维也纳，也可能要归因于我们在洛桑待的时间比计划要长一点。
去维也纳的真正原因，就是我要学习德语。我已八岁了，应该在维也纳上小学，按照我的年龄在那里上三年级，但因为不懂德语，人家可能不接受我进入这样的年级。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堪忍受的，因此她决定在最短时间内教会我德语。
来到洛桑不久，我们去一家书店，母亲探询英德语法，拿到了人家递给她的第一本书，火速领我回家开始上课。我该怎样叙述她的授课方式才能令人信服呢？想起她的授课，我本人也总是无法相信。
我们坐在餐室里的大桌旁，我坐在狭窄的一面，可以眺望湖水和帆船。母亲坐在我左边的桌角处，手持教科书，但我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她拿着的书总是离我很远。“你确实用不着它。”她说道，“反正你什么也还不懂。”我不同意她提出的这个理由，觉得她不给我书看就仿佛保守一个秘密一样。她给我念一句德语，就让我跟着念，由于她不满我的发音，我就把句子反复念多遍，直到她觉得过得去为止。反反复复地念是常有的事，因为她讥笑我的发音，而我不堪忍受她的嘲弄，就下了功夫，很快纠正了发音。掌握正确的读音后她才把句子的英文意思告诉我，可是她从不复述自己的话，我得马上永远地记住。教完一句后迅即转到第二句，程序相同，只要我会发音了，她就翻译句子，发号施令地注视我，要我把它记住，紧接着就学下一句。我不知道她头一课指望我学会多少句子，我担心一次教得过多。她让我走了，说道：“你单独复习所学的。你一句话都不能忘记，一句都不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她保留着这本教科书，我无可奈何，束手无策。
我得不到帮助，布雷小姐只说英语，而课外时间母亲又不给我念句子。第二天我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面对敞开的窗子、湖和帆船。她又提出头一天学的句子，让我复述，并查问我句子的意思。我的倒霉大概就是从我记住了句子的意思起，她表示满意：“依我看，这样行！”但是灾难接踵而来，我什么也不再知道了，除了头一句话，其余的全忘记了。我复述所学的句子，母亲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我结结巴巴地说，随后就哑口无言了。继续复述其他一些句子，情形也如此，母亲怒不可遏，说道：“你既然能记住头一句话，其他句子你也能记住。可你不想记，你想待在洛桑，我让你单独一人在洛桑留下来，我乘车去维也纳，把布雷小姐和小家伙们也带去，你可以单独待在洛桑！”
我想，我害怕她的讥讽更甚于她的这番指责，因为她在特别急躁不安时就在头上拍手并喊叫道：“我有个白痴儿子！我不知道我有个白痴儿子！”或者：“你的父亲毕竟也学会了德语，他会怎么说你呢！”
我陷入可怕的绝望之中。为了掩盖我的绝望表情，我朝着帆船看去，希望从它们那里获得援助，其实它们无法援助我。随后发生的新情况，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理解，我学习时专心致志，学会并马上记住各个句子的意思。如果我学会了四个句子中的三句，她并不夸奖我，而是希望我每次把全部句子都记住。由于这永远实现不了，这几个星期里她没有一次称赞我，让我离开时总是板着脸，很不满意的样子。
我生活在对讥讽的恐惧之中。白天，我复习句子，在同家庭女教师散步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再也感觉不到和风，听不到音乐，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德语句子及其英语意思。一有时机，我就躲到一边，独自高声朗读句子。练习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同样着迷地像练会正确句子那样练熟一个曾经读错的字句。我没有可供检查的书，母亲顽固地、冷酷无情地拒绝把书给我，虽然她知道我喜爱书籍，并且有一本书我的学习会轻松得多，但她认为，学习上丝毫不可轻松，书籍对学习语言不利，必须口头学习语言，只有懂得了一点语言，书才无害。她没有注意到我忧虑得吃不下饭，我生活在恐怖的统治之中，而她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教授方法。
某些天，除一两句外，我记住了全部句子及其意义，于是我试图在她脸上寻找到满意的表示，但我从来也没有找到。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她没有再嘲弄我。有时候，情况不太妙，我害怕得发抖，等待她骂我是白痴——白痴也是她生的，这样的讥讽对我的打击最沉重，只要一讥讽我是白痴，我就被毁掉了，只有在她用父亲所说过的话来教育我时，她才抵消了自己的影响。父亲对我的好感安慰了我，我从未听见他说一句不友好的话，不管我对他说什么，他都高兴，随我的便。
我几乎不再对小弟弟们说话，而是像母亲那样粗暴地打发他们走开。布雷小姐的宠儿是年纪最小的格奥尔格，但我们三兄弟她都很喜欢，她察觉到我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在突然发现我练习了全部德语句子时，她不高兴了，说现在够了，我该停止练习了，对我这样年龄的男孩来说，我知道的东西本来就太多，她还从未学过另一门外语，生活也过得很不错。她说世界各地都有人懂英语。她的同情令我愉快，但她的话的内容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把我拘禁在催眠状态之中的是母亲，能把我从中解救出来的也只有她本人。
我偷听布雷小姐跟母亲的谈话，布雷小姐说：“小家伙很悲伤，夫人把他看作是白痴。”“他就是白痴嘛！”母亲这样答道，“不然我就不会这样说他！”母亲的话非常辛辣，对我来说，一切都取决于这番话了。我想起我那住在帕拉迪诺路的表姐妹埃尔西，她智力迟钝，不能正确说话，成年人曾遗憾地这样谈论她：“她仍将是个白痴。”
布雷小姐必定有一颗善良的、坚韧不拔的心，因为最终是她挽救了我。一天下午，我们刚刚坐下上课，母亲忽然说道：“布雷小姐说，你想要读德国文学，真的吗？”也许我这样说过，也许她自己有这个想法。由于母亲说话时看着她手中拿着的那本书，我马上抓住时机，说道：“是的，我想读。我在维也纳上学时将需要这本书。”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这本书，为了从中学习有棱角的字母。母亲根本没有耐心教我字母，她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我为此得到了这本书。
令人最不舒服的烦恼大概延续了一个月就过去了。“只供你学字体用。”母亲把书交给我时说，“平常，我们继续口头练习句子。”她无法阻止我查阅句子，我已向她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与那种她给我朗读句子时采用的坚决的强迫方式有点关系。凡是新的东西，我一如既往，继续向她学习，凡是我从她那里听到的，后来我都可以借助阅读加以巩固，并因此经得起她考问，她无法再说我是“白痴”，为此她本人也感到轻松愉快。事后她讲，她曾非常为我担心，也许我是这个分支多而广的家族中唯一的一个不擅于学习语言的人。现在她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这天下午我们过得真愉快。以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使她惊得目瞪口呆，有时她脱口说出夸奖的话：“你毕竟是我的儿子。”
接着一个非凡的时期开始了。在上课之外母亲开始跟我说德语，我觉察到，我使她又感到亲近了，就像父亲死后那几个星期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她以讥讽和折磨人的方式教我德语，不仅是为了我的缘故，她本人也急切需要同我说德语，它是吐露衷情的语言。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最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她手足无措，觉得没有他自己也完了，因此她竭力想尽快以我取代他的位置。她对我寄予厚望，当我在她的计划开始时威胁着拒绝执行的时候，她难以忍受，这样她就强迫我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超越每个孩子能力的成绩，而她的成功表明，她的深刻个性决定了我的德语。对我来说，德语是一种在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幸福使我同这种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必定很早就培养了我对写作的爱好，因为我为了学会书写的缘故而得到了母亲那本书，而我突然向好的方面转变恰恰是以我学习德文字母开始的。母亲决不容忍我放弃其他语言，对她来说，教育是以她懂得各种语言的文学为内容的，而我们的爱情——是怎样的爱情呢！——的语言就是德语。
她单独带我去洛桑的朋友和亲戚处做客，我所记得的两次访问都同她作为年轻寡妇的处境有关，这不足为奇。她的一位兄弟早在我们迁往曼彻斯特之前就已去世，他的遗孀林达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在生活在洛桑，母亲在洛桑停留也有可能是为了她的缘故。母亲被邀请到她那里去吃饭，我也被带去了，理由是：林达舅母在维也纳出生和长大，说一口特别流利的德语。母亲说我的水平足以表达我所掌握的知识，我欣然同意，渴望永远磨灭遭受讥讽的一切痕迹。我非常激动，头一天夜里无法入睡，同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的德语会话，会话都以胜利结束。到了去做客时，母亲向我解释说，一位每天来舅母家吃饭的先生将要出席，他叫科蒂尔先生，是一位年纪不轻、名声显赫、值得尊敬的官员。我询问道，他是否就是舅母的丈夫，母亲迟疑不决地、有点心不在焉地答道：“也许有朝一日是。现在舅母还想着她的两个孩子，虽然结婚是对她的一个巨大支援，但她不想因为匆忙结婚而伤害他们。”我立刻预感到危险，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就是你的支柱。”她咧嘴笑了。“你想到哪里去了。”她自豪地说，“我不像林达舅母。我没有科蒂尔先生。”
如此说来，德语根本不再是那么重要，我要经受双重的考验。科蒂尔先生是一位身材魁梧、肥胖、蓄着山羊胡、大腹便便的人，他觉得舅母家的饭很好吃，他说话慢慢腾腾，每句话都经过思考。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母亲，他年纪大，我觉得他像孩子一样对待母亲，他只面向母亲，对舅母什么也不说。席间，舅母屡次三番往他的碟子里添菜，他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继续从容不迫地吃。
“舅母真漂亮！”我在归途中热情地说。她皮肤黝黑，有一双很大的黑眼睛。“她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气。”我还说，“她吻了我，她散发的香气比那位巴黎的舅母还好闻。”“断无此理。”母亲说道，“她有大鼻子，有大象般的粗腿，但是美味生爱情[28]。”这话她在吃饭时已说过，一边说一边嘲笑地看看科蒂尔先生，现在她把这句话又重说一遍。我觉得奇怪，便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向我解释，说得非常冷酷无情：科蒂尔先生嗜吃，而舅母又擅长烹饪，因此他天天来。我问道，她是否因此而散发出好闻的香气。“那是她的香水。”母亲说，“她在自己身上总是洒很多香水，气味太浓。”我觉察到，母亲不赞成她的做法，虽然她过去同科蒂尔先生很友好，并逗他发笑，但她对他的评价仿佛也并不太高。
“谁也不会到我们家里吃饭。”我忽然说，似乎我已长大成人。母亲微笑着鼓励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不是吗，你要注意。”
第二次做客是在阿夫塔利翁先生家，情况截然不同。在我母亲认识的所有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他是最富有的。“他是一位百万富翁，”母亲说，“并且还年轻。”她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保证说，他比萨洛蒙舅舅富有得多，这样他马上博得了我的好感。据说，他仪表堂堂，是一位优秀的舞蹈家，一位彬彬有礼的人，人人都竭力攀附他；他举止高尚，可以在宫廷中生活。“现在我们中再没有这样的人了。”母亲说道，“早先我们还在西班牙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接着她向我吐露真情，说阿夫塔利翁曾想娶她，但她当时已同我的父亲秘密订婚。“否则我也就嫁给他了。”她说。于是他很悲伤，许多年都不想娶老婆，不久前他才结了婚，现在同他的太太弗里达——一位著名的美人在洛桑旅行结婚，他住在最高雅的旅馆里，我们将在那里拜访他。
我对他感兴趣，因为母亲使他凌驾于萨洛蒙舅舅之上，我非常讨厌这位舅舅，以致阿夫塔利翁先生的求婚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我渴望见到他，仅仅是为了看看那个“拿破仑”在他面前如何相形见绌。“真可惜，”我说，“萨洛蒙舅舅没有一起来。”“他在英国，”母亲说，“他根本无法来。”“要是他也来，就会见到一个真正的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应该是什么样。”母亲对我憎恨她的哥哥一事并没有生气，虽然她佩服他的才能，却又同意我反对他。也许她懂得，我没有以他代替父亲做榜样对于我是多么重要，也许她把我这幼年时期无法理解的仇恨看作为“性格”，而在她看来，“性格”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步入一家像宫殿似的旅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它好像叫“洛桑宫”。阿夫塔利翁先生居住在一排陈设豪华宽敞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置身于《一千零一夜》里，我抱着鄙视的态度想起舅舅在帕拉迪诺路的房子，一年来那幢房子仍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门开了，阿夫塔利翁先生露面了，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裹着白色的绑腿，笑容可掬地向母亲迎上去，吻她的手，“玛蒂尔德，你更加漂亮了。”他说道。母亲穿着丧服。“你有最漂亮的太太。”母亲对答如流，口齿伶俐。“她在哪里？弗里达不在这里吗？自从在维也纳学院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我对我的儿子讲了她的许多情况，我把他带来了，因为他非见她不可。”“她马上就来，梳妆打扮还没有完全结束。布置得不大雅致，请你们俩将就一点。”其实，这里陈设十分讲究，令人舒畅，同宽敞的房间是相称的。阿夫塔利翁先生探询母亲的来意，专心致志地、总是笑眯眯地倾听着，并用美妙的话语表示同意母亲迁到维也纳来。“玛蒂尔德，你属于维也纳。”他说道，“这个城市喜爱你，你过去在维也纳总是最活泼、最漂亮。”听了他的话，我丝毫没有忌妒心，不忌妒他，不忌妒维也纳，我获悉从前我所不知道的和任何一部书都没有写到的事情：一座城市可能爱一个人。我喜欢这样的话。随后弗里达来了，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她穿着鲜艳、华丽，把母亲当作一位侯爵夫人看待。她从一些花瓶搜集艳丽的玫瑰交给阿夫塔利翁先生，后者向母亲鞠躬致意，把花送给她。拜访的时间不太久，他们所说的我并没有全都听懂，他们变换着使用德语和法语交谈，我对这两门语言，特别是法语还没有那么精通。我觉得好像有某些我不该知道的事是用法语说的，平日我对成人们这样的秘密交谈感到恼火，然而这时我却被这位“拿破仑”的战胜者和他那非常美丽的太太吸引住了。
我们离开宫殿的时候，母亲有点迷惘。“当时我差点嫁给了他。”她说道，突然她看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那样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你！”我走在她身旁，无法设想世界上没有我。“我毕竟是你的儿子嘛。”我不服气地说。母亲看着我，似乎后悔说出那样的话，因为她站立着，使劲地拥抱我，连同她拿着的玫瑰一起拥抱我，末了还夸奖了弗里达。我很高兴她也喜欢弗里达。我们后来谈起这次访问时，她说，当时她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的：我们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阿夫塔利翁先生的全部财富，本应是属于她的，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她对弗里达根本没有怀恨在心，对她丝毫不忌妒，如果对其他女人她也许就不会这样大度了。
我们在洛桑度过了三个月，有时候我想，影响如此之大的时期在我生活中不会再有了，每当我认真地考虑这个时期时，我就常常这样想。这大概是可能的，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极端重要，都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洛桑，我周围处处都讲法语，我顺带也学习这种语言，没有戏剧性的纠葛。在这里，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奋学习德语，这种在学习的忙乱中产生的热情，把我同德语和母亲联系起来。其实，两者是一回事，没有这两者，我此后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
八月，我们踏上了赴维也纳的旅途，在苏黎世逗留了几个小时。母亲把小弟弟们留在候车厅里，由布雷小姐照管，带我乘空中索道上苏黎世山。我们下车的地方叫里基勃利克。那天阳光灿烂，宽广的城市在我眼前展现，我不明白，一座城市怎能这样大，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也有一点可怕。我问母亲是否维也纳也这样大，母亲说还要大得多，我不相信，以为母亲愚弄我。这里湖和山都在侧面，不像洛桑，那里的湖与山我总是记忆犹新，它们在市中心，是我们站在住宅里眺望的内容。那里房子没有这么多，而这里房子多得不可胜数。我惊奇地观看它们，这些房子沿着苏黎世山的山坡向上延伸到我站立的地方，我竟然没有试一试数那不可计算的房子，要是平日我是喜欢这样做的。我很惊奇，也许吓了一跳，我责备地对母亲说：“我们将再找不到他们了。”我觉得，我们不该让“孩子们”——我这样称呼他们——同不懂他人一句话的家庭女教师单独在一起。由于这种心情，使我对一座城市的首次远眺带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情色彩，而对这第一次眺望苏黎世——它后来成为我青年时代的天堂——的回忆，则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