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肯定把孩子们和布雷小姐找回来了，因为我们第二天即八月十八日一起乘车经过奥地利。沿途各地，旗帜飘扬，悬挂的旗帜连绵不断，母亲开玩笑说，那是欢迎我们光临，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看惯了她的英联邦国旗的布雷小姐为此越来越激动，老是安静不下来，直到母亲向同车的旅客打听此事为止。原来这一天是皇帝的诞辰。这位弗兰茨·约瑟夫，母亲早在二十年前她在维也纳度过的青年时代里就知道他是年迈的皇帝，现在他仍健在，所有城市和乡村似乎都为皇帝的生日而高兴。“维多利亚女皇怎样呢？”布雷小姐说道。在到维也纳的许多个小时的旅途中，我都在听她讲这位早已亡故的女皇的故事，已经有点厌烦了，为了调剂一下，母亲给我们讲了关于这位仍然在世的弗兰茨·约瑟夫的故事。
第三部：维也纳（1913-1916）
18、墨西拿地震/家中的城堡剧院
在岩洞车站[29]外边，车还没开，地狱就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牙齿，小鬼用叉子把人叉起来送进嘴里，大嘴又缓慢地、无情地合上了。可是过一会儿它又张开了。它贪婪得要命，不知疲倦，总吃个没够。保姆范妮说，这个地狱要把整个维也纳城和所有的人都吞下去。她说这话不是要吓唬人，她知道我不相信，地狱的大嘴更主要是让我的弟弟们看的。她紧紧牵着他们的手，一刻也不放开，尽管她非常希望孩子们看到地狱就会老实一点。
我赶忙坐到车里，紧挨着范妮，这样可以给小家伙们挤出位置来。岩洞车站有好多车，但只有这一辆运行，我舒舒服服地望着迎面过来的那些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童话人物：白雪公主、小红帽和穿靴子的猫。但这只是看着花哨，所有童话都是读起来更美，扮演出来的童话引不起我的兴趣。可是后来出现了自我们从家里出来一直盼望的东西。每次出门，假如范妮不立即拐弯走向伍尔斯特公园，我就会用手拽她，提好多问题缠她，直到她屈服了，对我说：“你又缠我了，那好，去岩洞车站吧。”这时我才松开她，围着她跳，往前跑一段，不耐烦地等她把买入场券的十字币拿给我看，因为曾出过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到了岩洞车站，可她却把钱忘在家里了。
这次我们可是坐在车里了。车从童话图片旁边开过，在每幅画前停一会儿，我对这么走马观花地看很不满意，说了些关于童话的愚蠢笑话，扫了弟弟们的兴，这样，等到主要的东西——墨西拿[30]地震来临时，他们根本无动于衷。那是蔚蓝色海边的一座城市，山坡上排列着许多白色的房子，一切都静静地、牢固地耸立着，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火车停了，海滨城市近在身边。就在这一刹那我跳了起来，范妮受了我的惊骇的感染，从身后拉住了我，突然，雷声隆隆，天昏地暗，响起了可怕的哀号和呼啸，大地在颤抖，我们也摇晃起来；又是雷鸣，又是闪电，墨西拿所有房屋都陷入刺眼的火光中。
火车又开了，我们离开了废墟。后来又过来了什么，我没看见，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岩洞车站，心想，现在一切都毁了：伍尔斯特公园、木棚、对面那株硕大的栗树。我抓住一棵树的树皮，想让自己镇静下来。我碰到它，感觉出一种阻力。这棵树牢牢地挺立着，纹丝不动，没有一点变化，我放心了。当时我把希望寄托在树上。
我们的房子是约瑟夫—嘉尔巷5号那幢拐角楼，我们住在三楼，左侧有一个不大的广场，把我们的房子和已经属于公园的王子林荫大道隔开。房间有一面对着约瑟夫—嘉尔巷，另一面朝西，对着广场和公园里的树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连接两侧的圆形阳台。我们从阳台上眺望日落，红彤彤的太阳使我们觉得那么亲切。它尤其吸引了我的小弟弟格奥尔格，每当阳台被映成红色，他都立刻飞快地跑到阳台上。有一次，格奥尔格只单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就在那儿撒了尿，他解释说，他必须把太阳浇灭。
从阳台上往外看，广场对面拐角的地方，有一扇小门通向雕刻家约瑟夫·黑根巴特的画室，旁边堆着从画室里清理出来的瓦砾、石块、木头等各种杂物。一个肤色黝黑的小姑娘总在那里转来转去，每当范妮领我们去公园时，小姑娘总是好奇地瞧着我们，多半是想跟我们一起玩。她站在路上，站在我们面前，一根手指伸到嘴里，做出微笑的模样。范妮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也不忍我们一副脏样子，因此她从不放过一次把小姑娘赶走的机会。“走开，小脏丫头！”她粗暴地对小姑娘说，而且禁止我们和她讲话，更不许和她玩。对我的弟弟们来说，这个称呼就成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小脏丫头”成了他们交谈的重要话题，代表了不允许他们干的一切。有时他们从阳台上往下大叫：“小脏丫头！”他们觉得这事挺有趣，可小姑娘却在下边哭。母亲来到阳台上，严厉责骂他们。可是她认为，这种隔离是对的，而且即使是这么喊叫和喊叫的结果也是和那个女孩有了过多的联系。
多瑙河运河两岸是徐特尔区，沿着运河可以走到索菲桥，学校就在那里。我操着用强制办法学到的新语言来到维也纳。母亲送我上了国民小学三年级，在泰格尔先生的班里。泰格尔先生脸红红的，胖胖的，没有多少表情，简直像一张面具。这是一个大班，有四十多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个美国孩子也是新生，和我同一天到校，我们一块考的试，考前我俩还用英语交谈了三句话。老师问我在哪儿学的德语，我说：“从妈妈那儿学的。”“学了多长时间？”“三个月。”我发觉他感到惊讶。不是在一位老师那里，而是跟母亲学的，而且只学了三个月！他摇摇头说：“那你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他让我听写几句话，句子不多，真正要考的是：“钟响了。”然后是：“所有的人们。”他想用“响”和“人们”[31]这两个读音相近的词使我出错。可是我知道两者的区别在哪儿，毫不迟疑地把两个词都写对了。他把本子拿在手上，又摇了摇头——他多半懂得洛桑的恐吓反应教学法。在我流利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他说：“我只是想试试你。”他说这句话时也和先前一样毫无表情。
当我把这些讲给母亲听时，她一点也不惊讶，她觉得，“她的儿子”不仅能把德语学得和维也纳的孩子一样好，而且不言而喻也是能超过他们的。学校有五个年级。她说：“上完四年级后，也就是两年后，你就去念文科中学，那里学拉丁文，这对你来说不会这么无聊。”
在维也纳的第一年，凡是有关学校的事，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这一学年末发生了皇储被刺事件[32]。泰格尔老师在他的讲台上放了一张镶了黑框的号外，我们大家都得起立，他给我们讲述了事件的经过，我们唱了《皇帝之歌》之后，他才让我们回家。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和我同路回家的一个男孩叫保尔·科恩费尔德，他也住在徐特尔区。他是个瘦高个儿，动作不怎么灵活，两只脚是外八字，长长的脸上总挂着友善的痴笑。“你和这个人一起走？你伤了老师的心。”泰格尔老师在学校门前看见我们俩时对我说。保尔·科恩费尔德是个很差的学生，他回答问题时，一道都答不对，由于他不会别的表情，答错了还总傻笑，老师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少年对着我们轻蔑地大叫：“犹太佬傻笑！”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不知道。”保尔·科恩费尔德说。他常听到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他走路的怪样子。我还从未被人骂作犹太佬，不论在保加利亚还是在英国。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她用她那高傲的方式对待此事：“这是说科恩费尔德，不是说你。”她倒并不是想用这句话来安慰我，而是不接受这句骂人的话。她觉得，我们——被从西班牙逐出的犹太人后裔——是更优秀的人。母亲不像泰格尔老师那样，希望我离开科恩费尔德，恰好相反，她说：“你必须总跟他一道走，别让人打他。”对她来说，有谁胆敢打我，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两个不算结实，但是我的个子小得多。对于泰格尔老师的意见，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认为老师在我们俩之间这样区分是对的。她不想让我和科恩费尔德绑在一起，但是她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受到攻击的人，我应该像骑士那样保护自己的同伴。
我喜欢这样做，因为这和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教导是一致的。我读从曼彻斯特带来的英文书，而且反复地读，这是我的骄傲。我准确地知道，每一本书我读了多少遍。其中有些超过了四十遍，因为我已经能背出来了，再读不过是提高纪录。母亲发现了这个情况，就给我另外一些书，她发觉儿童读物对我来说已嫌太浅，就想办法用别的东西来吸引我。因为《鲁滨孙漂流记》是我最心爱的书，她就送给我斯文·赫定[33]的《从南极到北极》。这部书一共分三册，我在不同的场合一本一本地得到了这三册书。第一册就令人大开眼界，写的是到凡是可能去的国家的考察旅行，如利文斯敦[34]和斯坦利[35]在非洲，马可·波罗在中国。借助这些冒险家的探险旅行，我认识了地球和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母亲用这种方式把父亲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当她看到探险旅行排挤了我对其他一切东西的兴趣时，她便回到文学上，而且为了使我产生兴趣，她开始用德语和我一起读席勒，用英语读莎士比亚。
她就这样回到了她过去的爱好——戏剧，并以这种方式保持着对父亲的回忆，从前她总是和父亲谈论戏剧。她尽力不影响我，每念一场之后她都想知道，我是怎么理解的。在她自己说什么见解之前，我总是先说。但是有时候太晚了，她忘了时间，我们就读呀，读呀，一直读下去，我发觉，她完全沉浸在亢奋中，多半不会停下来了。是不是读这么久，也有点取决于我，我越是显得懂得多，能说出的东西越多，过去的经历就越强烈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只要她一开始谈起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经历中的一件——这些已成为她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我就知道，谈话还会延续很长时间，那时我去不去睡觉就无关紧要了。她自己很难和我分开，就像我离不开她一样，后来她和我说话就像和一个成年人说话一样。她热情地称赞饰演某一个角色的演员，也批评某个使她失望的演员，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她最喜欢谈的是她毫不反感、从心眼里乐于接受的东西。她的鼻孔很大，鼻翼急剧地翕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不再望着我，她的话也不再是对我说的了。每当她这样激动时，我就觉得她是在跟父亲讲话，也许慢慢地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父亲的角色。我不用孩子的问题使她清醒过来，我懂得激发她的热忱。
每当她默不作声时，就变得那么严肃，弄得我再不敢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高高的前额，周围一片寂静，我屏住呼吸。她不把书合上，而是让它打开放在那儿，然后我们去睡觉了，书就这么放着，一直放到天亮。她没有再说一句通常在这种时候该说的话，比如：“已经很晚了”“你早该上床了”“明天早晨还得上学”，所有这些别人母亲常说的话统统没有。显然这是因为她仿佛停留在她所谈到的角色的心境中了。在莎士比亚所有的人物中，她最喜欢科里奥兰纳斯[36]。
我不相信当时我就读懂了我们一起读的剧本。其中有许多肯定进入了我的大脑，但科里奥兰纳斯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的人物，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起演的唯一的一出戏。她的讲解从回避最可怕的事件和冲突开始，她的话开始是解说，最后则把我完全吸引住了。
五六年后，当我独自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这次读的是德语译本——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很惊讶，我的感受不同了，仿佛心中涌起一股热流。在这段时间里，德语成了我更重要的语言，这可能与此有关。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像从前的保加利亚童话那样，是用那种神秘的方法翻译出来的。我在德文书中每次碰到那些童话，当场就认得出来，并且能正确地把它讲完。
19、不知疲倦的人
魏因施托克大夫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个子矮矮的，长了一张猴子脸，还不停地眨眼睛。他看上去老相，虽然他并没有那么老，也许是他脸上的褶子使他显得苍老。他常来给我们看通常流行的儿科病，我们小孩子不怕他，他一点也不厉害，就他总眨眼睛和傻笑也把人们的恐惧心理赶跑了。他特别喜欢和母亲谈话，总是挨得挺近，母亲悄悄地从他身边退开一点，可他立刻把搭在肩上或胳膊上表示抚慰和追求的手向前移一点。他管母亲叫“孩子”，这使我非常反感，而且他希望永远不离开母亲，他那黏糊糊的目光一直盯着母亲，仿佛要用目光感动她似的。我不喜欢他来，但因为他是个好医生，再说他对我们其他任何人也没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我数着他管母亲叫“孩子”的次数，等他刚一离开，就向母亲报告统计结果：“今天他管你叫了九次‘孩子’。”或是“今天叫了十五次。”母亲对我计数感到奇怪，可也没责备我，因为医生对她来说无所谓，她没觉得我的“监视”是累赘。我肯定他是把这种称呼当成一种试图接近的表示，虽然我对这类事还没有一点预感，但无疑是如此。他的形象因此留在我脑子里，再也抹不掉了。十五年后，当他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找了一位年纪很大的医生代替他，八十岁的博克大夫。
当时卡内蒂爷爷实际上已经很老了，他常到维也纳来看我们，母亲亲自为他烧菜，平时她是不常下厨房的。爷爷总爱吃那一个菜：“烤小牛肉”。德语中的重叠辅音给他那西班牙舌头造成了困难，他把“小牛肉”[37]读成卡利伯。吃中饭时他来了，先亲吻我们，这时我面颊上总流着热泪，第一声问候刚一说出，他就哭了，因为我正像他称呼我的那样是一个孤儿。他不正眼看我，免得想起我父亲。我悄悄抹去脸上湿漉漉的泪水，尽管我对他十分眷恋，可每次我都希望他最好别再吻我了。午饭的气氛很愉快，老人和儿媳两人都是活跃分子，有许多话说。但是我知道这种欢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而且接下去就会完全变样了。每一次，只要饭一吃完，旧的矛盾就爆发了，爷爷叹着气说：“你们本来就不应该离开保加利亚，那他也不会死！可你总觉得鲁斯丘克这地方对你不好，非得去英国，这下可好，现在他在哪儿？英国的气候杀了他。”这话深深地刺伤了母亲，因为的确是她要离开保加利亚的，在这件事上是她给了父亲抗拒他父亲的力量。“您使他太难过了，父亲。”她总是像称呼自己的父亲那样称呼我祖父，“要是您让他安心地离开，他就会适应英国的气候的。可是您总是诅咒他！诅咒他！哪儿听见过一个父亲诅咒儿子的，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爷爷火冒三丈，跳起来，话越说越难听，最后，他冲出屋子，抓起手杖离开了这所房子，既没有为他先前吃饭时赞不绝口的烤小牛肉表示感谢，也没有和我们这几个孩子告别。母亲则哭着留在屋里，没法平静下来，就像爷爷忍受着使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那些诅咒一样，父亲临终之际的情景则始终出现在她眼前，这使她终生感到内疚。
爷爷住在花园街奥斯特里亚旅馆，有时他带奶奶一起来。在老家鲁斯丘克，奶奶从未离开过她的沙发床，爷爷是怎么说动奶奶出来旅行，并把她带到多瑙河的船上——这对我一直是个谜。在旅馆里，他自己或和奶奶一起住一个房间，总是住同一间，里面除了两张床外还有一张沙发，我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夜里，就睡在那上边。他要求，当他在维也纳时，这一夜和星期天的早餐时我属于他。我根本不高兴去旅馆，那儿很黑，又有一股霉味，而在花园附近我们的家里，房间又敞亮又通风。但是星期天那顿早餐可是一件隆重的事。因为爷爷这时带我去咖啡厅，我能得到一份牛奶咖啡，最重要的是能得到一只新鲜的小面包。
十一点，位于诺瓦拉巷27号的塔尔穆德—托拉学校开始上课，学生们在那里学习希伯来文。爷爷很重视我上犹太学校，他相信，母亲在这件事上不会太热心，在旅馆里和他一起过夜是他想出来的一个监督办法，他要保证我每星期日上午都在那所学校里，咖啡厅加上小面包应该能引起我对学校的兴趣。这比在母亲身边稍稍自由一点，因为他想争取我，希望得到我的爱和好感，此外，没有什么人是他不想施加影响的，哪怕是世界上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
在这所学校更让人苦恼，这是因为老师非常滑稽，他生就一副可怜的乌鸦嗓子，冻得缩起一条腿，看上去好像在做金鸡独立。他对学生根本没有影响，学生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半是一边学着读希伯来文，一边像和尚念经似的把书上的祈祷文背下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念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没人想到给我们讲解一下，就连圣经故事也没有详细给我们讲过。学校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能流畅地读祈祷书，好让寺院里的父亲和爷爷们为我们感到荣耀。我在母亲面前抱怨这个课上得愚蠢，她赞同我的意见，我和母亲一起读书多有意思啊！但是她向我解释说，她让我去学，是为了让我学会正确地为父亲念祭祀祷文。在整个宗教仪式中，这是最重要的，也许除了赎罪日再没什么其他大事了。作为一个必须自始至终坐在一旁的妇女，母亲不大看重会堂里的仪式，祈祷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她懂得自己念的是什么意思时，阅读对她才会是最重要的。莎士比亚在她心中燃起的热情，她在自己的信仰中从来没体验过。
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进了维也纳的学校，这样她就脱离了她的教区，而且完全被城堡剧院迷住了。要不是她与爷爷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迫使她在这种男人的事情上对他做出让步，她也许会给我免去那种对她来说已无生命的宗教礼仪，甚至赦免我不去上那根本就学不到什么的主日学校[38]。她从不想知道那所主日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每当我星期日回家吃午饭时，我们就谈起当晚将一起阅读的剧本。只要范妮一给我打开门，昏暗的奥斯特里亚旅馆，黑洞洞的诺瓦拉小巷，就全都忘到脑后了。母亲一反常态地、迟疑地询问的只有一件事，即爷爷跟我说了什么，她担心的是爷爷说了她什么没有。爷爷从没说过，可是母亲担心爷爷可能会想办法挑唆我反对她。其实她用不着担心，因为假如爷爷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我就会再也不去旅馆，不到他那儿去了。
爷爷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他永不疲倦，这个在其他方面挺有东方味道的人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我们刚刚听说他在保加利亚，他已经又在维也纳露面了，不久又接着去了纽伦堡，他把它叫作纽利姆堡[39]。他也去其他城市，我已经记不住是哪些地方了，因为他没有把那些城市的名字念错，因而没引起我的注意。我偶尔在公园街碰到他，或是在利奥波德[40]城的另一条街上看到他，他总是急匆匆地走着，手中拿着他那柄镶银手杖，没有手杖他哪儿也去不了。他的目光那么急速地射向四方，仿佛是一头鹰的眼睛，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这双眼睛。所有碰到他的西班牙犹太后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住在维也纳的这个区，这里的马戏团巷有他们的寺院——都尊敬地向他问候。他有钱，但不高傲，他和他认识的所有人谈话，而且总讲些新奇、惊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到处流传，因为他到处旅行，观察除了人类之外一切他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而且因为他对同一些人从不讲同样的故事，一直到年纪很大时都还清楚地知道他对每个人说了些什么。对于与他一类型的人来说，他总是很有趣的，对妇女来说，他是个危险人物，只要他一眼看上的人，就绝不会遗忘，他很会献殷勤——他为各种美人找到新的、独特的献媚方式——他的殷勤被人们记在心里，而且继续产生影响。他这么老了，却几乎没有变，他对于一切新奇和引人注目的东西的热情，他那迅速的反应，他那盛气凌人然而讨人喜欢的举止，他那会欣赏女人的眼睛，一切一切都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很想和所有人用他们各自的语言谈话。因为他只是在旅行中顺带学的这些语言，他的语言知识——除了巴尔干的语言之外，他的西班牙语也算在内——是很欠缺的。他喜欢扳着手指，十分自信地算他一共能说多少种语言，他有时数出十七种，有时数出十九种，天知道他怎么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他的发音滑稽透了，可对他那可笑的自信劲儿却不能不认可，每当我面前出现这样的场面，我都觉得害臊，因为他一说就错误百出，要是他自己在我那所小学，泰格尔老师那里就通不过。就像当初在我们家一样，母亲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最小的错误，因此我们在家中只限说四种语言，我问母亲一个人是不是能说十七种语言，她就说：“不能，要说能，那就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了！”这时她没有提爷爷的名字。
虽然母亲的思想是在一个爷爷完全陌生的世界里活动，可他对母亲的文化修养极为尊重，特别是母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母亲正是靠了这种高度文化修养诱使父亲离开了保加利亚，虽然这件事曾经深深激怒了爷爷，但他很重视今天母亲以同样的文化知识培养我们。我相信，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因为想到实用性和今后在社会上的继续发展，还有他自己的、从未真正充分发挥的天赋的作用。在他自己狭窄的生活圈子里，他已经有了很大权力，他本来也许一点都不会放弃他对那个分支很广的家族的控制，但是他觉得此外还有许多事他控制不了。他只掌握记载古代西班牙历史的阿拉米文字[41]，只读这种语言的报纸，这些报纸有西班牙名字，像《时代报》（El Tiempo）、《真理之声》（La Boz de la Verdad），是用希伯来字母印刷出版的，我记得每周只出一期。他读拉丁文报纸觉得没把握，于是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活了九十多岁——在他旅行的许多国家里，从不用当地的语言读什么东西（更别提读书了）。他的知识，除去他独立掌握的生意之外，只同他自己对人们的观察和研究有关。他能模仿这些人，能像一个演员那样表演，有些我自己认识的人被他演得那么有趣，以致后来他们真实的样子则使我大失所望，而他扮演的他们却越来越吸引我。那时，他的那些讽刺表演在我面前还有点放不开，只有在以他为中心的成年人聚会时他才完全进入角色，那些人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他的故事。当我在马拉喀什[42]，在讲故事的人中又找到属于爷爷一个类型的人时，他早已去世了。尽管马拉喀什讲故事人的语言我一个字也不懂，但通过对爷爷的回忆，比起我在那儿碰到的无数其他人来，我更熟悉他们。
爷爷的好奇心一直很强，正像我前边提到的那样，我从没有一次看见他疲倦过，甚至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我觉得他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对我的观察和研究。在和他一起在奥斯特里亚旅馆度过的那些夜晚，我入睡前最后想到的是，他没真正睡着，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可信，我从没有一刻看见过他睡觉。早晨，他比我先醒来，而且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大多数时候，他也已经做完了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晨祷。夜里，我出于某种原因醒了，看见他正笔直地坐在他的床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这会儿会醒来，只等着我对他说，我现在要什么。他不是总抱怨失眠的那种人，相反，他总是精力充沛，由于他精力过于充沛，虽然很多人敬佩他，但也觉得他有点不可思议。
为那些想结婚但没有嫁妆的可怜姑娘筹款是他的嗜好之一。我常看见他在花园街拦住什么人，为了这个目的募捐。他拿出他的红皮笔记本，上面记着捐款人的名字和款项。他收下纸币，放进他的皮夹子里。他从没遭到过拒绝，对卡内蒂先生说“不”，简直是耻辱。在教区内，人们的威望取决于他身边是否总有一笔为数不少的捐款，拒绝捐钱意味着自己也属于穷人之列，没有人愿意让别人这么说自己。但是我相信，这些商人中也有真正的富翁。我常常抑制住自豪的心情听人们议论某某人是善人，这是指他慷慨地为穷人解囊，爷爷之所以出名，人们之所以特别愿意给他钱，肯定是因为他自己的名字是用他那圆圆的阿拉米字母写在捐款簿上的头一名。因为他开了这么一个好头，没有人愿意落在他后边。他很快就募捐到一笔款子购置了十分体面的嫁妆。
在对爷爷的描述中，我把有些事集中起来了，其中也有我后来经历或听说的事。这样，在维也纳的这个最初阶段里，他占了比他实际应占的要多的篇幅。
在这段时间里，最最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和别有特色的事情，是晚上和母亲一起读书及与每次阅读有关的谈话。我无法再在个别细节上复述这些谈话，因为这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说存在一个我在幼年时接受，并一直与我紧密相连从不分离的精神实体的话，那就是这些阅读和谈话。我对母亲怀着一种盲目的信任，她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后来又给我讲解的那些人物，简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使我再也不能把他们分开。我从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都能找出对我后来的影响，我和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这时起，也就是从我十岁起，这成了我的一种信条，我不自觉地受这些人物的影响，我想，是他们决定了我对后来所遇到的人的态度，哪些品质能吸引我，哪些品质使我厌恶。他们是我早年须臾不可缺少的，是本质的东西，是我精神中潜在的生命。
20、战争的爆发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我们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我们住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我不知道在什么街上。有一位退役的高级军官，一位将军和我们合住，他和他夫人住在一楼。那时候人们经常都可以见到军官。
一天中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疗养地公园度过，是母亲带我们到那儿去的。公园中央的一个圆亭里有疗养地的小型乐队演奏，乐队指挥是个瘦高个，叫康拉特，我们几个男孩子私下里用英语管他叫“胡萝卜”[43]。我和弟弟们用英语讲话可以不受约束，他俩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他们的德语有点没把握。布雷小姐几个月前回英国去了。我们之间不用英语交谈，这对我们本来是一种外力的强制，否则在公园里人们会把我们当成英国孩子。
由于有音乐，公园里总是有好多人，但是七月底战争已迫在眉睫了，拥到疗养地公园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告诉我，玩的时候不可以这么大声用英语叫喊，我没怎么在意，弟弟们更没放在心上。
有一天，我想是八月一日，开始宣战了。“胡萝卜”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有人给他递上一张条子，他打开一看，就中止了演奏，用指挥棒用力敲着，并大叫：“德国向俄国宣战了！”乐队开始奏起《奥地利皇帝颂》。大家都站着，坐在长凳上的人也都起立，一起唱：“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的皇帝和国家。”我在学校里就知道了这首颂歌，也犹犹豫豫地跟着唱。这首刚一唱完，又接着唱《德意志颂》，“保佑你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如果换另外的词，用英文唱，就是我很熟悉的《国王万岁》。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着英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习惯，还是为了表示一种抗拒，我用最大的声音跟着唱英文词，弟弟们也糊里糊涂地用尖细的嗓音学着我唱。因为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人群中，所以很容易听出来，突然，我看见周围都是气得变了形的脸，胳膊和拳头都向我打来，连我的两个弟弟，包括最小的格奥尔格也挨了几下本来是朝着我这个九岁孩子打来的拳头。母亲被挤得离开了我们一点，还没等她发现，大家就向我们乱打起来，但是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恨得走了形的脸。一定是有人告诉母亲了，因为她大喊起来：“可这是些孩子啊！”她朝我们这儿挤过来，把我们三个人拢到一起，气愤地和那些人讲理。人们根本没有碰她一下，因为她话讲得和一个维也纳妇女一模一样，最后她终于把我们从挤得要死的人群中拉了出来。
我不完全理解我所做的事，难以忘怀的是，这是我第一次与一群怀有敌意的人遭遇的经历。它影响了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立场，直至一九一六年在维也纳和后来在苏黎世，我思想上都倾向于英国。但是从挨打中我也学会：只要我还在维也纳，就得提防别人发觉我们的思想观点。除了在家里，我们被严格禁止讲英语，我控制着自己，而且更努力念我的英文读物。
小学四年级时——这是我在维也纳念的第二所小学——战争打起来了，我对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得到一个黄颜色的歌本，这些歌都与战争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开头是我们每天作为第一首和最后一首必唱的《皇帝颂》。黄歌本中有两首歌我比较喜欢：“曙光，曙光，你照耀着我年轻的生命走向死亡。”但我最喜欢的那首开头是这样的：“在草地那边，蹲着两只寒鸦。”我想，下一句该是：“我死在敌国的土地上，在波兰倒下。”这本黄歌本中的歌我们唱得太多了，但是歌的调子想必要比那些可怕的充满仇恨的简短口号听起来还好忍受一点，那些口号一直深入到我们小学生的心里。“完蛋就完蛋！”“一枪一个俄国佬！”“一拳一个法国鬼！”“一脚一头英国猪！”当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这样的话带回家，对范妮学说“一枪一个俄国佬”时，她向母亲告了我的状。也许这是她的一种捷克式的敏感，她绝不是爱国主义者，也从不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唱我在学校学的战争歌曲，可是也许她是一个明智的人，觉得那句粗话“一枪一个俄国佬”从一个九岁孩子口中说出来特别有伤风化。这一点深深刺伤了她，她没有直接责备我，而是悄悄地到母亲那儿对她说，如果她从我们这些孩子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她就不能再在我们家待下去了。母亲私下训斥了我，非常严厉地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也没有，学校里的男孩子们一直都这么说，我受不了。我没撒谎，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思想上倾向英国。“那你为什么还鹦鹉学舌呢？范妮不喜欢听这话，你说这样的粗话会伤害她的。俄国人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我在鲁斯丘克最好的女友就是俄国人，你不记得奥尔加吗？”我把她忘了，现在又想起来了。这唯一的一次斥责已经足够了，我再也没重复过这样的话，因为母亲对此明确地表现出她的厌恶，我感到了她对每一句充满兽性的战争叫嚣的憎恶。这种叫嚣我后来在学校还听到过，而且每天都能听到。不是全体人都胡说，只是个别人，但他们一说再说，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们才想以此显露自己。
范妮来自波希米亚乡下，她身强力壮，全身哪儿都长得挺结实。她的看法也很固执，新年时，虔诚的犹太人站在多瑙河运河边，把他们的罪过抛向水中，范妮和我们一道从那儿路过时就指责他们。她心里一直有她自己的看法，而且直言不讳。“他们更应该不犯罪，”她说，“扔掉，那我也会。”“罪过”这个词她听来不舒服，她不喜欢装模作样。她最讨厌乞丐和吉卜赛人。她觉得乞丐和小偷是一路货色。她不受欺骗，讨厌戏剧场面，她嗅出在激动的言语后边有一种坏的意图，她觉得最坏的就是戏剧，而这在我们家太多了。只有唯一的一次她不由自主地演了一场戏，那是那么残酷，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我们的房门铃响了，她开门时，我站在她旁边。门前站着一个乞丐，年纪不大，也不是残废，他跪在范妮面前，绞着双手。他说，他的妻子躺在停尸床上，家里有八个孩子，他们是饥饿的小老鼠，无辜的可怜虫。“发发善心吧，夫人！那些无辜的孩子有什么罪啊！”他跪在地上激动地重复他的请求，好像在唱一支歌，而且他一再管范妮叫“夫人”。这使范妮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是夫人，也根本不想当夫人，而且每当她称母亲“夫人”时，一点也不低三下四。她默默地看了一会跪着的那个人，他那故作可怜的乞讨歌发出很大的回声。突然，范妮自己也跪倒在地学他，那人听到自己说的每句话又都由范妮口中用波希米亚口音说了出来。这首二重唱那么富有表现力，使我也开始跟着念叨起来。范妮和乞丐谁都不受干扰，但是最后范妮站起来，把他关在大门外。他还一直跪在那儿，透过关紧的大门仍在念着：“发发善心吧，夫人！无辜的小可怜虫有什么罪呢！”
“骗子！”范妮说，“他没有死在床上的老婆，没有孩子，他把一切都自己吃了。懒蛋！年纪轻轻的，什么时候生的八个孩子！”她对骗子那么恼火，等母亲一回家，就把整个场面给母亲表演了一遍。我帮她跪下，我们一块表演了这一场面，我给她演她是怎么干的，想惩罚她的残酷，但是我也想比她演得好。于是她从我嘴里听到乞丐的话，然后是用她的声调重复同样的话，当我用“发发善心吧，夫人！”开始时，她生气了，就强迫自己不再跪下，尽管我下跪引得她也想跪下。这对她是一种折磨，因为她感到在自己的语言中受到了责备，这个坚强、固执的人突然变得不知所措了，她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给了我一记耳光，这本来是她要给那个乞丐的。
现在范妮对戏剧真的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晚上，她在厨房就能听见我和母亲一起朗读，这深深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如果我第二天跟她说起来或者只是自言自语，她就连忙摇着头说：“这么激动！叫孩子怎么睡觉啊？”随着家中戏剧生活的加强，范妮越来越受到刺激，有一天，她表示要辞掉工作，母亲说：“范妮以为我们发疯了，她不懂。这一回也许她还会留下，但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将失去她。”我很依恋她，弟弟们也是。母亲没费劲就说服了她。可后来她有一次忘乎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最后通牒：她不能再看着孩子睡这么少的觉，要是晚上装腔作势的表演再不停止，她就只能一走了之。于是她真的走了。我们都很伤心。常常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我这个她所讨厌的小家伙被允许保留这些明信片。
21、美狄亚[44]和奥德修斯[45]
我在维也纳才接触到奥德修斯，这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我父亲在英国时给我的第一批书中没有奥德修斯的故事。在那套为儿童改写的世界文学丛书中当然应该有《奥德赛》，但是可能我父亲不喜欢，也可能他有意剔出来为了让我以后再读，反正我当时没看到。这样，直到我十岁，母亲把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当作礼物送给我时，我才通过德文本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晚间读剧本时常常碰到希腊神和人的名字，她就会给我解释，她不能容忍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这有时占去我们很长时间。也许我问的问题比她能回答的要多，她是通过第二手资料了解这些事情的，通过英国的、法国的，特别是德国的戏剧文学。我得到一本施瓦伯的书，主要是把它当作理解希腊文学的工具，用它去理解我应该自己接受的东西，以免因为总是打岔破坏了晚间读书的真正高潮。
我第一个知道的是普罗米修斯[46]，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为人类造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吸引人呢！然后是惩罚，宙斯的可怕的报复，最后碰到的是解救者赫拉克勒斯[47]，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别的事。后来又知道了珀尔修斯和女妖戈耳工[48]，她的目光能使人变成石头；法厄同[49]，他在太阳车中被烧死；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50]，这已经涉及战争和常常提起的在这里可能起作用的翅膀；卡德摩斯[51]和龙齿，我把它们也和战争联系起来了。
我对一切神奇的事情保持沉默，我接受下来，不对旁人讲。晚上我才能显示出我知道些什么，但也只是偶尔才有机会。我仿佛也能对读的内容做一点解释，朗读基本上是我的任务，每逢我简短地说出点意见，而不是被新问题缠住转不出来时，就会觉出母亲似乎挺高兴。有些问题我没有加以解释，留给了自己，也许我觉得在这种全部优势在另一方的对话中自己变强了，如果母亲不是觉得很有把握的话，我可以通过提到这个或那个细节的办法引起她的兴趣，我为这一点而感到骄傲。
没过多久，我接触到了“阿戈尔船英雄传说”[52]。《美狄亚》[53]则用一种我还不完全理解的力量抓住了我，而当我把美狄亚和母亲相比时，我就更不理解了，母亲讲起城堡剧院中的伟大英雄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是一种激情吗？我模模糊糊觉得像是一种谋杀的感觉，难道是死亡的恐惧吗？她和爷爷之间粗野的对话——每次爷爷来访都以此告终——使她的力量削弱了，她哭泣着留在屋里。爷爷像是被打败了似的走了，他发火是因为他无能为力，而不是胜利者的愤怒，但是母亲也没能取胜。她陷入一种毫无办法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折磨着她，我真不忍心看，我非常希望她有一种神灵的力量，一个女魔法师的力量。这是我现在才不由得产生的一种推测：我希望看到她是更强大的，是所有人中最强大的，拥有一种不能左右、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没有隐瞒我关于美狄亚的想法，我不愿意保持沉默。我一旦把话题引到这上边，整个晚上就完了。母亲不让我看出她对这样的类比如何感到吃惊，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的。她讲格里尔帕策[54]的《金羊毛》[55]，讲城堡剧院里的美狄亚，她通过双重折射来减弱原始传说对我的强烈影响。我迫使她承认，她也会为伊阿宋的背叛向他复仇，但只是向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复仇，而不是向孩子。她会把他们带上魔车，到哪儿去，她不会说出来。虽然孩子们看起来长得酷似父亲，她也不会杀死他们，她应该比美狄亚更坚强，能够忍受他们的目光。这样，母亲最后就是最最坚强的，在我心中战胜了美狄亚。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奥德修斯帮了母亲的忙，因为当我后来知道了奥德修斯时，他就把以前的一切都赶跑了，并且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真正偶像。我读《伊利亚特》有些反感，因为它是从伊菲格涅亚[56]的人祭开始，阿伽门农[57]在这件事上屈服了，这使我对他极为反感，因此我一开始就不站在希腊人一边。我怀疑海伦[58]的美，我觉得墨涅拉俄斯[59]和帕里斯[60]的名字同样可笑，我一般来说看重名字，有的人只是因为名字就让我讨厌，另一些人我则为了名字而喜欢他们，虽然我还没读过他们的故事。属于后者的有埃阿斯[61]和卡珊德拉[62]。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对名字的好恶，我也说不清楚。在我对希腊人的态度中，这种好恶不可克服地存在着，他们的神对我来说分成两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较少根据他们的性格。我喜欢珀耳塞福涅[63]、阿佛罗狄特[64]和赫拉[65]，我认为赫拉做的事没有什么玷污她的名字的。我喜欢波塞冬[66]和赫淮斯托斯[67]，反对宙斯，还有对阿瑞斯[68]和哈德斯[69]也很反感。雅典娜[70]的身世迷住了我。我永远也不原谅阿波罗[71]剥了玛耳诸阿斯[72]的皮。对我来说，他的残酷亵渎了他的名字，我本来违背我的信念暗暗喜欢上这个名字。名字和行为的冲突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矛盾，我一直强迫自己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一些人物形象，我由于名字喜欢他们，而对他们行为的失望促使我尽一切努力去改变他们，使之不愧于他们的名字。对另一些人，我不得不想出令人反感的故事好和他们丑恶的名字相配。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可能做得不太合理，对于一个把公正看成他最赞赏的品行的人来说，这种什么也无法改变的对名字的看重使他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而我仅仅感到这是一种命运。
当时我还不认识有希腊名字的人，因此这些名字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以全部力量震撼了我。我可以非常自由地和他们接触，他们不会使我想起什么熟悉的东西，不会与别的东西相混淆，他们作为纯粹的人物形象出现，而且一直是人物形象，除了把我搞糊涂的美狄亚之外，我自己决定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爱憎，他们一直保持着永不衰竭的影响。随着这些人物开始了一种生活，我有意识地就此为自己做出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依附于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