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时对我来说一切希腊的东西都归结到了奥德修斯身上，他成了真正的典范，第一个我完完全全能够理解的典范，第一个我从他身上比从一个现实的人身上获得更多知识的典范。这是一个充实、丰富的典型，它表现为许多变形，每一个变形都有自己的意义和位置，在许多个别细节上他都征服了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仍毫无任何对我没有意义的东西。他影响我的时间与他航行的时间相等。最后，没有人看出来，他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73]，这指的已经不只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依恋。这个形象如此完美，而且指出关于他的全部细节即使在今天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轻而易举——我也依然十分清楚，他是用什么影响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是哪些新奇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孩子的心，使他心中不安。那就是当奥德修斯在菲阿克斯人中还没有被认出来之前，听盲歌手德摩多科斯讲他自己的故事并暗暗为此流泪的时刻；是他在波吕斐摩斯面前自报“无人”来解救自己和同伴性命的计策；是他不肯放过听塞壬女妖的歌声和他装扮成乞丐忍受求婚者辱骂的耐性；是他借以使自己缩小的变形和在塞壬女妖那里他那抑制不住的好奇心。
22、保加利亚之行
一九一五年夏，我们到保加利亚去探亲，母亲的族人大部分在那里，她想再看看她的故乡，看看她和父亲一起幸福生活了七年的地方。几周前她就处于我弄不明白的、和我经常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兴奋状态之中。她讲了很多童年时在鲁斯丘克的事，那块我从未想过的地方一下子因为她讲的故事变得有意义了。我在英国和维也纳认识的那些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后裔提起鲁斯丘克来都是瞧不起的，把它当成没有文化的穷乡僻壤，说那儿的人甚至不知道“欧洲”是什么样。所有人似乎都为他们脱离那块地方而高兴，自认为自己是开化而优秀的人，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有从不为任何事感到羞愧的爷爷，说起那个城市的名字来满怀激情。那里有他的产业，他的世界的中心，那里有他用不断增长的财富建造的房屋，但是他发现，自己对那些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东西却懂得如此之少。有一次我给他讲马可波罗和中国，他说那都是童话，我应该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他了解这些骗子。我知道，他从没读过一本书，当他只是带着可笑的错误说他自鸣得意的那种语言时，我觉得他对鲁斯丘克的忠诚根本不值得宣扬，我瞧不起他由鲁斯丘克到那些用不着再去发现的国家的旅行。可是他的记性极好，从不出错。有一次他到我们这儿来吃晚饭时，问了母亲一大堆关于马可波罗的问题，这叫我大吃一惊，他不只问母亲这个人是谁，是否真有此人，他还打听我给他讲过的每一件神奇的具体事件，一件也不落。当母亲告诉他马可波罗的报告在后来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起了什么作用时，他差点发火，但是当提到哥伦布把美洲当成印度的错误时，他又平静下来，骄傲地说：“这是因为他相信了一个骗子！他们在那儿发现了美洲，却以为是印度！”
爷爷没能迫使我对我的出生地产生兴趣，母亲却轻易就做到了。在我们的晚间阅读时，当她讲起她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她会突然说：“我是在我父亲的花园里坐在桑树上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有一次她给我看一本旧的雨果的《悲惨世界》，上面还有她读书时吃桑葚染上的污迹。“桑葚已经熟了，”她说，“我爬得很高，这样好藏得更隐蔽些。到我该去吃饭时，他们就看不见我，我接着读了整整一个下午，忽然感到肚子饿极了，就填了满满一肚子桑葚。现在你好多了，我们允许你看书。”“可是我也得吃饭。”我说着，同时开始对桑树产生了兴趣。
后来她答应我，以后会指给我看那棵树的。现在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落到计划这次旅行上了。我本来不大想去，因为我们的晚间阅读得因此中断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当我对阿戈尔船英雄传说和美狄亚这个人物还保持着深刻印象时，母亲说：“我们去瓦尔纳[74]，到黑海边上去。”这下我的抗拒心理被解除了武装。虽然科尔基斯[75]在黑海的另一边，可不管怎么说，总是同一个海啊！在这一刻，我已经准备自愿牺牲我们的阅读了。
我们乘火车从喀琅施塔德旁驶过，穿过罗马尼亚。我对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柔情，因为人们十分赞赏把我从小带大的罗马尼亚保姆，她待我像亲生孩子一样，以后只是为了看看我，竟不怕从久尔久[76]过多瑙河。后来听说她由于一次事故在一口很深的砖井里淹死了，父亲按照他一贯的做法，找到保姆的家，瞒着爷爷为他们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鲁斯丘克我们没住在老房子里，那里离卡内蒂爷爷太近了。我们住在母亲的大姐贝莉娜姨妈家，她是三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有点小名气。她去世之前一直追踪着她的不幸，当时还没有落在她和她的家庭头上，可是已经有点苗头了。我的记忆中总是保留着她当年的容貌，她最美的时候的形象，后来我又发现她像提香[77]笔下的《拉·贝拉》和《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因此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再不会改变了。
她住在一栋具有土耳其风格的宽敞的黄房子里，正对着她父亲的房子，阿尔迪蒂外公两年前在一次去维也纳的途中死了。大姨妈的财富可以和她的美貌媲美，她懂得不多，别人都认为她笨，因为她从来不为自己索取什么，总是赠予。因为大家对她那十分吝啬、懂得抓钱的父亲还记忆犹新，所以她似乎不像这个家里的人，大方得出奇。她只要看到一个人，就会想到如何给他带来特殊的快乐，除此之外她从不考虑别的什么事。她常常沉默不语，呆呆地望着面前，不注意别人的问题，有点心不在焉，脸上显出一种紧张的表情，但仍不失其美艳。这时，人们就知道，她是在考虑一件礼物，只是还没想出一件称心的。她送礼物送得别人深受感动，可她实际上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她总觉得礼物太轻，总还要喋喋不休地加上许多道歉的话。这不是那种馈赠礼品的骄傲——我从西班牙人那里清楚地了解这种表明某种贵族身份的傲慢态度——而是纯朴自然的，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
她嫁给了堂兄约瑟夫，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使大姨妈一生痛苦，她不得不忍气吞声，而又不让人察觉一丝一毫。屋后的果园里，当时果子正坠满枝头，我们像着了迷似的喜欢这里，如同看到姨妈的礼物一样。住宅里的房间明亮，但也很冷，比我们维也纳的房子大得多，有好多新奇东西。我忘了是怎样睡在土耳其长沙发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新奇的，仿佛我确实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作一次考察旅行似的，后来这成了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愿望。对面外公花园中的桑树则叫我失望，它根本没那么高，而且因为我把母亲的话想象得像她现在说的这样，我弄不明白，别人当时怎么没在她躲藏的地方发现她。但是在黄房子里，在姨妈身边，我觉得好舒服，并不急着去黑海，而黑海之行本来是计划的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
约瑟夫·阿尔迪蒂姨夫长着一副圆圆的红脸膛，总眯缝着眼睛。他总盘问我，他知道各种各样的事，而且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以致他总抚摩着我的面颊说：“记住我的话！这个孩子会有出息的。当个大律师，像他姨夫一样。”他是个商人，根本不是律师，但是他精通许多国家的法律，他可以详详细细、一字不差地引经据典，而且用不同的语言，然后再给我译成德语。他企图捉弄我，大约过十分钟后就把同一条条文再引证一遍，但稍稍加以改动，然后狡黠地看着我，等上一会儿。“刚才不是这样的，”我说，“本来是这样的。”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条文，它使我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东西极为反感，但是我也很得意，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他的夸奖。“你注意到了，”他说，“你不像这里的其他人，不是笨蛋。”他用手指了指房间，别的人都坐在那儿，其中也有他妻子。他不只指她，他认为整个城市都很愚蠢，全国、巴尔干、欧洲、全世界，只有几个能和他较量的名律师例外。
人们私下议论他的火暴性子，警告我说，要是他发起火来，那是很可怕的，但我用不着害怕，一会儿就会过去。如果他盯着一个人，你必须静静地坐着，不说一句话，一直恭顺地点头。母亲警告我说，要是出了什么事，连她和姨妈也得保持沉默，姨夫就是这样，这时候别人什么都不能做。他发火主要是针对死去的外公，但是也针对还在世的寡居的外婆以及所有还在世的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妈也包括在内。
因为我老是听到这样的警告，我就已经好奇地等着了。有一天吃晚饭时真的出事了，情形是那么可怕，以致这件事成了这次旅行中真正的回忆。“Ladrones，”他突然喊了起来，“Ladrones，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小偷！”西班牙语的Ladrones比“小偷”厉害，像是小偷和强盗加在一起的意思。他指控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偷了东西，首先是不在场的人，从已去世的外公、他的岳丈开始，外公为了外婆的缘故取消了他的一部分遗产。然后是还健在的外婆，还有在曼彻斯特的有权势的舅舅萨洛蒙。舅舅应该提防他，他会把舅舅置于死地。比起舅舅来，他更精通法律，会在世界各国控告舅舅，舅舅将没有能够解救自己的避难所！我对萨洛蒙舅舅根本就不同情，而且——我不能否认——高兴有人敢于跟这个可怕的人较量一番。可是姨父的攻击目标并不仅限于此，他接着攻击的是三个姐妹，甚至有我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好心的贝莉娜姨妈，他认为姨妈在暗暗地和她的家庭密谋对付他。“这帮无赖！这帮罪犯！这帮恶棍！”他诅咒着要把所有人统统碾碎，把他们的黑心从胸膛里掏出来！喂狗！他要让他们一辈子记着他，让他们求饶！可是他不懂得宽恕，他只知道法律，他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人和他较量。“这些疯子！这些笨蛋！”他这么歇斯底里地喊着。“你以为你自己聪明，是吗？”他突然转向我母亲，“但是你的小儿子胜过你。这家伙跟我一样！他总有一天会告你，你不得不交出最后一个铜板！人家说你是受过教育的，可你的光彩对你没一点用！法庭见！”他用手指骨节狠狠敲着前额，“法律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你不懂这个！”他又对我说，“你母亲是个小偷！在她没有偷你——她的亲儿子之前，你就知道这一点更好。”
我望着母亲恳求的目光，可是现在再也没用了，我跳起来喊道：“我妈妈不是小偷！姨妈也不是！”我气得哭了起来，可他根本无动于衷。他那肿得可怕的脸上露出一副假惺惺的和善样子，靠近我说：“住口！我没问你！捣蛋鬼！傻瓜！你会看到的。我坐在这儿，你记住我，你的姨夫约瑟夫亲自告诉你。我同情你，你才十岁，因此我及时告诉你，你母亲是一个扒手。所有人，大家都是扒手！全家！全城！没有什么人不是小偷！”
说完最后一个词“小偷”，他停住了。他没打我，但是我不再讨他喜欢了。“你根本不值得我教你法律。”后来，当他平静下来时对我说，“你只能通过经验学习。你不配有更好的前程。”
姨妈使我最感到奇怪，她好像没事儿似的，当天下午又忙她的礼物去了。在姐妹之间的一次谈话中——我没让她知道我偷听了——她对我母亲说：“他是我丈夫，早先他不这样，自从父亲死后他才变成了这样。他忍受不了任何不公平，他是个好人。他很敏感，为什么所有好人都这么敏感？”母亲认为这样不行。因为有孩子，孩子不能听这些关于家庭的事。母亲一直为家族感到骄傲，这是城里最好的家族，可是约瑟夫也是这个家的人，他自己的父亲就是外公的哥哥。“可他没说过一句反对他父亲的话。他没说过！从来没有！他宁可把舌头咬下来也不会说反对他父亲的话。”“可是他为什么要这笔钱？他本人比我们有钱多了！”“他忍受不了不公平。自打父亲死后，他就变了样，他过去不这样。”
不久后我们去了瓦尔纳。大海——我回忆不起再早一点的事了——根本不凶猛，不狂暴，为了对美狄亚表示敬意，我冒险地等待着，可是水中没有她的踪迹。我想，是在鲁斯丘克发生的争吵把一切关于美狄亚的念头挤掉了。一旦我最亲近的人中真的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平时在我心中萦回的古代文学的人物形象就大为逊色了。自从我为母亲辩护，反对她姐夫的恶毒指控以来，对我来说，母亲不再是美狄亚了，相反，重要的是保护她的安全，和她在一起，用自己的眼睛看着，不让任何可恶的事情沾上她。
我们在海滩度过了好多时光，港湾的灯塔使我特别着迷。一艘驱逐舰驶进海港，也就是说，保加利亚将站在中欧列强一边参战。在母亲和熟人的谈话中常常听到人们断言这完全不可能。保加利亚本来决不会和俄国开战，多亏了俄国它才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许多次战争中俄国人和土耳其人打仗，什么时候保加利亚碰到困难，他们就依靠俄国人。在俄军服役的季米特里耶夫将军是全国最有名的人，他曾作为贵宾出席过我父母的婚礼。
母亲的一个年长的女友奥尔加是俄国人，我们在鲁斯丘克时去拜访过她和她丈夫，我觉得她比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都更热情、更开朗。两个朋友像年轻姑娘一样亲热地交谈，她们兴高采烈地用法语交谈，说得很快，还夹杂着高兴的呼叫，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说个不停，叽叽喳喳地像麻雀叫，不过是两只大麻雀。奥尔加的丈夫带着尊重的表情沉默不语，他那挺起的胸膛看起来有点像军人的姿态，他斟上俄国茶，用好吃的点心招待我们。他很注意让两个朋友的谈话顺利进行，不让她们浪费一分钟宝贵的时间，因为自她们上一次相聚分手后已过了好长时间，以后何时才能再见呢？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名字，他几年前才去世，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时怀有的崇敬心情使我后来问母亲，托尔斯泰是不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母亲迟疑又不十分情愿地否定了这一点。
“现在你懂了吧，为什么我不许别人诽谤俄国人，”她说，“那是些最奇妙的人。奥尔加一有空就读书，人们和她可以交谈。”“和她丈夫呢？”“也行。但是她更聪明。她对文学了解得更多，他敬重这一点，他最愿意听妻子讲话。”
对此我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却有我的怀疑。我知道，我父亲认为我母亲更聪明，而且把她看得比自己高明，我也知道，母亲接受了这个看法。她当然同意父亲的意见，每当她说起我父亲时——她总是讲最美好的事情——也十分坦率地谈到，父亲多么看重她的灵气。“可他的音乐修养比你高。”我习惯于提出异议。“是的。”她说。“他戏也演得比你好，人家都说他是最好的演员。”“也许是吧，也许是吧。他有一种天赋，是从你爷爷那儿继承来的。”“他比你更风趣，比你风趣得多得多。”母亲不会不爱听这话，因为她看重真诚和尊严，城堡剧院庄严崇高的语气，她已经掌握了。接着我就更来劲儿了，说：“他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回母亲既不怀疑，也没有犹豫，而是高兴地赞同：“你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永远找不出第二个。”“那奥尔加的丈夫呢？”“他也是好人，是好人，但不能和你父亲相比。”然后她就讲了许多关于父亲行善的故事，我听了成百遍，可还愿意再听。他如何帮助了许多人，而且是背着他们干的，以致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别人严肃地问他：“雅克，真是你干的吗？你不觉得做得太多了吗？”“我根本不知道，”他答道，“我记不起来了。”“你知道，”母亲最后总是这样结束，“他是真的忘了。他人这么好，以致忘了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你别以为他平时也总爱忘事。他在戏里演的角色几个月也忘不了。他也忘不了他父亲对他干了什么，他父亲从他手中夺走小提琴，强迫他去经商。他也不会忘记我喜欢什么，好多年后他还能弄来我顺嘴说过的想要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可是他却瞒着自己做的好事，瞒得这么巧妙，以至于后来自己也忘了。”
“这我永远也做不到，”我既为父亲骄傲，也为自己感到悲哀，“但我会把它永远记在心上。”“你比较像我，”母亲说，“这不是真正的善。”然后她向我解释，她太爱猜疑，所以不宽容，她总是立刻就想到别人在想什么，马上看透他们，猜出他们最隐秘的内心活动，趁此机会她对我提到一个跟她一样敏锐的作家的名字，那个作家像托尔斯泰一样在不久前去世了，他叫斯特林堡。她不大情愿地、吞吞吐吐地说出这个名字，她是在我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才读到斯特林堡的书的，那个曾经热情地向她推荐斯特林堡的赖兴哈尔的医生，是使我父亲产生最后的嫉妒的原因。这种嫉妒也是母亲往往害怕的，当我们还在维也纳时，只要她不小心提到斯特林堡的名字，总是泪水盈眶，直到来到苏黎世，她才慢慢习惯了斯特林堡和他的书，能够不过分激动地说出他的名字。
我们做了一次从瓦尔纳到欧希诺格勒附近的莫纳斯蒂的远足，那里是皇宫所在地。我们只从远处看见那座宫殿，自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它已经不在保加利亚境内，而划归罗马尼亚了。在已经开始了残酷战争的巴尔干穿过边界可不是一件美事，许多地方根本过不去，人们尽量避免越过边境。但是当我们坐在租来的马车里，一路上看见长势喜人的蔬菜水果：深紫色的茄子、青椒、西红柿、黄瓜、大南瓜和西瓜，我感到十分惊讶，这儿什么都有。“瞧！”母亲说，“这儿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也是一种文明，谁也不必为自己生在这里感到羞愧。”
后来在瓦尔纳下起了倾盆大雨，通向港口的斜街布满深坑，我们的马车陷住走不动了。我们只得下车，好多人来帮车夫的忙，大家拼命地拽，直到车又动了起来。母亲叹着气说：“街道还像从前一样，这就是地中海以东的现状，这些人永远是什么也不学！”
她的看法就这么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很情愿地和我踏上回维也纳的归程。因为维也纳在过了第一个战争的冬季之后食品开始紧缺，她在上路前贮存了些干菜，各种各样的菜用线串起来，装了满满一箱子。后来在罗马尼亚通向匈牙利边境的普雷戴尔检查站，税务官把箱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月台上，令母亲勃然大怒。车开动了，母亲跳上车，可她的宝贝在税务官们的哄笑声中仍然摊在月台上，她连箱子也丢下了。仅仅为了这种和吃有关系的事而大发雷霆，我觉得好像有失她的身份。她从我这儿也没得到安慰，这使她更加懊丧。
她把罗马尼亚官员的态度归结于我们的土耳其护照。出于一种天生的对土耳其的忠诚，大多数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后裔一直都是土耳其公民，在那里他们总是得到很好的对待。母亲的家庭来自利沃尔诺[78]，那里受到意大利保护，人们外出旅行都是带着意大利护照。她认为，假如她还用当姑娘时姓阿尔迪蒂的护照，罗马尼亚人肯定不会这样，他们可能喜欢意大利人，因为他们的语言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多半也喜欢法国人。
我陷入我不愿承认的一场战争中间，但是直到这次旅行中我才开始通过亲身体验理解了某种普遍的广泛流传的民族仇恨情绪。
23、恶的发现/维也纳要塞
一九一五年秋，在那次保加利亚夏季旅行之后，我上了文科中学一年级。学校像国民小学一样，也是在一幢黄房子里，靠着索菲桥边。这所学校我喜欢多了，我们学拉丁语，还学好多新东西，我们有好多老师，而不再只是那个无聊的泰格尔先生，他总说同一句话，一开始我就看他笨头笨脑的。我们的班主任是特乌迪教授，一个留着长胡子、肩膀宽宽的小矮个儿。每当他坐到讲台后边，把胡子垂到台面上时，我们坐在教室的凳子上就只能看见他的头。没有人瞧不起他，虽然一开始我们看他那么滑稽——他捋长胡子的姿势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也许他是靠这个姿势培养耐心，他是公正的，很少发火。他教我们拉丁文变格，他的大多数学生在这上边运气不好，于是他不知疲倦地一再给他们重复Silva（森林）、Silvae（许多森林）。
这个班里有许多我觉得有意思的同学，我记得他们。有史泰格马尔，一个男生，他画画好极了，我看他的作品总看不够。我眼看着他挥毫把鸟、花、马和其他动物画到纸上，他把一些刚刚画好的、最美的图画送给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我非常赞赏的一张画一下子就撕了，因为画得不够好，然后又重新画。这种事发生过多次，可最后他终于觉得成功了，从各个角度打量一番，然后以谦虚而又比较郑重的姿势递给我。我钦佩他的才能、他的慷慨大方，但使我不安的是我无从比较，所有的画在我看来都一样。比起他的才能来，我更钦佩他对画的判断迅速果断，他撕掉的每一张画都使我惋惜，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毁掉一张画上画或印上字的纸，可他多么乐于这么干啊！那么快，毫不犹豫，看起来太迷人了。在家里我得知，艺术家们常常如此。
另一个同学是敦敦实实、黑黑胖胖的多伊奇贝格，他母亲在伍尔斯特公园开了一个小吃店，所以他住得离岩洞车站很近，不久前我还是那儿的常客。起初我对他很有好感，我想，他在那儿住，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十一岁就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玩世不恭的人了，这使我很快和他结了仇。
我另外一个同学马克斯·席伯尔是我真正的朋友，他是将军的儿子，我们三人从学校穿过王子林荫大道一同回家。多伊奇贝格常说大话，他好像知道一切成年人生活中的事，并且用不加掩饰的词汇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公园不像我和席伯尔了解的那样，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他偶然听到小吃店的客人之间的谈话，就咂巴着嘴在我们面前重复那些话。他还加上他母亲的评论，她什么都不对儿子隐瞒，多伊奇贝格好像没有父亲，而且是独子。席伯尔和我急着回家，多伊奇贝格却不立即动身，每当我们从维也纳体育俱乐部旁边走过，他就觉得自由了，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相信他需要一点时间瞎编，然后用来吓唬我们。他每次都用同一句话结束：“人们没能尽量早一些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这是我母亲说的。”他很讲效果，每次都把他的故事升格，只要一讲到暴行、捅刀子、抢劫、谋杀，我们就让他讲下去。他反对战争，我喜欢这一点，可席伯尔不爱听，想办法提问题把他引到别的话题上去。我羞于把这些谈话在家里转述，有一段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保守得很好的秘密，直到多伊奇贝格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敢于说出最出格的话，结果闹了一场乱子。
“我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一天，他忽然说，“我母亲告诉我的。”席伯尔比我大一岁，他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则勉强跟得上他的好奇心。“这很简单，”多伊奇贝格说，“就像公鸡趴在母鸡身上一样，男人和女人也这样交媾。”我脑子里本来装满了和母亲一起进行的莎士比亚——更确切地说，席勒——剧作晚间朗读的内容，于是感到很气愤，喊道：“你撒谎！这不是真的！你是个骗子！”这是我第一次反抗他。他露出一副嘲讽的神色，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席伯尔默不作声，多伊奇贝格的轻蔑全都发泄到我头上。“你母亲什么都不跟你讲，她把你当小孩子。你没见过公鸡吗？就像公鸡以及其他动物那样。我母亲说了，人们没能尽量早一些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
我差一点动手打他，我离开他们俩，穿过空荡荡的建筑广场跑回家去。我和家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在弟弟们面前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才什么也没说出来，可是我一点也吃不下去，差点哭出来。刚一吃完饭我就把母亲拉到阳台上，这儿是我们白天进行严肃谈话的地方，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母亲自然早就看出我情绪激动，但是当她知道了原因后，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母亲平时对一切事都有一个圆满而又明确的答案，她总使我感到，我有责任教育弟弟们，这回她没说话，第一次沉默了。她沉默了这么久，使得我都有点害怕了，然后她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我在我们那些重大的时刻里熟悉的称呼严肃地对我说：“我的儿子，你相信你的母亲吗？”“相信！相信！”“那不是真的。他撒谎。他母亲没有对他说过。孩子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通过一种十分美好的方式，我以后会告诉你，你现在还根本不需要知道。”母亲的话使我的兴趣立刻消失了。假如多伊奇贝格的说法只是谎言的话，我还真的不想知道呢！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一种谎言，一种可怕的谎言，因为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他母亲绝没有对他说过！
从这一刻起我恨上了多伊奇贝格，对待他像对待人类的败类那样。在学校里，他是个坏学生，我再不跟他说话，课间，只要他想走到我跟前来，我就转过身，把脊背对着他，我再不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和他同路回家了。我强迫席伯尔在他和我之间选择，我还干了更坏的事：有一回地理老师叫他在地图上指出罗马，他指的是那不勒斯，老师没看出来，我站起来说：“他指的是那不勒斯，不是罗马。”结果他得了个坏分数。这种告发行为本来是我瞧不起的，我从前总是站在同学一边，帮他们的忙，只要我能够帮得上，哪怕是我喜欢的老师，我也帮同学对付他们。但是母亲的话使我对多伊奇贝格怀恨在心，好像对他我怎么干都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盲从，我和母亲之间再没有谈到过他一个字。在我心中煽起了对他的敌意，我把他看成一个坏蛋，我在一次较长的谈话中对席伯尔讲述了理查三世[79]，说服他相信，多伊奇贝格就是理查三世，只不过他还年轻，必须让他停止他的恶劣行径。
我这么早就开始发现了恶。这种癖好长时间伴随我，直到后来我成了卡尔·克劳斯[80]恭顺的奴仆，相信凡是他讨厌的人都是坏蛋。对于多伊奇贝格来说，学校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了，他失去了自信，为了取得和解，他那恳求的目光到处跟踪着我。本来他是不会这样干的。可是我不肯和解，而且奇怪的是，通过在他身上起的看得见的作用，这种仇恨越来越强，而不是缓和下来。终于他母亲到学校来了，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和我谈话。“你为什么老盯住我儿子？”她说，“他可没对你干什么啊！你们过去一向是朋友。”她是一个性格果断的女人，说话又快又有力。和她儿子相反，她脖子很长，讲话时嘴巴也不吧嗒吧嗒作响。我高兴她来求我，求我宽恕她儿子，我像她一样坦率地说出了我们敌对的原因。我在她面前毫不胆怯地重复了关于公鸡和母鸡的那句话，她急忙转向儿子，多伊奇贝格害怕地站在母亲身后，她问：“你说了吗？”他可怜兮兮地点点头，没有否认。于是整个事件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也许我不能拒绝一个母亲的请求。她像我自己的母亲那样认真地对待我。我也确实发觉，儿子对于她来说是何等重要，于是多伊奇贝格又从理查三世变成了一个像我和席伯尔一样的学生。那句有争议的话找到了它所谓的出处，并且因此失去了力量。追踪结束了。我们也没有再成为朋友，可是我放过了他，以致后来我再没有关于他的回忆了。每当我回想在维也纳学校剩下的时光时——差不多还有半年——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然不存在了。
和席伯尔的友谊却日趋亲密。一开始我们之间的一切就很融洽，现在他更是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他住得很远，在徐特尔区上方，他们那幢房子跟我们的差不多。为了讨他喜欢，我也玩玩具兵，他有好多玩具兵，有装备各种武器的整个军队：骑兵、炮兵，所以我常到他家去玩打仗的游戏。他对输赢看得很重，败了就受不了，每当输了他就咬着嘴唇，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有时他想赖账，那我就会生气，但是这种时候不长，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年，身材魁梧，尽管他与他母亲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总是对母子如此相像感到十分惊讶——却完全不是妈妈的娇宝贝。他母亲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母亲，个子也最高，我看到她总是把腰挺得笔直，比我高出好多，每当她给我拿点心来时，总是朝我弯下身来，然后上身稍稍倾斜着把盘子放到桌上，还没叫我们吃，就立即又直起身来。她用那双暗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瞧，我在家中常常梦见这双眼睛，不过我从没告诉过她的儿子席伯尔。但我问过他，是不是所有蒂罗尔女人都有这么漂亮的眼睛，他干脆地回答：“是的。”而且补充说：“所有的蒂罗尔男人也是这样。”下一次我发现，他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他母亲，因为她给我们拿点心时似乎很高兴，有点像开玩笑似的望着我们——平时她是不这样的——而且打听我的母亲。她走开后，我严厉地问席伯尔：“你把什么都告诉了你母亲吗？”他脸红了，他保证说没有，而且也什么都没告诉他父亲。
他父亲长得很矮小、消瘦，根本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不仅个子小，而且长相也比妻子老，他是个退役将军，可是在战争中又因为一件特殊任务被重新任用。他是维也纳防御工事总监，一九一五年俄国人攻破了卡尔帕腾，谣传维也纳也受到威胁。席伯尔的父亲在学校没课的两天带我们俩去视察，我们乘车到诺伊瓦尔德格，脚步沉重地穿过树林，看到了各种小“堡垒”。没有士兵把守，我们走进去，席伯尔的父亲用手杖敲着厚厚的堡垒壁，我们则透过“堡垒”的缝隙往外眺望，荒无人烟的森林一片死寂。将军很少开口讲话，总是一副怏怏不快的脸色，可是每当对我讲解什么时，他总是向我们微笑，仿佛我们是什么特殊的人物。我在他面前从未感到不好意思，也许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士兵，他曾经送给他儿子一大队的小锡兵，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还询问我们玩的情形，比如谁赢了，这是席伯尔告诉我的。但是我对这么一个沉静的人感到不习惯，我无法想象他竟然是个将军，倒是席伯尔的母亲更像是一位英俊的将军，为了她的缘故，我甚至可以去上战场，而和他父亲一起去郊游视察，我并不怎么当回事。当将军用拐杖敲一个个“堡垒”的墙壁时，人们常常谈论的战争似乎离我还十分遥远。
整个在校学习期间和后来，父亲们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些死气沉沉或者上了年纪的人。我自己的父亲还活在我心中，他和我谈过许多事，我听过他唱歌，他的形象永远和他年轻时一样，他永远是独一无二的父亲。可是我对母亲们总是很容易接受，我喜欢的母亲的数目多得惊人。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冬，战争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新兵们在王子林荫大道上雀跃唱歌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现在每当他们一队一队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和我们相遇时，他们已不像过去那么快乐了。他们虽然还唱着：“在故乡，在故乡，我们再相见！”但是这个再见似乎离他们并不近。他们不再那么相信能返回家园，他们高唱：“我曾经有一个战友……”可是仿佛他们自己就是歌中唱的那个阵亡的战友。我发觉了这种变化，告诉我的朋友席伯尔。“这不是真正的蒂罗尔人，”他说，“你总有一天会看到蒂罗尔人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看得见进军的蒂罗尔人，也许他和父亲拜访过故乡的熟人，在他们那里听到过有信心的话。他对于战争胜利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从没想过要怀疑这一点，这信心不是由他父亲那儿来的，将军是个沉静的人，不爱说大话，在他带我们去远足时，他没说过一次“我们必胜”的话，要是他是我父亲，我早放弃一切对胜利的希望了。也许是席伯尔的母亲使他建立起信心的，也许她也什么都没说，但她的自豪感，她的不屈精神，她看人时的目光，使人觉得仿佛在她的保护下不会发生任何不幸——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我也绝不会怀疑。
有一次我们去徐特尔区，从多瑙河运河的铁路桥附近穿过，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停在桥上，货车和客车接在一起，到处挤满了人，他们默默地、用询问的目光往下瞧着我们。“这是伽里奇的……”席伯尔把“犹太”这个词咽了下去，改成“难民”。莱奥波尔城挤满了为了躲避俄国人而逃来的犹太人，黑色长袍、睡衣和特别的帽子使他们与众不同，十分引人注目。现在他们到了维也纳，他们应该到哪儿去呢？他们必须吃东西，可维也纳的食品供应也已经不足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在车厢里挤成一团，这种情景十分可怕，我们呆呆地往上瞧，车一直没动地方。“像牲口一样，”我说，“让他们像牲口一样地挤压在一起，而且连运牲口的车也用上了。”“正因为有这么多人。”席伯尔说，他对他们的厌恶因为顾及我稍稍缓和了一点，也许他不愿意说出可能伤害我的话。我像生了根似的站在地上不动，他和我站在一起时，感觉到了我的恐惧。没有一个人朝我们招手，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话，他们知道这里的人是多么不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并不期待一句欢迎的话。这些挤着的人大都是些男人，其中也有长胡子的老头。“你知道吗？”席伯尔说，“我们的士兵也是用这种闷罐车送上前线的。战争就是战争，这是我父亲说的。”这是他在我面前引用的唯一一句他父亲的话，我明白，他这样说是为了把我从惊愕中拉回来。但是没有用，我呆呆地望着，望着，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希望火车开动，最可怕的就是火车停在桥上纹丝不动。“你不来吗？”席伯尔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你不高兴了吗？”我们朝回他家的路走去，好再玩一会儿锡兵打仗。我的心情很不好，当我们走进门，他母亲给我们摆上点心时，这种坏心情更甚了。“你们在哪儿待了这么久？”她问。席伯尔指着我说：“我们看见一火车伽里奇难民。火车停在弗兰茨桥上。”“噢，是这么回事。”他母亲一边说，一边把点心向我们推过来，“现在你们一定饿了。”幸好她又走了，因为我根本没动点心。席伯尔这个有同情心的孩子，也没胃口了，他让那些锡兵站在那儿，我不想玩。当我离开时，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那么明天吧，要是你来的话，我拿给你看，我得到了新的炮兵。”
24、阿丽克·阿斯利尔
我母亲的女友中最有趣的是阿丽克·阿斯利尔。她的家族来自贝尔格莱德，她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说话、动作，不管干什么，对一切事的反应都像一个维也纳人。这个矮小的女人是母亲那些个子不高的女友中最矮的一个。她生活在当代维也纳的文学中，缺少母亲那种广泛的兴趣，她很容易谈到巴尔[81]，谈到施尼茨勒[82]，她的见解易变，从不固执己见，容易接受任何影响，谁只要和她谈话，就能够影响她，但必须是这个领域之内的内容，凡不属于当代文学的，她几乎不加注意。她的当代文学信息的来源肯定是些男人，她看重那些能说会道的男人，谈话、讨论、意见交锋是她的生活，每当文人们意见不同争论起来时，她总注意倾听。她已经是维也纳人了，因为她总能不费力就知道思想界有什么事情发生，她也同样喜欢谈论人，谈他们的爱情故事、纠葛和离异，她认为，为了爱情，一切都是允许的，不像母亲那样诅咒。要是母亲责备谁，她就反驳，总要为那些复杂的纠葛找到解释。人所干的一切，她都觉得是自然的，她对她自己碰到的事情也像她对生活的看法一样，仿佛恶的精灵就是要让她自己体验她允许别人做的事。她喜欢把人们聚在一起，特别是异性，看他们如何交往，因为她总觉得生活的幸福主要在于伴侣的变换，她自己所希望的，也极乐于施与他人，所以看上去往往像是她在那人身上做试验。
她在我的生活中是起过作用的，关于她，我所讲的一切实际上是出自后来的经验。一九一五年我刚刚认识她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她一点儿也不受战争的影响。她当着我的面从未提到过一次战争，但她不像母亲那样坚决反对战争，母亲在我面前闭口不谈，以免我在学校里遇到麻烦。阿丽克根本不知道拿战争怎么办，因为她不知道恨，她赞同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不能使自己为之产生热情的事，就不去想它。
当她到约瑟夫—嘉尔巷来看我们时，已经和她的一个堂兄结了婚，那个人也出生于贝尔格莱德，也像她一样成了一个维也纳人。阿斯利尔先生是个蓝眼睛的小个子，以在实际生活中无能而著称。他在生意上懂得的正好够让他把所有的钱都赔光，还加上他妻子的陪嫁。当他作最后一次努力，试图立住脚时，他们还住在一所中产阶级的住宅里。他爱上了他的女佣人，一个漂亮、单纯、温顺的姑娘，她由于主人的垂青感到受了尊重。他们相互理解，她有他的精神，但与他相反，她有魅力，而且坚贞忠实，他那轻佻、不安分的妻子所不能给他的，他在这个姑娘身上找到了：执着、忠贞不贰。在他离开家之前的整个时间里，她是他的情人。认为一切都是允许的阿丽克一点也没有指责丈夫，她可能会不动声色地继续三个人一起管理家务。我听见她对母亲说，她什么都不限制他，他应该幸福，和阿丽克在一起他得不到幸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相互约束。他谈不了文学，一谈到书他就偏头疼，如果能不面对这样的谈话伙伴，不必参加谈话，他怎么都行。阿丽克不再跟他谈文学了，对他的偏头疼充满同情，也不为他们很快贫困下来向他发火。“他天生不是一个做买卖的人，”她对母亲说，“难道每一个人都要是个商人吗？”谈到女佣时，我母亲严厉谴责那个姑娘，可阿丽克对那两个人总有充分理解的话说：“你看，她对他那么好，在她身边他一点不害羞，他失去了一切，在我面前总有愧色。”“可他也有错，”我母亲说，“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软弱呢？他不是个男子汉，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他本来就不应该结婚。”“他是根本不想结婚的，是父母让我们结婚的，为了把钱留在家中。我那时太年轻，而他太羞怯，太腼腆，不敢面对一个女人，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强迫他看着我，而那时我们已经结了婚，一起过了一段时间了。”“那他拿钱干什么了？”“他什么也没干，只是把钱弄没了，难道钱如此重要吗？为什么不应该丢钱？难道你更喜欢你那些有钱的亲戚吗？和他相比他们却更没有人性！”“你总是为他辩护，我相信，你还爱他。”“他使我很难过，现在他找到了他的幸福。她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主人，她跪在他面前，现在他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知道吗？她吻他的手，总是称呼他‘老爷’。她每天打扫整幢房子，那儿根本没什么可擦洗的，一切都那么洁净，可她擦呀扫呀，一边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歇一会儿吧，玛莉，现在够了。’可是她总觉得做得不够，只要他们不在一起，她就擦呀擦呀。”“她可真不知羞耻，你没把他们赶出去！要在我这儿，她早就逃走了，立即逃走，一分钟都不会多待。”“那他呢？我可不能对他怎么样，难道我应该破坏他生活中的幸福吗？”这段谈话本来我是根本不能听的，每当阿丽克带着她的三个孩子来我们家时，我们都在一起玩，母亲喝她的茶，阿丽克只顾一个劲地讲，母亲很好奇，想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她们俩虽然看着我和那几个孩子，却没想到我什么都听见了。后来，每当母亲审慎地暗示阿丽克家中的情况不大好时，我就尽量小心地不让她发觉，一切细节我都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不懂阿斯利尔先生实际上和女仆到底干了什么，我懂得的只是她们说出来的词，我想，他们很愿意在一起，不知道后边还有什么事，但是我明白，我捕捉到的全部细节都不是我该听的，我从没说过我知道关于他们的事情。我相信，对我来说这是了解母亲的另一种方式，她的每次谈话对我都是宝贵的，我不愿意漏掉任何一点她谈的内容。
阿丽克也不可怜她那些在这种不正常气氛下生活的孩子，老大瓦尔特智力低下，长着他父亲的那种风泪眼和尖鼻子，走路时也像他父亲一样往一边歪，他从来说不了一个完整句子，哪怕是短句。他不期待别人回答他的话，却懂得人家说的是什么，而且非常听话，别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他做之前得犹豫一阵，弄得人家以为他没听懂，然后他突然一下子真的干了，原来他是理解的。他一般不给人造成什么麻烦，但是有时候会发火，别人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火，接着他很快就安静下来，但是别人不敢冒险让他一个人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