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弟弟汉斯是个聪明的少年，和他一起玩“诗人四重奏”[83]是一种乐趣。我和汉斯玩得入迷时，小妹妹努妮也参加，尽管那些格言对她说来还没有意义。这是一种知识比赛的游戏，我们打出写着格言的纸牌来，如果谁开始说第一个字，另一个立即就接下去，没有一个人能把一句格言说到底，对于第二个人来说，插进来说完是一种荣耀的事。“一个好人……”“驻足的地方落成了。”“上帝帮助……”“每一个想得到上帝帮助的人。”“一个高贵的人……”“吸引高贵的人。”这是我们真正的游戏，因为我们俩立刻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在这场比赛中谁也没赢，却产生了一种出于尊敬的友谊，而且只有当“诗人四重奏”玩完了，我们才改玩别的游戏。当懂文学的人赞赏他母亲时，汉斯也在场，他习惯于像他母亲那么迅速地谈话。他会对付他哥哥，他是唯一能预感到他哥哥什么时候会发作的人，而且会小心地与其周旋，有时能及时制止一次发作。“他比我能干。”阿斯利尔太太当着汉斯的面说，她在孩子面前没有秘密，这属于她的宽容原则。母亲有时批评她：“你让这孩子太骄傲了，别那么夸奖他。”她就会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夸奖他？他碰上这样的父亲，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还有别的事。”“他”指的是那个智力低下的哥哥。对这个孩子她是怎么想的，她从未说过，她的坦率还没到这一步，她对瓦尔特的体谅是靠为汉斯感到的自豪作为补偿的。
汉斯长着一颗瘦长的脑袋，也许是为了和他哥哥相反，总是身板挺得笔直。他解释什么事时总爱用手指着，如果他反对我的意见，就指着我，我有点害怕，因为如果手指一指起来，总是他有理。他这么成熟，这么聪明，以至于不易和别的孩子相处，但是他不粗野。每当他父亲说了什么特别愚蠢的话（我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很少看见他父亲），他就装聋作哑，躲到一边去，仿佛他突然消失了似的。我知道，他是为父亲感到害臊。我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从没说过他父亲什么，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明白他的心思。他的小妹妹努妮可不一样，她崇拜她父亲，重复她父亲说过的每一句话。“卑鄙，善良，这是我父亲说的。”假如她同我们一起玩时因为什么事生气了，就突然插进来解释说：“但是，现在这么卑鄙！”这是她的格言，她的性格是受这些影响形成的。特别是当我们玩“诗人四重奏”时，她觉得必须把自己的格言说出来。这是唯一一种我和汉斯从不打断的格言，尽管我们同样知道它，像对诗人的箴言一样了解。努妮可以把话说完，而且对于一个专心倾听的人来说，阿斯利尔先生的裁决在那些被断章取义的诗人的箴言中必然显得很特殊。努妮在她母亲面前挺老实，不爱开口，平时她谈吐举止很拘谨，人们觉察出她习惯于反对许多事情，她是一个有批判能力、但是受到压抑的孩子，她矢志不渝地、对父亲崇拜偶像般地热爱。
阿丽克带着她的孩子到我们家来玩对我来说是个双重节日，我为汉斯的到来高兴，我喜欢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因为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和他玩的游戏中，我必须格外小心才能不丢脸，他每次用他那伸出的手指尖都差点叫我出丑。比如在说出地理位置这件事上，即使我成功地把他逼进了角落，他也会顽强地搏斗到最后，从不屈服。我们关于地球上最大的岛屿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果，格陵兰对于他来说不在竞赛范围之内，在一片冰雪之中怎么能知道格陵兰有多大？他不是指着我，而是指着地图得意洋洋地说：“格陵兰到哪儿为止？”我比他更难，因为我得一再找出借口走进饭厅，母亲和阿斯利尔太太正在那儿喝茶，我得在那儿的书橱里寻找裁决我们的争论所需要的东西。为了尽量多听一些两个朋友的谈话，我找了好长时间，母亲了解我和汉斯之间进行竞赛的紧张程度，我怀着这样的决心向书橱跑去，一会儿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翻翻那本书。如果没有找到什么，就发泄不满情绪，如果发现了我所希望的，就打个长长的呼哨，母亲从没制止过我，她怎么会想到我同时还能接受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且是在偷听她们的谈话呢！
我听到了婚变的全过程，直到最后一步。“他想出走，”阿丽克说，“他要跟她一起生活。”“他在整个时间里已经这么干了呀，”母亲说，“现在他又要抛弃你们。”“他说总这样下去不行，因为有孩子们在。他说得也对，瓦尔特已经发觉了什么，他偷听他们的谈话，另外两个孩子还一点也不知道。”“只是你这么以为，孩子们什么都知道。”母亲说。这时我悄悄听着，没被发现。“他想怎么生活呢？”“他们俩开了一个自行车商店，他一直喜欢自行车，他从小就梦想生活在一个自行车商店中。你知道吗？她那么理解他，劝他实现孩提时代的梦想，她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所有的活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我办不到，我管这叫真正的爱情。”“这么说你还佩服那个人啦……”我溜回去了，我回到汉斯和努妮身边时，他俩还在玩格言联句。“坏人没有歌声。这是我父亲说的。”我为我刚才听到的话感到惊愕，什么也没能说出来，这一次我明白了，这件事与他俩有多大关系。我在他们面前保持沉默，我合上了我为了对汉斯证明我的胜利而取来的书，让他保持他的优胜。
25、诺伊瓦尔德格的草地
范妮走了之后换了保拉，她正好与范妮反了一个个儿：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长得很妩媚。对于一个维也纳女人来说，她很机智，但是更开朗一些，本来她最愿意开怀大笑，但因为在她的位置上大笑似乎不大得体，就只留下微笑了。她一说什么就微笑，沉默时也微笑，我猜想她一定是微笑着睡觉而且在梦中也微笑。
她不论是和母亲说话，还是和我们孩子们说话，不论是在街上回答陌生人的问题，还是和熟人打招呼，态度都一样，甚至那个一直在附近的肮脏的小姑娘和她在一起也很愉快。小姑娘在保拉面前毫不胆怯，对保拉说出友好的话，有时她给小姑娘剥开一颗糖，把小姑娘吓一跳，竟不敢接受。她就非常和蔼地劝她，很容易地把糖果塞进她嘴里。
她不大喜欢伍尔斯特公园，觉得那里太粗野。她虽然从来没说过，但每当我们在那里时，我都感觉出这一点，只要一听见什么不好听的话，她就气恼地摇头，并且小心地从一旁观察我，看我是不是听懂了。我就总做出什么也没发觉的样子，过一会儿她就又微笑了。我已经非常习惯做一些事，而这都是为了让她能重新微笑。
在我们的房子下面一层，住着作曲家卡尔·戈尔德马克，一个矮矮的温和的人。他那漂亮的中分的白发披在深色脸膛的两侧，他扶着女儿的手臂散步，走得不远，因为他已经很老了，但每天都在同一时刻散步。我把他和阿拉伯联系起来，他成名的歌剧叫《萨巴女王》，我想，他自己多半就是从那地方来的。在这里大家对他最不熟悉，因此他也最有吸引力。我从来没在楼梯上或是当他从家里出去时遇到过他，我只在他由王子林荫大道回来时看见他。他扶着女儿的手臂走过来，我恭敬地向他问候，他轻轻地点一下头，这是他那几乎看不出来的回答问候的方式。他的女儿什么样，我不知道，她的容貌没有给我留下印象。有一天他没出来，这就是说，他病了。快到傍晚时，在我们孩子住的房间里，我听见下面有很大的哭声，一直大哭不止。保拉不知道我听没听见，疑惑地望着我说：“戈尔德马克先生死了。他太衰弱了，他再也不能散步了。”哭声一阵阵传来，传到我的心中，我不由自主地听着，并且随着同一节拍晃动，只是没有哭。声音好像是由地底下传来的，保拉有点不安，她说：“现在他女儿不能再和他一起出门了，她会完全绝望的，可怜的人！”这时她是微笑的，也许是为了安慰我，因为我发现，她和那作曲家的女儿同病相怜，她父亲在伽里奇前线，她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下葬那天，约瑟夫—嘉尔巷挤满了黑压压的马车和人群。我们在楼上窗户往外看，下边好像再没有一点空地方了，可总还是有马车和人往这儿来。“那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每当一个有名的人去世时，总是这样。”保拉说，“大家想给他送葬，他们这么喜爱他的音乐。”我从没听过他的音乐，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下面拥挤的情景在我看来仿佛只是某种让人观看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从三层楼上看去人显得那么小。他们被挤得紧紧的，有些人还得脱下黑帽子相互打招呼，我们觉得这好像不大合适，可保拉对此也有令人平静的解释：“如果他们在人群中有认识的人，他们会高兴的，他们会重新得到勇气。”那女儿的哭声感染着我，葬礼后好几天我还听得见，而且总是在傍晚。后来哭的次数渐渐减少，终于不哭了，我倒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不可缺少的东西。
不久以后，有一个人从约瑟夫—嘉尔巷邻近房子的四楼跳了下去，等到救护协会来救他时，他已经死了，石子路上留下一大摊血迹，好久都没有清除。每当我们从那儿走过时，保拉总牵着我的手，她自己走在我和血迹中间，我问她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也没法解释。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举行葬礼，可是根本没有举行，他是单身汉，没有亲属，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不想再活下去了。
保拉看到我总想着这次自杀事件，为了把我的思想引开，她请求母亲允许她在下一个星期天外出时把我带到诺伊瓦尔德格去。她有一个熟人，我们一起乘电车去的，那是一个沉静的年轻人，他一直敬佩地望着保拉，不说一句话。他真安静极了，要是保拉不同时对我们两人说话的话，仿佛他就不存在似的。可她不管说什么，总是对着我们两人说，她一边讲着，一边等着我们的回答，我回答了她，那熟人只是点头。然后，我们穿过一片通往克诺德尔茅舍的树林，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下星期，保拉小姐，现在只剩五天了。”我们来到一片闪闪发亮的草地，草地上到处都是人，草地很大，你会以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儿地方也足够了，但我们不得不转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块满意的地方。草地上坐着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一个个家庭，到处是青年男女，但更多的是一群熟识的或属于一个家族的人。他们在一起玩耍，全都那么兴高采烈，一些人在懒洋洋地晒太阳，他们仿佛也很快乐，许多人笑着。保拉在这里像在家中一样，她是属于这里的。对她很钦佩的那个朋友这会儿话也多起来了，赞美的话一句接一句，他是在休假，可是没穿军装，也许是因为他不愿让保拉联想到战争。他说，假如他不在保拉身边，他一定会更多地想着她。草地上男人比女人少得多，我没看见一个人穿着军装，要不是我最后终于知道保拉的爱慕者下个星期必须回前线，我就会忘记，战争已经开始了。
这是我关于保拉最后的回忆。在诺伊瓦尔德格附近的草地，在太阳底下的人群中，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走掉了。但愿她的微笑永不消失，但愿她的爱慕者能够平安归来，但是当我们乘电车出游时，她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26、母亲的病/讲师先生
到了面包变黄、变黑的时候了。面粉里掺了玉米面和别的不太好的东西，人们不得不在食品店门前排队，我们孩子也被打发去排队，这样可以稍稍多买一点。母亲开始发现生活更困难了。冬末，她身体垮了。我不知道当时她生的什么病，她在一个疗养院躺了好几个星期，康复得很慢。开始一次都不让我去看她，但是后来渐渐好些了，我拿着鲜花来到伊丽莎白林荫道上她住的疗养院。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她的医生——疗养院院长在她身边，这是一个蓄着浓密的黑胡子，写过医学书籍，在维也纳大学任讲师的人。他带着甜蜜的友情，半眯缝着眼睛打量我，说：“噢，这就是伟大的莎士比亚专家吧！他还收集水晶石。关于你，我已经听得很多了，你妈妈一直在谈你，你已经早就超过了你的年龄。”
母亲和他谈到我了！他知道一切关于我们在一起阅读的事情！他夸奖我。母亲从来不夸奖我。我不信任他的胡子，躲着他，我怕他用胡子扎我一下，我就会当场变成一个不得不给他驮东西的奴隶。他那有点像是从鼻子发出的声调，像鱼肝油那样滑腻腻的，他想把手放到我的头上，也许是表示对我的赞扬，我却迅速缩起身子，避开了他。他好像有点吃惊。“您有一个高傲的儿子，夫人，他只让您抚摩！”“抚摩”这个词在我心里引起了对他的憎恨，一种我还从来不了解的恨。他没对我怎么样，可是他讨好我，想把我争取过去，从此他坚持不懈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讨我喜欢。他想出送礼物给我的办法，给我来个突然袭击，但他怎么能估计到一个尚不满十一岁的孩子的意志不仅比得上他的意志，甚至比他还强。
因为他非常想得到我母亲，母亲在他心里唤起了深深的爱慕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中最深的爱慕，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为了我母亲想与他妻子离婚，他要管三个孩子，在孩子受教育的问题上出点力。三个孩子本来都可以在维也纳大学读书，可是老大非想当医生，如果他高兴的话，以后也许会接管他的疗养院。母亲对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坦率了，她隐瞒着什么，不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知道，这会毁了我的。我有一种感觉，她在疗养院待得太久了，他不愿意放她回家。“你的确完全恢复了。”我每次看她时都对她说，“回家吧，我会照料你的。”她只是笑笑。我跟她说话时，就像是个成年人，像一个知道一切该做的事的医生。我最好是用自己的手臂把她从疗养院抱出去。“总有一天夜里我会把你抢走的。”我说。“可是下面门是锁着的，你进不来，你必须等到医生允许我回家，不会太久了。”
当她回家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讲师先生没有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他来探望母亲，来喝茶，他每次来都送我一件礼物，我等他刚一走出屋门，立即就扔掉，没有一件礼物在我手里停留的时间比他来拜访的时间长，其中也有我生活中本来很喜欢读的书和我的收藏中缺少的水晶石。他知道该送什么给我，因为我刚一说起吸引我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已经从他的手里放到我们儿童室的桌子上了。但是，这本书就像是落了粉霉病虫似的，我不仅马上把它扔掉，而且必须给它找一个合适的去处，虽然并不那么容易。并且，我以后决不再去读有这个标题的书。
当时我产生了终生折磨着我的嫉妒心理，它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我，它成了我特有的、与信念和知识完全没一点关系的狂热感情。
“今天讲师先生要来喝茶。”母亲中午吃饭时说，平时我们都简单地说吃点心，对他来说叫作“喝茶”。母亲煮的茶是全维也纳最好的，讲师这样对母亲说。她是因为在英国待的那段时间才擅长此道的。在战争期间她的其他存货已消耗殆尽，可是她在家里还有足够的茶叶，真像是一种奇迹。我问她要是茶叶喝光了怎么办？她说，且喝不完呢。“还能喝多久？多久？”“够喝一两年的。”她明白我心中想什么，但她不允许我检查，也许她夸大其辞，以便要戒掉我总爱提问题的习惯，她生硬地拒绝把储存的茶拿给我看。
讲师先生始终坚持一到我们家就跟我打招呼，他刚刚吻完母亲的手，就被允许进儿童室，我在那里等他。他跟我打招呼时总带着迎合讨好的表情，然后他打开他的礼物。我坚定地看着，好立即产生憎恨，而且狡猾地说声：“谢谢！”我们没有谈话，摆在隔壁房间阳台上的茶已在等着他，他也不愿意在我摆弄礼物时打扰我。他相信，他带对了东西，黑胡子上的每根胡须都发亮了。“我下次来时，你要什么呢？”因为我默不作声，他就自己回答说：“我已经想出来了，我有自己的办法。”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会去问母亲，母亲会告诉他的，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我这时想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因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他身后的门刚一关上，我就飞快地把礼物包上，而且是在桌子底下，我根本看不到它的地方干的。然后拖过一把椅子，拉到窗前，跪在座位的草垫上，尽量朝远处弯下身子，往窗外看。
在离我左边不远的地方可以看见讲师先生十分客气地在阳台上就座，他背对着我。拱形阳台最远的那另一边坐着母亲，但我只是知道这一点，却没法看见她，也看不见摆在他们之间的茶几，我不得不从他的动作来猜测在阳台上发生的事情。他以一种发誓的姿势俯身向前，由于阳台的弯度他很容易向左倾，然后我看见他的胡子——世界上我最恨的东西，我也看见他如何把左手抬高，手指优雅地叉开，以表示关切。我总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喝下一口茶，而且我厌恶地想到，现在他准会称赞一番这茶了，他赞美一切与母亲有关的东西。我怕他会用他的献媚使因疾病而处于软弱状态中的母亲迷恋上他，本来别人很难赢得母亲的心的。我把许多曾经在书里读到过的，在我生活中完全不适用的东西用到他和她的身上，像一个大人那样担心着。
我不知道，男女之间有什么事，但我警惕着别出事儿。每当他向前俯身扑得太靠前时，我就想，他要吻母亲了，尽管由于中间隔了茶桌而根本不可能。对他说的那些词句，我一点也不懂，我自以为听到的唯一难得听到的一个词是“最最尊敬的夫人”。声音拖得很长，而且有点反驳的意思，似乎是母亲对他不公平，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假如他长时间地沉默，那我就明白，准是母亲在给他讲述什么。母亲讲了很长时间，我猜是在说我，这时我就盼望阳台塌掉，他掉在下面的石子路上摔得粉身碎骨。我没想到，母亲也会跟他一块掉下去的，也许这是因为我看不见她。我能看得见的是他，只有他应该摔下去。我想象，他怎样躺在下边，警察如何来询问我。“是我把他推下去的，”我将回答说，“他吻了我母亲的手。”
他待了大约一小时，我却觉得长得多，我坚持蹲在椅子上，不让他有一刻逃脱我的监视。他刚一站起身，我就立即从椅子上跳下来，把椅子重新放回到桌旁，从桌底下取出礼物，把它正好放在他一开始打开的地方，并且打开通往前屋的门。他已经站起来了，吻母亲的手，拿起手套、拐杖、帽子，向我挥手告别，有点沉思的样子，不像他来时那么殷勤。现在他毕竟是栽了跟头了，但他能够摆脱困境，总算运气还不错。他走出屋子，我跑到窗前，在那里目送他走向约瑟夫—嘉尔巷的尽头，在朝徐特尔区转弯的地方，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母亲还需要休息，我们晚间朗读的次数减少了。她不给我表演什么，只是听我大声朗读，我尽力找出能引起她兴趣的问题，如果她给我一个较长的回答，如果她真的像从前那样讲解，我就感到有希望，也很幸福。但是她常常沉思，有时不说话，仿佛我不存在似的。“你没听我说。”我的话把她吓了一跳，觉得被人抓住了。我知道，她是在想别的她不跟我说的事呢。
她读讲师先生送给她的书，再三严格叮嘱我，那些书不是给我看的。餐厅里书橱的钥匙从前一直插在那儿，以便我可以随便地翻看，现在她拔下来了。她看得最多的是他的礼物——波德莱尔[84]的《恶之花》。自从我认识她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读诗，过去她不会想到读诗的。戏剧曾一直是她狂热喜爱的东西，而且还传染了我，现在她不再把《唐·卡洛斯》或《华伦斯坦》[85]拿在手上，而且我一提到它们，她就撇嘴。莎士比亚仍然很受欢迎，但是她不再阅读，而只是找书中的某些段落，如果没找到，就不高兴地摇头，或是满脸堆笑，同时鼻翼翕动，却又不对我说她为什么笑。小说过去已经引起了她的兴趣，但是她注意的是我一直没觉察的一些东西。我看到施尼茨勒的集子，她有一次不小心说出这个作家也住在维也纳，实际上是个医生，她还说讲师先生认识他，他妻子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像我们一样，这时我完全绝望了。
“你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次我问，心里很怕，仿佛我知道会有一个可怕的答案似的。“最好同时是诗人和医生。”她说。“你这样说只是因为施尼茨勒！”“医生总是做好事，医生才真正帮助别人。”“像魏因施托克大夫，是不是？”这真是一个狡猾的回答，我知道，她不能忍受我们的家庭医生，因为他总企图拥抱她。“不，绝不要像魏因施托克大夫，你相信他是一个诗人吗？他什么都不思考，他只想自己享受。一个好医生懂得人，这样他才能是一个诗人，而不写出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像讲师先生？”我明白这样问是很冒险的，他不是诗人，我要借此机会给他一次打击。“一定不要像讲师先生。”她说，“但是要像施尼茨勒。”“那为什么我不能读他的书？”她没回答，但是她说了使我更激动的话。“你父亲也会愿意你当医生。”“他对你说过吗？他对你说过吗？”“是的，说过好多次。他常对我说，这会使他感到莫大的快乐。”自从父亲死后她从没提过此事，一次也没有。我记得父亲那次在默西河岸散步时对我说的话：“你愿意当什么就当什么，你不必像我一样当个商人，你要上大学，你最喜欢什么就干什么。”我把这话记在心里，没对任何人说过，也没对母亲说过。她现在第一次说起此事，只因为她喜欢施尼茨勒，喜欢讲师先生向她献殷勤，这把我气得要命。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生气地站到她面前，大喊：“我不想当医生！我不想当诗人！我要当自然科学家，我要走得远远的，谁也找不着！”“利文斯敦也是医生，”她嘲讽地说，“斯坦利找到了他。”“可是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我们之间爆发了冲突，而且一周比一周更加严重。
27、大胡子在博登湖中
这一时期就我们俩住在一起。小弟弟们不在，母亲生病时，爷爷把他俩带到瑞士去了。那里的亲戚接待了他们，把他们送进洛桑的一所儿童寄宿学校。家里缺了他们，从某些方面可以感觉出来，从前我们三个人共用的儿童室，现在是我一个人的了，我可以不受干扰地想出计谋，把屋子用来对付讲师先生，而没人会有反对意见。在我从窗前的椅子上监视讲师先生的来访时，不用担心在我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不安的心情不受拘束，可以随时和母亲交谈，不用顾忌弟弟们，这种讨论本来肯定该回避他们。这样一切都更公开，更放任。阳台过去是进行严肃谈话的场所，如今性质完全变了，我不再喜欢它了，自从对喝茶的讲师先生的仇恨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我就期待它会倒塌。没人看见时，我就悄悄溜到阳台上，检查石头牢固的程度，自然只看他通常坐的那一边。我希望它不结实，可是令我极为失望的是，它纹丝不动，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结实，像往常一样，无论我怎么跳，它也一动不动，就连最轻微的摇晃也没有。
弟弟们不在，加强了我的地位，但我们一直和他们分开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常常考虑移居瑞士的事。为了加速实现这次迁居，我做了一切努力，使得母亲难以继续在维也纳生活。我斗争的坚决和残酷现在回忆起来还使我痛苦，我完全没有把握获胜，我对那些陌生的书籍对母亲生活的影响比对讲师本人更害怕。我瞧不起讲师先生，是因为我了解他，对他那些圆滑、奉承的话感到恶心，而在他背后却立着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他的书我一行也没读过，我从没有对一个作家像当时对施尼茨勒那样害怕过。
那时从奥地利出境要得到批准，并不那么容易，也许是母亲把要克服的困难想得太过分了。她还没全好，还得做一段病后疗养，她还清楚地记得四年前在赖兴哈尔疗养地她康复得很快，因此她考虑从维也纳到赖兴哈尔去，和我一起在那儿待上几个星期。她认为从慕尼黑更容易弄到去瑞士的旅行护照，讲师先生乐于去慕尼黑走一趟，以便在办理手续时帮助她，他跟学术界的关系和他的胡子也许会给官方留下印象。我刚一得知他的真诚想法，就对这个计划表现出极大热情，而且突然全力支持母亲。在她知道了我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而且这会使她一步步失去活动能力之后，她对我的变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按计划，我们将单独在赖兴哈尔度过几周，我暗暗希望，我们能重新朗读我们的剧本，这样的晚间朗读已越来越少了，最后甚至由于她精力不支和极度虚弱被迫停止了。假如我能唤醒科里奥兰纳斯的话，我真盼望他能创造奇迹，但是我太骄傲，不愿对母亲说，我对重新开始我们的晚间朗读寄予多么大的希望。不管怎样，我们将可能从赖兴哈尔出发一起远足和散步。
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我已回忆不起来了。我记不起我们是怎样离开那幢熟悉的住宅和讨厌的阳台的，也回忆不起那些旅行了，我仅仅记得到了赖兴哈尔以后的情况。每天不太远的散步把我们带往诺恩，那儿有一个很小的静悄悄的教堂墓地，这片墓地四年前就曾经使母亲迷恋。我们在墓碑间走来走去，念出死者的名字，尽管这些名字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但我们还是一再念着。母亲说，她也愿意埋在这儿，她当时才三十一岁，但是我对她这样的墓葬要求并不觉得惊讶。每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她想的、说的或做的都像十分自然的事情进入我的脑海，我就是在她在这种时刻对我说的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也到周围较远的地方远足，去贝尔希特斯加登，到柯尼希[86]湖，但这些只是在通常的赞美影响下进行远足的去处，并没有诺恩那么令人感到亲切。诺恩是母亲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给我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这是她所有的想象和心境中最幽深、最隐秘的部分，她好像突然放弃了对三个儿子的极大期望，提前退隐到了五十年后养老的地方。我相信，她真正的病后疗养是定期前往诺恩的散步。每当她站在小小的墓地上，又一次吐露她的愿望时，我发觉，她的身体就好些。她突然看起来健康了，脸上有了血色，她做深呼吸，鼻翼起伏，而且终于又像在城堡剧院中那样说话了，即便是演一个不同往常的角色。
我并不那么遗憾我们没有再举行晚间朗读，代替晚间朗读的是，在傍晚同一时间我们按确定路线前往诺恩的散步。母亲在散步的路上和我讲话又是如此认真，如此完整，和她生病前的时候一样。我总觉得，她好像什么都说，毫无保留，根本没想到我才十一岁。她心中某种东西在膨胀，毫无顾忌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只有我是见证，只有我被笼罩在这种气氛之中。
但是，快到慕尼黑时，我又开始担心了。我没问我们将在那儿待多久，为了让我免得害怕，她对我说绝不会待得太久，讲师先生会来，有了他的帮助也许我们一个星期就能办完一切手续，没有他的话，我们的旅行就不那么有把握能被批准。我相信了她，因为这时还只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
刚到慕尼黑，厄运就已经找上了我，讲师先生比我们先到，而且来车站接我们。我们怀着同样的念头从火车车厢里朝窗外瞧，是我先发现了月台上的黑胡子。他热情地欢迎我们，说要立即把我们送到“德意志皇帝旅馆”。他在那儿按照母亲的愿望给母亲和我订了一个房间，并且已经通知一些好朋友，他们将荣幸地接待我们，而且还要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在旅馆里，他说他自己也住在这里，这是很自然的，可以少耽误时间，因为我们面临很多要共同去办的手续，这是很重要的，遗憾的是他一个星期后就得回维也纳，疗养院不准他离开更长时间。我立刻就看透了他，他想以只有六天时间为由来减弱他和我们住同一旅馆的影响，这个消息虽然对我犹如当头一棒，但绝没有把我打蒙。
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房间在哪儿，我猜想一定在同一层。我真怕它离我们的房间太近。我想知道他的房间，就在他向门房取钥匙时，我埋伏在一旁，他没说房间号，门房好像知道我的想法似的，直接把钥匙递给了他，还没等他发现我，我已经先溜了。我飞快地在他之前乘电梯到我们那一层，紧贴在墙边等着他跟上来。很快电梯门又开了，他手中拿着钥匙走出来，从我身边经过，却没看见我。我把自己变得更小，他的胡子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见我。我贴着墙边悄悄跟在他身后，这是一个很大的旅馆，走廊很长，我看见他离我们的房间越来越远，这才松了一口气。对面没人走过来，只有我跟在他后边，我加快脚步，一直紧跟着他，他又拐了一个弯，终于站在他的房门前。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时，我听见他叹了一口气。他大声叹气，我很惊讶，我从没料到，这样一个人也会叹气。我只听惯母亲的呻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最近以来她叹气与她身体的虚弱有关，当她感觉不好时，就叹气，我就设法安慰她，担保她的力气很快就能恢复。现在他站在那儿，医生和献媚者，一个疗养院的主人，三卷精美医学著作的作者，他的作品几个月以前已经摆在了我们在维也纳的图书室里，只是我不得打开翻看。这样的人竟然也唉声叹气！接着他打开门，走进房间，把门在身后带上，没取下钥匙。我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偷听，我听见他的声音，他是一个人。母亲留在我们的房间里，她要在那儿休息休息，稍微睡一会儿。医生在独自说话，声音很响，但是我却听不懂，我怕他可能会说出母亲的名字，就更靠近锁孔，紧张地偷听着。在我面前他把母亲叫作“我的夫人”或“我最尊敬的夫人”，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称呼，决定等到他用了一个不得使用的称呼提到母亲的名字时再去质问他，我想象自己突然拉开门，冲到他的面前，严厉斥责他说：“你竟敢如此放肆！”我拉下他的眼镜，踩成碎片，“你是一个江湖骗子，不是医生！我要揭穿你！立刻离开这个旅馆，要不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但是他防备我这样干，没有什么不得体的称呼从他嘴里说出来，我终于弄明白了，他说的是法文，听起来像是诗，我立刻想起了波德莱尔——他送给母亲的那本诗集。他在她面前仍然仅仅是一个可怜的献媚者，猥猥琐琐，像一头水母，我恶心得作呕。
我飞快地跑回我们的房间，发现母亲还睡着。我坐在沙发上，守着她睡觉，她脸上每一点变化我都熟悉，而且知道她什么时候做梦。我熟悉所有有关的地点，对于这六天来说，也许不好过。只有当我把他俩分开时，我才安心一些，只要我听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就在我的控制之下。也许当他和母亲在一起时，他就背诵他的那些诗。我无数次站在他的门外，他一点没觉察我的秘密行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旅馆，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任何时候都能说出他是不是在房间里，我完全肯定，母亲从没进去过。有一次，他暂时离开房间，门却开着，我立即走了进去，四处察看有没有我母亲的照片。但是没有照片，我像来时一样迅速地溜走，并且还放肆地对母亲说：“我们离开时，你得给讲师先生留下一张我们漂亮的照片。”“我们俩的吗？好吧。”她微微愣了一下又说，“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应该得到一张照片。”
他做了能做的一切，在所有由于战争常常拒绝为妇女办事的部门，他都陪着母亲，说明他在场是因为母亲体弱多病，他真的是她的医生，于是母亲到处受到客气的接待和照顾。我一直跟着，这样我可以进行所谓的现场观察，看他怎么抽出他的名片，漫不经心地划出一个优雅的弧形，然后递给女官员，同时说道：“请允许我自我介绍。”然后凡是写在名片上的内容，他都说了出来：疗养院院长、维也纳大学讲师等等。我奇怪，他竟然没有补上他最重要的事情：“我吻您的手，尊敬的夫人。”
中午我们一起坐在旅馆里，我的举止又客气又有礼貌，我问起他在大学学习的情况。他对我没完没了的问题感到吃惊，以为我真的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把他当成我的榜样。他也懂得把这一点变成他的恭维话：“您没告诉我的东西太多，尊敬的夫人，您儿子的求知欲真令人吃惊。我相信他会成为维也纳大学医学系的一颗新星。”我并不想学他，只想揭露他！我注意他回答中的矛盾，当他详细地、摆开阵势给我讲时，我却只想着：“他根本没真正上过大学。他是一个江湖骗子！”
晚上是他的时间，这时他轻而易举地获胜了，正像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暗地里反对他的行动一样，他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大大地战胜了我。每天晚上母亲都跟他去看戏，她如饥似渴地想去剧院，不满足于我们以前代替看戏的朗读表演，对她来说那些是死了的，她需要新的、真正的戏剧。他们俩出去时，我一个人留在旅馆房间里。事先我注意过她是怎样为这个晚上梳妆打扮，她毫不掩饰，她为此是多么高兴。两个小时以前，她就容光焕发地公开说起这事，每当她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那将要到来的傍晚时，我就怀着惊讶和钦佩的心情观察她：一切虚弱都不见了，在我眼前她变得精力充沛、思想丰富、美丽动人、还像以前一样。她提出新的赞美戏院的思想，表露了对不在舞台上演的剧本的轻蔑，仅仅读过的剧本是死的，一个蹩脚的代用品。如果我为了试试她并加深我的不幸的话，就问道：“朗读过的也是死的吗？”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朗读过的也是！我们朗读的能是什么东西呢？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员。”接着她不厌其烦地说到那些曾经当过演员的伟大的剧作家，列举他们的名字，从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开始，一直发展到宣布其他剧作家根本不是真正的作家，应该叫作蹩脚货。她就这样一直说到穿戴整齐、满身香气地离开房间，同时她还给我下一个残酷的命令：为了免得我在这个旅馆里感到寂寞，我应该立即上床睡觉。
我失望地留下，我们最亲密的感情隔断了。后来耍的一些小小计谋虽然给我一点安全感，但并没多大帮助。我先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到旅馆另一头，讲师先生的房间就在那儿。我客气地敲门，敲了好多次，直到我完全肯定他没有躲在屋里，我才回自己的房间。每过半个小时我又去重新检查一次，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知道，他和母亲在剧场，但是我不能完全证实这一点。这加深了我对她走下坡路而感到的痛苦，但是这也给她规定了一个限度。他们过去在维也纳时也曾一起出去看戏，但那和这样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连续不断的活动，不能相提并论。
我凭经验得知戏什么时候散场，只要戏没散，我就穿着衣服等着。我试着猜想他们看的什么，可这是白费劲，他们从来不讲他们看的是什么戏，多半没有意义，是些我的确看不懂的现代戏剧。就在他们快要回来之前，我才脱衣服上床睡觉。我转身对着墙壁，佯装睡着，我把她床头桌上的灯开着，桌上给她准备了一只桃子。很快她就回来了，我感到她很激动，嗅到她的香水味。我们的床不是并排，而是沿墙摆的，这样她的动作和我有一段距离。她坐在床上，时间不长，然后又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脚步并不特别轻。我看不见她，因为我侧身向里睡着，但是听得见她每一下脚步。我没有因为她在这里而感到轻松，我不相信这六天。我看到他们俩总是晚上去剧院，我认为讲师先生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谎言。
但是我错了，六天过去了，一切旅行准备工作都结束了。讲师先生送我们一直到林岛，送到船上。我感到了分别的庄重，在码头上他吻了母亲的手，时间比平时稍长一点，但是谁都没哭。后来我们上了船，站在船舷上，缆绳解开了，讲师先生站在岸边，帽子拿在手里，嘴唇抖动着，船慢慢离开岸，但我还一直能够看见他的嘴唇在颤动。我对他的憎恨使我相信，我还能猜出他说的话是“吻你的手，夫人”。讲师先生越变越小，帽子以一个优雅的弧线来回挥动，胡子还是乌黑的。我不看我的周围，只看见帽子，只看见胡子和越来越多的水把我们分隔开，我呆呆地望着，一动不动，胡子变得那么一点点小，大概只有我才认得出来。然后他突然消失了，讲师先生、帽子和胡子，我看见了我先前没有发现的林岛的废墟。我朝母亲转过身去，我怕她会哭，但是她没哭，我们扑向对方的怀中，拥抱在一起，她抚摩着我的头发，平时她绝不是这样的，而且用柔和的、我似乎从未听到过的口气对我说：“现在一切都好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她一再这么说，弄得我倒哭起来了，尽管我根本没想哭。我们生活的灾星黑胡子不见了，灭亡了。我突然从她怀中挣脱出来，开始在轮船上跳舞，然后又跑到她身边，接着又离开，我多想唱一支凯旋的歌呀，但是我只会唱我不喜欢的战争和胜利的歌。
我怀着这种心情踏上了瑞士的土地。
第四部：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1916-1919）
28、誓言
在苏黎世，我们搬到绍伊希策大街68号三楼的两间屋子里，房主是一位靠出租房屋为生的老姑娘。
她长着一副高颧骨的大脸，名叫海伦娜·福格勒。她喜欢说出她的名字，就算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她还常常告诉我们几个孩子她叫什么。她还总补充说，她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曾经是音乐学院院长。她有好几个兄弟，其中一个很穷，没有吃的，就到她的住宅来干清扫工作。他比她大，是一个瘦骨嶙峋不爱说话的人，使我们惊奇的是她竟让他干家务活。我们看见他一会儿跪在地上，一会儿站起来，拖着“大长把刷子”，这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最重的工具。他擦的镶木地板闪闪发亮，我们都可以在上边照见自己。福格勒小姐对她的状况像对她的名字一样感到自豪，她经常向她的穷哥哥发号施令，有时他不得不中断他刚开始干的活，因为小姐又想出什么更重要的事儿了。她总是想着他还必须干什么，总怕自己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她说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我们接受了母亲的观点，认为干这些家务活对一个人来说太丢面子了，更何况他已到了这样的年纪。“假如我看见这情形，”母亲摇着头说，“我最好自己干。这个老头！”但是当有一次她暗示出这个意思时，福格勒小姐发火了。“都是他自己不好，他一生把什么都折腾光了，现在连他自己的妹妹都不得不为他害臊。”他从妹妹那儿一个钱也不挣，每次干完活就得到一顿饭吃。他每周来一次。福格勒小姐说：“他每周可以有一次吃的。”她自己生活也挺困难，不得不出租房屋。这是真的，她的生活确实也不容易。但是她还有一个可引以为傲的兄弟，他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也是乐队指挥。每当他来苏黎世，就住在利马特河码头边的“王冠旅馆”，每当他来看她，福格勒小姐就感到格外光荣。他经常好久不来，但是她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知道他的情况很好。有一回我从学校回家，她红光满面地迎接我，并且告诉我说：“我兄弟来了，就是那个乐队指挥。”
他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边，他和他那干瘪得满是皱纹的哥哥完全相反，保养得很好。福格勒小姐特意为他做了炒肝尖和烤猪肉，他一个人吃着，她给他上菜倒酒。那个可怜的哥哥就是通常想说点什么，也只是嘟嘟哝哝地含糊不清，这位富态的乐队指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如果说什么，总是声音响亮，语气肯定。他大概知道他的拜访可以为他妹妹带来荣耀。他待的时间不长，每次一吃完饭，就站起身来，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地向我们几个孩子点点头，和他妹妹匆匆打个招呼就离开了。
福格勒小姐人不坏，虽然脾气古怪一些。她用阿尔戈斯[87]的眼睛看守着她的家具，每天用抱怨的语气向我们说上好多次：“不许在我的椅子上划出道来！”每当她外出时——虽然她极少出门——我们就齐声重复她的叫喊，不过我们很注意她的椅子，她一回家就会立刻检查有没有新的划痕。
她偏爱艺术家，十分得意地提到，在我们之前这间屋子里住过一位丹麦作家和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名字叫阿盖·马台龙，她说这个名字时语气加重，仿佛是她自己的名字似的。作家在向绍伊希策大街伸出去的阳台上写作，从高处观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他注意每一个人，一一向福格勒打听，一周之后他对人们的情况大概比在这里居住多年的福格勒小姐知道得还多。他把一本题词的小说《喧哗的人群》送给她，但是很遗憾，她读不懂。可惜她在年轻、头脑更好使的时候不认识阿盖·马台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