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设法找到一个更大住所的两三周内，我们待在福格勒小姐这里。阿尔迪蒂外婆和她的女儿——我母亲的姐姐艾尔奈斯蒂娜——住在奥提克尔大街，那里离我们只有几分钟的路。每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上床以后，她们就来串门。一天夜里，我从床上看见卧室的灯光，听见三个人用西班牙语谈话，谈话相当激烈，母亲的声音很激动。我起身溜到门口，通过钥匙孔往里看。外婆和艾尔奈斯蒂娜姨妈坐在那儿说话，姨妈正力图说服母亲，她劝母亲做什么对母亲来说本来是最好的事，可母亲好像对这桩好事根本不愿知道。我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一种忧虑告诉我，这可能正是我最担心的、以为自从我们到了瑞士已经摆脱了的厄运。母亲非常生气地大叫：“Ma no loquiero casar（但是我不愿意嫁给他）！”这时我明白了，我的担心没有欺骗我。我拉开门，突然穿着睡衣站在她们中间。“我不愿意！”我火冒三丈地对着外婆大叫，“我不愿意！”我扑向母亲，使劲抓住她，她很轻地说了声：“你把我弄疼了。”但是我不放开她。平时我知道外婆总是温和、懦弱的，我从没从她那儿听到过一句重话，可这会儿她恶狠狠地说：“为什么你不去睡觉？你不害臊吗，在门外偷听！”“不，我不害臊！你们想说动母亲！我不睡！我已经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永远不睡觉！”主要的肇事者姨妈，刚才还那么积极地劝说母亲，这会儿却不作声了，狡黠地看着我。母亲温存地说：“你来保护我。你是我的骑士。但愿你们现在知道了，”她转向那两个人，“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在那两个敌人起身离去之前，我一直没有挪动地方。我还没放下心来，威胁说：“要是她们再来，我就再也不去睡觉。我整夜守着，让你不能放她们进来。要是你结婚，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这是一种可怕的威胁，是认真的，我绝对肯定，我会这么干的。
这一夜母亲没能使我平静下来，我没回到我的床上，我们俩都没睡觉，她想讲故事把我的思绪引开。姨妈的婚姻很不幸，很早就和她的丈夫分开了，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病，疯了。还在维也纳时，他有时也去我们家，是由一个精神病院的看守把他带到约瑟夫—嘉尔巷。“这是给孩子们的糖。”他一边对母亲说，一边递给她一大袋糖果。如果他要对我们说话，总是望着别的什么地方。他的眼睛呆呆的，一直盯着门瞧，他的声音尖厉刺耳，听起来就像驴叫。他待的时间很短，看守拉着他，把他领出前厅，然后走出房子。“她希望我不要像她那么不幸。她以为这样好一些，她也不知道更好的办法。”“那她想让你也结婚，也倒霉！她在她丈夫面前救出了自己，而你倒应该结婚！”最后这一个词像一把匕首，深深地插入了我的胸膛。给我讲这件事不是一个好主意。可是，根本没有什么能使我平静下来，母亲试了好多办法，最后她保证不再听那两个人的劝说，如果她们还要那样干，她就再也不见她们。她不止一遍地发誓，她不得不一再发誓，直到她发誓永远怀念我的父亲，我才放下心来，开始相信她。
29、一间装满礼物的房间
学校成了一个伤脑筋的问题，这里的一切都和维也纳不一样，学年不是秋季而是春季开始。小学——这儿叫初级学校——有六个年级，而我在维也纳从四年级直接就进了文科中学，因为在那儿我已念了一年，在这里我本应上初中二年级。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这儿严格卡年龄，不管我和母亲到哪儿请求接受我，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让我因为迁居瑞士而耽误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习不合母亲的心愿，她不肯就此罢休。我们到处试，有一回甚至为此去了伯尔尼，回答简洁干脆，都是一样，因为这儿不说什么“仁慈的夫人”和维也纳的那些客套话，我们觉得回答很粗鲁。当我们又离开这样一个校长时，母亲绝望了。“您不想考考他吗？”她恳求着问道，“他的智力超过他的年龄。”可这正是人家不爱听的话。“我们没有例外。”
于是她只能采取她感到最难堪的决定。她收起她的高傲，把我送进高街小学六年级。半年之后毕业了，又将决定我是否成熟到可以进州立学校。我发现我又到了一个国民学校的大班里，又给放到维也纳的泰格尔老师的班里，只是在这儿他叫作巴赫曼。根本没什么可学的——在维也纳我已经待了两年了——为此我经历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尽管它的意义我要很晚才会明白。
老师是用瑞士德语喊同学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听起来那么怪，使我一直等着再听见这个名字。“泽格利希”这个拉长的元音“?”可以组成鹅（G?nserich）或鸭（Enterich）的字头，但是没有一个小孩可以组成一把锯子（s?ge）。这个词对我来说感到费解。这个名字迷住了巴赫曼先生，他叫这个既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蠢笨的学生比叫其他人的次数都多。这几乎是我在上课时注意的唯一的一件事，因为这时数数的癖好变强了，我就数喊泽格利希的次数。巴赫曼先生为这个迟钝、难以驾驭的班级很恼火，如果他依次叫了五六个学生都没得到回答，就满怀希望地提问泽格利希。泽格利希站起来，可大多数情况下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他叉开腿，结结实实地站在那儿，露出高兴的傻笑，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的颜色变得通红，像爱喝酒的巴赫曼先生一样。如果泽格利希回答出来，巴赫曼先生就轻松地舒上一口气，仿佛他喝下了一大口酒，又接着往下讲。
这种情况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弄明白了，这个少年叫泽根莱希（Segenreich），而这加强了泽格利希的影响。因为我在维也纳学会的祈祷都是以“主保佑你”开始，尽管这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可一个少年的名字里有保佑（segen）一词，而且还有富有（reich）[88]，总是有点奇妙的。巴赫曼先生生活很困难，在家里和在学校一样，所以总是抓住这点，一再叫这个学生的名字以期得到帮助。
同学中只讲瑞士德语，小学高年级的课则用书面德语。巴赫曼先生常常说错，他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习惯用方言，这样一来，我自然而然也就渐渐地学会了他的话。我一点都没感到别扭，尽管我很惊讶，这可能与在班上的谈话中从来不提战争有关。在维也纳，我最好的朋友马克斯·席伯尔天天玩玩具兵，我也一起玩，因为我喜欢他，特别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每天下午就能看见他漂亮的母亲。为了席伯尔的母亲，我每天都去玩锡兵打仗，为了她，我也会真的去上战场。在维也纳的学校里，战争笼罩了一切，我学着反击一些同学欠考虑的、粗俗的话语，关于皇帝和战争的歌曲我也跟着唱了，在越来越强的反抗情绪中我喜欢唱其中两首悲哀的歌。而在苏黎世，好多与战争有关的词汇则没有侵入我的同学们的语言中，上课对我来说很无聊，在课堂上我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瑞士孩子铿锵有力、不加修饰的语言却让我那么喜欢。我自己还很少和他们说话，只是好奇地听他们讲话，有时，如果有一个人，我已经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跟他讲话，又不显得生分时，我也会冒出一句来。不久，我放弃了把这样一些句子在家里重复的做法。母亲十分重视维护我们语言的纯洁，并且只承认文学语言，她担心我会毁掉我“纯正”的德语，当我激动起来敢于为我喜欢的方言辩护时，她就生气了，说：“我把你带到瑞士来，不是为了让你忘掉我对你说过的关于城堡剧院的那些话！也许你想像福格勒小姐那样讲话吧！”这可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因为我们觉得福格勒小姐十分可笑，但是我觉得这也有点不合理，因为我学校里的同学说的和她完全不同。我违背母亲的意愿，自己悄悄练习苏黎世德语，而且在她面前保守我已取得进步的秘密。就语言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表现出脱离她的独立性，当我在其他一切意见上还是绝对服从她、接受她的影响时，这是唯一一件让我开始感到自己是个“男子汉”的事情。
但是我对新的习俗还太没把握，不能与瑞士少年建立真正的友谊。和我交往的是一个像我一样来自维也纳的少年，第二个是卢迪，他母亲是维也纳人。在她生日那天卢迪邀请我去，在那里我被欢闹的人们包围了，那些人对于我完全是陌生的，比我听到用瑞士德语讲的话还要陌生。卢迪的母亲是个金发少妇，单身和儿子一起生活，有许多不同年龄的男人出席她的生日庆祝会，大家都向卢迪的母亲献媚，举杯祝她健康，柔情地望着她的眼睛，就好像卢迪有好多父亲似的。他母亲原先情绪挺好，见到我时却向我诉苦说卢迪没有父亲。她花枝招展地一会儿转向这个客人，一会儿招呼另外一个，她时而纵情大笑，时而又流下泪来，就在她擦去泪水的同时，又重新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为了表示对她的祝贺，人们也说些我听不懂的笑话，但是每当这样的话被响亮的笑声打断时，我都十分吃惊。卢迪的母亲仿佛毫无缘故地看着她的儿子，伤心地说：“可怜的孩子，他也没有父亲。”没有一位妇女出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男人和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而且大家都在为了什么而感谢她，向她致敬。她显得并不是那么幸福，因为她哭比笑的时候多，说话也带哭声。不久我认出在那些男人中也有瑞士人，但是没有人讲方言，大家都讲书面德语。男人中的这个或那个站起身来，举杯向她走去，碰杯时讲一句充满感情的祝词，并给她一个生日的亲吻。卢迪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指给我看他母亲收到的礼物。整间屋子摆满了礼物，我不敢好好看一看，因为我什么都没带来。当我又回到客人们中间时，她把我叫过去，问：“你喜欢我的那些礼物吗？”我结结巴巴地道歉说，我感到很抱歉，什么礼物也没带来。她笑起来，把我拉到跟前，亲了一下，说：“你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你用不着送礼，等你长大了，你来看我，再给我带礼物。那时就没人会再来看我了。”说着她又开始哭了。
在家里母亲问我这次生日庆祝会的事，母亲似乎并没因为这是一个维也纳女人过生日，在她的生日庆祝会上大家都讲“漂亮”的德语而显得温和一些。她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直至用最庄重的称呼“我的儿子”，并且告诉我，那是些非常“愚蠢”的人，根本和我不相配。我不许再踏进那栋房子，卢迪摊上这么个母亲，叫她觉得很可惜，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独自把孩子抚养大的。我会怎么看这个又哭又笑的女人呢？“也许她病了。”我说。“怎么会病呢？还有好多礼物？屋子里堆满了礼物？”我当时并不知道，母亲指的是什么，可是我也觉得那间堆满礼物的房间特别不舒服。礼物堆得叫人都没法在屋子里走动，要是卢迪的母亲不是以那么温柔的方式在我很窘的情况下给我解围，我也不会这么为她说话的，因为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她没病，她性格软弱。这就是一切。”这是最后的判决，因为只要谈到性格，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了。“你不能让卢迪发觉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没有父亲，母亲又意志不坚定，他能长成什么样呢？”
我建议有时把卢迪带回家来，好让母亲照顾卢迪。“这没什么用。”她说，“他只会笑话我们简朴的生活。”
我们这时已有一处自己的房子，那房子确实很简朴。在苏黎世的这段时光，母亲一再提醒我，我们必须生活得十分节俭，这样我们才能过得下去。也许这是她的一个教育原则，因为就我现在所知，她那时肯定不穷，她的钱存放在她兄弟那儿，而他在曼彻斯特的企业像过去一样很赚钱，他越来越富。他把我母亲视为他的被保护人，我母亲十分钦佩他，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让我母亲吃亏。可是在维也纳战争期间没法和英国直接联系，这种困难给母亲留下了后怕，她愿意我们三人都受到好的教育，但不愿我们被钱惯坏了。她管我们管得很紧，饭菜烧得很简单，她有了一次自找麻烦的经验之后也不再用女仆了。她自己操持家务，慢慢地她发现，她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牺牲，因为她是在另一种环境里长大的。每当我想到我们在维也纳的生活，差别是如此之大，我就不得不相信节衣缩食之必要。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这更与我对瑞士人的观念吻合。维也纳的一切都围着皇宫转，由皇帝向下排到贵族和其他的豪门望族。在瑞士既没有皇帝，也没有皇家贵族，我猜想——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这样想，我自己也不明白——人们对于财富也不特别热衷。但是我肯定，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算数。我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种俭朴的生活也就能过下去了。当时我还没想到这样的生活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占有了母亲，在新家里一切都与她紧紧连在一起，再没有人插足于我们之间，我们再也不会看不到她。这是最亲密、最温暖、最美好的共同生活，一切精神的东西占了优势，书籍以及关于书籍的谈话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假如母亲去看戏，听报告，听音乐会，我也积极地参与谈论，仿佛我自己真的也在场似的。有时她也带上我，不过不太多。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沮丧，因为她讲述的这样的经历总是要有趣得多。
30、间谍活动
我们在绍伊希策大街73号三楼时住的是一个小房子，我记得我们在其中活动的只有三间屋子，也许还有第四间，细细长长的，曾经有个姑娘在我们这儿住过一阵子。
和那个姑娘相处并不容易，这里的女仆不像维也纳的，母亲对此很不习惯。女仆在这里叫女佣，和女主人们同桌吃饭。这是这个姑娘进门提的第一个条件，态度高傲的母亲觉得不能忍受，她说她在维也纳对待女仆总是很好的，但她们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们从不进去，而且她们在厨房吃饭。“夫人”是理所当然的称呼，但在苏黎世没有这样的称呼，由于和平的气氛，母亲对瑞士如此喜欢，可她却不能接受侵入与她关系最密切的家务中的民主化习俗。她试着在吃饭时讲英语，并且在女佣海蒂面前说明，使用这种语言是因为两个小弟弟渐渐把英语忘了，让他们至少在吃饭时重新温习一下是必要的。这虽然是事实，但也可以是把女佣和我们的谈话隔开的借口，当母亲向她解释时，她没有说话，但是她好像没有显出受到侮辱的样子。好几天她都沉默不语。可是一天中午当海蒂带着一种无辜的表情亲自纠正了最小的弟弟格奥尔格在一个英语句子里出的错时，母亲可着实吃了一惊，她本来听任格奥尔格说错而没纠正。“你怎么懂这个？”母亲几乎是暴怒地问，“你确实能说英语吗？”海蒂在学校学过，听懂了我们说的一切。“她是一个奸细！”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是混进来的！没有一个女仆能讲英语的！为什么她不早说？她偷听我们的谈话！这个卑鄙的家伙！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和一个奸细坐在一张桌子上！”她回想起来，海蒂不是一个人来的，和她同来的还有一个自称是她父亲的男人，他见了我们，看了我们的住宅，十分详细地询问了她女儿的工作条件。“我立刻就想到，这不可能是她父亲。他看上去是出身于上流家庭，他那样询问我，好像是我要找个工作似的。我要是他也不能比他更严格地调查了。这不是一个女仆的父亲，他们把一个奸细弄到我家来了。”
虽然一般说来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可刺探的情报，但这并不妨碍她，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我们找到一种能解释刺探活动的理由。她小心地采取对付的措施：“我们不能立即打发她，那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必须再忍耐几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绝不能说任何反对瑞士的话，否则她会使我们被驱逐出境。”母亲没想到，我们中间没人说过任何反对瑞士的话，相反，每当我讲到学校，她总是赞不绝口，她心中对瑞士不满的唯一一件事是女佣制度。我喜欢海蒂，因为她不唯唯诺诺，她出生于曾经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过哈布斯堡王朝的格拉鲁[89]，而且有时还读我的那本欧克斯利写的瑞士历史。虽然每当母亲说“我们”以及“我们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时——仿佛我在她的决定中也被平等地包括了进去——我总是被争取过去，可我还是努力帮助海蒂，而且是用一种特别狡猾的办法，因为我知道用什么可以讨好母亲：只有精神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我说，“她那么喜欢读我的书，她总问我读的是什么，她也向我借书而且和我谈论那些书。”这下母亲认真了：“我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你还不了解世界，可是你必须学习。”她沉默不语，我现在真有点坐立不安，我惊慌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一定是什么我没想到的可怕的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严重，她才根本不告诉我。她沉思着，同情地看着我，我觉得她经过犹豫快要说出来了。“她恰恰是受命打听我给你读些什么书，你难道不懂吗？人家就为这个把她派来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密探！看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有什么秘密，在他的书中到处乱翻。她不说她会英语，她肯定已经把我们所有从英国来的信都看了！”
我突然非常害怕地想起，我曾经看见海蒂收拾房间时手上拿着一封英文信，见我进来，她马上就丢开了。现在我一丝不苟地把这事报告母亲，并且受到郑重的提醒和警告，郑重的程度我是从以“我的儿子”开头看出来的。“我的儿子，你必须把一切都告诉我。也许你认为这不重要，但是一切都是重要的。”
于是，判决最终下来了，可怜的姑娘在我们家桌边又坐了十四天，和我们练习她的英语。“她装得多和善啊，”每天饭后母亲都对我说，“可是我早把她看透了，她骗不了我！”海蒂继续读我的瑞士历史，而且问我对这一段或那一段是怎么想的，有些地方她让我给她讲，而且认真友好地说：“你可真聪明。”我本来很想提醒她，很想告诉她：“请你别当奸细了！”但是这也不会有什么用，母亲决心解雇她，十四天后这样对她说：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乎意料地变坏了，她没有能力再雇用一个女佣，她要求海蒂给她父亲写信，好让他把海蒂接走。他来了，告别时十分严肃地说：“这下您得自己干活了，卡内蒂太太。”
他也许为此幸灾乐祸，因为我们的境况变坏了，他也许不赞成妇女不亲自料理家务。母亲则不这样看。“我让他的打算落空了，他这下可气坏了！好像我们这儿真有什么可监视似的！当然，现在是战争时期，邮政要受检查，他们奇怪我们有这么多从英国来的信，就突然给我们安上一个坐探。你知道吗，我明白这些，他们在世界上是孤立的，不得不保护自己，防备被人谋杀。”
她常说，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是多么不容易，事事都得格外小心。现在，当她一下子摆脱了女佣和奸细，大大松了一口气时，就把这种由于寂寞引起的多疑也套用到瑞士这个被许多交战国包围，又严格规定不能参战的国家头上，以为人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不得不这么想。
现在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开始了，我们单独和母亲在一起，没有任何外人。她准备为她的高傲付出代价，自己操持家务，她在她一生中还从来没这么干过。她打扫房间，烧饭，弟弟们帮助擦干杯盘。我负责擦皮鞋，弟弟们在厨房里边看边嘲笑我：“擦皮鞋的！擦皮鞋的！”还像印第安人那样围着我跳舞，我只得拿着脏皮鞋到厨房的阳台上，关上门，用背抵住，继续擦全家的鞋。我独自干这件事，看不见那两个淘气鬼的舞蹈，当然，即使关着阳台的门，他们的歌声也不会完全听不见。
31、希腊的诱惑/认识人类的学校
从一九一七年春季开始，我进了莱米街上的州立学校。每天上学去和放学回来的路变得很重要了。在这条路的起点，刚刚穿过奥提克尔街之后，我总碰到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一个长着一头美丽白发的先生在那儿散步，身板笔直，神情恍惚，他走一小段路，就停下来，寻找什么，然后又换一个方向。他有一条雪山救人犬，他总是对它喊道：“绍多，到爸爸这儿来！”有时那条狗跑过来，有时它接着往前跑，它就是那个爸爸要找的东西。可是他刚刚找着它，就立刻又把它忘了，仍像先前那么精神恍惚。他的样子在这条相当平凡的大街上显得有点怪异，他不断重复的呼叫声惹得孩子们大笑，但是他们没当着他的面笑，因为他身上有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他傲然前视，谁也不看。孩子们只是回到家中说起他来，或是当他不在场，或是他们在街上玩时才笑。他叫布索尼，就住在拐角的房子里，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狗叫基欧托。这儿所有的孩子都谈论他，可不是作为布索尼，因为关于他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是当作“绍多，到爸爸这儿来”来谈。那条雪山狗使他们着迷，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位英俊的老先生把自己说成是它的爸爸。
上学的路大约走二十分钟，我一天天接着编长故事，可以编几个星期。我讲给自己听，声音不太大，但是可以听见我喃喃自语，如果我碰到使我觉得不舒服的人，就压低声音。我对路很熟，可以根本不用注意我周围的事，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也许在我眼前，也许在我的故事里却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故事编得非常动人，如果冒险经历十分紧张，出乎意料，使得我不能再保留在自己心中，我就讲给弟弟们听，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下边怎么样了。这些故事都与战争有关，具体地说，和结束战争有关，要打仗的国家必须受到教训，即常常被打败，直到他们投降。其他的国家受到和平英雄的激励，团结起来，他们强大得多，最终胜利了。但是胜利来之不易，要经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总有新的花招和阴谋。这些战役中最重要的是死者总会复生，为此发明并使用了特殊的魔法，每当所有的死者，包括不肯停止打仗的坏的一派的死者突然从战场上站起来，又复活了时，总给我的小弟弟们——一个六岁，一个八岁——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故事的结尾都是一样。在讲述冒险的战争故事的这几周内，我一再感到胜利后的欢乐和光荣，讲故事的人得到真正报酬的时刻，是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重新站起来，得到生还的时刻。
我的学校一年级人还不少，我谁也不认识，当然我一开始总注意和我兴趣相同的少数同学。如果他们掌握了什么我所缺少的本领，我就钦佩他们，密切注视着他们。冈茨霍恩的拉丁文特别优秀，虽然我从维也纳来已经占了优势，他可能还愿意和我较量一番，然而这是极少数，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掌握了古希腊字母的同学。他是为自己学的希腊文，因为他写了好多，就把自己看成诗人，希腊文成了他的秘密文字。他写满一本又一本，一本写完了他就交给我，我翻着本子，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不把本子在我这儿放太久，我刚刚说出钦佩他的才能的话，他就把本子从我手中拿走，飞快地把一本新的悄悄放到我的眼前。他像我一样迷上了希腊历史。给我们讲课的欧根·米勒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是当我关心希腊的自由时，冈茨霍恩则想着希腊的诗人。他不愿意说他对希腊语言还什么都不懂，也许他为了自己也已经开始学了，因为每当我们谈到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将分道扬镳——他想进文科中学——时，我总怀着崇敬而又有点嫉妒的心情说：“那你就有希腊语课了。”这时，他总高傲地解释说：“我更早就会念了。”我相信他，他不是个说大话的人，他宣布要做什么，总能干到底，还能做出许多甚至他没说过的事。他对于一切惯常事情的蔑视使我回忆起我在家里就看惯了的那种态度，他只是不说出来，如果谈到一个似乎不值得称作诗人的对象，他就转过身去，沉默不语。他的脑袋又细又长，好像挤扁了似的，抬得很高，歪着，有点像一把打开后没关上的折刀。冈茨霍恩从不会说一个下流的坏词，在班级里他显得和别人距离很远，大概没有一个抄他作业的人会想到，他是装得仿佛没有发觉，不把本子挪近一点，但是也不躲开，因为他允许这种行为，让别人随便抄。
当我们讲到苏格拉底时，全班都开玩笑，把苏格拉底当成我的外号，也许是为了轻松一下。这事就这么简单，没什么更深的意义，但就一直这么叫下去了，冈茨霍恩却把这个玩笑往心里去。有好长时间我看见他忙着写什么，同时还不时用考查的眼光打量我，并庄重地摇摇头。一周后他又写完一本，可这次却说他想念给我听。那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哲学家的对话，诗人叫克尔努托图姆，这就是他，他喜欢用拉丁文的翻译称呼自己，哲学家是我。他从后边开始念我的名字，于是成了两个丑陋的名字，赛勃·伊特纳库斯，这根本不像苏格拉底，而是一个恶劣的诡辩家，那些反对苏格拉底的人们中的一个。但这还是对话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诗人从各个方面使可怜的哲学家难堪，最后终于把哲学家击败，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冈茨霍恩于是满怀胜利信心地给我朗读，我可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伤害。因为颠倒了的名字跟我毫无关系，要是涉及我真正的名字，那我会很敏感地做出反应的。我很满意，他从他的本子中找出一本读给我听，我觉得自己地位提高了，仿佛他向我透露了希腊神话的秘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变化，当他过了些时候——就他的情况来说，是有些迟疑地——问我，想没想到写一篇反驳的对话，我实在是大吃一惊。他的确说得对，我站在他一边，一个哲学家站在诗人旁边是什么样呢？我好像也根本不知道应该在一篇反驳对话中写什么。
我受路德维希·艾伦博根的影响是通过另一条途径，他和母亲来自维也纳，他也没有父亲。威廉·艾伦博根是奥地利国会议员，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他的名字我在维也纳时就常听说，我向这位少年问起此人，他使我吃了一惊，他平静地说：“那是我叔叔。”听起来好像对他来说无所谓似的。不久，我知道了他在各种事情上都这样，他显得比我大，不仅是个子高，因为差不多大家都比我年长。他对那些我根本一点不懂的东西感兴趣，可这是在偶然的机会顺带得知的，因为他不卖弄这一点。他不高傲也不谦虚，这样他的好胜心就不在班级里表现出来了。他比较健谈，参加每一次谈话，只是不喜欢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也许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熟悉那些。我们的拉丁文教师毕莱特尔和其他教师样子不同，不光是因为他长了个甲状腺瘤。艾伦博根和他作特殊的简短谈话，因为他们读同样一些书，互相说得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听过的那些书名，一起深入讨论、评价，而且常常意见一致。艾伦博根说得很客观、平静，没有年轻人的激动，倒是毕莱特尔情绪变化无常。每当这样的对话开始后，全班都听着，却一点也不懂，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直到最后艾伦博根还像开始时那样无动于衷，毕莱特尔却可以看出对这些谈话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在艾伦博根面前有一种敬佩心情。对艾伦博根来说，在学校里学什么并不重要，我确信，艾伦博根反正什么都懂，毕莱特尔实际上并不把他算在学生之列。我喜欢他，可更多是像喜欢一个成年人那样，而且我在他面前有点害羞，因为我对于有些东西，特别是我们在欧根·米勒的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在这个学校最初打动我的真正新的课程是希腊历史。我们有欧克斯利写的历史课本，一本是关于一般历史的，一本是瑞士史。我同时读两本历史，两本的课文衔接得这么紧，使我觉得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瑞士的自由使我想到希腊的自由，对于在温泉关[90]的牺牲，摩尔加滕战役[91]的胜利为我作了补偿，瑞士的自由我是作为一种现实亲身经历了的，而且有切身感受。因为他们自己决定，不服从任何一个皇帝，所以他们做到了不投入世界大战。作为战争最高统帅的皇帝们我并不觉得可怕。其中的一个，弗兰茨·约瑟夫，几乎引不起我的注意，他很老，说话很少，每当他出来，一般只说一句话。我站在爷爷一边，觉得皇帝是个没生命的东西，无聊得很。我们每天给他唱颂歌“上帝养育”“上帝保佑”，他显得好像非常需要这种保护似的。我们唱颂歌时，我从来不看挂在祭坛后墙上的皇帝肖像，而且脑子里也尽量不想他的模样。也许我从范妮——我们的波希米亚保姆那里接受了对他的反感，每当提到他时，范妮脸上都没有表情，仿佛他对于范妮不存在似的。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她嘲讽地问：“又给皇帝唱颂歌了吧？”我看见画上的威廉，德国皇帝身披闪闪发光的盔甲，还听见他针对英国的充满敌意的言论。如果英国参战，我总站在英国一边，根据我在曼彻斯特理解的一切，坚定地相信，英国人不要战争，是他通过进攻比利时挑起的战争。我同样反对俄国沙皇，我十岁在保加利亚做客时听到过托尔斯泰的名字，人家告诉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战争看成谋杀，而且不怕把这个看法对他的皇帝说出来。人们说起他来还像他没有真的去世一样，虽然他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现在我第一次在一个共和国里，远离一切皇帝统治，满怀喜悦地学习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不要皇帝是可能的，人必须为他的自由而斗争，早在瑞士人以前，希腊人很早就成功地起来反抗可怕的权势，宣布他们赢得了自由。
今天说这些我听起来也觉得平淡无奇，因为当时我正为这种新观点所陶醉，我用这个观点向和我谈话的每个人游说，我给马拉松[92]和萨拉米斯[93]的名字编出野蛮的曲调，我在家里无数遍地唱这些调子，总是只唱这样一个名字的三个音节，一直唱到母亲和弟弟头昏脑涨，逼我住口为止。我们的欧根·米勒教授的历史课，每次也有同样的效果。他给我们讲希腊人，他那双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是一个陶醉了的先知的眼睛，他根本不看我们，而是看着他说到的内容，他的话说得不快，可是不中断，他的演说有一种犹如徐缓的海浪的节奏，拍打着海岸或涌向水中，使人总觉得像在海里。他用指尖抹抹渗出汗水的额头，有时也抚摸拳曲的头发，像一阵风掠过一样。时光就在他咂咂作响的激情演说中流逝，每当他换一口气达到新的兴奋时，都好像大口啜饮。
但是有时也浪费时间，也就是他提问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写作文，给我们讲评，这使人感到遗憾，不然他就会把我们带到海上去了。我常常举手回答他的问题，这样那种不快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也为了向他证明对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热爱。我的回答听起来很像他自己激情演说的一部分，而且使其中有些反应稍慢的同学不高兴，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帝国，希腊的自由对他们没有更多的意义，自由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用不着先由希腊人代表他们去赢得。
在这段时间里有这么多事情通过学校记在我心中，而往常只是通过书本。我从老师口中学到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他讲出来时的生动形象，并且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属他所有。也有这样一些教师，我从他们那儿什么也没学到，然而他们通过他们自身，他们特有的形象、动作、说话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人们感觉到的他们的好恶，给我留下了印象。有各种程度的友善和温暖，我回想不起来有哪一个人不为正义而努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善于使反感或友好完全隐蔽起来，再说，内在力量、耐性、敏感、期望也有所不同。欧根·米勒由于他讲授的对象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激情和讲故事的才能，另外他还表现出了超出这些义务之外的东西，因此我从第一节课起就迷上了他，每周都扳着手指数，渴望上他的课。
德语教师弗利茨·洪齐克尔碰到的困难要大些，他这个人比较枯燥乏味，也许是受了他那发育不良的身材的影响，稍稍有些嘎嘎作响的嗓音，也没能改善那样的身材引起的后果。他个子很高，胸膛狭窄，好像立在一条长腿上，每当他等着我们回答时，总是耐心地沉默不语。他不指责谁，也不干涉谁的事，他的保护措施是揶揄的微笑，他坚持这样笑，甚至在不合适的场合也常这样。他的学问四平八稳，也许是过于刻板，学生不会被他牵着走，但是他也不会把人引上歧途。他非常注意分寸和实际的行为举止，很少有亢奋状态，我觉得他是欧根·米勒的反面，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他离开一段时间后又来到我们中间时，我发现，他博学多识，只是他的博学缺少自信和激情。
拉丁语教师毕莱特尔更有个性，他每天带着那个大肿瘤出现在班上的勇气，迄今仍使我钦佩不已。他喜欢待在教室的左角，在那里他可以使头上有肿瘤的那边少朝着我们一些，左脚抬起来，放在一只矮凳上。他讲课很流利，声音柔和、轻盈，没有过分的激动，即便他生气了——有时他也有理由生气——也不提高声音，只是说得稍稍快点。他教的拉丁文基础课肯定使他觉得无聊，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全部行为举止才这么富有人情味。懂得较少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有受到他的压力、甚至有全完了的感觉，拉丁文学得好的人也不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的反应从来不能预测，可是也根本用不着害怕，一句短小、稍稍有点嘲讽意味的评语，实际上就是他给一个学生作的全部评价。有时学生不理解，那评语好像是他只为自己使用的含义丰富的一种私人措辞。他狼吞虎咽地读书，可是我从没听他说过他在读什么书，因此我没记住一个书名。他喜欢爱与他交谈的那个艾伦博根，艾伦博根也有和他一样的沉思、不动感情的习惯，只是没有嘲讽，而且不过高评价我们从毕莱特尔那儿学到的拉丁文的意义。毕莱特尔感到我走在全班的前边不合理，有一次他十分明确地对我说：“你比别人学得快，瑞士人发展得慢点，可是以后他们会赶上来的，你将来会吃惊的。”他可绝不是排外，我在他和艾伦博根的友谊中已经看到了。我觉察到毕莱特尔对于人有特殊的开阔胸怀，他的思想是世界主义的一种，我相信，他必定也要——不仅为了私人目的——把它写出来。
教师性格的多样性令我吃惊，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一种生活中的多样性。他们如此长时间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每一个行动都处在我们一览无余、不停顿的观察之下，一节课一节课的，总是我们注意的真正对象。他们在我们面前拥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使人眼光敏锐，有批判眼光和狡黠，我们必须对付他们，同时又不使自己太为难；他们平时生活中的秘密，在他们不作为表演者站在我们面前的全部时间里的秘密；他们换着登台，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在同一地点，演同一个角色，抱着同样的目的，这样使我们可以比较优劣——这一切合起来的作用是一所学校，完全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学校，即一种人的多样性的学校，如果再说得准确一些的话，就是第一所有意识的人的知识的学校。
研究这以后的生活可能并不困难，也许还挺吸引人，人们又碰上哪些叫其他名字的教师，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由于过去的反感只被他们放在一边，由于早期的认识会做出什么抉择，要是没有早期的认识也许会做出另外什么事，等等。早年学到的幼稚的动物类型学一直还留在心中，现在又重叠上了新的教师类型学。每一个班上都能找到对老师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学生，他们给其他人表演。一个班级要是没有这种教师模仿者就有点死气沉沉的。
当我现在回想他们时，我惊讶那些苏黎世的老师性格竟然如此丰富多彩，各不相同。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和他们的心愿相符。奇怪的是，五十年后我对他们的感激竟越来越强，而且，就是那些我从他们那儿没学到多少东西的老师，他们作为人的形象也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以至于我正为此对他们感到有点内疚。他们是我后来当作世界的本源和世界的居民接受下来的最初代表，他们是独特的，不会混淆的，在质量上属于最高一级的。他们同时也是人物形象，具有各自的不容抹杀的个性。在个性化和类型化之间的流动是诗人的真正要求。
32、大脑壳/与一个军官辩论
当我倾心于希腊自由战争时，我刚十二岁，这一年即一九一七年爆发了俄国革命。列宁坐着铅封的车厢出发之前，有传说他住在苏黎世。
母亲心里充满不可遏制的对战争的仇恨，她关注着可能结束战争的每一个事件，但并没有从政治上把各种事件加以联系。苏黎世成了各国和各种势力的交战中心。有一天，我们从一间咖啡厅旁边经过，母亲指给我看一个人的大脑袋，那人坐在窗子旁，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大沓报纸，他正抓起一张，举到眼前。突然，他转过头来，转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激动地说着什么。母亲说：“好好看看那个人。那就是列宁。你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的。”我们停下来，她有点不自在，因为她这么呆呆地站着（这样不礼貌她通常是会说我的）。但是他突然的动作感染了她，他向另一个人转身时的活力传到了母亲身上。我对另一个人浓密的黑鬈发紧挨在列宁的秃头旁边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感到惊异，但是更奇怪母亲竟呆立不动。她说：“走吧，我们可不能总这么站着啊！”说着领着我朝前走。
几个月后她对我讲，列宁到了俄国，我才开始明白，这想必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俄国人已经厮杀够了，她说，大家都杀够了，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政府，现在很快就要到头了。她总把战争叫成“谋杀”，自从我们到了苏黎世，她完全公开地和我谈到这事，而在维也纳时她有所保留，为了不使我在学校碰到麻烦。“你将来绝不会杀害一个没有伤害你的人。”她要我这样保证，而且为此自豪。她有三个儿子，我觉得她很担心，怕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这样的“谋杀者”。她对战争的仇恨使她有某种基本的信条，因为当她有一次给我讲《浮士德》的内容时——那时她还不想给我念这本书——她不赞同浮士德和魔鬼订约。订这样的条约只能有一个理由，即为了结束战争，为此也可以和魔鬼结盟，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行。
有一些晚上，母亲的一些熟人在我们家里聚会，他们是被战争赶到苏黎世的保加利亚的、土耳其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来得次数最多的是一对中年夫妇，我却觉得他们已经老了，我不太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太东方化，光谈些没意思的事。有一个人总是单独来，他是鳏夫，名叫阿朱别伊。他和其他人不同，他穿着整齐，发表很有自信的见解，而且平和，有骑士风度，能够容忍母亲那种折磨人的激动和暴躁。他作为保加利亚军官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受了重伤，留下了不能治愈的痛苦。别人都知道他忍受着极大的疼痛，但是他自己从不流露出一点，如果忍受不了，他就站起身来，请求原谅他有一个紧迫的约会，在母亲面前躬身告别，步子稍有点僵硬地离开房子。然后其他人就谈论他，详细解释他那痛苦的天性，夸奖他，为他感到惋惜，他们做的正好是他骄傲地想避免的事。我发现，母亲是怎样努力结束这样的议论。他和她争论到最后一刻，因为她只要谈到战争，言辞就会很尖锐，含有敌意，她把一切揽到自己身上，说：“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疼。他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他以为，一个没经历过战争的女人没有权利这样谈论战争。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们中间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看法，只能由我来说。他受到了污辱，可是他恰恰很骄傲，而且总以宫廷姿态自我克制。”然后，某个人就有可能开一个放肆的玩笑，说：“您看，玛蒂尔德，他爱上您了，而且准备向您求婚！”“他敢！”母亲立即生气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可不想向他提这个建议。我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仅此而已。”这句话对其他携夫人在场的男人是一个狡猾的打击。这场令人不快的关于阿朱别伊先生的痛苦的谈话就此停了。
我却宁愿他留到最后才走。从这些带有争吵性的谈话中我知道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东西，阿朱别伊先生处境困难，他眷恋着保加利亚军队，也许甚于眷恋保加利亚。他心中充满保加利亚人传统的对俄国的友好感情，他们为摆脱土耳其得到的独立而感谢俄国人。现在保加利亚人站在俄国的敌人一边，使他很不痛快。他本来肯定会为保加利亚参战的，可是参战会使他良心上痛苦，现在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再打仗了，这也许对他来说更好点。由于俄国内部的变化，目前的局势更复杂了，像他想的一样，俄国人退出战争意味着中欧列强的垮台，这种传染病——他把这称为传染——在周围迅速蔓延，先是奥地利士兵，后来是德国士兵，大家都不愿打仗了。保加利亚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们不仅将永远带着对他们的解放者背信弃义的该隐标记，而且大家都会像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那样扑到它身上，把这个国家瓜分。保加利亚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