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母亲如何抓住他论据的每一点把他驳倒。其实她招来了大家的反对，因为如果说她欢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束——在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人则感到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这都是些资产阶级，多少有些产业，他们之中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人害怕革命传到那里，另一些来自土耳其的人还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看见了他们的老对手，虽然穿着新的装束。母亲对这些倒无所谓，对她来说关键是谁想结束战争。她，一个出身于保加利亚富裕家庭的人竟维护列宁。她不像别人那样把列宁看成魔鬼，而是把他看成造福于人类的人。
和母亲争吵的阿朱别伊先生其实是唯一能理解母亲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军官，夫人，我决定和我的人民继续和德国人打仗，那么您会让人向我开枪吗？”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每一个反对结束战争的人，我都将打死，他是人类的敌人。”这是所有这些聚会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其他准备妥协的商人以及他们富于感情的夫人的惊愕没有动摇母亲的决心，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什么，您竟然忍心这么干？您忍心让阿朱别伊被打死？”“他不胆怯。他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他不像你们所有人。不是吗，阿朱别伊先生？”他承认母亲是对的。“是的，夫人，从您的立场出发，您也是对的。您具有一个男子的决断，您是真正的阿尔迪蒂家的人。”最后这一个转折，这一句表示崇敬的话涉及与我父亲的家庭相反的、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家族，我不大喜欢听，可是我必须说，尽管争论激烈，我对阿朱别伊先生从不忌妒，当他不久病又复发时，我们都为他悲伤。母亲说：“这样对他来说也好，他不用再经历保加利亚的崩溃。”
33、日课与夜读/馈赠
也许过去的晚间朗读取消了，应该算是家中情况的变化。等到我们三人上床时，母亲已经没时间了，她坚决地履行着她的新义务，不管她干什么，总能找到她的根据，不加上解释说明，这样的话会使她非常无聊。她希望一切都沿着一条轨道进行，然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条定规。于是她在她的语言中寻找并找到了这条定规。“组织好，孩子们！”她对我们说，“组织好！”而且常常重复这个词，我们都觉得滑稽，就齐声模仿她。可是她对待这个组织问题很认真，而且制止我们嘲笑。“你们会看到，如果在生活中没有组织，你们就没法前进。”她认为，凡事都要按部就班，就是最普通的家务事也没有容易和简单之分。讲话给她鼓了劲，她做一切事都找出一些话说，也许当时构成共同生活中真正亮点的就是什么都谈。
但是实际上她直到晚上才轻松下来，这时我们上了床，她终于可以读书了，这是她阅读伟大的斯特林堡的时间。我醒着躺在床上，从门底下看见隔壁卧室中透过来的微光。她在那边跪在椅子上，两肘支在桌上，右拳撑住头，面前放着一大摞黄皮的斯特林堡全集。每一次过生日和圣诞节时都增加一本，这是她希望从我们手中得到的。特别令我不安的是，我不许读这些书。我从来没试图往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上瞄一眼，我喜欢这个禁令，从这些黄皮的书中发射出一束光芒，我只有用这个禁令才能解释它，没有什么比我能递给她一卷我只知道名字的新书更使我幸福的事了。每当我们晚上吃过晚饭，收拾好桌子，弟弟们也上床睡觉之后，我就把一摞黄皮的书给她抱到桌上，堆在右边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再说上一会儿话。我觉得她已经等不及了，当我一看到这堆书，也就理解她了，安静地上床去，不再使她痛苦。我随手关上身后卧室的门，脱衣服时听见她还来回踱了一会儿。我躺下来，倾听她坐上椅子的嘎吱声，然后我感觉到她怎样把书拿在手中，如果我有把握肯定她已经翻开了书，我就把目光转向门底下透过来的微光。现在我知道，世界上再没什么事可以叫她离开书本了，这时我就打开我的手电筒，躲进被子下读我自己的书了。这是我不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而且这也保证了她的书的秘密。
她一直读到深夜，而我则不得不省着用手电筒的电池。只用少得可怜的一部分零用钱买电池，因为大部分钱我要省下来给母亲买礼物，因此我读书很少超过一刻钟。当我终于被发现时，闹了一场乱子，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欺骗。我虽然可以换一个手电筒代替被没收的手电筒，可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不能那么做，小弟弟们被派来监视我，他们正急不可待地等着突然把我的被子掀开。如果他们醒着，从他们的床上很容易看见我是不是把头缩到被子底下了，然后他们就不发出一点声音地走过来，多半是两人一块。在被子底下我一点听不到，也没法防备，突然我没有了被子睡在床上，我还没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耳边就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母亲为这种打扰很生气，从椅子上下来，找到一句给我致命打击的话：“这么说，我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说着把我的书没收一星期。
这个惩罚很严厉，因为这涉及狄更斯。这是她当时送给我的书的作者，我读任何一个作家的书都没有像对他的书那样怀着如此之大的热情。我从《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开始读，特别是后一本书讲的是当时英国学校的情形，使我再也放不下。我读完后立即又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读了三四遍，也许更多。“你已经知道，”她说，“难道你现在不想读一本别的吗？”可是我理解越深，就越想再读，她认为这是我的一种幼稚行为，把我引回到读过去的那些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书，那些书中有的我熟极了，读了不下四十遍。她尽力要改掉我这个坏习惯，就用讲新书来引诱我，幸好狄更斯还有好多书，《大卫·科波菲尔》是她最喜欢的书，也被看成文学杰作，我得最后再读。她使我对新书的渴望大大加强，而且希望用这个诱饵戒掉我总是重读其他小说的习惯。对于已经熟悉的书的爱和她用各种办法在我心中煽起的好奇心同时牵着我的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谈了。”她不高兴地说，同时十分厌烦地向我瞥了一眼。“这本书我们确实已经说过了。还要我对你总重复同一件事吗？我不像你。现在我们来谈下一本！”因为和母亲的谈话总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很难忍受不和她谈论一本奇妙的书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我发觉，她不愿意再说什么了，而且我的固执的确使她开始感到无聊，所以我渐渐屈服了，限制自己每一本狄更斯的书只读两遍。放弃一本狄更斯的书，而且亲自把书还到她把书借来的图书馆去，这使我十分痛苦（我们一切东西都留在维也纳，家具和藏书都存在那儿了，于是她大多是到霍廷根借阅协会借书读），但是和她谈论一本新的狄更斯的书将更有意思，这样母亲本人就是我该为一切美好事物感谢她的人，是使我和我的固执、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最好品质决裂的人。
有时，她对她在我心中煽起的热情感到害怕，便企图把我引到别的作者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她最大的失误是选择了瓦尔特·司各特[94]。也许当她第一次谈到司各特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也许他真的那么干巴巴的，像我当时感觉的那样，我不仅没有重读，在读了他的两三本小说后我就完全拒绝再把他的书拿在手上，而且如此激烈反对，以致她为我的趣味方向的坚定性十分高兴，说出了我从她那儿听到的最高的赞赏：“你真是我的儿子，我也从没喜欢过他。我本来以为你会对历史很感兴趣。”“历史！”我愤怒地喊起来，“那根本不是历史。那只是装备齐整的傻瓜骑士！”于是，我们俩都满意的这个短暂的司各特插曲结束了。
在所有关系到我的思想教育的问题上，她很少注意别的东西，但是有一次肯定有什么人给她留下了某种印象，也许在学校里有人对她说了什么；她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常常到学校去，也许是她听过的某些报告中的一个使她感到不安，不管怎么说，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必须也知道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读什么书，否则不久以后我和我的同学就不能互相理解了。她给我订了《好朋友》，我到现在都弄不懂，我在读狄更斯的同一个时间里怎么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里边有紧张的故事，像《萨克拉门托的黄金》，讲的是加利福尼亚的瑞士淘金者苏特尔，最动人心弦的是一个关于提比留[95]国王的宠臣赛耶努斯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罗马历史，我把这个十分讨厌的国王看作暴力的象征，他在我心里引起一种联想，使我想到五年前在英国已开始接触到的拿破仑的历史。
母亲阅读的不只限于斯特林堡一个，虽然他是她这个时期读得最多的作家。拉舍尔出版社出的反战书籍构成特殊的一组，拉茨科[96]的《战争中的人》、莱昂哈德·弗兰克[97]的《人是善良的》、巴比塞[98]的《火线》是她最常对我说起的三本书。这三本书也像斯特林堡的书一样，是她希望从我们手中得到的礼物。我们的零用钱少得可怜，虽然几乎全攒起来为送礼用，但是光靠这一点也是不够的。我每天还能得到几个生丁[99]，是用来在学校里向校役买一个油煎包当下午点心的。我肚子饿，可还是把钱存起来，直到够买一本新书送给母亲，这要有意思得多。我先跑到拉舍尔出版社那里打听价钱，踏进这个位于利马特码头总是生意兴隆的书店，看到那些常常问我们下一次送什么礼物的人，已经是一种乐趣了，自然我还能一眼就看到我以后有一天将会读到的书。我倒不怎么觉得在这些成年人中我长大了一点，更有责任感，倒是永远不会减弱的、将要读到更多书的希望对我鼓舞更大。如果说当时我知道一点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就仅仅是担心世界上图书的存在。要是我把什么都读完了怎么办呢？当然我最好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喜欢的书，但总有新的东西读肯定也会使人高兴的。我一知道了计划送的礼物的价钱，就开始计算：我得省多少次午点钱才够？总要过几个月，一点一点凑到够买一本书。我也想有一天真的像有些同学那样买一只油煎包，在其他人面前吃，然而，这个念头和上述目的比起来几乎算不了什么。相反，我喜欢站在一个嚼着油煎包的同学旁边，同时，怀着快活的感觉——我不能说别的——想象着当我们把书递给母亲时，她的那副惊喜的样子。
她每次都大吃一惊，虽然一再发生这样的情形。她从来也不知道可能得到的是本什么书，但是如果她托我在霍廷根阅读协会去为她借什么新书，而我空跑一趟，因为大家都谈论这本书，都想要这本书，如果这时她一再重复她的要求，而且等得不耐烦了，我就知道了，这应该是新礼物，要把它当作我的“政策”的下一个目标。我还搞了个计划得很巧妙的骗局，我继续到阅读协会打听，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说：“又没有拉茨科的书！”越临近令她惊喜的那一天，我的失望的表情就越厉害，在应该让她吃惊的前一天，我甚至十分恼火地跺着脚。母亲建议，为了表示抗议，决定脱离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一点用也没有。”她沉思着说，“我们以后不会得到书了。”第二天她手中有了崭新的拉茨科的书，这还不令她大吃一惊吗！而我却不得不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从现在开始在学校吃油煎包子，但她从来没有用收回攒的钱来威胁我，也许这是她培养性格的方法，也许书给她带来特别的快乐，因为我是通过每天细小的克制行动积攒起来的。她自己是一个会吃的人，她对精美菜肴的口味是很高的，在我们吃很简朴的饭食时，她也不怕去谈论她失掉了什么美味，不怕说出在她决定让我习惯于简单、廉价的饭食的情况下，什么是唯一使她感到痛苦的事情。
也许这是一组特殊的书，起到某种把她的思想政治化的作用，她被巴比塞的《火线》吸引了好久。当她认为对时就一再跟我说起这本书，我缠着她要求允许我读这本书，她坚决不同意，为此我听她以某种缓和的形式讲了一切情节。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没有加入和平运动小组，她去听莱昂哈德·拉雷茨[100]演讲，心情激动地回到家中，使得我们俩都大半夜睡不着。但涉及她个人时，她对各种舆论的恐惧始终没有消除。因此她解释说，她只为我们三人活着，她自己没有能力去做那些事，因为在战争时期，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已经不听一个女人的了，为此她希望我们三个人每一个都最符合自己天性地成长起来，支持她的意见。
当时在苏黎世有许多聚会，她渴望了解她听到的一切事，不仅是反对战争的事。她没有人可以商量，在精神上她确实是孤单的，在平时来拜访我们的熟人中她显得是最开放和最聪明的，每当我想到，她什么都靠自己的力量做，我今天也不得不感到惊讶。即便涉及她最强的信念，她也保持着自己的判断，我记得她多么轻蔑地把斯蒂芬·茨威格[101]的《哀歌》搁置一旁。“废纸！空话连篇！可以看出，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他应该读读巴比塞，也别写这些东西！”她对真实的经验十分崇敬，她本来也怕在别人面前开口谈战争实际上是怎么进行的，因为她自己没有在战壕蹲过，而且她竟然主张，如果妇女也必须参加战争会更好些，因为她们会为坚决反对战争而斗争。如果谈到事情本身的话，这种恐惧也许会阻碍她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饶舌，都是她最厌恶的，如果我敢于含含糊糊地说些什么，她会立即毫不留情地打断我的话。
在我自己开始思考的时候，我无条件地钦佩母亲，我把她和州立学校里我的老师相比，那些老师中我比较满意甚至很崇拜的不止一个，但只有欧根·米勒把母亲的那种热情和严肃结合在一起，只有他说话时像母亲一样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面前，控制他的谈话对象。我把上他的课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母亲，这吸引了她，因为她只是从古典戏剧里了解希腊人。她向我学希腊历史，而且不耻下问。这次我们的角色换了，不是由她来读历史，虽然她有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吃完午饭以后，她立即向我问起梭伦[102]或地米斯托克利[103]的事，她特别喜欢梭伦，因为他没有以独裁者自居，而是退了位。她奇怪怎么没有关于梭伦的戏，她不知道任何关于梭伦的事。她觉得很不公平，希腊人根本没谈到这样一些人物的母亲，她毫不胆怯地把格拉古兄弟[104]的母亲当成她的榜样。
我觉得很难不把她所注意研究的一切都历数出来，因为不管什么事，总对我有些影响。只有对我她才说出一切细节，只有我才认真对待她的判断，因为我知道，这个判决是出自什么样的热情。她诅咒许多事，但是从来都详细论述她所反对的事，而且激烈地、令人信服地说清理由。诚然，一起阅读的时代过去了，戏剧和伟大的表演家不再是世界的主要内容，但是，另一种绝不少的“财富”代替了这个位置：当前发生的阴森可怕的事，它的影响的根源。她生性多疑，在她视为所有人中最聪明的斯特林堡那里找到了为这种多疑开解的理由，她已经习惯了多疑，也不想改掉。这时她突然发现，她走得太远了，告诉我的东西成了我自己幼稚的猜疑心的根源，她害怕了，为了平衡，对我讲了她特别欣赏的一种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高尚、宽容总在起作用。在进行这种平衡的努力时我感到和她贴得最近，她以为，我从语调上看不透这种调换的原因，但是，我已经有点像她，练习去看透原因。我装着天真地接受这个“高尚”的故事，我总是喜欢它，但是我明白为什么她正好现在讲述这个故事，并且我把这种识破保留在自己心中。于是我们俩都有点保留，因为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每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保守的都是一样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是默默地长大了——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最爱她——是毫不奇怪的。她相信，她把她的多疑已在我面前掩盖住了。我二者都觉察到了：她毫无怜悯心的苛刻和她慷慨大度的宽容。程度如何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个人可以把这么多的完全对立的东西统一在一起，一切表面看来不一致的东西同时可以通行，一个人可以感觉，而不会因为害怕而不能自持，应该想到并且说出人类天性的真正荣光，这就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最根本的东西。
34、催眠术和嫉妒心/重伤员
母亲经常去听音乐会，音乐对她一直是重要的，虽然自从父亲去世后她难得碰钢琴。也许自从她有机会听她的乐器大师演奏以来，她的要求也更高了，那些钢琴大师中有的当时就住在苏黎世。她从未放过一次布索尼[105]的音乐会。布索尼就住在我们附近，这个消息把她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当我对她讲了我和布索尼的相遇时，她没有立即相信，直到她从旁人那儿听说真是布索尼时，她才相信，而且责怪我怎么像这一地区的孩子们一样不叫他布索尼，而叫他“绍多，到爸爸这儿来”。她答应带我去听一次音乐会，可条件是我再不能叫他那个不正确的名字。他是她听过的最优秀的钢琴大师，她认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被称作钢琴家，简直是胡闹。她也定期去听根据第一小提琴手命名的夏舍特四重奏，而且总是怀着难以说清的激动心情从音乐会回家。有一次她生气地对我讲，我父亲本来也想当这样一个提琴手，他的梦想就是能在一个四重奏中表演，这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激动。她曾问父亲为什么不单独在音乐会上登台，父亲摇摇头，说他永远不会拉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才能的局限，要是他父亲不是那么早就不让他演奏的话，参加一个四重奏也许还行，或是当一个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你爷爷像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他把提琴夺走了，而且一听见你父亲拉琴就打他。有一回为了惩罚你父亲，由他哥哥把他捆在地窖里关了一夜。”她一直说下去，为了减弱她的愤怒对我的影响，她又伤心地补充说，“而你父亲是那么知足、顺从。”她看出我不明白为什么爷爷打父亲，可他还那么顺从，但她并不告诉我这是因为父亲不再相信自己也许还能成为音乐会的台柱了，而是讽刺地说：“你倒确实变得更像我了。”我不爱听这话，我不能忍受她说父亲缺少进取心，好像只是因为他没有奢望才是一个好人似的。
听了《圣马太受难曲》[106]之后，她陷入一种我不能忘怀的状态，因为她整天也不想跟我好好说一句话。一个星期她都不能读书，她打开书，可一句也读不进去，耳边总听见伊奥娜杜丽戈的女低音。一天夜里她含泪走到我的卧室，对我说：“现在我的书完了，我再也不能读书了。”我想法安慰她，让她坐在我旁边读书，这样她就不会听见歌声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因为她是单独一个人，如果我靠着桌子坐在她旁边，我可以总跟她说点什么，那声音就会消失。“可是我的确想听，你不懂，我永远不愿再听别的什么！”她这么激动，吓了我一跳，但是我对那声音也很欣赏，就没再作声。随后几天我有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她懂得我的意思，带着一种混杂着幸福和绝望的情绪说：“我还总听见她的声音。”
像她看守着我一样，我也守护着她，如果一个人对谁如此接近，那对他内心的一切悸动都会有敏锐的感觉。我被她的热情完全征服了，本来我是不能让错误的音调进入她的耳朵的。这不是非分要求，而是亲密感，它给了我守卫的权利，如果和一个陌生的、不习惯的影响赌赛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扑到她身上。有一个时期她去听鲁道夫·施泰纳[107]的报告，她说起这些报告时，听起来完全不像她自己的声音，仿佛她是突然用一种外语说话似的。我不知道是谁鼓动她去听报告的，肯定不是她主动去的，她失口漏出一句，鲁道夫·施泰纳会点催眠术，这时，我开始不断地向她提问题了。因为关于这个人我什么也不知道，只能从她自己的叙述中得出一个印象。不久我知道了，他通过引用歌德的话赢得了她的信任。
我问她，这对她来说是不是新的，她肯定是已经知道那些话的呀，她说过，她把歌德的全部东西都读过了。“你知道，没有人全部读完了歌德，”她有点发窘地承认，“而且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这些话了。”她显得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我习惯了她知道她的诗人的每一个音节，正是她猛烈攻击别人对一个作者缺乏了解，而且把人家叫作“空谈家”、“把一切记得一塌糊涂的糨糊脑袋”，因为他们太懒，不肯寻根究底。我不满意她的回答，接着又问，她现在是不是愿意我也相信这件事？我们本来不能相信各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她听了几个报告后就信奉施泰纳，因为他能催眠，那么我就将强迫自己也相信她说过的每一件事，这样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听起来这多半像一种威胁，也许只是一个计策：我想知道，这种新方法对她有多大的控制力，这种方法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从来没想到过，却突然使用了这种方法，我有一种感觉，从这时起，它会改变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最怕的是母亲对我是不是和她亲近无所谓，那就意味着，我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对她来说都根本不再重要了。但是绝对没到那种地步，因为关于我的“干预”她一点不想知道，她生气地对我说：“你还太年轻，这儿没你的事，你不应该相信这些事。我再也不讲给你听了。”我正好存了一点钱，准备给她买一本斯特林堡的新书，这时，我果断地决定不买那本而买了一本鲁道夫·施泰纳的书。我郑重其事地把书递给她，故意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话：“你确实对这书感兴趣，可又不能全都记住。你说，这不容易懂，必须好好研究，现在你可以静静地读了，而且可以更好地为听报告作准备。”
可这样做根本不合她的意，她一再问，我为什么买这本书，她还不知道要不要留下这本书，也许这书对她根本不合适。她还没读过施泰纳的任何东西，一个人只有肯定想保存这本书时才去买它，她怕现在我自己会去读它，这样正像她认为的，会过早地被诱入某一个方向。她最担心的是并非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得出认识，而且也不相信那些过快地改变看法的人。她看不起那些朝秦暮楚的人，常常说他们是“墙头草，随风倒”。她为自己使用了“催眠术”这个词感到不自在，解释说，她不是把这个词用到自己身上，她感到新奇的是其他听众在那里像处于催眠状态之中。也许我们把这些事放到以后，等我更成熟了、更能理解时再谈更好一些。其实，我们之间能够不拐弯抹角，不用把并不真正是我们的东西拿出来装装样子地坦率商谈问题，对她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我不是第一次发觉她如何迁就我的猜忌心理，她自己说，她再也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报告，也许时机对她不大恰当，而且她为此荒废了许多她已经比较理解的东西，于是她对我舍弃了鲁道夫·施泰纳，不再提他了。我不感到对一个学者的这次胜利不体面，我没有反驳过一句他的话，因为我一点儿也不熟悉他。我阻止他的思想在母亲的头脑里扎根，因为我发觉这些思想和我们之间谈到的内容毫不沾边，对于我来说，只想到一点，即把这些思想从她脑子里清除出去。
我应该对这种猜忌心理怎么想呢？我既不能赞同，也不能咒骂，我只能把它记录下来，它这么早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隐瞒这一点是欺骗。每当有一个人对我来说成为重要的人时，猜忌心就冒出来了，只有其中少数人不总为此苦恼。这在我和母亲的关系中有很充分的表现，它使我能够为某种东西而奋斗，它从各个角度看都更优越、更强、更有经验，知识更丰富而且更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完全没想到，我在这个斗争中是多么自私，要是当时有谁跟我说，我使得母亲不幸，我准会大吃一惊。她给了我这个权利，她在寂寞中和我最为亲近，因为她不认识任何能与她匹敌的人。要是她和一个像布索尼那样的男人交往的话，那就会失去我。我为此爱她，因为她不回避我，她把全部重要想法都告诉我，由于我年轻有些事要有所保留，那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她坚持在我面前隐瞒一切性爱的内容，她在我们的维也纳住宅的阳台上设下的禁区在我脑子里印象这么深，仿佛是上帝在西奈山上亲自宣布的似的。我不问，也不想这些事，在她热情、聪慧地用世界的全部内容来充实我时，省去了这可能把我弄糊涂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人是怎样需要这种爱情，我也就不会预感到，她缺少了什么。当时她三十二岁，单身，可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自然的，就像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有时候当她对我们生气时，我们让她失望或惹她烦恼时，她也说，她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要是我们不配她这么做，她就把我们交到一个男人的强有力的手中，他会教我们守规矩的。可是我不懂，我不能理解，她这时作为一个女人想到的是她孤单的生活，我看到的牺牲只是她为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本来她一直是更喜欢读书的。
对于这个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常常容易酿成危险的逆反行动的禁区，我至今还感谢母亲。我不能说，这使我保持了我的纯洁，因为我有妒忌心，我根本不是天真无邪的，但是母亲使我对我想知道的一切保持了素朴的感情和清新的感觉。我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学习，没有感到强迫或负担，因为没有什么更刺激我或让我不得不秘密进行的事。凡是接近我的东西，都扎下了坚实的根，一切在这里都有它的位置。我从没感到，有什么事瞒着我，相反，我觉得仿佛一切都展示在我面前，我只需去把握它。一件东西刚刚进入我心中，就联系到另一件事，与之结合起来，继续成长，制造一种气氛而且呼唤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清新感，一切都有新的形象，不仅仅是增加而已。素朴也许就意味着，一切都呈现在眼前，永不休眠。
我们在苏黎世共同度过的年岁里，母亲向我表明的第二件善举有更重要的后果：她向我宣布了她的算计。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出于实际的原因做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可能对人有利才去做的。我想做的一切事都有平等的权利，我面前同时有成百条道路，不必听人说哪条道路走起来更舒服些，更有好处，更有收获；问题在于事情本身，而不是它有什么用处。一个人必须认真和细致，能够代表一种没有欺骗的意见，但这种细致是对于事情本身，而不是它可能给人带来的利益。一个人将来有一天会干什么，几乎还谈不上，职业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一切职业都可任人选择。成就并不意味着仅仅一个人自己向前跨了一步，成就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要不就不叫作成就。一个出身于这种家庭，对家庭的商业威信充满自豪、从不否认的女性，怎么会自觉地有了一种自由、宽广、无私的眼光，这对我是个谜，我只能把它归之于战争的震惊，归之于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了宝贵亲人的人的同情。这使得她突然一下子越过了她的界线，自己也变得对于想到、感到、经受到的一切宽容大度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她的失态，这是我对她最缄默的回忆，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她在街上哭。平时她总是从容镇定，在公众场合不会举止失当的。我们俩一起在利马特码头散步，我想把橱窗里摆的拉舍尔出版社的某些东西指给她看，这时一队法国军官向我们走过来，他们的制服很显眼，其中一些人走得吃力，其他人合着他们的步子。我们驻足，让他们慢慢通过。“他们是受了重伤。”母亲说，“他们到瑞士休整，然后换防去对付德军。”从另一边已经走过来一队德国兵，他们中间也有拄拐杖的，其他人为照顾他们也走得很慢。我还记得，我当时吓得四肢发抖，现在会出什么事啊？他们会相互开火吗？我们惊呆了，没能及时让开。突然之间，我们就被包围在想要通过的两队人之间，就在拱门下，地方也许够通过，但是我们现在靠得很近，盯住他们的脸，看着他们怎样挤了过去。没有一张面孔像我估计的那样带着仇恨或愤怒的表情，他们平静、友好地互相看着，仿佛没事似的，有些人还相互致意。他们比别人走得慢很多，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好像他们永远过不完似的。一个法国兵还回过头来，把拐杖举到空中，挥动了一会儿，而且向已经走过去的德国兵呼喊：“敬礼！”一个听见喊声的德国兵也学着他的动作，他也有一根拐杖，他挥动着拐杖，用法语回敬问候：“敬礼！”别人如果看见，也许会以为挥动拐杖是一种威胁的意思，但是绝不是这样，在告别时他们相互证明，他们剩下的共同东西只有拐杖。母亲脚踩着人行道的边沿，背对着我站在橱窗前面，我看见，她的肩在抖动，我走到她身边，小心地从旁边看她，她哭了。我们装出好像是看橱窗的样子，我没说一句话，当她镇定下来时，我们默默地回家。后来我们从没谈到过这次遭遇。
35、戈特弗里德·凯勒[108]庆祝会
我和同年级的瓦尔特·伍莱史纳结成了文学之友，他是心理学教授的儿子，来自布雷斯劳。他总是表现得很有“教养”，从不和我讲方言，我们的友情产生得很自然，我们谈书，可是我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对人们现在谈论的当代文学感兴趣，当时的中心是魏德金德[109]。
魏德金德有时来苏黎世，在剧场里演出《地妖》。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支持和反对他的人形成了两派，反对他的一派人多些，而支持他的一派更为有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对他毫无所知，母亲在剧场见过他，母亲的讲述一般是精彩的（她详细描述他怎么拿着鞭子登台），但评论则没把握。她期待某些像斯特林堡那样的人，她没完全否认两人之间的近似，但认为魏德金德同时具有某些传教士和叛逆的记者的气质，他总想引起些反响，被人们注意，至于怎样被发现，对他来说无所谓，只要别人注意他就行。斯特林堡却保持着严厉和思考的特性，虽然他把一切都看透了。他有点像一个医生，但不是为了治病，也不是为了治身体上的病的医生。大概后来我自己读他的书时，我才理解了母亲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关于魏德金德我得到的是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而且因为我不想抢先行动，所以十分耐心，如果我被警告要提防一个正常的人，他就还不能吸引我。
伍莱史纳相反，总不住口地说到魏德金德，他甚至模仿魏德金德写了一个戏，而且读给我听。剧本里只有舞台上的到处放枪，既突然，又毫无理由，我不懂为什么，这种事我觉得很生疏，仿佛是发生在月亮上似的。这时候我正在所有的书店寻找《大卫·科波菲尔》，作为历时一年半的“狄更斯热”的顶峰和我的礼物。每次我去书店，伍莱史纳也一起去，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书。对这样一本过时的、不时髦的读物，毫无兴趣的伍莱史纳嘲笑我，而且认为，哪儿都没有《大卫·科波菲尔》——他轻蔑地说出书名——是一个坏兆头，这意味着没人愿意读它。“你是唯一的一个。”他嘲弄地补充道。
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是德文的袖珍本。而且我告诉伍莱史纳，他的魏德金德（我只是根据他的模仿了解的）在我看来有多愚蠢。
我们之间的分歧没有使我们不快活，每当我谈起我的书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就是讲到《大卫·科波菲尔》的内容时，他也听着；我则从他那里得知在魏德金德的剧中出现的最古怪、最特殊的事情。我总说：“没有这样的事，这不可能！”而这一点并不影响他，相反，能叫我大吃一惊给他带来快乐。奇怪的是，今天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用什么使我惊奇的。一切都对我不起作用，好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似的，因为在我心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联系得上的事，我就把一切都当成胡说八道。
我们两人的高傲合在一起，结成一派，反对一大群人的时刻到来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举行了戈特弗里德·凯勒一百周年诞辰庆祝会，我们全校为此在布道教堂集合。我和伍莱史纳一起从莱米大街走到布道广场。我们从没听说过凯勒多少事，他是一个苏黎世作家，生于一百年前，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奇怪的是庆祝会改在布道教堂，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在家里我已问过母亲，凯勒是谁，可是没用，母亲也没读过一本他的书。伍莱史纳也没听到过一点关于凯勒的情况，只知道他是一个瑞士人。我们情绪很高，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是故步自封的，因为本来只是大国文学使我们感兴趣，我是英国文学，他是新德意志文学。战争期间我们曾好像敌人一般，我坚信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110]，他则希望德国人胜利。但是自从中欧列强失败以来，我的立场离开了战胜者一方，当时我已感到对胜利者的反感，当我看到德国人没有受到像威尔逊预言的那样对待时，我就站到他们一方了。
这样，现在使我们有分歧的实际上只有魏德金德了，可是尽管我一点也不懂他的东西，我却没有一刻怀疑过他的荣誉。布道教堂拥挤不堪，充满了一种节日气氛，人们先奏起音乐，然后发表长篇演说，我不记得是谁主持的，大概是一位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但不是我们自己的教授，他一再强调凯勒的意义和作用。伍莱史纳和我私下偷偷交换着嘲讽的目光，我们自以为知道什么是一个作家，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一点都不知晓，那他就不是作家。但是演讲人对凯勒的评价越说越高，他讲到了如同我平时听到谈及莎士比亚、歌德、维克多·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和斯特林堡时用的词汇，一种几乎无法形容的恐惧向我袭来，好像有人亵渎了世界上最高尚的东西——伟大作家的声誉一样。我气坏了，真想高声喊叫打断演说。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周围听众的虔诚，也许因为是在一个教堂举行的。我立即也很快慰地意识到，我的好多同学对凯勒多么无所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在校要学的那些作家已经使他们感到负担很重了。大家都静静地表示出一种虔诚态度，没有人吭声，我感到拘束，或者是因为有教养，不敢在教堂中乱来。怒火转向内心，变成了誓言，我们刚一走出教堂，我就极为严肃地对伍莱史纳说：“我们必须发誓，我们俩都必须发誓，我们决不要成为地方名人！”他本来更想说几句挖苦嘲讽的评论，看我不是开玩笑，就也对我发誓，像我向他发誓一样。但是我怀疑，他说这话时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认为狄更斯——他读得如此之少，就像我没读过凯勒一样——是我的地方名人。
也可能那次演讲真的有些夸张，对此我早就有敏锐的感受。但是震动我幼稚的心灵深处的是，人们对一位就连母亲也从未读过的作家评价如此之高。我的报道使母亲起了疑心，她说：“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定得看看他的东西。”我下一次到霍廷根阅读协会时，请求把《塞尔德维拉乡下的人们》一书一直保留着。出纳台的小姐微笑着，一位来借书的先生纠正我的错误，像对待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其实，我只把书名说错了一点，他本来大概要问：“你已经能读书了吗？”我很不好意思，以后再碰到凯勒时我态度得审慎一些。但是我还没预计到我有一天读到《绿衣亨利》[111]时会那么惊讶，当我又回到维也纳当大学生，完完全全被果戈理迷住了时，我觉得在我所了解的德语文学中，唯一一个和他的书相近的故事是《三个正直的制梳匠》。如果我有幸活到二〇一九年，得以荣幸地在布道教堂参加凯勒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纪念他的话，我将为他找到另外一篇本身就将征服一个十四岁少年的无知和自傲的颂词。
36、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母亲和我们熬了两年这样的日子，她完全属于我们，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挺快活。我没有料到她感到痛苦，也没想到过她缺少什么。先前在维也纳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她把一切精力集中在我们身上两年后，开始身心交瘁了。她心中有什么东西在碎裂脱落，我却没发觉，不幸它又以一种疾病的形式出现。当时有一种疾病在全世界蔓延，即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冬天的流行性感冒，因为我们三人像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同学、老师、朋友一样都染上了这种病，所以我们也没把母亲的病看成什么特别的事情。也许她缺乏很好的护理，也许她下床太早，她突然出现了并发症，形成血栓，不得不住了几周医院。等到她再回到家中时完全变了个人，她不得不经常躺在床上，保养自己，家务对她来说太繁重了，她觉得自己被禁锢起来，在这个小房子里感到压抑。
夜里她不再跪在她的椅子上，把头支在拳头上，我像过去那样给她准备的一大摞黄色封皮的书搁在那儿也没有动过。斯特林堡失宠了。“我非常不安，”她说，“他使我沮丧，我现在不能再读他的书了。”夜里，我已经在隔壁房间躺在床上了，她会突然坐到钢琴旁，弹起忧伤的歌曲。她弹得很轻，怕吵醒我，还有一种更轻的声音，我听见她在哭泣，并且和我那已死去六年的父亲谈话。
以后的几个月是她的身体渐渐垮下去的时期。由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虚弱状态，她自己相信，也使我相信，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她必须摆脱家务。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小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两个小弟弟已经进了高街的学校，但是，如果他们再到洛桑进寄宿学校，他们也不会失去什么，那也是一个国民小学。一九一六年他们已经在那儿待过几个月，在那儿他们还能提高说得不太好的法语。我已经进了州立的实科中学[112]，在那儿我很舒服，大多数老师我都喜欢，其中一个老师我特别喜欢，以致我向母亲声明，我决不再上没有这个老师的学校。母亲了解这种强烈的激情，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知道我不是开玩笑。于是在整个漫长的考虑过程中说好我留在苏黎世，并且必须住到某处的膳宿公寓中。
她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受到严重损伤的健康重新恢复，夏天我们还将一道在伯尔尼的高地度过，然后，在我们三人被送到各自的地方后，她去维也纳，让那里还留下的名医彻底检查一下。他们会建议她做认真的疗养，她会严格遵守他们所有的建议，也许一年后我们才能再相聚，也许要长些。战争结束了，她回维也纳，我们的家具和书籍都放在那里，三年过去了，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有如此多回维也纳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维也纳本身。人们一再听到有人说维也纳的情形如何坏，除了一切私人的原因外，她还感到有某种义务，到那儿看看真实情况。奥地利四分五裂了，这个国家现在对她来说主要就是维也纳。在战争进行期间，她想到奥地利就感到痛苦，她曾希望中欧列强失败，因为她相信是他们挑起的战争，现在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几乎是对维也纳有罪，好像是她的思想把这个城市推入灾祸。一天夜里，她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她为了自己必须亲自去看看那儿怎么样了，她无法忍受。我开始理解维也纳可能已完全毁灭了的想法，虽然还不大清楚，她健康的恶化，她的精明、坚定，她对于我们的关心的减弱和她如此狂热地盼望战争的结束，都与奥地利的覆灭联系在一起。
我们又一次一起到坎德尔小径避暑，我们勉强接受了即将分离的打算。我习惯了和她一起住在大旅馆里，自打她年轻时起她就没去过别的旅馆。她喜欢那里抑郁的气氛，服务周到，过往的客人在大家一起用餐时可以从自己的桌子上不引人注意地观察别人。她喜欢对我们谈所有这些人，对他们做出猜测，试图确定他们出身于什么阶层，轻轻批评或赞赏他们。她认为，我可以用这个方法了解大千世界，不必靠得太近，因为这对我还为时尚早。
夏天之前我曾到过塞里斯山，在乌尔纳湖[113]上空的一块平台上。在那里我们常和母亲穿过树林向吕特利草场走下去，开始是为了纪念威廉·退尔，但不久就是为了摘那芳香四溢的阿尔卑斯紫罗兰，这花的香味她特别喜欢，不香的花她看都不看，好像它们不存在似的。她对铃兰、风信子、紫罗兰和玫瑰的偏爱更甚，她总爱说起这些花，而且和她的童年时代父亲花园中的玫瑰做比较。她把我从学校带回来又在家里勤奋填写的自然史图本——对于一个蹩脚画家来说这是一种真正吃力的工作——推到一边，我从来都没能让她对这些图画发生兴趣。“死的！”她说，“都是死的！没有香味，只能使人伤心！”可是她被吕特利草场陶醉了：“毫不奇怪，瑞士在这里诞生！在这些阿尔卑斯紫罗兰的香气下，我也会对一切发誓的。他们已经明白，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为了这种花香我也会准备献出我的生命。”突然她承认，她曾觉得《威廉·退尔》中总缺点什么，现在她知道那是什么了——缺少花香。我不同意地说，当时也许那儿还没有紫罗兰呢。“当然有，要不然就没有瑞士。你以为，否则他们会起誓吗？这儿，这儿就是，这种香气给了他们起誓的力量。你以为别处没有受他们主人压迫的农民吗？为什么正好是瑞士？为什么是这两个内陆州？瑞士诞生在吕特利草场，现在我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勇气。”她第一次流露出对席勒的怀疑，本来为了不把我弄糊涂，她不会流露这个想法，现在这种香气的作用使她说出了她对席勒的疑虑，吐露出长久以来压抑她的东西——席勒的烂苹果。“我相信，当他写《强盗》时，他不是这样，当时不需要烂苹果。”“那唐·卡洛斯呢？华伦斯坦呢？”“是啊，是啊，”她说，“你认识到这点已经很好了，你还会看到，有的作家的生活是借来的，有的作家有生活，像莎士比亚。”我们在维也纳晚间阅读时，席勒和莎士比亚，两个作家都读，她对于那时的晚间阅读的背叛使我十分恼火，以致我不尊重地说：“我相信，你是被紫罗兰迷醉了，因此你才会说平时没想过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