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舍勒侥幸地逃了出来后，在苔莱思安侬门前出乎意料地被一群人截住了。不是他的雇员——他为这些人的命运和好闲扯的习惯而担心——而是一群激动的人，他们正往门里挤。一位看见他的老人惊叫道：“侏儒出来了！”老人迅速弯下腰——当然是在他那把僵硬的老骨头允许的情况下弯下了腰。他腰弯得跟费舍勒一样高。一个女人听到了老人的细弱声音，就把老人的话大声地传了出去。于是大家都听到了。将要听到最新消息的幸福感流遍了他们全身。广场上顿时响起：“侏儒出来了！侏儒出来了！”
费舍勒欠了欠身子说：“见到大家很高兴！”人群一层压一层。费舍勒还在为自己把那么多钱重新放回基恩的口袋里而生气，希望在这里能得到补偿。他还没有从先前的危险中恢复过来，所以他不会马上嗅出新的危险。人们对他那热烈的呼声也使他感到高兴。这情景简直跟他在美国时从棋宫里走出来时一样。鼓乐齐鸣，人群欢呼，他便可以从他们的口袋里把美元掏走。警察也只好干瞪眼，他们只顾看热闹了，而费舍勒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个百万富翁就是一件圣物，上百个警察站在旁边请求为他效劳。这里他们对他不太了解。他们没有美元，只有一些零钱，但他还是什么都拿了。
当他通观现场，看到他穿过的胡同、扒窃的口袋，想到在人们大腿之间逃脱的情景时，他的热情就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人人都想从抢劫珍珠项链的强盗身上得到自己的一份，即使最平静的人也失去了控制。他竟敢放肆地跑到人群中去！男人们要把他碾成齑粉，女人们要先把他举上天，然后再撕裂他。大家要把他消灭掉，直至他只剩下一点儿残迹为止。但事先人们必须看看他。因为即使有上千人嚷着“侏儒出来了”，真正看到他的也只有十几个人。通向三寸丁的路是由许多人当石子铺成的。大家都渴望看到他，热切地盼望抓到他。焦虑的父亲们把孩子举过头顶，否则孩子们可能被踩烂，他们这样做可一举两得。站在他们旁边的人就生气了，因为此时他们不应该还想到孩子。母亲们干脆把孩子放在外面，由他们哭叫，对于孩子们的叫声充耳不闻，她们耳朵里听到的只是“侏儒出来了！”
费舍勒发现太吵了。他们不高呼“象棋世界冠军万岁”，而高呼“侏儒出来了！”为什么冠军就应该“万岁”，他弄不清楚。四面八方的人都向他挤来。大家喜欢他喜欢得过分了，这反而害了他，还是多给他一些生存的机会吧。这样下去他什么也得不到。用一只手偷东西太危险了。“诸位！”他说，“你们太喜欢我了！”只有站在他旁边的人才能听懂他说了什么。人们根本就不谅解他，而是你一撞我一碰地教训他，你一脚我一腿地说服他。他干了什么事啦？要是他知道就好了。也许有人想逮住他？他看了看他的手，他的手还从来没有插到人家的口袋里。小玩意儿他倒是老扒到，如手帕、梳子、镜子。他也习以为常地拿来了，但马上又气鼓鼓地扔了。现在他两手空空。那些人怎么会想到把无辜的他逮起来呢？他还没有偷东西呢，可是他们已经开始踩他了。他们从上面用手打，从下面用脚踢。女人们当然就掐他的驼背。虽然不疼，可这些笨蛋对打人一窍不通，他们本来可以到“天国”去免费学习学习。他们不可能知道打人还有打人的学问，却以行家里手自居，所以费舍勒便惨叫起来，通常他是呱呱叫唤，但如果需要的话，如现在，他的叫声就像小儿啼哭了。他耐着性子不断地啼哭着，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不安地向四周看看。她把孩子放在家里了，她担心孩子会跟她跑来并陷到人群之中。她耳朵听着，眼睛看着，寻找她的孩子，没有找到，嘴里不停地发出安慰孩子的声音，就像在童车前发出的声音一样，最后自己也就感到安慰了。其他的人不受这谋财害命凶手的小儿啼哭声的欺骗。他们担心被挤走，现在愈来愈挤了，他们要抓紧时间揍他。他们越来越笨手笨脚了，经常都打偏了。但此时又有新人挤进圈子里面，他们有他们的企图。一切的一切费舍勒都不满意。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这帮人。他只要把手伸到自己的胳肢窝里抽出现钞向人群撒去，自己就可以趁机溜掉。也许这些人就是这么打算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小贩、那个自私鬼、那条可恶的蛇，煽动人们来找他的麻烦，他们要他的钱。他紧紧夹住胳膊，对这种放肆行为感到愤慨。老板们今天太容忍他们的雇员了。但他不能容忍，他要把那可恶的蛇赶走，把他开除。他决定装死倒下。如果罪犯们检查他的口袋，他就知道，他们要他的什么东西。如果他们不检查他的口袋，他们就会跑走，因为他已经死了。
然而，他的计划想出来容易，执行起来就难了。他努力想倒下去，但周围人的膝盖妨碍了他，使得他的驼背无法往下倒。他的脸色已经是一副死相，罗圈腿缩起来，嘴太小，由鼻子呼吸，紧闭着的眼睛睁了开来，呆滞而无光。——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太早了，因为驼背倒不下来而计划告吹了。费舍勒听到人们在谴责他什么：可怜的男爵真是不幸啊，一条珍珠项链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年轻的男爵夫人吓呆了，没有丈夫，她的日子也就混不下去了。她也许会跟另一个男人结婚，但谁也不能强迫她。对侏儒可判二十年徒刑。要恢复死刑。凡残废人皆属消灭之列。所有的罪犯都是残废人，不对，所有残废人都是罪犯。为什么他要像个无罪的人那样傻头傻脑地看呢？他应该工作，自食其力，不应该抢人家的口中食。他这样一个残废人拿这些珍珠有什么用呢？他那犹太鼻子应该砍掉。费舍勒很气愤，这些人谈论珍珠项链就像瞎子谈论颜色一样！如果他真有这么一颗也好啊！
这时有些人的膝盖突然放松了，他的驼背算是自由了，他便趁势倒了下去，终于倒在地上。他翻着白眼，做出将要死去的样子，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离开他了。当人们骂他的时候，拥挤的现象缓和下来了，但由教堂那儿传来的“侏儒”呼声却反而增强了。“你们看，”他生气地说，并站起来看了看还留在他旁边的一些人，“那儿才是真正抢东西的侏儒呢！”那些人顺着他右手指示的教堂方向看去，他的左手很快地把三个口袋都搜查了一遍，只发现了一把梳子，就蔑视地把它扔掉了，接着他便逃之夭夭。
费舍勒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巧妙地搭救了他。在他的雇员们通常聚会的广场上，“费舍尔太太”和其他人等待着他，只有她一人觉得等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下水道工人根本就不知道经理要出去多长时间。他可以几个小时地站着什么都不想，既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也不感到无聊。其他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慢腾腾就是急不可耐。他的生活就是：他老婆唤他起床，送他上班，接他下班。她是他的时钟，是他的准确的报时人。他在陶醉的飘飘然的气氛中感到最舒服。
那个“瞎子”在等待的时候聊起天来像个国王。昨天得到的一笔高额小费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今天还想获得更多的小费。他要退出西格弗里德·费舍尔公司，一旦他赚得了那么多钱，就自己开一家百货公司。他要亲自挑选女雇员，低于九十公斤的女人不会被选中。他是主人，是老板，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愿选择。他将付最高的工资。他在竞争中把最丰腴的女人夺走了。凡有女人的地方，都会听到这一传说（应该说这是真实情况），约翰·斯威尔百货公司付的报酬高。公司老板，就是从前的那个“瞎子”，是一个很有眼力的老板，他对待每一个女雇员就像对待他的妻子一样，所以女雇员对其他男人都不屑一顾，宁愿到他这里来。在他的百货公司里什么都可以买到：香脂、梳子、发网、毛巾、男人礼帽、狗饲料、墨镜、小镜子，等等，凡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只是纽扣没有。在橱窗里挂了块大牌子：这里不出售纽扣。
小贩在教堂里搜寻毒品。教堂安静得使他昏昏欲睡。他不时地找到秘密的包，但他知道，这不是他真正要的包。他是很聪明的。
三个男人都沉默着。
“费舍尔太太”是唯一记挂着费舍勒的人，而且她愈来愈为他担忧。费舍勒恐怕出事儿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是守信用的人，他说过五分钟就回来的。今天早上报上登了一条车祸消息，她马上就想到他。说是两个火车头相撞了，一个火车头完了，另一个火车头被撞得破烂不堪，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弄走。她现在要去看看。如果他不禁止她的话，她早去看了。火车头把他轧了，因为他是一个大经理，他赚了很多钱，而且把这些钱都带在身边。她说，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老婆煽动敌人来反对他，因为他从来都不爱他的老婆，他感到她太老了。他应该离婚，在“天国”里哪一个女人都喜欢他。在教堂前面站了黑压压的一群人。费舍勒被轧死了。她决定到那里去看看。其他的人就在原地待着。他很会骂人，她害怕他的眼睛。他只要盯着她，她就害怕，就要跑，但心里又不愿意。那三个人所相信的就是他是经理。他们也应该怕他。他躺在车轮子底下了。车轮子把他的驼背轧烂了。费舍勒再也下不成棋了。他在苔莱思安侬也想下棋，因为他是象棋世界冠军。他常常发火，容易激动。如果他生病，她就要去伺候他。她大清早就想过。报纸上登了。他从来不读报。现在她要去看看。
她每说一句话就沉默一下，忧心忡忡地皱起眉头。她摇晃着她的驼背蹒跚地走着，当她想到有什么话要说时，便走近同事们并把这些话大声告诉他们。她感到大家都跟她一样担忧。那个“瞎子”一言不发，此人情绪好的时候是非常健谈的。她很想单独去找费舍勒，但又担心别人会跟着她来。“我马上就来！”她高声叫过几次。她走开得愈远，就叫得愈响。男人们没有动。她虽然为费舍勒担惊受怕，但她是最幸福的。她会找到费舍勒的。对于这可怕的车祸他不该生雇员们的气，他叫他们等来着。
她悄悄地接近教堂前面的广场。她早就过了拐角。她没有加快速度，而是放慢了她本来就跨得很小的步子，而且还机械地转过她那小小的身躯，回头看一看。如果小贩或者那个纽扣汉斯（即“瞎子”）或下水道工人跟来了，她就突然站住，像轧过费舍勒的汽车急刹车那样，并且对他们说：“我只是看看。”直到他们返回去，她才起步往前走。有时她也稍停一会儿，她以为在教堂后面看到一条裤子，走近一看又不是，于是又继续往前走。她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了。这么多的人，要是他们每人买一份报纸，那她一个星期的卖报生意今天一会儿就可做完了。“天国”那儿有一大捆报纸，但她今天没工夫卖报，是因为费舍勒今天雇用她了。他每天付给她二十个先令，他愿意付这么多，是因为他的买卖做得大，不在乎。她躲藏起来，以便找到他。她自己缩成了很小的一团。他大概躺在什么地方吧。她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为什么她看不到他呢？于是她用手到地上去摸。“他也不至于小到这种程度。”她悄悄地说着并摇了摇头。她已经插到人群中来了，因为她弯着腰，人们就只看到她的驼背。在这么多高大身材的人当中她怎么能找到他呢？大家都挤着她，当然也挤着他，费舍勒已经被轧扁了，他们应该把他放出来。他呼吸困难，他要完蛋了！
突然有人在她旁边叫道：“侏儒！”接着那人便向她的驼背打来。其他的人也在叫，也在打。人群向她袭来。这里的人正愁捞不到机会打呢，所以就打得更卖力气。“费舍尔太太”被打倒在地了。她趴在地上一声不吭。她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够惨的。大家一说到驼背就打她。对面的人群也跑到这边来打。至于这是不是他们真正要打的驼背，他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那边的人群走了，费舍勒这才脱了身。只要她还能思维和动弹，她就为费舍勒的命运担忧，她呻吟道：“他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人。”她终于失去知觉了。
费舍勒倒安然无恙。在教堂后面他碰到了他的三个雇员，“费舍尔太太”没在。“她上哪儿去啦？”他问道，用手在他腹部的高度上比画了一下，意思是指女侏儒。“她溜了。”小贩不假思索地说，他睡眠很少。“当然，女人嘛，”费舍勒说，“她不可能等待，她总是有事可做，她忙，她损失钱啦，她破产啦，所有的女人都是混蛋！”“请您不要骂我的女人，费舍勒先生！”那个“瞎子”威胁地顶撞了他，“我的女人可不是混蛋。请您不要骂！”他差点儿要把他的百货公司描绘一番。看了一眼竞争对手才让他变聪明了一些。“在我的公司里明令禁止出售纽扣！”他只是提一提就不说了。“走了。”下水道工人说。这刚刚做出的强有力回答是针对费舍勒的第一个问题的。
经理满脸愁云，精神恍惚。他的头耷拉在胸前，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满噙着眼泪。他绝望地由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人，沉默不语。他用右手捶打着自己，没有打在额头上，而是打在鼻子上，那罗圈腿就像他的声音一样在颤抖。他最后终于说话了：“先生们，”他哭道，“我破产了，我的顾客”——他由于愤慨而产生的痉挛，撼动着他那富于表情的身体——“欺骗了我。你们知道，我的顾客停止了付款，并且带着我的款子到警察那里去了！下水道工人是证人！”他等着下水道工人来证实这件事，但几分钟以后下水道工人才点了点头。就在这几分钟里“瞎子”的百货公司倒塌了，埋了九十个雇员。教堂也倒塌了，原来在教堂里的毒品或者刚刚放进去的毒品也都完了。他再也不想睡觉了。清理废墟时在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纽扣仓库。
费舍勒对下水道工人的点头同意表示满意，并说：“我们大家都破产了。你们失去了工作，我的心都碎了。我是念着你们的。我的钱都完了，我因从事被禁止的买卖而被通缉。几天后通缉令就要来了，你们将会看到的。这是可靠的消息。我要躲一躲。天知道我到哪儿去？也许去美国。如果我有这笔旅费该多好啊！我是一定要设法跑掉的。天无绝人之路，像我这样的棋手是有办法的，我只是为你们担忧。警察会把你们吞了。对于同案犯也要判处两年徒刑，同案犯帮助了主犯，只是因为他们是主犯的好朋友，就一下子也得坐两年班房。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守口如瓶！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聪明一点儿，什么也不说，你们就用不着坐班房！‘费舍勒在哪里？’如果警察这样问。‘我们不知道。’你们要这样回答。‘你们是费舍勒的雇员吗？’‘哪儿的话！’你们说。‘我们听到谣传了！’‘对不起，谣传是经不起推敲的。’‘你们最后见到费舍勒是什么时候？’‘自从他离开天国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离开天国的呢？也许他老婆知道。’如果你们说一个确切的日子，那么给人的印象就不好，如果你们说一个不确切的日子，那么他们就要去问我老婆，她也会为男人担一点儿风险，这不会损害她。‘西格弗里德·费舍尔公司做的是什么买卖？’‘老总，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样一否认，他们就会把你们释放了。等一等，我现在有一条锦囊妙计！你们一定还没有听说过！你们根本就不要理睬警察，根本不予理睬！警察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对你们不感兴趣，不想听你们叨叨。你们又不是为了警察而生活在世界上的。我该怎样给你们解释呢？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们一问三不知。你们只字不漏，对任何人都不透露一个字，在整个‘天国’里不对任何人讲！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种荒谬的想法，认为你们跟我有关系呢？我说，根本不可能。这样你们也就得救了。你们照常工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就去沿街叫卖你的杂货，你照常睡不着觉，你把你的工资的四分之三给你老婆，把垃圾扫掉。我说，即使一个下水道工人也是有事可做的。一个百万人的大城市没有下水道工人，那么多垃圾和污水怎么办？而你还是去当乞丐，牵一条狗，戴上眼镜。如果有人给你投一枚纽扣，你就往别处瞧；如果人家给你投的不是一枚纽扣，那么你就往前看，纽扣是你的不幸，注意。你们应该这样做，我个人没有关系，只想给你们出出主意！我出的主意是有价值的，我愿意把这些主意献给你们，因为我关心你们！”
费舍勒既激动又感动地摸着他的裤兜。有关他破产的悲观情绪已一扫而空了。他越说越火热，早已把他所碰到的不幸遭遇忘得一干二净。他乐于帮助别人，与他自己的命运相比，他更关心朋友的命运。他知道，他们的口袋里空空如也，他把左边口袋的里子向外翻了出来，里面什么也没有，但他却意外地在右边口袋里发现一个先令和一枚纽扣。他把两样东西都拿出来，善始善终，高高兴兴地呱呱叫道：“最后一个先令我跟你们分！四个雇员和一个经理，一共五个人，每个人得二十个格罗申，‘费舍尔太太’的一份我代为保管，因为这钱是我的，我也许会碰到她。谁找得开？”经过复杂的计算后，谁也没有一个先令的零钱，只能部分地换开这一个先令。小贩收下那一个先令，找出六十个格罗申，因此他欠下水道工人二十个格罗申——这钱不需要交给他老婆，因此没有这二十个格罗申也没有关系。瞎子拿了他自己的一份，费舍勒拿了双份。“你们都轻松地笑吧！”费舍勒说，他是唯一笑的人，“我可以把我自己连同这二十个格罗申装进口袋，你们有你们的工作，都能发财！我却要追求功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希望‘天国’的人谈到我时常说：费舍勒溜了，但他是个高尚的人！”
“我们到哪儿才能找到这样一位象棋大师呢？”小贩埋怨道，“现在我是唯一的大师，不过是扑克牌大师。”他口袋里那沉甸甸的先令轻轻地动了一下。“瞎子”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眼睛出于习惯而闭着，手也自然地向前伸着，那两枚镍币摊在手掌上，像它们的新主人一样迟钝而呆板。费舍勒笑道：“也是一个大师，扑克牌大师！”他感到很滑稽，一个象棋世界冠军竟跟这些人交谈：一个拉家带口的下水道工人，一个失眠的小贩，一个因为人家给的是纽扣而急得要自杀的人。他看见那伸出的胳膊，很快地把纽扣给了“瞎子”，笑了起来，笑得浑身哆嗦不止。“再见吧，诸位！”他呱呱地叫着，“头脑要清醒点儿，诸位！”“瞎子”感到有人给了他什么东西，但相信不至于是纽扣。但他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纽扣。他目送着费舍勒，吓得要命。费舍勒转过身来，大声说道：“再见了，我到富裕的大洋彼岸去了，亲爱的朋友，你们不必挂念我！”然后他就匆匆地走了，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连玩笑也见怪。在一条小胡同里他干脆停下来笑个够，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笨蛋。他走进一幢房子的大门，把手放在驼背下，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拐，鼻子尖上渗出了汗珠，口袋里的镍币叮当作响。驼背现在很疼，因为他有生以来还没有这么大笑过。他在那里停留了足有十五分钟。在离开以前，他先在墙上擦一擦鼻子，然后伸进腋下嗅一嗅，因为那里夹着他的全部财产。
他已走过几条胡同，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伤心，因为他终究损失了一大笔钱，两千先令也不少啊，而这笔钱还在书店分店代理人身边。警察真讨厌，他们只会破坏人家的买卖。这些人拿着一点儿可怜的工资，没有资本，只会留意人家做买卖，他们懂得什么呢？他们懂得一个大公司怎样做买卖吗？例如他费舍勒在地上捡钱，就不怕人笑话。他的顾客因为欠了他的钱，怒气冲冲地把钱扔在地上，他去把钱捡起来有什么要紧呢？他也许会被别人踢一脚，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作为经理要试探一下怎样把别人的脚推开，不管是一只脚、两只脚、四只脚，还是许多只脚。钞票已经踩得很脏，而且皱得不成样子，不像刚印出来那么新，一个文明人不好意思去摸它——但他去拿了。当然他有雇员，而且一下子就有四个，他也可以雇佣八个，十六个就太多了。他当然可以派他的雇员去，并命令他们：“诸位，请把那些踩脏了的钱捡起来！”但是他不愿冒这个险，这些人会把钱偷走，除此以外他们不会有别的想法。他们满脑子装的就是偷，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艺术家，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手。经理就是经理，他信赖的就是自己。人们也可以称这为冒险。他捡起了十八张漂亮的一百先令票面的钞票，还缺两张，这些钞票他差点儿就到手了。他汗流浃背，辛辛苦苦地忙着。他对自己说，我得到什么啦？这时却来了警察，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害怕极了，他不能容忍警察，他恨不得把他们都吞下去才解气，这些穷鬼。他只好把这钱放到他的顾客的口袋里，自己逃之夭夭。警察要干什么呢？他们无非是把这些钱据为己有。他们也有可能把钱留在顾客身边。费舍勒以后还有机会重新拿到这些钱。不过，他们会发现书店代理人有些疯疯癫癫，他们会说，像书店代理人这样的人，身上带了那么多钱，头脑又那么糊涂，肯定会被人袭击，被抢劫一空。那就会造成许多麻烦。得了，我们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这钱我们还是先拿着吧，于是他们真的把钱拿走了。警察也偷钱，别以为他们都是正派人！
一个警察——当费舍勒从他旁边经过时——怒气冲冲地盯着费舍勒。当费舍勒甩开警察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他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那个警察的恨。现在就差这些警察小偷不让他到美国去了。他决定，对警察——在他去美国之前——侵吞私款的不法行为进行报复。他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都掐得哇哇叫。他确信这些警察老爷把钱私分了。假如说他们一共是两千个警察，那么每人就可得一个先令。没有一个人会说：“不！这是偷来的钱，我不要！”那本来是警察应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每个警察才都有责任，所以费舍勒对每个警察都不能宽恕，必得掐一下方解心头之恨。
“你现在可别以为你这一掐他们就疼了！”他突然大声说，“你在这里，他们在那里。他们能感觉到你在掐他们吗？”他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走路，而是一瘸一拐地在城里毫无目的地走了几小时。他生气地想寻找机会对警察惩罚一下。通常情况下他是想得出好主意的，这次却毫无主意，所以也就慢慢地放弃了要求。要是他的报复获得成功，他甚至准备放弃索取那笔钱。这就是说他要牺牲两千先令！他不想再要那钱了，只要有人从警察手里把那笔钱没收就行了！
中午时分已经过去，他竟气得没有吃饭。这时他在一幢房子旁边发现两块大牌子。一块写道：妇科大夫恩斯特·弗林克博士。另一块写道：神经科大夫马克西米里安·波希尔博士。“要是有一个神经病女人到这里来，她就可以同时请这两个大夫治病。”他想。这时他又想到基恩在巴黎的弟弟，他当妇科大夫时置了一大笔财产，后来又成了精神科医生。于是他便开始寻找那张抄有这位名教授地址的字条，并果然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了。还有那封介绍信也在里面。为此他得先去一趟巴黎。太远了，去一趟要花不少时间，这么长时间警察们还不把那笔钱喝酒喝掉吗？如果他亲自给这位弟弟写封信并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位高贵的先生接到这封信会问：“费舍勒？谁是费舍勒？”他不会那么热情，因为他非常有钱，非常傲慢。他是教授，又有钱，人们要懂得如何跟这种人打交道。这不是在生活上碰到的一般问题，而是像下棋那样复杂。如果此人是象棋教授，那他就可以签上自己的大名：“费舍勒，象棋世界冠军。”不过这种人哪能轻易相信一个人呢。等着吧，两个月后，当他打败了卡帕布兰卡，他就给全世界所有的名人发一封电报：“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我是新的象棋世界冠军西格弗里德·费舍尔。”那时谁也不会怀疑了，大家都知道了。人们见到他会点头哈腰，即使有钱的教授也不例外。谁要是不相信，谁就会因诽谤罪而受到法庭审判。发这样一封真正的电报是他一生中早就盼望的。
他的报复行动开始了。他走进附近的邮局向人家要三张电报纸。请快点，我紧急需要。拿到电报纸后，他又不知道怎样填写。他常常买一些电报纸——这玩意儿也便宜——在上面写上几个大字向当时的象棋世界冠军提出讥讽的挑战。那几个大字常常就是：“我蔑视您。一个残废人。”或者：“如果您有胆量的话，敢跟我对弈吗？一个残废人。”他在“天国”把这些念给人们听，并且埋怨那些世界冠军都是胆小鬼，居然不敢回答他。大家对他什么都相信，就是不信他会发电报，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连一封电报也发不起。人们常常拿他忘记了的地址或写错了的地址跟他开玩笑。一位好心肠的天主教徒答应他，当他升到真正的天堂时，就把彼得[43]为他收起的信统统都扔下来。“如果这些人知道我现在发的是一封真正的电报该多好啊！”费舍勒想道，他对那冒失鬼跟他开的玩笑一笑置之。他那时是干什么的？他是“理想天国”赌窟里的一名常客。现在他干什么？现在他要给一位教授发电报。电报上要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但不能签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么写吧：“哥哥疯了。老家的一个朋友。”这第一封电报就这样填好了。问题是，“疯了”是否能给精神病专家一个印象呢？他每天都会碰到这类事情，他会自己对自己说，没有那么严重，等到老家那位朋友再次打电报来以后再说。这样写看来不好，第一，费舍勒非常爱惜他的钱；第二，他这钱不是偷来的；第三，他要等的时间太长。于是他把“老家的一个朋友”划掉了，可这样念起来又太一般了。他希望语气加重一点，于是在“疯了”前面加了“彻底”。第二封电报填写的是“哥哥彻底疯了”。可是签谁的名呢？一个生活富有的人不会对一封没有署名的电报做出反应。有各种各样以诽谤、讹诈或者其他什么为职业的人。一个现在不干妇科的妇科大夫知道的东西很多。费舍勒还有一张电报纸，他对那两张写坏了的电报纸非常生气，因此心里就把“我已彻底疯了”写在第三张电报纸上。他读着感到很高兴。如果一个人写的是自己的事，那么别人就不得不相信了。他签的名是“你的哥哥”。于是他便拿起写成的蹩脚电文匆匆地走到电报窗口。
一个像朽木雕成的邮电局职员摇了摇头。这种表现不可能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可是他也不会开玩笑。“请您一定给我发出去！”费舍勒逼着他收下电文，“是您为顾客服务还是顾客为您服务？”他突然担心名声不好的人不可以打电报。这个职员怎么会认识他呢？不可能是在“天国”认识的，而电报纸他是从别的地方拿的。
“这电报不行！”那人说完就把电报还给费舍勒，“一个正常人不会写这种东西。”因为费舍勒是残疾人，这使那人更有勇气说了。
“为什么不行！”费舍勒嚷道，“我给我兄弟打一封电报，让他来接我，我疯了！”说话时唾沫飞溅。“喂，喂，先生，请您走开！”
一个胖子穿着两件皮衣，一件是天生的皮衣[44]，还有一件皮衣穿在外面。他站在费舍勒后面，觉得他们二人争论耽误了他的时间，感到非常恼火。于是他把侏儒推到一边，威胁那个职员说要控告他。“您没有权利拒绝人家打电报，懂吗？您！”
邮电局职员不说话，只好忍气吞声接受费舍勒的电报。费舍勒少给了他一个格罗申。那个胖子先生——他为了原则而不是为赶时间才帮助了费舍勒——提醒费舍勒注意自己是否搞错了。“您说什么呀！”费舍勒说着就跑了。在外头他看到人家因为他少付钱而把电报扣下来了。“因为一个格罗申，费舍勒！”他这样谴责自己道，“而电报费是这个数字的二百六十七倍！”于是他转过身来，恭顺地向那个胖子道了歉。他说，他把他的话理解错了，他耳背，右耳全聋了。为了接近对方的皮夹，他还说了一些话。此时他及时地想起了过去跟穿两件皮衣的人打交道的教训。他们不会容许别人接近自己，别人还没有拿到他们什么东西，他们就把别人送交警察局了。于是他付了他的钱，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他决定不偷人家的皮夹，因为他的仇还没有报呢。
为了搞一个假护照，他到“天国”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酒吧去了。这酒吧叫“狒狒之家”。这酒吧取了个动物的名字，就说明了什么样的人才来这里。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判过刑的人。像下水道工人那样的人，有工作也有个好名声，就不去逛“狒狒之家”。他在“天国”跟大家讲，如果在他身上闻到“狒狒之家”的气味，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这里既没有“领退休金的女人”，也没有常胜象棋大师，在这里下棋的人，一会儿这个赢了，一会儿那个赢了。这些人都缺少下棋必赢的才智。酒吧在一个地下室里，要走下去八级阶梯，才能走到门边。门上有一块玻璃烂了，用一张纸糊在上面，墙上挂着色情女人的画片。“天国”的女老板决不会容许在她的正经八百的咖啡馆里挂这种图片。桌面是木头做的，原来上面的大理石桌面都渐渐地被人偷走了。那位已去世的老板曾努力吸引有固定收入的顾客到这里来。他答应免费供应那些女人一份高级咖啡，只要她们能带来比较高贵的客人。那时他让写了一块牌子，挂在酒吧的门上，名为“消遣酒吧”。他的老婆说，这牌子上写的字也适合她，她也要消遣消遣。老板得了阑尾炎，生意也每况愈下，又因失去妻子的爱情，结果就郁郁而死。他尸骨未寒，他老婆就宣称：“我觉得‘狒狒之家’更好。”于是她又把老牌子挂了起来，从此她丈夫获得的一点点好名声也告吹了。这个女人取消了免费供应上等咖啡的惯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女人带男客来了。那么谁到这里来呢？伪造证件者，无家可归者，被社会遗弃者，通缉在逃的犯人，下等犹太人，还有其他危险分子。警察有时还到“天国”走走，但这里他们不敢来。为了逮捕一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们不得不派出七八个密探来查访，因为这样的杀人犯在“狒狒之家”女主人这里感到很安全。一个普通的靠妓女收入为生的人在这里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这里的人们只对重罪犯表示尊敬，至于一个残废人有没有知识，这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这些人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自己都是些笨蛋。“天国”就拒绝跟“狒狒之家”来往。如果“天国”允许“狒狒之家”的人进来，那么最漂亮的大理石桌面便会丧失殆尽。如果“天国”中那些家伙把画报画刊读完了，那么它们就到了“狒狒之家”的女主人手中，绝不会更早。
费舍勒承认，他对“天国”已经腻烦了。对于“狒狒之家”来说，他是个“贵人”。当他一走进“狒狒之家”时，几个诚惶诚恐的男人向他走来。他们鼓掌欢迎他，对他的难得的来访感到高兴。凑巧女主人此时不在，她在的话也一定会高兴的。大家以为他刚从“天国”来。他们这些人是被禁止跨入“天国”那个女人福地的。他们一会儿询问这个女人，一会儿询问那个女人，费舍勒则尽可能快地编谎。他不表现出傲慢，而是非常和气，目的是付尽可能少的钱获得一份假护照。他先等一等再提出他的要求，否则价钱会抬得很高。当他们确信他是刚从“天国”来的，大家又鼓了一会儿掌，通过鼓掌他们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请他坐下来，这样一位高贵的矮子他们请也请不来，怎么可以就放他走呢？请问，“天国”的天花板是否倒塌下来啦？没有人敢再到那个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了。警察应该去看看，应该让他们把屋子重新修缮一下。那里有许多女人，如果天花板倒塌下来，那些女人可怎么救得了自己呢？
当他们劝说费舍勒相信这一事实时，一块石灰掉到他的咖啡杯里了，这杯咖啡是人家给他端来的。他喝着咖啡，遗憾地对他们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他是来向他们告别的。东京象棋联谊会聘请他去东京当教练。“东京在日本，后天我就动身。在那里要待半年，对我来说时间太长了。我将到每个城市举行一场表演赛，通过这种办法把旅费赚回来，我这旅费是要人家付的，但到了东京以后才能得到。日本人是多疑的，他们说，拿到钱，他就会耍赖不来了。我不会耍赖，但他们有自己很坏的经验，人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经验，他们在信中写道：‘尊敬的大师，我们极其信任您。可是难道我们的钱是偷来的吗？我们的钱不是偷来的！’”
“狒狒之家”的男人们要求看看这封信。费舍勒只好请他们原谅。他说，这封信在警察局，凭这封信，警察局答应给他办护照，尽管他以前被判过刑。国内的人们对这种光荣感到骄傲，因为在棋盘上他将在日本大显身手，获得荣誉。
“你后天就动身吗？”六个人一齐说，其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他直呼“你”，虽然他来自“天国”，但他对警察局的轻信使他们感到很遗憾。“从警察那里你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我一蹲就是九年班房。”一个人断言说。“企图逃跑，也要关起来！”“最后警察局会把你以前判刑的情况写下来寄到日本去！”
费舍勒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放下咖啡杯子，开始抽噎起来。“我要杀死这帮家伙！”大家听到他这么说，“把他们统统刺死！”大家都为他感到遗憾。这么多经验，这么多看法都说明警察是靠不住的。一个有名的护照伪造者说，有个人能搭救他，就是他这位护照伪造者。费舍勒只需要交一半钱，因为他只能算半个人。这位护照伪造者开的玩笑中也包含着他对费舍勒的同情。还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同情的话。费舍勒此时虽然眼泪汪汪，但却笑了起来。“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的，”他说，“但你至今还没有做过去日本的护照，还没有！”
护照伪造者，人们称他是“护照魔术师”，一头乌发像流水，是个失意的画师，他还保留了他当艺术家时的虚荣心，听到费舍勒说他不会做到日本的护照，便气愤地跳了起来，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我做的护照可一直通行到美国！”
费舍勒说，美国还远远不是日本。他可不愿自己是一只用来做实验的小兔子，有朝一日他会在日本边界上被抓起来的，而他对日本的监狱并不感到好奇。人们好意地劝说他，他还是不同意。大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位护照魔术师自己常常坐班房，而他的顾客却没有人坐过班房，他就是这样为大家操心的。他为他的艺术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别人干扰他。他十分紧张地工作，每画完一张护照都不得不足足地睡一大觉。他的产品是一张一张做出来的，不是批量生产。也就是说，他是一点一滴地把护照画出来的。谁看他画，谁就会挨他踢。费舍勒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另外，他说，他也没有钱了，因此说得再多也无用。护照魔术师声称他准备画一张特别好的护照送给费舍勒，只要他费舍勒保证使用这张护照。他将来到日本后只需广为宣传这高超艺术作为酬谢就行了。费舍勒感谢了一番。他说，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经不起人们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他像一个孤老太婆一样单薄无力。他也想过还是让别人来做，吃点儿亏也不要紧，就不必劳魔术师的大驾了。人们又替他要了两份咖啡。护照魔术师发怒了。费舍勒必须让他画护照，要不然他就对费舍勒不客气了！大家暂时劝住了他，大家都为他抱不平，认为他有理。费舍勒和魔术师之间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小时，魔术师把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地拉到旁边，答应给他们一笔钱。他们都失去了耐心，并以轻蔑的语气对费舍勒坦率地说，他费舍勒现在是他们的俘虏，释放他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他接受并使用魔术师给他画的护照，他不需要付钱，因为他没有钱。费舍勒只好屈服于压力。他还抱怨了很久。两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陪他去照相馆，在那里照了相，钱由护照魔术师付。如果他胆敢反抗，他就要倒霉。他不敢反抗。他的陪同者一直等到相片照好洗好为止。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护照魔术师已经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了。人们此时不得干扰他。他最可靠的朋友把那张还没有干的相片从门缝里递给他。他工作起来就像着了魔一样，汗水从头发上滴下来，有可能弄脏护照，他巧妙地把头往旁边一偏，才没有弄脏护照。使他感到快慰的是护照上的签字，仿佛高级警官都在为他服务似的，他模仿的签字实在是妙不可言。他上半身兴奋地一晃，那签字的笔锋便跃然纸上。他配着自己编的词哼着流行曲调唱着：“多么奇特！多么新颖！真是从未有过的新作品！”
如果他成功地模仿出一个签字，如真的一般，连他自己也辨不出真假，他就把这张护照保存起来留作纪念，并向来订货的人表示歉意：“对不起，人人都是先考虑自己。”这样的杰作他保存了几十份，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如果生意不景气，他就带着他收集的样品到附近的城市去。他四处展览他的作品。他这门艺术的老前辈、竞争对手以及学生看到他的作品后，无不面红耳赤、自惭形秽。难解决的问题人们都拜托他解决，他从来不向人家索取报酬，如果索取人家的报酬，就无异于自杀。他跟最有势力、最有威望的罪犯们交朋友，这些人都是他们本行中天字第一号人物，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成了“狒狒之家”的基本顾客。这位护照魔术师的马虎有一个限度：他在他收集的护照里插进了小长纸条，上面写着：“持护照副本的人在美国发了大财。”“南非——金刚石之国的大亨们向您致敬！”“采集珍珠的人财运亨通。护照魔术师万岁！”“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到麦加来呢？在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里，人们都把钱扔在大街上。真主永在！”这位魔术师从写给他的无数赞扬信中摘录了上述的话，这些赞扬信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乃至他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生怕弄丢了，他就是在沉睡之中也总是想着这些信，它们的内容就足够说明其重要性了。所以他每画完一张护照，总要痛痛快快喝几杯杜松子酒，兴奋地趴在桌子上，把流水般的头发分开，幻想着有关顾客的前途和行踪，虽然还没有人给他写信，但从幻梦中他却能知道他们会给他写什么，并且利用他们的发迹事例来为自己的手艺做宣传。
当他给费舍勒画护照时，他就想到他画的护照在日本会引起什么样的赞赏。这个国家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还没有画过去这么远的国家的护照。他同时制作了两份护照，第一份护照，也就是原始的护照，他决定赠送给顾客，因为事关一项重要的使命。
费舍勒此时正忙着在“狒狒之家”东西有限的柜台上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拿了两根粗短的羊肉香肠，一块发臭的奶酪，硬面包他可以随便拿。虽然他不吸烟，还是拿了十根“狒狒”牌香烟，三小瓶普通烧酒，一杯掺了杜松子酒的茶，一瓶杜松子酒。他听取了大家为他的旅行而出的许多主意。大家说，他要谨防扒手，人们对于他将要得到的护照是非常眼红的，人们会扒去这样的护照，撕掉上面的照片，换上另一张照片，从而使自己终身有一份最漂亮的护照。他要当心，不要随便把护照拿给人家看，火车上到处都是好妒忌的人。他应该给护照魔术师勤写信，护照魔术师有一个秘密信箱，非常喜欢人家给他写赞扬信。魔术师像女主人保存求爱信一样保存人家给他写的赞扬信，而且不让别人看。谁能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个残废人呢？
费舍勒对这一切都允诺了。他不会忘记致谢、赞扬、感激，也不会不给人家消息。但他害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人家管他叫费舍尔博士多好啊，警察马上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另眼看待。
接着那些男人就聚集起来进行磋商。只有一个人留在门口把门，免得警察把这个三寸丁抓走。他们愿意此时去打扰他们的朋友——尽管这是严格禁止的——请他在费舍勒的名字之前加一个博士的头衔。如果人们客客气气，并称他为大师，那么护照魔术师也不会动辄发怒。大家就这样商量妥了，但没有一个人肯去说一声。因为如果魔术师发怒，他就不会付给干扰者所许诺的奖金，所以在场的人中没人愿意干这种蠢事。
此时女店主办完事回来了。她很喜欢上街，多半是出于爱情的缘故吧；如果她要向客人证明她是一个女人，那也可能是为了几个钱。男人们乐得利用这个机会散散心。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目的，呆呆地看着女店主搂着费舍勒的驼背。她向他说了一大堆轻佻的话。她说，她是多么思念他，思念他那惹人喜爱的鼻子、罗圈细腿以及非常非常高超的棋艺。她说，她这里缺少一个小矮人。她听说，他老婆，那个领退休金的女人，比她还要胖，她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才长得那么胖？确实不确实？费舍勒一个字也没有回答，而是失望地望着空中。她取来一大堆旧杂志——她为拥有这些旧杂志而感到很骄傲，这些旧杂志都来自“天国”——放在她的可爱的小矮人面前。费舍勒像泥塑木雕一样无动于衷，根本就没有把杂志翻开。什么东西使他不安呢？她简直手足无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