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当我们在起义、游行和革命中共同行进时。但它还可
以是一种引发幻想、主体性和想象力的方式，是外部世界带
来的激励与中断，和内心世界的意象与欲望(还有恐惧)组
成的二重奏。有时，思考是一项室外活动， 一种体力活儿。
在这样的情境下，推动想象力的常常是轻微的分心， 而非不受打扰的聚精会神。思考没有明确的方向，通过迂 回绕道才能到达那些无法直接到达的地方。在《街头徘 徊》中，想象的旅程可能纯粹是休闲式的，但是正是这种 无目的的漫游使得伍尔夫构想出了《到灯塔去》,以一种 伏案写作可能无法达成的方式促进了她的创作。如何完成 创造性工作不可预知，需要徜徉漫游的空间，拒绝日程表
和条条框框。创造性作品无法被简化为可复制的公式。
公共空间和都市空间，有时候的作用是服务公民，使 得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而在这里， 它的作用是让人们从个人身份的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 伍尔夫赞美迷失，并不是说找不到路那种迷失，而是开放 地接受未知，接受物理空间可能带给心理空间的启示。她
还写了白日梦，在这里毋宁说是傍晚梦，关于如何想象自
己身在另一个地方，是另一个人。
在《街头徘徊》中，她还思索了身份认同本身：
或者，真正的自我是否既非此也非彼?既不在此
处也不在彼处?而是各式各样、徘徊不定的，以至于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094
只有当我们让它随心所欲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才确 实是我们自己?社会环境要求一致性，为了便利，人 必须是一个整体。当一个好公民在傍晚打开门的时 候，他必须是一个银行家、高尔夫球手、丈夫、父 亲，而不是一个在沙漠里游荡的游民，某个凝视夜空
的神秘主义者，旧金山贫民窟里的浪荡子，领导革命
的士兵，或是在怀疑与孤独中哭嚎的贱民。
她说，但是他是所有这些人。而且那些限制他能够是
什么的标准并非是限制她的那些。
不确定性原理
伍尔夫所呼吁的，比诗人惠特曼的“我包罗万象”(Icontain multitudes) 更为内省，比诗人兰波的“我即他者” (I is another)更为轻透、模糊。她呼唤一种不再强迫统一 认同的环境，因为统一性是一种限制，甚至压迫。人们经 常注意到她小说中的角色都反映了这一点，但人们较少注 意到，在她的散文中，她以一种探究、批判的口吻赞颂、
拓展、坚持要求这种多样性、不可消减性，甚至神秘性，
如果神秘性指的是事物不断变化、超越、无法限制、不断
.095
收容的能力。
伍尔夫的很多散文正是这种自由的意识和不确定性原 理的宣言、范例和探索。它们是反批评的典范，因为我们 常常认为批评的目的就是盖棺定论。我以前做艺术批评家 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博物馆喜欢艺术家就像标本剥制师 喜欢鹿一样。这种将艺术家的开放式、变幻不定、冒险性 的作品变得安全、稳定、毫无疑义的欲望，很多为那个被
称为“艺术圈”的封闭圈子工作的人身上都有。
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界，也有一种类似的征服态度，反 对作品和艺术家的意图中固有的暖昧不明。这种欲望企图 确认无可确信之事、探知不可探知之事，将天空中的飞翔 变成盘中烧烤，分门别类，加以限制。那些无法分类的东
西则根本无法被察觉到。
有一种“反批评”则试图通过连接、开启多重意义、 发掘可能性来拓展艺术作品，让作品比之前的状态更加复 杂、更加自由。伟大的艺术批评可以解放一件艺术作品， 让它被完整地看见，保持生命，让它参与一场永远不会结 束、不断激发想象力的对话。并非反对阐释，而是反对禁
锢，反对扼杀精神。这样的批评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
这样的批评不把批评家和文本对立起来，不寻求权
威。它寻求的是与作品和作品中的想法一同旅行，使它生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096
长绽放，邀请他人参与到本来可能显得不可理解的对话中 来，梳理出本来可能未被注意的关联，打开本来可能紧锁 的门。这种批评尊重一件艺术作品本质的神秘性，它的美 丽和愉悦之处也部分在此。美丽和愉悦都是主观的、不可 复归的。最糟糕的批评企图盖棺定论，让其他所有的人沉
默；而最好的批评则开启一场永远无需结束的对话。
解 放
伍尔夫解放了文本、想象力和虚构的角色，然后也为 我们自身，尤其是女人，要求这种自由。这就是我最佩服 的那个伍尔夫的关键特质：她永远在歌颂一种非官方、非 体制性、非理性的解放，她的解放是超越那些熟悉、安全 和可知的东西，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她要求的女性解放不
仅仅是让女人也能扮演男人在体制中的角色(现在的女人
已经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让女人在地理和想象力的漫游
上有全面的自由。
她认识到这也需要种种实际的自由和权力——她在 《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已有论述，而这篇文章通常被当成 为女人要求房间和收入的辩论，然而其实她还通过一个关
于朱迪斯·莎士比亚(Judith Shakespeare) 的美妙而悲惨
的故事，向大学和整个世界发问。朱迪斯是莎士比亚不幸 的妹妹：“她无法在职业技艺上得到任何训练。甚至，她 能在小酒馆吃晚餐，或者午夜时分在街头闲逛吗?”小酒 馆的晚餐，午夜的街头，城市的自由是自由的关键要素，
这种自由不是要去定义自己的身份，而是可以失去自己的
身份。也许，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中的主人公活了好
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切换，正体现了她关于绝对
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意识、身份、爱情与空间漫游。
在伍尔夫的演讲《女人的职业》中，解放的问题以另 一种形式出现。她带着一种快意的残忍，讲述了该怎样杀 死房间里的天使，也就是那个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期待而
从不为自己着想的完美女人。
我尽全力杀死了她。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此上法 庭，我的理由是，杀死她是出于正当防卫……杀死房 间里的天使是一个女作家职责的一部分。天使死了，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可以说，剩下的简单平常的物 体——一间卧室里， 一个年轻女人和一瓶墨水。换句 话说，现在她卸下了伪装，这个年轻女人只剩下了她 自己。啊，可是什么是“她自己?”我是说，女人是
什么?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会知道。
Men Explain Thingsto Me.095
现在你已经意识到了，伍尔夫经常说“我不知道”。
“杀死房间中的天使，”她继续说，“我想我解决了。
她死了。可是在那一刻，当我说出我作为肉身的切身体验 的真相时，我觉得我没有解决。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个女 人真的解决了。她面对的障碍无比强大——却又难以定 义。”伍尔夫精彩的语句中传达的是优雅的不服从。声称 她的真实必须是切身的，这一点本身已经足够激进，以至 于在她说出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她的作品中，比起 比方说乔伊斯来，具象化或身体化总是显得更为得体。虽 然她也探讨获得权力的方法，但是在《论疾病》一文中， 她发现即使是疾病的无力感也可以让人获得解放，让人注 意到健康人注意不到的事，让人以全新的视角阅读，让人 被改变。这一段非常伍尔夫。在我看来，她所有的作品都 构成了一种奥维德式的变形记，其中追求的自由是持续变
化、探索、漫游和超越的自由。她是一个逃离艺术家。
在号召具体的社会变革时，伍尔夫也是一个革命派。 (当然，她也有自身所处的阶级、地点和时代带来的缺陷 与盲点，她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越这些因素，其他方面却不 能。我们同样有这些盲点，我们的后代可能会、也可能不 会为此而指责我们。)但是她理想中的解放必须同时是内
在的、情感上的、智识上的。
以文字为生的20年来，我自己的任务是寻找或者创
造一种语言来描述事物的核心那些微妙之处，无法计算之 处，那些欢愉和意义——这些东西无法归类。我的朋友奇 普·沃德曾经谈到“量化的暴政”,可以计量的总是优先 于那些无法计量的：私人利润优先于公共利益；速度与效 率优先于享受和质量；功利实用优先于那些对我们的生存 更有用处的神秘和意义，后者关照的不只是我们的生存， 还有自有其目的和价值的生命们，这些目的和价值超越我
们自身，让一个文明拥有存在的价值。
量化的暴政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和话语的失败，它无法描述更加复杂、微妙、流动的现象。它也是那些引导舆 论，决定是否理解和看重这些不确定之事的人的失败。评 估无法被命名或被描述的事情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 能的。因此，在任何针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现状的反抗 中，命名和描述都至关重要。最终，地球的毁灭部分是因 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想象力的失败，或是计数 系统未能计算真正重要的东西。对这种毁灭的反抗是一种 想象力的反抗，它偏爱微妙的事物，喜好金钱无法购买、 大公司无法控制的愉悦，希望成为意义的制造者而非消费 者，钟情一切缓慢的、漫游的、离题的、探寻的、神秘
的、不确定之物。
我想以伍尔夫的另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的画家朋友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100
梅·斯蒂芬斯 (May Stevens) 曾将这段话写在她的一幅画作上寄赠给我，我也曾在《迷路指南》 一书中引用过。在 梅的画中，这些长句子的书写方式看起来就像流水，成为
一种将我们所有人冲走又浮起的原始力量。在《到灯塔
去》一书中，伍尔夫写道：
现在她不必考虑任何人。她可以做她自己，和自 己独处。在这样的时刻她最近常常感到需要——思考； 嗯，甚至不是思考。而是沉默，孤独一人。 一切膨胀 的、闪闪发光的、喧闹的存在和活动，蒸发不见了。 带着一丝庄严感， 一个人退缩回自我， 一个楔形的黑 暗的内核，某种他人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她仍然坐得 笔直，继续编织，但她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感到了自我。 而这个摆脱了羁绊的自我可以去自由地经历最奇特的 冒险。当生活有片刻的沉没，体验的可能性似乎是无 穷无尽的……在这之下是一片黑暗，蔓延伸展，深不 可测，但时不时我们也会升到表面，那就是你们看到
我们的地方。在她看来，她的视野似乎是无限的。
伍尔夫给我们的无限性，无法捕捉，迫切等待接受，像
水一样流动，像欲望一样无穷，是一枚让我们迷路的指南针。
与狼共舞的卡桑德拉
卡桑德拉是那个说出真相却无人相信的女人。在我们 的文化中，她的故事远没有“狼来了”的故事——就是 那个不断说同样的谎言直到不再被人相信的男孩——那么 广为流传。也许更多人应该知道她。作为特洛伊国王的女 儿，卡桑德拉受到这样的诅咒：她拥有准确预言未来的能 力却无人相信。她的人民认为她是一个疯子和骗子，在一 些版本的故事中，人们甚至将她囚禁起来，直到阿伽门农
将她作为战利品掳走。她最终和他一起被随意地杀害。
当我们在性别战争的汹涌波涛中航行时，我总是想起 卡桑德拉。因为在那些战争中，可信度是如此重要的一 种根本权力，而女人总是被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些决定性
欠缺。
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位于现存秩序 中心的男人，尤其如果这件事和性有关，那么常见的回
应往往不光是质疑她指控的事实，连她说话的能力以及权
利也会被质疑。 一代又一代的女人被告知，她们要么在做
梦，要么太糊涂，要么在设局下套、阴谋陷害，要么撒谎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104
成性，要么是以上全部。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拒绝把女人的话当真的冲动， 以及这种冲动如何频频陷入自相矛盾和歇斯底里之中—— 这些恰好是女人总会被指控的特质。因为桑德拉·弗路克 (Sandra Fluke)在国会民主党作证需要有更多的公共经费
支持生育控制，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 把她叫做
“荡妇”和“妓女”,对了，他自己显然对生育控制怎么操 作一无所知。我觉得如果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经常 被指出犯了事实性错误、永远被激怒的林博——有时也被
说成歇斯底里，倒也挺不错的。
蕾切尔·卡森因为她关于农药危害的划时代作品《寂 静的春天》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卡森在书中为她的研究 提供了详尽的注释，她的观点现在被认为是预言式的。可 是化工企业不高兴了，而且某种意义上说，身为女人是她 的阿喀琉斯之踵。1962年10月14日，《亚利桑那星报》 发表了这本书的一篇书评，标题为《<寂静的春天〉过于 歇斯底里的抗议》。之后《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 DDT对人体完全无害，并将卡森的书描述为“不公正、片 面、歇斯底里式的过度富于同情心”。“很多科学家可以理 解卡森小姐对自然界平衡的莫名执念”,这篇书评写道，
“但是他们担心她的感情用事和不够严谨的情感冲动有害
而无益”。碰巧，卡森本来就是一个科学家。
“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源自希腊语的“子宫”(uterus),因为人们曾经认为这个词所指示的情感状态来自不稳定的子宫，男人自然而然可以免于这样的诊断。现 在这个词一般指自相矛盾、过度紧张或者困惑不解。在19世纪晚期，歇斯底里是一种常常被诊断出的病症。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的老师让-马丁·沙河(Jean-Martin Charcot)曾公开展示“患有歇斯底里的女人”的痛苦。某些情况 下，这些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的女人还会经受虐待、由虐待
引起的心理创伤，以及无法表达创伤缘由的无力。
年轻的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一些病人，她们的问题似乎 源自童年时期遭受的性虐待。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诉说的 是不可言说之事：即使在今天，战争和家庭生活中那些最 残忍的创伤是如此违背社会道德观念，对受害者的灵魂伤 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仅仅讲述它们就是一种折磨。性侵就 像酷刑，是对受害者身体完整性的权利、自决权和自我表 达权的攻击。它试图完全抹去受害者的声音和权利，而她
必须从湮灭中站起来才能发声。
讲述一个故事，拥有一个故事，令讲述者得到承认和 尊重，这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战胜创伤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曾经能够说出她们的不幸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106
遭遇，而他最开始听到了。他在1896年写道：“我因此论 证，每一例歇斯底里症的背后都存一起或数起孩童时期性 经验。”但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转而写道，如果他 选择相信他的病人的话，那么“在所有情况下，你就得指
控父亲，不排除我自己的父亲，是变态”。
女权主义精神科医师朱迪斯·赫尔曼 (Judith Herman)在她的著作《创伤与恢复》(Trauma and Recovery) 中写道，“他的通信很清楚地表明，他的假说重大的潜在社会影响越来越让他不安……因为这样的困境，他不再倾听他的女性病人。”如果她们说的是真的，他就得挑战整个父权权威的结构体系来支持她们。赫曼又补充道，“一种顽固的坚持让他执着于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他坚称那些 女人其实是在幻想，并且渴望那些她们控诉的性虐待经历。”对所有逾越法规的权威和侵害女性的男性罪犯来说， 这就像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来就是她想
要的。她想象出来的。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沉默，就像但丁的地狱一样，由若干同心圆组成。首 先是内在的压抑、自我怀疑、抑制、困惑和羞耻，这一切 都让发声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然后是恐惧，担心由于发 声而被惩罚和排斥的恐惧。苏珊·布里森 (Susan Brison)
现任达特茅斯学院哲学系主任，曾经在1990年被一个陌
生男人强奸。他骂她“婊子”,让她闭嘴，然后掐住她的 脖子，用石头砸她的头，最后把她扔在路边等死。后来她 发现自己难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下定决心讲述和书写我 经历的强奸是一回事，可是找到讲述的声音是另一回事。 即使在我破裂的气管痊愈之后，我还是有说话的困难。我 从来未曾完全失声，可是会常常犯我的朋友叫做‘破碎言 说’(fractured speech) 的毛病。犯病的时候我会口吃结巴， 无法把词语串成一个简单的句子，那些词语就像破碎的项
链一样散落一地。”
在这个圆环之外是那些外部力量，它们试图通过羞 辱、霸凌或者彻底的暴力，包括致死的暴力，令那些无论 如何都要发声的人噤声。如今，这个圆环在威胁很多高中 和大学里的强奸受害者。这些年轻的女人们常常因为发声 而被骚扰或威胁；有些人因此而变得有自杀倾向；很多潜 在的罪行未被调查或起诉；很多美国大学继续让无数未被
惩罚的强奸犯顺利毕业。
最后，最外面的沉默同心圆是当故事终于被讲述，当 讲述者没有被直接噤声，故事和讲述者的可信度却遭到质 疑。这个领域的敌意如此强烈，你大概可以把弗洛伊德选
择相信他的病人的短暂时光称为虚假的黎明。尤其是当女
人发声讲述性犯罪的时候，她们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就会遭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108
到攻击。到今天这种反应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有一种清晰
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历史悠久。
这种模式最早受到全面挑战是在1980年代。关于 1960年代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而1980年代发声的 那些革命性变化却时常被忽视和遗忘——不光是世界各地 被推翻的政权，变化还发生在卧室里、课堂上、工作场所、 街头，甚至是政治的组织形式中(开始采用女权主义影响 下的合意原则以及其他反等级制、反威权主义的组织技 巧)。那是一个爆炸性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如今常 常被认为是冷酷的反性主义，因为女权主义指出性是一个 权力场，而权力倾向于滥用和虐待，还因为它描述了这种
滥用的性质。
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推动了立法，自1970年代中期以 来，她们还定义和命名了很多在此之前从未得到承认的违 法行为的类别本身。通过定义和命名，她们以此宣布权力 的滥用是个严重的问题，男人、老板、丈夫、父亲——以 及普遍的成年人——的权威需要被质疑。她们为乱伦、儿 童性侵、强奸和家暴的故事创造了一个讲述框架和支援网
络。这些故事才能够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叙事的引爆
点，因为太多太多曾经沉默的人决定讲出自己的经历。
那个年代的混乱部分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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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知道如何倾听孩子诉说，或者如何询问他们，或者，在 一些情况下，如何细究自己的回忆或那些接受治疗的成年 人的记忆。美国耗时最长耗资最高的刑事案件之———臭 名昭著的麦克马丁托儿所虐童案审判 (McMartin Preschool abuse trial)开始于1983年，其时洛杉矶地区的一位母亲
声称她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遭到猥亵。司法部门不光大为震
怒，还让父母问他们的孩子们有诱导性的问题，并雇用了 一名治疗师来询问几百名孩子更多诱导性的问题，还使用
了奖品、玩偶和其他工具技巧来帮助他们构建关于撒旦仪
式虐待的疯狂故事。
麦克马丁审判混乱不堪的审讯的最终结果有时候被用 来证明“儿童是不可信任、想入非非的撒谎者”。但是也 许我们应该记住，成年人才是这个案子的问题所在。法学 教授道格·林德 (Doug Linder) 写到该案的检察官曾经在 采访中承认“他知道孩子们开始对他们被性侵的故事添油 加醋”,还说作为检察官，“出庭不关我们的事儿”,并补 充说被故意隐瞒的证据有可能为被告脱罪。即便如此，在 那次漫长的审判和后来的第二次审判中被告人均被判无
罪，虽然人们很少记起这一点。
1991年10月11日， 一名法学教授被参议院司法委 员会传唤作证。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提名克拉 伦斯·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当
Men Explain Things toMe.110
时的场合是任命大法官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 (confirmation hearing)。作证的人叫做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之 前的私人采访中以及在听证会上，希尔讲述了托马斯担任她的上司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强迫希尔听他谈论他看过的色情电影和他的性幻想，还给她施压试图和她约会。 当她拒绝后，希尔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解释的有效性”,
就好像“不行”本身不是一个有效的回答。
虽然她因为当时没有采取行动而受到批评，我们得记 住，女权主义者直到最近才发明了“性骚扰”这个词并界 定其概念。直到1986年，在她描述的经历发生之后，最 高法院才认可工作场所的此类行为是违法行为。当1991年希尔终于开口发声的时候，她受到了毫不留情的猛烈 攻击。质询她的人全都是男人，共和党议员的问题尤其滑稽，极尽怀疑和揶揄之能事。参议员艾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or) 询问了一个证人，这个人根据一些短暂的 会面作证称希尔对他抱有性幻想。斯柏科特问：“你觉得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希尔教授想象出或者幻想出了她指 控托马斯的那些事?”又是弗洛伊德式的框架：如果她声
称发生了一些恶心的事情，那么其实是她希望它发生了，
或者她根本不能将二者分开。
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喧嚣、 一种内战，因为很多女人
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性骚扰是什么样子，太知道举报这种 事情会有很多不愉快的后果，但是很多男人并不知道。短 期来看，希尔遭受了种种羞辱的考验，而托马斯最终仍然 被任命为大法官。最严苛的指控来自保守派记者大卫·布 洛克 (David Brock),他先是发表了一篇文章，继而又发表了一整本书来诋毁希尔。十年后，布洛克懊悔他对希尔 的攻击和他的右派立场，他写道：“我为了毁掉希尔的信 誉不择手段，采取了一种漫无目标的攻击方式。我把来自 托马斯阵营的几乎所有毁谤她的指控——这些指控常常是
自相矛盾的——搜集混合起来，然后一股脑儿砸向她……
用我当时的话说，她‘有点疯癫又有点放荡’。”
从长期来看，“我相信你，阿妮塔”成了一句女权主 义口号，而希尔则被认为开启了一场承认并回应工作场所 性骚扰的革命。听证会一个月后，国会通过了《1991年民 权法》,其中规定了性骚扰受害者可以起诉她们的雇主以
获得损失补偿和欠付工资。当人们终于有渠道起诉工作场
所性骚扰后，相关案件数量激增。1992年大选年又被戏
称为“女性之年”,这一年卡罗尔·莫斯利·布朗 (Carol
Mosley Braun)成为第一位入选参议院的黑人女性，参议
院和国会的女性议员数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女人说出让人不舒服的有关男性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112
不端行为的话时，她仍然会被说成胡言乱语，阴谋算计， 撒谎成性， 一个认识不到那不过是风流韵事的怨妇，或者 以上全部。这些变本加厉的回应让人想起弗洛伊德讲的那 个关于破水壶的笑话。 一个男人向他的邻居归还他借的水 壶，邻居指控他把水壶打破了，男人回答说他完全没有打
破，水壶借给他的时候就已经破了，而且他根本就没有用
过。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和他的维护者的
反击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她最后成了破水壶。
就在今年，当迪伦·法罗 (Dylan Farrow)一再指控 她的养父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曾猥亵她时，她成了 最破的那只水壶。攻击者蜂拥而至。艾伦发表了一篇长篇 檄文，声称他绝无可能在阁楼猥亵养女，因为他一直讨厌 那间阁楼，迪伦一定是受到了她母亲米娅(Mia) 的指导 和“洗脑”,米娅可能是迪伦发表的指控文章背后的影子
写手，而且米娅“毫无疑问”是因为一首关于阁楼的歌想
出了这个点子。这里又存在着性别区分，很多女性觉得这 个年轻女人是可信的，因为她们全都听过类似的事情，而 很多男人却好像只看到了不实指控的例子并夸大其普遍 性。麦克马丁托儿所的幽灵再次浮现，提起它的人却好像
对这场审判及其结果有着错误的回忆。
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探讨了强奸、猥亵儿童和战
争创伤，她写道：
掩盖和噤声是侵犯者的首选防御手段。如果掩盖 不管用，侵犯者就会攻击受害人的信誉。如果他不 能让她永远噤声，他就会想方设法确保没有人相信 她……每一桩暴行过后，人们总是会听到这样预料之 中的维护：这事儿没发生过，受害者在撒谎，受害者 言过其实，受害者自作自受；无论如何，是时候忘记 过去向前看了。侵犯者的权力越大，他就越有能力命
名和定义现实，他的说辞就会赢得越彻底。
在我们的时代他们并不总是会赢。我们仍然在一个战 斗的年代， 一场关于谁拥有说话的权利、谁拥有被相信的 权利的战斗，压力来自双方。男性权利运动和广为流传的 错误信息创造了这样一种观念：毫无根据的性侵指控极为
普遍①。“女人作为整体是不可信任的”,“强奸案误判是一
① 不实强奸指控确实存在，但是相对少见，虽然那些被冤枉的案件 确实很可怕。英国皇家检查署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调 查的时间段内一共有5651起强奸诉讼，其中只有35起涉及不实 指控。美国司法部2000年的一份报告给出美国的估测数字：全年 有322,230例强奸，其中有55424例到警局报案，26271 例拘捕， 7007例被定罪——也就说只有全部强奸事例的2%多一点和报警案件的12%最后导致有人被捕入狱。毫无疑问，冤案的数量不可 能高到哪里去。 ——原注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114
个严重问题”,这些推断被用来让女性个体噤声，用来避 免讨论性暴力，甚至把男性塑造成首要受害者。这样的逻 辑就像讨论美国的选举欺诈——其本身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罪行，长期以来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重要影响。但是保 守派近年来声称选举欺诈无处不在，并以此为借口剥夺那 些很可能投他们反对票的人群的投票权：穷人，非白人，
学生。
我并不是说女人和孩子不会撒谎。男人、女人和孩子 都会撒谎，但后两种人并不会不合比例地更容易撒谎，而 男人——这个群体包含了二手车销售员，闵希豪森男爵 (Baron von Munchhausen) ①和理查德·尼克松——并不会 特别诚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女人爱撒谎爱 头脑不清的古老话术仍然被经常使用，我们应该看清它的
真面目。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所著名大学做关于性骚扰的培训， 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在学校的商学院做演讲， 一名年纪 较大的男教授问她：“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仅仅一个女人的
举报就要展开调查?”她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他故
事则是关于女人——包括学生、职工、教授、研究员——
① 德国作家鲁道尔夫·埃里希·拉斯伯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是一 个“吹牛大王”:
争取信任有多艰难，尤其当她们的证言是针对地位很高的
侵犯者时。
今年夏天，老古董专栏作家乔治·威尔 (GeorgeWill)
声称世界上只有“想象出来的校园强奸泛滥”,他说当大
学或者女权主义者或者自由派把受害者变成一种可以带来 特权的、让人觊觎的身份，受害者就会层出不穷。年轻 女性在推特上创造了#survivorprivilege(幸存者特权)这 个标签来回应他：“我以前倒没意识到在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严重焦虑和抑郁中生活是一种特权”,“#我应该 保持沉默吗——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我在撒 谎”,她们的推文写道。威尔的专栏文章其实完全没什么 新鲜的，不过是“女人天生不可信任，这些强奸指控其实
都没什么好关注的，我们应该往前看”的老一套罢了。
今年早些时候我自己也体验了这种经历的缩微版。我 在社交媒体上贴了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那 篇文章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1970年代，那两段话讲述了 我当时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嬉皮成年人挑逗刚刚步入青少 年的我)。 一个陌生人——一个有钱有文化的男人——立 刻在脸书回帖抨击我。他的愤怒和毫无依据的自信，那种
他有能力对这件事做出判断的自信，都让人印象深刻。他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116
说：“你在夸大事实，你给的‘证据’还不如一个福克斯 电视台的新闻记者给得多。你‘觉得’这是真的所以你就 是说是真的，呵呵，我把这叫做‘扯淡’。”我必须得提供 证据，好像你真的有可能为好几十年前发生的这些事提供 证据一样。我是歪曲事实的坏人。我觉得自己很客观，可 其实很主观；我把我“觉得”当成我“认为”或者“知
道”。这些都是太熟悉不过的指责和太熟悉的愤怒。
如果我们能承认甚至命名这种攻击信誉的套路，那么每一次当一个女人发声的时候，我们就能跳过一次又一次 探讨女人的可信度这个环节。关于卡桑德拉的另一件事： 在这个神话最有名的版本中，她的预言之所以无人相信是 因为她拒绝和阿波罗发生性关系，这位神祇对她施加的咒 语所致。试图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就会导致失去信誉，这 个线索早就在那里了。但是现实中的卡桑德拉就在我们中 间，当我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决定相信谁和为什么,我们
就能祛除这个咒语。
#YesAllWomen: 女权主义者重写历史
2014
这是观念世界杯中一场关键的比赛。两支队伍激烈地争抢皮球，女权主义全明星队屡屡射门，试图把球踢进标 有“普遍性社会问题”的门柱之间，而由主流媒体和主流 男性组成的另一支队伍则打算把球踢进另外一边的球网， 叫做“孤立事件”。为了守住球门不被攻破，主流队伍的 守门员一次次喊道：“精神疾病。”而那只“足球”,当然， 就是加州伊斯拉维斯塔(Isla Vista)枪击案的意义。在这
场屠杀中，多名学生被他们的同学杀害。
这个周末，关于他的行为性质的争论愈演愈烈。主流 声音坚称他有精神疾病，好像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好像整
个世界分成了“正常”和“疯狂”两个泾渭分明的国家，
互相之间既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任何文化上的共通之处。 然而精神疾病往往是一种程度，而不是一个类别，许多受 其困扰的人也可以是温柔而富有同情心的。从很多方面来
说，比如从社会不公、无止境的贪婪和生态破坏的角度来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120
看，疯狂，就如同自私刻薄，其实位于我们社会的中心而
不是边缘。
T.M.卢尔曼 (T.M.Luhrmann)在去年一篇精彩的 评论文章中指出，印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幻听时，他 们听到的声音会更有可能告诉他们去打扫房间，而美国人 听到的声音更有可能让他们变得暴力。文化关系重大。或 者，就像我的一位对疯狂和暴力都有切身认知的刑事辩护
调查员朋友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开始失去和现实的联系，
生病的大脑就会疯狂地、谵妄地缠住它沉浸在其中的一
切——周围文化中的疾病”。
伊斯拉维斯塔枪击案中的凶手也一再地被说成“异 常”,就好像是为了强调他和我们其他人之间没有任何共 同之处。但是这种暴力的其他版本就在我们身边，广泛存
在的针对女人的仇恨和暴力上是最明显的体现。
最终，这场关于一个男人的杀戮狂欢代表了什么的争 论也许会成为女权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女权主义 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一场关于命名、定义、发声和被 听到的斗争。故事基础策略中心 (Center for Story-BasedStrategy) 把它叫做“ 故事的斗争”,因为你在斗争中的输
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采用的语言和叙事。
2010年，媒体评论家詹妮弗 · 波茨纳 (Jennifer
Pozner) 就另一件仇女男性犯下的屠杀案写道：
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同一篇文章或博客 的不同版本，我对这件事厌倦至极。可是我必须这样 做，因为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基于性别的暴力是这些 罪行最核心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去探讨这个动机因 素，那么不光公众无法对这些事件有更完全和准确的 了解，我们也会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语境来认识这种暴 力，及时发现预警信号，从而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悲
剧重演。
伊斯拉维斯塔枪击案中的凶手既杀了女人也杀了男 人，但是他暴行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杀害一个女学生联谊会 的成员。他毫不掩饰地认为他睡不到女人这件事是女人对
他的冒犯，在一种可悲的自以为是和自怜中，他觉得女人
对他有所亏欠。
#YESALLWOMEN
理查德·马丁内斯 (Richard Martinez) 是其中一位年
轻受害者的父亲。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了有力的讲话，
Men Explain Thingsto Me.122
谈到枪支管控，屈服于枪支游说的政客的懦弱，以及这场 悲剧的广泛社会原因。作为圣芭芭拉县的一名公设辩护 人，就像他的职业领域中每一个人一样，他已经和针对女 人的暴力、枪支使用者和精神疾病打交道好几十年了。这 桩血腥惨案确实是关于枪支，关于男子气概和自尊自负的 有害面向，关于痛苦、陈词滥调、以及对情感问题的动作
电影式处理。但是首先，它是关于对女人的仇恨。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女权主义的讨论，据说一个网名为 凯耶(Kaye)的年轻女人在屠杀案后的那个星期六率先 开始使用#YesAllWomen(是的所有女人)这个标签发推(但是之后她因此受到的攻击和威胁让她被迫退出了公共 讨论)。到星期天晚上，全世界的#YesAllWomen推文已经有500000条，仿佛一座水坝崩溃决堤。也许确实决堤了。 这个短句描述了女人面对的痛苦和恐怖，尤其为了针对男
人们在女性谈论压迫时的惯用回复：“不是所有男人”。
对某些男人来说，这是一种说“我不是问题所在”的 方式，或者说让他们把讨论主题从真实存在的尸体、受 害者和侵犯者转移到男性旁观者的舒适程度上来。 一个愤
怒的女人对我说：“他们想要什么?一块奖励他们没有殴
打、强奸或威胁女人的曲奇饼干?”女人无时无刻不害怕
被强奸或杀害，有时候谈论这个比保护男人的舒适程度更
重要。就像一名叫珍妮·赵(Jenny Chiu) 的网友在推特 上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男人(#NotAllMen) 都是厌女 症或者强奸犯。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是的所有女人 (#YesAllWomen) 都生活在对那些确实是厌女症和强奸犯
的男人的恐惧中”。
女人们——以及男人们(不过主要是女人)——说得
精彩而犀利：
· “#YesAllWomen 因为我不可能发关于女权主义 的推文而不受到威胁或收到变态回复。直言
发声不应该让我觉得害怕”。
· “#YesAllWomen因为我看到更多的男人因为这 个标签生气而不是因为发生在女人身上的那
些遭遇愤怒。”
· “#YesAlWomen 因为如果你对他们太友善你就 是在‘故意引诱’以及如果你太强硬他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