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德莱姆，一八一八年
没有人能懂得人类思想。没有人能，哪怕他读遍人类曾写下的每一则思考。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孩子在黑暗中打亮的一星火光。
当我们孤身一人时，余下的只有黑暗。
我承认，我们这个地方混乱不堪。这所新医院几乎处处都还未准备好，准备好的地方也物资稀缺。楼上的窗户没有玻璃，楼下的壁炉没有柴火，病人饥寒交迫，有的愤怒，有的忧郁。
并且理智尽失地疯狂。
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疯人院。
我们开始了。
我们是如何开始的？
很久以前，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有一座名叫贝特莱海姆(Bethlehem)的医院。民众称它为贝特莱姆(Bethlem)，因为根据英语习惯，但凡可行，双音节总是比三音节更受青睐。后来，正如万物都逃不过时间的侵蚀（时间本身也不例外），我们的贝特莱姆变成了贝德莱姆(Bedlam)——这个没有编号的名字成了一个疯癫世界的代名词。大贝德莱姆。
大贝德莱姆。就像我们给大不列颠群岛的命名。
贝德莱姆作为一家新医院被资助兴建，一六七六年全部完工，坐落于伦敦城墙外的穆菲尔兹。它的设计者是罗伯特·胡克，一位博学之士，一个酗酒者，他曾师从托弗·雷恩爵士——一六六六年大火后主持重建圣保罗大教堂的人。
贝德莱姆在到访伦敦的外国游客中有口皆碑，被誉为整个伦敦唯一一座真正的宫殿。好一座气派的疯人院！长五百英尺，宽四十英尺，设有塔楼、林荫道、花园和庭院。
入口高大的石门上方立有两个雕刻的人物，一个是忧郁的化身，一个是癫狂的化身。
是的，还有那座大名鼎鼎的慈善纪念碑，如果你曾在它倒塌前一睹其风采，你定会为之赞叹。它恍若以凡尔赛宫的气度和光景建造，呈给无冕之王的宫殿。
这就是疯子：无冕之王。
疯人睡在稻草上，四肢锁着铁镣，但他们的疯人院却是一座宫殿。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上帝的荣耀。
我想不止于此，另有不那么神圣的初衷。理智是贯穿米诺陶迷宫的丝线，一旦断了，散了，等待你的只有任何地图都无法丈量的阴暗隧道，藏身其中的人形猛兽戴着我们自己的面孔。
我们就是自身所恐惧的。
所以那些慷慨的捐赠，我们对疯人表露的同情，这一切岂不都是我们对那个隐秘自我的献祭？
在另一座贝德莱姆，公众参观关在里面的可怜疯人成了一种潮流。事实上，那是条不容错过的旅游线路，尤其对上流人士来说。这条线路上有伦敦桥、白厅、伦敦塔和动物园。囚禁中的哺乳动物踱步的样子没有多大不同——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变的脚镣和铁栏。囚禁中的老虎和囚禁中的人所能拥有的最大奢望不过是一方天空。
我们在穆菲尔兹的早期建筑从抹上最后一层灰泥外墙起就开始碎裂、坍塌。有人说是疯人身上散发的有毒水汽让墙壁潮湿腐烂，让水渗进了地板。
好一个故事！但不科学。建筑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城市排水沟，这个称号不是白得的。简而言之，这片泥沼地会移动，而那座有气派无根基的建筑就和它一起移动。
外面的墙还不及里面那些疯人的精神稳定。
然而我确实相信，相信疯子会把自己的某些精神散发出去，而如果不以日常使用的标准判断，他们的不理智有时恰恰最为理智。如果我打开一间病房的门，我会被里面那个不幸病人的力量所触动——就连忧郁中的病人也有一种力量。要我再说一遍吗？一种力量。行走在世人的愤怒和冷漠之中，我想知道，是否只有向我们的精神施加最大的压力，我们才能保持一丝理智？
我们喝掉的酒无以计数，而穷人喝得起酒的时候，喝掉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这并不让我感到惊异。或许可以归咎于悲惨的境遇，生意的重压，对权力的渴求，但是我们的存在像困在罐子里的光，在我们的身体里挣扎，我们的身体像与轭抗争的驮畜，在世上艰难求生，而世界本身则在群星漠然的注视下，孤悬在它的绞索中。
贝德莱姆。
凹凸不平的墙，弯曲变形的地面，一具疯狂的尸骸，一场对生命的讽刺。老疯人院被遗弃，我们任其崩解坍塌，驯服了自己的野心，代之以一座里里外外更加谦逊简朴的建筑。我们这座新楼坐落在南华克圣乔治广场，和兰贝斯街相邻。
一八〇八年通过的《郡疯人院法令》改变了我们的治疗方式和治疗场所的性质，但它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疾病。
我们力求照顾和抚慰，但我们不求治愈。疯狂无法治愈，它是灵魂的疾病。
***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蒸汽供暖并不管用。我很遗憾我们忍受着可怕的恶臭。伦敦到处都臭，但我们的臭自成一体——疯人院里惯见的那种令人作呕、萦绕不去的臭。
没关系，没关系。时间流逝，时钟滴答，我得去见我的访客了。我的书房里，火已经点燃烧旺。让疯人心烦意乱的月亮挂在窗外，又圆又亮。属于我们悲伤的黑色身体上睁着一只银色的眼。
沃尔顿船长？
是的！你是韦克菲尔德先生？
我是韦克菲尔德。欢迎您，先生。是这个人吗？
就是这个人。
带他进来。
我的两个人用军用担架把那个人抬进来，照我的要求把他放在炉火边。
他躺在那儿熟睡，神情安详，四肢安稳。睡眠，啊，睡眠。（我自己不服鸦片酊就睡不着。）世上的烦恼啊。但愿我们能睡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醒来……
沃尔顿船长举国闻名——他曾成功探索西北航道，远征南极，从此成了英雄式的人物。
他有一种自信、正直的风度，尽管如此，他还是迟疑了。
***
我要讲的是个奇怪的故事。
先生！故事的本质就是如此。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生活，当我们开始向别人讲述的时候，就变得不同了。这时再观察他们脸上的惊奇——有时是惊奇，往往是惊恐。只有活在其中时生活才看似寻常。讲述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奇境中的陌生人。
他点点头。他鼓起勇气。他开始了。
我和我的船员被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浮冰包围了，船几乎没有足够漂浮的活动水域。我们处境危急，尤其当时还有浓雾笼罩。
大约两点钟的时候雾散了，我们看见四周全是形状不规则的巨大冰面。我的同伴们有的发出了哀叹，我自己的头脑也警觉起来，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思绪。这时一幅奇特的景象突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发现在半英里外，一架狗拉的雪橇挂着一节低矮的车厢向北行进，一个形状像人但个头巨大的生物坐在雪橇上赶着狗。我们目送着那个旅行者飞快地远去，直到他消失在远方高低不平的冰面上。
这件事过去两个小时以后，浮冰裂开，我们的船得以脱身。但我们一直到早晨都顶风停在原地，我趁这段时间休息了几个钟头。
早晨我爬上甲板，发现水手全都聚在一侧船舷上，忙着和海面上的什么人说话。事实上那是一架和我们之前看见的差不多的雪橇，夜里和一大块浮冰一起向我们漂了过来。只有一条狗还活着，但雪橇上还有一个人，水手们正试图说服他到船上来。他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旅行者不一样，不像某个未被发现的孤岛上的野蛮居民，而是个欧洲人。
我从没见过哪个人像他这般惨状。我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让他待在厨房的火炉边。
两天后他才能说话。他的眼中总有一种狂野甚至疯狂的情绪。他紧咬着牙齿，仿佛不堪心头苦痛的重压。
我的大副问他为什么驾着这么一辆奇怪的交通工具，在冰上走了这么远。
他的脸色立时变得阴郁无比，他说——为了追寻那个逃离我的人。
说到这里，那个沉睡中的人猛地从长椅上跳起来，叫嚷着，他在哪儿？他没被烧死。我一定得找到他——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一定得找到他。
起初船长和我赤手空拳制住了他——他躁动但并不暴力——但我还是坚持要拿一副手铐把他束在柱子上。被这样铐住以后，他似乎冷静了下来，尽管我相信那不是冷静，而是忧郁。我提出给他喂一剂安眠药。
沃尔顿船长点头同意。当那个人大口喝下酒和酒里的药末时，我重复着他的话：
为了追寻那个逃离我的人。
他是梦是醒都念叨着这句话，沃尔顿船长说，简直像《古舟子咏》里的老水手和他那只信天翁。
一首绝妙的诗，我说，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船长用眼神向我发问。我答道，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处境吗？要么追寻逃离我们的人，要么逃离追寻我们的人。今日追寻着，明天便被人追寻。
船长同意我的话。是啊，确实如此，但这是个极端。在这个人身上，生命漫长的延展紧紧缠成了一团，他唯有一个念头，一个愿望，一个追求。日夜于他无异。他纠缠着自己不放。
沃尔顿船长，关于这个人你都知道些什么？
沃尔顿船长答道，他的名字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
他是个医生。他来自日内瓦，出身于一个上流家庭。他的背景没什么特别的，但其余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相信自己创造了生命。
生命？
人类生命，一个用死尸缝制的生物。四肢，器官，肌腱和细胞，一点点拼凑而成。用某种电流激活，于是心脏跳动，血液流淌，双眼睁开。这怪物状似人类，体形庞大，面目可怖，对自己的创造者满怀仇恨，恨他创造了自己。这个人造的生物无所顾忌，永无止息。
我摇摇头。先生，相信我，如果你的工作是和疯人打交道，像我一样，你会听见不少这样的奇闻异事。好多疯子相信自己是神。
沃尔顿船长面露不安。韦克菲尔德先生，我不怀疑你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也求你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已经和真相纠缠了许久。
我们确实在冰上看见了什么——这毫无疑问，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我所有的船员都看见了，他们看见一个异常高大、异常敏捷的身影。
我不知道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而这个可怜人疯了——这也毫无疑问。那么对我来说，只剩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的故事是他发疯的结果还是原因？
现实的温度是多少？
认知室，维克多说着打开另一扇门。
房间里装配着储藏棚中用的钢铁搁架，一排钢制多层置物台上摆放着计算设备。墙角立着的帽架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道具，一把折叠整齐的雨伞放在底座上。整间屋子看起来活像拍摄《神秘博士》早期剧集的劣质摄影棚。搁架上整齐地摆着一排排小罐子，里面装着冷冻保存的脑袋。和阿尔科的冷冻罐不同，这些罐子的正面是玻璃制的。兔子、猪、羊、狗、猫……
我从一个农场朋友那儿弄到的，维克多说。
你睡了她吗？
他没理我。正如每一次我说了什么他不喜欢的话时那样。
在我看来，维克多说，身体可以理解为大脑的生命支持系统。来看这边……他打开了另一扇门。
两个带机械臂和探测针的机器人正在几片大脑切片上工作。
见见该隐和亚伯，维克多说，我照着它们的父母仿制的。亚当和夏娃在曼彻斯特大学生物技术系工作，做蛋白质合成。
它们两个不知疲倦。它们不需要食物和休息，也不需要假期和娱乐。它们正在一点一点扫描大脑。
谁的大脑？我说。
不要慌，利，我又不是杀人犯。
他坐在桌子上，该隐和亚伯无动于衷地做着工作。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他说，给老鼠的大脑扫描都要做到地老天荒。如果试图扫描人脑的内容，就连最愚蠢的人脑也会像爱因斯坦的一样复杂。
但如果我们能恢复已有的大脑……
是啊……答案也许在于以极高的温度在极短时间内使大脑复苏。无线电频率也许可以实现这一点。
就像是微波大脑？我说。
不，维克多说，这样你只会得到一份烤脑花，倒是有人觉得这是道美食。微波频率加热不均匀——你有多少次需要把牧羊人派回炉再热三分钟？电磁波可能性更大。我们现在力图实现的是在重新加热组织的过程中避免形成冰晶。在阿尔科你自己也见过，人体低温储存的目的在于防止形成冰晶，它们会对组织造成不可修复的巨大损伤。重新加热生物体时我们同样面临结晶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将对组织移植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现在组织从供体到受体，你们有多长时间？三十小时？
最多三十六小时，我说。
好吧，那么，如果我们能弄清如何保存和重新加热捐献的器官，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器官储存起来以备需要时使用。从此再也没有长长的肾移植等待名单。
你说的都很美好，我说，而且全是赞美。但你对肾移植其实并不感兴趣，对吗？你想做的是让死人复生。
你把它说得好像部汉默恐怖片，维克多说。
难道不是吗？我说。
死亡是什么？维克多说，问问你自己。死亡是疾病、损害、创伤或者衰老导致的器官衰竭。生物学死亡标志着生物生命的终结。这不是你在医学院学到的吗？
（他没打算等我回答。）
一百年前，就在这座城市，曼彻斯特，工人的最长寿命还不及五十岁。像你一样的医生对此大为哀痛，像你一样的医生努力延长生命。现在我们可以指望康健地活到八十岁。为何又要止步于此？
你现在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说，不是延长生命，而是终结死亡。
死亡的终结当然意味着生命的延长，他说着，微笑着看着我，带着恼人的凌人盛气。
（为什么他说的话让我感到不安？为什么我感到毛骨悚然？死亡让人毛骨悚然。）
他似乎能读懂我的想法。
真奇怪，他说，我们对生命开始阶段的侵入性干预要宽容得多。自一九八三年起，我们就开始用丙三醇和丙二醇冷冻保存人类胚胎。存活率最高的是处于两个或四个细胞发育阶段的胚胎。没有人确切知道现在全世界共有多少冷冻保存的人类胚胎，但一定不少于一百万。这些液氮温度下的胚胎中有数以万计发育成了存活的新生儿。我们能接受人类诱使新生命诞生。当我们试图击退死亡时，为何又会有人反对？
人体冷冻是种拙劣的方法，我说，所有那些躺在睡袋里、浸在液氮里的冷冻尸体——它们不会复活，如果它们真的复活那就太可怕了。
我也这么想，他说。
另外如果你是对的，维克多，那么比起召回死人，扫描上传大脑内容的技术更有可能在延长生命的这场竞争中获胜。
说得好，利！你终究还是有在听我说的话。是的，我同意如果仅以延长生命为目的，人体冷冻可能成为一种过渡技术——但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如果我们能找对研究方法，也许在我们能够用干细胞培育出新器官之前，冷冻技术就能先一步实现目的，因此，它也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能复活一个“死亡”的大脑，那么无论是对被复活的人还是对我们来说，事情都将变得相当有趣。
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这恐怖至极。而且那个大脑没有能正常工作的身体。
但那个大脑也许意识不到这回事，维克多说，我们可以给它虚拟一个环境。多数人的身体和头脑之间不都存在着断裂吗？多数人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太胖，太老，变了太多。头脑往往和它的宿主脱节。在你身上，你让自己的生理现实和对自我的心理印象达到了统一。如果我们都能实现这种统一，岂不是件好事？
你在这个房间里做的是什么研究？我说。我也会回避难以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贝茜，维克多指着一只牧羊犬说。
在贝茜神情悲哀的断头后方，是几瓣从颅骨里取出的大脑，有的连着监测器。维克多说，我们在寻找突触反应。
有任何结果吗？我说。
有的，他回答，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还想要进一步突破。而这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的是颗人头，这我弄不到。问问你的农场朋友。
他走过来，用双臂抱住我。利，我希望你愿意相信我。
我说，我希望我能够相信你。
他垂下胳膊，向后退去。我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他说。
（也许他是M，但这样我就成了詹姆斯·邦德。）
他说，我想让你回阿尔科为我取一颗头。
（或者他是莎乐美，我是施洗约翰？）
你失去理智了吧，维克多。
理智得很。我想要的那颗头目前没有理智，我想帮它恢复到理智状态。
那是谁的头？它生前是谁？
那颗头？哦，这有个故事……
（他是讲述者吗？我是故事吗？）
贝德莱姆之二
沃尔顿船长走了，我独自一人坐着。
他带来的人躺在火边熟睡。你会说我并非独自一人。虽说事实如此，但此情此境下这并非实情。那个躺在那儿静静呼吸的人仿佛一个来自异时异地的存在。不是因为他的衣着，我很快也将发现，不是因为他的谈吐，而是因为他彻彻底底的疏离。
沃尔顿船长告诉我，这个人唯有一个念头，一则想望，一项事业，这让他和人类的世界脱离了开来。水手在船外发现他时他栖身的那块冰筏仍是他灵魂的边界，他被隔离在自我的大陆之外。
火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他其实很精致的容貌。他的身体像那些惯于钻研、苦干、长途跋涉，疏于饮食的人一样，不安而紧绷。
我无法安下心来在火边读我那本十四行诗（今晚我思绪纷乱，无心读诗），于是决定看看沃尔顿船长留给我的那些文件。为此我又点燃了一根蜡烛，移到我的桌上，好查看文件包里的东西。
这个人的名字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他出生于日内瓦。破旧的皮包里有几封浸过海水褪了色的推荐信，从信上看得出，他是个小有成就的医学博士。包里还有一本日记，里面的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字迹狂乱潦草。在日记本首页上，他用比其他文字更粗的字体写道：探寻生命的源起，必先求助于死亡。
我继续往下读：
我从藏骸所收集尸骨，用污秽的手指搅扰了人体的惊天秘密。在一座房子的顶层有一间偏僻的公寓，或者说密室，它被一道楼梯和一条走廊与其他公寓隔开，这就是我进行那肮脏创造的工作室；我的眼珠在眼眶后目不转睛地瞪视着，紧密关注着操作的细节。我的工具许多都来自解剖室和屠宰场。
日记本里夹着一幅折叠起来的铅笔画，是参照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所作。人类，万物的尺度，形态优美，比例和谐，富于理性美。然而这幅画全然没有原作的这些特质。画上也有标尺，没错，手臂的长度，面部的宽度，但超乎任何人类的身体尺寸。这幅画曾被多次涂改，上面的标记更像刮痕而非字迹，画面上分布着数不清的擦痕，这张厚纸还有两处被铅笔尖扎穿，不知是在兴奋还是绝望中所为。
我把目光转回日记：
有一种现象对我有着独特的吸引力，那就是人体的结构。我时常问自己，生命之源始于何处？
我的客人动了动，但没有醒来。他不是第一个询问这个问题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帝是唯一的生命之源，这与其说回答了问题，不如说只是消灭了问题。许多人曾试图复活死者。许多人曾诘问，曾垂泪，只因生命竟要听凭死亡的裁决；而如此鲜活的体魄，如此热切的头脑，终将归于虚无。难道这就是生命？为什么一棵橡树能活上千年甚至更久，我们却要勉力兑现我们的七十载天命？
那些炼金术士则沉迷于他们的魔法石、何蒙库鲁兹和与天使的对话，他们劳碌一生又发现了些什么？一无所获。
我们在生着，也在死着。
不幸的人。背包里有一只金质吊坠盒，里面放着一个漂亮姑娘的钢笔素描像。无疑她已经不在了。是这让他的头脑产生了妄想吗？
我继续读：
我看着蛆虫如何继承了曾令人惊叹的眼球与大脑。我停下来，仔细观察着在这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转化中开始显现的微小变化。
可怜的人。从生到死，诚然如此，但向来没有从死到生这回事。
我有过一个妻子。我不再拥有她了。我是个贵格会教徒，我在悲伤的洪流下默然静坐。她不会回来，如果回来了，也只会是一幅穿着寿衣滴着腐水的阴惨景象。她的灵魂会在哪儿？灵魂不会回归一栋已成废墟的居所。
书上说耶稣将拉撒路从死亡中召回。我相信是真的，但从那以后世上再没有过这样的事。
可怜的人！他竟以为冰冷的肢体还有回暖的一天。
他写的这是什么？
一个新的物种将会赞美我，它的创造者和生命源泉；许多幸运而卓越的生灵将得益于我而存在。没有孩子对父亲的感激会像它们对我的感激这般名副其实，理所应当。深究这些念头，我又想到如果我能给无生命的物质注入生命，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能使显然已被死亡推向腐朽的身体重获新生。
***
读到这里，我放下了日记本。想必他的思想是被悲伤的阴影笼罩了吧？他以为自己是在寻找生命，却不知那是在自寻死路。只有死亡能让我们和失去的人重聚。就我而言，我不求死，但也不惧那将给我安宁的一刻。
在贝德莱姆这儿，疯人只能迈着被禁锢的脚步一天一天消磨时日，他们中被悲伤折磨得失去理智的大有人在。对女人来说，逼疯她们的是孩子的死亡。我知道的一个抱着一只布娃娃给它唱歌。还有一个只要有访客走得太近就会攥住对方的手，求那人告诉她，我的露西在你那儿吗？
我起身去隔壁房间从我的橱柜里再拿些酒。月亮很近，很亮，在她的光辉下，庭院恍若一片浮动的银海。我们的这场旅程注定孤独——如果我们找到了伴侣更是如此，到头来只能承受最苦痛的永别。
事实上我们都是孤身一人。
我回到我的书房。那个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已经坐了起来，神情严肃。他从火边挪进了阴影中。他的身体，如此瘦削苍白，隐没在黑暗里。他的头轮廓精致匀称，头发还是黑的，这颗头给人一种自成一体的印象——一颗没有身体的头。
我把酒递给他。你有什么故事，先生？我说。
这就是让人为难的地方，他回答，我不知道我是讲述者，还是故事。
9
只有活在其中时生活才看似寻常。
讲述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奇境中的陌生人。
现实非当下。
有时当我注视着维克多，他的脸会变得模糊不清。我意识到模糊的一定是我的视线，因为人的脸不会自己模糊……但那就好像他正在消失。也许是我把他思想的状态叠加到了他的身体上。
那颗头的故事？我开了个头，不是吗？在沙漠里的那家酒吧。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他天青石色的眼睛和衬衫相称，我有一种被俘获的感觉。被什么俘获？他抓起我的手指吻了它们。我爱你的大手，他说，如果我能再选择一副身体，也许我会变成微缩小人站在你的手上，就像那些被关在坚果壳里的魔法生物。
我可以变成金刚，我说，这样你就成了菲伊·雷。
注定不得善终的爱，他说，这段程序需要重写。
爱不是零和一，我说。
哦，怎么不是，维克多说，我们是一，世界是零。我孤身一人，你无处可寻。一份爱，无尽的零。
我还是做我的大猩猩，我说。
那么把我举起来，我会在耳边悄悄告诉你。快！趁这世界还没闯进来要了我们的命。
我紧紧搂住他。无论关于身体他说了些什么，我了解也只了解他的身体。
我告诉过你，我在美国读的博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我之所以从剑桥毕业后去了那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想和一个叫I. J.古德的天才数学家共事。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我没有。
维克多说，他也被称为杰克·古德，是二战期间布莱切利园团队的一员，阿兰·图灵的同事。古德是个密码专家，也是个统计学家、概率学家。他是个贝叶斯派。关于这点他讲过一个故事：
我在第7个十年中的第7年的第7个月的第7天的7点钟到达弗吉尼亚布莱克斯堡，被安置在7号街区的7号公寓……这些都是偶然。
当然，杰克是个无神论者，但在经历了这些“7”之后，他决定有必要把他对上帝存在概率的测算结果从0改为0.1。你记得的吧，贝叶斯派要根据新数据更新结果。他们生活在过去的反面。
我说，你指的是未来吗？
不，利。过去的反面是现在。谁都可以生活在一去不返的过去和并不存在的未来。这两个位置的反面都是现在。
杰克是个极聪明有趣的人。他是波兰犹太人，一九一六年出生在英国。他早早就上了剑桥，拿了奖学金，而且明智地把自己的名字从伊萨多·雅各布·古达克改成了寻常的杰克·古德。那个时代犹太人在英国不受欢迎。英国人是连环作案的种族歧视者——刚接受了一个族群，又有另一个成了替罪羊。
你是犹太人，我说。
是的，维克多说。
但你向来不提。
种族、信仰、性别、性向，这些让我感到很不耐烦。我们需要前进，加速前进。我想终结这一切，你不明白吗？
终结人类，我说。
终结人类的愚昧，维克多说，不过我的确有被杰克提醒过，一九九八年，他推测说超智能机器将会导致智人这个物种的灭绝。
你相信这会发生吗？
维克多耸耸肩。我们怎么定义灭绝？如果我们能把一部分人类的头脑上传到一个非实体平台，那又算什么？生物学上的灭绝有可能。我不喜欢“灭绝”这个词——太危言耸听。
那是因为被消灭的命运的确让人自危，我说。
不要像三流小报一样，维克多说，把它想象成一种加速进化。
他把我拉到身前，吻了我，好像我是什么小男孩或者小女孩，不会抽象思考，时不时闹着要去摸摸小猫。
现在我能继续讲故事了吗？
好的，讲吧。
继布莱切利园之后，古德在布莱切利园的后继者——政府通讯总部的情报部门工作。他给IBM和阿特拉斯计算机实验室做顾问，同时也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六十年代晚期——一九六七年，正如他那则故事会告诉你的一样——他永久移居美国，开始研究机器智能。
他为什么要离开英国？
哦，原因很多，维克多说，但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是阿兰·图灵的事以后，古德再没信任过英国当权者。
他知道图灵是同性恋吗？
他不知道，几乎没人知道。图灵是个害羞内敛的人，那时候同性恋是犯罪。图灵所遭受的让杰克大受震动，反感至极。他曾经这样写过：我不是说阿兰·图灵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没有他我们绝对会输掉这场战争。
如果不是为了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偏狭，这场战争又是为了什么？和古德一样的六百万犹太人被法西斯屠杀，同性恋又遭受了屠杀——这是为了什么？
杰克痛恨伪善。那是英国人的绝活。他觉得至少经过了麦卡锡主义，美国会更加清新自由，那是六十年代末，所以他是对的。
他也想要新的挑战，而且他能够看出计算机技术的下一次飞跃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英国。他又猜对了。
早在一九六五年，古德就写到过智能爆发——也就是人工智能爆发。“最后一次发明”这个现在看来颇具预见性的短语就是他提出来的。
让我们这样定义超智能机器：这台机器的智能是任何一个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望尘莫及的，无论这个人有多聪明。既然设计机器也属于这类智力活动，那么一台超智能机器就能设计出更优越的机器，继而无疑会有一场“智能爆发”，人类智能从此将再难望其项背。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需要进行的最后一次发明，前提是这台机器能顺从地告诉我们如何将它置于掌控之下。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让杰克引起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注意。拍摄《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库布里克邀请杰克加入了他的顾问团队。当时是一九六八年。主要角色是那台偏执的超级计算机“哈尔9000”。
古德现在一定已经不在世了，我说。
他二〇〇九年去世的，终年九十二岁。
他有子女吗？
杰克终身未婚。
这时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就像一列地铁朝房间直冲过来。房间震动了起来。
怎么回事？
别担心，维克多说，这个地下洞穴全靠巨大的抽水机保持干燥。如果抽水机停止工作，这些房间和隧道很快就会被涌入的艾威尔河河水和地下沟渠网中的积水所淹没，沟渠网是过去的工人留下的遗迹，他们曾从那座昏暗的城下城将煤拖运而出。不过我们安全得很。
我并不觉得安全，但我和维克多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不安全。兴奋，迷醉，但不安全。
这个故事，我说，它要向哪儿发展？
回到亚利桑那，维克多说，回到阿尔科。
阿尔科？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在那儿——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去见个朋友……
你最好解释清楚，我说。
在我们上方，看不见的力量隆隆作响。
***
维克多说，我要说的事没有记录在案，也不为人所知。我想我能信任你？
你和我同床，我说。
你也和我同床，他说，但你不信任我。
我沉默了。
他似乎为自己的尖锐感到有些尴尬。
让我们说好在这件事上信任彼此，我说。
好吧，维克多说，所以呢，在他死前，杰克和我说定要把他的头冷藏保存。
他的头？
他的头，是的。意在有朝一日恢复他的意识。
他的头在阿尔科？
完全正确。杰克在机器智能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调侃说要人体冷冻，但他一直对这心存疑虑。不过又能有什么损失？所以我们达成了约定。他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那个世界还没到来，我说，那种技术还不存在。
的确，维克多说，但我们必须一试。
试什么？
我要尝试扫描他的大脑。
维克多站在一盏忽明忽暗的霓虹顶灯下，脸上神情坚定。灯光忽而将他投入阴影，忽而将他照亮，他的眼睛破碎成点点蓝光。
他说，医学伦理不允许在人脑上进行任何实验，扫描技术太具侵入性，会导致死亡——但如果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会死呢？绝症病人可以为人类献身。我为什么不能在那颗大脑上实验？可以给死囚牢房里的杀人犯最后一个赎罪的机会。我可以扫描他的大脑。对世界来说少了一个连环杀手算什么损失？
维克多！别说了！
他说，总会有损失，总会有失败。你不认为这些实验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秘密地进行吗？在那些人命更不被珍视的地方？而且如果怀有恶意的势力把它研究出来了……老天啊——已经有人基因编辑了胚胎，没有任何监管与协议。你不认为他们也在进行别的实验吗？
这太疯狂了，我说。
什么是理智？他说，你能告诉我吗？贫困、疾病、全球变暖、恐怖主义、专制独裁、核武器、极端不平等、厌女、仇视异己。
他不停地来回踱步，踱步，像一只被关在自己身体里的困兽，被禁在自己时代中的囚徒。
他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镇定下来。他说，阿尔科不允许在没有医生看管的情况下把头取走。我需要你去取来杰克，把他送回这里，送回曼彻斯特我的实验室。
这事我做不了，维克多。
你当然能。这是合法的。文件都办妥了。
他朝我走来，我转开身去。我说，你找上我就是为了这个吗？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意识到可以这样利用我了吗？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的企图吗？先是盗墓贼，再是船夫，替你摆渡死者？
维克多看着我，毫不畏缩。利，我不是在利用你，求你理解这一点。
可是我感觉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
我们现在能走了吗？我说，离开这儿？
他平复了，他变回了原来的自己。他对我笑了笑，脸上的潮红消失了，双眼不再放射着照亮房间的光。他拿来了我们的外套，在我穿外套时为我举着衣服。平常的举动，平常的生活。
现在向外走，走出钢筋混凝土，走出刺眼的霓虹灯光和深重的阴影，远离那些机器，远离抽水机的沉闷巨响和水的重压。走廊，油地毡，楼梯，延伸向上，我数着台阶，感觉着空气的变化，像一个离开冥府的访客。
接着，我们步入了湿漉漉的雨中晚高峰。他锁上门，好像我们刚刚结束一场人们喜欢的那种观光：城市地下探秘。
没人留意我们，没人发现我们，我们仿佛是隐形的。或许我们是隐形的。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往前走，双手揣在风衣口袋里，把未扣的衣襟裹在身上挡风。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一直走到我要拐弯走去火车站的街角。这时我犹豫了，他能够看出我的犹豫。我应当道声别，继续走下去。
他说，我知道你本该坐今晚的火车走，可是你能留下吗？早上再走？我也要早起。
我没有回答，但我跟上了他的脚步，慢慢走在他身后，一边试图思考，一边在他身上寻求着安慰，希望自己的心情能比此刻更轻松些，更自由些。我想转身去搭那趟火车，但我清楚我不会。
一列电车鸣着喇叭从铁轨上隆隆驶过。
维克多后退了一步；有那么一瞬，我想象着他走上前去。我的心在狂跳。
他在懊悔，像变了一个人，直直地望着前方。他说，我说得太多了。
我没有回答。我心绪狂乱，但我没有回答他。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太多，说得太少。谁能说得足够？刚好足够？
我最贴切的对话也是拙劣的翻译。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对自己有能力做什么一向缺乏自信，因此另一个人的自信就像神谕。维克多是自信的，他卸下了我心头的重担。但他自己的重担又是什么？
他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很抱歉，他说，我们能一起睡下吗？你愿意和我回家吗？把其余的都忘了，把一切都忘了。
说话间我们已经一起穿过了马路，穿过这流逝的片刻，穿过我们自己的故事。
维克多住在顶层的一间老库房里。钢铁支柱、裸露的墙砖、面向城市天顶的长条窗户。公寓里收拾得如法医实验室般整洁。灰棕色调的房间里铺着一大张血渍似的红地毯。卧室里的金属床对着一座沉默的钟塔。钟还在，他说，但从来不鸣。
他拉上窗帘。屋里有一股薰衣草和白兰地的味道。他坐在床上脱靴子。我背对着他坐在另一侧，拿起他的枕边书——一本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传记。
我挡住你的光了吗？他问。说着他用膝盖支着身子转向我，俯身过来，抱住了我，没有什么像这一样单纯、清晰。我转过头去吻他，希望这一刻能够驻留，希望时间能从此间退散。
维克多翻着书页。奥本海默有很多身份……一位天才物理学家、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研制了原子弹的人。人并不是总能原谅自己。有时你选择去做一件事，知道它非做不可，也明知它无可原谅。
***
他像母亲一样给我解开鞋子，脱下我的袜子和牛仔裤，直到我身上只剩一件衬衫，然后他把我留在半明半暗的天色中，自己去厨房做些吃的，拿些酒。我喜欢他的床坚实、干净的感觉。
他的床。他会把床单送去洗衣店清洗。他喜欢浆洗的棉布挺括的触感。他端来一个餐盘，拿来玻璃杯，一瓶基安蒂红酒和配着新鲜罗勒、番茄以及大蒜的烤面包片。每次我们像这样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他用心，体贴，他给我一块餐巾让我围在脖子上，他像喂雏鸟一样把食物小块小块喂给我。
我握住他的手，吻了它，转动着他小指上的金戒指。我问他，你印章戒指上的这个图案是什么？
他拿给我看。一条吞吃自己尾巴的蛇。他说，我们转过一圈又会回到起点，无论我们知晓与否。
说完他往床上一躺，拉我倒在他身上。
他的床。两平方米的安全感。
他的床，在这里我无须解释。在这里他不会给出他关于万事万物的理论。在这里他的双眼平静而深沉。在他的床上，有他的身体和他的欲望。
他让我感觉亲密。这是亲密。我们的救生筏。但如果这是救生筏，什么船只遇难了？
我们。
各有各的伤残——他对爱的悲观，我对爱的恐惧。我们受伤的生命在此避难。为什么我们不能修复自我？为什么我们不能拯救彼此？
他吻着我，把我的脸安置在他的颈窝，他的手沿着我的脊柱向下抚摸，他的腿横跨过我的腿。我喜欢他皮肤的温热和他扎得我手指发痒的深色毛发。
我们一言不发地做爱。他的头发落在我脸上。我的身体被他充满，我忘记了自己的恐惧。阴影退去。
夜色越沉越深，他在城市的喧嚣之上入睡。公寓里黑着，只有床上方亮着两支蜡烛。我起身把蜡烛吹灭。他动了动，翻了个身，又沉入他一个人的睡眠。看了看表，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衣服，出门去乘火车。
然而这一夜感觉如同永恒——不是持续到永恒，而是本身便是永恒。我们属于这里。我们在宇宙中迷失的太空舱。其余都是我们在做的梦。在睡梦中，他在说话。
这张被夜浸透的床。
我重新在他身边静静躺下，慢慢沉入他的黑夜。时间会找到我们，但不是现在。足够在这短暂的永恒中入睡了。
10
你知道我生来是不走寻常路的——我天生特立独行的秉性催我向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贝德莱姆之三
她来时已是傍晚时分，古铜色的头发在夕阳下仿佛被一盏阿拉丁神灯映照着。她周身有一种鬼魅的灵气，动作敏捷，身形轻盈。但她举止自信，也和我握过了手。
他在这儿？
他在我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