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脑（出版书）》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译者：孔亚雷
内容简介：
《音乐大脑》是由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创作、孔亚雷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毕加索》《音乐大脑》《砖墙》等七篇短篇小说，以突破常规的幻想风格和开放式结局为特色。作品语言轻快灵动，叙事中融入哲学理念，展现艾拉融合魔幻元素与理性直觉的创作特质。
目录
第一篇 毕加索
第二篇 音乐大脑
第三篇 砖墙
第四篇 购物车
第五篇 雅典娜杂志
第六篇 狗
第七篇 两个男人
塞萨尔·艾拉作品导读
第一篇 毕加索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
一切都始于那个巨人钻出魔力奶瓶的时刻。他问我更喜欢哪个：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两者他都可以满足我，但是，他警告我，只能二选一。对此，我必须好好想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迫使自己好好想想。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贪婪的傻瓜因轻率而受罚的故事，以至于你会觉得，这种好事不可能是真的。也没有记录或确定的先例可供参考，因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或笑话中，所以从未有人真的去仔细想过；而且故事里总有陷阱，否则就不好玩了，也就没故事了。但在某些时候，我们全都暗地里想象过。我已经全想好了，只不过我想的是那种经典的“三个愿望”。而这个巨人给我的选择是如此出乎意料，其中的选项又如此明确，因此我怎么说也要掂量一番。
这是个怪异的选择，但又并非不合时宜；事实上，它出现得恰到好处。我正要离开毕加索博物馆，满怀狂喜和无限敬仰，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或者说任何哪两样东西，比它们更具诱惑力。其实那时我还没离开博物馆。我正在花园里，坐在其中一张露天的桌子边，我刚去咖啡厅买了一小瓶到处都能看见游客在喝的魔力奶。那是个（这是个）完美的秋日下午：光线柔和，空气温爽，离暮色降临还有段时间。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想做点笔记，但最终什么都没写。
我试着整理思路。我默默重复巨人说的话：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谁不想拥有一幅毕加索？谁能拒绝像那样的礼物？但另一方面，谁不想成为毕加索？现代历史上还有比他更令人羡慕的命运吗？哪怕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也无法与他所拥有的相比，因为那些权力可以被战争或政治事件抹除，而毕加索的力量，超越了任何总统或国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选择第二项，因为它已经包含了第一项，这不仅是因为毕加索可以画出所有他喜欢的作品，还因为众所周知，他保留了大量自己的画作，包括一些最好的作品（我刚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就是由他的私人收藏构成的），而且晚年时期的他，甚至还买回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售出的作品。
变成毕加索的优点当然还不只如此，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成为”要远远超过“拥有”，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千变万化的创造之乐，一直绵延到不可思议的天边。“成为毕加索”，活生生的毕加索，不管真正的他到底是怎样，意味着成为一个“超级毕加索”，一个能制造加倍魔法和奇迹的毕加索。但我有自知之明（用法语说就是“Jem’yconnais-saisenfaitdegénies”——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我能感到或者猜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很多理由能让人犹豫，甚至被吓得缩回去。一个人要变成其他人，首先必须不再是自己，而没人会乐意接受这种放弃。这并不是说我自认为比毕加索更重要，或更健康，或在面对生活时心态更好。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我是从各种传记上看到的——但还没有像我这么不稳定，因此如果变成他，我就要将自己的精神健康状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然而，受惠于长期以来的耐心努力，我已经学会了与自己的神经质、恐惧、焦虑，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做到将它们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权宜之计能否解决毕加索的问题就无法保证了。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推论，虽然我并没有付诸言语；那只是一系列的直觉。
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极端个案，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这位马拉加[1]的大师，还包括我们所崇拜、景仰、研究的每个艺术家。这一问题既超越了毕加索，又仍在他之内。身份认同是那种不能一概而论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作为一种概念的身份认同，只有与某个特定的、这个或那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如音乐大脑果这个人是毕加索，像这里所说的，那么就别无他人。概念自己颠覆了自己，就像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么说很笨拙），那并不是“认同毕加索的身份”，而是“毕加索化的身份认同”。
很少有哪个人能激发出如此多的写作；每个与毕加索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一份证词，一则逸事，或一幅人物速写。你几乎难免会发现某个共同点。比如，我曾经读到他有行为障碍问题。他看见一张纸掉在工作室的地上，让他很烦，但他却没法把纸捡起来，于是那张纸就会在那儿放好几个月。完全同样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仿佛某种小小的、无法理解的禁忌，一种意志上的瘫痪，让我——无期限地——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毕加索用他狂热的高产克服了这一点，似乎通过一幅接一幅地作画，他就能让那张纸自己飞回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定无疑的是贯穿他所有变形期持续不断的高产。作为画家，毕加索是唯一的毕加索，因此如果我是毕加索，我就可以画出所有我喜欢的毕加索，然后把它们卖掉，变得有钱，而且如果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被这种生活困住了，我也许还可以停止扮演毕加索（因为如今这个时代钱是万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成为”这一选择包含了“拥有”。
毕加索有次说：“我很乐意像个穷人那样平静地生活，只要有很多钱。”撇开贫穷毫无问题这一骗人的信念不谈，这句感慨还是有点奇怪：这样说时他已经很有钱了，非常有钱。但还不会像今天——在他死了三十年后——这么有钱，鉴于他画作价格的提升。每个人都知道画家必须要死，从而停止创作，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所以在“成为毕加索”和“拥有一幅毕加索”之间，正如在生与死之间，有一道经济上的鸿沟。至于平静地生活，且不说他那句话暗藏机巧，倒是很适用我被巨人置于的这一境况；它是超越死亡的一道讯息，让我认识到自己最向往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平静的、没有问题的生活。
就目前的价格，以及我相对平庸的志向而言，单单一幅毕加索就足以让我致富，使我过上平静的生活，写我的小说，放放松，读读书……我决心已定。我要一幅毕加索。这一想法刚在我脑中成形，一幅画便出现在桌上。谁也没注意到，先前坐在相邻几桌的人，那时都已经起身走了，其他人都背对着我，包括咖啡厅的侍者。我屏住呼吸，心想：它是我的了。
它灿烂夺目：一幅中等大小、三十年代的毕加索油画。我久久凝视着它。初看它像一团杂乱变形的人影，一堆叠加的线条及狂野但不失和谐的色彩。然后我开始觉察到有美丽的不对称性跳出来扑向观者，然后又躲起来，然后又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再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它的厚涂法和用笔（它是一次性画成的）显示了大师级的自信，而这只有通过无意识的精湛技巧才能达到。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最初是一朵花，一朵深红的玫瑰，花瓣从多重的立体派平面中浮现出来；面对着它，如同一种镜像，是朵纯白的茉莉，以文艺复兴的风格画成，除了藤蔓的直角形螺旋。两朵花之间的部分填满了小小的蛇人和羊人，穿着紧身上衣和马裤，或者盔甲，戴着饰有羽毛的帽子，或者顶着小丑帽和铃铛；还有一些是裸体，类似侏儒，留着胡子，人物与地面相互碰撞，典型的毕加索风格。统领着这幅宫廷场景的，是一个想必应该是——根据她的王冠判断——女王的人物：一个丑陋而衰弱的女王，像个毁坏的玩具。扭曲变形的女性身体，作为毕加索的标志之一，从未被运用到如此极致。腿和胳膊胡乱地从她身上戳出来，肚脐和鼻子越过她的背部互相追逐，假想的身躯被她衣服上多彩的绸缎镶嵌着，还有一只脚，装在一个巨大的高跟鞋里，高指向天空……
突然，整个故事都自动显现在我面前。我正在观看的，是对一则传统西班牙寓言的图解，更确切地说，是一则笑话，那种最古老和幼稚的笑话；它想必来自毕加索的童年时期。那个笑话讲的是一位瘸脚女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疾，而她的臣民又不敢告诉她。内务大臣最终想了个点子，可以巧妙地让她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他组织了一场花卉竞赛，王国里所有园丁都要拿出各自最好品种的花朵来参赛。一组专家评审团将入围者缩至了两个：一株玫瑰和一株茉莉。最终结果，选择谁为获胜花卉，将由女王决定。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上，全体朝臣列席左右，内务大臣将两株花放到王位前，然后，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对他的君主说：“SuMajestad，escoja”的意思是西班牙语“陛下，请选择”的意思，但如果把最后一个词破开读，意思也可以是：“陛下是瘸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口吻被形象地表现出来，通过那群色彩斑斓目瞪口呆的侍臣，通过矮壮的内务大臣举起他的食指（它比他其余的部分都大），而最主要的，是通过王后，她由如此多纵横交错的平面构成，看上去就像是从一副折过一百遍的扑克牌中抽出来的，并驳倒了那个确凿的真理，即一张纸对半折的次数最多不可能超过九次。
这则寓言有好几个奇特之处，而毕加索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决定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首先，主人公瘸腿却不自知。人们有可能对自身的很多事情无从知晓（比如，就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天才），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连“自己是瘸子”这么明显的生理缺陷都意识不到。也许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君王地位，这独一无二的身份，使她无法以正常的生理标准来评判自己。
独一无二，正如世上也只有一个毕加索。这里有某种自传性，关于绘画，关于灵感，这个灵感源自一个幼稚的笑话，而这个笑话他想必是从父母或同学那儿听来的，甚至它也是关于对其母语的含蓄运用，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这个笑话就毫无意义，也不好笑了。创作这幅画时毕加索已经在法国待了三十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点奇怪，他竟会借助西班牙语作为解读其作品的密钥，否则这幅画就无法理解。也许西班牙内战重新激起了他内心的爱国热情，而这幅画就是他对因战火而四分五裂的家乡的一种秘密致敬。也可能，这跟之前的假设并不矛盾，这幅作品的根源在于一种童年记忆，当他的艺术达到某种充分的力度和自由时，这份记忆就成了一种要偿还的债。毕竟，到了三十年代，毕加索已被公认是画不对称女人的大师：通过一种语言学上的绕弯子来使一幅图像的解读复杂化，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扭曲变形，而为了突出他赋予这种手法的重要性，他选择了将其安放到一位女王身上。
还有第三种假设，跟头两个假设不在同一层面，它强调的是这幅画的神奇来源。直到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它的奥妙，它的秘密，一直以来都尘封不动，直到它在我——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一个热爱杜尚和鲁塞尔[2]的阿根廷作家——面前显形。
无论如何，这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即使对一个视奇异为常规的艺术家的作品而言，它也仍然是奇异的；它几乎不可能不拍出一个创纪录的高价。在开始对未来美景进行习惯性的幻想之前，我又多花了点时间思考这幅杰作。我露出笑容。这歪歪扭扭的小女王，必须从一堆乱糟糟的肢体中把她重新组合起来，看上去还挺动人，她那松饼般的脸（如果你能找到），她那金色巧克力包装纸的王冠，她那木偶似的双手。她是一片无中心空间的中心。她的那些随从，一群名副其实的绘画奇迹，正在等待她的决定；花朵凋零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但对她来说，这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个领会的瞬间、一个最终的顿悟——揭开一生的假象。
这则笑话还可以设想出一个更残酷的版本：女王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瘸子（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但出于礼貌她无法提及这个她宁愿回避的话题。一天，她的大臣们互相挑衅，当面对她说出了真相。这或许更符合实际，但却并非这幅画的本意。没人会将女王当成笑料；没人会拿她取乐。臣民都爱戴她，希望她知道真相。在表面信息（“选择”）之下的隐藏信息（“瘸子”），是特意献给她的：她会听到，然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她行走时世界会摇晃，为什么她衣服的褶边都要裁成斜线，以及为什么每次下楼梯，侍从长都要冲过来送上他的胳膊。他们借助了花的语言，那是传达爱意的永恒手段。她必须选出王国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我也不得不在巨人提供的两个礼物中做出选择……
就在那一刻，我也恍然大悟，笑容僵在我脸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现在我想到了。如同在噩梦中一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赫然耸现，将我吞入焦虑之中。我仍然身处博物馆内：迟早我都必须离开；我作为富人的生活只能在外面开始。而我又怎能胳膊下夹着幅毕加索离开毕加索博物馆呢？
2006年11月13日
[1] 马拉加（Málaga），西班牙南部海岸城市，毕加索的故乡。
[2] 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877—1933），法国先锋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音乐家，对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新小说流派都有极大影响。
第二篇 音乐大脑
那只有翅膀的侏儒，那只巨型蜻蜓，用她骇人的疯狂拍翅在剧院领空上几番穿越之后，开始加快速度，反复地撞向天花板和墙壁，她也朝舞台入口猛冲而去……所有那些被抛弃的场景都轰然倒塌。
我那时还小——大概只有四五岁。那是在我老家，普林格莱斯上校城，大概五十年代初。一天晚上，应该是个周六，我们去一家酒店吃饭；我们不常出去吃，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穷，虽然我们过得好像真的很穷，而只是因为我父亲简朴的生活习性，加上我母亲对任何不是自己亲手做的食物都疑神疑鬼的态度。总之是各种模糊因素混合在一起，把我们那晚带到了一家酒店的豪华餐厅，让我们不舒服地正襟危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圆桌前，桌上摆满了银色餐具、高脚酒杯，和盛放在金边瓷盘里的美食。跟其他客人一样，我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的穿衣法则更为严格。
我记得来来去去地不停有人站起来，把装满书的盒子拿到房间尽头一张像祭坛般的小桌子上。它们大部分是纸板盒，不过也有木盒，有的甚至上过颜色或清漆。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个小妇人，她穿件亮蓝色的连衣裙，戴着条珍珠项链，脸上涂着脂粉，一头白发梳成毛茸茸的蛋形。那是萨莉塔·索博凯撒，后来，我在老家的整个期间，她一直都是当地的中学校长。她接过那些盒子，查看它们的内容，然后写在一本记录簿上。我无比热切地关注着所有这些举动。有些盒子满得快合不上，有些却是半空的，只有几本书在里面晃荡，发出一种不祥的声响。不过决定盒子价值的并非书的数量，虽然数量也有关系，而更多是看书的品种。最理想的是盒子里所有书都不重样；最糟的是（而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盒子里装的都是同一本书，别无其他。我不知道这种规则是谁跟我说的，也许不过是我自己的猜测和幻想。那是常有的事：为了解释我搞不懂的状况——我几乎什么都搞不懂——我总会编出各种故事和计谋。否则，那种说法又能从何而来？我父母不怎么说话，我又不识字，没有电视，而社区里我那帮小伙伴都跟我一样无知。
回忆起来，那幅场景有点梦一般的感觉：一盒盒的书，我们像要拍照留影似的盛装打扮。但我相信确有其事，一如我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年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幅场景，最终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时人们正在为建立普林格莱斯公共图书馆进行各种筹划，一定是有人在酒店老板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捐书活动：“书本换晚餐”，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至少这可以说得通。而且据我几个月前最近一次去普林格莱斯所证实的，图书馆确实成立于那段时间。此外，萨莉塔·索博凯撒正是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在我青少年期间，我是图书馆最勤快的光顾者之一，可能比任何人都勤快：平均每天都要借一两本。而给我填借书卡的总是萨莉塔。结果在我上中学后，这成了关键因素，因为萨莉塔正是中学校长。她宣称我尽管年纪不大，但却是普林格莱斯最求知若渴的读者，这奠定了我作为神童的名声，并极大地简化了我的生活：根本不用学习，我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最近一次回普林格莱斯，我想要证实自己的记忆，就问母亲萨莉塔·索博凯撒是不是还活着。她大笑起来。“她好多好多年前就死了！”母亲说，“你出生之前她就死了。我是小女孩时她就已经很老了……”
“那不可能！”我叫道，“我对她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在学校……”
“是的，她在图书馆和中学工作过，但是在我结婚之前。你一定搞混了，你记着的那些都是我告诉你的。”
那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她确定无疑的态度让我不安，尤其是因为她的记性，不像我的，是绝对可靠的。
每次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分歧，结果总是她对。但这件事她怎么可能对呢？或许我记住的是萨莉塔·索博凯撒的女儿，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继承了她事业的女儿。但那也不可能。萨莉塔一生未嫁，是那种典型的未婚妇女，是镇上有名的老姑娘：穿戴总是一丝不苟；冷漠而清高，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对此，我非常肯定。
回到酒店那一幕。餐厅里人们从餐桌到堆着盒子的小祭坛之间的走动并不顺畅。每个人和其他人都互相认识——在普林格莱斯就是这样——所以当人们从桌边站起来把他们的盒子拿到房间另一端的时候，他们中途会在别的桌子边停下来，跟熟人打招呼并聊上几句。那些熟人会小心地不说太多话，礼貌地假设停下的那个人手里盒子有相当的分量（就算实际上里面内容少得可怜）。而反过来，那个捧着盒子的，则更礼貌地予以回应，站在那儿继续寒暄，以表明对话的乐趣完全抵消了负重的费力。这些小小的交流——它们无不透出一种对别人生活诚挚的好奇，而这对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来说很正常——最后导致了信息十分灵通，因此我们才得知“音乐大脑”正在隔壁西班牙剧院的大厅里展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便草草回家睡觉。这一新闻也是离开宴会的好借口，大家都觉得这顿饭实在无聊。
“音乐大脑”是不久前来到镇上的，由一个非正式的居民协会掌管。最初的计划是把它短期地租借给私人家庭，跟那些各种各样的圣母奇迹图遵循同样的借用程序。但对圣母图有需求的都是些有病或有家庭问题的人，而借用这种新型魔法装置却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虽然可能也有那么一点迷信）。这一协会没有宗教体系，也缺乏控制流转的权威，因而事情不可能按计划进行。一方面，有些人第一晚之后就竭力要除掉它，理由是音乐声让他们睡不着；另一方面，有人则给它做了精致的壁龛和底座，然后试图以这些花费为借口无止境地延长租期。很快，“音乐大脑”就不知所终。所以那些从没见过它的人，比如我们，就开始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个骗局。那就是为什么当大家发现它就在隔壁展出时，都变得迫不及待。
父亲要求结账，账单送到时他手伸进口袋，掏出他那只著名的钱包，对我来说，那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物品。那是只很大的绿色真皮钱包，上面雕着美妙而繁复的阿拉伯花纹，前后都饰有小玻璃珠，组成色彩斑斓的图案。它曾属于普希金，根据传说，他被杀的那天身上就带着它。父亲的一个舅舅做过驻俄罗斯大使，世纪初的时候在那边买了许多艺术品、古玩和奇珍异品，在他死后这些东西都由他遗孀分给了她的侄子和侄女们，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孩子。
西班牙剧院是属于西班牙互助会的一组建筑群的一部分，紧靠在酒店边上。但我们并没有直接过去。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停车的地方，绕车走了一圈，然后再穿回去。这样绕弯子是为了我母亲考虑：她不想酒店里的人——万一他们看出窗外并且又能看清楚——以为她是要去剧院。
我们走进剧院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它。它摆在一只箱子上，就是那种普通的木箱，被奇雷塞托（剧院的经理）用撕成细条的白纸装饰过，就是用来包东西的那种纸。其效果相当好：就像个大鸟巢，同时表明了蛋的脆弱和包装的精心。这著名的“音乐大脑”是用硬纸板做的，尺寸跟只大箱子差不多。它在外形上跟大脑颇为接近，但颜色不像，因为它被涂成了发出磷光的粉红色，上面纵横交错着蓝色的纹路。
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它属于那种会让你瞠目结舌的东西。最后是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们入迷的沉思。
“音乐在哪儿？”她问。
“对，当然！”父亲说，“音乐……”他皱着眉头探过身去。
“也许开关关上了？”
“不，它是永远开着的，那正是它的奇特之处。”
他身子探得更近了一点，近得我觉得都快掉进“大脑”里了，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转身看着我们，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
妹妹跟我也靠过去。母亲大叫道：“不许碰！”
我感到一股想触碰它的强烈欲望，哪怕只是用手指头碰一下。而且我完全可以那样做。大厅里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售票员和门卫肯定都在里面看戏，演出好像已接近尾声。
“这么吵你怎么听得到！”母亲说。
“简直就是窃窃私语。想想那些说音乐太烦，把它还回去的家伙！真丢人！”
母亲点点头，但她在想的是另一种丢人。父亲已经被“音乐大脑”迷住了——唯有他能听到它的音乐——而母亲则东张西望，似乎对剧场里发生了什么更感兴趣。雷鸣般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整幢建筑都在随之摇晃。里面一定爆满。利奥诺·里纳尔迪、托马斯·西马里和他们的剧团正在里面演出那些粗俗滑稽的喜剧，它们过去曾在外省连续不断地巡演多年。人们对其似乎永不生厌，永远报以大笑。而据称发自“大脑”的那种秘密、颤动的音乐，根本比不过里面那些狂笑声和跺脚声。
我母亲，自豪地作为一连串精致音乐爱好者、歌咏者及悲剧作家的后裔，对那种以利奥诺·里纳尔迪为代表的流行品味不屑一顾。事实上，她对它们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剧院，对她来说，是一片有争议的领地，一个战场，因为正是在那里，普林格莱斯的各阶层展开了他们的文化之战。她哥哥控制着一个叫“双面具”的业余戏剧协会，致力于严肃戏剧；而镇上的另一家俱乐部，由伊索里纳·玛丽安妮控制，则专注于风俗喜剧。所有玛丽安妮的信徒那晚想必都挤在剧场前排，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欣赏着利奥诺·里纳尔迪那富有煽动性的表演，汲取着她那如提神糖浆般的舞台风格。
母亲对他们厌恶至极，以至于有几次，当某个流行剧团来到镇上，她会让我们早早吃好晚饭，然后开车带我们来到剧院，让车靠近入口（但不会太近，她会选一个藏在阴影中的位置），那时演出正要开场，于是她就可以查看有谁进去看。通常，结果都不出意料：观众大多是些来自乡下的穷人，用母亲常用的称呼，就是“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几乎不值一提：“对那些愚昧的蠢货，你还能指望什么？”
但他们当中偶尔也会有个别“体面”人士，这时她就变得很激动。她感觉自己的间谍活动没有白费，从此要对付那些文化伪君子她就会“心中有底”。有一次，她甚至跳下车，对一位有教养的牙医——他正领着女儿们走上剧院台阶——横加指责。她告诉对方看见他这样有文化的人出现在那儿是多么令人失望。支持那种庸俗的东西，他不觉得羞耻吗？还带着女儿！那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吗？幸好，他没有跟她较真。他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说，对他而言，剧院是神圣的，哪怕是以最低贱的方式，而且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女儿们粗略地展现一下流行文化，好让她们对此有所认识。不用说，他的狡辩对母亲毫无作用。
不管怎样，让我们回到与“音乐大脑”相遇的那个难忘之夜。我们走回车上，离开了剧院。我们有辆黄色的伊卡牌皮卡。虽然前面驾驶室我们四个人也坐得下，但我经常还是坐在后面，坐在露天，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另外也是为了保持安静——我老是会跟妹妹吵闹争斗——但主要是这样我就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大狗杰尼尔在一起。杰尼尔是只体形很大的白狗，血统不明，头很大（就像杰尼尔广告中的那个男人，它的名字由此而来）。我们不能把它单独留在家，因为它会不停嚎叫，动静大到让邻居抱怨，但跟在皮卡后面时它却很乖。
我喜欢坐在后面还有个更秘密的原因：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在前面说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们会去哪儿，于是旅程便染上了一丝不可预测的冒险色彩。我知道我们要出发去哪儿，如果我没走神的话，可一旦母亲上了车，她就会无法遏制地突发好奇心，要求父亲绕过一条又一条街，去看一座房子、一家店铺、一棵树，或一个标记。父亲已经习惯了迁就她，也就是说，本来直线距离只要走几百码，结果却经常开了五公里——沿着一条曲折的、迷宫般的路线。对从未离开过普林格莱斯的母亲来说，那是一种从内部扩展我们小镇的方式。那晚，我们原本只要转个弯再开三条街就能到家。但我们走了另一个方向，对此，我并不吃惊。天很冷，但没有风。十字路口的街灯——悬在连接到角落电线杆的四条交叉电线上——静止不动。而在我们上方，银河全被点亮了，闪闪烁烁。我让杰尼尔趴到我腿上，把它抱在胸口。它没有反抗。它那雪白的绒毛反射着星光。我们一路笔直开向广场，然后进入一条林荫道。背靠驾驶室坐在那儿，我能看见广场上市政厅的塔楼渐渐消失在远处，我以为我们要去火车站，以满足母亲的又一个突发奇想。火车站路很远，仅仅是推想我们要去那儿就让我昏昏欲睡。杰尼尔已经睡着了。沿着林荫道过了几条街，建筑开始变得稀疏，取而代之的是被锦葵和蓟草占据的大片空地。那些神秘的地块不属于任何人。我的眼睛开始合上了……
突然，杰尼尔抖了抖身子，从我腿上一跃而起，奔到皮卡的一侧咆哮起来。它的骚动让我既惊讶又迷惑。挣脱了瞌睡的迷糊，我也看过去，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绕远路，为什么父亲现在放慢了速度，几乎让车停止不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马戏团。妹妹从前面车窗里斜探出来，用她那吐字不清的方式大叫着：“塞萨尔！马戏团！马戏团！”当然，我知道镇上来了个马戏团；我已经见过他们在街上游行，父母也已经答应第二天会带我们去。我瞪大眼睛，看得入了迷。明亮彩灯组成的点和线勾勒出整个帆布大帐篷，它看上去大得像一座山，而且整座山都被内部的灯光映亮了。演出正在进行：我们可以听见刺耳的音乐和观众的叫喊。让杰尼尔躁动的是那些动物的气味。在帐篷后面，在黑暗中，我觉得我能看见大象和骆驼的轮廓在货车间走动。
多年以后，我离开了普林格莱斯，一如那些有志于艺术或文学的年轻人，他们总想着离开小镇，对大城市所许诺的文化盛宴充满渴望。而如今，在那次迁徙之后很多年，我震惊地意识到，我也许被一种幻象诱骗了，因为童年时在普林格莱斯的那些夜晚又重回记忆，它们全都如此生动而多姿多彩，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自己并没有用丰富替换贫乏。我描述的那个夜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次捐书会，一场剧院演出，一个马戏团，全都在同一时间。有一系列的选项可选，你必须选一个。然而还是到处人满为患。马戏团也不例外。我们开车经过入口时，短暂地瞥了一眼里面，挤满家庭的包厢，站台在观众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在环形表演场里，小丑们搭成了一座人体金字塔，然后翻滚着坍塌下来，引起雷鸣般的哄笑。几乎所有人都来马戏团了。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一定认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马戏团三天前来到镇上，但几乎立刻就被卷入了一则惊人的丑闻。马戏团的噱头之一是三个侏儒。两个是男人：一对双胞胎兄弟。第三个，一个女侏儒，嫁给了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个。这种怪异的三角关系显然存在着某种缺陷，从而摇摇欲坠，并最终导致了发生在普林格莱斯的那场危机。那个女侏儒和她小叔子是情人，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选择了在我们镇一起私奔，并带走了她那傻老公的所有积蓄。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段离奇的三角恋，如果不是因为以下事实：在那对情人失踪几小时后，那个侏儒丈夫也失踪了，带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和一盒子弹，它们本属于那个马戏团的老板。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为了阻止悲剧发生，马戏团的人决定立即报警。目击者们（小丑们、高空秋千演员，以及驯兽师）一致表示，侏儒丈夫发现自己被骗时无比愤怒，并无比坚定地宣称要实施一场血腥复仇。他的威胁可不是儿戏，因为他是个狂暴的小人儿，以破坏性的火暴脾气而著称。他偷走的武器射程远，足可致命，而且用法极其简单。警方调动了所有可能的人力，尽管马戏团的管理层强烈要求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那些逃亡者——那对情人和他们的追捕者——去了哪儿，都只能依靠公众的帮助才能找到。一开始，那似乎很简单，镇子很小，要找的人很容易描述清楚，只要简单地用一个词——“侏儒”。警察被安置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以及在镇子相对两端的两个交叉路口，通向外面的公路从那儿分岔（那时还没封道）。而这些措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证实那几个侏儒还在普林格莱斯。
毫不意外，他们是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又是开玩笑，又是打赌，又是集体出动搜寻空地和空房子，最初的主导情绪不是欢乐的兴奋就是美妙的悬疑。但二十四小时后，气氛变了。两种恐惧开始悄然滋生，一种是模糊而非理性的，另一种则非常真实。第一种恐惧源自始终没有破案这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们的小镇在社交和地理上都是透明的。像三个侏儒这样醒目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小玻璃盒子里无影无踪？并且他们还不是抱成一团，而是分成躲藏的一对和一个追捕他们的第三者，要依次躲过政府的搜索。事件开始带上了一丝超自然色彩。结果侏儒的尺寸成了一个谜题，至少是在不安的公众印象中。也许他们应该翻动石头，查看树叶底下，窥探蚕茧内部？母亲们开始检查她们孩子的床底，孩子们把玩具扯开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但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恐惧。或者如果说那还不是完全的现实恐惧，至少它的出现足以让前一种恐惧，那种无名的恐惧，显得合理了。就在外面的某处，有一把致命的上膛手枪，在一个绝望的男人手里。没人在意他要展开的复仇计划（我们不该因此而责怪说普林格莱斯的居民有特殊偏见；被一片共同恐慌所笼罩，他们将侏儒视为一个不同的物种，其生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行解决，跟镇子无关），但枪击并非总能命中目标，在某一特定时刻，任何人都可能碰巧与子弹迎面遇上。真的是任何人，因为没人知道侏儒们在哪儿，更别说他们会在哪儿狭路相逢。而焦虑的来源与其说是侏儒丈夫的复仇行动，不如说是那对情人难以捉摸的微小体形。导致搜索失败的，同样是这种神奇的缩小术，它让人们不禁觉得每一枪都注定要射偏。他怎么可能击中一个隐藏的原子，或者两个？任何人，或者他们所爱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突然被一阵打偏的弹雨击倒。又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两种恐惧已经紧紧交织在一起，整个镇子都陷入一种受迫害的激烈妄想中。没人在家里感到安全，在街上就更不行。但人多的公众场所却有某种令人心安之处，人越多越好：其他人会成为人体盾牌，而且因为良心上的顾忌会在恐怖降临时被抛诸脑后，所以没人去管谁会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那一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参加晚宴，平常我们几乎从不在外面吃饭。而在另一个层面的动机上，从魔幻思维的角度，那一定也是为什么父亲会带上著名的普希金钱包，它一般都留待特殊场合才用。你也许还记得，普希金就是被射中心脏而死的。
现在我要结束这段插入性的解释，回到故事本身。但就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剧院大厅里的场景在继续，这意味着沿着林荫道开车经过马戏团应该发生在那之前，在我们去酒店的路上。事实上，当我更仔细地回想时，好像市政厅和马戏团上方的天空并不是全黑的：那是“幽蓝时分”，还有些暗粉色的余晖，沿着西边天际是一层发出磷光的白。星光闪烁的黑色夜空一定是某种记忆篡改，源自随后那出惊心动魄的闹剧——发生在剧院屋顶上。我的混淆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故事独特的奇异性：虽然各个事件的先后次序有强烈的逻辑性，但它们同时也独立存在，就像天穹上的星星，那最后一幕的唯一目击者，因此，这些事件构成的景象似乎更多是来自幻想，而非现实。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满足了对“音乐大脑”的好奇之后，我父母便向外面的街上走去，这部分是因为没什么好再看的，部分也是为了要趁观众开始散场前赶紧消失。表演应该就快结束了；掌声还没停，但不会持续太久，母亲可不想被看见跟那些“了不起的无知者”一起离开。不知情的人说不定会以为她已经陷入了庇隆主义者的文化深渊。她转身开始往外走，其步态是如此果断，让我觉得时机到了：现在我可以安全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去摸一下那个大大的粉色物体。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我右手食指的指尖触及“大脑”表面大概只有一秒钟。而出于即将说明的原因，这一瞬间的接触将让我永生难忘。
我的顽皮逃过了父母的注意——他们在继续向大厅出口走去——但没逃过我妹妹的眼睛，她那时两三岁，我做什么她都要模仿。被我的勇敢所激励，她也想去摸一下“大脑”。然而，这个笨拙的小魔鬼，她把一切都弄砸了。对她来说，根本不存在指尖这种东西。把身子拉得挺直——她大概只有放“大脑”的木箱那么高——她举起两只小胳膊用全部力气扑上去。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她屏住呼吸，然后当“大脑”开始晃动时，她尖叫一声放开了它。我父母停下来，转过身，我想他们朝我们跨了一两步。对我来说，那一场景带有一种梦幻般的精确感，就像一出排练过上千次的戏剧。“音乐大脑”重重地滑出木箱的边缘，掉到地上，摔破了。
妹妹大哭起来，但这更多是出于内疚和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因为显露在我们眼前的景象——那或许超过了她的理解能力。而我，虽已经长大到足以凭直觉猜到发生的事情，但依旧感到自己正在一种恐怖的迷惑中苦苦挣扎，想必我父母也有同感。
“音乐大脑”的粉色表皮已经在撞击下碎裂，这说明了它的精巧，因为它不过掉落了几英尺。它里面是一团实心的、玻璃般的物质，就像凝胶，被外壳完美地包裹成形。那团东西有点被撞平了，而且似乎还在余震中微微颤动（虽然这可能是我想象的），这表明它的材料并不坚固。它的颜色非常明确。那是一团半凝结的血块，而且不难推断出它的来源——事实上，有两个来源，因为有两具尸体悬浮在那团东西中间，从头到脚，以一种胎儿的姿势：是那两个男侏儒，那对双胞胎。他们就像扑克牌上的图案，穿着小号黑西装，脸和手白如瓷器；色彩对比让他们在暗红的血块中显而易见，那些血来自两个人各自喉咙上的伤口——它们就像张开在尖叫的大嘴。
我说过，我看到的这幅场景有着某种超自然的清晰，但那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我现在所看到的比当时更多。就仿佛我看到的是整个故事本身，但不是作为一部电影或一系列画面，而是作为一幅单独的图像，其演变是通过反复的定格而不是连续运动。不过还是有大量运动：一堆荒谬原子的漩涡和深渊。
我母亲——她已经接近歇斯底里——开始尖叫起来，但她的叫声被剧院内部一阵突然的喧嚣淹没了。
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伟大的利奥诺·里纳尔迪已经领受了对她的鼓掌欢呼，全体演员已经七次谢幕。演员们正准备在最后鞠躬后离场，而观众们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就在那一刻，角色感开始从演员们的皮肤上渐渐褪去，他们集体在舞台上站成一排，每个人的面孔和身体都作为刚才喜剧的一部分而仍然依稀可辨，而那出喜剧的情节，连同它的惊奇和失误，都被胡乱塞进了那排微笑鞠躬的人物中，仿佛现在一切都交由观众决定，当他们拍手，视线扫过舞台，以便重构刚才的故事，并对面前的虚构告别时，连同那假造的起居室、扶手椅、假楼梯、画出的窗和门（它们在一连串的喜剧转折中开开关关），以及所有其他布景……就在这时，就在庆典快要结束时，那尊巨大的胡安·帕斯库尔·普林格莱斯的石膏像——装饰在舞台拱形框架的顶部——突然裂开了。我们建国之父的面部像一颗白垩新星般炸开来，在原先雕像的位置，惊讶的观众目睹了有史以来戏剧神力所制造的最为奇特的物种：那名女侏儒。那就是她的藏身之处，在那儿永远没人会找到她。这一切看似偶然：也许是鼓掌和叫好声引起了震动，让石膏头像老化的分子松动了；但这种假设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很显然，石膏像的爆裂是由内部原因导致的——具体说，是因为女侏儒身体尺寸的增大。一旦怀孕，这杀手蛹便躲进了这个安全的藏身地，任由自然规律（毕竟，怪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来安排一切。而巧的是，这一过程恰好在演员准备退场时达到了终点；再迟几分钟，那个怪物就会浮现在一个黑暗、空荡的剧场。
于是，这就促成了某种空前绝后、从未有人见过的节目加演。两千双眼睛看着一只大头出现在那个凹洞里，那只头没有眼睛、鼻子或嘴巴，但却布满金色的卷毛，然后是两只圆滚滚的胳膊，末端两只爪子，以及一对丰满的粉红色乳房，本该是乳头的地方长着两只眼睛。这个怪物不停地挤出来，正面朝外，已经快碰到屋顶，就像只滴水兽石雕……直到终于，发出一阵痉挛般的战栗，她展开了翅膀，开始是一只，接着另一只——巨大的彩虹色膈膜，拍打时发出硬纸板似的声响——然后腾空而起。她的身体后部是一个臃肿的皮囊，上面覆盖着黑色羽毛。一开始，她看上去像要跌入乐队的乐池，但接着她用一连串快速的翅膀扇动，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中等高度，并开始左冲右突地四处乱飞。
恐怖爆发。就算失火也不会像这只会飞的变种怪物那样引发如此恐慌：谁也说不准她会干什么。过道挤满了，出口堵住了；人们跳上座位；妈妈在找孩子，丈夫在找妻子，大家都在尖叫。受到骚乱的惊吓，那只飞行侏儒盲目地上下拍翅；她也在寻找出路。当她飞低了，前排座位的尖叫声就骤然加剧，而当她又升高了，最响的叫喊则来自包厢，那里的观众被困在堵塞的楼梯上。绝望中，有人爬上了舞台，演员们早已不见身影。有些前排包厢的逃难者也爬下来，越过围成半圆形的脚灯跳上舞台。看到这种情况，那些一直在过道上推推搡搡的其他观众，发现已经不可能突破前方混乱的人潮，便转过身，发狂地奔向后面，也都跳上了舞台。那就像打破了一个禁忌：侵入虚构的空间，而他们付钱正是为了不让它发生；但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