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互相把对方催眠了，或是对文学的狂热献身让我们不管什么都信，总之我们最终说服了自己。一旦确定我们的冒险会继续下去，我们就觉得可以享受一下微调的乐趣。我们的指导原则是要达到一种均衡。每一期杂志在所有的数量上都必须对等，页码数、稿件的量，以及“比重”。怎样才能确保这点呢？我们想到了一种极为奇妙的解决办法。
我们注意到文学杂志经常会出合刊：比如，在第5期后，他们会推出6-7期合刊，页码是平常的两倍。他们常常会在时间落后时这样做，而我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不定期出版。但这给了我们一个灵感。为什么不换个做法呢？那便是，以两期合刊作为开始，1-2期合刊，但没有双倍的页码，还是我们已经定好的三十六页。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保障：如果我们不得不让第二期薄一点，那么就可以出单独一期：第3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保持同样水准，那么就再出个合刊，3-4期合刊，只要杂志能成功，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既有充分的可能随时减少页码，又不会显得丢脸。
我们其中一人必定想到了“双期”并非合刊的上限：它也可以是三期合刊（1-2-3），四期合刊（1-2-3-4），或者任何我们喜欢的其他倍数。三期合刊倒还有例可循：很罕见，必须承认，但的确有。可我们没听说过有任何超过三期的合刊。但对我们来说没有理由因缺乏先例而止步。
正好相反，我们杂志的全部目标，就是完全彻底的创新，发扬时代精神，创造出非同寻常和闻所未闻的作品。同时，双期方案之所以没有得到我们的立即认可，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从严格的逻辑角度看，如果我们必须削减页码，谁说我们一定只能削减刚好一半？要是那样反倒很怪。我们很可能会因缺乏资金、通货膨胀、筋疲力尽，或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而导致办刊能力下降，所有这些情况在严重程度及发生概率上都不可预测，从而我们完全有可能不得不砍掉超过一半的页码……或者更多。因此，以三期合刊（1-2-3）开始就给了我们更多灵活性：我们可以砍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于是第二期可以是两期刊（4-5），也可以是单刊（4）。但假若一切如愿，我们能设法保持冲力，那么第二期就将还是三期合刊（4-5-6）。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颇为独特，它如此简洁而无懈可击（就前提而言），让我们既兴奋又着迷，甚至跟文学创作本身的神奇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只想把事情做好。我们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疯狂。毕竟，编一份文学杂志，以我们当时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毫无理性的行为，其游移不定的灵光乍现，更像是艺术或者玩耍，对我们而言，它似乎在未来与我们刚逝去的童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虽然，从我们那理论上的完美主义看，这是如此典型的儿童游戏，说明我们的童年还未完全逝去。举例来说……
三期合刊排除了削减正好一半篇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确定，由于其严格的对称，不太可能切合现实，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伤心被剥夺了这种可能。特别是因为，我们根本无须让自己被剥夺任何东西：我们只要以四期合刊（1-2-3-4）开始就行了，那样我们就仍然有砍掉一半的可能性（接下来可以是两期合刊：5-6），或者如果我们的资金减少得不那么厉害，我们就可以只砍掉三分之一（那么四期合刊之后就是三期合刊：5-6-7），或者如果由于懒惰或缺乏远见或不可抗力，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严重的减支措施，第二期就会是单刊：5。但如果，要是老天有眼，我们便将推出正常的新刊，也就是四期合刊：5-6-7-8。
我们一刻也没想过，要让第一期出得比我们最初设想的厚三四倍。最早的那些想法仍然保持不变，它们既理性又适度。我们从未想过要把它做大；正如早就设计好的，第一期三十六页，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完美。稿件几乎已经全了，打印得工工整整；只有几个关于排序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应该把诗和散文分类放还是穿插着放？），以及要不要发某个短篇小说，要不要加上或拿掉一首诗。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我们确信它们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的。假如不行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希望《雅典娜》稍稍有点自发的、凌乱的感觉，这样才像一份地下杂志。况且，既然没人在后面盯着，我们便可以优哉游哉地继续筹划未来。
所有这些都是理论上的，这让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推测，就像发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自由。也许这正是自由的本意：一种发现或创新。的确，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超越四期合刊，将其变成五期合刊，或者六期合刊……？再超下去，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如果它们有称呼），但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说明我们正在闯入一个未经开拓的文学处女地，而那正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终极目标。我们伟大的前卫文学冒险正拉开序幕。
如果我们将第一期《雅典娜》设为十期合刊——1-2-3-4-5-6-7-8-9-10——我们就会一劳永逸地，在未来杂志的页码问题上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灵活性。我们便可以应对一切突发状况，可以根据我们的拮据程度随意削减，而不必让自己非得屈从于近似值。如果第一期的费用是一千比索[2]（一个假想数目，纯粹是为了便于演示），而它是十期合刊，那么如果我们第二期缺钱了，只能筹到七百比索，我们就可以出一份七期合刊（11-12-13-14-15-16-17）。如果五百比索是我们全部所得，那它就将是五期合刊（11-12-13-14-15）；但如果我们又弄到了一千比索，就将有另一份十期合刊（11-12-13-14-15-16-17-18-19-20）。
而如果我们实在太懒散，筹集到没超过一百比索，我们就会让下一期是单刊：11。只包含一个数字的单刊，将是我们的最低限。反正不管怎样，第一期都是“正常的”。
的确，如我所说，我们发现这些空想令人兴奋不已。即使在今天，这么多年后，写下这些文字，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种兴奋，仍然像当初那样对它心领神会：这是个被颠覆的世界，我们带着青春的激情闯荡其中——年轻人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会激情迸发。难道那不正是文学的定义：被颠覆的世界？至少，那是我们想象和希望中的文学：前卫，乌托邦，革命性。我们热衷于逆潮流而行：梦想通常是梦想伟大，但我们梦想渺小，而且这是一种新型梦想：一种精确与运算之梦，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数学方程式的格式创作诗歌。我们将自己的项目视为我们所崇拜的皮卡比亚①的机械绘画的文学版。
①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Picabia），法国画家，立体派和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策马飞奔。为什么我们要受限于十以内的数字呢？或许，这有实际的、具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得不大幅缩减开支，它将决定我们的最低页码：三页。一份少于三页的杂志（如果在某些时候，不可抗拒的经济因素迫使我们只能出单期刊，那么它就将是三页）将不成其为杂志。这种实际的、具体的限制并不会让我们退却，但我们姑且先遵循它，先试试看。我们在论证中发现了两个漏洞，在此，我简要地列举如下：首先，可以有比三页更少的杂志。它可以只包含单独一页。此外，更重要的是，十期合刊的十分之一不是三页，而是3.6页，因为《雅典娜》的创刊号依照的是印刷厂的标准格式，我们已将其作为页码的定额：三十六页。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开始考虑第一期可以是所谓的三十六期合刊。即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合刊。这将容纳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想到呢？为什么我们会把时间浪费在什么三期合刊、四期合刊和十期合刊上，而其实鼻子底下就有这么明显的解决方法？印刷厂的“印张”应该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想到这一点，从我们发现它存在的那一刻，那著名的“印张”，如今终于在我们眼前绽放了，就像一朵时间中的玫瑰。
问题是怎样才能在封面上放下这些数字。在标题和日期之间，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所有那些数字，以及破折号吗？那样做会不会有点荒谬？还有个方案是用缩写的“1-36号”来作为替代，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发觉这同样令人无法满意。为了表示挑衅，我们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用数字填满封面，巨大的数字，分成九行，每行四个。当然，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从未幻想过要向读者解释我们的应急方案。
这又让我们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否提供解释，人们总会去寻求解释——那是人之本性。三十六期合刊暗示着一种明显的解释，而且它会令每个人都感到信服。即封面上的数字与杂志的页码数有关。事实上，它们的确有关，但并非以表面上那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这种关联彻底毁掉了这一创意的乐趣，它立刻就被我们抛弃了。就在那一刻，我想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从未对三十六期合刊真正满意过。
从三十六期合刊的馊主意里挣脱出来的我们，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我们纵身跃向真正的大数，先是一千，然后一万。一万。但最多一万。我们本来可以更狂野，继续上升到百万，或者亿万；但我们正致力于一项极为具体而实际的工作——制作一份杂志——而不是疯狂地胡思乱想。我们并不打算抛弃我们的务实精神，虽然那种平庸的、小店主式的务实从未入过我们知识分子的法眼。“一万”保证了绝对的独创性，又不会演变成不可行的闹剧。我们拿起纸笔，白纸黑字地开始统筹计划，以确保万无一失。
做一期由一万个合刊组成的杂志意味着“单”刊将是0.0036页。我们可不是数学天才。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运算，将它全都视觉化。这让整个过程更加乐趣非凡，等于是在奇异新颖的想象间展开的一场探险。怎样才能做到0.0036页呢？方法是：如果我们以十倍的级数减少杂志页码，那就是3.6页；如果我们以百倍减少，那就是0.36页，也就是说，比三分之一页或十分之三页多一点；如果以千倍减少，那这份杂志就是0.036页长，即，比百分之三页多一点；而如果我们把级数提高到万倍，那么杂志被减到“单”刊时，那一期就将由0.0036页构成。换句话说，也就是比千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稍多一点点。同时我们也必须将它们视觉化，以便意味对与它相关的一切都有个清晰的认识。参照印刷厂给我们准备的支出预算，我们看到，根据我们的资金，我们为第一期选择的版面尺寸是“8×6”英寸。因此每一页的面积是48平方英寸。除以一万，得出0.0048平方英寸，然后必须再乘以3.6（因为前面得出的数字是万分之一页的大小）。结果是0.01728平方英寸……我们要四舍五入吗？不，对于让我们狂喜的那种魔力来说，精确是关键，或者说是关键之一。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我们的计算用了好多张纸），0.01728平方英寸是一块高0.1516英寸、宽0.1140英寸的长方形区域。这可不那么容易视觉化。要以想象力作为显微镜，去看见那样一个分子颗粒，那样一个悬浮在瞬间阳光下的微尘（它看上去轻得根本放不稳），是一项徒劳的尝试。我们已经超越了感官和直觉，跃入了纯科学的范畴，然而——这是个超级悖论——正是在那儿，我们发现了真正的“雅典娜”，以“单”刊的形式，诞生于我们的脑海，正如我们借用其芳名的这位女神，也是诞生于她父亲的脑海。
2007年5月21日
[1] 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与战争女神，传说她是众神之父宙斯与女神墨提斯之女。因有预言说墨提斯所生的儿子会推翻宙斯，宙斯惧怕预言成真，遂将墨提斯整个吞入腹中，此后宙斯得了严重的头痛症，不得不让火神打开他的头颅。令奥林匹斯山诸神惊讶的是：一位体态婀娜、披坚执锐的美丽女神从宙斯裂开的头颅中跳了出来——她就是雅典娜。
[2] 比索，阿根廷货币。
第六篇 狗
它的叫声一往无前地响彻整个车厢，它那带着耀眼白牙的尖嘴即将碰上我的肌肤，而它那闪亮的眼神，未曾有片刻离开过我。
我在一辆巴士上，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突然，附近有条狗开始大声狂吠。我想去看它在哪儿。其他有些乘客也是。巴士上并不太挤：座位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站着；他们有看到那条狗的最佳位置，因为他们望出去的角度更高，而且可以看到两边。即使对坐着的乘客，比如我，巴士也提供了一个升高的视野，正如马之于我们的祖先：用法语说就是“Perspective Cavalière”，等角透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巴士胜过轿车，后者的座位太低，太接近地面。犬吠声来自我这一侧，人行道这一侧，这很合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看不见那条狗，因为我们开得很快，我估计已经太晚了；我们应该已经把它甩到后面。它激起了通常会围绕某个事件或事故而产生的那种轻微的好奇，不过这一次，除了吠叫的音量，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什么事发生：人们在城里遛的狗很少叫，除了会对别的狗叫几声。所以这时乘客的注意力已经开始涣散，而突然它又被调动起来：狗叫声再次响起，比之前声音更大。接着我看见了那条狗。它正在沿着人行道奔跑，对着巴士狂吠，它跟在后面，全力以赴想追上来。这太奇怪了。在过去，在乡镇和城郊，狗会追着汽车跑，对着车轮狂叫；那是我小时候在普林格莱斯记得很清楚的场景。但现在不会了，似乎狗已经进化了，已经对汽车的存在习以为常。而且，这条狗并不是在对着巴士的车轮叫，而是在对着整辆车叫，昂着头，盯着车窗。现在所有的乘客都在看。难道是狗的主人上了巴士，忘了它或抛弃了它？要不也许是车上有人攻击或抢劫过狗的主人？不，这辆巴士一直在沿着督府大道开，好几个街区都没停，而只是在目前这个街区那条狗才开始它的追击。更复杂的假设——比如，这辆巴士轧死了狗的主人，或其他狗——也可以被排除，因为根本不可能。这是一个周日下午，街道相对较空：一起事故不至于会没人注意。
那条狗个头相当大，毛色深灰，尖尖的长嘴，介于纯种犬和流浪犬之间，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在我们正经过的地段，流浪犬已成为过去。它的体形还没大到让人看一眼就害怕，但也足以在它发怒时对人构成威胁。而现在它似乎就在发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绝望、发狂（至少就此刻而言）。驱使它的动力不是（至少，就此刻而言不是）攻击，而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想追上巴士，或者让它停下来，或者……谁知道？
赛跑在继续，伴随着狂吠。巴士加速前进，它刚在前一个街角被红灯耽搁了。它一路贴着人行道行驶，而那条狗也在人行道上奔跑，并渐渐掉到后面。我们已经快到下一个交叉路口，看上去追击会在此结束。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那条狗穿过了又一个街区，继续穷追不舍，它也在加速，同时狂吠不止。人行道上没什么人，否则像它那样横冲直撞，视线紧盯着巴士车窗，势必会把行人撞飞。它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震耳欲聋，淹没了马达声，充满整个世界。某件本来从一开始就该很明显的事最终浮出水面：那条狗看见（或闻到）了这辆巴士上的某个人，它正在追那个人。一个乘客，我们中的一员……其他人显然也想到了这点；大家开始带着好奇的表情环顾四周。有谁认识这条狗吗？怎么回事？是狗的前主人，还是它以前认识的某个人？我也在环顾四周，一边琢磨着，会是谁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后想到的人才是自己。这我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而且是间接地意识到。突然地，被一种依然模糊的预感所触动，我看向前方，透过挡风玻璃，我看到路上畅通无阻：在我们前方一长排绿灯几乎绵延到天际，预示着飞速而不间断的行进。但紧接着，随着我内心升起的焦虑，我想到我不是在出租车上：巴士每过四五个街区就有固定的站点。的确，如果站点上没人候车，车上也没人按铃要下去，巴士就会一路不停。就目前来说，车上还没人走向后门。运气不错的话，下一站也会没人。所有这些思绪都同时涌向我。我的焦虑感在继续增强——几乎就要发现那个不言而喻的结论。但这被当时的紧急状况推迟了。有机会让我们一直不停地开，直到那条狗放弃追击吗？我的视线只移开了几分之一秒，然后我又去看它。它还在狂追，狂吠，像着了魔似的……它也在看着我。我明白了：它是在对我叫，我就是那个它要追的人。那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够招致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我被那条狗认出来了，而它正对我穷追不舍。虽然，一时情急之下，我已经决定否认一切，不供出任何事情，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它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因为我曾虐待过那条狗；我对它的所作所为，的确是，说不出的无耻。我必须承认，我从未有过十分坚定的道德原则。我不是要替自己辩护，但这种道德缺失可以部分解释为：从幼年时起，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战斗。这渐渐钝化了我的正义感。我开始允许自己做一些体面绅士不可能做的事。但也难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此外，我的恶行根本算不上真的犯罪。我并没有真正违法。但我也没有像个真流氓那样，把自己做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对自己说我会做出补偿，虽然我一直在想到底该怎么做。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以如此怪异的方式被认出来，被迫面对一段埋藏如此之深，以至于似乎已被遗忘的往事。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指望着某种免责。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都会假设，首先，一条狗只是一条狗，它的个性将会被其所属的物种所同化，从而最终消失。于是我的罪恶感也会随其消失而消失。曾有片刻，我可鄙的背叛赋予了那条狗某种个性，但那只有片刻。而那片刻居然持续了这么多年——这里有某种超自然的、令人惊骇的东西。不过，当我再仔细想想，一丝希望出现了，而我立刻就抓住了它：时间已经过去太久。狗活不了那么久。如果我把年数乘以七……这些念头在我脑海里翻滚着，与那变得越来越响的、沉闷的狗叫声相互撞击着。不，说时间过去太久是不对的；这种算法只是我延迟自欺的一种方式。我最后的希望是当你面对某种太过严重而无法承受的状况时，那种经典的、否认一切的心理反应：“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我在做梦，我肯定有哪里搞错了。”而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反应；它是真实的。真实到我不敢去看那条狗；我害怕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我又太紧张了，没法装得若无其事。我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我大概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所有其他乘客都在关注着这场车狗赛跑，包括司机，他不停地转过头看，或通过后视镜看，并一边和前排的乘客开玩笑。我因此而痛恨他：他的分心让车速慢了下来；否则那条狗怎么能一路跟到第二个交叉路口？但即使它一直跟着那又怎么样？除了叫，它还能干吗？它不可能上车。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开始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目前的情况。我已经决定要否认自己认识这条狗，我决心已定。它的攻击——虽然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咬人的狗不叫”）——只会将我塑造成一个受害人的角色，并促使围观者和维护秩序方（如有必要）站在我这边。不过，当然，我不会给它机会。在它从视线里消失之前，我绝不会下车，而它迟早必将消失。126路巴士的终点是莱蒂洛，从圣胡安大道始发，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前进，很难想象一条狗能一路跟到底。我斗胆瞄了它一眼，但随即又立刻移开。我们的眼神相遇，但我在它眼里看到的并非我所预料的那种暴怒，而是一种无限的悲痛、一种非人的痛苦，因为它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极限。我对他的不当行为真的有如此严重吗？现在可不是坐下来分析的时候。而且反正结论也只有一个。巴士开始加速。我们穿过了第二个交叉路口，而那条狗——它已经落到后面——也穿了过来，经过一辆因红灯停住的汽车跟前；但即使那辆汽车正在行驶，它也会照样穿过去，它跑得是如此不顾一切。虽然羞于承认，但我确实希望它被撞死。众所周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有部电影里，一个犹太人在纽约认出了四十年前集中营里的一个犯人头目，于是开始追他，结果被一辆汽车撞倒轧死了。但想起这个故事反而让我沮丧，并没有因为存在先例而提供些许安慰，因为那是发生在虚构中，从而让我的现实状况显得更为醒目。不过，虽然我不想再去看那条狗，但它狂叫声的音量暗示着它正在被甩到后面。那个巴士司机，显然已经开厌了玩笑，已经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我现在敢转过头去看了。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招人注意的危险，因为车上每个人都在看；如果只有我不去看，反而会显得可疑。同时我也在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眼看它；这样相遇的机会不可能再有。是的，它已经毫无疑问地落后了。它看上去变得更小，更可怜，几乎显得荒谬。其他乘客开始笑起来。它就是条筋疲力尽的老狗，说不定已经死到临头。隐藏在这次爆发背后的多年积怨和痛楚使它伤痕累累。这次狂奔会要了它的命。但为了这一刻的降临它已经等了如此之久，它绝不会放弃。它不会放弃。即使它知道自己会失败，它仍然在继续狂奔并狂吠，狂吠并狂奔。
或许，即使当远去的巴士在它视野中消失时，它还是会永远不停地奔跑、吠鸣下去，因为它别无选择。我眼前掠过一幅画面：那条狗的身影印在一片抽象风景（无限）之中，我有点伤感，但那是一种镇定的、几乎具有审美意义的伤感，仿佛当我想象自己看着那条狗的时候，悲伤正从遥远的地方看着我。为什么人们总说往事一去不回？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我根本没时间去想。我总是活在当下，因为光是应对当下就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和脑力。我可以应付突发情况，但问题是我总感到有太多的事情在同时发生，仅仅为了对付当下这一刻，我就必须集中全部的力量，付出超人的努力。那就是为什么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有机会可以让自己放下负担，我就会置道德准则于不顾。我必须剔除任何不是生存所严格必需的东西；我必须不计代价地去获取一丁点的空间，或者说平静。至于这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可不管，因为后果并不会即刻出现，所以我看不见。于是“当下”又一次让我摆脱了一个麻烦的客人。这个插曲在我嘴里留下了一丝苦涩：一方面，有种侥幸逃脱后的轻松；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同情。做一条狗是多么悲哀。死亡总是触手可及，且无可逃避。而更可悲的是作为那条狗，它抛开了自己族类顺从的天性，却只是暴露出它那从未愈合的伤口。它的身影映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日的光线下，以一种狂躁不止的状态，奔跑并狂吠着——它扮演了一个幽灵的角色，从死者中归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从生者的痛苦中归来，目的是要得到……什么呢？赔偿？道歉？抚摸？它还能想要什么呢？不可能是复仇，因为它势必已从经验中获知，面对坚不可摧的人类世界，它根本无能为力。它只能表达自己；它已经那样做了，而唯一的所得便是毁掉它那疲惫的老心脏。它已经被打败了，被一辆远去巴士那沉默的、金属质感的表情，和一张透过车窗凝视它的面孔。它是怎么认出我的？我想必已经变了很多。它对我的记忆显然栩栩如生；也许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印在它脑海中，从未有片刻褪色。没人真正知道狗的脑袋是怎么运作的。也许它认出了我的味道，那并非没有可能；有很多关于动物嗅觉能力的惊人故事。例如，一只雄性蝴蝶可以越过数以千计的干扰气味，闻到数英里外的一只雌蝴蝶。我开始陷入一种超然而智性的沉思。狗吠声成了一种回音，音高参差不齐，时高时低，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突然，一阵我整个身体都能感觉到的后坐力将我从思绪中震出来。我意识到自己乐观得太早了。巴士的确提速了，但现在它又再次慢下来：那是下一站在前方出现时司机的惯常做法。他们先是加速，估摸着还有多少距离，然后松开油门，让巴士滑到站台。是的，它正在慢下来，准备停靠到人行道旁。我坐直了往外看。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孩正在等着上车。狗吠声再次变得响起来。难道那条狗还一直在跑？它还没放弃？我没去看，但它肯定已经很近了。巴士已经停下来。小孩跳上了车，但老太婆却慢吞吞的；那个高车门对她这个年纪的老人有点难。我默默地在心里怒吼：快上，老家伙！并焦虑地盯着她的动作。通常，我不会这样说，或这样想，都是因为我所承受的压力，但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其实根本无须担心。也许那条狗能追上来一点，但很快就会又被甩到后面。最坏的情况是，它跑过来，显而易见地正对我的车窗大叫，于是其他乘客就会发现我便是它在追的那个人。但我要做的不过是否认跟这只动物有任何关联。没人能反驳我。我不禁对语言及其相比狗叫的优越性心存感激。那个老太婆正把她的另一只脚放到车门台阶上；她几乎已经上车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狗吠声让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朝外面的人行道看去。它来了，快如闪电，毛发飞扬，叫声一如既往地响亮。它的毅力简直不可思议。像所有它这个年纪的老狗一样，它肯定也有关节炎。也许它正在做最后一搏。既然在这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我，既然可以通过释放怨恨给自己命运一个完满的结局，何必还要做任何保留？一开始（这全都发生在猝不及防的一瞬间），我还不明白到底怎么了，我只觉得有点怪。但随即我就意识到：它没在我的车窗前停下，它继续向前跑。它在干吗？难道它要……它已经跟前门平行，随后，像鳗鱼般敏捷，它转过头，闪身一跃而上。它要上车！不，它已经上车了，并再次转过身，根本无须撞倒那个老太婆——她只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贴着她的腿一掠而过——几乎毫不减速，仍然狂吠着，沿着走道奔来……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没时间做出反应；尖叫正从他们的喉咙中升起，但还没发出声。我本该对他们说：别怕，这跟你们无关，它要找的是我……但我也没时间反应，除了吓得全身冰冷，肌肉僵硬。我倒是有时间看着它向我冲来，我的眼里只有它，其余什么都看不见。靠近了，面对着，它看上去颇为不同。就好像当我之前透过车窗看它的时候，我的视线被记忆或我曾伤害过它的想法歪曲了，而此刻在巴士上，仅一臂之遥，我才看清了它的真面目。它看上去年轻、健壮、灵巧：比我更年轻，也更有活力（这些年来，我的活力已经像浴缸里的水一样渐渐漏光了），它的叫声一往无前地响彻整个车厢，它那带着耀眼白牙的尖嘴即将碰上我的肌肤，而它那闪亮的眼神，未曾有片刻离开过我。
2008年3月16日
第七篇 两个男人
但你看他们——健壮，挺拔，骄傲——我对他们的感觉，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崇拜：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野蛮与恐怖之美。
在那两个男人隐居的房子里，我是唯一的拜访者；我常常怀疑是否还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有次，在早年，我玩过一个小时候学的把戏，假扮间谍：我把一根头发夹在前门和门框之间，第二天它还在那儿，纹丝未动。我想我又试过几次，以确保无误，但后来，随着年月的流逝，这种怀疑越来越显得荒诞。我之所以确信这个秘密是安全的，并不是因为有人在为它保密，而是因为周边的冷漠，不可信任，或者说，遗弃感。我从未见过任何邻居；那条街都是些破败的小房子，看上去似乎应该是老年人住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在我去的那些年里，这些人不可能还活着。也许那只是些空房子。
那两个男人似乎一直都住在那儿，只有他们两个，一切都靠自己。即使他们不是在那座房子里出生的（那似乎不太可能），他们也一定是在那儿长大的，藏匿在封闭的房门后面，从不外出，以免暴露他们的畸形。仁慈的监护者将他们隔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当成恶魔。其实他们并不是恶魔。除了手和脚，他们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不同，甚至更为匀称：体格健壮，带着某种野蛮感、某种动物性的完美，而我们喜欢将这视为野蛮人的特征；但这也可能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所致。我估计他们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到四十之间：正值壮年。他们的面貌、姿态和动作反应都有点类似，但这也可能是一种错觉，源于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种极为特殊的环境。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一开始那几乎是明摆着的：他们是兄弟，但最简单的推理迫使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尽管它还是萦绕不去，“兄弟”这个词只能在更广义上和比喻意义上适用。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因为彼此相对应的畸形而被放到一起，这种畸形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他们注定要成为绝无仅有的一对。
他们中一个双足巨大，另一个则拥有巨型的双手。两种情况的比例基本差不多。“大脚的”的脚和“大手的”手跟他们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大，甚至还要更大一点。有巨脚的那个的双手，跟他的其他部位一样，是正常尺寸。而“大手”则有着正常的双脚。那些超大的肢体实在是惊人：一团庞大的皮肤、骨头、肌肉和指甲，几乎总是放在地上。它们的外形也不太正常：它们不仅巨大，而且肿胀，还有点扭曲变形；或许手脚的外形是通过使用逐渐形成的，而它们从未，或者说很少被使用。
就是这样：一个巨手，一个巨脚。这两个男人迥然不同，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是同类。那想必是因为两人的相对性，或者说一种不对称的对称，仿佛将他们合二为一就能造出一个有巨手巨脚的男人，或者说仿佛他们是那样一个男人被一分为二的结果……但用另一种方式将他们合在一起也能产生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你必须在脑子里把他们的形象加以拆卸组合，因为这两个男人有某种内在的虚幻和不可思议感，会让你在面对真实场景时——不管你信不信——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必定是那种对应的互补性让他们显得相似。
他们控制着自己占据的空间，所向披靡。他们直接充满了它，至少就感觉而言……我简直无法移开眼睛。他们的样子其实很简单，但我总觉得还是不太明白。身体上，他们有大量的活动空间；毕竟，除了手和脚，他们和正常人的体形无异。他们住的房子不大，但也不是特别小。看似在他们来之前，这座房子已经空置多年。在某种程度上，它看上去仍然是空的：几件家具都被推到了角落，立在那儿无人使用，积满灰尘。电源插座上沾着硝石和锈，电线暴露在外。天花板角落有被遗弃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地悬挂着。我不知道这座房子是否属于那两个男人，或者是他们其中一个继承的，或者是他们擅自侵占的。那只是我从未找到答案的诸多事情之一。令我惊讶的是，作为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我对其状况却知之甚少。的确，我没有任何人可问。我所做的只能是猜测，在我所见的基础上编造出一个故事；但我甚至也编不出多少：一旦我想就此思索一番，一阵不可抗拒的倦怠便向我袭来，一种发自内心的憎恶——那或许是由于某种直觉，担心我的大脑会面临危险。仿佛他们提供的那种景象，始终如一却又始终在变，因某种原因必须保持无言。
他们占据的似乎是最大的一个房间；我不清楚那是不是真的最大，因为我从未勘察过整座房子。我拜访时进过的房间里，那是最大的，而且奇怪的是它并非前厅——那座房子（看上去，像是从后往前建的）的前厅是个小小的起居室，有一扇门直接通到街上——而是位于正后方的一个房间，以前大概是个卧室。那间后屋有一扇窗朝向一个院子，至于院子是大是小，我实在说不上来，因为我从未去看过，即使看了也没什么用，因为窗玻璃是磨砂的。我假定那儿有个院子是因为透进的光。我不知道电是不是通的。我从未在晚上去过房子。我的“探访时间”是在下午三四点钟，如果要去两次，另一次就在正午之前。
以那扇窗为背景，我看着他们，渗进的光线——依天气和季节而变化——让他们或晦暗，或光芒四射，衬出他们的剪影，或让他们的身体布满光亮，就仿佛那光是发自他们体内的。墙面褪色的赭土赋予了那光线一种发黄的人工色调，令人感到轻微的不安。
他们赤身裸体。一开始，我觉得这似乎很自然。毕竟，如果你脚围有近两米，你怎么可能穿裤子？你怎么可能让一只羊那么大的手穿过衬衫袖子？但仔细想想，我意识到那种解释是站不住的。巨脚无法套进裤子的那个还是可以穿衬衫、夹克，或外衣。而另一个，那个手伸不进任何袖子的，则完全可以穿裤子，甚至袜子和鞋，如果他愿意的话，并用斗篷或宽袍之类的东西盖住上身。他们唯一做不到的是以同样的方式穿衣；但如果想穿衣，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为什么他们不穿？是他们不想让彼此的差异引起注意吗？或者他们弃绝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衣服来取暖。说来也怪，在一座几十年没有维护的房子里，这个房间却非常保温。有过一连串极冷的寒冬，但就算那时这座房子也总是出奇的温暖，似乎有加热系统（虽然我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加热器，实际上我能确定根本就没有）。
正如我说过的，我总是在那个房间看见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在那儿。我可以肯定的是，每次他们都是在那儿接待我，或者等待我的，就像上台前的演员。他们或许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房间，而如果我来时他们恰好在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在听到我穿过前门进来的那一刻飞奔回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极为偶尔地，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们中只有一个在那儿，另一个几秒钟后才出现。
也许那谜一般的恒温是他们自身引起的，为什么不呢？那很可能就来自他们的身体，或来自他们的巨手和巨脚。没人研究过这些前所未有的畸形；谁知道他们到底拥有怎样的能力和特性？
撇开巨型手脚不说，他们的裸体主义偏好也可以归因于他们的身体运动——那可能已足以让周围保持温暖。有巨脚的那个活动着他的躯干和手臂，身体摇晃，颤抖着，双手举向空中——姿态介于祈愿和伸展之间，抱住头，转过去，向前倾，弓腰，把自己弯成两截，然后向四面八方挥舞双臂，似乎手臂在成倍增加，手指则像虫子般扭动。而另一个男人，他巨人般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的地板上，双腿和双脚剧烈地动来动去，拍打，跺脚，蹬踏。与此同时，那些巨硕的四肢也没有完全静止；带着缓慢的水下动作，它们与身体其他部分那种神经质的抖动相伴随着，就像鱼群之中的巨鲸。
他们不可能一直都如此躁动；也许我看见的只是例外，或是他们特意为我所做的表演，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因为有些天我会发现他们无精打采，或僵硬得如同雕像，有时甚至连眼都不眨，看上去了无生气。也许他们在轮休，或者比赛，或者在玩。我实在无法知道他们的日常安排是怎样的：如此绝无仅有的个体，对于他们的心理，从我有限的观察或思索中根本推断不出什么。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每天都见面，但我跟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交流。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话。至于我，我得说我相当健谈，特别是当我跟自己熟悉并信任的人在一起时，而那正是最终我对他们的感觉，或许甚至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纵然我们之间始终有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不交谈的原因是我们无话可说。将我们分隔开的差异实在过于巨大。不，也没那么大。我收回刚才的话。最终，一切不过是尺寸问题，一种纯粹的数量上的差异，可以说。但它只适用于部分而非整体——以某种不正常的、差异性的方式。我十分理解，如果一个人有那样的巨手，或巨脚，他就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过日子。如果生命是一张拼图，其中每个碎片都必须各就其位才能拼出完整的图案，那么当有个碎片比其余的大一千倍时，你该怎么办？我正是因此而被判处了沉默。只有能为那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一个解决办法，才有资格跟他们说话。而我没有答案，也没有解决办法。出于某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告诉自己，我将是那发现解决之道的最后之人，但或许我的失败也是唯一的。
这种交流的缺乏也可归因于我拜访时间的短暂。他们让我想到“出诊”这个词，一种形容来去仓促的口语表达，意味着没有多余时间来进行放松的对话，完全是那种典型的事务性拜访——年轻人看望老人，健康者看望病人，忙碌的成功者看望孤单单的闲人……但我不是医生，我也并非特别年轻或健康，更谈不上成功。对这两个男人的探访已经吞噬了我的青春。我已经老朽。我不比他们年轻多少；也许稍微年轻一点，但他们有一种超自然的泰然自若、一种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种力量与年龄无关。我说过，他们尽管彼此畸形，但却给人一种健康和强壮的印象。我一直还算健康，但还是对疾病和死亡感到焦虑——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当然，我有正常大小的手脚，可以正常穿衣、上街，和家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并负责给那两个男人送饭。有时我会想：我有他们其中一个的手，和另外一个的脚。如果换一种搭配方式？简直是噩梦！当他们合二为一，全是正常部分时，则组成一个正常人，全是畸形部分时，则是一个彻底的怪物。如此一来，他们只能让我产生无限的困惑。
我从不在他们的屋子里久留，因为那不是社交拜访：我去那儿只是提供帮助，满足需求；我是他们与外部世界唯一的接触点。总的来说，我停留时间短是因为我不想被家人发现。虽然这个理由并非总能成立。有些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完全可以跟那两个男人待上几个小时或整个下午。也许那种不久留（或找不到久留的借口）已经形成习惯。当然，我没有记录我待在那座房子里的时间，在探访之前或之后的那一小会儿，我太过紧张而没看手表，所以我无法确定，但我估计平均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也许更久，或者不到，很难说。我觉察到自己待的时间不长，而某种自发的周到和圆滑——其实毫无必要——让我担心自己可能会惹恼他们，使他们觉得我正在逃离一幅可怕的景象。
对于我探访时间的短暂，还有一个更简单和更具体的解释：他们接见我的那个房间，与我进屋后经过的其他房间不同，它没有家具。那个空荡的房间有一种动物园洞穴，或展示空间的气氛，更加重了那种非人感。跟衣服问题一样，开始你会觉得是他们的身体特性将家具排除在外；然而，再一次，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那并非完全不可能。
椅子、扶手椅、地毯、餐具柜、挂画、桌子……为什么不？
或许四处走动时有必要采取点防护措施，但也仅此而已。而如果说他们本来可以穿衣服，用家具，为什么他们还是宁愿光着身子待在一个空荡的房间？当时这并没有让我不解。多年来，我只是简单地将他们如此存在作为事实加以接受。这种好奇心的麻木在心理上也情有可原：鉴于巨手巨脚的庞然怪异，衣服和家具之类的细节早已消隐不见。那个巨大的谜团（谜团本身的巨大）排斥任何解释，同时它那地心引力般的强力又吸引并吞噬了所有其他一切。
我其实没必要对自己的闪电式拜访感到内疚；没有别的人去看他们，所以他们根本无从比较。总之，对他们来说，礼节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只对我带去的东西感兴趣，而且没有一句感谢或任何特别的愉悦的表示。这听起来就像在广场或废弃的房子里喂流浪猫，或者，回到先前那个比喻，就像踏入动物园里关动物的铁笼子。但事实远非如此。这两个男人是完全而彻底的人类；在这点上，特别之处恰恰在于超量而不是缺乏：他们实在太人性化了。那种使其孤立的不幸的畸形没有理由消减他们的人性；事实上，反而强化了。如果他们——准确地说，出于人性——用诸如鄙视、嘲讽或伤人的冷漠对待我，我会无法原谅他们吗？我必须感激他们没有因不满而怨恨我。（虽然不止一次，当我离开那栋房子时，对他们粗鲁的举动感到丧气，我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恨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视我为命运的宠儿：我自由如小鸟，我可以在自己的同类中不为人注意地自由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