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工人们都下去好一会儿了。因为下午不用再干,他们都洗漱了一下又换了衣服,好让午饭更惬意点。讲究的还用水管冲了个澡,然后在底楼的院子里晒干。他们把工作服塞进包里,那工作服,客观地说,尤其脱下来看,完全是些沾了石灰的,扯破了补上的,甚至还有些没补的烂布条。梳洗好,他们坐在一张大木板桌子周围等午饭。桌子离烤肉架尽可能地远,有阿尼瓦尔·索托在那儿看着就行了。他们十个人,其中智利人,除了比尼亚斯和雷耶斯之外,还有两个:恩里克·卡斯特罗和费利佩·罗哈斯。他们管后一个叫“裤兜儿”,因为他习惯把手插在裤兜里,包括坐着的时候。他们为这笑了他不知道多少回,比如现在,他就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插在裤袋里。那个胖胖的圣地亚哥人坐在他边上,这人爱开玩笑,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凭那股天真劲倒也能把人弄笑。他伸了一只手到智利人的裤子口袋里,说是为了“看看里边有什么稀罕玩意儿”,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裤兜儿被惊得手一抖,杯里洒出几滴酒来,心疼得不行。包工头,一位有点儿矮、白发蓝眼的先生(意大利人),笑得都快不行了,不过他及时改变了话题。所有人都喝了一杯,当是开胃酒。幸好楼下凉快,像开了空调。他们碰碰杯,就这么说笑着。肉很快好了,只是忘了准备沙拉。他们朝小雷耶斯瞪了几眼,他经常不是忘了买这个就是忘了买那个。不过看在这天是一年最后一天的分上就算了。另外,肉倒是好肉。
除了几个智利人以外,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华盛顿·梅纳,从乌拉圭来,没什么特点,也不引人注意。一个二十来岁的阿根廷小伙子,伊希尼奥·戈麦斯(实际上叫伊希迪奥,但这个名字西语里没有,他嫌怪,就说伊希尼奥了),也像阿韦尔一样留着长头发,特别丑,尤其是一脸麻子(那是以前的说法,其实是严重的粉刺),加上那头跟阿韦尔差不多长,不过带卷的头发,简直不能看。还有个卡洛斯·索利亚,大家背地里叫作“跑火车”(爱瞎说)的,圣地亚哥人先前的壮举逗得大家还在乐,这位却嘟嘟囔囔,最后直接说话带起刺来。圣地亚哥人是所有人里最有意思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胖,像个球。这一点改变了他。另外,他自我感觉相当好,可觉得自己是个才子了,甚至是位唐璜。他的名字是洛伦索·金卡塔,不怎么说话,说之前先打好腹稿,但就算这样,也没人觉得他有多机灵。
索利亚开始说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人的坏话。大家任他瞎讲,时不时逗他一下。他说在圣地亚哥,人都喝热啤酒。真的吗?怎么会?当然真的,他去过,不过只是路过,什么人会让他在那片热得发烧的荒地里多待呢。有天在一个酒吧里,他尝了一下这种(对他来说)奇怪的饮料。他们把在院子里晒过的啤酒装在小车里送过来,热得像一碗汤一样,他说。有人问:为什么用小车?箱子呀,不然怎么运啤酒箱?多少箱?他们问,怀疑他夸张过头了。他先说三十六箱,之后又说八箱,搞不清楚他到底想的哪个数。但是他确认他喝了二十箱。饭桌上的人笑出了眼泪。这得破纪录了吧?他们说。三十六箱热啤酒,他一个人全喝了。
这像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事儿,劳尔·比尼亚斯说,也跟着笑了。他跟阿根廷的圣地亚哥人碰了个杯,强调自己是智利的圣地亚哥人,这两个说法拼写不一样,差别很大的。
索利亚再次澄清,当时一整队的修路工都喝了,有二十个人。装啤酒瓶的箱子在酒吧院子里,大太阳底下。知道喝完之后肚子变成什么样吗?圆啊,肯定的。那感觉,最好别想,试都不要试。但是他们还是想象了一下。
跟比尼亚斯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想起了在智利认识的一个吹牛大王。这人,每次碰见谁,都说自己刚刚从阿根廷翻越安第斯山脉而来,路遇艰难险阻,条件困苦异常,穿越无人之境,翻过山巅,跨过雪原,一路步行,形单影只。每次遇见熟人都是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的某个版本。但是有时候熟人没多久又照面了,他就得再编一个回去的故事,毕竟不能老从阿根廷到智利来,还得反方向回去,不说每次也得有那么一两次,就算是在规则比较灵活的想象的世界里。这么一来,他就有机会把牛皮翻一番了。
“洛伦索”这名字真怪。挺适合他这个人啊,大家觉得。但是,只要有一丁点怀疑,他们又会改口。“华盛顿”也是,“伊希尼奥”也是,最后说了一些最普通的名字,“阿韦尔”“劳尔”“胡安”之类。没有什么人如其名,这种联系是没道理的。还是有,所以才奇怪呢。更糟(或者更好)的是,只要听别人说说,人就能相信名字里应该有或者没有什么特质,如果在同事朋友的小圈子里得到印证,就引出好多鬼魂来。他们给认识的鬼魂倒酒。(真正的鬼魂消失好一阵了,每天烤肉架上升起肉味的时候就不见了,就好像这种气味会伤害它们似的;之后,午睡的时候,它们会再度出现,异常活跃,达到一天状态的顶点——至少夏天是这样,冬天要到黄昏时分。)
这让工头想起了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在座有几个已经跟他干了好多年了,可以陪他一起回忆。比如有一次,他们盖了一幢楼,和这幢一样,可能还大一点,不过是在材料和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完成的,尤其是缺少工具,真是克服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说,这故事听起来就像不少骗子编出来的那种,但是他有证人,卡洛斯·索利亚就能证明他没瞎说。哪个楼?他们问。金蒂诺·博卡尤瓦街上那个。啊,那个!太可怕了。他们想起来了。那次太煎熬了,要想方设法替代……替代什么呢?所有的工具,把能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没有推车,捡了几辆别人扔掉的婴儿车;没有水桶,把花盆底的窟窿堵上。就这,东拼西凑,什么都不趁手,给他们留下了永远的印迹。
不到一个小时,食物全部消灭,敞开了聊让时间过得很快,香蕉、桃子、面包都没剩下。这很正常,饭就是拿来吃的,酒就不一样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喝过去的。总之,他们喝了不少,而且还在喝,一杯,或者两杯,代替了饭后的咖啡。实际上后来他们就纯粹在喝酒了,当然,跟平常一样,有人喝得多,有人喝得少。那三个智利人(大人,阿韦尔·雷耶斯喝可口可乐)是喝得最快,也是醉得最厉害的,以至于最后其他人走的时候,他们都没法说句囫囵话。再来点儿。坐着喝,眼神迷离,略有笑意。大家都飘走了,三个人好像垮掉了,觉得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吸进了整个世界。一种兴奋感在周围打转,拉扯他们,而且虽然已经醉得脸着地了,好像还能继续喝,继续满上杯子,继续举到嘴边。至少这种感觉一直有,整个人像一个巨大的微笑。
四点,最后一个工人走之后没多久,埃莉萨下楼来看他家的什么状况。她找了两圈才看到他,在地上。她没太惊慌,还留神看了看有没有别人。另外两个智利人,刚好裤兜儿从短暂的昏迷中醒了过来,主动提出帮忙抬上去。上去了,比尼亚斯稍微清醒了一点,刚好够让陪伴到此为止。裤兜儿爬个楼梯就基本恢复了,又主动说从外面把栅栏的链条挂上,哪怕不锁。告别之后,他下了楼。剩下那个智利人卡斯特罗一直在睡。裤兜儿推了推他,醒了,就是不太爽利。他俩住一个方向,挺远的(得搭火车),收拾收拾一起走了,谁也没说话,稍微有点晃。他还记得挂上栅栏链条的保证,于是整栋楼,只要没人专门去看锁,就算是关上了,收工了。其实没什么关不关的,街上没人,这会儿正是睡午觉的时间,最安静、最空旷,同时也是最热的时候。四下里一片寂静。
丈夫躺在床上平和地不省人事,只出了一层酒后的细汗。埃莉萨让帕特莉帮忙把孩子们找回来,“帮个大忙”,她有点生硬地强调最后几个字,他们一开始就不该跑掉的。出于礼貌和尊重,那孩子忍住没说什么,却没忍住叹了口气,虽然像高天上的微风一样轻,还是立刻感到了尴尬。在这方面,在所有方面,埃莉萨都非常“智利”:能从最小的细节中察觉别人的想法。为了缓和她要求中可能存在的不妥,或者至少显得不那么突兀,扯远一点,扯到真正想说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强迫,她加了句评论:怎么想的,她说,这么热的天,还有精力跑出去玩。他们喜欢玩,根本停不下来。对于孩子们来说,游戏就像大人的生活:一个人不会因为活了一整天就决定晚上去死。帕特莉笑了。而且他们起得还早。缺觉会让大人头昏脑涨,却让孩子更兴奋。但是他们必须睡个午觉,不然晚上会撑不住的。帕特莉说,她可不保证能把胡安·塞巴斯蒂安拖上床,更不要说他的同伙布兰卡·伊莎贝尔了。老大是不爱睡午觉。埃莉萨想了一下,其实抬丈夫上楼的时候看到他们了,真后悔没有当时让他们回家(他们有点吓着了,每次看到爸爸这样都以为他病了,快死了),不然就能利用短暂的恐惧把他们关在黑屋里,加把劲就睡着了。现在让他们跑掉了,彻底没戏了。好在他们不可能跑到街上去。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危险好像不存在。另外还有摔的问题,随便哪个楼层都可能掉下去,因为这栋楼还只是个钢筋混凝土框架,有点隔墙,没做完,早着呢。但是母女俩都不提这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有一次,有人说大人小孩坠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地心引力作用于所有人,就像问一千克的铅和一千克的羽毛哪个更重一样。出于这点,业主们来看房时(比如当天早上)严防孩子靠近阳台边的小心,就让他们生出某种模糊的深深的反感。如果他们这么想,为什么要买这套公寓呢?为什么不住平房呢?“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想,“我们是智利人。”
有更简单的办法,埃莉萨说,把他们的玩具车拿走,这样就没有理由跑来跑去了。如果她了解他们(她认为自己了解他们),这招肯定管用。她有时候就这么干。帕特莉说他们会把车藏起来的。母亲轻手轻脚地蹲下(她们正在门口压低了声音说话,其实没必要,比尼亚斯不会被吵醒的),伸手在一个装满玩具的纸盒子里熟练地翻找。她记得孩子们所有的玩具,算了算,他们拿走了四辆,“大黄,红的,小蓝卡车……”。帕特莉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觉得没法把玩具车和孩子们弄回来,只要手里还有一辆,就一辆,胡安·塞巴斯蒂安这个小鬼就能鼓捣得一分钟也不睡。
她顺着楼梯下到七层。为了节省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层层、一间间地找。他们听到响动很可能会躲起来。她找得很系统,但不太专心,被这个温度和这个点儿弄得发蒙。七层好像无穷无尽。可怕的明亮(由于居住在楼上,她对夏天这种景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至于瞳孔总是缩成大头针尖大小),总是灌满风的天空,这一切让她什么都找不到。她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这个阶段的建筑、布局,房间怎么看都太多了。她发现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增加房子里房间的数量。家里不可能有皇宫那么多讲究。如果人开始按需要增加房间的数量,那可能永远也没个头,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一个房间缝纫,一个房间刺绣,一个用于吃饭,一个用于喝酒,总之,每件事都有一个对应的房间。同一个房间复制着,或者所有的房间都指向思想中的一个理式,就像总在远处的一面镜子里。这一点她妈妈归纳得很好,只是可能不够推演,因为存在的“满”只是一种幻象,人和事物都一样。不管怎么说,孩子们不在七层。
下到六楼时,她已经很累了,眼皮直打架。她相当意外,因为她并不喜欢睡午觉。在这方面,她还是个孩子。吃完饭之后,洗好盘子,把顶楼这个小家的清洁做得近乎完美(相对而言,毕竟工程还没结束),她跟妈妈一起看了会儿电视。她本来想继续看,但是那档节目完了,新的节目需要另外一种注意力。
午饭时间阿韦尔·雷耶斯上楼的时候,帕特莉表妹跟他贴脸打了招呼,这可能有点怪。本来脸碰脸问个好是很正常的,可是阿韦尔一大早就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干活,还这么客气就没必要了。大概他们一直没碰上面。他们很少见面,因为她几乎不下楼,东西都是妈妈买,一般不用她管。帕特莉一天下一次楼,有时候一次都不下,在家里各种忙活,看看电视,照顾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她非常宅,标准的智利人,要么宅要么非常能在外面跑,她两种特点都有那么一点。她十五岁了,随了母姓比库尼亚,单身妈妈。她不爱说话,挺严肃,手很好看。
六楼也没人,她前前后后、一间一间找过了,确定(或者认为确定)。至少孩子们不在这层,其他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鬼魂们,倒多的是。这个时候他们总在,走走就能看见,当然会有一定距离。是鬼魂们保持着距离,带着一种不可解的傲慢。他们喜欢大喊大叫,发出天空都为之震颤的嘈杂笑声。谁知道为什么。跟平常相比,要不是因为两个特殊的情况,帕特莉并不会对他们报以更多的关注:一般就两个,三个,四个,毕竟是鬼嘛,今天成群结队,四处游荡,大笑大叫像气球爆炸一样;第二点更引人注目,他们看着她,通常情况下他们目空一切,不像会注意什么,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力,眼下也是,但对帕特莉例外。他们无意义的大笑好像也是冲她来的。她不介意,感觉像闹着玩的,更像是一场会飞的木偶戏,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不大雅观。当然,她不是没看过男人的裸体(但也没看过这么多),这方面她并没有特别害怕,但这个场景总归还是很不可思议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见到。他们在空中飘浮的样子能加重人的错愕。有几次她听到他们说话,会想上一阵。看起来,吓吓他们,或者从他们后面穿过去都很容易。也可能没那么容易。
她从前面的阳台探出身子,看了看空荡荡的街道。一辆汽车飞速驶过。她穿过整个房间来到后阳台,又往外探了一下。外面阳光刺眼,像火一样。她觉得看到了什么东西掉下去,一个鬼魂沾满白灰、赤裸裸的身体,掉得很快,比一般身体快。是幻觉吧。不是,她又听到一波大笑,特别吵,又很绝望,合唱队一样起伏响亮。她回到楼梯,一样:鬼魂在那儿,或者出现在那儿,一些笨拙地摇晃着,像长串的拉花,另一些则保持着完美的平衡。平衡是都有的,只是方式不同。忽然,背后有什么东西快速闪过,一个感觉比别的更加真实的东西碰到了她,她转过头去。是布兰卡·伊莎贝尔,她看着帕特莉,表情惊讶,接着惊讶慢慢褪去。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是家里一个突出的变化,用父母的话说,活泼又聪明。虽然她有点紧张,可能猜到姐姐下楼干什么来了,但是脸上却露出微笑:她觉得撞见了姐姐正在看不该看的东西,高兴得都要唱出来了。帕特莉一点也不认为自己“看”的是鬼魂的羞处,他们的哈哈大笑可以证明这一点。“咱们睡午觉去!”帕特莉用力地说,她也该睡了。这个方法不管用,妹妹不想睡,转身就跑。她比帕特莉先跑到楼梯,开始下楼,小声地对其他人说着些什么。他们肯定就在附近。帕特莉想,得赶紧抓住他们,不过她也动不起来。天太热了,她累了,无能为力地听着他们散开。她打起精神从楼梯往下看,胡安·塞巴斯蒂安正从下面的平台上看她,准备往四楼跑。“过来!”她说,“不然妈妈就要来抓你了!”“为什么!”他回答。孩子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睡午觉。”“我不会睡觉,你告诉我怎么睡?”“你弟弟妹妹在哪呢?”“我怎么知道!”帕特莉开始往下走,他下了一层楼,躲了起来。如果他一直下楼,她最后总能把他逼到哪个角落,问题是这小子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藏,又有两条逃跑路线,这样追捕就是一场持久战了。没用的。帕特莉再一次提高声音远远地吓唬他。她感到很烦躁,不明白为什么要下来,她不准备再往下走了。太幼稚愚蠢了!午睡时间抓小孩!他们不想睡觉就别睡了,跟她有什么关系,而且她觉得对他们的健康也不会有多大关系。总之,既然已经下到了五楼,至少把最小的妹妹带回去吧。
运气不错,小埃内斯托就在旁边,正用漂亮的深色大眼睛看着她。姐姐好!他向姐姐打招呼,好像在掩饰什么。墙上湿了一块,看高度就知道那是什么。工地严禁撒尿,但他们照犯不误。她责怪地摇摇头。我掏出那玩意儿就尿了。孩子说。我知道很容易憋不住。帕特莉回答,但是你爸会骂你的。我爸爸也尿。在这儿?她问。孩子看了看四周,有点迷糊,好像想说两件事:第一,每层楼对我来说都一样啊;第二,大家都会掏小鸡鸡。他认真在想,还想说清楚,这种温顺乖巧是因为他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困意控制了,而且他说的也有道理。可能恰恰因为楼里从上到下那种不完美的、几乎让人产生幻觉的重复,这里有一种“暑天无君子”的暴露狂氛围,这对他同母异父的姐姐来说,更多的是激起好奇而不是感到羞耻(连她在这方面也还没有开窍呢)。她见过那群鬼魂晃动着粗大的生殖器朝天喷尿,在一楼的院子里(他们做这项运动最喜欢的地方),像下雨一样,直到在午睡的空白里打出一道道金属质感的彩虹。楼顶装卫星天线大锅盖那天,他们这样玩了好几个小时,就在楼边上。
去睡觉,不然妈妈要揍你了,她对他说。埃内斯托睡眼惺忪,听话地向楼梯走去。“杰奎琳去哪里了?”帕特莉问他。他俩总是形影不离,两个年纪最小的关系最好。埃内斯托耸了耸肩。帕特莉大声叫她,最后说了句“我要走啦”,跟在埃内斯托身后离开了。楼梯上到一半,布兰卡·伊莎贝尔出现在他们背后,抱着杰奎琳,正准备把她送到四楼安全的地方去。帕特莉转身飞快地下楼,从三级台阶一跃而下,这动作吓得布兰卡把妹妹放到地上就一个人逃了。杰奎琳大哭,不过被帕特莉一抱起来就安静了,双手绕着她的脖子,把头靠在她肩膀上。好轻。已经两岁了,还只有洋娃娃那么大,真不敢相信。但实际上小孩都这样,相对于年龄来说个子大点、小点,跟成年人比都是小小的。他们有人该有的一切,但都是另一个比例。这一点足以让人认不出来,或是让人相信梦里怪异的变形。就像埃内斯托刚才说的:裤裆里那玩意儿。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们总在玩,用所有现实事物的缩小版:汽车、房子、人,一个门能打开关上的小剧院。昨天晚上电视里放《宝贝亲亲秀》,青蛙和熊两个玩偶读过生日或者给它们写信的小朋友的名字。他们一期都没落下,尽管从来没写过信。两个玩偶在一个小舞台上,没有幕布,后面是两扇窗,开场打开、谢幕关上。小窗好像是自动的,帕特莉之前扫过一眼,应该就是自动开合,从里面往外推,或者其他办法。但昨晚因为灯光问题,或者节目制作的一贯疏忽,她看到白窗户是有人用手关上的,戴着白手套,所以看不见,或者一般看不见。孩子们都没有注意,但她发现了,同样在看节目的妈妈也发现了。她俩没说话,但同时想到了鬼魂上。没说是因为觉得不值一提,懒得开口,但现在回想起来,帕特莉发觉了某种性的意味,或者至少是某种暗示。
你们玩什么呢?她问埃内斯托。假装今早来的那些人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帕特莉责备地叹了口气。想得出来!肯定是两个大孩子的主意,带头闹事的小鬼,就他们能想出这个。
六层,和其他楼层一样又不一样,把三个人包裹在一层新的静默里。据说楼层越高越是安静,但几乎总是住在高处的帕特莉反而不是很确定了。总之,如果是这样而且有一个梯度,人应该能感受到楼层之间的不同,至少听觉灵敏的人,比如音乐家,只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发挥。从五楼到六楼时,她感到寂静变得浓稠起来,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正如她所验证过的,现实的数据是随机发生的,或者说出于一堆偶然性的混沌集合。而且大家都知道,声音是上升的(应该是,俗话说,声音作为空气的一部分,“比空气还轻”),在高处应该比在低处听到的多:地面应该寂静无声。但上升中声音会变弱,因为高度也是一种距离。正常情况下人都在地面上,如果一个置身高处的人向下看,会看到两个相应的界限在半空中浮动,就像磁力的浮沉子:一个让声音弱到听不见,一个达到听力的极限。但那些飘在空中的东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到噪音,甚至磁铁,住在这儿的几个月里,最吵、最恐怖的噪音就是那些猫叫。这一片到处都是野猫:神学院的花园,警察占了一个街区、长期停在那儿的车架,百米外那个广场,修女学校里热带植物茂盛的巨大公园(整整一个街区那么大),尤其是没人住的房子,都是猫的庇护所,它们繁衍生息的地方,每处都有固定的孤老太太一天两次放上牛奶和肉馅。它们那叫一个吵啊,刚开始她以为是疯了的婴儿,比那还要厉害,叫声里非人的那部分有种特殊的效果。还有速度,叫声总伴随着狂奔窜逃,同空手道选手立在原地发出的喊声大不相同。(在智利的时候,帕特莉听从继父的建议,学过空手道。出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她对完美的天生抵触,她没能通过蓝带考试,不过蓝色一直是她最喜欢的颜色。)猫的活动过于淫秽,让她觉得鬼魂都算天真了,完全是淫秽的对立面。
比如说现在,他们就袒露着身体从光、从透明里出现:他们是不透光的,相当混浊,但身上雪白的石灰粉让他们和光浑然一体。从哪裹的这一身?没错,工地里到处都灰扑扑的,但只有他们白得特别均匀,没一寸皮肤不沾上,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而且要不少灰呢,他们个个都很壮,阿根廷式高大,甚至有点胖,总体来说身材不错,但有一些,大部分,还是免不了有肚子。连嘴唇都抹了灰,脚底板也是!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才能在他们性器官的顶端、包皮的边缘,看到生殖器上小小一圈闪光的、湿润的红色。那是他们全身上下唯一有颜色的地方。在灰里打滚儿的鸟都没法这么均匀。帕特莉穿过那片鬼魂们滑过的空气,毫不担心她的呼吸会和他们的混在一起。她踩在地板上。这是什么命啊:既不知道,也没想要,落在一片天体营里。
她又累又烦,没理他们。她也困,年纪还小,需要多睡。帕特莉觉得好像把时间给浪费了,但话说回来,似乎不浪费也干不了什么。午睡时间就是这样。那些神秘的男人隔着一段距离望着她,而她实在不知道要不要看回去。至少笑声散了。那伙缥缈的鬼魂身上有一种傲慢,一种活力。他们在那里,仅此而已。
3
母亲在顶上楼梯的尽头等着他们:其他人呢?上来就问。埃内斯托开始解释,帕特莉耸耸肩,我逮不住他们,她说,跑掉了。母女俩默契地认了。埃莉萨把孩子领进屋。“热死了!”埃内斯托进门就说。她把他们拉进卧室,父亲正在那儿鼾声大作。连脚都没给他们洗,几秒钟,完全睡倒了。帕特莉在饭厅看见准备好的购物袋,想起还得买东西,等妈妈从卧室出来,就主动提出替她去,带个清单。算了,这回我去,我还没想好要买什么,可能得看看。他们家不怎么讲究吃,只要有营养有味道就行了。我顺便找找那两个孩子,把他们带上。她加了一句。行。但是她又说:“我带他们去吃冰激凌,反正也不睡。帕特莉做了个表情,像说:好惩罚,就奖励他们表现不好吧。她也喜欢吃冰激凌,没人带她去。你也去睡吧。妈妈对她说。我正想去。她回答。埃莉萨穿好鞋子,拿上购物袋。我马上就回来。一会儿见。帕特莉说。
母亲出门了。女儿撤下沙发上罩着的针织毯子。那个沙发就是她的床。她把椅子推到桌边,脱下裙子钻进床单。这样很不舒服,太热了,但她得盖着点,这个房间正好在屋子入口,什么人都可能进来。火热。周围几乎一片死寂,只有大笑的声音依稀回响,让她困意更浓。她眼睛立刻合上了。她睡着了。
她梦见了自己正在顶上睡觉的这栋楼,但是没有完工、没看到修好或者人搬进来的样子,就现在这种状态中,施工中。这是一种平静的视象,没有不安的预言,没有虚构杜撰,几乎只是陈述事实。不过梦和现实总归是有区别的,对比越小,区别越明显。这次区别体现在建筑上,建筑本身是“已建造”和“将建造”之间的一个反映,连接这些映象的桥梁是第三点,几乎是这个话题的全部:“未建造”。
在那些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材料和昂贵工具才能实现的艺术活动里,“未建造”是其重要特征。电影是个典型例子,人人都能有创意,但是怎么拍、预算、人手,会让百分之九十九的电影停留在空想。甚至可以想想,大量阻碍连技术进步也没能解决,正相反,成了电影魅力的根本,而且吊诡的是,通过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阻碍把(不)制作电影交到了每个人手上。其他的艺术或多或少也一样。或许可以找到一种将现实的限制最小化、让“已做”和“未做”交融的艺术,一种即刻成为现实、没有鬼魂存在的艺术。也许真的有,比如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艺术都有一种文学基础,糅合在各自的历史和神话中。建筑也不例外。在发达的文明中,至少定居民族的文明,建筑一座楼房需要不同行业的合作:泥瓦匠、木匠、粉刷匠,之后是电工、水管工、玻璃工,等等。在游牧民族的文化里,一处住所一个人就能建,几乎总是女人来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这种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就体现在定居点内住所的安排上。在文学中也会发生类似的事:在一些作品中,通过象征性的聚合,作者个人变身整个社会,在所属文化中所有专家或真实或虚拟的协作下完成作品;而另一些作品则全靠作者一人(女人的形象)完成,不借他人之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被施加的意义,通过对自己或者别人的书的安排、周期性的出现等表意。
但是在帕特莉的梦里,这种从建筑展开的类推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在非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矮人种——俾格米人中的木布提族,是个游牧民族,没有一族之长,也没有等级秩序,每个人管好自己,大家管好集体,就此相安无事。他们的部落不大,大概二三十家。如果要安营扎寨,就在丛林里找一片空地,围成一个环形。在人类学家看来,这是平均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茅屋环形的圆心空着,学者们也脑洞大开:如果不是从飞机上看,怎么知道这是个环形呢?木布提人当然不会飞,那得生下来就带翅膀,另一方面,圆心也不是真的空:那是形成中央的空间,人类学家所谓“谁在中央讲话,会被所有人听到”,隐隐指向那种梦幻的腹语术。木布提人的茅屋就像是同位素壳层模型,在任何一点都可以开个洞,开的地方就是门,朝着和他们关系最好的邻居家。要是女主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讨厌邻居了怎么办呢?不成问题,他们会封上这扇门,再开一个朝向另一边邻居的门。但是,记录这种情况的研究人员没有发现这种系统的后果:一个善于社交的木布提人住所可能全是门,也就是说,没有“家”这种东西了,那么反过来,一座完整的家是在邻里敌对的基础上建成的。
跟他们相对的是布须曼人,也是不定居、住所呈环形的民族,但这个环的中央是有东西的:围着一棵树,树下是部落首领的住所,门前还点一团火。木布提人缺少的不是一个中心,而是一个象征符号。这种符号的从无到有表明了象征意义的积累:树、首领、火……或者也可以是一朵玫瑰、长颈鹿干尸、沉船、一只偶然停在第三帝国间谍耳垂上的苍蝇、一场大雨或者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像的复制品。
这些小黑人很好玩,但是在祖鲁这个非常严肃的民族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祖鲁人是猎手,是战士。谁要是运气不好撞上他们(比如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的儿子),就能见识他们的半圆弧阵型,凹面对敌,先“包”住再消灭。这种阵形取自祖鲁人的狩猎方式,也延续到群落的规划中:一片半圆弧的茅屋。在前两个层面,从打猎到作战,有一种现实—象征的走向,同时又不失实用;不是说一个层面出现在另一个层面之后,两者可能是同时的,甚至说不定祖鲁人追捕肥美斑马的策略,是源于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太子身上特别奏效的办法。至于他们的营地,也就是说建筑方面,不管建没建成(不光要注意那些茅屋,也要考虑他们的阐释和意图),却造成了一种从象征到现实的回归,因为生活是现实的,祖鲁人除了捕猎打仗还得生活。据推测,他们这么做是不自觉的,并非有意为之,就像做梦一样。在他们村子中央的空处,有一种血腥的吸引力,一种纯粹的优雅。
已建造还是未建造的建筑学核心,使之有别于其他类比的关键,在于时间向空间的逃离。这种逃离就是梦(因此帕特莉的梦是一种建造,并不是她随心所欲)。除了寓言,人都睡在家里,就算家还没有建好。这个事实是定居生活的精髓,大概也是最根本的。定居或游牧的习惯由时间确定下来,而梦不受时间约束。梦是纯净的空间,是对人类在永恒中的安排。这种排他性使建造成为一种艺术。从这点出发,“未建造”这种无时间的思维活动,摆脱了“可能性”的领域,不再是想要做出这种那种冒险设计却不被资助的建筑师的个人失败,变得绝对,连已建造和未建造的混合也变得绝对。帕特莉在顶上睡觉的这座建筑,它未完成的状态和室内设计师想在里面做的所有改造,便是这种混合的真实范本。它离绝对只有一步之遥,就差一个熟练操作,从砖块、水泥和金属中的每一个原子里排除时间。这个女孩做梦正是带着这样的企图。
好,如果未建造或者它参与其中的混合状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思维”现象,就像梦或普通的意识活动,那么头脑可以视作独立于以建筑为典型代表的未建造现象。
在一些社会里,未建造取得了近乎压倒性的胜利,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列维·斯特劳斯所谓“乡下的老处女”。这些澳大利亚人什么都不建造,只是清醒着思考和梦想他们居住其中的景色,直到以故事的力量从中建造出一些完整的、有意义的“建筑”。这个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怪异,文明社会中也每天都在发生:“头脑中的城市”,就像乔伊斯的都柏林。这就让人想到……未建造的建筑,会是文学吗?文明社会中的城市规划不断加强,直到清空它的象征功能;如果说原始游牧社会中,群落的布局填补了房屋建造没有达成的象征(也就是说社会性),那么在现代大都市中(其建设需要调动全社会所有能力和潜在竞争力),规划重复着一个已经被填补的功能,最终又失掉了那项功能(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侦探的功能)。或者应该说,留下一种“空洞的象征意义”,一种没有任何现实需要的象征能量。想想尼亚斯岛和他们的神明,互相对立的双胞胎,洛瓦拉尼(Lowalani)象征着正面的力量,罗图雷·达诺(Latura Dano)象征负面。根据尼亚斯岛的说法,世界分为九层,最高一层睡着洛瓦拉尼同他无名的妻子(我们就管她叫帕特莉吧),一个中间和解的形象。尼亚斯村庄的布局就“再现”了这种结构,当然是平面上的,比如右边代表高处、左边代表低处之类。现在,尼亚斯岛人所没有建造的(但只是出于对未建造之否定的否定)“水平财产权”大楼,将直接反映这种象征意义。由此可以推断,一种建筑总是对应着另一方的非建造。同理,还有马达加斯加当地人制作的玩具木质模型,好几层楼里塞满小人和动物,非常漂亮。如果说这些模型代表着什么,那就是“儿童之家”,非建造的另一种形式。
但那些澳大利亚人呀澳大利亚人,他们怎么做、怎么构建自己的景观呢?首先找一个原初的建筑成分,人对它不过是一群阐释者:某种神兽,活跃在“梦的时代”,也就是原初的时代,名字都已经散佚不可考。万物沉睡。在梦的时代,如果把当前可见的景观视为结果,那就还能看到其起因,比如蛇在平地上游动留下的曲折痕迹,等等,等等。这些“赶时髦的”,这些“老处女”,这些好奇的原住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使得他们能看到事情在人世间的样子。但他们所见也是一种梦,醒就是发梦,真正的历史(蛇,不是山丘)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发生。
梦的时代,作为赋予意义者,或者意义稳定的保障,就等同于语言。但是,那些澳大利亚原住民要一个等同之物干什么?难道他们没有语言吗?也许他们想要一种象形文字,埃及人那样的,是用脚下的泥土制作出来的。
澳大利亚几何的要素简单有效:点和线,再没有其他。穿越荒野和森林时,点和线分别对应停留和行走;凭借一条线、一个点,一年之中穿过许多点、换过各种方向的线,一幅广阔的图被绘制出来,那就是目的地的反映。但这里有个非常特殊的问题:通过点,某个特定的点中之点,人可以像女裁缝的针一样去到另一边,梦的一边,于是线的属性会发生变化:补给之路变成神话之路。这就给了那幅路线图第三个维度。问题是,通过点的穿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没有特别的点(比如研究者认为水井是穿越的点,井当然是,哪侧都有,路线上的每个点都是,但井只是通道的一种模式),补给之路总在变成神话之路,反之亦然。那些穿越到另一边的点有一点梦的成分,但不是梦的时代,更多是梦的工作。人并不经由一条奇异而危险的路进入梦的时代,而是凭依日常的、四处游移的动作。
为了象征那个点,澳大利亚土著有“神圣立柱”(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跟神圣没什么关系),随身携带,每当夜幕降临时就插在歇脚的地方,像比萨斜塔一样微微倾斜,指引着第二天要走的方向。立柱饰有与神话之路相关的雕花,由此表现出跟休憩有关的两个相反主题,停留(被立柱所在的位置标示出来)和行走(由倾斜和雕花所代表,也就是双重的代表,因为行走有两面,补给之路和神话之路,而点只有一个,就是路线上的点)。
但是帕特莉的梦走得更远、更高,朝着不同的系统,每个系统越来越新奇和怪异。对于这么多生活无忧无虑的原住民来说,景观的建造有时候已经简单到了极致,比如一些波利尼西亚的岛民,对他们来说,需要考虑的所有景观只是大地块,或者从海里冒出来的珊瑚礁,可以说都是些随波逐流、漂着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好办,拉两条实用的而不是想象的线,一条从岛往下直到海底,像锚一样,另一条从岛往上直到天顶的一颗星星,保证小岛永不沉没。
波利尼西亚人的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比还是复杂,尤其那些虚拟的,从人类产生、奔着思维去的方法,同时也是一条起伏着梦的路线。
“未建造”之后,作为逻辑上的构成形式(也就是说,产生于未建造之前),就是“建造”了。实际体现上,建造就是装饰。在建筑学上,装饰总是意味着一种拓展,拓展一切、所有东西,最后唯一保留的就是拓展过程本身。在农业社会里,财富的积累和对社会不平等的管理,使得建筑具有“人造世界”的特点,这个世界里,特权者被社会地位封藏起来,不管什么地位(甚至是最低等的贱民)。这样一来,真是矛盾,建筑成了“真实的”;如果到那时候的世界、景观、领土,都是人的微缩工艺模型,梦中的小灯笼,相反的阶段就会到来,拓展的阶段,装饰出现的阶段,一切都是装饰。
“真实的”建筑,也就是装饰元素之发展,跟积累物资的可能性直接相关,为干活的劳工或奴隶们积累物资,他们干活,没有时间去打猎或者采集食物。这些积累导致了不平等。有一种机制可以减少过量的积累、调节财富分配(如果没有调节就不存在财富),叫作“夸富宴”,这是一种庆祝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饮料还有其他东西,任人一时疯狂地挥霍,直到把东西消耗到让人期待的程度。这种宴会,联想到艺术瞬间的、消耗性的形式,以其浮夸和丰富,实现了尽可能吸引来宾的功能;参与人的数量对艺术表现来说很重要,因为艺术不会在时间里永远存在,需要被尽可能多的人及时欣赏。艺术表现有其内在的经济运行规则,各种形式,这是这种情况下的。
显然,这种“夸富宴”是聚会的史前史,其发展的谱系很容易把握,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替代形式,不再追求更多的人出席,而是特殊的、重要的人出席。这是社交的细致化。这一过程的逻辑结果就是一个人的宴会,最终模式就是做梦。
在帕特莉的梦里,耸立着何塞·博尼法西奥大街那栋楼。一动不动,但同时服从于一种内部的运动,间歇性的。忽然起了一阵风,典型的梦里的风,典型到可以说梦就是风,把楼吹散成了骰子大小的方块儿。这是要进入动画片世界啊。楼在另一边重建,以另一种形式,一种原子的重新组合,然后又碎裂了,风带走它的微粒,其中一颗落在帕特莉睁开的眼睛里,刹那间,在其显微结构中显现出一整座房子,里面所有的房间,所有的家具、烛台、地毯、玻璃,还有在星星的风中转动的金色通风扇。
下楼两个小时之后,埃莉萨·比库尼亚拎着几个满满的购物袋爬着楼梯。气温丝毫没有下降,相反,正是一天中热得让人怀疑人生(气候对人有什么恶意?)的时候。最后几层她是一个人上去的,因为胡安·塞巴斯蒂安和布兰卡·伊莎贝尔找到藏起来的小车,重新玩了起来,倒不是有多想玩,只是害怕妈妈让他们睡觉。其实危险解除了,午睡时间已经过了,但是出于怀疑又不想服软,两人还是跑了。他们在一家有空调的冰激凌店里很是愉快地待了一会儿,这小憩让她振作不少,但店外面的反差让持续的热度显得更痛苦。埃莉萨看到大女儿睡着了,没有叫醒她,自己去厨房把买的东西从袋子里拿出来。什么都不用放冰箱,因为他们没有冰箱。然后她开始洗衣服。他们也没有洗衣机,但她并不是特别着急这事儿,虽然有一个也挺好。实际上她很喜欢洗衣服,除了漂白剂以外,在肥皂和各种特殊的清洁剂上也花费不少。奇特的是,如此爱好这种消遣的一个人,手却并不怎么粗糙。谁管那两个小鬼爱不爱睡觉!她今天也没睡午觉,不想睡。出于种种原因,衣服已经攒一堆了。她把两个盆和两个塑料桶装满,开始混合几种不同的洗涤产品,最后总加上一大股漂白剂。先搓洗孩子们的T恤吧。她有点消沉:因为热,为从早上就开始的忙活,还有之后的年夜饭,她丈夫,等等,等等。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她有一阵不高兴了,因为没按她的希望,更确切地说是她的计划,搬成家;丈夫受到了奖金的诱惑,说待到完工就给。今天她想,这会儿应该在另一座房子里的,不是那边就比这边好,只是她拿定了主意,不喜欢——没人喜欢——事情不照着来,尤其好像她的想法没人在乎没有价值。她可以用那笔钱买点东西,但这不足以抚慰她:钱、买东西,这都可以解释,她想要在年底搬家的想法没法解释,好像是她突发奇想。而且做决定的是劳尔,他今天会喝醉两次,还得有一次。他经常一天来两轮,午饭和晚饭。他的肝脏可真够强大的!她想着。不可思议,一个铁人。酒鬼的耐力一般优于或至少是异于常人,她喜欢这种被超常的力量保护的感觉。还有什么?她喜欢她丈夫的很多地方,她不想抱怨,哪怕只是心里闪念。她也想象不出比如跟一个不喝酒、总是清醒的人结婚是什么样子。
她把帕特莉的衣服浸进水里,思绪也飘向了她。对这位母亲来说,帕特莉的确是个更让人担心的由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迷茫的姑娘。没人能预见帕特莉以后会怎样,她更不能。当然有年纪的问题,但这也让人不放心。她做什么都半途而废,没有恒心,也没有真正喜欢的东西。谈恋爱也好呀!埃莉萨一边机械地洗着衣服,一边一步步分析起这个问题。跟很多智利人一样,她有个无伤大雅的秘密习惯,就是向一位幻想出来的对话者——说得更确切些,一位真实人物,但只存在于她头脑中——长篇大论地进行分析。她的谈话对象是她的一个女友,多年以前他们搬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没再见过面。这不重要:她向女友讲起了大女儿的情况。你看,她在心里说,连空手道她都没坚持下去,虽说是我丈夫头脑一热叫她去学的,也不太适合她,但好歹叫她有点事做。她以前还磨得一手好珠贝纽扣,结果却也没坚持多久,不过这倒不能怪她,主要是我们搬到这儿来了。但学校又怎么说呢?也没上下去,因为她不想参加水平测试。她想当电工,荒唐!就跟我说我想做个电工一样离谱。核心问题是,她向不在场的朋友解释道,引出所有这些的:帕特莉太浮躁了。这世上还有哪个姑娘比她更浮躁吗?估计没有了。她从来不认真对待那些严肃的事情,因为她对严肃的定义完全是两回事。她活在一个反向的世界里,这个爱做梦的小东西。她不是不聪明,但太浮躁,以至于显得傻气。她有天赋,很有天赋,不说别的,在缝纫上就能看得出来。如果需要,她现在就完全能靠这手艺养活自己。这让她的前途多少有点希望,虽然微茫,因为缝纫也是个轻浮的行当,只看结果,不管意图,那可是千变万化的,这方面帕特莉简直取之不尽。六年前,布兰卡·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帕特莉不是争赢了她,自己给妹妹取了名吗?“布兰卡·伊莎贝尔”是个著名时装设计师的名字,阿根廷人,但母亲是智利人,姥姥还是劳尔·比尼亚斯爷爷的干亲。埃莉萨本来想选“马鲁克萨·杰奎琳”的,后来小女儿出生,终于或多或少满足了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