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呢？
我在考虑。
啊。
鬼们似乎有点嘲讽的意思。他们开始后退，没做任何动作，像是距离差造成的幻象，但确实退了，对于这个天真的探险家来说，这个场景实在无比精彩。像是不经意地，一片螺旋状的光洒下来，把他们笼罩进不可见的黄色。粉末几乎只是一种感觉，一层细绒。在这些男人面前，帕特莉感到心抽紧了……就像她第一次看见男人。停下！她的灵魂在喊，别走！她想永远这样看着他们，即便这永远只持续一瞬间，假如永远能持续一瞬间。她想象不出永远还有什么其他方式。来吧，永远，来成为我生命中的瞬间！她在心中呐喊。
当然，你必须要死。其中一个说。
那不重要！她立刻激动地回答，激情里隐含了某种词语没说出来的东西，某些她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但又跟她说的话意思一模一样。
鬼魂似乎都静静地看着她。是吗？还是他们其实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不同的世界里穿梭，只是她在所处的位置看不出来？这也不重要，她想。总之，鬼魂们灵活地向下一层滑去了，只剩她注视着虚空，那里有巨大的城市，亮起的街灯。
她对夜景并不感兴趣，转身走向楼梯，走到楼梯口才发现，要想继续看那些鬼，不知道该上楼还是下楼。他们好像一完成任务就消失了。上楼下楼都已经没有意义。她会累的，腿也会很疼：这些光板水泥楼梯没安栏杆，为免踏空必须非常小心，而且每一次上上下下都提高了危险的概率。虽然还有一些透明的光束，最初的一片浓重阴影已经开始占领这座楼。
帕特莉打了个激灵。她的腿在发抖，但不是因为爬楼梯，也不是黑暗越来越浓。她感到慌乱。她走下两级台阶，坐下。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始认真考虑答应要考虑的事，虽然像妈妈说的那样，她很“轻浮”，从来不拿任何事当回事。这次她其实更轻浮，因为要严肃对待的恰恰是最轻浮的事：一场聚会。
但一场聚会，她想，也有严肃、重要的成分。它暂停了人生和人生中的严肃，好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不重要吗？对于时间，我们总习惯从时间之中去看待，如果跳出来呢？生活也是一样，从一个生活本身的大框架出发，似乎才是普遍，甚至看来正常的、唯一可取的方式，但也存在别的可能呀，比如说聚会，人生以外的人生。
那么，能拒绝聚会的邀请吗？帕特莉想。虽然按诡辩的逻辑可以说，既然邀请来自生活之外，听见了，就已经意味着一种接受，但很明显，邀请确实是可以拒绝的。人每天都在拒绝邀请。但这样的邀请，一辈子会有几次呢？除了垂直分层和能“进”“出”的门，人生还有另一个维度，水平的，或者说时间的，以此来衡量长短。很明显，不会经常请她参加鬼魂们的神奇聚会的。不过帕特莉担心的倒不是这个，机会总能有，相反，在永恒中，会有多少次这样的邀请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永恒中的重复与可能性无关，即使数字再大也不一定。在永恒中，不同于“生命之中”或者“生命之外”，这场聚会是绝对独一无二的。
这些问题都归为了一个：为什么不直接接受呢？这时生活又重新出现了，比往常都要浓重黏稠。生活总是有这种麻烦，给每个东西都定上期限，通过时间不断挖空，直到把密实变为一朵轻云。对于一个像她这样轻浮的女孩来说，生活可能就是一块石料，一块大理石。包括在思维里也是，不断去掉句子这个成分和那个之间的空缺。说“四就是四”，这是轻浮，严肃是通过极其细小的部分来进行论断，从“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朴素的知识，到“二加二等于一加三”，直到“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轻浮是同义反复的效果，但作用于一切（这会儿是，那会儿不是，就不能叫轻浮；轻浮不能只是个样子，要彻头彻尾）；轻浮是一种预先已经知道的状态，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自身的再现、重复、反映。所以，“轻浮”就是在重复之间穿行，也只在重复之间穿行。难道还有别的吗？对于帕特莉来说，没有。
同时，说她“正在考虑”，确实没撒谎。思考也是开一个洞，但这个时候避免不了了。她几乎觉得自己就是思维的客体，当然了，别人思维的客体，甚至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思维的客体。这些鬼魂把她放到这个位置上，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想这些。
不是有什么可想的。像往常一样，决定是自动的，事先已经定下的。她当然会去参加聚会。鬼魂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只说了关键，而没有像通常那样提前大肆渲染。她会去的。她甚至觉得都不用列举赴约的理由。
她的思考被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不知道是来自楼上还是楼下。她抬起头，没看清什么，夜幕已经降临了。家人在天台上的喧闹清晰传来，几乎就在跟前，而且还有脚步声，轻得像人悄悄说话。终于，她发现是有人在上楼，就在她下面那段楼梯。她站起来，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像她想的那样转身上楼了，一个影子出现在楼梯那端，正往她这儿走来。显然，那个人没有看到她。楼梯顶的天花板缺了几块（让整个洞变得很危险），从那里透出足够的光线，让她在那人经过楼梯中段之后能看出究竟了。是个男人，三十来岁，她这辈子见过最讲究的样子：白T恤，白色莫卡辛鞋，奶油色裤子，熨线清晰，金表细链，红宝石戒指，突出的二头肌在短袖下面半隐半露，时兴的短发，后面留一条小辫子，络腮胡子留到高处，修剪成南美人喜欢的“杯状”造型，流线型的墨镜，嘴边叼一根烟。他冲着帕特莉淡淡一笑：
你一定是帕特莉。
她都没能张嘴说点什么。她想不出这位认识她的先生究竟是谁。
我是罗伯托。
罗伯托？她问。好没礼貌的问题，她一会儿大概又要纠结半天，这就像说：哪个罗伯托？
但是他没生气。他笑了一声，走上前来，拉着她胳膊继续往上走。他说，我是伊内斯·比尼亚斯的男朋友。啊，罗伯托！帕特莉惊叫一声，脸红了，如果不是天黑，肯定会被看见像个番茄一样。但是他戴着墨镜呢，黑也能看到吧。我来晚了吗？不，先生，您没来晚，我们还没坐下吃饭呢。他又笑了，让她不要那么客气。叫“你”就行。他说。
九点了。种种迹象表明晚餐即将开始，比如烤鸡发出的香味和在食客们身上产生的催化作用。真没办法，除非发生奇迹，这又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闷热的夜晚，就像之前的白天一样，只是没有光罢了。孩子们游玩嬉闹的范围也缩小到了有光照亮的地方，偶尔在相互追赶的时候逃进黑暗，然后马上回到更好玩的地方。这让他们变得更烦人了，但是总体来说，聚会也变得更加欢快和亲密，就像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没有墙的房间里。黑暗中，红色和蓝色的玩具车变成一样的了。饭厅门上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提供了他们所拥有且需要的所有照明。几只蚊子和飞蛾在灯光下画着它们的轨迹。劳尔·比尼亚斯说，住这么高的好处就在于，没什么飞虫敢上来拜访他们，这儿不会有暴风雨似的大群虫子。他们一直聊，谈天说地，胜过一切。有了男人，就跟女人们自己聊天不一样了：他们带来一种普世的特征，通常都是些意外的大话题；但他们也可能比女人更个人化，不是在挖掘话题上，是形式上：下结论斩钉截铁的，对基本问题有彻底错误的理解。一般女人们能察觉到不同并且表示欣赏，尤其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这样一起聊天，得像这样的家庭聚会，或者因为特定的事约起来，但后一种情况不能那么自由地转换话题。一起聊天，当然不排除女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单独对话，哪怕只是一个巧笑也心领神会。
罗伯托的出现引起了轰动。所有人都说他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差：就是不一样。这就是本尊出现的一种效果吧。甚至之前就认识他的卡门和哈维尔也说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像阿根廷人，正常，他有阿根廷血统，但是更像智利人，毕竟多少辈了。他到的时候，伊内斯惊讶地看着他：你什么都没带吗？酒呢？冰激凌呢？不是你带吗？他更惊讶地问。他俩成了一场误会的受害者。为了决定带什么来可讨论了好久！他们做了细致的安排，但却没弄清楚谁带。大家都笑了。埃莉萨笑得最大声。罗伯托很有教养，又讨人喜欢。劳尔·比尼亚斯请他入席，坐在他和哈维尔旁边，几个人开始侃。他摘下墨镜，露出一双乖巧细小的绿眼睛。你长得不像智利人！卡门叫起来，但她丈夫完全不同意。智利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埃莉萨说。我也这么说，罗伯托补充道。
他的到来让大家忽略了帕特莉的开溜，不过不是所有人。迎接罗伯托的热闹过去之后，伊内斯正在为混乱向嫂子道歉，看见帕特莉走进厨房，问她：你跑哪儿去了，小姐？就那儿，帕特莉含糊地回答。母亲看了她一眼。谁知道她去哪儿了，又发梦了吧，神神秘秘的。你男朋友穿得真讲究，埃莉萨对伊内斯·比尼亚斯说。是吗？是呀。
6
该摆桌子了，这是男人们的活儿，或者说劳尔兄弟俩的活儿，他们不让罗伯托动手。但似乎桌子并不想从厨房门出来，不知道是酒精加天黑搞得他们有点晕乎，还是确实不好搬，或者根本不可能。可是能进去呀，哈维尔说，那就肯定能出来。是搬进去的吗？劳尔·比尼亚斯问，开始只是开玩笑，突然也蒙了，打了一个近乎恐惧的哆嗦，问自己桌子是不是在墙砌起来之前就在饭厅里了。他还记得砌墙的样子，但他可以发誓，那会儿他们还住在底层。就这样想着，还没回过神来，两条桌腿已经出去了，他稍微把桌板按了一下，整个移出来了。大家赶紧给他们鼓掌。他们把桌子摆到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离门，也就是离光，不近不远。半明半暗的环境吃饭总是比较舒服，热气还让这氛围包裹得更紧，也更神秘。大人们正好围坐在桌子周围，如果算上帕特莉，那就是七个人。给孩子，像往常有点规格的聚餐一样，他们用支架和木板搭了一张小矮桌，一种长形的咖啡桌，和工人们中午在楼下吃烧烤用的差不多。座位是个问题。一家人平时的四张椅子加四个凳子只够大人。只能从泥瓦匠那儿再学一招了：下楼去找几个箱子，他们每天就那么坐着吃饭。男人们都去了，三个一起，都讲客气，而且也确实需要人手。他们热热闹闹地下楼了，劳尔·比尼亚斯戴着头灯。
这当儿，帕特莉就忙着摆桌子，先铺一块漂亮的白桌布，后面就好办了：盘子、叉子、刀，依次机械完成。至于被男人们搁在地上的杯子，她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本领，能猜出哪个杯子是谁的，而且从不出错。伊内斯·比尼亚斯她们姑嫂三个在厨房里准备沙拉，当然，嘴也没闲着。话题大多围绕着罗伯托，涉及各个方面，但主要是他相应的那一面。那个没被提出来的，但包含了所有评论（评论神奇地变成了预设的回答）的问题是：伊内斯·比尼亚斯怎么可能不怀孕？她说连她自己也在问，不相信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生活。
埃莉萨把蜜瓜放进一个盛满冰块的盆里降温。伊内斯提出一个新法子：把瓜用湿报纸包起来再放冰，这样凉得更快。效果出奇地好，白绿色的瓜皮结了一层霜。埃莉萨算着烤鸡什么时候能好。她在这方面很灵，而且她希望以某种速度挨个儿上菜，孩子们会高兴的，而她丈夫也不会有多少超额的喝酒时间。
好，可以开饭了。卡门·拉腊因出去问男人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当然！准备得不能再好了！不过还有件事：缺餐巾。她回厨房传达了这个消息，帕特莉一拍额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她经常这样。妈妈让她摆好餐巾之后看看孩子们是不是都规矩了。同时，伊内斯·比尼亚斯帮她把瓜切开，一片片摆到一个长形大盘子里，并在每片上放一片生火腿。卡门和帕特莉去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被任命为桌长的胡安·塞巴斯蒂安大喊大叫，颁布着专制的条令，主要是针对他弟弟妹妹的（两个表兄弟这么神气，他有点怕）。
瓜上来了，厨师也已经就座：晚餐开始了。大人两块，孩子一块（但是切成了两片）。这还不算正经吃的，大家开开胃。要知道，他们家不是太在乎吃这事，很少关注。这瓜刚好，晚一天就过了（早一天也不行）；甜得刚刚好，没有破坏瓜特有的风味，这股味道跟甜可是两回事。火腿也恰到好处，微温略咸，和瓜冰爽的甘甜形成愉快的对比。蜜瓜之后是沙拉，烤鸡也几乎同时上来，略加调配，金光闪闪，酥脆可口。劳尔·比尼亚斯为烤鸡精心配了几瓶圣卡罗琳娜陈年葡萄酒，是他从最信任的店里便宜买来的。智利葡萄酒可真够干的！大家一边品尝一边说，带着一种怀念的口气，但比较节制，免得破坏了聚会的气氛。真是干，太干了！那种干度却让他们泪眼盈盈，好矛盾。总之，晚餐以最欢快的气氛进行，有时候，为了让欢乐更加完整，一点被掩饰起来的悲伤也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孩子们表现得很好。
帕特莉是唯一一个有点隐秘想法的人。与其说想法，不如说是感觉。她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做，一些悬而未决的事。事实上，她想做的就是不再去想。她不想觉得自己是一件完成任务的机器，但她对鬼魂们说过了会考虑，又不得不这么做。她本来沉默寡言，在这种窘境下，突然觉得说话非常有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不再思考，像从契约里被解放出来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心想，就像那些故事，出现一个非常俊美的男人，导致男人味十足的主人公也感到被吸引，同时深受困扰，直到最后发现这个美男子是个乔装的姑娘。这就是思考和说话的辩证关系。但是，一想到这，帕特莉最终发现她自己，是的，她自己（这是她的想法，所有想法中的秘密）难道不是一个乔装的女人，一个……由女人假扮的，扮得非常好的女人？但她并没有顺着这些神秘的想法继续下去，她更倾向于停留在轻浮的表面，因为想法和秘密之间也存在着辩证关系，或者说在这种更迫切的情况下，想法与时间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她不能一直想个不停。就好比一个画家，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例如一些浓厚色彩容易干燥的问题），在一幅画上花了太多时间，其间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可能是一个人物，一座山，一只动物，最后画不停地被填满，充斥成无法直视的一团。
孩子们总是从小桌子跑开；他们的父母专注于食物的幸福，坐着不动，任他们玩，除非他们跑到灯光不怎么照到的地方，黑暗里看不清天台的边沿（那就没法挽回了），还有泳池，虽然没那么可怕，但还是很危险。他们一旦跑到暗处，就有一个女人负责去把他们带回来，或者吓唬他们，如果管用的话。上一个做这件事的是帕特莉，还有点愣神，其他所有女的都已经轮过一次了。这次真的都跑太远了，埃莉萨提高嗓门招呼也没人乖乖地回来，所以帕特莉把凳子往后一挪，走向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她从泳池左边往深处走，能听见几个大点的孩子从泳池右边往回跑，不想被她抓住。她继续朝天台尽头走，想确认没人落在那儿。孩子们确实都不在了。靠近边缘的地方能看得更清楚，透出下方其他房屋和街道上的光。她停在了边上，不危险，因为她沉浸在思考中时走走停停，这次也是。几只鬼魂出现了，飘浮在离她两三米远的空中。夜晚让他们看起来威严宏伟，可能要归功于街区另一侧阿尔韦迪大街的照亮，黑暗中金色的线条勾勒出微妙的透视。他们看起来还更严肃了，但这谁也说不清，只是在帕特莉看来，他们进入了一片严肃的广漠空间。他们沉入阴影中的身躯，变成线条的身体表面（在一个更加不真实的维度中暗示体积）对她来说太奇怪了，简直庄严得不可思议。他们“没什么可藏的”（因为没有生命），所以阴影对于他们来说有另一种目的。我接受邀请，她对他们说，十二点前一分钟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从这里？一个鬼说，好像没明白。是的，就从这里。啊。这样最容易操作。帕特莉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们答应了，也就因为这，因为似乎理解了，他们看起来不再那么严肃。其中一个对她说：谢谢您确认，小姐。新年大餐已经全都准备就绪。
她回到餐桌，妈妈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她心想妈妈琢磨什么呢，但什么都没表示。吃饭的人们围着鸡骨头和空空的沙拉盘谈天说地。巧的是，所有人都无一例外来自圣地亚哥，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和他们之前已经达成的共同看法一样。他们对圣地亚哥赞不绝口，就好像旅行社的员工一样。
可惜，罗伯托说，圣地亚哥有雾霾，看不见星星。我就看见过，劳尔·比尼亚斯身体向前一倾。如果仔细观察劳尔·比尼亚斯的话，就能发现他一些惯用的肢体动作，比如摇晃脑袋，让他说些“醉酒的话”。但是他兄弟虽然不喝酒，或者说至少不喝多，也做相同的动作，观察者就可以更正，这是“一个家庭的东西”。罗伯托在和他两位未来大舅子聊天的时候，一直在做这种更正。我就看见过，劳尔·比尼亚斯说着，身子向前一倾，特别搞笑地摇晃脑袋。啊，对，多新鲜，他妹妹的男朋友回答：我也见过，不然我怎么知道有星星这种东西呢？我可不是在阿根廷才见过星星，以前就见过，小时候。我是刚见过，没多久，劳尔·比尼亚斯说。他兄弟哈维尔也附和。你听我说，大家争着招呼罗伯托，听我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跟罗伯托称“你”，毕竟就快是连襟了。女人们更是热络，不然罗伯托也别扭。鉴于他们对圣地亚哥看见的东西意见不一致，就继续在近的事情上有分歧。这里跟圣地亚哥一样，伊内斯说，虽然没有雾霾。城市照明过度，卡门说，有些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太过了。可是这儿也能看见！哈维尔·比尼亚斯说。罗伯托则重复：你以为，才不是呢。大家注意，我们来试试！埃莉萨大喊，让孩子们听话，因为要黑一阵了。她到厨房去关掉灯。每个人都仰起头来向上看。瞳孔打开，辽阔的星空，广袤的银河出现在他们眼前。看不见嘛，劳尔·比尼亚斯说。看得见，超级清楚！哈维尔说。是的，没错，对对对。大家注视着星空，已经无心争论。银河啊！哈维尔的孩子们说，要是有望远镜就好了！
所有人沉醉在星空里的时候，帕特莉仿佛在天空中看到了家人，她很爱他们，但这一刻她意识到自己正同他们作别。逝者会化作星辰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正相反。现在她要永远离开他们了，心里不是哀伤，而是看他们四散在黑天之上，每人一个美丽而又永恒的光点，感到了某种怀念——不是预感，几乎是回顾过去。她告诉自己，如果值得牺牲，那就可行。星星好远啊……孩子们是对的，要是有望远镜就好了，但那会看起来更远。她轻轻晃了一下头，好像那些星星，连同它们的距离，都进入了她的身体。这个“告别状态”显出某种冷淡。这冷淡，或者说分裂，也影响到了思绪，让她想到一个类比：如果一个在进行日常活动的人想到，在十分幸福的理想状态中，当哲学家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时（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严格，不仅因为他们吹毛求疵——很自然，大多数都是单身汉嘛——更因为他们任自己随着本体论的推导走），他就会正在做他在做的事，不是相当于一样，而是完全同一件，就像在一个平行世界里。应该不是什么太糟糕的事，但现在，帕特莉想，不少人都没有工作，所以上面这个人的假设类比应该说的是一次散步、一次健身，或者是坐火车到郊区的一次远足这类事情。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得到结论，是的，他实际做的，与他同日同时在完全幸福的状态下（个人、社会甚至宇宙的，终结了精神错乱，等等，等等）会做的，完全一致。实际上完全不用努力想象，因为都没必要用到想象力，只要调整一下动作和动作的方式：行动更迟缓一点，微笑更饱满一点，头更扬一点……免不了啊，她想，一个人看看星空就想到了别的世界，多傻！
哈维尔说，圣地亚哥上空的星星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有什么不同？他们有些惊讶地问道，很不理解。是另外一些星星，他回答。劳尔·比尼亚斯吓得抱住头。小子，说什么胡话呢！我们在同一个半球啊！那又怎样呢？两个人自己都不知道是该相信对方真的无知，还是该觉得对方在拿自己取乐。女人们笑了起来。埃莉萨·比库尼亚向来不负睿智之名，这时候站到了妹夫一边：确实不一样。是这样，罗伯托表示支持，于是劳尔·比尼亚斯也没有办法只得赞同，主要是在这点上他确实同意：当然不一样，他说，但这不是说它们不是同一些星座，不在同一个位置上，甚至不是同一堆星星。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星星。看着眼熟吗？好像不能这么说，但也不是不对。我觉得，帕特莉说，星星是一样的，但是反过来放了。完全正确，劳尔说，小帕特莉说的有道理。全是因为视角不同，卡门说。想想看，我们从另外一边看过这些星星，伊内斯·比尼亚斯半是忧伤半是愉快地说道。他们脖子仰疼了，加上孩子们趁着黑暗四处乱窜，像一群小魔鬼，灯又打开了。他们潜进布满星辰的黑暗，现在重又浮上来，带着比之前更灿烂的微笑，以不同的眼光打量。从逻辑上说，眼睛当然还是一样的。他们碰了一次杯：敬智利的星星。有一条河正在把星星带走！劳尔·比尼亚斯边喝边说。
没多久，水果上来了，大家尽情享用。比起餐后甜点，全家人都更喜欢水果，这给主妇省了不少事儿，只需要削皮、去核、掏籽，特别是给孩子们吃的时候。他们跟罗伯托说的时候，他都不信，因为他也完全一样：特别爱吃水果，讨厌甜食。有时候好吃好喝一顿，最后来份甜食能毁掉一切美味。他以为伊内斯提过他这种怪癖，其实没有，埃莉萨·比库尼亚还担心饭后只吃水果这种野路子会让他不满足呢，但她还是准备了这个，为了不破坏其他人的乐趣。简直是心电感应，这个巧合进一步表明他加入这个家庭有多正确。多好的水果呀！光亮的油桃熟得发紫，杏儿一派东方风味，每一串每一粒白葡萄、黑葡萄都堪称完美，草莓红得像滴血，“美丽海伦”梨雪白细嫩，樱桃紫红，李子深黑，大自然的全部馈赠都在这里了，一个文明的大自然，嫁接、悉心照料，几乎臻于味觉的极致。水果饕餮一家吃不到这些不会满足，幸好夏天水果便宜。
你们知不知道，埃莉萨问，这栋楼里有鬼？真的鬼吗？客人们问。嗯，他们从来都不是真的，对不对？不过能看见他们，每天，午睡的时候。别的时候也能，帕特莉补充道。对，别的时候也会看到。对话转向了鬼魂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话要讲，一段经验，一些回忆，再不济也有听来的什么。这正好是讲故事最常用的主题。
劳尔·比尼亚斯讲了一个，说鬼在看天上的飞机时，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井里有只野兔，鬼就跟它说起话来：它（“他”，因为是只公兔子；对了，鬼是个女鬼）也是意外掉进来的，从此就待在井里了，不是因为出不去（那井还蛮浅的），是懒得出去。您掉进来时也是在看天上过的飞机吗？鬼问。不，兔子说，我是在逃命。啊，真的吗？鬼饶有兴趣地问，逃什么？兔子耸了耸肩（尽管这个动作对于兔子来说难度不小），随即解释说，它总在逃命，不管什么，所以哪个原因区别不大。您应该把原因分清楚，鬼提议。为什么呢？兔子说，为了在危急关头跑得更快，没那么危险的时候就跑慢点吗？那可不行，万一判断失误呢，就算对了，不是特别危险的情况可能反而更要命。鬼觉得兔子说得有道理，反省自己太鲁莽了，在完全不了解的事情上给别人提建议；因为她从来不用逃，恰恰相反，她要做的是“现身”。兔子长叹一声：像这位朋友一样不用奔波保命该有多好！鬼睿智地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丢掉你的小命。啊，这样的话……其实……不，不好意思，您说得不对……您看……他俩人生哲学正聊到兴头上，都没有发觉猎人来了。这个猎人虽然不善运动而且动作笨拙，但在井口上探头一看有只毫无抵抗能力的兔子，就拉上枪栓（这悲剧的“咔”一声把兔子和鬼拉回了现实，但是到这个时候，什么都干不了，只有僵在那里），扣动了扳机：砰！他准头不行，打中了……鬼，他根本就没看见的东西。鬼伤在左胸，那里涌出一股风一样透明的血。兔子来不及同情，像寓言最后的寓意一样，一跃而起，远远地跳出井口，全力奔逃起来。
哈维尔·比尼亚斯讲了一个老钟表匠的故事，他能看鬼魂的位置报时间。他每天想想这想想那，郁闷了：生意真是日益冷清啊。机械表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看来没法扭转。听到店铺门口过往的行人说“11点56分”“7点39分”“2点过1分”的时候，他总是很黯然，现在已经没人说“差二十，过了一点儿”，连小孩都会回：“您是说41分？或者42分？”只有像他这个年纪的人才会带着出毛病的老物件来店里，欧米茄、江诗丹顿、芝柏，不会惊讶修理费那么高，也不会第二天就戴上日本产的腕表。可能很快就没人知道每天时间分两半了，现在也没人听钟表的嘀嗒声，心脏这个器官早过时了——钟表嘀嗒正如心脏跳动，都是机械的。机械表是老式的那种，还带指针呢，虽然用电子的方法也能造出有表针的仿机械表，但这很荒唐，像是技术纡尊降贵，这一点老钟表匠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他静坐着，沮丧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每一天都更加懒得动弹，更加失落，只盯着店铺尽头那面墙。两个鬼魂整天在那儿报时，小孩那么高，非常准，又特别有耐心，钟表匠对他们在那报时都习惯了。当他越来越不想动的时候，更觉得两个“鬼魂指针”缓慢而准确的移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应该那么信赖他们，因为有一天下午，那两个鬼从墙上下来，带着不怀好意的微笑对他说：小气没脑子的老头，你看时代变化、技术革新，但是人的贪心不变，这种“落后”就是忧郁的源泉，搞得我们鬼魂也不好过，你好意思吗？老钟表匠被吓呆了，没能挤出一句话。他感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到空中，拖到最里面的墙边上，就是那两个鬼魂报时的地方。现在该他报时了，用一根指针，就是他自己，时针，就像分针被发明出来之前那种最古老的钟表一样。这时，真的鬼魂消失了。
女人们也不甘示弱地讲起来。伊内斯·比尼亚斯的故事讲一个肖像画家，专画鬼魂，最后丢了手艺。那些鬼魂只为摆造型现身，画完之后便会消失，因此画家很苦恼没有任何现实能跟他的成品对照。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鬼魂们现身也“节制”得夸张，甚至不露全身，只现出画家正在画的那部分的特征，最后少到一些线条，几点笔触……他们模仿得如此精妙，画家气急败坏地掰断画笔，踩碎调色板，踹翻画架，买了一台徕卡相机。之后他的情况更差了。
卡门·拉腊因则讲了一个日本鬼魂的故事。每位老人死后来到天庭，都会被检查生前吃过所有鱼的鱼刺摆盘的位置，如果能排成一个让人满意的圆，此人就能进入天堂，否则就只能当一个鬼魂，专门去教孩子餐桌上的礼仪，任务完不成，她说，就会成插花师傅。
最后，罗伯托并没有讲故事，而是进行了反思：鬼魂，他说，就像小矮人一样，如果你只想着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存在。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有时候几个月、几年都遇不到一个，突然时机一到，你既没找也没想的，就看着了。这是生活中的普遍情况，就是构成存在的那些普遍的偶然和巧合，比如，一天里见到两个小矮人，或是两打小矮人，剩下的一年里一个都见不到。现在，反过来，从矮人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他是一直存在的，一米一的身高，大脑袋，罗圈腿，他就是机会本身，让任何一个那天在街上碰见他的人当晚能说“今天我看到个侏儒”，他是持续，是恒常，不需要特别做评论；他是永远的出现，生活和命运构成的机会。
帕特莉不给我们讲个故事吗？大家看着她问，确实，她还一句话都没说。孩子们都围到桌边，张大嘴巴听着每一个故事。帕特莉想了一会儿，开口说：我记得奥斯卡·王尔德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公主厌倦了王宫里的生活，国王王后父母、大臣、将军、总管，还有那些小丑——他们的笑话她都会背了。一天，她遇到一个鬼魂使团，他们邀请她参加一场聚会，声称那里的交谊舞、面具、装扮和音乐都很诱人。公主在宫里太无聊，毫不犹豫地从城堡里最高的塔上一跃而下，以死赴宴。大家回味了故事的寓意。没说聚会上发生了什么吗？卡门·拉腊因问。没有，到这儿就结束了。小姑娘真会讲啊！埃莉萨笑着喊。为什么？姑娘，因为鬼是同性恋！大家哈哈大笑。这个奥斯卡·王尔德可真厉害！罗伯托强忍着笑说。大家都觉得埃莉萨讲了个超现实主义的笑话，一个搞笑的点子。帕特莉笑笑，不让大家看出她不高兴，但其实这个想法痛苦地攫住了她。这时孩子们说月亮出来了，刚才被旁边房子挡住了，而且大家聊天太热烈。大家都看着月亮。这让他们记起了正在露天吃饭。一轮洁白的圆月，没有晕，美得可以让人看一辈子，可惜人这一辈子它总在变。
埃莉萨站起来去煮咖啡，帕特莉赶紧跟着她进了厨房，说“我帮你”。其他人继续聊天喝酒，劳尔·比尼亚斯喝四杯，其他人喝一杯的节奏。这带来一种大家都没察觉的微妙的酗酒倾向。由此，他的身体进入一个轨道，产生一种个体的运动，去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帕特莉一跟埃莉萨单独在一起，就问她那句那么可笑的话是什么意思。姑娘啊……埃莉萨开口，“姑娘”这个词是智利家庭里常用的叫法，连女儿也可以这么叫妈妈，不用多想。而且这个词可以很广义，把智利特色也泛化了，语言进入一种更抽象的水平，就好像埃莉萨在电视里说话一样。姑娘啊，一个女人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就算知道，也不重要。你总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帕特莉说，有点指责的意思，但她们俩之间总能更缓和、更亲热。她妈妈忙着烧水，算需要往壶里加几勺咖啡，把杯子递给女儿检查，跟小碟子和勺子一起放在托盘上，神色严肃起来。有些事应该跟女儿说了，而且必须突出重要性。她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谈论了很多关于“真正的男人”的事儿，等着命中注定会给她们带来幸福的人，这个话题都开始在她们各自的想象中失去分量了。必须恢复其重要性，哪怕挨个儿论证，什么时候都可以，比如现在，一年马上结束之前。怎么跟你说呢，她对女儿说，然后陷入了沉思。可能，小帕特莉，你还不是家里最爱观察的人。但是告诉我吧，告诉我，女儿请求着，不带一丝感伤，保持着她特有的审慎。
听我说，埃莉萨说：智利人，所有智利男人，低声说话，声音像女人，是不是有点？相反，阿根廷人大喊大叫：不知道他们的喉咙是什么构造，但就跟喇叭似的。好吧，一开始你感觉所有阿根廷人都特别有男人味儿，就是说，他们可能给我们留下这种印象。但是，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一切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几乎完全相反的事实。你注意过吗？帕特莉耸了耸肩膀。她妈妈继续说：比如说设计这栋楼的建筑师，和房主一起过来的装潢设计师，今天上午来的所有人……别跟我说你没注意，亲爱的帕特莉，那些脖子上系着的粉色丝巾，扑鼻的香水，那些壮硕的女人，那些“唉”，那些“哟”。帕特莉虽然心事重重，看到妈妈惟妙惟肖的模仿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埃莉萨接着说：
还有一个问题，在刚才那些之上，那就是钱。有钱是有男人味的一种方式，阿根廷有男人味的唯一方式。在这一点上，这个国家怪得独一无二。它把我们和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这些异乡人所属的那部分——隔绝开来，把我们扣留成人质。肯定有，至少应该有，另外形式的阳刚之气，不需要借助金钱的。就我们现在的处境看，也许很难感觉到，好像得扭转时空回到智利甚至再向前。男人味还有什么别的形式呢？“受欢迎”？不对，受欢迎是附带的，在男人味级别里明显处于次要位置。应该说“原始”的形式，被制度化收编之前的形式。看起来，“原始”要比“受欢迎”更得人心，但这也可能让我们女人变得危险。几乎可以说女人注定了被原始和野蛮降服。这样不危险吗？可是政府终究是一个保障，尽管把我们置于底层，不也防止我们从世上消失吗？帕特莉说，女人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母亲庄重地说，亲，这正是目前还说不好的事。
那这些和鬼魂又有什么关系？帕特莉又问。
啊，鬼魂……鬼魂是什么？孩子，就像寓言故事里讲动物一样，为了方便理解，我跟你讲阿根廷人和智利人。帕特莉说，你可能还得讲好长时间呢。你那么聪明，用不着我说太多。你想想，对于我们女人来说，鬼魂总是有的。一个阿根廷人减去一个智利人，或者一个智利人减去一个阿根廷人，或者把两者相加，随便你怎么做，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一个鬼魂。
好吧，但他们为什么都是同性恋呢？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已经预感这是她亲爱的女儿性命攸关的时刻，她也只能用一个神秘的“严肃微笑”来回答。
咖啡煮好了，芳香的蒸汽从咖啡壶嘴冒出来。她俩走出厨房。帕特莉把托盘放在桌上，伊内斯·比尼亚斯负责倒咖啡。糖罐跟着传过来，但是咖啡的味道那么好，那么香，几乎没人想要往里面加糖。帕特莉抿了一口，等它变凉。她想着刚才跟妈妈的谈话，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正相反，疑惑更深了。但是，这番话还是在她身上有了效果，这正是她一边喝咖啡一边想的事情。危险并不在于等她的那些鬼魂有没有男人味，没人跟她说话，没人给她解释那些她需要知道的事，这才是危险。而且一转念，这次谈话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谈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状态，不用别人照顾她，不用别人给她解释什么，甚至都不用母亲刚才极力跟她讲的那些——爱情。由此，她的思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鬼魂们是不是够男人这个问题又变得重要起来。说来也奇怪：这个女孩子没什么文化，中学都没上完，居然在思想上走得这么远。其实也没有那么奇怪。一个人居然可以从未思考过他的人生，只是毫无规律地生活着，无所谓短暂的恐惧或激情，但任何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心里也能冒出最伟大的哲学家。这听起来很矛盾，实际上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思想是从他人那里吸取而来的，而他人自己也并不思考，是从另外的人那里得来，如此连续不断。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在虚空中运转的机制，其实还不至于，落脚的锚点是有的，虽然说不好在哪儿，可以举一个例子，只是类比：假定这些从不思考的人中间有一个喜欢读小说，读就高兴，也不用脑子，完全被阅读的快感带着走。突然，某个表情，某句话——如果不是“某种思想”——显示他其实是个哲学家。他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从快乐里？从小说里？不可能，鉴于他读的都是那种货色（哪怕读托马斯·曼也好啊）。知识当然是通过小说这条渠道得来的，但又不完全是它们。小说不是那个锚点，对它们不能抱这么高的期望。小说建立在虚空上，跟其他东西一样，但它们至少在，存在着：不能说是彻底的虚空（如果换作电视，这个例子可能就有点过了）。
客人们一边开玩笑，嘻嘻哈哈，一边喝咖啡、抽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那杯咖啡一饮而尽，问还有没有。早知道你们这么喜欢我就多做一点了！埃莉萨·比库尼亚说道。话是这么说，咖啡壶里还能倒出好几杯，也不是所有人都续了杯。孩子们闹着想玩冲天炮，但带烟花来的哈维尔让他们等等大人，没给他们打火机，于是孩子们又去闹大人，让他们别喝咖啡了，去给他们帮忙。就来，就来，大人说。月亮灿烂的白光沐浴着他们，和灯泡的黄光融在一起。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无所事事里，时不时看一眼钟，看还剩多久。那些“真正的男人”，帕特莉在她的哲学幻想里揣摩，不是别人，正是她眼前这些人。按照她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向她传达的观点，只可能是这么回事。埃莉萨·比库尼亚的想法可不是空想得来、无法实践的，而是源自男人、沿着男人对照。转一圈回来，通过一路的经验把他们定为“真正的男人”（实际也不需要他们真是）。这就好像去习惯某件事，包括习惯茶余饭后的平庸。她更加专心地考虑手头的那个问题，有没有别的办法，她试着厘清思路。
父母们终于肯去帮孩子点烟花了。前一分钟孩子们还没精打采，这会儿猛然变得兴奋起来。罗伯托是最热心帮忙的那个，照他女友的说法，他有颗孩子的心。为了逗大家，他甚至从兜里掏出了一大把冲天炮，说是“以防万一”带上的。他们先点了几支冲天炮、摔炮和划炮。爆炸真是有趣极了。他们试着往游泳池里扔，回响像楼塌了一样。再来！这种再来点！他们想要声音再大一点。哈维尔提议点几个会飞的。他们用一个空瓶子当发射器，没有瞄准哪个遥远的星星，而是直接对准了月亮。我看行，埃内斯托说。罗伯托有一个很好的银打火机，不仅能调火焰高度，还能调节强度。劳尔·比尼亚斯说简直就是个喷灯。他们点燃了第一个冲天炮的引线，等着。奇迹，或者真是做得好（这些年很少见了），它嗖地腾空，留下一道金色的尾巴。这次所有人都看着。高空中炸出一团白色的火焰。第二个也是，只不过放出红色，金属色深红的玫瑰。还有几个更大更有威力的，不过留着等会儿放。几个年纪小的，埃内斯托和杰奎琳，转了几个小星星。
唯一一个没太参与的人是帕特莉，她还琢磨呢。她想到，实际上没必要为了知道一直等，可以通过推断占据主动啊，正确推断就能知道会发生什么。她推不出关于鬼魂的事情，她对他们一无所知。但她熟悉一些神态。她竭尽全力，求助于想象力和原生的创造才能（是有点天真），总得出相同的结论：鬼魂们嘴角神秘的微笑。这是一种命中注定，来源于她自身，她的怀疑主义：那种神秘微笑如同终结，如同不可逾越的边界。
神秘微笑想表达什么呢？她也可以做出推断，现在反过来。因为任何一个在那的人，无论坐着的女人，蹲着跟孩子们放烟火的男人，他们可能说的话、做的事，都会以那个神秘的微笑作结。谁都会做。接下来，整个生命，连同它无穷无尽的结论，都是神秘微笑的推断，都是它衍生的系谱。
劳尔·比尼亚斯离开了一会儿，去把自己的杯子满上，喝光（这会促使他再去倒满，不过那已经是他的事了），罗伯托和哈维尔把几支压轴的冲天炮插到瓶子里准备放。他们决定，无论溅出多少火花都得扶好瓶子，不行就在手上盖一块餐巾，不然这东西头这么重、杆子那么粗，还没飞出去就该倒了。就这么干。他们把罗伯托的空气动力打火机靠近它的尾部，大声喊着吸引注意力。发射了！真壮观，带着胜利的姿态，拖一条大尾巴、一大股火花，朝着繁星密布、被城市各个角落的烟火点亮的天空直飞而去。经过楼上锅盖天线的时候，火光照亮了两个夜空中的鬼魂，一个直直挺立，另一个微屈，头正好在前一个的后面。是时间：大约十二点差五分，到十二点，他们会排成一条完美的直线，一前一后紧挨着。哈维尔和罗伯托笑了，就这个体位小声说了句猥琐的话。几乎马上，出于一些共同的联想，他们望向帕特莉，她正坐得笔直，眼神空洞，苍白得像一张纸，一副死人样。她太瘦了，模样几乎就是个恐怖的木偶。
她旁边，女人们谈论着来年的决定、许诺和期待，这三者有时候会被混为一谈。对于伊内斯来说，来年将会是她人生中重要的一年，结婚那年。大家都同意：以后再谈到就会是“一年前、两年前、十年前”了，这一年是个里程碑。对于卡门来说，当然，是一种重复，但也同样重要——她要迎来另一个孩子了。她们都说，岁月滚滚向前，孩子们就像这些年月一样，从地里冒出来，像蜕变的小蝴蝶，受到一年年、一周周、一日日小风的吹动，非要飞……
突然铃声大作。马上就十二点了。男人们赶紧点了一串鞭炮，爆炸的声响像一挺欢乐的机关枪。没等鞭炮放完，帕特莉就起身走向尽头，脚步越来越快，就差跑起来了。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意图，非但没有被吓到呆住，反而同时起身跑去拦她：女人、男人、孩子，所有人冲她喊着，伴随着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和天空中绽开的万千火花。当然，他们没能拦住她，只差一点点。帕特莉跳了下去。就这样。全家人跑到边上刹住了车，就在她跳下去的地方，沉默，好像心脏出于惯性也跳了出去。下落的时候，帕特莉厚厚的眼镜从头上掉出来，继续和她一起平行下落。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鬼魂，在眼镜落地之前，半空中接住了它。眼镜完好无损，接着被轻轻一弹，飞回到楼顶边缘，停在帕特莉的亲人面前，他们正因为这场悲剧惊魂未定。他向劳尔·比尼亚斯伸出手，递上眼镜，劳尔伸出一只手接过来。人和鬼互相定定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