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球游戏（出版书）》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译者：张佩芬
内容简介：
作品以虚构的未来世界卡斯塔里精神王国为背景，通过孤儿克乃西特成长为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经历，展现其从认同乌托邦秩序到质疑体制封闭性的转变。小说融合政治评论、历史著作与诗歌传说等体裁，以象征手法探讨精神与世俗的二元对立。克乃西特最终放弃精英地位投身现实教育，却在游泳时意外身亡，其命运折射出作者对知识共同体脱离现实的反思。作品还融入了《易经》等东方哲学元素。
译本序
引言
目录
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生平传略
感召
华尔采尔
研究年代
两个宗教团体
使命
玻璃球游戏大师
任职
两个极点
夜谈
预备
传阅信件
传奇
约瑟夫·克乃西特的遗稿
学生年代诗歌
传记三篇
译本序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字面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然而，作者的意图并非故弄玄虚，诚如德国女作家露易莎·林塞尔所说：“黑塞在希特勒时期之转向乌托邦，恰恰不是一种逃避态度，而是用语言作武器让人们得以自由地呼吸在超越时间的空间之中，得以成为自觉抵制恶魔的觉悟者。”（见《试论〈东方之旅〉的意义》）黑塞本人对此也有一些纯朴而谦逊的自白，援引两段如下：“这位滑稽可笑的人想做些有益的、无损人类的、值得期望的好事……一位诗人生活在一个明天可能即将遭受摧毁的世界上，他却如此细心雕琢、组合、推敲自己那些小小词汇，因为他的作为与那些今天盛开在全世界一切草地上的白头翁、樱草花以及其他绚丽花朵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生长在世界上，也许明天即将被毒气窒息，今天却依旧小心翼翼地孕育着自己的花瓣和花萼，不论是五瓣、四瓣或者是七瓣，不论是光边的或者是锯齿形的，它们永远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美丽。”（见《致儿子马丁信》）“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尽我所能加强在德国本土进行反抗和固守阵地朋友们的力量。”（见《致罗多夫·潘维茨信》）
作者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构思此书，到一九四三年全书问世，整整用了十二年。意味深长的是，《玻璃球游戏》的创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同步，最终黑塞赢得了胜利，第三帝国生存十二年后于一九四五年灭亡，《玻璃球游戏》则于一九四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黑塞曾在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表达过自己最新的想法：要建立一种超越惯常好与坏概念之上的新道德意识，要对一切极端对立事物用统一眼光予以观察。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大战炮火正酣之时，黑塞目睹“爱国”概念竟是沙文主义的土壤，自己还因反战而被诬为叛国，就已撰文表白这一重要思想：“我很愿意是爱国者，但首先是‘人’，倘若两者不能兼得，那么我永远选择‘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希特勒倒行逆施的变本加厉，黑塞的想法也逐渐成熟，最终凝结成象征性的《玻璃球游戏》一书。作者借主人公克乃西特之口说：“流尽鲜血后，人们渴望理性，卡斯塔里应运而生”，而以综合世界上一切知识为宗旨的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个卡斯塔里精神王国的至高无上成果。
在《玻璃球游戏》问世前，黑塞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人们称为“精神自传”的《东方之旅》，这位试图从东方取经的西方人经过漫长年代沉思后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人性，而不在物质文明，因而书中东方旅行者们的信条是一种超越因袭观念的世界性或曰宇宙性思想：“我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地理限制，而是寻求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它们无处不在，却又处处皆无，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统一体。”《东方之旅》的主人公为探索人生真谛而加入了一个以“从东方寻求真理”为宗旨的秘密盟会，并在参与盟会组织的多次“探索真理的旅行”后，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是“他必兴旺，我必衰颓”。《玻璃球游戏》的扉页献词不同寻常：“献给东方旅行者”。《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两部著作间的亲缘关系不言而喻。
一九三二年，黑塞写了书前格言草稿；一九三三年写了引言草稿；一九三四年发表了后来成为附录的《呼风唤雨大师》；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学生时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一九三六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二篇附录的《忏悔长老》；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三篇附录的《印度式传记》；一九三八年始写玻璃球游戏大师传，该年写完《感召》、《华尔采尔》；一九三九年完成《研究年代》、《两个宗教团体》；一九四○年写完《使命》、《玻璃球游戏大师》；一九四一年写了书中最重要的诗歌《阶段》，并完成其余章节；一九四二年写完结束章《传奇》。一九四三年，瑞士出版了两卷本《玻璃球游戏》第一版。一九四五年，黑塞著作出版人彼得·苏尔卡普侥幸从纳粹集中营生还，获得盟军颁发的战后德国第一张出版许可证后，立即着手《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事宜，一九四六年，《玻璃球游戏》终于在德国问世。
关于《玻璃球游戏》的成书过程，我们还想交代一个情况：黑塞原本打算写一系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克乃西特传，却未能如愿，第四篇人物传记半途而废，小说里是这么描写的，事实也同样如此。情况正合荣格的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世界上并无人能够摆脱自己历史的局限。黑塞为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英雄，只能编织乌托邦，在虚拟的未来世界里施展自己擅长的浪漫手段，于是子虚乌有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脱颖而出，而原本与之并列的英雄人物们统统退居一边，成了附录。
《玻璃球游戏》不是一部容易阅读的书，却与黑塞其他较易理解的作品一样，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长期受到欢迎，译者就读过不同时代的各种评论文字至少百篇以上。一九七七年时，为纪念黑塞百年诞辰，在作家出生地德国南部小城卡尔夫举办了黑塞国际研讨会，与之同时，德国学者马丁·法弗尔主编出版了一本《赫尔曼·黑塞的世界性影响》，孰料一发不可收，研讨会成为定期性的活动，迄至一九九七年已举办八届之多，《黑塞的世界性影响》也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第三卷，遗憾的是，法弗尔于一九九四年逝世，否则当有更多续编问世。译者曾读过这三本《影响》和二、七两届国际研讨会的文集，体会到黑塞长盛不衰的原因是作家的强大精神力度。黑塞作品的力量来自作者综合融汇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创造性才能，也来自他永不停顿仰望高处以成为“人”的渴望和信念。这里就各类文字中涉及《玻璃球游戏》特殊价值的内容稍作介绍，例子虽少，但也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托马斯·曼在为一本英文版黑塞集撰写的序言中说：“我羡慕他高出一切德国政治的哲学上的超越感，”因为“他的精神故乡又特殊地归属于东方智慧的庙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曾掀起黑塞浪潮，除了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原因，还与美国作家亨利·密勒的推崇和宣传密不可分，经过密勒渲染的“欧洲佛”导致成千上万美国青年追随“圣黑塞”，恰如罗伯特·容克为弗克尔·米夏尔斯主编的黑塞文集《良心的政治》所写序言中形容的：“很少有哪一个个人能够挣脱自己等级的局限，美国的反文化群发现了黑塞，并开展了一场视他为先驱者的运动，这场运动对经历过上千年转折的人类按照另一种目标进行了深思，而且推荐人们去试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一种远远超出日常政治的、幻想的、未来的政治”。加拿大学者乔治·华莱士·费尔德在介绍加拿大的黑塞接受情况时，高度评价第一个发掘出黑塞著作里大量中国思想的华裔学者夏瑞春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这一重要成绩使黑塞作品具有全新前景，使它远远超出了德国浪漫派的轨迹，提高了它的音调以及地方性局限。”德国批评家、出版家西格弗利德·翁塞尔特则撰文说：“正是由于黑塞的作品不提供解答，不开列药方，正是由于描写了发展历程，才使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主人公们总是时刻准备着启程去往新的生活领域，去进行新的探索，向着永恒全新的目标。因为就连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处于一种启程状态，也还在探寻着新的目标，”“希望这种‘生活的召唤’（《玻璃球游戏》中语）对您也始终永无穷尽。”
黑塞一生热爱东方文化，尤其偏爱中国古代思想，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直至逝世，五十多年未曾中断对中国的论述工作，正如他在一封致读者公开信中所言：“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类虔诚善行的共同之处。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一种探索的最重要著作，作家努力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以寻求不同文化融合途径，其中尤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最多，全书从头至尾不断写到中国，引言里有“中国语言”、“中国古代圣贤”、《吕氏春秋》和中国古代音乐等，正文里则更进一步，竟然让自己化身为“中国长老”，向主人公传授中文、中国书法和《易经》等，最后，甚至把玻璃球游戏的高峰定位于“中国屋落成庆典”。然而，托马斯·曼却提问道：“难道还会看不见他的出版人和编辑者[1]工作中所表现的世界博爱精神多少带着特殊的德国味道么？”另一个德国学者基尔希霍夫则干脆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2]，却没有中止成为西方人，嗯，甚至是一个许瓦本人。”
是的，仅仅统计和罗列书中比较明显的中国事物，也许还不算太难，译者也曾就此写过若干文章，但是要想完整概括作者融会贯通不同文化后的再创造，却是难而又难的，即使只是剖析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本书译者囿于知识和能力，虽多次努力尝试，迄未成功，因而这里仅能就个人认识略谈一二。一是书的开头（书名、献词、格言）和全书结尾（克乃西特之死）所呈现的宗教性热烈精神追求；二是黑塞用自己独创的“双极性”视角描述主人公一生历程所展示的“会通和合”观点。
书前献词、格言与书尾死亡图景密切呼应，“死亡”是献词精神的实践：“他必兴旺，我必衰颓”。主人公最终抵达归宿：“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如格言中所述“向着存在和新生的可能性走近一步”。黑塞用“死亡”表达的宗教性精神追求，引起过无数误解，作者曾为此向一位朋友作过专门答复：“一个柏拉图式的梦，它不是一种永恒有效的理想目标，而只是一种使自己和已知世界相对的可能性。”（见《致罗勃特·法西信》）这段话立即让我联想起另一段类似的话，那是马丁·布伯尔在《论道家学说》里的论点：“这种永恒的道是对一切表象存在的否定，它也被称作为无。生非始，死非终，时空中的此在无限无终。生与死不过是‘无见其形是谓天门’[3]的出入口，‘无门者，无有也，圣人藏乎是’[4]。”原来，外国古人柏拉图和中国古人庄子早在几千年前便已有几近相同的精神追求，而黑塞所为则像他谈到自己与浪漫派先辈施雷格尔和诺瓦利斯的关系一样：“我的目标不是改善世界或提高思想，而是继续发扬他们所寻求的东西。”
小说主人公童年时就受到西方古典音乐和谐完美境界的触动而感悟，从此走上一条寻求自身完善的道路，翘首仰望过中国的和世界的无数思想先驱者，历经他对西方和东方无数文化范畴的内心体验后，一次又一次在相对集中发现共同的中心思想，于是一次又一次获得“唤醒”，走上新的阶段，最后为了一个新人的成长，无畏地迎向死亡。小说结局是开放的，老师和学生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了黑塞的一种对立面互相依赖的思想。
黑塞式的“双极性”观点是《玻璃球游戏》的重要基本要素，贯穿于主人公的一生。我们中国人一眼便看出黑塞的观点：“一个正确的、真正的真理必然容许被颠倒。凡是真实的事物，其反面也必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条真理都是站在某一特定极点上对世界所作的短暂观察，而凡是极点无不存在相对极”，源自中国道家自然哲学和《易经》太极图像。事实也并不尽然，一位前苏联学者卡拉勒斯维里就认为：“由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所组成的生活发展链条，是永无尽头的，这就是黑塞的信条，它反映了黑格尔的一个基本观念，”而黑格尔也是小说主人公景仰的先驱者之一。倘若说，十九世纪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也许多少得益于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代思想著作，那么主人公从青年时代就非常崇敬的另一位德国古人，基督教早期僧侣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则肯定没有读过任何中国书籍，然而他提出的综合不同思想使之相辅相成的见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之道，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黑塞借主人公之口说：“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歌德的一句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对西方、东方古人的梦作过再思考后的产物，他把各种貌似对立的文化打成一片，混成一团，创造出现代人的梦，赋予旧事物以新生命，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思想在当代西方文化里得到延续和新生，好似架起了一座沟通东西方的魔术桥梁。《玻璃球游戏》无疑是黑塞对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
译者
[1] 《玻璃球游戏》最初的书名是《游戏大师传——赫尔曼·黑塞出版》。
[2] 指小说中具有揶揄自画像意味的“中国长老”。
[3] 均见《庄子·庚桑楚》。
[4] 均见《庄子·庚桑楚》。
献给东方旅行者
引言
——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quae contra eo ipso，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1]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得到的些微资料，也即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2]，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所称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多少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习惯，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体纳入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团体之中，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悠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受到极彻底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找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往往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奉的精神标志之一，并且几近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如此固执地试图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若干事迹，并至少粗浅地勾画出他个人的整体轮廓，实非出于任何类型的个人崇拜或者存心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服务于真理与科学。古人说：人们越是深入而彻底地去探讨一个命题，结果却越是不可抗拒地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我们略略浏览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保守的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的个人痕迹，尽管这件事并非他个人独创，但他无疑引导了这种变化，并起着促使其臻于完善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年代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总只看见个人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视为其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他的病理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甚至不写这些人的独特的个性，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已抵达超越一切正常性与独特性的彼岸，他们竭力使完美的个性淡化，竭力完成自己超越个人的无瑕使命。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理想，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的形象；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理想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巨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基本原则，事实上，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3]，在我们眼中也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更多的是典型代表性，而不是个人角色。
尽管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开始的精神生活改革——我们全是它的继承者——之前，这类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已消失殆尽了。当我们翻阅以往年代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繁琐地叙述了主人公有多少兄弟姐妹，或者在其童年与青春期期间，在争取爱情与地位的奋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和瘢痕。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探究一位古代人物的病理现象以及他的家庭历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冲动、消化与睡眠情况。即便是他的文化背景，曾对他一生起影响的教育学科，他心爱的书籍以及其他情况等，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尊重这样一种英雄人物，并对他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来所受的教育让他几乎完全溶于自己的团体职能之中，同时却也没有让自己丧失纯属个人的清新活泼的强大冲力，它使每一个个人散发香气并具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正好可以将此作为考察其个性是否杰出的试金石。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了英雄，发现了真正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姓名、为人、容貌以及举止体态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们也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一架用许多一文不值的无生命力的零件拼凑成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却各有特性和行动自由，各自参与了生命的奇迹。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着手收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的生平材料，尤其是他自己撰写的东西，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值得阅读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与为人所作的报道，肯定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或大致清楚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对象不局限于团体范围，我们希望能够扩展到具有共鸣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甚少的内部人士而言，既不需要引言，也不需要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项多少有点艰难的工作，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易懂的序言，让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既无意也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历史与意义的诸种问题的争论进行任何澄清。若想就此课题作一客观报道，为时尚嫌太早。
大家不应当期望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和理论，即便是才能与地位均高于我们的作家们，今天也办不到。这项任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以及精神思想方面的前提到时尚未湮没消失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我们这本书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的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到通俗程度。
游戏的规则（游戏的符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确切地说是音乐科学）——综合而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近乎所有学科之间建立起从内容到结果互相联系的关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全部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为对象的游戏，情况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生产的一切知识、高贵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继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以及它们转化成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以这种汇集了一切精神价值的巨大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完美到了难以想象程度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已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再现整个宇宙的精神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再要改变它的数字与程序，或试图使其臻于绝对完善，恐怕唯有理论上才有可能了。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地管制着一切想要更新内容以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或者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赋予了组合运用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要在一千次严格完成的游戏中找出哪怕仅仅两次不止表面类似的游戏，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凑巧选中同一狭小的主题作为自己游戏的内容，结果也仍然因两人的思想方法、个性、心情以及演奏技艺的区别而使两场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与发展历程。
历史学家想要把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及其由来追溯到哪个历史时期，纯属他个人的取舍问题。正如任何伟大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一样，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古老的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期望与预感的形态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稍后，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4]圈子里发现它的踪迹，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也不少见，接着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5]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往前延伸，走过了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直至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的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目标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于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我们看到的玻璃球游戏便是上述一切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6]、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宇宙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精确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同时达到了古典主义高峰的时代让我们体会到，在两种原则之间经常存在着相互交流和互相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7]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气氛，例如他说：“心灵乃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潜在性衡量一切事物，它并且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和谐与单纯的状态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作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以在有关事物的独特个性中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还可以限制这种潜在可能性，借以在生存中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凭借比较形式进行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一样。”此外，似乎并非只有这番想法几近暗示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发源于类似的幻想。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说是很多这类相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却不会有任何拉丁语学者误解它们的含义），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任意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有影响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而且我们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控制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的音乐创作便建立于数学玄思之上。我们从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传闻轶事，叙述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功用外，还包含秘密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音乐的力量远远超出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秘密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至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让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歌声的神秘力量在永恒的变化中向尘世的我们召唤——诺瓦利斯）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着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简述如下：
这场以建立游戏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为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8]所研究并定名的“副刊文字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毋宁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作用。坦白地说，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尽管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
切根豪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气”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按照切根豪斯所描绘的若干特征去了解其气氛时，那么我们至少会确信，他笔下的诸多特征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或者歪曲的，因为它们是一位伟大学者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的结论。我们找上他，因为他是迄至今日唯一认真研究了这种“副刊文字”社会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对已经远去的时代的错误和野蛮嗤之以鼻，那是十分轻率和极其愚蠢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精神生活似乎是走着两种不同发展倾向的道路。一条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挣脱一切权威的羁束，也就是从自感成熟的理性主义立场反抗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另一种倾向则是秘密而热烈地搜寻着如何正当合法地获得这种自由，如何建立一个崭新而又与理性相适应的权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言，总是精神思想赢得了这场常常因目标不同而互相矛盾的斗争。
用无数牺牲去换取这种胜利是否值得？我们今日精神生活情况是否完善，还能够进一步发展么？过去的一切痛苦、痉挛和变态，从审判异教徒到实施火刑，迫使许多“天才”成为无谓的牺牲品，或发疯或自杀，难道不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不论它是否正确，不论它也许不应当发生，也不论我们愿否承认它的“意义”，一切全都无可更改。不管怎样，人类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发生了。一直发展到后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觉得难以忍受。因为每个人虽然完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乐意遵守的真正准则——一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切根豪斯向我们叙述了那个时代里无数精神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其中若干例子着实令人咋舌。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个所谓“副刊文字”时代的精神产品，我们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受教育较少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毋宁说是“漫谈”的知识项目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作者中较聪明者常常嘲弄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接触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至少承认，尽管它们确乎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揶揄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揶揄的内容，因而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琐碎文字的著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甚至常常被人称为“诗人”，其中也不乏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著名男人和女人的奇闻逸事或者他们书信所反映的私生活，文章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1870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9]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们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超过了百位数。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所开列的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更有甚者，居然有许多颇有声望的作者，也曾为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出力“服务”，说来奇怪，当年这同一名词还常被用于形容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谈论热门话题，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个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部分文章读后令人瞠目结舌。如前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甚至是一种恶魔般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在设身处地地着想之后才可能稍有体会。而当年大多数似乎颇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老老实实囫囵吞枣地全盘吞下了一切荒谬的东西。譬如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宝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事件，读者们不仅在数以万计的报道里读到了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这一天或者下一天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读到了一大堆从传奇、历史、心理和性欲等角度撰写的时髦东西，任何细枝末节都不会被这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急流所遗漏，而所有匆匆忙忙问世的急就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烙刻着不负责任地大批量生产的印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也可算是与“副刊文字”同类的文化活动。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的知识材料，切根豪斯曾针对这一奇异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长文，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工余空闲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条条块块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缝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悖理或者古怪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自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处身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中感到恐惧，还因为他们参与了很多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与民族战争。他们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难解的疑问和骇人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清白无辜的假象世界。他们坚毅地学习驾驶汽车，玩耍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饥饿，几乎是毫无保护的，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已读过太多的文章和听过太多的报告，他们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我强大上，以致无力对抗外界的恐怖和畏死心理，他们只能够胆战心惊地挨日子，不相信有任何明天存在。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的较为重要的变体，我们也必得在此略加叙述。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向依然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过大量演说辞，不仅有节庆祝贺意义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的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理解。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至少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聆听到形形色色主题的演讲，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发表种种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纯粹被动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程度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不得不缄默无语。当然也有轻松有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如何身穿青色燕尾服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引斯特拉斯堡或者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或者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一串串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引得一个个听众兴高采烈，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人们还聆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或者准备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还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一个个他们全不理解其意义的互不相关的知识断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面临怀疑文字的这一可怕的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酝酿成熟，最初还很秘密，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就日益强大而公开活动了，并且成为一种培育新人和人类尊严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气勃勃和庄严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感的症状，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很繁荣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绝望境地：物质极度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日甚一日增长的自我怀疑，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是的，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表示衰亡的迹象并存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深深感谢的遗产便是音乐科学的诞生。
但是，人们虽然能够轻松容易地把以往任何历史片断纳入世界历史，编得又巧妙又动人，但要让他们安排自己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恰恰就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自从尼采哲学诞生以来就无处不在的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年华业已过去，迟暮已经来临。猛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直率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征象：冷漠的机械主义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缺乏互相信赖，艺术的虚假不真诚。情况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振荡回响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停息，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各类研究所散发出腐败气息，早已袭击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采取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其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还牢固拥有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说成是已经死去的东西，把他们曾如此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说成是全然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狂妄太难以容忍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他们以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老朽们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锵的副刊文章，谈论迫在眉睫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姿态，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正直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衰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便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更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推倒过时老朽，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能力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