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仿效。是的，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〇〇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8]，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9]，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0]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事实如此，”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匪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做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进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11]，恺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
“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干，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12]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且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13]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的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蓍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有过较深刻的体验。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为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干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已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
[1] 指卡斯塔里和克乃西特奉派去工作的玛丽亚费尔修道院隶属于不同教会组织。
[2] 科柏尔汉是黑塞虚构的地名。
[3] 鲍尔扎诺（1781—1848），当时生活在布拉格的一位哲学家。
[4] 杜波依斯也是虚构人物。据德国学者分析，这个姓氏可能得自黑塞的外祖母尤丽亚·杜波依斯。她出身瑞士一个普通农家，全家人都勤奋而有进取心。
[5] 系黑塞虚构的人物。
[6] 格尔华修斯院长也是黑塞虚拟的人物。
[7] 黑塞一生敬爱瑞士著名历史学家约可布·勃克哈特（1818—1897），约可布斯神父显然隐喻这位研究德国历史的专家。
[8] 见第87页注。
[9] 弗兰凯（1663—1727），基督教新教思想家，曾长期在哈勒执教。
[10] 见第87页注。
[11]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国王。
[12] 安哥拉广场，古希腊人举行盛大集会的地方。
[13] 本笃会是基督教修会，由圣·本尼狄克（480—547）创建，除隐修外，还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教区工作和传教活动；多明我会由圣多明我于1215年创立，又名布道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实行退省默念和积极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从事教育、护理和慈善事业；耶稣会是天主教会，1534年由依纳爵创立，从事传教工作较其他修会为多。上述三大会均为迄今仍有广泛影响的西方宗教组织。
使命
克乃西特第一次在修道院逗留了两年，那时他已届三十七岁。当他发出那封给杜波依斯的长信约摸两个月之后，某个上午院长请他去办公室谈话。他想，这位对下属十分和蔼的先生又要同他讨论中文问题了，便立即赶了过去。格尔华修斯院长手里拿着一封信迎向他说：
“尊敬的同事，我今天有幸向您转达一个信息，”院长愉快地以惯用的宽容态度大声说道，然而立即又转换为讽刺挖苦的语调，这是本笃会和卡斯塔里间尚未建立明确友好关系之前，院长常用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是约可布斯神父的一项创造发明。“此外还请向贵大师转致崇高敬意！看他给我写了什么样的信！这位先生居然用拉丁文给我写信，天晓得这是为什么。你们卡斯塔里人做事情真让人琢磨不透，究竟是出于礼貌呢，还是想挖苦我们，是表示尊敬呢，还是想教训我们。瞧吧，你们这位主子用拉丁文给我写信，而且还用了那种目前我们修道院里无人懂得的拉丁文，总算约可布斯神父还有能力对付。这也许是西塞禄[1]学派的拉丁文，但其中又搀和了一些教堂拉丁文作为装饰，这么做自然又让我们猜不透其用意何在了，是对我们这些僧侣进行教导呢，还是出于讥讽，或者干脆只是情不自禁卖弄文采，作文字装潢游戏？不管是什么意思吧，贵大人信中表示他们想再见到您，再拥抱您，当然也为了要确证您这一大段时间呆在本处半开化的野蛮人中间受到了何种程度的侵蚀，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品性上。总之，倘若我没有误解这篇艺术杰作的话，贵方当局已恩准您休假，请求我给予我的客人一次不定期限回华尔采尔老家的假期。日期不限的意思恰恰是要您立即再返回本院，只要我们认为日期恰当即可，当然这全都是贵方当局的意图。嗯，我得请您原谅，我确实远未能完全领会书信的奇思妙想，托马斯大师想必也并未指望我完全读懂。我现在已遵嘱传达给您，您自己考虑吧，回不回，或者何时启程。我们会想念您的，亲爱的朋友，倘若您停留时间太长，我们不会忘记向贵方当局催促您归来的。”
在院长交给他的信里，克乃西特读到了卡斯塔里当局写给他的简短的通知，他不仅可以略事休憩，还可以回来和上级交谈交谈，人们期待不久和他在华尔采尔相见。至于他目前执教的初级玻璃球游戏课程，除非院长提出要求，他也可暂时抛开不管。前任音乐大师附笔问候。克乃西特读到此处不禁大吃一惊，不由得低头沉思起来。为什么要求这封信的执笔人玻璃球游戏大师附笔问候呢？总之，这与全信的公文语气太不符合了。必定是最高教育当局召开了一次全体委员大会，把老音乐大师也请去了。当然，教育委员会举办了什么性质的会议，做出了什么决议，都与他不相干，但是这个问候实在奇怪，语气上的同事口吻让他惊讶不已。这个会议究竟讨论什么问题对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问候却证明与会的上级们也值会议之际提到了涉及约瑟夫·克乃西特的事情。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么？他又要接受召唤了么？会有升迁或者贬职了么？但是信里实实在在只写了休假的事。是的，他很乐意休假，但愿明天就动身。但是他总得和学生们告别，并且至少给他们一些指点才可离开啊。安东也许会对他的离去感到悲伤。此外，有几位修士也是他必须向他们辞行的。
这时他想到了约可布斯神父，出乎他意外地觉得内心深处微微痛楚，这个感觉告诉他，自己对玛丽亚费尔的依恋之情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深切得多。这里诚然缺乏许多他以往十分熟悉和珍爱的东西，而两年长久的远离也使卡斯塔里在他想象里显得越来越美好。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也清楚地看到，他是多么依恋约可布斯神父，在卡斯塔里无人可取代这位老人，他会因而痛苦怀念的。这一事实也让他比以往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这儿究竟学到了什么，这使他欣喜不已，对自己的重返华尔采尔，对重逢师友，对玻璃球游戏，对休假，全都充满了信心，但是，倘若没有再度回归这儿的明确意识，也许这种欣喜就要大打折扣了。
他突然决定立即去拜访约可布斯神父，告诉老人自己即将奉召度假，并且诉说自己刚刚惊讶地发现的藏在重返家园欢乐下面的再度返归修道院之欢乐，而这种欢乐之情首先与尊敬的神父有关，因此他鼓起勇气提出一个重大请求，恳请老人待他重返后给予他上课的机会，即或每周只教导他一个或两个钟点也可以。
约可布斯神父先是微笑着表示不敢当，随即又发表了一通措词优美的挖苦恭维话，说自己作为一个粗陋的修行之人对优秀卓绝的卡斯塔里文化唯有默默惊叹的份儿。然而克乃西特已觉察他的拒绝只是姿态而已，当两人握手告别时，老人亲切地告诉他别为自己的愿望担忧，他很乐意尽力帮助，并向他表示了最衷心的惜别之情。
克乃西特高高兴兴地启程回家了，心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修道院生活并非虚度。他刚出发时觉得自己兴奋得像一个孩子，当然立即就明白自己早已不是孩子，甚至也不再是青年了。他清楚地觉察到，每当他想以一个放肆的姿势，大喊一声，或者以某种孩子气行为抒发小学生休假的快乐放松心情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羞愧难当的感情。毫无疑问，曾经多么自然而然的自我释放行为：向树上的鸟儿发出欢呼，高声大唱进行曲，摇摇摆摆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向前迈进——现在都不行了，否则就会变得生硬滑稽，变成愚蠢可笑了。他觉得自己已是个成年男子，尽管在感情上精力上还很年轻，但是已不再能习惯于纵情一时的心情，他已不再自由自在，而必得保持清醒，必得接受约束和义务——这都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一个官职？由于要他作为国家和宗教团体的代表承担工作？不，不是的，这完全是由于宗教团体自身，由于森严的宗教秩序和制度，蓦然间，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
他先到蒙特坡拜访了年老的音乐大师，大师年轻时也曾在玛丽亚费尔作客，还在那里研究过本笃会派的音乐，因而向他询问了许多情况。克乃西特发现这位老先生待人略为淡漠疏远了些，但是上次他们见面时脸上的倦容消失了，显得开朗而精神焕发，自从他离职以后，他虽未变得更加年轻些，看上去却比从前更优雅潇洒了。音乐大师问起了那架古老的管风琴，那些藏着乐谱手稿的大木柜，问起玛丽亚费尔圣乐合唱队，甚至还问起了十字形花园里那棵大树，不知它是否安然无恙，可是却对克乃西特在那里的工作，对玻璃球游戏课程，对此次休假的意图，显得没有丝毫好奇心，这未免让克乃西特十分奇怪。总算在克乃西特继续行程之前，老人给了他一番很有价值的指点。“我已经风闻，”他用一种打趣的口吻说道，“你已经成了一位外交家。这确乎不是什么好职业，但是人们似乎对你很满意。这句话的意思你随便怎么想都行！不过，约瑟夫，倘若你的志向并非是永远留在那里，那么你就得小心留神了。我认为，他们很想逮住你呢。卫护自己吧，你有权利这么做。——不，不要问我。我的话到此为止。你日后自己就会看清楚的。”
虽然这番警告让克乃西特觉得好似芒刺在背，但是重新回到华尔采尔，重见故乡的欢乐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他眼中，华尔采尔不仅是自己的故乡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而且似乎在此期间已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引人入胜，或者是他已提高眼力，有了新的眼光。这眼光使他不只是看见这扇大门、这座钟楼、这些树木和河流，不只是看见庭院和厅堂，不只是看见那些熟悉的身形和面貌，他还在自己休假期间感受到了华尔采尔和宗教组织以及玻璃球游戏的精神，因为他这个游子、返乡者、已届成熟睿智的男人，已提高了容纳能力、感恩能力。克乃西特对华尔采尔和卡斯塔里唱了一阵颂歌后，告诉自己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说：“我感到以往在这里的多年岁月竟像是在睡梦中度过的，确实很幸福，却总是毫无意识。我感到现在才刚刚觉醒，才能够清晰明白、清楚真实地看清外界的一切。和陌生人相处两年竟如此磨锐了一个人的眼光啊！”
克乃西特享受自己的假期好似在庆祝盛大节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玻璃球游戏学园精英圈子里的同伴们研讨和进行玻璃球游戏，莫过于探望老朋友，重新沉浸于华尔采尔保护神的精神气息中。然而，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兴致勃勃的欢乐心情直到第一次受玻璃球游戏大师接见才算达到顶点，而打那以后，他的欣喜里便搀杂了惶恐忧虑感。
托马斯大师没有提多少问题，完全出乎克乃西特预料，他几乎没有问约瑟夫的初级游戏课程，也没有多谈音乐档案的研究工作，仅仅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情况百听不厌，还一再把话题重新拉回到这位学者身上，凡是涉及约可布斯神父的事，不论大小，他都乐意倾听。最后，克乃西特从游戏大师对待自己的极其友善的态度中得出结论：人们对他本人以及他在本笃会的工作是满意的，甚至是非常满意的，这一点在杜波依斯先生的态度中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克乃西特向大师告辞时，后者要他立即去见杜波依斯先生，刚一见面，这位先生就告诉他：“你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接着又微微含笑补充道：“我当时反对派你去修道院，确确实实是我的直觉判断失误。你不但赢得了院长好感，还博得了那位伟大的约可布斯神父的喜爱，这可大大有利于卡斯塔里，你工作很出色，太出色了，超过了任何人期望的成绩。”
两天后，托马斯大师邀请他、杜波依斯以及当时华尔采尔精英学校校长切宾顿的继任人一起用餐，餐后闲谈时，新音乐大师和档案馆主任——也即最高行政当局的另外两位成员，也不意突然光临，两位中的一位还把他拉到一间客厅进行了长谈。这次宴会首次公开把克乃西特推入了高级领导层内圈，也在他与普通玻璃球游戏精英选手们之间筑起了围墙，这却是克乃西特十分警惕的敏感问题。
克乃西特得到了四周假期，还得到了因公务需要而住在学园贵宾楼的证件。虽然他并没有被委派任何工作，甚至没有让他写一份报告，他依旧感到自己始终在上级观察之下，因为他出门走动去了几个地方，一次到科普海姆，一次到希尔斯兰，一次到东亚学院——每到一处都立即受到该处高级官员的邀请。这短短几个星期里，他切切实实认识了教会团体的全部领导成员，各学科的大多数研究室主任和大师。倘若没有这些正式官方的邀请活动，克乃西特这几次走动便意味着又恢复了自由研究年代的逍遥自在。后来他简缩了自己的出游计划，主要是照顾德格拉里乌斯的感情，这位朋友对妨碍他们共处的任何事情都感到伤心，当然也为了玻璃球游戏，因为这里新近即将举行几场研究玻璃球游戏的演习，是克乃西特迫切想参加的，并想借以检验自己的游戏能力，德格拉里乌斯正是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克乃西特的另一位朋友费罗蒙梯，这时已在新音乐大师的办公室工作，两周休假期间他们只可能相逢两次。他发现费罗蒙梯正沉迷于工作，他开辟了一项重要的音乐史研究课题，探讨古希腊音乐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间舞蹈和民歌中继续发展和长盛不衰的原因。费罗蒙梯兴高采烈地向他叙述了自己最近的工作成果和最新发掘情况。他发现巴洛克音乐逐渐趋向式微的时期约摸始于十八世纪末叶，但是就在同时却从斯拉夫民间音乐中汲取渗入了全新的音乐物质。
总的说来，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的大部分假日，都用到了玻璃球游戏上。他和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根据弗里兹的笔记，共同复习和研究了玻璃球游戏大师为两个学期的最高进修班而举办的一次不公开研讨会。克乃西特又重新全心全意投入了已生疏两年的玻璃球游戏的高尚世界之中。对于克乃西特而言，玻璃球游戏与音乐一样，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魔力使他和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假期最后几天，托马斯大师才重新和他谈到赴玛丽亚费尔的使命以及最近就得去完成的一项新工作。大师开头只是随便闲聊，片刻后口吻严肃起来，以紧迫的语气告诉他最高行政当局的一个计划，各学科的多数大师和杜波依斯先生都十分重视这项计划：让卡斯塔里在罗马教廷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常驻代表处。托马斯大师以他一贯又文雅又动听的表达方式叙述道，也许弥合罗马教廷与本组织之间古老鸿沟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或者至少可以说十分接近了。毫无疑问，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危机中，他们会面对共同的敌人，会承担共同的命运，因而是自然的盟友。应当说，目前这种局面实难长久维持，而且毕竟有点不成体统。世界上这两大势力的历史任务是保存和促进精神文化，保护和促进和平，怎能长此以往继续各自为政，几乎互视为陌人呢？罗马教会总算挨过了好几场大战的震撼和好几个时代的危机，尽管损失惨重，但是挺了过来，甚至还因而得到了更新和净化，而同时的世俗世界科学、教育事业，连同文化一起普遍地衰落了。卡斯塔里团体及其思想是诞生在这个废墟上的，也许应当说这才使卡斯塔里得以诞生的。仅凭上述情况，更不必说这个教廷的年高德劭，人们都得承认罗马教会的优先地位，她是较年长，较有成就，又经受过较多和较大风暴考验的势力。目前主要是如何唤醒和培植罗马天主教徒们意识到两大势力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两者未来在一切领域都可能面临危机时的相互依存关系。
（克乃西特听到这里不由暗忖：“啊，原来他们想派我到罗马去，还可能长驻呢！”这时他又猛然想起了音乐大师的警告，心里便立即作了抵御的准备。）
托马斯大师继续往下叙述：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不辱使命，因而使卡斯塔里这一方处心积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了成果。使命本身只是一种试探，一种表示礼貌的姿态，并不附带任何责任，对于对方的邀请更没有任何不良企图，否则就不会派遣一个不懂政治的玻璃球游戏人才，而会从杜波依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挑选一位青年官员了。但是这个小小试探，这个无伤大雅的使命，有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结果，当今天主教领域一位具有精神领袖作用的重要人物约可布斯神父却因而比较了解了卡斯塔里思想，并且发表了有利于这种思想的见解，而在此之前，他是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卡斯塔里当局很感激约瑟夫·克乃西特扮演了这一角色。克乃西特之不辱使命，意义也就在这里，根据这一要点，克乃西特今后的全部工作不仅必得继续发展这一亲善关系，而且还要以此来进一步衡量和促进他所承担的使命和工作。人们已给了他一次休假，倘若他想略略延长一些，也是可以的，最高行政当局的大多数成员都与他作过面谈，上级们全都对克乃西特表示了信任，如今委任他——玻璃球游戏大师，为克乃西特安排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他回玛丽亚费尔后具有比以往较大的权力。他曾在那里切切实实受到友好款待，过得幸福快乐。
托马斯大师说完这番话后停了片刻，似乎等候他提出问题，但是对方仅只作了一个礼貌地顺从姿态，表示自己正洗耳恭听，并期待着任命。
“我们现在给你这样一个任务，”大师接下去说道，“我们打算，或迟或早总得在梵蒂冈建立一个我们组织的永久性代表处，尽可能与其他组织建立互惠关系。由于我们是较为年轻的组织，我们乐意接受处于罗马教会之下的后辈地位，我们让他们居先，却不得显示自己卑下，同时还要敬重他们。教会可能立即就会接受我们的提议——当然我对这类问题没有杜波依斯先生那么清楚。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被人家一口拒绝。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够得着的重要人物，他的话在罗马教廷有极大分量，这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回本笃会修道院去，和从前一样地生活，一样地进行研究，一样地开授无关紧要的玻璃球游戏课程，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约可布斯神父身上，慢慢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让他说服罗马支持我们的计划。换句话说，你此次任务的最终目标十分明确。为完成此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比较次要的。我们推想，至少得花一年工夫，也可能要用两年或者几年时光。你如今已熟知本笃会的生活节奏，也已懂得如何适应。我们不应当给人以急躁和贪婪的印象，必须让事情顺乎自然地瓜熟蒂落才行，你说是不是？我希望你同意这项任务，若有其他意见，请直言相告。如果你想考察一下，当然可以给你几天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