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涨红了脸，他自己也差点说“夫人”。
“是的，是他夫人，”那人说起来倒是很顺嘴，人称变换一点儿也不困难，“她什么都没对他说吗？”
“没，”卢卡谨慎地回答，“没有。”
“好吧，但她应该说的，”园丁继续道，语气出乎意料地威严，“因为他要是不把土全都换掉，这个春天可什么也看不成了。我就只能在这块肥田上给他种些常青藤了……”
“那好啊，请帮他换掉吧。”卢卡说完，憋不住大笑起来，赶紧跑开了。
他回到洛朗斯的房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告诉她为何发笑，可她听了非但不笑，反而厌烦起来。卢卡立刻止住了笑，发现妻子紧绷着鼻孔和嘴唇，那一刻像极了她母亲，令人望而生畏。
“没什么可笑的，”她说，“你知道，我费了很大劲儿，美兰达也是，才教会这些人懂点礼数……要不是看在他妻子厨艺精湛的分上，我早把这个蠢货撵出去了。”
“行啊，就撵他走吧，”他笑着打趣，“这下好了，礼拜天我可以自己修玫瑰枝了！”
“你还要脱了外套，放一箱红酒在台阶上，是不是？好让邻居都听你信口开河是不是？”
“不，不，你……”卢卡一下子张口结舌，“你这是怎么了？……”
不一会儿，她焦躁不安，哭了起来，又激动又伤心，于是两人又在枕边和好如初。但卢卡的耳边已经敲响了丧钟。他恍然大悟。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洛朗斯喜欢冒充高雅。
***
几个月后的一天，卢卡到家时天都黑了，因为已经到了十一月。屋里黑漆漆的，只有厨房的灯亮着，卢卡轻轻吹起口哨。他得把房子卖了，一个人住实在太大。经历了几个月的相互折磨，“一个人”已经变成了“快乐”的同义词。啊！福什大街！这个名字可不敢大声……
花园里那个冒冒失失的家伙也在，每逢星期二、四、六他都来。这会儿正毫不费力地松土。洛朗斯走后，他也仿佛变年轻了。
“他回来了，”他对卢卡说，“瞧瞧这个！他会不高兴的……我把她的秋海棠拔了，他不喜欢秋海棠，我还把日本苹果树也连根拔了……得另外买两株新的，不过不要他出钱……”
“没关系，”卢卡说，“他会付钱的。”
“我还是想啊……估摸着，他会生气的……日本苹果树值很多很多钱呢！我琢磨了一下午：‘他会怎么说呢？’……”
他跟在卢卡身后，一直走到台阶前，激动地喊：“玛尔特！他回来了！”
房间里弥漫着烤鸡和雪茄的气味。昨晚，卢卡和朋友们玩牌很尽兴……
“这么说，他肯定不会怪我咯？……”菲利贝尔还不放心。
“这个好办，”卢卡掷地有声，“他要敢废话，您跟我说，我立马叫他滚蛋。”
他转过身，望着不知所措的园丁，又说：“我说的不对吗？……别让他们来烦咱们，让他们都一边待着去……”说完，他哈哈大笑，独自走进寂静雅致的豪宅。
永远的早晨
我叫妮可拉·蒙塔涅，不过大家都叫我戴尔菲娜。这是我给自己取的名字。我在一家大型女性周刊——《视界》的新闻组上班。二十五岁，相貌端庄。并且，懂得“打扮”。这方面，不用担心。既不羞怯，也不冷淡。充足的薪水，健康的身体，开明的父母。单身。只有一次差点结婚：和让—卢。他那时也在《视界》上班，莫名其妙死于一场荒诞的空难。我同他很合得来，亲密得有伤风化。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总之，他死的那天，我肝肠寸断，想要自杀。要不是因为痛哭一场，筋疲力尽，差点就成功了。后来，朋友们赶来了，因为怕我做“傻事”。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这么说。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偶尔有人（不合时宜地）提起，我都心不在焉。而床头，他的相片已经褪色。
我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我借用了马克的，有点儿左。马克也在《视界》上班，长得像《法兰西晚报》上的杰拉尔德·诺顿 [31] 。他算是我的未婚夫。大家常说：“你们两个，好了那么久，一定会结婚。”他也这么认为，我也是。我不想失去他。
谈论自己很难。从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既不沉闷，也不压抑。我有一份有趣的工作，一个爱我的男孩，一场逝去的伟大爱情，若干好友。我觉得生活很惬意，而且我说过，要是有人在我面前谈论政治，我能应付：也就是说，父母觉得我是左派，马克的朋友认为我是右派，而我通常只对彼此的暴行表示遗憾，说男人意识不到血的代价。说生孩子的是我们女人，等等。这是我女权主义的唯一表现。否则，和同龄人一样，我不会说“我们女人，你们男人”。再也没有人考虑这个。也不再有人谈论。并且，我不喜欢编造模糊不清的事。我喜欢了解流行观念，而我生性活泼，理解力强，这并不难……感谢上帝，我不再是十四岁。
反正，我不会再写关于自己的任何事。
一大早，我被电话吵醒。是格拉迪斯打来的。她也在报社工作。我呻吟着抓起电话，首先我以为电话被切断了（金融危机、懒惰等等），其次因为拿起听筒的时候看过手表：“早上九点，星期天！”再次，电话机在床头柜上，放在让—卢和马克的照片中间，每次都让我尴尬。傻乎乎地感觉背叛了某个人，但这人是谁呢？是让—卢，是马克，还是我自己？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我的2号服装，昨晚穿过的那套香奈儿，从椅子上滑落了。总之，醒得一塌糊涂。
格拉迪斯在电话里哭。抽抽噎噎。我感到某种不可触知的东西在肩胛骨之间滑动：害怕、恐惧。一时间，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真的不想。然后，我说：“格拉迪斯，冷静点。”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宣战了，核战争。报社关门了，通讯切断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没必要把2号服装捡起来。一小时后，第一枚导弹就可能到达。旧金山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列宁格勒也是。她想和我说“再见”。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疯了。接着，我想起皮埃尔，他是马克的朋友，相貌丑陋，总是谈论人的无意识。我机械地说：“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接着我听见某种碰撞声和咔嗒一声。这回，线路真的断了。真是时候！不是因为我忘了付账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应该是普遍情况。说真的，我还没有彻底醒呢。我模模糊糊地想，导弹该是什么样子。我想象它是个飞碟。接着，我突然害怕起来，把自己蒙在被单里。不能这样待着。得打听消息。我把手放在听筒上，然后回想起来。什么都没了。我没有收音机。马克说收音机会让人变蠢。我在窗边。寂静，空无一人。已然如此。需要说明一下，窗户朝向院子。但没有门房。也没有租客。一个人都没有。必须……必须穿上衣服，跑到妈妈那里，请她保护我……以前她总是说核武器像一九一四年的毒气，人们不敢用。而我喜欢扮演卡珊德拉 [32] ，我常说……可是妈妈住在伊西莱穆利欧 [33] ……坐地铁要一个小时，步行要多久……况且一小时后，导弹……
我开始哭泣。孤身一人，穿着睡衣，在昏暗中。确实有些晚上，尤其过了午夜，我淡然地跟朋友们谈论死亡，就像谈论一位老熟人。可是在早晨九点死去……刚刚醒来……马克住在帕西 [34] ，也是同样的问题。再说，我不想死在他怀里，我怀着恐惧意识到这一点。和他一起生活，可以，一起死，不行。“宁愿和你一起死，也不要”，不对，“宁愿和你一起死，也不要失去你”。我记起了这句引语，稍微松了口气，在床沿坐下。我将成为一堆模糊的骸骨，这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我把嘴贴在手上，感到跳动的脉搏，一切显得那么荒唐。怪诞。我低声抱怨，冲两个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一个是约翰·肯尼迪，我觉得他总体上算美男子，另一个是赫鲁晓夫，看上去幽默感十足（马克语）。我试图想象空荡荡的旧金山，就像《在海滩上》所展现的那样，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想象起来很容易。或者太难。而巴黎……我的城市。我又一次感到了愤怒。我下意识地努力控制怒气，让它保持下去，因为我不能倒在床上，尖叫……不能那样。如果我还有遗嘱要写，语句庄重并且……可谁会读它呢……谁？也许有一天，塞文山脉 [35] 一个疯疯癫癫的牧羊人……发现这座古老的城市——巴黎的废墟。我本能地裹紧了睡袍：我参观过庞贝城，没有什么比那些不雅姿态更让我沮丧了。我赶紧来到浴室，冷静地把头发拢到后面。（同样，我知道只要用香波好好洗个头，什么样的抑郁都会消失，这听上去很蠢，但就是这样。）另外，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样比较优雅。“啊，我们都要死了吗？行了，让我重新梳个头吧。”
一大堆难以抵挡的细碎念头掠过脑海。愚蠢的想法。我一定惊慌失措，丧失了所有创造性。但与此同时，我想我急需思考，虽然我总认为思考是一件相当……不能说次要的，在当时也无论如何是“可替代的”事。我必须思考。我快要死了。我的父母要死了，朋友要死了，熟人要死了。情况很严重。我身上有一个细小的声音说，我忘了再买一把硬鬃毛梳子。地狱，在头脑中爆发。不协调。不协调……我发觉自己满意地念叨着这个词，因为这是个恰当的词。正确的词。可是天知道，现在不是为遣词用字沾沾自喜的时候，但我实在忍不住。正如妈妈所说：“我女儿生来就握着笔。”我想起有朝一日我要写的书，已经有了提纲……真的是徒劳。只要一秒钟，一切都被摧毁……不可思议……然而，列宁格勒已经不存在了。田野、周围的河流、木头房子、枞木屋，一切化为乌有。和旧金山一样，巴黎也快了。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其他人散过步的巴黎。这些街道走过多少脚步……我含着泪，咬着嘴唇。我想到了许多人。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捡起了4号服装，挂在衣架上。一时间，我很愤怒，我恨自己。
几点了？这个念头突然挤走了其他想法。几点了？我还剩多长时间？我碰翻了小伙子们的照片——我得说，我一点也不在意——抓住了小座钟。九点二十分。二十分钟……我浪费了二十分钟，用了五分钟梳头和整理东西。我又哭了起来，这次是嚎啕大哭，涕泪横流。即便如此，我也不会花五分钟时间去找手帕。玩笑开够了。但究竟是什么玩笑？我惊讶地发觉自己喃喃道：“上帝啊，请保佑我们。”而我自从和让—卢在一起就不信神了。要是我能祈祷……但这样不道德。总不能摆了五年“架子”，却在最后一刻寻求安慰。想到这里，我又镇定了一些。必须有尊严地死去。仅此而已。妈妈住得太远，电话和地铁都切断了，而我那辆“皇太子妃” [36] 停在马克的车库。我只身一人，将孤独地死去。看着这样的自己，我又开始抽泣，我高声说：“不，我不要，我不要。”总之，我几乎神经崩溃，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件离谱的事。我在被单下擤了鼻涕，重新坐起来。一瞬间，我想去找科琳娜，她家住得很近，有个露台。我仿佛已经看见自己静静地注视着导弹从天际飞来。我还挺喜欢。接着，我想到科琳娜也许和丈夫、两个孩子在一起，那样的场面会很讨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重新躺下睡觉，因为如此一来，我就能像人们所说，死在自己床上，由成千上万倒塌的楼房围绕。想到这，我笑了起来。是的，笑了。
说到底，这主意没那么坏，我打开电唱机，躺下。瓦格纳？当然，是一张全新的《罗恩格林序曲》，虽然没有放进对的纸套。忘了是谁送的。哪天我得整理下唱片……这句时常念叨的话变得残忍、苦涩、令人心碎……我一下子又找回了让我在报社获得成功的形容词使用技艺……总之，我听了一段《罗恩格林序曲》，努力保持不动。真的很无聊。我看着手上的血管跳啊，跳啊……这时，有人敲门。一瞬间我以为是马克，他是跑三公里无需喘气的那种人。不是他。是安托瓦内特和皮埃尔（相貌丑陋的那个）。他们奇怪地看着我。我凄然一笑。
“你的电话怎么了？”安托瓦内特问道。
“当然是线路断了。”我说，“我已经两个月没交电话费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粗俗。毕竟才十点一刻。
“我就知道。”她对皮埃尔说，“她当然不会相信我们的话。全巴黎都知道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没必要跑到这儿来。”
我看着她，又看看皮埃尔。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杀人。我理解了莎士比亚、瓦格纳和很多东西。但我很快恢复了镇定。
“你们的玩笑有点早啊。”我说。
我借口煮茶转身离开了。厨房里，我首先吻了茶壶。然后是墙壁。
八月故事
整整十一个月，机械蚂蚁、汽油蚂蚁以它们持续的拥抱，围住城市的每条人行道、每个站台。汽车蚂蚁已经出发了，载着司机和他们的家人，朝大海或碧绿的草地驶去。街道、天空和巴黎的风景一览无遗，而不是夹在两辆相邻汽车的引擎罩和后备厢之间：巴黎是美丽的。雷米·贝勒提埃拖着双脚在滚烫的人行道上走了很久，在两家咖啡馆露天座之间犹豫不决，差点以为自己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学生时代：只是十五年的工作和生意，外加十年婚姻，把他的青少年时代变得像《拉鲁斯词典》的插图，像杂志上充斥的对青春乏味、干瘪、程式化的描述。雷米不记得自己年轻过，更想不起曾对女人献殷勤；爱情，在他十五岁时，是难以克制、可耻的欲求，十七岁时是欺人的幻象，二十二岁时是愉快的现实，最后，爱情变成了一张面孔，妻子卡特琳娜的面孔，她每年八月带着两个孩子去南方。
很久以来，对雷米来说，很久很久以来，兴奋和幸福不汇聚在封闭的房间里，反而在露天运动场上；比起从前追到手的女人的芳名，他记得更清楚的是竞技足球运动员的名字，他最强烈的感情是在足球比赛中感受到的。在肉欲方面，妻子卡特琳娜比他更难忍受孩子的卧室紧挨着他们的房间。八月里，妻子把他一个人留在巴黎，几乎是出于义务，他才花两天功夫扮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神秘的样子。一无所获！他觉得年轻游客太年轻了，也没有看到年纪相仿的女人，可以在她面前毫不羞愧地袒露自己四十多岁、略微憔悴的身体。那天晚上，雷米和平常一样打算回家，煎个荷包蛋，往枕头上捶一拳，被单上捶一拳，然后独自静静地躺下，正对着电视机。这就是假期，他相当满意。
那天晚上，唯一妨碍雷米舒适生活的是他手里的三颗纽扣，木质的和螺钿的，一是夏季上装的纽扣，二是衬衫袖子的纽扣，三是裤子上的纽扣。啊！那位和蔼可亲的门房去哪了？他被一串密码代替了，密码还记不住。六个密码数字——三、二、三、四、A、B和某个东西，能帮他钉扣子吗？不能，显然，技术的进步越来越背离人类。雷米低声抱怨，因为在缝补妇人回来之前（她店里的布告牌上承诺会回来），他要敞一个星期领口，让办公室领导看他不修边幅的样子。并非领导挑剔，或是雷米对他有丝毫惧怕，而是因为当初同意到一家讲究穿着的公司上班，就该信守承诺。即将到来的衣冠不整的样子像一个走调的音符，让他讨厌，像一个错误，让他更加不悦。当然，他可以像其他同事那样，请负责图表的米歇尔·马修帮忙，这个单身汉长了一头过于金黄的头发，和妈妈住在一起，同事们天天都在怀疑他的男子气概。但雷米觉得，不能在十一个月里嘲笑某人，却在第十二个月请他缝缝补补，这不厚道，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嘲笑过马修，还是不敢劳烦他做针线。
不过，当他看到他们的朋友、同一楼层的邻居奥尔加·帕尔西从对面杂货店出来，第一个念头是运气不错！可是，奥尔加·帕尔西这天这个时候在巴黎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急躁的小个子女人，栗色头发，很活泼，雷米觉得，她的声音像鸟，动作像鸟，脑袋也像鸟，但她是卡特琳娜最要好的朋友（好吧，是六个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因为他妻子只有最要好的朋友、最糟糕的发型师、最凶的出租车司机，最这最那……总之，他妻子很偏激。）奥尔加认为（并且不停地念叨）生活是一场巨大的扑克牌游戏，这让雷米浮想联翩。奥尔加的丈夫让—皮埃尔·帕尔西不像玩牌的，正如雷米自己并不像跳伞的。不过，如卡特琳娜所说，“奥尔加买降价处理品的时候，感觉像摸到了同花大顺，那是她的最爱”。卡特琳娜不睡觉的时候，会变得相当风趣，但雷米觉得她睡得越来越多了，他生活在一个沉睡的女人身边，而且是个不做梦的，唉……因为他自己很容易做梦，也想和别人分享。
“奥尔加！”他和平常一样突然转过身来；奥尔加认出了他，像戏剧表演一般举起双臂，直接后果是松开了草编手提袋，袋子滑落到地上，敞开了口。一大堆模糊不清的食物、瓶瓶罐罐和日常用品散落在人行道上。“雷米！”她用洪亮的嗓音呼喊，雷米脸红到了耳根，“真的是雷米！上帝啊，这荒岛上有个海难幸存者：雷米，雷米·贝勒提埃！……”雷米已经走到她身边，跪下来帮她把东西装回袋子里，一边含糊地说：“哦，见到您真高兴，让—皮埃尔和孩子们呢？……”他的手指触摸到一个包起来的线团的轮廓，这让他兴奋起来：奥尔加是理想的猎物。要不要为此请她吃晚饭呢？他突然想象自己穿着体面的衣服，冲她微笑，他从没有这样对她微笑过；奥尔加沉思了片刻，神色惊讶，接着又开始老生常谈：孩子、丈夫、皮拉 [37] 、贝尔纳叔叔、遗嘱、公证人、一班火车、往返票，等等。雷米吃惊又略带尴尬地发现，他从未听清奥尔加说的话。他们认识五年了，他从没听她说过话，这是一回事，可从未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又是另一回事。然而，奥尔加不停地说；打一开始，他就没法儿集中注意力，所以说不上来她喜欢电影还是阅读，幸福还是不幸，信天主教还是新教……
他站起身，本能地拎起其中一只沉甸甸的手提袋，鼓足勇气，尽力把从她的喋喋不休中听到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不是吗？”他说，“这份遗产，呃，不错啊。不过，可怜的贝尔纳叔叔，我想您一定很爱您的叔叔。”他眼里充满同情，朝自己脖子做了一个不起眼但坚定的手势，向贝尔纳叔叔告别。可奥尔加惊跳起来：“贝尔纳叔叔！不，不！雷米您想哪儿去了。贝尔纳叔叔身体很好，好着呢！他九十三岁了……”“那也不能确保无事啊。”雷米玩笑着说。但他的人和话语又一次被奥尔加的眼神吸引，他再次意识到在奥尔加繁忙的世界中，他只是熟悉的、温和的男子之一。“九十三岁！还跟橡树一样苍翠！久经风浪什么的。”她说得更起劲了，“不，是他的一位表亲死了，把遗产留给了贝尔纳叔叔和让—雅克。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替他们见见公证人。我想，您没太明白我的话，可怜的雷米。”这一次，他在听，努力听她说，她应当同情他，这很不容易了。
“好啦，”雷米说，“我来帮您把这些手提袋拎上楼，另外那只也给我，重得吓人。”
“哦不，不用，放着吧，放着吧。”她边说边干脆利落地把第二只袋子放到他手上。他拎着重物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上楼梯，走进一间和他家一样大的公寓，她和她的丈夫——殷勤、迷人、目光炯炯的让—雅克·帕尔西住在这里。
“请进，”她说，“请进！上帝啊，您个子真高，我以前没发现，总是看见您同您太太在一起，她跟我差不多高，让您看上去也变矮了。上帝啊，您可真高，您应该是诺曼底人吧，不是吗？是的，是的，您肯定是诺曼底人。请坐，雷米。我可能还剩一小杯啤酒在什么地方，当然，也许还有威士忌。”她晃着身子，聊着天，跑来跑去，把一顶罩子拿开，好让他坐下，然后又放回去，把圈椅原封不动罩起来，她四处跑动，围着他转圈，弄得他筋疲力尽。终于，从一个灰蒙蒙的酒瓶底部发现了威士忌，没有玻璃杯，直接递给他喝。她自己也喝了点。然后，在他对面坐下。雷米漫不经心地想，她变美了，晒黑了，黑黑的脸、自由自在的神情，配这身略带印度风的裙子，非常适合她。她看上去不太像鸟了，更像一头小山羊。头发也很美，剪得短短的，卷卷的；她像一个演员，他不记得是哪个了。
“您呢，我可怜的雷米，您一个人在巴黎是怎么过的？单身汉的日子不会太辛苦吧？”她笑着说。
雷米突然觉得自己来对地方了。
“啊！”他说，“不是每天都开心，您想想看……”但她马上打断他：“我猜您家一定像个屠宰场或是工地了，走之前我得去转一圈，我欠卡特琳娜这份情呢。您还记得吧，上回我得阑尾炎……”于是，她又说开了：那时，她刚动了阑尾炎手术，还在医院，她跟住院实习医生打招呼，逗主治医生笑，让别的病人对她心生仰慕。雷米被炎热、威士忌和聒噪弄得晕乎乎的，他把脑袋往后一仰，趁着谈话中的停顿稍作休息，以便再次开口。
“我的小奥尔加，您是怎么拎动这些大袋子的，简直不可思议！刚才我拎的时候，费了好大劲，把衣服上的扣子都扯掉了，您知道吗？”他把手伸进了口袋。但奥尔加立刻接上话。
“怎么，太重了？亲爱的朋友，那您想想，您太太和我，每天都拎这么多！我们练出肌肉来了，我们这些家庭主妇！你们在我们身边只是瘦弱的小可怜。要说重，那是因为里面装了我用来养活一个小家庭三天的东西，仅此而已。因为孩子们快到了……”然后叽里呱啦又开始了。他把抓着扣子的手重新放回了口袋。等待下一次机会。
一小时以后，他觉得不换个话题就不会有结果，于是决定邀请奥尔加吃晚饭。她接受了，飞快地撇撇嘴，微微红了脸，拍拍手，眨眨眼，做了一连串小动作和手势，没有吓到他，倒是让他吃惊。他在哪都感到安全，尤其在一间和自己家一样大的公寓，和一个相识五年的女人，她丈夫还经常和他去王子公园球场。
虽然他一再请求，但奥尔加觉得自己沾了火车上的灰，决定好好打扮一下，再出席这个小小的晚宴，就像她说的“即兴”晚餐。于是，奥尔加去换衣服，并要求他也换。雷米小声抱怨着穿过楼梯平台，回到他的公寓。他一边穿上第二套西服一边想，至少，他可以把衬衣露出来，胸口处缺了颗扣子，她不会看不见，也就不会不管。这是雷米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越想越觉得晚餐邀请真的很糟糕。
以前在女人们懒得做饭的日子，他们通常四个人一起去“吉果”餐馆，八月份餐馆歇业。他们愣了一会儿，不知所措，因为两人都已经设想坐平时那张桌子。接着，奥尔加掌控了局面。她穿了一条有些袒胸露肩的白色帆布裙，非常合身，街上的男人都回头看她，这让雷米·贝勒提埃生出一种奇怪的自豪感。而他穿着山东绸和灰蓝色人造丝西装，觉得自己有些苍白，但并不难看。奥尔加赞叹的叫声足以令任何一个献殷勤的男人放下心来。不幸的是，面对他半敞的胸口，她的反应和雷米预料的完全不同。
“上帝啊，”她喊道，“啊！我的上帝，原来您长毛呀！真是难以置信！居然这样！您看上去那么温柔！”
雷米目瞪口呆，打算问问她，发达的毛发系统和温和的性格怎么就不能兼容：这时，她在他眼前挥着食指说：“啊！您隐藏得不错，你们这些金发男人，嗯？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不过，不过，相信我，卡特琳娜运气真不错。”说着她高声笑起来，使她的邻居很尴尬。
“咱们换个街区吧。”她说，神情坚定又胆怯，让雷米隐隐有些不安。“您有汽车，”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就去‘金羊角面包’吧。”“‘金羊角面包’是什么地方？”雷米说，“我的车在停车场呢。”“那就去把车开过来。”奥尔加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在这里等您，我来查一下巴黎地图，我知道在费努伊街。您会找到地方的。”雷米依然小声抱怨着去取车了，接着，漂亮的奥尔加——他在心里已经开始这么称呼她，一直把车开到了“金羊角面包”。看上去像一家俄国夜总会，两个倒霉的吉卜赛人穿着配肋形胸饰的制服，小提琴架在脖子上，大滴大滴地淌汗。不过，确实，琴拉得相当不错，演奏的是伤感哀怨的俄罗斯抒情歌曲；几杯伏特加下肚，雷米开心起来，他用贪婪的目光打量起奥尔加。总之，他们开着标致204来到住宅楼下时，已经在接吻了。
一回到家，他们就上演了一场轻喜剧般的接力跑，从一个公寓跑到另一个公寓。在雷米房间，奥尔加不愿和她最要好的朋友睡同一张床，在让—雅克的房间，她又想尊重丈夫的床榻：最后他们只好在雷米家的客厅里，躺在长沙发上，沙发太小，他们滚到了地板上，奥尔加把他当成疯子，发出沉醉的呻吟。不管是不是疯子，最终他把她拖进了卡特琳娜的房间，两小时后，在她身边睡着了，心满意足，但事后有点担心：因为奥尔加很热情，并且留着长指甲，雷米感觉像在荨麻丛里滚过一般。
夜里，奥尔加叫了他两三回，都没能叫醒。雷米非常能睡，因为这场不寻常的兴奋累坏了，浑身淤青和咬伤的灼痛感减轻后，他睡得像昏厥一般。黎明时分，她才看到他睁眼，目光呆滞；而当她用戏剧化的声音问他：“我们做了什么啊，雷米，我们做了什么啊？”，他吃惊地看了她一眼，随后用富有表现力的目光打量身边和他们周围，她便不再坚持了，听凭他重新投入梦神墨菲斯的怀抱。而她直到黎明才抵挡不住睡意，早晨雷米快步赶去上班之前，在沉睡的女人额头上吻了吻。他一路小跑到了办公室，迟到了，又开心又窘迫，他突然觉得，康斯坦丁先生向他散开的衬衣投来的一瞥完全没那么重要了。到了中午，他才突然想起，奥尔加那天下午要回她的家乡皮拉，和家人团聚。她没有他办公室电话。
九点左右，雷米·贝勒提埃回到家，发现公寓收拾得整整齐齐，西装上衣和两件衬衫在床上等他，所有纽扣端端正正地扣好；枕头上赫然放着一个信封，他从中抽出的信纸散发着香味。“亲爱的，”她写道，“必须忘掉！或者，无论如何，必须试着忘掉，必须如此（她强调了两三遍）。我履行了对你的义务，黄色像你的头发，蓝色像你的眼睛，还有玫瑰色像你的嘴唇。永别了，不，不……再见了。”落款是奥尔加。雷米有了预感，他把衬衣翻过来看新扣子：果然钉好了，一颗用的白线，一颗用的玫瑰色线，另一颗用的浅蓝色线。想到有朝一日妻子发现后的必然反应，雷米·贝勒提埃不得不伤感而艰难地拆掉了它们。但不管怎样，凌乱让他看上去像规规矩矩的男人，这与道德无关。
真正男子汉
她俯卧在沙滩上，脸颊枕着一条胳膊，闭着双眼，脊背晒得发烫。傍晚五点，在热带地区，阳光依然十分强烈。
“真有趣，”西尔薇·伯涅说，她在电视上叫西尔薇·内隆，“逆光看我们的两个男人一块儿从海里出来真有趣，就像两种原型。一种是你的卢卡那样优秀的拉丁人，矮胖，结实，另一种是我的法比安那样的斯拉夫人，四肢细长。瞧他们，真好玩！”
安娜·多南，结婚前姓佩莱，她不用抬头就想象得出两个男人和他们的不同，而西尔薇的偏爱不言而喻。自从她们在这片海滩偶然重逢，自从安娜满心欢喜地找到她的初中同学，后者因为星期六晚间一档幽默节目成了电视明星，自从西尔薇满怀友情、喜悦地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大约两周以来，她每天都重新找回生活，真正的生活，生活的妙趣，而这些在与安静温和的卢卡·多南二十个月的婚姻中迷失了。半个月来，安娜意识到，她一直按照惯例生活，把习惯称为爱情，把空虚和无聊称作幸福或内心的平静。西尔薇当然没有说一句卢卡的坏话，这点她非常谨慎，但很明显，她对前密友的生活感到失望。
“你从前那么浪漫，那么独立。”一天晚上，她只不过小声嘟哝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的确如此，安娜不再有激情，不再自由。还有一次，西尔薇语气亲昵，但仍然能听出可怕的蔑视：“另外，你打算生两到三个孩子，卢卡想要多挣点钱，对吗？”她这样问道，安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觉得丢脸。当然，她觉得羞耻不是因为卢卡本人；卢卡不会让任何人觉得丢脸，他那么安静，有礼貌，并且沉默寡言。她觉得羞耻是因为两年以来一直满足于这样平淡的幸福。当她看到女友的情人——古怪又迷人的法比安，冲她——西尔薇发火，或者含情脉脉地将她搂在怀里，毫不害臊，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同时她看到卢卡尴尬地转过头，她忍不住怨恨他，因为他的窘迫。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爱情就在那儿，由这对情侣呈现在他们眼前，这对热烈、躁动、狂风暴雨式的情侣。啊，不！法比安和西尔薇都不过习以为常、循规蹈矩、舒适安逸的日子。
当然，当然，卢卡依旧能讨她欢心，并且当然，安娜爱过他，的的确确爱过。可是，她忍不住把“爱”这个动词变成过去时。没有卢卡，她能活得下去吗？但卢卡离开她的念头实在太疯狂了，她一分钟也想不下去。卢卡遇见她，爱上她，娶了她，如今同她生活在一起，心满意足，因为她过着他为两人设计好的生活。她接受了这份生活，因为盲目的顺从，因为对男性意志本能的尊重，因为贪图有害的舒适，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格。但不管怎样，她才二十七岁。二十七岁，想遇到法比安这样的男人，一个像偶然而非习惯的男人，是否已经太迟了？偶然和习惯两个词在法语中都以字母H开头，H和“斧头”的发音相同，但只有一把斧头会砍掉你的脑袋，摧毁你的命运，那就是第二把斧头——习惯。
“他又在搞什么鬼？”西尔薇的声音透着揶揄和快乐。
安娜不由地抬起头。有个孩子让球滚到了两个男人面前，法比安踢着玩，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孩子大喊着，满脸通红，抽抽噎噎，试图把球抢回来。过了一会儿，法比安把球传给卢卡，卢卡猛地一脚踢回给了孩子。接着，两个男人继续走路，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真的，真的，他尽想着干蠢事，”西尔薇把头重新靠在沙地上，笑盈盈的眼睛朝安娜望去，“幸亏有你的卢卡在，才不至于乱了套。”
她边说边微笑着看这场小小的游戏，这个插曲很典型，折射出两个男人的性格。安娜勉强报以微笑，随即闭上眼睛。一个重重的身躯落在她身边的沙地上，一只手放在她发烫的背部；她没有动，立刻就认出了卢卡的手，在宽大的手掌下，她的身体不由地慵懒起来，这只手上的每个老茧、每个细节，她都了然于心。她抬起头，认出了丈夫卢卡·多南晒黑的脸庞，长毛垂耳猎犬一般棕色、栗色的眼睛。一时间，面对这双安静的眼睛，她感到了羞愧。她想起那天在那座可笑的巴黎区政府楼里，面对丑陋的区长，说“愿意”的时候，他向她投来的目光，她想起卢卡眼中的晕眩和信任，突然，她感到巨大的背叛。
这时，法比安也在情人面前跪下；低头轻咬她的肩膀，一头丝般柔顺的头发，金色的，女人一般的头发，落进她的脖子。西尔薇笑得有点大声，女骑手的笑；她用沙哑的嗓音温柔地呵斥她英俊的法比安：
“让我安静会儿，法比安，行吗？回海里去。你干嘛惹那个可怜的孩子？幸亏有卢卡管着你……卢卡，您对这个傻瓜来说真像个父亲！有您照顾他，我真的放心多了，您不知道这让我的假期多么顺当。”
说完她笑了，卢卡迟疑地看了她一眼。他不喜欢她，不喜欢他们两个。他没告诉过安娜，但安娜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不过，卢卡从不对她说，他不喜欢她的朋友。他太体贴了，生怕她难过。但有时，她看到他在观察他们，目光有点冷峻，让她认不出来，隐约有些吃惊。因为卢卡不具备同样的幽默感，甚至不开同样的玩笑，他不喜欢别人向他讲述陌生人的事，哪怕他熟悉他们的名字。当然，西尔薇和法比安在巴黎认识那么多人，一些安娜梦想结识的人，她毫不厌倦听别人讲那些人的荒唐事，法比安不顾西尔薇的斥责，口无遮拦地说些放肆的话，她听了不由地笑起来。
“那我们干些什么呢？”法比安又站了起来，他总是缺少耐心。只有每天夜里弹吉他时，才安静下来；他坐在露台上，弹出伤感的乐声，有些烦人，按卢卡的话说——“让人讨厌”，卢卡听腻了，管这首曲子叫陈词滥调，他不明白其中令人心碎的东西。法比安总是弹同一首歌，表情多变和嘲弄的脸上透出沉思与温柔，使他显得更加年轻。
“你在自恋。”西尔薇带着几分嗔怒冲他喊；他没有回答，头又略微低下去一些，安娜觉得他有一种高贵的姿态，令人惊讶的纯真。
“卢卡，告诉她，告诉她们一切！我找到了一艘出租船，我们马上去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兜一圈”，他把手掌伸向大海，海面十分平静，尚未灼热的阳光刚刚开始洒落。
“船？什么样的？帆船？”西尔薇不安地问，“你会开吗，法比安？”
“当然，”法比安回答，一副吃惊委屈的样子，惹得他们笑起来，“我当然会开船，你以为呢？我小时候就跟一个舅公学过驾驶帆船，他在布雷斯特 [38] 当过水手，还抽着烟斗跟我讲巫婆的故事。”“不，”他说，“不是的，我学过帆船，不知道在哪学的，我想是在皮拉；不管怎么说，我会掌舵。还有卢卡，他可以帮我……”
“我？”卢卡微弱的声音说，“我可一点也不会开帆船。”
“什么？”西尔薇喊道，“您一个男子汉，不会驾船，不会掌舵？太过分了！来吧，卢卡！您会开小汽车，回去的时候肯定还想开一下我们的小飞机！怎么能不亲自驾驶这艘小船呢？对吧，卢卡？”
她笑了，把手放在他棕色、剪得短短的平头上，像一名感动的女驯兽员。这让安娜深深陶醉，却激起了卢卡的愤怒。他微微转过头，避开这只亲密的手，嘟哝了几句。
“反正，”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一点也不会驾船，我不担任何责任。安娜也不会。”
“你怎么知道？”安娜突然恼怒地说，他惊讶地看着她。她扭过头，对自己很恼火，对他也很恼火。他有什么权利说她不会掌舵也不会驾船？他有什么权利宣称她不会这不会那？难道他从小就认识她？他想不到她还有他不知道的其他才能，其他知识，其他可能性吗？难道对他而言，她竟是一件已知事物，一种保证和确信？
“难道，”他说，“你会驾船？”
“不，”她语气生硬地说，“不会。可我本该会的，我本该学会驾船。”
西尔薇看着他们，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亲爱的卢卡，您想象不到一个妻子会很多东西，但她从不告诉丈夫！您可能会大吃一惊……”
他冷冷地看着她，于是她一下站起来。“走，孩子们，下水吧！既然法比安决定了，我们一起去驾船吧。我们去航行，俯瞰鱼群。出发吧。希望不是一艘大船，我们不用操纵缆绳吧？我讨厌那个！”
她高挑靓丽，略为瘦削，却十分优雅，安娜相形见绌，觉得自己从未如此矮小、肥胖、微不足道。她的身材和卢卡这样的普通法国人差不多，挺高，挺壮，挺健康。但一点也不像走在他们前面的这对情侣那样柔媚、苗条、风度翩翩。他们像孩子一样搂着肩：他们仍然是大孩子。
卢卡的手在摸索她的手，而她懒懒地、心不在焉地由着他，眼里含泪却不知为何。西尔薇走得很快，卢卡抓住了这只手，她顺从了，消极地跟着他，身不由己地加快步伐。是的，他是男子汉，牵着她手的男人，并且一直没有松开，拉着她，带她去他想去的地方，哪怕违背她的意愿。她不再有自己的意愿，她成了多南太太，仅此而已。不再有安娜，不再有安娜·佩莱，不再有浪漫的中学生，不再有爱冒险的女人，什么都没了。只剩下这阳光，缓缓洒在海面上，傻傻地刺她的眼，就像刺一个中学生的眼睛。
所谓的船是一艘小帆船，在安娜看来，小到滑稽的地步，船主是个高大的黑人，很爱笑，有时看到他在度假小屋之间闲逛。他似乎总在演出一场种族主义喜剧：
“小心我的船，”他用尖细的嗓音对法比安说，“你要非常小心我的船，你在海上笔直往前开，快点回来，小心风，你要当心。我很看重我的船。”
“当然，当然，别担心，伙计，我会把船给你带回来的。”法比安很有把握地说，一边打趣，用串通一气的神情看着卢卡。“别担心，伙计，我会把你的船带回来。你应当有信心，我了解你，再说我发现这里所有人对一切都很有把握。”他冲大家说。接着他就下水了，把小船推向平静的海，神情坚定而冷静，西尔薇显然非常放心。
不管滑还是撞，他们都尽力爬上了船。风把帆吹得鼓起来的时候，黑人抓住船首，或许是船尾，安娜不清楚，用力推了一把，船像赛马那样突然往前一跃；伴随着两个女人的震惊和狂喜，开始在海面上航行。卢卡抓着法比安强行塞给他的一段缆绳。最初的惊愕过后，四个人由衷地笑了。微风习习，吹得海水泛起泡沫，拍打着船体，发出最美妙轻微的啸声。风将他们的头发拂到脸上，顺便体贴地吹干了安娜眼中的点点泪花。
法比安兴高采烈地掌舵，头发被突如其来的风刮到脸上或甩到后面，像个海盗；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更浪漫了，为了突出这一点，还故意抬高下巴，眯起眼睛，极力模仿大胆的水手，惹得安娜又想笑又想拥抱他。西尔薇也骄傲地注视着他，就像打量一名神童（他的确比她小几岁，虽然两人一向绝口不提）。安娜心想，虽然西尔薇自己从不提起，但法比安看似无意地说漏过几次，明显令西尔薇很恼火。此外，法比安似乎有一份孩子气的职业；类似电影院或剧院的公关员，安娜弄不清，这事太复杂了；不过，他的工作似乎是取悦人，让互有好感的人之间建立联系。她能理解的只有这些。她问卢卡，卢卡耸耸肩，嘟哝了几句，吐出“饭桶”这个词，她不爱听。
而此刻，法比安是一名勇敢的水手！船越开越快，他用命令的口气让卢卡把帆收紧些，以便放慢速度。卢卡照做了，拉了拉，船帆果然向着桅杆收拢了，船速下降。法比安显然对自己完美的航海技术非常满意。两个女人把操纵船只的活交给两个男人，躲到了船前部；西尔薇突然伸出胳膊搂住安娜的脖子。
“亲爱的，”她说，因为海风，她几乎在喊，“刚才你好像生气了。我说你丈夫是男子汉的时候，你好像生气了！是因为这个吗？我的宝贝，知道吗？我们需要男子汉来撑起牢固的世界，你明白吗？我可不想讨人厌……”
“当然没有，不讨厌，”安娜心想，“这不讨厌，但羞辱人，极其羞辱，是的！”她张开口，正要亲切地回答朋友的话，传来法比安的声音。
“弯腰，姑娘们，”他喊道，“弯腰，要转弯了。”
他沙哑的嗓音令安娜吃惊，她弯下腰转身想看看他，就在这时，船帆突然从左往右掠过甲板，打到孤身一人的西尔薇，将她抛进了海里。她没来得及叫一声，突然落水，安娜惊恐地看见她挣扎，感谢上帝，几乎立刻又浮上来，一边脚蹬手划，一边笑着，却是苦笑。
“落帆，落帆！”法比安喊道，亲自收起船帆。他下达的指令似乎自相矛盾，因为船又滑行了许久，西尔薇的头离得更远了。
他们置身大海中央，动弹不得，感谢上帝，西尔薇是个游泳好手，她很快就能跟他们会合，安娜心想，松了口气。有一瞬间，她以为失去她了，以为她被木头打昏了，马上要淹死。多么可怕！她心想，驾船这件事真是个馊主意！刚才卢卡一副反感和抵触的样子，说到底，他没错。
“喂！”法比安对着西尔薇喊，“喂，加把劲，我们回来了！”他再次拉动绳索，船前后摇晃了一阵，似乎开始缓慢地朝受害者驶去，这回开得非常慢。他们离她大约二百米时，卢卡突然跳起来，同时西尔薇开始尖叫。安娜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幕，有东西像一波黑色迅猛的海浪，紧随其后的是另一波，缓缓地从右边掠过来，即将截断他们的去路，径直朝西尔薇前进：这个东西的名字，她立刻想起来了，鲨鱼。两头鲨鱼，他们以前常常漫不经心地谈论鲨鱼，从未当真。天知道西尔薇怎么看到了它们，她正在嚎叫，一声接一声，惨绝人寰，难以忍受。两个男人和安娜同时站了起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难以置信的袭击，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从未想到会在真实生活中发生，在一场观光旅途中发生。至少对卢卡和安娜来说，这场旅行花费相对较少，却能让他们在热带享受半个月悠长假期。不，这些鲨鱼和包租的飞机不相配，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配，这些鲨鱼既不真实，又是残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