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我亲爱的夏尔，我今天对您说出这番残酷的话，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太漂泊不定的人。我这样的人，让自己痛苦，也让其他人，包括您，为此痛苦。而我对您的感情，让我不愿意去想象，夏尔，倘若我接受了您温柔无比的请求，嫁给了您，那么，我和您，将很快陷入可怕的争吵与难堪的境地。”
左边的车窗外，是金色的麦浪，沿着黄绿相间的山丘，一路铺展。她感到自己的情绪随着演说在不断增强：
“是这样，夏尔，您的生活所及，是巴黎、里昂和我；而我，是巴黎和世界。您的中转站，是尚贝里；而我的，是纽约。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我已历经沧桑。也许，夏尔，”她说道，“您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女孩，而我已不是。”
真的，夏尔是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姑娘来与他相配，像他一样温柔、忠贞，像他一样天真、淳朴。而她，真的配不上他。她的眼眶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她仓皇地擦去眼泪，霎时间，又一次看到自己坐在可笑的“板凳”上，糊了眼妆，张着嘴，孑然一身的样子。犹豫了一秒钟时间，她又开始笑了起来，然后自顾自地，又是哭，又是笑，没法停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紧紧地抓住专供行动不便的旅客使用的把手。她想到伊丽莎白二世，想到议会，想到维多利亚女王，或者任何同类型的人，坐在扶手椅上口若悬河，而面对的，却是无声无息、令人沮丧的听众。突然，她发现门把手自己提起来，又落下，再提起，再落下。她满怀希望地僵立在原地，手中的包仿佛随时要掉在地上。可之后，门把不再活动了，她这才震惊地意识到，刚刚是有人过来了，并且恰恰是以为，这地方正被别人使用，所以就默默离开了。她现在必须抓住时机。她叫出声来。为什么不求救呢？她可不想在这个逼仄的地方待上两个小时直到里昂。肯定是有办法的，总会有人经过这里，听到她的叫声。不管怎么说，即使让人笑话，也比待在这个无聊得让她快要发疯的地方好。于是，她大声喊起来，她先是叫“Help[5]！”声音嘶哑。然后，她才猛地想起自己是在法国，于是她大叫“Au secours！Au secours！Au secours[6]！”不知怎的，尖利的叫声让她自己都发疯似的笑了起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正坐在这个该死的“凳子”上，捂着肚子笑得岔气。看来，跟夏尔分手之后，她有必要跑到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医院去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不过，这的确是她的错，她本来完全没必要独自旅行。“他们”总是这样对她说：“别独自旅行。”总之，比方说，要是夏尔来接她的话——他曾在电话里恳求她的允许——那么此时，他肯定会在火车上四处找她，敲遍所有的门，而她也早就能被解救出去，品尝着龙利鱼配巴里葡萄酒，或者随便别的什么，就在夏尔那欣赏的目光之下，如此温柔，如此有安全感的，夏尔的目光。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夏尔在这儿的话……
只是，正是因为她下的命令，夏尔此刻在里昂，但他绝对已经等在里昂贝拉什车站，手捧一束鲜花。他不知道他美丽的情人此刻正像一头小兽一样，被困在涂着瓷漆的四面墙内，而且他很可能将看到，从出口向他走来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精神崩溃、失魂落魄的她。这鬼地方甚至连书都没得看！她的包里连本书也没有带！这个地方唯一可以阅读的东西在说的是：注意出去的时候不要走错门，不要跳到月台上。真搞笑，这警告可真是幽默！全部读完后，她更迫切想要从这个糟糕的地方出去，哪怕直接跳到月台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关在与世隔绝的笼子里，因为滑稽可笑的意外，被粗暴地剥夺了自由。十年以来，还没有任何人胆敢侵犯她的自由。十年来，没有任何人胆敢把她关起来。尤其是，十年来，每个人都曾不假思索地试图把她从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当中解脱出来。但现在，她就像一只老猫一样孤独。她狠狠地踹了一脚门，把自己撞得生疼，弄坏了她那双新买的圣罗兰薄底皮鞋，却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缩起脚，颓然坐下，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用呜咽的声音喃喃叫着：“夏尔！哦夏尔！”。
当然，夏尔这个人，也有不少缺点：他爱吹毛求疵，他的母亲实在无趣，他的朋友也很无聊；而她，她可认识不少更开朗、更英俊、更精彩的男人。但不管怎样，如果夏尔此时在这里的话，所有的火车的所有的更衣室的所有的门，都会早早就被打开，他会用他那猎犬一般的眼睛注视着她，把他那双既修长又粗粝的大手，放在她的手上，对她说：“您没有被吓坏吧？别为这件破事儿不开心，好吗？”他甚至还会责怪自己出现得不够快，也许还会声称要起诉SNCF。因为他是个疯狂的人，本质上是，尽管他看上去一丝不苟。一句话，他不能忍受一切令她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夏尔是那种为她欢喜为她愁的男人，仔细想想，这样的好男人不多了。倒不是说，她缺少爱护她的男人。爱护，这个概念太空泛，而且因人而异。但是总的来说，这世上真的缺乏懂得爱护女性的男人。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这么对她说，而实际上，也许她们说得没错。爱护女性，那是老派人的信条，但并不赖。如果此番同行的人是洛朗斯，没有看到她回来的话，应该是会认为，她已经在第戎下了车，去找另一个男人了；如果是亚瑟，他会想……他根本就不会想什么，他会一直喝酒喝到里昂，期间可能会向侍者询问两三次；总之，惟有夏尔，系着条纹领带、面无表情的夏尔，会掀翻整列“海风”去寻找她。是的，很遗憾，很快就要跟他分手了。想到这里，真觉得疯狂。她三十六岁了，二十年来她的世界全都围绕着男人们——她的男人们——打转，他们的嗜好、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女人、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欲望。而现在，在这列火车上，以这样滑稽的方式，被一根不听话的门闩困在这里，她却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男人，会伸手拉她一把，而偏偏正是对这个男人（她是因为他才坐上这列火车，这列向他驶去的火车），她将要决绝地说出，她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她！老天啊！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在她登上这列火车的时候，她还对此是那么确凿无疑！而且，她也曾那么确凿无疑地告诉阿希礼，她的司机，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来接她，“重获自由”的她（当然，她没把这个词说出口）。就在今早，她已经愉快地想象着她回到巴黎的样子，独自一个人，自由自在，没有谎言，没有责任；再也没有义务等待来自里昂的电话，不用为了里昂男人随时会到来的可能而拒绝一顿美妙的晚餐，不用因为这个里昂男人在身边而生硬地取消一场特别的约会……是的，那天早晨当她在家里醒来，她的心中充满了突如其来的、矛盾的狂喜。一方面，是为乘坐火车穿过美丽的法国原野而欢欣；另一方面，残酷的一面，是为了能够快刀斩乱麻。她的这次出发，正是为了去告诉一个人，她是怎样的磊落果决。磊落果决地，让他失去她。她这样一个容易欢喜的人，身上却总有那么一股残酷；然而此时此刻，这位蛇蝎美人，却被一把门闩困住，变成了一幅脏兮兮的漫画，她的脸孔，在列车浑浊的镜子里，恍如支离破碎的拼图，而让它支离破碎的，不是纵横交错的命运或往事，而是她又哭又笑时，纵横交错的泪水。
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好多匆匆而来的人，或者是女人——怎么知道的？——过来摇晃她的门。她冲她们大喊“Help！”或者“Au secours！”或者“Please！”，声嘶力竭。她想起她的童年、她的婚礼、她本可拥有的孩子、她曾经拥有的东西。她想起海滩上的零碎细节、夜色下的私语、唱片、蠢事，她甚至还不忘幽默地想，世界上没有哪间精神病室，可以比从巴黎开往里昂的列车上的头等车厢里的被锁上的厕所更有效果。
车过夏龙之后，她终于脱身出来。她甚至都没有想过对救她出来的人——那位里昂夫人——提起，她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她一如既往地，带着完美的妆容，和完美的从容，在里昂下了车。而在月台边哆嗦了快一个小时的夏尔，对她的青春洋溢惊为天人。他向她奔去，他认识她以来，这是第一次，她扑向他，把头枕在他的肩上，对他说，她累了。
“这火车还算很舒适吧。”他说。
她含含糊糊地低声应了句“是的，当然”。然后，转过头，面对着他，给了一个把他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的问题：
“您希望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小狗之夜
辛内斯特先生像极了夏瓦尔的漫画人物，胖乎乎的身材，迟钝的神态，但很面善。可是，刚进入十二月，他的脸上就一直愁眉不展，以至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想上前问问他为什么。他的烦恼来自即将到来的节日。辛内斯特先生，虔诚的基督徒，眼看着年关将至，却没有一分钱能交给辛内斯特夫人过节。他们那个无所事事的儿子查理，还有他们的女儿，出色的卡利普索舞者奥古斯塔，都渴望能得到礼物。身无分文，这就是惨淡的现实。既没有加薪，也不能借债。因为这两项得来的钱，都已经在辛内斯特夫人和孩子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这个本该养家糊口的辛内斯特先生，拿去满足自己的新嗜好，灾难性的嗜好：赌博。
那不是一般的赌博，不是在金光闪闪的绿色赌桌上，也不是在万马齐飞的绿色赛场上，而是一种在法国还默默无闻的游戏。然而不幸的是，它在十七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很流行，而辛内斯特先生习惯每天晚上回家前都在那里喝上一杯红色马提尼。那是一种飞镖游戏，使用吹管发射，赌千元法郎纸币。这里所有的常客都为之疯狂，只有当其中有人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时，他们才肯放手。一个不知名的澳大利亚人把它带进了这个街区，这个令人激动的游戏很快就聚集了一群死忠的俱乐部成员，他们盘踞在咖啡馆的后厅，那间小小的桌球室被狂热的老板贡献出来，成了他们的赌场。
总之，辛内斯特先生在这里倾家荡产，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颇被看好。怎么办？还能向谁借钱来买手提包、滑板车和电唱机？他知道自己必须给家人买这几样东西，他们已经在饭桌上清楚地暗示过他了。日子一天天滑过，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已经预先闪着兴奋的光彩，天也愉快地下起雪来。辛内斯特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真希望自己能病倒。但又有什么用呢？
二十四日的早晨，辛内斯特先生走出家门，背后是三双托付重望的眼睛。辛内斯特夫人还没有嗅到礼物的迹象。“他会及时买好的。”她有点酸酸地想，但一点都没有担心。
走在街上，辛内斯特先生三次伸手用围巾裹住自己的脸，这动作让他突然想到抢劫。还好，这个念头立刻被他赶走了。他迈着熊一样沉重的步子，拖拖拉拉地走着，走到一个长凳前停了下来，雪花很快就把它变成了一座冰山。想到烟斗、牛皮公文包和红色领带（而且非常重要），想到一家人都在等着他，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几个行人经过，脸蛋冻得通红，不停跺跺脚，手里抓满了袋子或盒子，他们一定都是当父亲的，他们对得起一家之主的称谓。在离辛内斯特先生两步远之外，一个利穆赞女人停住了脚步；这位绝色美人，牵着两只小狗，坐了下来。尽管也算是个美女爱好者，辛内斯特先生这会儿却一点想法都没有。但很快地，他的目光移到了那两只小狗身上，电光石火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用力拍掉积在膝上的雪，噔地站起身来，帽子上的雪纷纷落进他的眼睛和脖子，他发出一声低呼。
“去认领处！”他叫道。
认领处是个相当凄凉的地方，一大堆或哀伤或躁动的狗有点吓到了辛内斯特先生。他终于还是选中了一只品种和颜色都含糊不明的狗。不过，怎么说呢，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辛内斯特先生觉得，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应该可以替代手提包、滑板车和电唱机。他立刻为他的新发现赐名梅朵儿，然后，用一根绳子牵着它，走到了大街上。
梅朵儿的欢快溢于言表，它一个劲儿地跳着叫着，让辛内斯特先生惊愕地领教到动物的充沛精力。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是被它拖着一溜小跑（而很长时间以来，奔跑这个词，已经不能用在辛内斯特先生身上了），终于差点撞上一个路人，对方还嘟囔地骂了句“肮脏的畜生”。变成了滑水选手的辛内斯特先生想，也许还是松了绳子，自己回家去比较好。可是，梅朵儿扑在他身上，汪汪直叫，又蹦又跳，它脏兮兮的淡黄色皮毛上落满了雪花，那一霎，辛内斯特先生忽然想到，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人用这样的目光看着他了。他的心都快化了。他蓝色的眼睛望着梅朵儿栗色的眼睛，目光交汇的一刹，有那么一股难以言说的柔情。
梅朵儿先镇静下来，继续出发，于是他们又开始一路小跑起来。辛内斯特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起当时梅朵儿旁边还有一只虚弱的短腿猎犬，他连看都没有看它一眼，因为他觉得，狗就应该膘肥体壮才对。现在，他几乎在往家的方向“飞奔”。不过，到家之前，他俩先在一家咖啡店停留了一分钟。辛内斯特先生要了一杯格罗格酒，梅朵儿也得到了三块糖，是店老板可怜它，送给它的：“这样的天气，这可怜的畜生甚至连一件小外套都没有！”辛内斯特先生只好支吾着，没有回答。
梅朵儿吃了糖，精神大振，可它却是辛内斯特一家的不速之客。辛内斯特夫人打开门，梅朵儿一哧溜地钻了进去，辛内斯特先生一头扑向妻子的怀里，累得直喘气。
“这，这是什么东西？”
辛内斯特夫人猛地尖叫一声。
“这是梅朵儿，”辛内斯特先生说道，然后，无力地补充了一句，“圣诞快乐，亲爱的！”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辛内斯特夫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你究竟想说什么？”
“今天不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吗？”辛内斯特先生大声说道，温度和安全感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是这样的！为了庆祝圣诞，我送给你，我送给你们，”他重复了一遍，因为孩子们也从厨房里钻出来，瞪大了双眼，“我送给你们梅朵儿。就是它！”
然后，他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掏出烟斗。这是一战时期的烟斗。“它可是饱经风霜呐”，他总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颤巍巍地，在烟斗上塞满烟丝，点燃它，然后把腿伸进棉被里，等待突袭。
辛内斯特夫人脸色煞白，煞白得让人恐怖——辛内斯特先生在心里偷偷地想——立马就跟进了房间。辛内斯特先生的第一反应是——躲起来：他试着整个人缩到棉被里面去……只剩下一缕可怜的头发和烟斗的白烟躲不进去。但这样已经足够令辛内斯特夫人暴怒了：
“你给我说说，这只狗，这只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它是一只弗兰德牧羊犬，好像。”辛内斯特战战兢兢地说。
“弗兰德牧羊犬？（辛内斯特夫人的语调随着怒气一起抬高了。）那你知不知道你儿子想要什么圣诞礼物？还有你女儿？我，我知道自己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们呢？你就给他们带来这么一只丑八怪？”
就在这时，梅朵儿进来了。它跳上辛内斯特的床，挨着他躺下，用自己的脑袋顶着他的头。辛内斯特先生的眼睛一下子涌上感动的泪水，幸好有棉被帮他挡住了。
“真臭，”辛内斯特夫人说，“你至少确定过，这只畜生没得狂犬病吧？”
“你是说它，还是说你自己？”辛内斯特先生冷冷地说。
这句反驳气得辛内斯特夫人掉头就走。梅朵儿舔了舔主人，然后睡着了。午夜，辛内斯特的太太和孩子们都出门做午夜弥撒去了，招呼也没跟他打一声。他心里有点儿不痛快，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决定带梅朵儿出去遛五分钟。他套上厚围巾，慢腾腾地向教堂方向走去，梅朵儿一路上把每户人家的大门都嗅一遍。
教堂里塞满了人，辛内斯特先生怎么也推不开门，于是就等在门廊外面。天下着雪，他用围巾裹住了半张脸，虔诚的赞美歌在他的耳畔回旋。梅朵儿使劲地扯着绳子，他只好坐下来，把绳子系在脚上。寒冷和忧虑一点一点地钝化了辛内斯特本已糊涂的脑子，他甚至有点忘了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直到饥肠辘辘的信徒们急匆匆地从教堂里涌出来，他才猛地一惊。他还没来得及站起身，解开绳子，就听见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叫了起来：
“哇！好可爱的狗！哦！可怜的人！……等等，让—克洛德。”
一枚五法郎的硬币落在辛内斯特先生冻僵的膝盖上。他结结巴巴地想要说点什么，那个名叫让—克洛德的，一脸同情地又给了他一枚硬币，祝福他过个愉快的圣诞节。
“可是，”辛内斯特先生语无伦次，“可是，这个……”
我们知道，慈善这种事是会传染的。信徒也好，非信徒也罢，所有从教堂右侧门出来的人，都摸出几个铜板施舍给辛内斯特先生和梅朵儿。像雪人一样僵硬的辛内斯特先生几次试图拒绝他们的好意，都被无视了。
从左侧门出来的辛内斯特夫人和孩子们直接回到了家里。辛内斯特先生随后也到了。他请他们原谅自己下午开的玩笑，并给了每个人一份够买他们想要的礼物的钱。午夜弥撒后的晚餐吃得非常愉快。然后，辛内斯特先生挨着填饱了火鸡的梅朵儿睡下了，他们俩都睡得很香。
罗马分手
这次的鸡尾酒会，是他邀她去的，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她本人并不知情。这个布朗蒂娜[7]，他要把她送到狮群中去：他的朋友们。
这个无趣却挑剔、追求风雅却淡而无味，而且也不性感的金发女人，今晚，他要甩掉她。这个决定（说不上是经过深思熟虑，但这是他在海滩上，在罗马的海滩上发火的那一刻下的决心），这个决定，他终于，在两年之后，要付诸实践。卢伊吉，这个永远在孜孜不倦地参加聚会、迷跑车、追女人和干蠢事，但却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极度懈怠拖沓的男人，决定向他的情人提出分手。稀奇的是，为此，他还需要有他那群冷漠、欢快、阴险、可爱、友善、热情、被他称为“哥儿们”的狐朋狗友在场。三个月以来，他们看着他心烦、疏远、恼火，总之，一步一步地，在心理上离开那位无趣的英琦。
无趣的英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这儿最美丽的女人，最美丽的“罗马客人”。而且，他的朋友们也曾引以为豪地说，她是卢伊吉最美丽的情人。
然而两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会过时的，谁知道呢。此刻，心烦气躁的卢伊吉正驾车载着这个仍旧美丽——但他已经不放在眼里——的金发的英琦，去参加鸡尾酒会，用来分手的鸡尾酒会。甚至他自己，都好奇地想知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想离开的，已不是这个女人本身，而是这个女人的幻象。他想离开的，不是一具身体，嘴唇、肩膀、臀部、脚，所有这些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曾经令他迷恋甚至崇拜的肉体（他可是个好色的男人），他要离开的，是一个变成了符号的形象，是一遍遍重复的回声：“英琦，你认识她？卢伊吉的那个女人。”而当他在罗马的街道上开着车，无论他怎么告诉自己，她是一个跟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还是觉得跟他同行的，只是一张旧照片，一张全身照，穿戴整齐，安放在他的旁边，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开往未知的旅途。其实，这趟旅途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并且，它将在今夜终结。
他远离她，离这个瑞典女人远远的，去跟自己的意大利朋友待在一起：他的圈子，他的朋友圈子，他的教友，他的帮手，他的兄弟。说真的，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想在今晚结束关系，也不清楚为什么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也许来自尼禄帝国之后的一千年里，依然充斥在罗马空气里的古怪的宿命论和虚伪的道德观。事实上，当他开着漂亮的敞篷跑车，潇洒地拒绝系上安全带，卢伊吉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宗教信仰喂给野兽吃了。总之，他要抛弃他的情人，并且要把这事闹得足够大，不留任何回转的余地。这个男人并不是懦夫，但却在他的小圈子里染上了某种可怕的孤独感，他已无法习惯独处，他赤裸裸地需要获得他人的肯定。他人，可以是聪明人或者笨蛋，可以是铁石心肠或者柔情蜜意，可以是猎手或是猎物，总之，是“他人”，终日游荡在大街小巷，游荡在他们的城市：罗马。他们自己已是中毒不浅的病人，在恶习、纵欲、健康，以及偶尔的柔情之间勉强地寻找着平衡。英琦降临到他们中间，就像一个漂亮的物品，金头发、蓝眼睛、高挑身材，特别优雅，于是立刻就变得很抢手，像头奖一样抢手。是他，卢伊吉·德·桑托，三十岁的罗马建筑师，有着漂亮履历和美好前程的男人，得到了这个头奖，他把她带回家，把她放到床上，享尽她的爱呓——甚至尖叫；是他要求这个北方女人满足南方男人的需要。不过他没有任何怪癖；卢伊吉是个相当愉快而阳刚的男人。可是时间，无所不能的时间，让热恋的激情随之消逝：英琦不开心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的名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谈话中，而他，甚至极少倾听她说话。他工作很忙。而今晚，他将要背弃她，他将变成《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他自己都为此惊颤。不管怎样，这个女人，这个形象，这个身体，这个命运，总之，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要将它们抛弃，未曾真正了解，就要抛弃了。至于她会怎么做，他并不担心，当然不——因为，跟一个愉快、大方、有点疏离的男人生活两年，不至于促使一个更愉快、更大方、更疏离的女人去自杀。她一定会出发前往另一个意大利城市——或者去巴黎，很少会有机会让自己想念他，或者让他想念她。他们只不过是“共同生活”过，“共存”着，就像两张图片、两个剪影——由他们所生活的圈子而非他们自己绘制而成；他们在现实中扮演着没有剧场的戏子、不是漫画的脸谱，和没有感觉的情人。他，卢伊吉·德·桑托，拥有一个名叫英琦·英格博格，北欧雾气一般的年轻女子作为情人，这样很不错。他们互相吸引，互相支持，然后在两年后离开对方，这样也很不错……
她打了打哈欠，转过头，用她一贯平静的声音问他今晚“会有谁”，两天前她就这么问过，她淡淡的口气令他恼火。而当他微笑着回答“还是那些人”时，她的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失落。也许，她以为这种应酬可以结束了，也许她自己也开始想要摆脱，想要逃离，逃离他？想到这里，一股原始的男性本能在卢伊吉的身上苏醒。他想，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为她做任何事：照料她，满足她，让她生十个孩子，围绕着她，并且，爱她——何尝不可呢。这个念头让他不由笑了起来。她转过头，对他说：“你很开心吗？”她的语气更多的是质询，而不是开心。她的语气令他吃惊。“不管怎么说，”车经过纳沃那广场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总之，她肯定猜到些什么。卡拉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还有吉安娜和安伯托；虽然她从来不听我讲电话——另外她也不会听出来，可怜的女人（尽管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流利）——她还是应该意识到发生了点什么。女人的直觉不是很厉害么。”突然地，这样把她归入女人的行列，归入那些先是令别人不能自拔，而后自己变得不能自拔的女人们的行列，归入一九七五年的女性的行列，他感到安然一些。这个女人，他没有亏待她，他没少跟她做爱，他带她去海滨、去林间木屋度假，带她去参加聚会，他始终积极地在身体上保护她，也始终积极地——同样是在身体上，尽管是指另一个意义——攻击她。她从来没有直接回应过他，他们之间没少说过“我爱你”，他们各自口中的“我爱你”，往往出于欲望而不是出于感情，但这些，都不要紧。不管怎样，就像古朵和卡拉在电话里说的，总算是时候结束了：他在困住自己！一个像他这样有魅力，有身份，这样独一无二的男人，不应该跟一个瑞典女模特牵扯两年之久。而他们，他可以相信他们，他们很了解他。他们了解他胜过他了解自己。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他十五岁开始。
晚宴别墅灯火辉煌。卢伊吉带着伤感的嘲弄想，英琦对罗马最后的记忆应该是富丽堂皇的。红色或黑色的跑车在雨中缓缓行驶，忠诚可亲的大管家撑着彩色雨伞奔忙，磨白了的石阶带着历史的沧桑感，而在屋内，女人们穿着华美的衣裙，男人们，则是那么急迫地想为她们脱去。然而，当他挽起英琦的手臂走上台阶时，他忽然觉得难受，就像把某人带进了斗牛场，不是去当观众，而是去当猎物；就像是把一个纯洁的人儿带进一场荒淫放荡的游戏，一场她并不了解的游戏。
眨眼间，卡拉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而不是他们面前）；她简直是猛扑向他俩。她笑着看着英琦，还有他。然后她立刻笑了。
“我亲爱的，”她说，“我的小乖乖，我正担心你们呢。”
他连忙献上贴面吻，英琦也上前吻她，然后他们穿过房间。他很了解罗马，了解这里的沙龙。出现在他俩面前的这些陷阱，让他更加确信了他的预见：所有人都听说了，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们的出现，所有人都知道，他，卢伊吉，今晚将要开开心心、掷地有声地提出分手，和那个超级美丽但是拖得太久的情人，那个名叫英琦·英格博格的瑞典女人。
她似乎什么也没发现。她的手紧紧挽着他的胳膊，她跟那些老朋友们打招呼，她走向冷餐台，从容不迫地，像每次参加聚会那样，喝酒、吃东西、跳舞，然后，回去之后，做爱。不多，也不少。他突然发现，虽然固定的程序总能“不多不少”地走完，但要是想再“多一点”，则都要靠他主动。
她漫不经心地喝下一杯伏特加开胃酒，卡拉殷勤地劝她再来一杯。不知不觉地，朋友们开始聚集在他俩的周围，环成一个半圈，残酷得像舞台上恶趣味的编舞。他们等待着，但是他们在等什么呢……等着他对他们说，说这个女人令他厌倦，说他扇她耳光，说他跟她做爱吗？说什么？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阴云密布、雷雨阵阵的罗马秋夜，他必须向所有这些面具们（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向他们解释他是如何刻不容缓地需要离开英琦。
他记得自己曾经说过：“她不是我们的同类。”但是，看看环绕在身边的“同类”，混杂着豺狼和虎豹、秃鹫和野鸡，对，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脑中浮现的是这些词汇。很奇怪，也许是这些年来第一次，面对这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子，这个来自瑞典的北方女子，这个性格独立但是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与她，是休戚与共的。
约瑟佩来了，他总是那么帅，那么快活。他像演舞台剧似的捧起英琦的手吻了一口，他那戏弄的姿态令卢伊吉吃了一惊。然后卡拉又过来了。她特别殷勤地询问英琦是否看了维斯康蒂最新的电影。接着阿尔多突然出现了，插到他们中间，抢着对英琦说，他在奥斯塔附近的乡下房子永远恭候她的大驾光临（阿尔多总是太心急）。再然后是玛丽娜，逢场作戏的女神，她也凑了过来，一手搭着卢伊吉的衣袖上，一手放在英琦裸露的胳膊上。
“我的老天，”她说，“多漂亮的两个人儿！你们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看客们屏住呼吸，按西班牙人的话说，斗牛开始了。但是那头公牛，无趣的英琦，安静地微笑着。很明显，人们在等待着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等着看卢伊吉的好戏。他的朋友们等待着他，但他毫无感觉。他做出一个很意大利的手势，意思是说，“算了吧”或者“谢谢了”。卡拉有点失望，毕竟他曾经保证过要上演一场悲喜剧，说今晚就是分手之夜，不管在什么场合。卡拉再度展开攻势：
“真是热死人了，”她说，“亲爱的英琦，我想，你们那儿的夏天应该凉爽得多吧。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瑞典是在北方，你说是不是啊？”
约瑟佩、玛利亚、古朵，还有其他人，全都爆笑起来。但卢伊吉实在不明白，提起瑞典在意大利北边这事儿有什么好笑之处。刹那间，他忽然意识到，卡拉并非单纯地想幽上一默。他极力想撇开这个令人不快的想法，就像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在都灵和神父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闭起耳朵不愿听他们谈论什么孤独的快乐。
“瑞典自然比意大利靠北。”英琦平静地回答她。她淡淡的语调让她所有的语言甚至行为都显得完全不带感情。但这样却令有些人觉得滑稽不已，集结在冷餐台旁的人群中，有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严峻的时刻到了，”卢伊吉心想，“他们所有人都在等着我用难听的话跟她说拜拜，而且，我还非做不可。”
……可是英琦抬起她那双淡紫色的眼睛望着他——这双淡紫色的眼睛曾令她一到罗马就大受欢迎——然后，当着全世界的面，冒出这样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来：“卢伊吉，我觉得这个宴会好无聊。你带我去别的地方，好不好？”
一声惊雷滚落，水晶灯叮当作响，围作一团的“侍应生”们四散开去，“吉娃娃”们呆若木鸡，而卢伊吉明白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忽然产生了一种人称“灵犀”的东西，他俩目光相交，在这个女人纯净得不含任何杂质的淡紫色眸子里，不再是刚才那个天真的问题，而是斩钉截铁的确认，她是在说：“我爱你，笨蛋。”同样的，在这个疲倦的罗马男人棕色的眼睛里，是天真的问句，来自一个男人的、却带着孩子气的提问：“这是真的吗？”顷刻间，天旋地转。那些情景，那些人，那些主意，那些计划，甚至究竟要怎么结束这场晚宴，都被抛诸脑后。那些“朋友们”仿佛突然全都倒挂在天花板上，蜷缩着，像冬天的蝙蝠。人群仿佛不复存在，只剩下一条凯旋的大道，通往他的敞篷跑车，而罗马一如往常的美丽曼妙。罗马就是罗马，爱情就在罗马。
街角咖啡馆
“真可笑，”他从那个大实话医生的诊所出来，一边下楼梯，一边自言自语，“我这双脚真是可笑。它们正僵硬地走下这条窄窄的楼梯；它们正僵硬地走向那个板上钉钉、不可思议的死亡。”
他的脚，他自己的这双脚，他曾看着它们敏捷地在女人们的双足之间划着舞步，也曾看着它们安闲地在沙滩上晒日光浴。而此刻，他带着某种程度的憎恶、恐惧和惊讶，看着它们，看着同样的这双脚，走下那位太过诚实的大夫家的楼梯。死亡实在是件太没道理的事儿。他，马克，他不能死。大夫的目光停留在他的照片上（确切地说，是他的身体的照片，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照片——反正他也不想知道是哪个部位——在他看来那是见不得人的照片，人家管这叫做X光照片），他们之间的空气微妙而尴尬。X光照出的，是一个灰蓝色的缺口，怪异、丑陋。马克难以相信，刚才那个因为迟到而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还在为心脏担心的自己，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后，会是这样安安静静、面如死灰地走下这条楼梯，心中一阵澄明，一阵混沌。一切只发生在那半个小时里，面前那个礼貌而冷静的大夫，面带遗憾地，用他平淡的声音热心地告知他：“三个月。肺部，您知道的……”谁会设想或是希望过自己命在旦夕呢？“我，我，我要死了。”面对这个事实，马克感觉自己的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
不过，是他自己逼得那位大夫据实以告的。在欧洲，这会儿其实还并不流行对当事人坦陈病情。但他说他与妻子已经离异，他的父母更顾不上他，他那几个孩子则完全对他置若罔闻。也许，是看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形上，大夫才给出了如此明确的宣判。也许，那些医生们即使看到所谓的悲剧，也还是会厌烦这些微不足道的顾客吧？没错，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感谢上帝，肿瘤的位置还不赖。有些肿瘤长得很滑稽：它们驻扎在皮肤上，驻扎在身体的各个位置。而他的则恰到好处：他会在三个月内就死去，很经典地，死于肺癌。他开始轻声笑了起来，感到年轻、欢快，微风拂面。然后变成了纵声大笑，甚至带着胜利的意味，因为他原本还以为自己得的是肠癌呢。那毛病（他还并不了解，尽管他自认为得的就是它）就更难启齿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得用什么比喻来遮掩那个丑陋的器官，那个一提起就让所有人都会想到腹泻和传染病的器官？他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甚至一次都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了断；如果他不行了，他只要说：“我要死了。”他不需要像通常的情况下那样，对人解释说：“如果我离开了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的。”或者：“如果我走了，是因为那个原因走的。”而所谓“这个原因”和“那个原因”，都是假的。难得这么一次，他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藏起他脆弱的神经和强大的虚荣心；他甚至连自己的死亡都不需要解释了。
他走下楼梯最后一个转角，突然地，生命，大写的“生命”，从门槛外扑面而来。他霎时愣在原地。外面，阳光是那样灿烂，而他看到的是在黑暗中哆嗦的自己，黑暗里，一间间躺满病人的房间，劝慰的友人，沉思的医生。而太阳真是一朵美好的向日葵，令人抱憾。也许就是在这一刻，马克有生以来第一次，刹那间拥有了勇气，真正的勇气。他像疯子一样冲到人行道上，他看到林荫大道，看到生活，看到城市，他骤然停在那里，停在人行道旁，仿佛瞎了、聋了，然后，他才安安静静地向街角的咖啡馆走去。这个咖啡馆，之前他从来没有留意过，但印象里始终都有它的存在；想到这，他也才意识到，这个“始终”，其实也只不过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这一切是多么可笑、可憎，充满戏剧和讽刺。
让他自己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任何人。不管怎么说，面临这样的情况，一个女儿会奔向她的母亲，一个男人会奔向他的妻子，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会投奔命运之神。而他没有任何去处，除了走进这个由塑料桌、侍者和啤酒构成的老式咖啡馆。他靠在吧台上，霎时感到一阵久违的舒适感，每当他像这样，靠在木头或者大理石上，他都会觉得很舒服。咖啡馆里人很少，这仿佛是特意赐给他的礼物。他一招手，侍者便三步并作两步到了他面前。他先是点了潘诺茴香酒。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点潘诺茴香酒：他一直都是讨厌茴香味道的。之后，他才意识到，这味道令他想起海滩，想起女人的身体、贝壳、海藻、普罗旺斯鱼汤和漂亮的自由泳，这个味道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味道。他其实也可以点一份卡尔瓦多斯苹果酒，那是跑马场和舞台的味道，是暴雨将至时，长长的林荫道被大风包裹。他还可以点一份巴旦杏仁糖浆：那是母亲的发香和奶香，是小时候，在“他们”的房间里，木头潮湿的味道。他也可以在吧台上，在自己的杯中斟上“香奈儿五号”（这是安娜的味道），“罗莎女人”（这是黑蒂），“绿风”（这是……谁的香水？她的名字叫什么？）然后，是他自己眼泪的味道，被“娇兰”的香水熏出来的，而用它的那个女人他再也没见到过，她叫……伊内斯？这些，就是巴黎的街道、香水和热气所带来的奇异的力量。难以置信，在咖啡馆里的所有人，似乎既是他认识已久的朋友，又是陌生人。他对自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辈子，他拖着散漫的步子，忠于自己的内心，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从一张床走向另一张床，从一段激情走向另一段激情。总是碰壁，到处受伤，时常玩世不恭，但更多的是义无反顾，像一只老海鸥，围绕着永远的船帆，孜孜不倦地拍打翅膀，从未厌倦追逐。
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一个随时准备出发的疯子，于是，他没有什么可自责的。那近在咫尺的死亡，也似乎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只是，他需要加速它，了结它，不要让自己最终陷入无奈的局面：萎靡不振、头发脱光、颤颤巍巍地等待着注射。他不要这样。他会试着自我了断，但他还不确定自己到时是否有勇气那样做。想到这里，他又变回了那个骄傲、迷人、风雅的马克，温柔的马克，举起手中的杯子，对调酒师做了个夸张的手势，样子有点滑稽。
“朋友。”他声如洪钟，所有的交谈戛然而止。屋子里八至十名顾客，包括一对情侣侍者，都愣在原地，看着他。“我的朋友，今天我请客。您看，我在圣克卢赢了赛马，刚刚得到消息。”
众人待了片刻，很快雀跃起来，所有人，总之，这十个人——他最后的见证人——都转向他，欢快地为他鼓掌。他敬大家酒，祝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包括他自己的——然后一丝不苟地结了账，坐上自己的汽车，车子就停在诊所门口十米处。
由于他的身体状况还不赖，他用力并且体贴地驾驶着他的车，撞向了一棵梧桐树，仿佛是意外一样，就在芒特拉若利附近，据说当场毙命。
七点注射
“抓紧栏杆！”
塞西丽·B，女演员，漂亮、丰满、脾气倔强。
“我受不了，”她叫起来，她那一把女低音曾为她在百老汇、在伦敦都赢得盛誉，“我受不了，狄克，说真的，我不认为博迪莉娅这个人物应该是这样的……”
狄克一个人坐在剧场的第一排，他的肩膀轻微颤了一下。
“我说过了，”灯火通明的舞台上传来她尖刻的声音，“在我看来，这个女人甚至连荡妇都不如。”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狄克·莱顿，这位最优秀的剧作家——至少目前是被这么认为——竟然开始辩驳。
“可是，”他斟酌着句子，“亲爱的，亲爱的塞西丽，我可从来没有影射……”
她当即用力地把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她习惯使用这样的手势，在许多时候，这些手势确保了她的成功。
“您让他听到了。”她叫道。
狄克微笑着转头去看他的老同学雷吉诺德。离开牛津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的他看上去迟钝了不少。
这位老兄就坐在三排之外的位置，黑暗中，他的脸若隐若现，就像未来的观众在看戏时的样子。但是，塞西丽·B小姐这样口无遮拦地发表异议，令他的脸上不免露出一丝尴尬的神情。
“你怎么想？”狄克悄悄问他。
雷吉诺德冲他哈哈大笑起来，肆无忌惮的笑声很明显是在告诉他：“这个妞！轰走她！要么就摆平她！靠，狗娘养的，等着瞧吧！”
对于狄克来说，这实在是件滑稽的事儿。他一直以来都是跟所谓的专业人士合作。而这次完全是突然地，和这个老同学偶然重逢。这个人对什么都不了解，但什么都爱玩一玩，最神奇的是，最后还什么都没弄懂。总而言之，这个雷吉诺德，尽管离开牛津这么多年了，他那点威信还是仅仅来自习惯和他的大嗓门。
“我说，”塞西丽说，“亲爱的狄克，您决定怎么办？”
“我？我受够了。”狄克回答，“我的剧本里根本就没有荡妇……当然，也不会让专横的女演员存在……”
剧场顿时又陷入寂静。他看到导演和制片逆着光——确切的说，是逆着灯光——站了起来；他看到舞台上映出令人恐怖的影子。然后，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在他身后，他的老同学雷吉诺德，那个疯子，开始大力拍掌。他在用双手制造声响，这家伙！那声响热情洋溢，正是他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声响，真诚的、没来由的声响，不合时宜的声响。
他陡然意识到，自己也是那么不合时宜，尴尬地夹在蠢货塞西丽和蠢货阿诺德（他们的导演）之间。他焦头烂额地周旋在两者之间，无奈地向其中一个解释他的剧本说的是什么，再向另一个解释要怎么把它演绎出来。而他自己，在夜色里心灰意冷地走出剧院，跟老朋友们吃夜宵，排遣胸中的烦闷。他彻夜问自己，他为什么活着，他靠什么，活着。
雷吉诺德纵声大笑，这个傻瓜，这个哥们儿，把他从一个纷乱阴郁却镶着金边的梦，一个奢华却没有灵魂的梦里唤醒。他曾经相信，真的相信，光与影的跳跃，道具与手势的配合，行动与想象的共舞，终究能表达他想说的东西。他曾经相信幕布的升起和落下，相信批评与赞扬——他甚至相信自己拥有朋友也拥有敌人。他曾经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被简单地分为两边：坏蛋在右，朋友在左。他也曾经相信地球和宇宙都绕着他转。然而此时，当他掉进塞西丽的冷酷倨傲和雷吉诺德的轻快爽朗之间，他进退无路，他被自己搅得心神不宁，他无法定义：什么是实质。品位、智慧、绝对或是爱情的实质，他没有办法完全地专注于这两张面孔中的任何一个，尽管他们都离他那么近，一个太刺眼，一个太昏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