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伤（出版书）》
作者：[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译者：朱广赢
内容简介：
小说围绕巴黎公寓中的兄妹塞巴斯蒂安与埃莱奥诺展开，讲述二人拒绝工作、依靠魅力寄生于巴黎文艺圈的故事。兄妹通过美国老妇人诺拉结识经理人罗贝尔与影星布鲁诺。萨冈在叙事中穿插散文化章节，对文学创作、两性关系及存在主义等哲学议题进行解读。作者通过角色互动展现巴黎文艺圈生态，并探讨生命态度与时间流逝的主题。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献给夏洛特·阿由
我曾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
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
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
比他自己更伟大，
无论是谁，无爱地走过咫尺，
便是穿着尸衣走向他的灭亡。
——沃尔特·惠特曼
一
一九七一年三月
我原想写：“塞巴斯蒂安[1]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口哨，一边轻轻喘气。”此刻重拾起十年前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和他妹妹埃莱奥诺[2]，——当然是戏剧人物，不过那是个轻松的剧本，我写的——并且让他们身无分文，但始终快乐，玩世不恭却腼腆羞怯，在一个自恨平庸的巴黎，徒然地想将自己“重塑”成莫里斯·萨克斯[3]式的人物。不幸的是，巴黎的平庸，或者说我自己的平庸，已甚于我那多少有些疯癫的愿望，于是今天，我正在艰难地回想，“这个”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这个”是一种否认、一种厌倦和一种存在方式所启发我的迂回外观，直到现在，出于某种强烈的原因，这种存在始终引诱着我。比原先更甚。我想那是在六九年，而我并不认为六八年的那些事件，那些冲动和那些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龄也不是问题：我三十五岁，身体健康，如果喜欢上某个人，那总的来说还过得去。只是，我再没有这种渴望了。我倒希望可以去爱，哪怕受伤，哪怕在电话的一头颤抖。或者，连续十次播放同一张唱片，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赐福的空气。“我对水的渴望被剥夺，对征服的渴望也随之失落。”我想这是布雷尔[4]的一张唱片。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管用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把这几页纸给我的出版人看。这并不是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这是一个因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机以及一个个清晨和夜晚诸如此类而敲着键盘的女子。也因为害怕其他人。害怕的情绪并不美好，这甚至是可耻的，我也不曾了解它。一切就是这样。但这个“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听到、看到的都只是这样一些优柔寡断、惶恐莫名的人。也许是死亡总在我们周围兜来转去，我们也预感到了它，并没来由地觉得不幸福。因为说到底，问题不在这里。死亡——我说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着天鹅绒，戴手套，一身黑色，总之，无可避退、决绝无比。然而，我怀念那种决绝，就像十五岁时那样。不幸的是，我已体验过生命中的许多快乐，以至于这种绝对的观念于我只能是一种倒退，一种软弱——这让我避之不及。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又是因为惶恐。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些处处可见的无休止的暴力，那些误解，那些常常被视作正当的愤怒，那孤独，那种加速迎向灾难的印象。那些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人们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着——“青春终有一天会消逝”这一念头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开始竭尽全力拒绝衰老并且仍然挣扎其中的“成熟”的人。还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雄辩的理由和虔诚的信仰，另一些人无可避免的怪诞，他们却都还是人类，都臣服于同一个上帝，他们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时间。可是谁还读普鲁斯特？
还有新的语言，沟通障碍，有时突然再现的人性的温情。很稀少。有时又是一张可爱的脸孔。疯狂的生活。我一直把这生活认作是一只母性泛滥的凶残牲畜。它是血腥妈妈[5]、约卡斯塔[6]和蕾雅[7]，当然了，最终都会是：美狄亚[8]。她将我们一扔，扔在这个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后的耻辱——当我说“耻辱”，我想的就真是“耻辱”二字，因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乐，唯一的故事，终究都是我们的。而假如还有别的呢？假如我们的母亲，人生，这个无耻的骗子，在别处还有别的孩子呢？当“人类”，阿波罗的人类，投身到宇宙中，我确信他不是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而是为了确认他没有兄弟，确认他将要度过的这不幸的七十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段岁月是人生已经应许给他的）。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脸就够了。为什么他们就必须又丑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为我们嫉妒。还有，“月球上没有草，对吧？”没有，“草可是属于我们的。”于是这个如此民族主义的、如此易受惊吓的可爱地球终于安心了，并立马愉快地自相摧残起来，将草从地表连根拔起，或是用鲜血将之浇灌，用的是一样荒诞的动作。
还有所有这些关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蠢货，他们穿着代表左派的小礼服的笨拙样子简直叫人可怜，这又着实令我们为之操心因而终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们这些憎恨右派的人来维护他们，以防一个狂热的（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礼服变成无法再穿的破烂布条。人民。
却不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不知这个词里有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加一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如此这般，不知道每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区分，包括他的深层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能力所限，这“每个人”听不到、看不见也读不懂自己内心的愿望。萨特在笨拙却很有诚意地往酒桶上爬时，大概是明白这个的吧。第欧根尼[9]则在心底和每个人交谈。正是那些人，内心柔软且觉悟了自己这份柔软的人，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好在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有着犀利思想的人来说，作为笑料存在，“被恶搞”，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值得骄傲，却也令人不安——因为太美好了。这一点无论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应该都无法接受（当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对我来说，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样在谈论人生，而不是在谈论很快乐也很绝望的瑞典贵族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但我哪里知道呢？他可能会回来，那么我就会讲述他的故事。这是我的职业，我写作，我喜欢，我以此为生且活得很好。依我看，人生带着点雌性动物的特质，它会像那些温柔而谨慎的母猫那样（这能确保我们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揪住几只幼崽的脖子领它们去散步。或者抓着它们的腰。并在这种失衡的姿势中故意寻求跌落，权作休憩，如今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这样。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让我们忘了那些为爱成痴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入膏肓者，和某些诗人。忘了他们。我却永远都忘不了诗歌，这其实很傻；我从来就只爱诗却从来不会作诗。
然而，我本可以为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气息，并把一篮子芳香的干草扔到这本玩世不恭的小说里，这么添上一章。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干了：起名字。因为当我扑入这草香中，将脸凑过去时，我立即就不得不给她一个称谓了：这是草香夫人。而大海，这疯狂的大海，我也该把它介绍给我的身体：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身体认得她，但并不扑向她。我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带着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在维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快跟杜邦夫人问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疗养的时候对你多好啊。”坏脾气的孩子拒绝了。有时他甚至拒绝爱情的气息，以及它的诱惑力。我的眼睛则惊恐地从报纸上那些美丽的彩色广告上移开，广告里头有轻抚着红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齐整完美的沙滩，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哦，他们就去那儿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蛮横的身体叹道，“他们全都一窝蜂去那儿才好，去晒日光浴，去尽情地玩，那些地方曾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爱，我的猎物。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地中海俱乐部万岁。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让可怜的小疯子和年轻干部、老干部还有一同露营的人尽情玩耍吧！我呢，则不再赞颂那海了，我会忘了它；而要是我凑巧在某个合适的日子经过那里，比如在四月份，我会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伸进水里，微微瑟缩着。它和我，曾多少次……”多么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衰老：不再认得亲人了。而对于那些十五年来一直追随我、不离不弃的个体，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时常回他们那儿去睡觉或是成长，我现在却要逃离他们，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吕雅所说的这个身体上：“瘦削而自负的身体，我童年时的小畜牲，这狂热而娇小的身体”。
二
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轻轻喘气。七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了点。妨碍他的倒不是他的体重，而是近些日子消耗的那万来支烟，万来杯各种不同的酒，酒的种类之多想来都让人发笑。事实上，他可能还倾向于根据喜欢的那些酒而非他那些女人，来区分出最近这些年的日子。这么一来，“尼格罗尼”年就可以对应海达；“干马提尼”年虽然持续时间稍长些，但可以对应上玛丽艾拉·德拉。在巴西度过的“朗姆酒”年则与安娜-玛丽相对应。天哪，他可真够乐的！其实说到底，他既不是情场高手，也不是酒鬼，只是一个女人对应一种酒的组合让他着迷。不管怎么说，是他妹妹埃莱奥诺一直主宰着他的人生。那可是他妹妹，她呢，要不没酒可对，要不就能对应上所有的酒。无论如何，没有了她的人生，没有了她的酒，就只是一杯白开水。其实，生活可以这样被一个人限定还真是容易，这个人既是他的奴隶，又是他自己——不管他对此作何评论。她时不时地会烦躁不安，结婚，消失不见，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经过一些纠葛——她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对他讲述这些，一边还疯狂地大笑——她又会回到他身边。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筋疲力尽还是神采奕奕，忧伤还是快乐，却总是疯疯癫癫、无与伦比、美丽的埃莱奥诺，他的妹妹，又回到他身边。
那一次，两人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们在那儿住在埃莱奥诺某个丈夫的家里。兄妹俩的处境很是糟糕。塞巴斯蒂安的一个旧友此时借给他们这套位于花园街的两居室，这实在是天降奇迹。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口袋里也没有了。埃莱奥诺很快把两三件华丽的首饰交给他，因为她什么也不看重，但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此外，对一个女人来说，首饰可是一张王牌。
塞巴斯蒂安按响门铃，她立刻给开了门，穿着睡衣。
“哦，可怜的孩子，”她边说边把他扶到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上，“哦，在楼梯吹口哨的可怜孩子，都这年纪了……我听见你上楼，正担心你会不会摔倒呢。”
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神情沮丧。
“我老了。”他说。
“我呢（她笑了起来），刚上楼梯时，我是伊莎朵拉·邓肯[10]，轻松得像飞起来一样，到楼上呢，就是法兹·多米诺[11]了。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什么人”是指某个天意命定的人，他鉴于他们的魅力、滑稽和幸运而跑来扶助兄妹俩一阵子。这样的人在他们生活中还从没有短缺过，而且一般是塞巴斯蒂安发现他们的，埃莱奥诺则像她方才说的那样，懒得往外跑。
“一无所获，”塞巴斯蒂安道，“阿尔图罗在阿根廷，维拉威尔一家度假去了；至于尼古拉么，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在工作。”
埃莱奥诺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和略微反感的神情。（工作可从来不是他们冯·米尔黑家的强项。）
“这是个什么城市啊，”她说，“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消息，我可以随便怎么穿。让那些时装设计师都见鬼去吧：一块窗帘布，几条裤子，我那些参加晚宴才戴的首饰，全都可以搭在一起。我上街看过了。只要我不忘了自己已经三十九岁就成啦……况且，还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很好，”塞巴斯蒂安说，“对此我向来没怀疑过。”
他是对的：修长的腿，苗条而健美的身躯，轮廓分明的脸，高颧骨，清澈的吊梢眼，埃莱奥诺依然很美。他呢，在那张和他妹妹一样骨感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而怀疑的表情。没事，他们会有办法的。他伸了个懒腰。
“烦人的是，这里似乎是男人更紧俏。看来我必须得献身了，甚至可能赶在你之前。”
“不错不错，”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尼古拉说的。似乎有很多倦怠厌世的男人彼此做爱，女人们则招摇过市，大肆寻觅猎物。等她们安静下来，则有大学生们取而代之。啊，如今当个寄生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不要讲什么寄生虫。你瞧，巴黎多美。”
他把胳膊支在她旁边的窗沿上。一道玫瑰色的光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他们周围的所有屋顶都反射出耀眼的光。从卢森堡公园飘来一股清新泥土的气息，盖过了汽油蒸汽的味道。他笑了起来：
“如果你把窗帘穿在身上，我就可以留长发了吧？”
“那你就赶紧吧。你离脱发可不远啦。”
他往她腿上轻轻踢了一脚。他这就再无一点烦恼了。
或许，我终究是该将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写成一出戏。这些实在不太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许我本该——怎么说来着？——“活灵活现地”描绘我的人物和布景。尤其是布景，要比较简短。但布景着实又很让我厌烦，不像有些作家能从中感到一种那么细致而饶有趣味的快乐，我简直会为了他们而幸福微笑。在这点上，显然我就得复看一遍：七层楼，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一些屋顶（处在七楼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多少。其实，我的主人公拮据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在这“七层楼”中就表现得很充分了。我一直都讨厌楼梯：上楼我会气喘，下楼我会晕眩。（我曾因为五层楼梯而抛弃某个人。他对此一直不知情。）在把我的个人厌恶转嫁给冯·米尔黑兄妹的同时，我又让他们处在一间空公寓里，算他们倒霉。他们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布景了。现在我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俩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保守得可笑。我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人们成天嚷着他们没钱，穷人们没钱却说得更轻些；然后还有税收，等等。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外国人。法国在一九七一年时就是这个情况。考虑到故事的逼真性，我将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来支持我那迷人的冯·米尔黑兄妹。最好是定居在瑞士的。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种冒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埃莱奥诺到玛丽·玛蒂娜那儿[12]或成衣商店去干活。这就好比把塞巴斯蒂安投进金融业或证券市场一样。他们两个都会因此而死去。和我们认为的正相反，懒惰是一种和工作一样药性强烈的迷药。如果让一个工作狂停下来，他可能就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而一个懒人，一个真正的懒人，在几个星期的劳作后，也会陷入某种“缺失”状态。他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我可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在工作时死去。人们对我这无所事事又腻烦一切的小世界已经责备得够多的啦，叽哩呱啦的；但我不能为了这个理由就将这两个疲累的瑞典人牺牲在批评的祭坛上。也许以后在另一本书里（如果上帝和我的出版人给我机会的话），在另一些人物身上，我会考虑这些。有一天，我会谈论工资单、按揭买车、电视机和普通人。如果历经种种遭遇后还有普通人的话。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着小金属盒一样的车，因交通堵塞而滞留在这长久以来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却暗自窃喜。他们在办公室和家之间要花上一到一个半小时，却还很高兴。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在他们的小盒子中，他们是独处的。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和他们说话，或者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侵犯”到他们。这一点，是可以得到某个上班的男人或女人承认的……小汽车，就是庇护所，是因纽特人的雪屋，是母亲的怀抱，等等。是的，对我来说，星期天人们拿着专用的小抹布擦拭的不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器具，这是他们的孤独，他们唯一的奢侈。
要当心快乐。我警惕着这份甜美的欢欣，这种情绪会残忍地离开，又会在两三章之后重新俘获作者，并让他嘀咕着说出这样一些话：“瞧瞧，机器重又恢复运行啦！”或者“瞧瞧，重新上路啦！”诚然，这不过是些技工式的朴实话语，但有时后面还会跟着这样的话：“瞧瞧，我不必自杀咯。”（更为抒情的句子，但有时是真实的。）创作者就是这样脱离原本的轨道的，他因为发出了不和谐音而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和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了。这份欢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地基已打好”（总是拿这些具体行当的术语来做参照），于是在这些情况下，在经历过这些巨大的恐惧之后，为什么不去散会儿步呢？尤其要是一个人烟稀少、却充盈着三月里斜斜的温暖阳光的多维尔[13]正近在咫尺。前天，在看着灿烂星空下的这些黑乎乎的、孤独的房子时，我明白了这片大海为何孤单得如此得体（由于温度的原因，我和拉芒什海峡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明白了为何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冬天把他们的摄像机和演员带来这里。我同时对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电影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就像受不了两个人（或十二个人），无论是男是女，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被子多少又拉开着的镜头。我立即就要提醒那些喜欢放荡情节的人：这部小说里不会有一丁点这类描写。至多只有这样的：“这天夜里，埃莱奥诺没有回家。”说到底，这是事实！他们在那疯狂的夜晚做了什么，在黑暗中小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秘密”，那关于身体之爱的巨大秘密？暴力，美丽，对快乐的敬意，这些都在哪里？我们看见一位夫人，闭着眼睛，头在床上从左扭到右，然后是一个可怜男孩的侧脸和健美的脊背，他在有节奏地摆动着，而我们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等着他们完事。我们居然还会因此羡慕那些人：这至少让他们得到消遣了。而现如今，所有这些不由分说就向我们扑面砸来的大堆大堆的肉体，棕黑色的，雪白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真是令人厌烦！身体，和它带来的快乐，竟也成了消费的商品。可怜的人……他们以为摧毁了一些可笑的偏见，实则却损害了一个绝妙的神话。我时不时地会忘记写“我又跑题了”，这是对读者的古老礼仪，但这里又显得愚蠢，因为我本就是打算跑题的。此外，这些冒冒失失的情色故事已经使我抓狂。我还是再去看看我的冯·米尔黑兄妹吧，“他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他们从不谈及”。
三
餐馆非常棒。埃莱奥诺要了九只还在柠檬水里活蹦乱跳的牡蛎和一条烤鳎鱼，配上普伊芙赛干白。饿极的塞巴斯蒂安已经开动啦，一份鸡蛋冻和一块黑椒牛排，正宗的那种，就着博若莱红酒。没有普兹酒，他们为此很是惋惜了片刻。埃莱奥诺并未如她所预见的那样把窗帘穿在身上。如同每每只属于她的那根魔术棒又起了作用一样，她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能干、丑陋而贴心的老朋友，那是所有女人梦想中的女友。她把埃莱奥诺带到自己的一个朋友那里，他开着一家可以“延期”付款的成衣店。他被埃莱奥诺的美丽迷住，便又额外为她挑选了几件长裙。对于她给他写支票付账的建议，他还夸张地连连挥着手臂表示拒绝。就是这样，埃莱奥诺一身盛装地在玛尔博夫街一家餐馆的露天座上挥霍着塞巴斯蒂安仅剩的——也就是她仅剩的——最后九千法郎。
“这顿午餐之后，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下两到三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边说边眯缝起眼睛，因为阳光正迎面照过来，“你吃个甜点？不要？那我们还可以打车回家。”
“这真是愚蠢，”埃莱奥诺说，“因为我要是吃了个奶油千层糕的话，就必须得有一辆出租车来载我回家了。生活真是不可理喻。”
他们相视而笑。在三月肆意的阳光里，一些小细纹此时清楚地显现在他们脸上。“我的老妹，”塞巴斯蒂安想，“我的老妹，我会让你脱离窘境的。”一阵突如其来的情绪堵住了他的喉咙，他为此大吃一惊。
“你的牛排上放太多胡椒了吧，”埃莱奥诺漫不经心地说，“看你都流泪了。”
她垂下了眼睛。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他们只是两个完全无用的人，正身处一个突然之间变得陌生、匆忙、对他们冯·米尔黑兄妹的魅力和诱惑力无动于衷的城市？当然了，男人们会看她，但是去普拉扎的马克西姆跳舞狂欢是必须的，他那身行头显然还不够带劲。他一口喝光了杯里的酒。
“今天晚上，”埃莱奥诺慢悠悠地说，“我们买一盒饺子吧，我可喜欢吃了。然后呢，如果你不觉得厌烦，并且知道怎么拨弄你朋友的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听香榭丽舍的音乐会，有转播呢。再把窗户打开，这样就超级完美了。”
“他们演奏什么呀？”
“有马勒、舒伯特、斯特劳斯，我刚才看过了。真是一顿美好的午餐啊，塞巴斯蒂安。”
她向前伸展着她那长长的手臂，长长的手，一副幸福的神态。她背后的一个男人正好撞见了这个动作，塞巴斯蒂安便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因欲望而变得脸色发白。此外从她一进来起，他就以一种直白的、一动不动的眼神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坐在对面的塞巴斯蒂安都不自在起来。他穿着旧旧的三件套，系着极其难看的领带，边上放一块手帕。这该是附近街区的一个小职员，稍有些迷恋女性癖。但是那份直视的天真无邪却让人想到另一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疯狂。甚至，当他俩起身准备离开时，他也站起来了，好像他也坐同一张桌子似的，然后他向着总算能看得到的埃莱奥诺的正脸投去鬼鬼祟祟的、孩子气的一瞥，把她弄得莫名其妙。
“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后颈，”塞巴斯蒂安看到他妹妹的惊讶眼神后说，“我们稍微走走，还是直接回去？”
“我倒想看完这本书呢。”她说。
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多天整个儿消失在书堆中。那位贴心的女友在同一条花园街上找到了一家租书铺，心醉神迷的书店老板马上就满足了埃莱奥诺如饥似渴的读书欲。她读书挺随意，躺在沙发上或床上，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塞巴斯蒂安则回来，又出去，和烟铺老板或卢森堡公园的看门人聊天，或练习有条不紊地爬上这七层楼梯。这种精致的生活会在今晚结束，在饺子和马勒的音乐之后结束。对此他感到一种平静的绝望。
冯·米尔黑兄妹始终找不到出路。在巴黎，在这段时间，没办法轻松快乐地就弄到钱，即便是对他们而言。那个迷恋女性癖的出现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这让我有些惊讶。我要拿他怎么办？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埃莱奥诺憎恨疯子。无论如何，我要提醒各位忠实的读者，在我十八年的文学生涯里，这是我第一次给出一份菜单。一份真正的菜单。有牡蛎、鱼，等等。还有酒，甚至还有一个大概的价格。我最终肯定会写成一部辞藻累赘、没完没了的小说，我知道。我得去描写一座房子，它的外面和里面，窗帘的颜色，家具的风格（救命[14]！），祖父的脸，年轻女孩的裙子，阁楼的气味，上桌吃饭的命令，餐具、杯子、桌布的样式，然后，作为结束，可以这么写：“人们看到一条死去的鲤鱼上了桌，盘底垫着月桂叶，周围是一圈火红的番茄和甜椒，那灰色的鱼皮有些脱落了，这使那不可思议的雪白愈发凸显出来。”或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幸福。让那些轻柔的音乐都走开吧，听听那些热闹的曲子！既然说到了轻柔的音乐，我就得再次敬告我那群不幸的、却被认作忠实的读者：如同这本书里不会有放荡情节一样，这里面也不会有任何自传元素，没有关于圣特罗佩五十四号的任何可笑的记忆，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等等的内容。出于两个原因。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都只和我个人有关。其次，即便我把自己投入事实中，我的想象——那可真是逻辑上的疯狂——也会让我的故事转向、改道，最后都不知道会把故事引向哪里，让我自己都会觉得好笑。避免细节，我就不必冒险撒谎了。至多我会在引用方面出点错。阿门。但这绝对是出于诚意。
此外，这份常常让记者们感到泄气的诚意（我的那份诚意）——而我很是理解他们（达利的那些访谈就让我幸福极了）——这份诚意，这只自我出生之后就被我牢牢牵着的安静的种牛（我指的当然是些大众话题），面临着人们冲它使劲挥舞的各种名为以色列、俄罗斯、波兰、新小说、青春、阿拉伯国家、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美国人、越南等等的红绒布旗[15]时，这可怜的哺乳动物，因为不懂得采摘和消化吸收那对于它自身的培养、对于它理解这个世界——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备受煎熬的这个地方——所必需的青草，而一下子变成这只被激怒的公牛，促使我飞速写下这本奇怪的书的公牛。这真像一出喜剧。这只无忧无虑的公牛有一颗“破碎而冷酷的心”。不是我要大肆诛杀我的斗牛士们——这些人声称掌握着要理，实则并非如此，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声嘶力竭地声称掌握着它们。当然，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的敌人们则长久以来一直在喊狼来了，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诸如此类。我说的斗牛士是那些仍会提到那只民主白鸽的人，他们热爱那种自由——和我一样——但我已经开始担心，那只白鸽会不会宁愿把自己的羽毛留在一双双热情激昂的手之间，自己则光秃秃地飞往它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停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有一天会因为怀念我们温柔的话语而回来，而被那些模仿我们声音的人用枪打得半死不活。当我说“我们”，我只是在说那些不会非要把自己当成判官或专家不可的可怜人。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让我们回到那两个瑞典人的话题上，我们将他们淹没在丝绸、黄金和玛祖卡舞曲里吧。我们那善于思维的政治的头脑总爱跳踩不准节奏的抽筋舞（两只脚都是这样），这实在让我恼火。就把这些都忘了吧。
四
晚上的音乐会非常棒，虽然埃莱奥诺把饺子煮烂了，虽然塞巴斯蒂安不得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平息一阵轻微的饥饿感。窗子向夜空敞开着，埃莱奥诺斜坐在地上，于是他只看到她的侧影，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安静地朝向外面的夜色。“只有对这个女人，我有时候会想问一句：你在想什么？”他遐想着。也只有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回答他。
电话铃响了，两人都惊跳起来。没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在他们七楼的孤岛，塞巴斯蒂安在接电话前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缓缓地拿起话筒：他感觉这是生活来呼唤他们回归正轨了，也许对于他们的财政状况而言是恰逢其时，可对于两人此时的心境来说尚嫌太早。而说到底，在向生命贡献了四十年忠诚而优质的服务之后，他们为什么不杀了自己了事呢？他知道，对自杀并不完全排斥的埃莱奥诺会追随他的。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激动地说，“罗贝尔？是你吗？”
“罗贝尔·贝西不在，”塞巴斯蒂安礼貌地说，“他应该这几天就会回来。”
“那么……”那声音说，“您是？……”
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塞巴斯蒂安想。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他好心在自己外出的时候把公寓借给我住。”
“这么说，您是塞巴斯蒂安啰，真是好极了！罗贝尔总是说起您……听着，我本来想请他过来的，今晚有一家俱乐部开业，很赞、很有气氛的，杰德尔曼夫妇开的……您认识杰德尔曼夫妇吗？您乐意我带您过去吧？”
塞巴斯蒂安用眼神征询埃莱奥诺的意见。那个激动的声音就像从一个扬声器里发出来似的在屋子里回响着。
“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塞巴斯蒂安慢悠悠地说。
“吉尔贝。吉尔贝·伯努瓦。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地址是……”
“我和我妹妹住在花园街，”塞巴斯蒂安打断他，“我想我们半小时后就能准备好，因为我们绝不会在不认识那个什么夫妇的情况下就单独前往……”
“杰德尔曼夫妇，”那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解释，“但这是一个俱乐部，而且……”
“杰德尔曼，好的。您愿意半小时后到门口接我们吗，还是说您更想我们晚些时候再见面？”
埃莱奥诺看着他，眼里炯炯地闪着光。他演得可真是好，因为他们绝对是再没法打车了，在杂货铺买那盒饺子时，一瓶西昂蒂红酒就好像是自动附加上的一样被他们一并买下。
“我会在楼下的，”那声音说，“当然。我刚才没想到……”
“对了，”塞巴斯蒂安说，“我叫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我妹妹叫埃莱奥诺·冯·米尔黑。我告诉您这些是为了之后作介绍用。一会儿见。”
他挂了电话，哈哈大笑。埃莱奥诺看着他，更安静地笑着。
“杰德尔曼夫妇是什么人？”
“天晓得。那些有钱人现在都喜欢开酒吧。他说的那家俱乐部就是他们开的。你一会儿穿什么？”
“那条水绿色长裙吧，我想。打扮得漂亮点，塞巴斯蒂安，可能你想都没想到就得献身啦。（他看了看她。）根据我房间里的那些照片和吉尔贝的声音来看，你那好心的朋友，我们公寓的主人，似乎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同性恋……”
“该死！”塞巴斯蒂安面无表情地说，“确实，我完全把这个给忘了。不过这个开端还不错。”
两小时后，他们已落座在一张热闹无比的大桌边了，塞巴斯蒂安的膝盖时不时就被那富丽多金的杰德尔曼夫人撩拨一下，她应该有些上了岁数。但她总还是做了推拿，洗了淋浴，用了定型发胶，还修了指甲的，塞巴斯蒂安很明白事理地心想，他可见识过很多这样的。埃莱奥诺则似乎已经有点受不了她的邻座了。在一个不一般的引人注目的到场后（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两个金发外国人是什么人啊，这么高，又这么冷淡，而且还是兄妹俩？），他们被那个为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的吉尔贝引领着，在主桌坐了下来。杰德尔曼先生似乎已经对他妻子的那些心血来潮的疯念头见怪不怪，醉得不省人事，到了晚上十一点就不得不被送回去了。两个电影明星、一个歌手、一个著名专栏作家和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坐满了杰德尔曼夫人这一桌，摄影师们则忙得像一群到处乱飞的蛾子。吉尔贝尽量回答关于冯·米尔黑兄妹的问题，但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罗贝尔一直以来都是塞巴斯蒂安的绝对仰慕者，为了掩饰，他只好故作神秘，甚至显出阴险狡诈的样子，把大家都给惹恼了。
“没有啊，先生，”埃莱奥诺的声音骤然响起来，塞巴斯蒂安马上竖起耳朵，“没，我没看过所有这些电影。”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您难道不知道谁是邦尼和克莱德[16]？”
这位狂热的电影迷引起了整桌人的注意。
“她声称……”
“夫人，”埃莱奥诺仿佛漫不经心地打断他，“这位夫人声称。”
“这位夫人声称，”那可怜的人边笑边继续说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邦尼和克莱德。”
“先生，我在瑞典生活了十年，在一个被白雪封锁住的城堡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丈夫也没有配备如您所说的‘家庭影院’。而且我们从来没去过斯德哥尔摩。就是这样。”
突然之间一片寂静，埃莱奥诺并没有提高嗓门，却变得不同一般的生硬。
“你有些激动了，我的天使。”塞巴斯蒂安说。
“同样的事重复上千遍，同样的事听上千遍，这实在让人厌烦。”
“对不起，上千个对不起，”电影发烧友不无挖苦地说，“那么，从严寒中归来到底值不值呢？”
“城堡给卖了，我前夫进了监狱，”埃莱奥诺说，语调平静，“谋杀罪。我们演了自己的电影。塞巴斯蒂安，我累了。”
塞巴斯蒂安已经站到她身边，微笑着。两人谢过杰德尔曼夫人——这更增加了她的惊愕，然后在一片全然的寂静里离开。塞巴斯蒂安在俱乐部的楼梯上笑到不行，几乎爬不动楼。有人从里面追出来：是那个歌手。他长着一个圆圆的脑袋，光头。
“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吗？”他说。埃莱奥诺表示赞成，看也没看他一眼就坐进了那辆庞大的美国轿车，并给了他们的地址。随后塞巴斯蒂安的狂笑先是传染给了她，又传染到那个歌手，接着他俩答应了歌手的请求，另找地方玩乐去了。黎明时，歌手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两人送回去：
“开慢点。”埃莱奥诺亲切地关照。
“一定。多美好的夜晚。啊，多有趣的玩笑，多动人的玩笑……”
“这不是个玩笑，”塞巴斯蒂安恳切地说，“晚安。”
一九七一年七月
这是个美丽的夏天，七一年的夏天，绝对是。天气很晴朗，牧草刚刚收割。某日，在来路上，我在里约来附近停下来。就在那片胡杨下面。我仰身躺倒在牧草垛里，树上有无数深绿色的小叶子，它们在太阳光里翻转着，打着旋，我想我找回了某种东西。车子停放在路边，就像一头耐心的庞大牲口。我有时间做一切事情，我不再碌碌无为。这样真不错。
内心深处，我敬重的唯一偶像，唯一的上帝，就是时间，我所有深切的快乐和痛苦显然都只和它有关。我知道这杨树将比我存活得更久，这草垛则相反，它将先于我枯萎；我知道有人在家里等我，也知道我本可以轻易地在杨树底下一待就是一个钟头。我知道此刻过于匆忙和刻意求慢一样愚蠢。人的一生都是这样。我知道一切。同时又知道这样的道理一无所值，不过是一个特许的幸运瞬间而已。对我而言，这些又是唯一的真实。当我说“真实”，我想的是“有教益”的，而这同样是愚蠢的。我始终不够透彻，不够透彻而无法完全幸福，无法拥有一种能让自己一劳永逸的抽象激情，而不被应许任何东西。但如果我们时常想起这些幸福的时光，这些和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刻，它们最终就会变成一床有着让人舒心的拼缝花纹的被子，盖在我们这份孤独的赤裸、瘦削、微颤着的身体上。
终于说出来了，这个关键词：孤独。这是一只被我们放养在跑狗场的机械小野兔，那些被我们唤作激情和友谊的大猎兔狗在它身后竞相追逐，气喘吁吁，神色贪婪。它们其实永远也逮不到这只小野兔，却总以为只要发力便可企及。直到人们在它们面前砰然关上一道门。它们在那扇小小的门前急刹住步伐或是一头撞上去，就跟布鲁托[17]一样。人类身边有多少布鲁托啊……
可是瞧瞧吧：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去管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吃了什么，靠什么生活，我亲爱的冯·米尔黑兄妹？我感到了作为监护人的内疚（快乐的内疚）……我需要重新找到他俩曾经突然造访的那家有钱人的名字……杰德尔曼家，我决定在我缺席的日子里，让塞巴斯蒂安和那位女士发生该发生的事，当然，他少不了要抱怨，诸如：“毕竟我不再是小白脸，我老了啊，云云。”埃莱奥诺总会笑起来……但是他们住哪儿呢？现在是八月，或者快到八月了。他们不能再待在花园街了，也不能在蔚蓝海岸——那已成为过去。也许是在多维尔？无论如何，看看杰德尔曼夫人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相互引诱的情节是相当有趣的。设想一个背景，真正的路易十五式，但是“豪华”的背景。一个惠风和畅的泛着青色的傍晚——似乎只有巴黎的夏日才会这样，为显得“过时”再摆上一张芥黄色沙发和一些诺尔[18]家具。然后，为了给自己鼓劲，和塞巴斯蒂安同时端起一大杯兑了水的威士忌，不，还是不加水吧……
“哦，老天爷！”塞巴斯蒂安在心里默默喊道，他前一天夜里也这么喊过，却是在他妹妹面前大声喊的；他先是对自己的性功能产生痛苦的怀疑，又对杰德尔曼夫人的意图有了同样痛苦的确定。“哦，老天爷，我要如何脱身呢？她就要整个儿地扑向我了，她将把我带进一个混乱的大漩涡。”和所有北欧的孩子一样，塞巴斯蒂安害怕漩涡。
他于是迈着那两条大长腿（可惜是穿了裤子的）， ；在位于蒙田大街的杰德尔曼家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来回晃悠。杰德尔曼夫人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她对塞巴斯蒂安以及他的金发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在第二天就邀请了他——塞巴斯蒂安的说法是“约见”。他才不可能回绝，他们可是再没一个子儿了。埃莱奥诺，半同情半嘲讽地将他一直送至楼梯平台，就好像在送别即将奔赴战场的兄长一样。而现在，她就在那儿了，是另一个她，杰德尔曼家的那女人——人们在巴黎就这么恶声恶气地叫唤她。她在那儿，梳过头，修过指甲，搽过粉，衰老，但令人赞赏。说衰老毕竟是不公正的：她只是不再年轻罢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脖子、腋下、膝盖、大腿上，在所有这些残忍的部位，某时某刻，它们令一个女人的身上浮现出某张太过详尽、太过精确的米其林地图，总之就是：完蛋了。
诺拉·杰德尔曼好奇地看着他前后左右地来回踱步。很明显，他不是她所习惯的那一类“小白脸”。塞巴斯蒂安很有些风采，他漂亮的双手、干净的眼神都让她惊讶不已。她带着一种或许和塞巴斯蒂安相同的好奇，心想着他来她这儿要做的事，先是在她的客厅里，然后是在她的床上。然而，鉴于他似乎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她决定用行动来结束这个哑谜。她从沙发上起身，很轻盈，带着一种有意识的镇定，又有些柔媚，这让她突然想到她第二天还得去看她的脊柱按摩医生，她就这么扭向塞巴斯蒂安。他听到她靠近，仍待在窗前一动不动，试着回想起一个他喜欢过的女人，或者一部惊艳的情色作品。那是徒然。她已经靠在他身上了，曲着手臂环抱住他，她整个儿悬在他脖子上，纽约最昂贵的牙套已经撞到了他的牙齿上。令她倍感惊讶的是，他表现得十分得体，她则坚持要送他一对极其别致的袖扣，而他立即便会将它们转卖掉：埃莱奥诺，他的美丽小鸟，他的妹妹，同谋，他生命里的最爱，将可以度过一个奢华的夜晚……
五
一九七二年一月
我抛下这部小说，抛下我理性的思考和不理性的瑞典人已近六个月了。挫折，狂乱的生活，懒惰……随后，去年十月的秋天，如此美丽、如此金灿灿、光彩而令人心碎，在那满溢的幸福之后，我不知如何将它继续下去。我独自一人在诺曼底，快乐而疲累，愣愣地看着心口上一条长长的伤痕快速地愈合，看着它变成一个粉红色的伤疤，平整，难以察觉，说不定过后我会想用一根怀疑的手指头去碰触它——记忆的手指——就好像是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脆弱。一边也重新嗅到青草的气息、泥土的芬芳，将自己淹没在两者之间，边握着方向盘边声嘶力竭（这个词非常形象）地唱着《茶花女》[19]，一路下到多维尔。在这个十月的多维尔，荒无人烟、炎热似火，我看着空荡荡的大海、掠过甲板的受惊的海鸥、白色的太阳，还有逆光中几个好似从维斯康蒂的影片《魂断威尼斯》中走出来的人物。而我，一个人，终又是一个人，任两只手垂下来，像死去的猎物一般悬在长椅的两边。重又回归孤独，回归爱做梦的青春年代，回归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但别的东西——地狱、天堂——却一直不断强迫你弃绝的地方。然而此刻，别的东西却不能在我和这绚烂之秋之间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