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但是我那两个瑞典人，整个夏天，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在蒙马特的作坊广场，八月，我们正在演一出戏时，我开始为他俩操心了。街道上，一些小个子女士头顶卷发夹子，拎个手袋去购物，一些狗随心所欲地小跑着，还没完全卸妆的戏剧演员们在灼热的阳光下闲逛。我坐在最喜欢的那家咖啡馆露台上，让冯·米尔黑兄妹和杰德尔曼一家乘游轮出海，或跟随那个年轻歌手去外省巡演，我为他们构思了曲折的剧情，不过我不会写下来，我知道我会忘记，忘记不过是为了下一次还可以重复。刻意地，疯狂地，我在那一小片纸上竟没写下一个字。哦，舒畅，哦，内疚……有时候，人家托我照看一只狗，或者一个小孩，通常是在狗的主人要去超市里像打仗似的握紧了手推车采购的时候……我会和街区里一个幸福的无业游民聊聊天。我过得很好。之后，会有黑黑的影映厅和放映员，还有演员之间的琐碎事情，但是那会儿，夏天是温柔的，巴黎的，蓝色的。对此我毫无招架之力。结束这道歉的一章、寻找托辞的一章吧。今天，我又在诺曼底了。天下着雨，很冷，除非把这本书写完，或者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否则我决不出门。我说到做到。呜！
“再放那张唱片吧，好不好？”埃莱奥诺问道。塞巴斯蒂安伸手去动了动脚边那个唱机的唱针。他没问是哪张唱片。经过了一段古典时期之后，埃莱奥诺迷恋上了夏尔·特雷内[20]的一张唱片，并且只听这一张：
一颗枯树的枝桠上
落着
最后一只夏天的鸟……
这是在杰德尔曼家位于卡普戴尔港的别墅天台，两人正躺在一张吊床上。在最初的别扭阶段过去之后，塞巴斯蒂安开始对诺拉·杰德尔曼怀有某种爱意。他叫她“小鸟夫人”，而她对这个称呼却是相当不悦。他称亨利·杰德尔曼“总统先生”，稍一喝高，他就放纵自己模仿一些最没品的政治谋杀动作。精神上引诱了这对夫妇后，埃莱奥诺又沉浸在她最爱的阅读之中，这一次是在大海之滨。她有着阳光晒后的健康肤色，很讨人喜欢；她很安静，看着那一个个日子，夏天的日子，如梦一般在她小说的纸页之间流逝。也有一些杰德尔曼的朋友追过她，只是徒劳。倒是塞巴斯蒂安为她制造了几次夜间的约会，是和别墅的园丁，一个很棒的小伙子。但是此事，他对她只字未提。私下，他们的“浪漫逸事”越像玩笑，那些激情的地下插曲就越该保持隐秘。他很清楚这是对各自私生活的绝对尊重（掺杂于一种嘲弄之中，对他们感情生活的嘲弄），这让他们总能和谐共存、相安无事。他们也讨厌裸露癖，而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习惯，尤其在蔚蓝海岸。翻领套衫变成了他们唯一的救星。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泳衣游完泳后，身上的水还没干，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钻进衣服里去了。大家觉得他俩很奇怪，有种异国情调，因为他们生得很好看，两个人都是。他们自己呢，只是单纯觉得这样比较得体。他们明白对肉体的欣赏是一件感性、动人、自然的事，和对水、马、狗、火的喜爱没什么两样，这既不是放荡，也无关美学。塞巴斯蒂安自己便是证明，每天晚上他抱着诺拉·杰德尔曼，却丝毫不对她的香水、她的皮肤、她索取爱抚的幽怨方式感到恐惧。一种源自疏离性情的高贵柔情降临于他，温顺的身体便去服从。另外，由于骨子里终究是北欧人，太阳之于他们并不像之于别人那样，是一个专制甚至暴虐的神。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又提升了他们的魅力：在这个季节，这个地方，如此心安理得地不追随阳光，不追随美黑大潮，就等于不追随金钱。
杰德尔曼夫妇的朋友中一大半是些富得流油的美国人，尚不具备高雅的品位，尽管他们不停往返于美国与欧陆。其实他们的聚会通常只在彼此之间进行，巴黎的一些沙龙一直固执地没有向他们敞开大门。人们为了一些慈善晚会而召唤他们，他们的慷慨有时也能换来一次午餐邀请，但只会在披萨餐厅。所以他们对明显出身古老家族的冯·米尔黑兄妹的出现就不只是困惑了，困惑的当然还有塞巴斯蒂安和诺拉之间同样明显的关系。他真的完全不是小白脸类型——（那一类她有过的还少吗？）——然而他和他妹妹却又如此公然又露骨地傍着这家人。一位诺拉曾经的追求者，借着酒劲，竟然开始在这个话题上大加发挥，立刻吃了塞巴斯蒂安毫不含糊的一拳，自然，这一拳结束了讨论。而且，这对兄妹似乎太亲密了一点。简言之，他们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言之，他们是危险的，所以是诱惑的。这个夏天，有一些很漂亮同时也和诺拉一样有钱的女人围着塞巴斯蒂安转。徒劳而已。一些保养得很好的美国人也在埃莱奥诺彻底的漠不关心里碰了壁。最后，如果不是可怜的诺拉如此出名的品位正统，估计他们就被怀疑成最不堪的堕落了。
今晚，你的心在这里，我的信徒。
是的，可是明天，海滩上就没有燕子了……
特雷内在唱，大海变成了灰色。诺拉穿着淡紫色丝质长裙出现。长裙的色泽让埃莱奥诺不由地轻轻眨眼。
“鸡尾酒会开始了，”她说，“……我的天，这张唱片……很美但是那么悲伤……尤其这样的日子里……”
“把唱机关了。”埃莱奥诺对塞巴斯蒂安说。
她向诺拉优雅地微笑。诺拉也回以一笑，却夹杂一丝细微的怀疑。关于埃莱奥诺，她内心有疑问千千万，但旋即自行打消了去问塞巴斯蒂安的念头，他一听到她发问就总是立马僵起脸。她只知道，埃莱奥诺在哪儿，塞巴斯蒂安就在哪儿。如果说这有令人安心的一面，那么也有令人恼火的另一面。她甚至把戴夫·伯比，一个绝佳的交往对象，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往埃莱奥诺怀里送，没有成功。那个在瑞典坐牢的雨果到底何许人也？而又是从哪里冲她掉下来这个神秘又殷勤的男人，礼貌而漫不经心地接受她的礼物，四十岁却有着年轻大男孩的肆意笑容，和那一丝无法理解的忧郁？她迷恋他，虽然他的犬儒主义深入骨髓——而她过去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和得到了什么。这让她不安。他回巴黎后打算做什么？打算和他那个终日神游的妹妹住哪里？他是想指望她还是指望运气？他从不和她说起回程，可是三天后他们所有人都要回去。
园丁马里奥从小路走来，手捧浅褐色大丽菊，微笑着把花递给诺拉，埃莱奥诺温情脉脉地看向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她打开卧室的窗户就看到了这个古铜色的瘦长背影，长长的手臂正以娴熟的动作修剪树枝，被晒过的后颈是褐色的，他转过身来，先是礼貌地微笑，然后止住，她则在关上窗户之前，向他送去一个微笑。当整幢房子都睡去，或者在所有人都去蒙特卡洛或戛纳的夜晚，她就下楼去花园深处和他相会，那里有可以闻见新鲜薄荷和冷杉的工具棚，有可以让他偶尔带着她起舞的舞池，有马里奥愉快的笑声，马里奥清新的唇齿，马里奥火热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不需要按摩。他品性纯良、温柔快活，她在他身边备感轻松，远离那幢华丽的豪宅，那群喧闹的人，以及美元丁当作响的声音。反正，已经有塞巴斯蒂安全权负责了他们的假期。塞巴斯蒂安真是完美的哥哥。
“把这几支大丽菊给冯·米尔黑夫人吧，”诺拉说，“……多美啊……这种紫色……”
马里奥向埃莱奥诺转过身去，将花束递给她。他的衬衫领子滑落处，她看见自己的牙齿两天前在他脖子上留下的紫色印记，是和这些盛开的花朵一样的颜色。她无意间碰到他的手，他便朝她微笑。塞巴斯蒂安于是不无讶异地看见，他妹妹无神的双眼里有无限忧伤、无限遗憾在闪动，和落日的光辉融混在一起。
是的，我知道：我又一次陷入了浅薄琐碎之中……这著名的萨冈式小世界，没有多少现实的烦恼。哦，是的，可问题是我也开始烦躁了，即便我有无比的耐心。举个例子：在公开宣称并真的认为（此外，我始终这么认为）一个高效率的女人应该和一个高效率的男人同酬之后，在公开宣称应该由女人来自由地选择要不要生孩子，而人工流产也应该合法化——既然它对有钱女人来说只是个小小的不便，而对其他人却是一次凄惨的屠杀——之后，在赌咒发誓说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人流之后，在读到周刊上的宣传语“女人，你们的肚子是属于自己的，并且只属于自己”——多么悲哀啊，尤其这算什么说法！——之后，在不知多少份请愿书上签名，在听了破产的银行家、乳品商、出租司机的怨言之后，在我自己也被心狠手辣的税务官强取豪夺一番（本该在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上台时就有所警惕了：他的大翻领已经让我预感不妙……大翻领呢，如今哪儿去了？）之后，在连续看十场奉献给“人民”的表演期间因为恶心而差点摔了一打电视机，因为无聊而差点从扶手椅上跌下来之后，在看透了一些人的麻木不仁，另一些人无力的愤怒，一些良好的愿望，另一些邪恶的信仰，以及路易·菲利普政权模式带来的混乱之后，在看过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拽着“他们的”药费报销蓝票碎步小跑之后，在听过一些专制的、温和的、愚蠢的、智慧的演讲之后，在发现自己重归——尽管有一辆噼噼啪啪响的跑车——无产者的队伍之后，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决定从这一刻起躲进一个想象的、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金钱并不重要”。没错，就是这样。毕竟，这是我的权利，就像不去买我的全集是每个人的权利一样。这个时代常常让我抓狂，真的。我不是工作狂，拥有崇高的觉悟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现在，借着文学，我便要去找我的朋友冯·米尔黑兄妹消遣一下啦！我说到做到。呜！
六
诺拉·杰德尔曼并不强势，却极爱炫耀自己的力量。从奥利机场出来，她便坐在自己的凯迪拉克里，等着问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该把他们送到哪里。
“夫人大街，八号，”塞巴斯蒂安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您顺路的话。”
她碰了一鼻子灰。她期待的回答是“去您那里”，那是束手就擒的男人的回答，或者“听您的”，那是信任的回答。她不说话了，像受到了伤害，十天的时间，什么都没换来，她对他的了解依旧一片空白。
“你们在那里有朋友吗？”
“我们并不总住朋友家，”塞巴斯蒂安优雅地笑笑，“一个朋友帮我们找了个套间，两居室的。好像还不错，租金也不贵。”
“只要卖了你的卡地亚手表或烟盒就足够了。”诺拉生气地想。本来，她早就安排好了：让埃莱奥诺暂时住在蒙田大街寓所的客房，塞巴斯蒂安则住她自己房间隔壁的小客厅。她把自己塑造成了热情好客的仙女和救星。这个在她意料之外的安排不仅剥夺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更导致她再也感受不到塞巴斯蒂安慵懒熟悉的身影。她即将独自一人回到那空旷无比的家——她丈夫还在纽约——去和两只吉娃娃狗重逢。一阵恐惧感将她击中。
“真是荒谬，”她说，“我原本可以接待你们的。”
“整个夏天我们已经够打扰您的了，”埃莱奥诺说，“我们不能太得寸进尺。”
“她在嘲讽诺拉，”塞巴斯蒂安心想，心中暗爽，“毕竟，偶尔取笑一次也无妨……怎么能这样让别人再心怀期待？我此刻想的是应该在三天之内将她送的袖扣尽快脱手，是应该寄一份紧急委托书给可怜的罗贝尔……我最怕讨价还价，也不爱跑邮局。幸亏罗贝尔对这一带街区很熟……希望这可以支撑一阵子……嗯，就三个月……”因为他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汽车在一幢老房子前停下。这下，诺拉看起来真的要崩溃了……
“我们一会儿给您打电话。”埃莱奥诺客气地说。
兄妹俩都已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行李，自己也不清楚即将走进何处，但他们纤瘦、金发、淡定。你可以为他们花钱，却永远收买不了他们，诺拉不无绝望地想。但无论如何，总是“两个”。从不落单。她挺直身子，只做了个手势便向后倒去。凯迪拉克扬长而去，留下兄妹俩相视而笑。
“让我高兴的是，这是在底楼，”埃莱奥诺说，“门房在哪里？”
他们的套间十分昏暗，面朝一座狭小的花园，其实不过是个花坛。一个空房间隔开了两个袖珍卧室，小虽小，倒是很安静。有一张红色沙发，唯一的桌子上，是一瓶威士忌和一张罗贝尔留的纸条，忠实的朋友罗贝尔欢迎他们的到来。
“二位觉得怎样？”门房说，“夏天是这样的，有点暗，但是冬天……”
“可是非常棒呢，”埃莱奥诺说，她已经躺在沙发上了，“谢谢您。我把书放哪儿了？”
在门房惊愕的目光里，她开始翻腾自己的大包。继续进行始于飞机上的阅读。行李被随意搁在地上。塞巴斯蒂安像只猫似的在三个房间里穿梭游荡。
“很好，”他从另外两个房间折返回来时说，“真不错。对了，夫人（他面向门房），我觉得您的妆化得很好。”
“对的，”埃莱奥诺抬起眼睛，“我也发现了。这可不多见，让人看着很舒服。”
门房退出去了，脸上有微笑。确实，她很注意自己的外表，这个冯·米尔黑先生不一般。当然，他妹妹也是。是有身份的人，从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行李）就看得出来。一点点心不在焉，也许……他们应该待不长吧，隐隐约约地，她已经开始感到惋惜了。
“我应该打个电话给诺拉，”塞巴斯蒂安说，“毕竟，她没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就这样把她一个人丢在凯迪拉克里，像遗弃一个行李箱似的，真有点不够意思。”
“哦，一只路易·威登的箱子。”埃莱奥诺说。她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小说里。她在这张磨损的、无名无牌的甚至有点脏的沙发上找到了理想的栖居。
她把烟搁在右手边，靠近火柴，脱了鞋。这部侦探小说虽然有点俗套，充斥着令人反感的侦探，却并不使她感到无聊。塞巴斯蒂安又开始来回转悠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这个套间就显得可笑又可怜，和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塞巴斯蒂安开始感到一种人们所谓的焦虑。他绝少出现这种状况，他妹妹身上散发的恬淡从容竟然引起他莫名的烦躁，这种神经质更多地源于一种无所事事的萎靡，下一刻他该拿自己去做什么？与什么前途命运倒是无甚关系。打开行李箱，寻找衣架，再把东西挂起来，他完全没有做这些事的欲望。他也没有欲望走进任何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可是他一向的心灵驿站啊。事实上，他不想一个人——因为面对埃莱奥诺，身未动、心已徜徉在侦探世界里的埃莱奥诺，他突然感到自己那么孤单。他想到埃莱奥诺本该做“某件事”，这件事在他脑子里是打引号的，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三个月以来，这“某件事”一直是由受到引诱的诺拉·杰德尔曼和她的金钱代劳的。他感到自己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因被抛弃而执拗、赌气的孩子，他觉得埃莱奥诺本该——整个夏天她都没有贡献丝毫力量——至少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简言之，他觉得自己是失去了蕾雅的“谢里宝贝[21]”，一个四十岁的“谢里宝贝”，这让他停止了自怨自怜。
“为什么是一只路易·威登？”他咄咄逼人。
“它最坚固。”埃莱奥诺回答，始终没有看他一眼。一想到来自杰德尔曼家实实在在的稳固可靠、安逸舒适和井井有条，一种纯粹生理上的怀念向他袭来。
在某种程度上，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就像老卡拉马佐夫[22]。他在每个女人身上都能找到一样东西。甚至，他爱某些女人形貌上的缺点远甚于她们的优点。只要她们不主动跟他提起，无论是以愉快还是幽怨的语调，他从来不会嫌弃太过丰满的臀、太松弛的颈子或者干枯起皱的手。他认为爱情，纯粹的爱情，和“法国小姐”什么的无关，而和吉尔·德·莱斯、亨利八世、波德莱尔以及他粗壮的黑白混血情人关系重大。他知道太多并不好看的肥胖女人身后追随着一大帮男人——有些甚至相当有才华，仅仅是由于她们对自己身体的全心接受甚至为之得意，就像对待一个朋友，或者一只为她们自己的快乐和男人的快乐而无私奉献的宠物，这个身体，是一个爱上爱情的身体。还是有热情的。这便是男人期待的一切：挑逗，也隐匿在被挑逗的快感里，同时成为主人和仆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对于这些，塞巴斯蒂安一直是善感的。现在他既然和一个比他大、长相也不如他的女人交往，他明白她对他的爱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激情。他从心底生出一种骄傲，这种感情高贵而潇洒，就像克洛维那样；“低下你的头，骄傲的塞巴斯蒂安，去爱那个爱你的人，可别白费气力，有时这样就够了。”
“你说‘最坚固’，是什么意思？”
埃莱奥诺转过头，把小说放在膝盖上，忍不住大笑。
“别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的小朋友。我不是说诺拉的钱，当然也不是她的身子骨。我是说她对你实实在在的情意。我也觉得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因为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并且有点害怕呢。如果我是你，我就立马跑去她家，明天你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家，出自梅露西娜小仙女和善良小魔女之手——我是说我自己。”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怀疑的神态像极了两只形影不离的猫在老鼠的踪影出现的刹那突然产生的犹豫和分歧。他们之间既没有鄙夷也没有同情，只是这一次，默契不再那么了然。
一小时后，塞巴斯蒂安坐在去往蒙田大街的出租车上，正在那里等他的诺拉高兴坏了。他对自己说，在他们的二人联盟中，那个无赖，那个不羁之徒，那个梵高，不再是他，而是埃莱奥诺。她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悄悄发射了武器。
七
一九七二年二月
我虽然发誓说我不会走出这里（乡下），除非以刺刀相逼，或者有我的成书在手。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最近一直有诡异的天象围绕着冯·米尔黑兄妹，所以也没有放过我，致使我从几米高的地方坠落，骨折，现在巴黎，不过已经照过X光：没什么大碍。还是希望我忠实的读者们去摸一摸木头[23]，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引擎可以将我击倒，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马力，或者什么样的马蹄。但人们可以击倒我那些合乎道德的理性思考和值得赞赏的决定。比如：“我前往乡下，我打算工作，这令我相当愉快，是时候写些值得写的东西了。”把引号关起来吧……
仔细想想，我生命之中有无数的引号，些许的感叹号（激情），些许的问号（精神抑郁），些许的省略号（无忧无虑），最后，就在飞向那个本当在我手稿的结尾处庄严落位的句点时（我的出版人可是在既不耐烦、又讨好地等着这个句点），我又在岔气中落定，被包扎、被缠绕（在我这个年纪！）在维耳波绷带里，而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遭受这一切。可是，我真的确定吗？但愿无忧无虑（省略号）别再醒来，但愿享受了这次完美的不在场——意外事故，然后，我别再掉入这种幸福的缺席。缺席意味着以一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和非比寻常的狂野透过窗户看卢森堡公园的树。现在还意味着拒绝所有的宴会，所有的首映式，所有我作为萨冈被邀请去的地方，就像在意大利时他们说的“那个萨冈”。这些毫不蓄意的拒绝居然很荒唐地应和了我内心里一阵充满神经质的狂笑，这种狂笑只会使人想起大家对我的固有印象。并不是说这个形象对我不利。我毕竟是躲在法拉利、威士忌、抽烟、结婚、离婚，即大众所谓的“艺术家生活”这种名头之后度过了近十八年，怎么能不对这个可爱的面具心怀感恩，诚然，有一点点肤浅，但它是如此契合我内心的热爱：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因为我始终不渝的理念是，只有和极端的自我、和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厌恶、自己的疯狂亲密接触一番，我们才可能了解那么一丁点，哦，我没有说错，就是那么一丁点生活的样子。不管怎样，我是这样的。
我要补充一点，不过我首先得戴上一层道德的面纱（真遗憾，现在已经没有面纱了……很多女人都很适合戴面纱），我要说的是，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被某些道德或审美原则杀死，但我觉得没必要站在顶楼上大喊我所信仰的东西。只要哪一天一个不尊重它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一切就自然明了了。另外，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的签名出现在某个宣言下面时，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人们常常为此指责我，同时又一再向我索要这个签名，而我总是因为一些严肃的理由把名字签上去。通常，人们却并不真把我当回事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知道在一九五四年（我的光荣年代），要在大家送我的绯闻作家和资产阶级少女两个角色之间二选一是件多么艰难的事。因为说到底，我既不是此角色也非彼角色。其实很简单，我倒很可以成为一个绯闻少女或资产阶级作家。我不会对着一群我根本不在乎的人在两个谬误之中选择一个。我唯一的办法，并且为之深感庆幸，那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狂欢。这也的确是一场美好的狂欢，中间点缀着各色小说和戏剧。这样也就结束了我的故事。毕竟，我还能怎样呢？对我拥有永恒吸引力的事，是燃烧生命、开怀畅饮，让自己窒息。如果说我喜欢这样，喜欢这些可笑然而对这个小气、利欲熏心又残酷无比的社会并无损害的游戏，那是因为它们，通过某种令人庆幸的偶然，给我提供了逃避这样的时代的途径。啊，啊！
那么你呢，我亲爱的读者，你过得如何？你的母亲爱你吗？你的父亲呢？他是你的榜样，还是个噩梦？在你的生命和现实狭路相逢之前，你爱过什么人吗？是否有一个人曾告诉你，你眼睛和头发的真实颜色？你害怕夜晚吗？站在高处，你会做梦吗？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悲伤？这样的悲伤似乎总会惹来一些出身不好的女人的反感，她们不明白——甚至为不明白而洋洋得意，这是最过分的——每个女人，在她可以的时候，都应该把一个男人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让他取暖，并且一直这样下去。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你的老板还是门房，大街上的交通协管员，还是肩负整个民族大计的可怜的M，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都如害怕死亡般害怕活着吗——其实说穿了，和你也没什么两样？这些陈俗的观点之所以可怕，完全是因为在所谓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总是忘记这一切。我们只想着要赢得人生，或者仅仅是生存下去。
被喂养得很好却未被教养得很好的法国小百姓，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包括做爱的过程中，在伴侣的眼睛里。随波逐流者、附庸风雅者即使在床中央也不改他们在沙龙里的嚣张气焰。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表现得“很好”，除非占尽了爱和被爱——两个很难同时实现的条件。甚至有时候，好像谁也不爱谁……悲剧！好像我们之间进行的或试图进行的生硬、毫无条理、几乎残酷的对话变成了铁铸的帘子。而我，总是于隐隐约约之中似有一种执念，试图去理解。我对待人生的态度其实很平和，但有时候我又觉得筋疲力尽，觉得与我对话的人也筋疲力尽。我渴望抖落凉鞋里的灰尘，然后逃往西印度群岛。（但恐怕嬉皮士的公路并不适合玛莎拉蒂的车子。）倒是我的朋友们能跟我说上话，听我回答，彼此可以相互理解。但是我对我们自己所持有的印象，却终究是一群身披钢铁铠甲的士兵，站在费里尼发明的《萨蒂里孔》[24]中出现的奇怪战船上，战船正在靠近海滩，而提比略[25]会死在那里。只是，费里尼还跟我说过，这些船是想象的。要是费里尼没在那儿守着的话，它们可能永远也漂不起来，第一个失足的战士将会无可挽回地掉入水底。可是，上帝不是费里尼，某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不明就里地在水底相聚。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运气，我们会拥有一只手，戴或不戴铁手套的手，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八
埃莱奥诺看完了侦探小说，这部小说真是结束得要多差有多差，也就是说，罪犯被杀死，无辜者受伤，侦探越来越神乎其神。她带着某种别样的兴致看了看石榴色的墙壁，路易·菲利普式的桌子，还有三个栖在高处的小摆设，从今往后这一切便构成了她的周遭。塞巴斯蒂安竟然会溜走，这真是难得一遇。但她很理解他。于她，所有的活动、财产、情感联系，都是一种负累：得到，失去，或者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在患得患失中摇摆不定。她在这间寥落的公寓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终于发现了一面镜子，就停下来看镜子里的自己。显然，她应该上点粉底，刷点睫毛膏，再涂点口红，以一种造作的方式来振奋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唯一的真实——她的骨骼。她再不想要什么。也再不害怕什么。“而人生，至于人生”，诚如比利哀·德·利拉丹所言，“用人们会替我们去度过”。在她刷睫毛、描画嘴唇轮廓的动作里有几分嘲讽，她的双眼已惯看秋月春风，她的双唇已经历太多亲密接触；在她精心梳头的动作里也有几分怪诞，事到如今，她头发的唯一命运，便是被一些迫不及待、雄浑有力，同时又洒脱无比的手揉乱，而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游移到更远处，确切地说是更高处，高于埋在后颈下的颈椎的位置，人说颈椎是所有感觉的中心，是总管家和总经理。
埃莱奥诺没有力气亦没有心绪去整理行李。她眼中的巴黎是暗淡的，如同一盏旧损的灯，这个惨淡得让人有些消受不了的地方并不使她不快，反而十分契合她的某种心态，可她似乎并未想过要怎么来形容这样一种心态：“对，就是这样，夏天，是一种现成的美好。”妆后的样子自己也不熟悉，哥哥或任何别的什么人都会觉得陌生，她知道，出去，到任何具体的地方去都是不可能的，她知道现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再看一部侦探小说——那还得出去把书买回来，但她无法出门去。她躺下来，带着妆，很美，就这样躺在那张旧沙发上，等着。首先，她等着让她那颗小心脏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笨蛋，这个傻瓜，这个从来不为任何人跳动的小东西——开始跳动起来，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太规律，太剧烈，太吵，她的太阳穴疼得不行。埃莱奥诺什么都做不了。她没办法去和门房说话，虽然觉得她人不错。她没法向塞巴斯蒂安展现她可笑的举动，毕竟这可是唯她独有的。她没法去看雨果，因为斯德哥尔摩监狱的墙太厚。她也不可能再去见马里奥（那个美丽的夏天），他肯定早把她忘记，一如她忘了他。这是一种致命的忧愁，一种宿命的孤独，它一直在她生命的骨血里。她还只在十八到二十八岁这十年间与之有过抗争，这份孤独早已根深蒂固，而今她发现它长大了，乘虚而入，盛气凌人，在这间石榴色的可怜公寓里，在这个连她的哥哥、和她一起组成双子星座的另一半也弃她而去的地方。她在一堆白色的、简洁的药丸前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这其实很容易，但似乎又太俗气，确切地说，是太没有悬念了，她便去床上躺下，他们的两张床都被门房殷勤地收拾过。如果说她睡着的时候还紧抱着一个枕头，就像抱着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男人那样，那实在是由于睡意战胜了自然本能。
这个迷人的职业——使命——需要——精神自杀——安慰——也有恼人的地方，这就是十八年来，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承受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想象得到的评论。比方说，我总是有幸面对一些兴高采烈的女士，或者一些内敛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非常喜欢：a）《你好，忧愁》；b）我戏剧作品中的《瑞典城堡》。这总让作者感到有些沮丧，即使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体格健康，并且自己闯出了相当成功的人生之路，后面则跟着一群跌跌撞撞的丑小鸭，他们可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了，可怜的孩子……这一类读者是最普遍的。然后，是一些“观看”过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我特喜欢《你好，忧愁》，但我必须告诉您，我的大爱是《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哎呀呀，英格丽·褒曼[26]在里面实在是棒极了！”第三类，品位更高雅：“您知道，从技术层面讲，这出戏排演得很糟糕。”（这时，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就是我排演的这出戏剧。）“但我认为在您的戏剧中，我最偏爱的是《幸福，单数和大数》。”第四类，更专业，因此更反主流：“我要跟您说的是，我唯一喜欢的您的书（潜台词是，剩下的我早该自觉自愿地扔进废纸篓里了），唯一一本有点力量、让人记得住的书是《奇妙的云》。”我于是只好采取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母鸡，当责备太过粗鲁时就时刻准备着保护她的幼雏；有时又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一切就看当天的心情和交谈者的面相了，但一味忍气吞声也有可能导致彻底爆发，让人奋而跳起，去掐不管谁的脖子，一边想着：“可怜的笨蛋，我最好的书可就是它！”其实并不知道是哪一本。或者，正好相反：“可怜的朋友，你说对了，所有这些都一个子儿不值。”
这件事其实还真复杂，想想人们跟你谈论你的作品时的样子，汇聚了坦率、粗鲁、殷勤。同时又很符合逻辑：我们交付他们两三百页文稿——我一般是交两百页，他们付上十五至二十法郎，或者价值二十五法郎的剧院戏票，自觉有权利，简直是有义务，要让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我甚至琢磨着，一些人也许不觉得这么做是在为你服务。但他们无法附加到书价里的，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增值税，道德的、心理的，近乎病态而让人忍无可忍。有时这是横亘在热爱写字的人和他铺开的纸页之间的那份沉默，是拴住你的那无数只挂钩，让你看不见应该去入座的那张桌，看不见外面撩人的细雨和丽日。我一直十分佩服那些人——显然不在少数，那些在咖啡馆写东西的人。如果是我，在咖啡馆，我只会把时间花在看别人说话的表情、和服务生闲扯、向某个阿根廷靓仔暗送（或仅仅在心里暗送）秋波上。一旦我不是独自一人，一切都可以使我分心，一切都在我周围萦绕，供我消遣还是令我困扰，那得视情况而定。只有让一只永不动摇的手筑成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我围住——这只手，可惜只能是我自己的手，天知道我的两只手最不缺的品性就是动摇——我才能工作。我也曾几次狠下心来，让那些关心我前途又不相信我意志的好心人把我“隔离”起来，可每每此时，我那本来若有似无的意志却突然如跳蚤般活跃起来，可以翻越阳台、滑下檐沟，可以拼了命嚎叫，直到他们把我放出来为止。嚎叫的内容自然不外乎文学讲究的是灵感，我不想成天宅在书斋里，我不是计件领酬的女工，我更不是十二岁小孩，云云。
作家的宿命还真是奇异。他必须自己牵着短短的缰绳，昂首挺胸，迈着和谐的步子，然而理想的状态是他应该策马奔腾，脚不沾地、耳际生风，跨越一个个可笑的藩篱，如语法、句式，或者惰性，最后这个可是巨大的障碍。每当我想到人们将写作称之为自由职业，想到我们甚至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来时不时训斥一番，想到没有人，事实上的确没有一个人来批阅你的作业，我就想到所谓自由，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件偷来的东西，而所谓自由职业者，唯一可以偷窃的对象便是我们自己。被窃的小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们的乌龙命运。最狠的刁难，从来就只能来自我们自身。当我想到人生就是在自己有欲望的时候可以行心之所欲，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活下去，便觉凄然。总之，我希望我的读者和出版社能够理解我，并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同情我。
那么你要问了，为什么写作？首先是为了一些傻得可笑的理由：因为我是一只聒噪的蝉，如果两三年都不写一点东西，我就痴呆了。唉！其实每次我的书出版，某些批评家就的确是把我当做痴呆的作者看待的。既然天性易受影响，我就立马不写了，还总会大松一口气……然后呢，两年一过，那些亲爱的声音（批评）已销声匿迹，我又会重拾自己的判断：“可怜的朋友，你不过是个痴呆的人。”可见这连锁效应是多么令人愉快，在一九七二年的巴黎当一名“成功”作家又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可是我还没有抱怨完！这样一种满是鲜花和甜蜜，满是便利和欢乐，当然也少不了穿插其间的愚蠢的生活，是需要一定的承受能力才可以消受的！需要有一条强悍的脊柱来抵御寂寞、义务和习俗，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东西，把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独立的个体连结成了群体。必须非同一般地持重、有主见，才能在任何地方都似闲庭信步，是真正的散步，不是把散步变成一次惊险的逃学。
九
塞巴斯蒂安躺在诺拉·杰德尔曼舒适柔软的床单上，那是包特豪[27]的产品。天气仍有点热，朝向蒙田大街的窗户开着，可以听到三两行人悠闲的脚步和谈笑。起初，一切都让人振奋。这一次，诺拉的期待终于没有落空，对他的迎接竟因惊喜而显得有些羞涩，还有吉娃娃狗们亲热得让人受不了却令人感动的尖叫，尤其是铺展开的这一大片奢华的原色地毯，像极了他们刚刚离开的那片海，像大海那样让人安心。然后，是开得有点早的壁炉，一点威士忌，这一次加了冰块，最后，当然是那一个需要他的人。那个人爱他，并且告诉他，她爱他。但这一刻，他只想当一个逃兵。她戴满戒指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似乎越来越重，她略带鼻音的声音，即使是耳语， ；也越来越烦人。
“可怜的埃莱奥诺，”那声音说，“可怜”一词就已经让塞巴斯蒂安不悦了，“你把她一个人丢下了。”
“我妹妹喜欢孤独，”塞巴斯蒂安回答，“这一点您应该是了解的。”
“你妹妹可真奇怪，”那声音说，“我在想……你知道，当我给她介绍那位风度翩翩的戴夫·伯比时，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她甚至更愿意和他带来的小女儿说话，那个叫坎蒂丝的小姑娘。”
“嗯，是的。”塞巴斯蒂安明显已经心不在焉。
“那一刻我甚至在想（黑暗中尴尬地轻笑），你妹妹是不是更喜欢女人。”
塞巴斯蒂安打了个哈欠，翻身侧躺。
“如果她当真喜欢那个坎蒂丝——而且在我看来，她比伯比可爱多了——埃莱奥诺是绝不会犹豫的。”他说。
“我的上帝[28]。”诺拉怨道，她身上的清教徒意识有时会苏醒，尤其在做爱后。
“别担心，”塞巴斯蒂安接着说，“埃莱奥诺整个夏天都和那个园丁睡一起。”
“我的上帝，”诺拉又一次惊呼，显然大惊小怪的做作成分要远远多于道德上的成见，“和马里奥？”
“对，和马里奥，”塞巴斯蒂安说，“毕竟，除了我，他是你们家里最好看的男人了。”
接下来是一阵窒息般的沉默，这让塞巴斯蒂安觉得很享受，他已经开始反感这床单，那两只躲在梳妆台下的吉娃娃狗，以及这个问题没完没了的女人。这阵沉默在诺拉那里就不那么美妙了，像很多出身相对贫寒、之后又发迹——也即他们行话所谓的最终取得某种“地位”[29]的人一样，她把和仆人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最典型的堕落。虽然所有女人都习惯（甚至是爱好）把她们的情人改造成仆人，相反的步骤却让她们难以接受。退一万步说，她宁可埃莱奥诺和那个坎蒂丝之间有暧昧，这一位至少是达拉斯赫赫有名的纺织商之女。她当然不敢在塞巴斯蒂安面前数落埃莱奥诺的不是：她太知道这等于直接让他一去不回。但是作为女主人，她有责任谴责一下这种不合适的行为，并且让塞巴斯蒂安感受到她的意思，当然只是点到为止。而且，她亲爱的小可怜也许也在为自己妹妹下三滥的恋爱癖好苦恼不堪呢。和所有没什么大见识的人一样，她立刻把一次偶然事件上升到长久积习的高度。于是她看见塞巴斯蒂安带着他妹妹从一家旅馆辗转到另一家旅馆，只是为了避开漂亮的服务生和可疑的店老板。对埃莱奥诺的“伤风败俗”绝望的塞巴斯蒂安啊。他自己张扬的玩世不恭一定只是一个为了掩护他妹妹而设的屏障。她为自己这样美好的想法而陶醉、而感动，泪水几乎盈满了眼眶，于是把头深深埋进他肩膀，同时动情地握紧了他的手。这时，塞巴斯蒂安的狂笑终于爆发了。他曾经因为无聊说过这些事情，那都是当笑话讲的，虽然的确都是真人真事。但他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平庸无奇的故事（天知道，这种事他们可经历得多了，他和埃莱奥诺）引起如此纯情的感想。他更情愿得到一个拉丁女人或北欧女人会有的反应，她会欢快地对他说：“哦，是的，马里奥……我真是个笨蛋，竟然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在他旁边的是个美国女人。虽然中间隔着一层包特豪床单，还是感觉到了肋骨下正在航行的“五月花”[30]大船，还有贵格会教徒，钱，有形的无形的，还有《圣经》，尤其是还有一些从女朋友口中才有可能听到的评论。柔软的、久负盛名的欧洲床单上印满了浅淡水彩色调的欧洲花朵，在这床单之下，刮起了一阵来自美国宪法、远西和波士顿银行的飓风。他感觉到了这个丰腴安逸的小小身体内部的愤怒，这是他情妇的身体，这个身体享用来自波士顿的美元远甚于来自《圣经》的箴言，所以它的愤怒让他欣喜若狂。突然，正被第一阵狂笑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想起了被自己遗弃在那间破公寓的埃莱奥诺，他想象她修长瘦削、张开手的样子，想象她灰色的、如他一样灰色的眼睛之上略显太长的眼皮，想象她身上毫无庸俗之气，甚至毫无稳妥保全之心，这种骨血相连，虽非孪生却有着相同反应、相同拒绝的感觉再一次光临他的身体，让他害怕。“这一次，”他对自己说，坐在床上的他眼里还一直闪着笑出来的泪光（只要一想到“五月花”），“我真的会在这儿堕落。”他站起来穿衣服，一直在笑，不管可怜的诺拉那些哀怨的追问和情意绵绵的承诺。没有办法对她说一个字，甚至没办法告诉她他来的时候带着全世界最美好的心意，告诉她他曾有过的挣扎，一方面可怜她身处巨大公寓的孤独，一方面动身赶过来的决定又让他自己心烦意乱。所以，没办法安慰她、依然在笑的他飞奔下楼，来到蒙田大街上，再一次呼吸到了早晨清新的空气，然后开始向夫人大街奔跑……其实也没跑多久，他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一进门就喊埃莱奥诺起床，脚下还绊到了杵在门口的行李箱。她从床上起来，嘀咕着：“啊，原来是你。”神情愉快却又有些诧异，仿佛她还可以等来另一个人似的。于是，他躺到床上，跟她讲述这一切，然后他们整整笑了一夜，在各自的标着“马提尼”三个字的烟灰缸里是五十支粉身碎骨的烟，陪伴他们的还有那瓶不停地在两人之间传来递去的酒，他们笑得太欢了，到第二天中午还一直睡着，筋疲力尽，然而却幸福，仿佛重新找回了自己。
十
对于这本日积月累写成的小说，让我感到愉快的，或者说我的愿望，是这一次没有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太不可思议了，您知道，塞巴斯蒂安简直就是我，而埃莱奥诺绝对就是我。”（对于诺拉·杰德尔曼，我并不怎么担心。）这种对号入座实在令人厌烦，却偏偏就是造就成功的基础，反正我的成功就是如此。我见过一些长相可怕的女人跟我解释她们是如何一眼就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的宝珥身上认出了自己，我还见过一些奇怪的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和我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却都自己那儿对应上了我的主人公。这一次，我仍旧认为没有人会在这两个疯疯癫癫的瑞典人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可能一些个猥琐之徒会跑来告诉我“他们也是，乱伦……”但除此之外呢？我似乎很难和这类人有交集。
话虽如此，当那些长相奇怪的女人悄悄告诉我，“您知道，我有过那样的经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大的共性不是常识和理性，而是感情。当一个丑女人看见自己不得不在一个成熟稳重的丈夫和一个热情似火的情人间作出抉择时，这个丑夫人没有撒谎，她总有过一个这样或那样的时刻让她有机会相信，如果不是机会，至少是强烈的愿望让她去相信；到最后，界限已不再清晰，甚至会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过往：其实不过是梦想中的人生。如果说我们能在一顿美餐中找到的精华是金子、盐，甚至是水，那么我们能在另一顿更奇特的美餐，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中发现的精华便是想象，想象是极为稀罕的，同时也是人们唯一需要、想要的东西，是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拥有它，但是他们永远也掌控不了它。就是这样一种想象，人们非常确切地称之为空想，也只有它有能力去阻止一个建立在实用却枯燥的基础之上的空间的形成，总之，长话短说，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唯有它如此珍贵。我的意思是，朋友们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么一点想象，他们可能会愚蠢地自相残杀，仅仅因为在某个夜晚缺少了一点为对方设想的能力。也有可能在某个独处的时候，因为某个莫名的原因绝望到寻死觅活，然后从你身上突然升起一股热情，一股求生的力量，很简单，一个偶然的诱因唤醒了那种可怜的小疯狂。如果你从事的是一项所谓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你可能会整夜整夜地寻觅它的身影，既兴奋又害怕，那感觉就像夏天孩子们在乡下的房子里追逐蝙蝠。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你就会感觉到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残疾人，面目可憎到几乎是面部残疾——而这种感觉根本与他如何内秀无关——完全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空想从未光临过他。有时候你会恋上一个爱说谎的人，因为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卡在两个谎言之间举步维艰（英国人称之为“挤”[31]）时，他竟然通过第三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成功脱身。天知道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见过多少现如今被轻蔑地称为说谎成癖的人。我说的不是那种出于自卫的谎言癖，这种永远显得可悲，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旨在娱乐的那一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是它的一个幸福的受害者。现在，我讨厌它那些纯粹生理上的信号，关于这个我应该为《她》杂志的读者提供一张体貌特征表，比如：神态镇定，声音沉着，眼睛直视，甚至更加深邃，而且也和南方电影的惯用场景相反，并没有那些做作的动作。谎言癖者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魅力，大多数时候，他们撒谎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越轨，妙在无目的性。几乎可以说他们撒谎只为娱己娱人。有一种受虐性质的谎言癖者（可惜太少了），他讲述的故事总是朝着对他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幽默的最高形式；还有一种妄想谎言癖者（很不幸是最常见的），他笑着对你讲述他的胜利，他的成功，他的光荣。我不能够也绝对不愿意打断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他们不是实在无聊透顶）。还有另一种谎言癖者，这真是一场悲剧，这是没有想象力的谎言癖者，连谎言也逃不脱思维定式，那是所有梦游者一进入黑夜的空间就避之不及的，见到他们就像见到稻草人的鸟一样。我不愿意打断谎言癖者，原因有二：首先，因为这在他们是一种以重构的方式改造自己人生的努力——说到最后，文学不就是这么回事么？——其次，因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才把你带进他们的故事。啊，但愿某些怀疑论者相信一些对他们说的谎言，尤其是故事，那可是一种致敬：别人相信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拥有足够的想象去期待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童心去相信存在这样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温柔才不会说“还是给我停止这个游戏吧”。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因这许许多多古怪、离奇或荒诞的故事而丰富，却还在抱怨这一切，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这里被浇灌然后成长起来的，这是疯狂的空想在伸出一只尊贵、多情、火热的手放在了他们的额头上，却并不带任何可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