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房端来了特浓黑咖啡让他们醒醒神，并且非常及时地提出要替他们整理行李。但她免不了觉得不可思议，二十四个小时之后，这个冯·米尔黑夫人所有亮丽的行头竟然还都原封不动地拥挤在行李箱底。这是个懂得化精致妆容的女人（前面已经说过），因此也就是个崇尚优雅的女人，对着这副田地心里自然生出些许恼怒，却于这份恼怒之中又生出一种担忧之心和一种本能的奉献之心。冯·米尔黑兄妹在几次偶然的单独旅行中总能引起别人想要对他们奉献的冲动。门房席勒夫人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暖气、煤炭、电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对这两个突然掉入她怀里的迟来的孩子欣喜不已（席勒先生一直不想要孩子）。她正以一种漂亮却明白的语言对着电话解释这些问题，而兄妹俩则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嚼饼干。在他们看来，席勒夫人在他们生命以及命运安排中的出现，就和——这么说有些让人不快——诺拉·杰德尔曼的出现一样自然。他们甚至觉得她的体态较之后者更为轻盈，而埃莱奥诺总也还觉得她的妆容更美。
“可怜的诺拉，”塞巴斯蒂安说，“如果她想打电话就坏了。我们的房子位于真正的平民区。”
“你送了她一份有毒的礼物，”埃莱奥诺说，“她却在你身上塞满了精致的小玩意。这真不厚道。”
“什么礼物？”塞巴斯蒂安追问。
“你让她再次有了爱的感觉。”埃莱奥诺说着便伸了伸懒腰，然后走进了浴室，或者说那个占据了浴室位置的空间，但马上又回来对席勒夫人说里面没有热水。
席勒夫人正好是水管工（这个人肯定很难请得动）妻子最好的朋友，而她当然是颇感自豪地向他俩展示了这一点。
“我还剩下大概四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说，“房租已经付了三个月，但还要吃和穿。”
“哦，穿，”埃莱奥诺说，“我们晒得那么黑……”
“这身行头总嫌太轻薄了点吧，”塞巴斯蒂安说，“不行，我得找个工作。”
埃莱奥诺爆出一阵大笑，这差点中断了席勒夫人和水管工妻子之间并不顺畅的商谈。埃莱奥诺很少笑，但她一笑起来是那种低沉的、抑制不住的、极富感染力的大笑，按她哥哥的说法，是“嘉宝式”的笑。塞巴斯蒂安有点窘：
“等你什么时候安静下来我就给我朋友罗贝尔打电话，或者，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三千法郎的威士忌回来喝，速饮速决。不把钱立马花光才是见了鬼了。”
“考虑到我们的健康，”埃莱奥诺答道，“我看还是不要了吧。你为什么不问问席勒夫人呢？她说不定能帮你找到一个卢森堡公园看守的工作。”
“也许，但这并非我的意愿。你能看着我一到五点就驱赶恋人、孩子和狗，并像个傻瓜一样吹哨？哦，不行！”
“我倒很想当个缝纫工，”埃莱奥诺突然说，“我就待在这里，一只手缝纫，一只手翻书看。”
“不幸的是，你不会做缝纫，而且据我所知，缝纫是需要两只手的吧。”塞巴斯蒂安说。
他们沉浸在幻想中，心情却很愉快。他们很喜欢像这样以一种严肃的口吻探讨一些琐碎却无从实现的计划，或许，如果他们能胜任的话，这类相对自由的职业在精神上会比那些把人盯死看牢的工作更能让他们接受（精神上指的是精神上的疲劳度，而不是纯粹的精神追求）。
“我请到水管工了，”席勒夫人兴奋地喊道，“我把他当空截住了，他今晚就能上咱们这儿来！”
这个“咱们”让他们微笑起来：他们已然寻回了一个母亲。冲动之下，塞巴斯蒂安摘下电话拨通了罗贝尔·贝西（他正好要出门，所以当然马上就能到）位于花园街寓所的电话。
“在巴黎，人们好像只用副词生活。他们总是‘正好’马上要做某事，他们‘显然’很高兴前来拜访，然后你看着吧，他将‘责无旁贷’地为我‘积极’奔走，直到帮我谋得一份事做。”
“我得稍微收拾下自己，不管有没有热水，”埃莱奥诺说，“虽然这个罗贝尔貌似对女人并不感冒，我也总不能穿着睡衣见人家。”
她突然就来了兴致。塞巴斯蒂安再次成为闲人一个，现在又有席勒夫人照顾他们，而这间公寓真的用起来居然也不乏某种魅力。
“别担心，”浴室那边传来她的声音，“整个夏天都是你在承担一切，现在我会来接手的。”
塞巴斯蒂安正在石榴色沙发上翻阅从席勒夫人那借来的《自由巴黎人报》[32]，听到这话便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那意思是说“是时候了”。他也觉得，此刻，要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罗贝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穿着十分年轻，他对塞巴斯蒂安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热情和仰慕。他吻过埃莱奥诺的手，为给他俩安排了这么个破住处而抱歉不已——话说至此，他们连忙嚷嚷着反对——然后接过漱口杯，里面装着她从酒瓶里倒出来的最后一点酒。他大约四十岁，是某家时装店、某个剧院的媒体专员，同时还是巴黎众多晚会的组织者，他似乎认为安排塞巴斯蒂安去给自己帮忙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事，虽然还是少不了一点忐忑。他试图粗线条地跟塞巴斯蒂安解释一下他即将承担的角色。
“从事这一行最要紧的是会应酬，头脑灵活，有分寸、知轻重，要有人格魅力，总之就是你身上所有的优点，塞巴斯蒂安……”
埃莱奥诺已经把整个脸都涨红了，因为强忍着笑。塞巴斯蒂安火了。
“我妹妹是个白痴。在巴黎我确实已经不认识什么大人物了，我有时候也有点不知轻重，但要说魅力和头脑灵活，我亲爱的妹妹，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不见得比你逊色。”
“是的，是的。”埃莱奥诺终于忍不住笑出来。
“一开始，”罗贝尔·贝西接着说，“会有点不适应，你会被某些事吓到……这个圈子的级别划分也不完全符合你的习惯。但慢慢你就会适应的，只要有点耐心就可以了……”
“……还要头脑灵活。”一得意就有点忘形的埃莱奥诺欲插嘴。
“那好，就这么定了，”塞巴斯蒂安神色庄重地说，好像是他自己送了份礼物给他的同班同学，“就这么定了。我从下周就可以开始，需要留点时间给我整顿一下衣橱，它还有待改进。”
罗贝尔眼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恐惧。
“你什么都不问我，”他说，“关于钱的问题。你知道，这一行可是出了名的变化无常……”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塞巴斯蒂安轻快地说，“你从来都不是吝啬鬼，这个我有数。”
那一丝恐慌的星末子已经变成炽热的炭火。
“我还是应该事先告诉你……”
“我从来不在女人面前谈钱。”塞巴斯蒂安干巴巴地说。
罗贝尔道歉，他败下阵来，转而向埃莱奥诺解释这可怕的塞巴斯蒂安曾经有过且在二十年后依然不改的奇怪的优越感。像这样的，以美学为名的小小刁难。罗贝尔在中学时代，甚至今天，仍然不得不在一只叫做冯·米尔黑的聪明猎兔狗和另一只叫做罗贝尔·贝西的机灵长毛垂耳猎狗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比较。因为，就像记忆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刻录要比成年后深刻许多，某些精神影响、某种吸引，不论生理还是精神层面，如果是在年幼无知或年少轻狂的时候遭遇过，那么三十年以后，它们依然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年轻岁月的真正留恋，是那份可望不可及，而尽管时光流逝，对他的朋友而言，塞巴斯蒂安依然是那个可望不可及的塞巴斯蒂安。
给他们安排住处，承担起他们的生计之后，罗贝尔·贝西当然也少不了要请他们吃顿午饭，这正是他此刻在做的事。这是一顿极其愉快的午餐。埃莱奥诺情绪相当好，在罗贝尔带他们来的这家豪华餐厅里吸引来众多目光。罗贝尔注意到了，他虽然一头扎进一种无条件崇拜的狂热里，对这一对宝贝十五年前的生活方式也有所耳闻，却带着某种宽慰感心想，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必再付薪水给塞巴斯蒂安来让他装模作样地工作了。在脑袋里，他已经预见了那些个可以让他卸下负担的晚餐。同时，他又不无伤感地想，要是在十年前，他绝对会为了能和塞巴斯蒂安一起工作而高兴得发狂，哪怕只是看着他装模作样地做事，而他若知道，无法预料的事会像这样闯进他的生命……是的，要是在十年前，他三十岁的时候，他会愿意冒一切的险，愿意和自己爱慕的人一起承担。只是后来，他成功了，有了一些职权，在巴黎这个如此封闭又如此残酷的圈子里他已经能“为自己圈地造势”了。他一边大嚼着他的挪威海螯虾，一边忧伤地寻思着，这个表达是不是贴切得可怕，这个费尽心机圈得的“地”是否就是自己的坟墓。
十一
二月红色的太阳在一片黑色的树影背后渐渐下沉。在她那所诺曼底的房子里，可怜的蹩脚女作家正凭窗看着夜幕慢慢降临。四十八个小时过去了，她没能写下一个字。她应该感到难过吧。想写却写不出来，这就好比做爱却毫无快感，喝酒却始终不醉，旅行却一直到不了目的地。这是地狱，是失败。当然，日子还是那样径自流去，而且每个日子都差不多。而时光，最终会平静下来，沉淀下一些淡淡的温馨，一些出神的陶醉，因为那里的时间已静止不流淌。但总得好好活下去，继续工作，时不时回一趟巴黎，会会“其他人”。必须振作起来。然而，晨曦微露的时光如此美丽，大地散发出寒冷的气息，那条狗玩一根木棒已经玩了几个小时，壁炉里的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应和着这本开头随意却巨厚无比的英国小说的节奏。振作起来……仍是一件痛苦的事。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是一件艰难的事，这一切。她在十八岁那年写了一篇漂亮的法语习作，它被拿去出版，并让她一举成名。她曾拒绝把这一切看作悲剧，甚至拒绝看作一件严肃的事：不管怎么说，写作对她首先是一种快乐。而如今，十八年后，她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如果她不希望她自己的处境、她小小家庭的境遇变成一桩悲剧的话。可是这会儿，她就完全没有写作的欲望。而且“这一天”什么也没做的内疚已经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了。纳税、还债，这些可悲的故事早已吞噬了诗意的梦想。她让事情顺其自然，养成一些简单便捷的习惯，任别人把自己刻画成一张机器人肖像，她让一切成为过往：时间、金钱和激情。最后她又发现自己坐在一台好似一个筋疲力尽的会计员一般沉默的打字机前。此刻，作为配合，内心总会对自己发出一声狂野的轻笑。一种嘲讽。嗯，没错，她绝不否认自己赤脚开车——其实大家都这样，当人们刚从海滩边回来的时候，因为灌进鞋的沙子会弄疼脚——嗯，没错，她绝不否认威士忌是她最贴心的副官——因为对人类这种一半麻木一半善感的动物来说，生活并不如此甜美。嗯，没错！但她从来不为任何事情道歉，因为她觉得没有任何人值得她道歉。最多，对一些私人生活或感情纠葛，她会在如水凉夜的黑暗里发自内心地对那个受了伤的人说声对不起。对这个被认为是大众偶像（也许她真的是也说不定，只是有时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她本人，不，绝不！应该尊重自己的偶像，如果人们真的接纳他的话，甚至要比内心尊重自己更甚，要花更多的心思。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幽默。
“我，我，我……”护工一边快乐地吹口哨，一边从另一扇窗瞧了一眼外面：母牛还在咀嚼冬季里枯黄的残草，那只狗依旧像个痴呆儿一样继续玩它的木棒，一棵棵树木把枝桠伸向天空，时光宁静。没有思想，也没有鸟鸣啁啾。总的来说，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更可能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而不是心里翻腾的思绪唤醒。在这里她睡得很安静很老实，受伤的手臂斜斜地在一边伸展着，好像另外一个人睡在那里。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那条手臂完全麻木了——因为这个小可怜昨晚的确是跟整个身体分离着的，她很想安慰它，甚至跟它握握手。女作家对身体之痛不留余地的冷漠和对自己内心同样不留余地的体贴有时让她自己感到不安。精神分裂这只蝙蝠这一年可是飞得很低。她所念想的也就是这些了。医生给她缝合伤口的时候没有打麻醉，她也就带着一种毫不做作的心不在焉度过了这个过程。接着她又不停地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枕头、香烟、纸巾，可惜这个小空间在她那双挑剔的漂亮眼睛里始终不够完美。
那位护工深深叹了口气：第一只夜莺张开嗓子，呜哩呜哩地唱起小调。太阳已经消失了。她感到口渴。她没能动笔。“又是荒废掉的一天。”她高声说，可是她身上响起另一个声音，对着那一片已经暗淡下去的草地窃窃私语：“又是挽救回来的一天。”有时候，生命中总有这样一些驿站，在夜莺唱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下来，带着一半居高临下、一半感同身受的微笑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只要简简单单地活着，别无所求。但这样的驿站毕竟少之又少：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猛虎很快就会醒过来，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厮杀。
十二
“电话铃已经三分钟没有响了，”塞巴斯蒂安说，“这感觉真好。您不觉得吗，小姐？”
秘书看了看他，欲言又止。所有和罗贝尔·贝西共事的人都是一副大忙人的架势，电话铃停了他们就自己打回去，并且叫她“小姑娘”或“艾丽莎”。这个高个子男人从容得有点散漫，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媒体专员。甚至他的绅士风度也颇让她为难：他帮她穿大衣，起身为她点烟，似乎全然无视公司里显而易见的“雷厉风行”。他到这里三天，整个办公室已经变了样。人们不再大声嚷嚷，不再奔跑着进进出出，在几道门之间相互擦身而过时也会轻声说“借过”。不知道贝西先生从纽约回来会说什么？而且，这个冯·米尔黑先生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电话也很奇怪：一些是他妹妹打来的，他对她讲话时就像是在对情人讲话，一些来自他的情人杰德尔曼夫人，他对她讲话却是一副大哥哥的口吻。
“冯·米尔黑先生，”她羞怯地说，“您别忘了，六点，布鲁诺·拉费。”
“布鲁诺·拉费？”
她叹了口气。布鲁诺·拉费是一匹黑马，是贝西公司的种子选手。他二十五岁，漂亮得像魔鬼，而且很有天赋，电影杂志铺天盖地报道他。她站起来，拿了拉费的资料本放在塞巴斯蒂安面前。
“或许您该事先看一看，”她说，“他很红，架子也不小。”
塞巴斯蒂安笑了，打开材料，欣赏面前这只懒洋洋的漂亮动物。
“他应该很受女粉丝追捧，是吧？”他说。
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声长叹。他端详着这张标志的脸庞，带蒙古褶的眼睛，闪亮的牙齿，在砑光纸上依然显得细皮嫩肉却藏不住一股狼的气质。还是一匹贪婪的狼。可惜，他没看过他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应该和他谈些什么？”他问道。她摊摊手。
“我不知道……是贝西先生把他，呃……发掘的，他经常来这里，为了，呃……询问他有什么建议。”
她的脸有点红。塞巴斯蒂安想起了他朋友贝西的嗜好，心想这只小狼应该也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偏好。
“您觉得我还能给他什么建议呢？”他神情愉快，“除了继续一天两次地好好清洁他那漂亮的牙齿……”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到他跟他取消约会。”
“这倒会很有趣。”塞巴斯蒂安说。
事实上的确很有趣。因为埃莱奥诺正路过这里，就顺便过来看他，然后他们一起等那小明星的到来；埃莱奥诺心情不错，可怜的艾丽莎却被她惊艳得有点失态，塞巴斯蒂安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要和埃莱奥诺认识——她坐在塞巴斯蒂安的办公桌上，一条长腿着地，淡定地接受他们的瞻仰。某种“名士淑女之风”，一种殷勤体贴、“路易十四宫廷”式的气氛开始笼罩办公室的上空，在此之前，这些涂日珀琳瓷漆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重点就是效率，对尊重的唯一表达方式是在你背后拍打两下。这些并没有阻止那只小狼仔到来，他在门口停下，诧异、迟疑，在进门前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塞巴斯蒂安一看见他就推断出这是个有悟性之人，他的外表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一点。不过布鲁诺·拉费确实很英俊：如磨砂般深暗的肤色下可以看见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脸上才清晰显现的静脉，头发是很正的金黄色——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说纯金的毛发，一双大手稍显厚实，但人们却会奇怪地预料到，它们在他四十岁时应该变得纤细修长了，因为职业的关系。另外，在他左眼的眼白里有一个蓝色小点，某些时刻，这会给他一种正在逐猎的动物的表情，仿佛因为长久的专注、潜伏、窥伺，一根血管在眼睛里崩裂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成了一只真正的肉食动物。他礼貌地询问罗贝尔·贝西的消息，和塞巴斯蒂安握手，颇有困惑之色。但只有到了埃莱奥诺跟前，他才更显迟疑。她不是那些把贝西门槛都挤破了的梦想当大明星的女演员，也不是当下所谓的上流社会女人（也就是非常有钱的女人，人们也乐得接受她们的钱财），更不是女编剧。她还能是什么人呢？而她的哥哥，这个神色游离的高个傻瓜，他和这个地方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布鲁诺突然怀疑是不是亲爱的罗贝尔爱上了他——显然她哥哥也不能让他弄明白更多。
布鲁诺·拉费和罗贝尔·贝西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性恋，正是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开始的，饥渴是对荣誉和物质的双重饥渴。但是对他而言，同性恋的概念只和安逸舒适联系在一起。当他在一个男人家里睡醒过来，他肯定能找到一把电动剃须刀，一件合身的睡衣，某种始终一贯的或豪放或细腻的自我表达方式。相反，在一个女人家里，他醒来的时候，膝盖上会放着盛放早餐的托盘，脖子上系着餐巾，身边是一群崇拜他的女服务员，事实上，他从那儿离开的时候也是同样满意的，只是胡子刮得比较糟糕。所以，在此之前，性对于布鲁诺·拉费有着纯粹“家政艺术”的一面。而且他天生性情温和，自己又容易满足，保持了孩子般的睡眠，醒来也总是愉快。他是那一类人的典范，直到三十岁依然是混合气质，既可以在咖啡馆里为一个有理有据的讽刺而把别人打个半死，也可能为博得一个红头发老先生或老太太的开心而让自己被打个半死。作为不稳定时代的不稳定产物，只有一样是牢靠的：那就是他放进口袋里的钱，是他渴望的，是他偷来的，但终归是属于他的。于是乎当他迎面撞上了这堵无邪的墙壁——埃莱奥诺的眼睛、埃莱奥诺的举止时，他的惊讶应该不亚于一下子闯进了北美蛮荒世界的哥伦布。他还年轻，还很脆弱敏感，所以还会惊奇，也就是这一点让塞巴斯蒂安知道他有得痛苦了。没有比一只年轻小狼遇上一只多情却不可及的山羊更可怕的事了，那只塞甘先生的山羊[33]——却是塞甘先生养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只山羊。塞巴斯蒂安当然能料到，埃莱奥诺这只山羊，就算被他咬到也不会叫一声的，而他从她身上带走的这块肉（如果他能咬到的话），就会在他嘴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味道，说不定永远难以被替代。他们之间的一切在他向她致意时就已注定，但这一切只被塞巴斯蒂安看在眼里。对于埃莱奥诺，这不过是又一只小猎物，但首先引起她注意，将她卷入这个故事的是他眼睛里那个迷你蓝色小点，那个淡淡的角膜翳。她因此就赋予了他一种多情而笨拙的性格，那是她童年时养的一只狗的性格。现在的埃莱奥诺，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出于各种经历，喜欢狗远甚于狼。正是在这种动物——情感与心智的双重误会之下，他们的故事开始了。作为这篇动物志的终结，塞巴斯蒂安栖息在办公桌后，俨然一只大猫头鹰，开始不动声色地监护他们的黑夜和白天。
我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吸毒的。所以我真是太落伍啦！但我每次想到这些，就觉得是个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禁忌，大的禁忌，都被推倒，性——及其后续结果——提供了可申报的收入，走私、偷窃和坑蒙拐骗几乎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只为一件事情被斥责：毒品。他们当然可以大肆宣传，说酒精和香烟也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这一次，我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只要我们跟这个圈子沾上一点关系，那么明显我们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逃脱毒品的魔爪，而且是以怎样的代价和损失！厄比纳尔彩版画展示得很清楚——厄比纳尔彩版画，因为它的天真和老实，总是比抽象的推理包含更多的真实。一个是酒馆里快乐的醉鬼，固然是油腻肥胖，摇摇晃晃，令人反感，但那是一张通红透亮的脸——另一幅彩版画——房间里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孤单一人伴着颤抖不止的手和插入崩断静脉的注射器，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世界，就是缺席的其他人：酒鬼公开喝醉，吸毒者却是藏起来的。然而我无意为酒精唱赞歌，更无心以道德的名义抨击毒品，我只关心事物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并且重点不在这两者的区别，而在于一个残酷却显然的事实，即一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敏感或麻木，活跃或鲁钝，如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以下三个暴君的受害者：酒精、毒品或药物（镇定类药）。仿佛人生是一条滑腻腻的长道，在这条路上我们以飞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滑向一个未知的黑暗隧道，绝望中人们试图在路上插入一个个障碍以便能不时地减减速，并发出一点声响，它们的名字是威士忌，或利眠宁，或海洛因。心里清楚，这最后一个将更快地被替代，它最不牢靠。上帝之死、环境污染、理想缺失、忙忙碌碌、男女关系、虚假的舒适，云云……这类陈词滥调听来天真可爱，甚至在它单调的重复里也可以找到一种安心。但是为什么您，我，我们，他们——这么一系列可怕的人称，不论我们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不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但愿不要有人跑来跟我讨论农民的情况：近两年来外省镇定类药物销售量增加了十倍，这还是在那些最安定的省份），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在某个时刻，伸出去的手不是伸向自己的子孙，而是一根管子、一个广口瓶或细颈瓶？让我担心的并不是焦虑感的增加：我觉得它自古就一直存在，最俊美、最幸福、最博学的古希腊人住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大海边，生活在他们美丽国家最辉煌的时代，就是他们也免不了有时会抓狂地扯自己的头发，去沙地里打滚，或愤怒地咬自己的指甲。让我担心的是，如今，他们只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医生，一纸处方，成千上万瓶镇定药中的一瓶，就可以在十分钟内平静下来。尤其，尤其让我害怕的是，他们甚至再也不跑到沙滩上打滚了：安宁[34]将被记入他们的史册。
十三
埃莱奥诺和这个年轻男人在一个酒吧跳舞……
完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看，我又一次掉进了那个萨冈的小世界，萨冈的酒吧……这会儿我能在报纸里读到，一个叫特鲁瓦亚或加尔当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作者，在他让自己的人物走进一家酒吧的瞬间是如何使批评家眼中立马条件反射一般闪现我那漂亮的名字的，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似乎我应该成为文学中的埃莱娜·马提尼[35]。至于哪个倒霉的作者敢胆大包天地晒晒跑车的巨大魅力，我只能祝福他了……四分之三的批评家都虚伪得无可救药。因为，还有什么能比在阳光里开着漂亮的敞篷跑车，听脚底踩出轰隆的声音仿佛听一只被驯服的老虎更带劲呢？还有什么比知道在高尔夫球场的尽头，在那些和你一样快活，和你一样物质无忧的人家中有一杯冰镇威士忌在等你更兴奋呢？说到底，在眼前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寻找和发现一个令人快乐的去处更加理所当然呢？是的，多么虚伪啊，这些人！当我们在花钱或拿钱打水漂（最好是正有人从水里经过）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将之变为一种华丽、古怪、可笑但还可以流通的东西时，钱从来不会发出铜臭。铜臭与否和赚钱的方式相关，尤其与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总喜欢跑来侮辱知道真相者的智商：那些乘坐二等车厢或组织车队旅行的人难道不是做梦都想下榻到我所说的别墅，去享受冰饮和茶点吗？只是，他们并未受到邀请，原因无关社会公平，但他们永远受不了有人欢呼雀跃地对他们说，他们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一群。
于是乎，在那间酒吧里，埃莱奥诺正和年轻的金发男子跳舞，男人与众不同的命运已经注定，光荣、疲倦、衰老、被遗忘。在这样光环围绕的命运里，人们总能在无关紧要的小报上见到他的脸——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打死也不愿再出现在上面。演员还稍微好点，通常是作家、画家、导演，所有那些被称为“海报脑袋”的人。要说“海报脑袋”，其实是有海报而不见得有什么头脑。
埃莱奥诺和布鲁诺跳舞，他们追随自己的舞步穿越了整个舞池，音乐在他们身上流淌，将他们带往更远的地方，布鲁诺露骨的欲望，混合着埃莱奥诺表面的冷淡，共同引领着他们的舞步、动作和姿势，这样的共舞只应此时此地才有。她喜欢在他的攻势下后退，她喜欢自己僵硬的长腿碰到他的腿，她喜欢他微微昏沉的脸，上书三个字：“我要你”。比这更近一步——她对“这”习以为常，她听到一个可怕的句子：“我什么也不会回答。”他问要不要下去喝一杯，远离吵闹，远离不知道正在和谁侃侃而谈的塞巴斯蒂安，她微笑答应。衣帽间的女士是布鲁诺的朋友，他下来时对她做了个手势，然后他带埃莱奥诺进了电话间，抱住她，一手环肩，一手绕腰。他有点喝高了，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自己想从她身上索要什么，尤其是在这顿对他而言太优雅、太清淡、太愉快的晚餐后，而对于一起用餐的那些人，生活和生活的快乐是一种早已深谙的习惯。这个女人，他要引起她注意，并且让她记住他。但是当他将她拉向自己时，反而是她浅笑着吻他微湿的脖子，并且与他同时，将手滑向了他的皮带。埃莱奥诺的眼睛在黑暗中灼灼闪光，然后她闭上了自己长长的眼皮，之后他们任自己滑向、坠入那个衣衫凌乱、指间温柔、动作缱绻的世界。这一切以一种惊人的熟练完成，这种熟练毫无犬儒的成分，且是他此前从未体验过的。不久之后他醒过来，眼睛仍然闭着，或者不如说是眼睛被快乐钉牢了（就像猫头鹰被钉牢在木桩上那样），他惊讶于她的嘴唇竟然如此盈润新鲜。埃莱奥诺看着这只冲动的小羊羔，心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冒险了。她不知道有衣帽间的女士暗中相助，而她向来最怕丑闻。但是她又必须抚慰这个男孩子，她知道，安慰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分享快乐。缠绵后的两个人，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黑暗中，一只手搭在一条手臂或腰上，睡梦中的人伸个懒腰，叹口气，复又睡去。不应该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生活，迫不得已时，可以，但是不要一个人睡觉。她知道，真正的危险，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涩、不加修饰的惨淡生活，诚然，生活可以非常艰难，有时是无趣——但是至少这种生活不会逼迫我们去做梦，除非是在激情岁月里（这就是一场战役了，常常很残酷却非常具体，至少有具体的规则可遵循）。相反，那些狂乱的梦，那些午夜里惊恐的梦回，和之后的心有余悸，更让她害怕。就是兰波说的那些令人心碎的黎明，她在塞巴斯蒂安的影响下读兰波，她对这个诗人理解得最深。她不怕死，因为死不算什么，不过是人生最后长出的一颗智齿。但是对死亡本身，她不敢大意。在埃莱奥诺的梦里，更可怕的，在她自导自演的画面中，她看见死神无可退避地靠近，身着灰色蕾丝衣服，头戴帽子，高傲的倩影对着一切的愚蠢礼貌微笑，就像餐桌上的一位贵妇，涵养一流，最后优雅地离开，但会把你一起带走。她的终极反抗就由此而来：她觉得死亡真正是一个卑鄙老妇，她专程来侵犯我们，若是疾病就慢慢渗透，若是事故就突如其来，但总归是带着侵犯的企图。她认为没有英雄主义的死亡。没有人可以死得很好，亦不可能解脱。我们死死抓牢一切，包括痛苦，甚至那些得了报纸所谓“痛苦长久之病”的人也如此。（奇怪，媒体总是很容易就说“勃起、骨盆、肝炎、膀胱”，却从不说“癌症”。）这种虚伪的避讳让人觉得恶心。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们是可以说肺癌的：吸烟等于肺癌。说到底，不得不承认，埃莱奥诺，美丽的埃莱奥诺，冷漠的埃莱奥诺，和那个叫埃莱奥诺的阿基坦公主一样遥不可及的埃莱奥诺，在这个陌生的年轻男人身上，在这个起初她看不起，连带他的职业、他的照片、他的快乐和忧愁一同看不起的男人身上重新发现了一种如此强烈、如此狂乱、如此骇人的东西，使她心绪纷乱。有些人是这样的，在还没有使出一招一式之前就已受伤，然而她手上是握有全副王牌的——这种情况，我想应该要追溯到弗洛伊德，追溯到他们年轻的妈妈，她们没有给予足够的母爱，追溯到他们可恶的爸爸，爸爸夺走了他们与母亲同眠的权利，追溯到他们自己，在黑夜中睁大双眼倾听双人床上的动静，总之，要追溯到所有这些有时合理，更多时候却让人厌烦，总之令人羞耻的习俗。如果，在十五岁的时候，我还不承认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肉体之爱上是如此和谐，我不仅是个先天白痴，还是一个后天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之徒。
我开始把一切都混一块儿了，埃莱奥诺和我，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过这很正常，因为这正是我的意图，如果忠实的读者能坚持把这篇奇怪的文字看完就会明白。我就这样把埃莱奥诺留在电话间里，膝盖微微颤抖，双臂缠绕在男孩的脖子上，这个孩子她还不甚了解，但她爱他的冲动。她很快就会和他共眠，既然她现在了解了他的重量、他的气味、他的呼吸。埃莱奥诺绝不是那种潮女郎——所谓的潮女郎，男人对她们而言是笨拙、诱人、见异思迁、愣头愣脑、令人怜悯的。她嘲笑妇女解放运动。同工同酬，当然可以啊，反正她也不工作。只是这些让她厌烦，所有这些。另外，男人总是睡得很好，他们睡着时像狗（蜷着腿），或像刺猬，稍微有点紧张，或像强悍的狮子，威武而招摇，但是如果你喜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带着所有者的从容姿态把手肘搁在你的胃上让你睡不着觉。我们呢，可怜的女人，夜色中睁着清醒的眼睛，隐忍着这个如此靠近如此霸道的重量。啊，是的，那条腿在你大腿上一搁就是几个钟头，都快跑出蚂蚁来了！想到这里，不禁要说妇女解放运动万岁！只是有时候，那一只迷途的手，或者按照阿拉贡的说法，一只一丝不挂的赤手会靠过来，或稚气或温柔，紧拽住我们的那一只。不管是天真烂漫，还是性感温柔，是色情暴力，还是缠绵悱恻，爱情的游戏总是大同小异，需要的不外乎“理解”二字，相互理解是第一要务：在私下抑或大庭广众之前，热恋中或冷静时，荫蔽下或阳光里，伤心绝望时或寻常日子里，都一样。否则，就完蛋了。对每一个完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愚蠢的、如无边的蛙鸣般聒噪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无法接受、无力判断，也无处遁形，然而生命中尚存值得经历的东西，尚存快乐，尚存需要去思考（假装需要思考）的东西，这些尚存就是需要我们去分享的。有时候，我甚至期待，是真的期待一架灰色钢铁飞机的到来，期待它突如其来的巨大轰鸣，期待那些望向轰鸣的惊恐的脸，和从飞机降落下来的看不分明的黑暗物。我渴望天空爆炸、撕裂，我们的眼睛和耳膜爆炸、撕裂，甚至渴望那种难忍的燃烧和灼痛，渴望那一声在这个标榜科技进步的时代略显滑稽的原始呼唤，那一声无法取代的“妈妈！”。如果这场灾难降临，我唯一害怕的是那时自己是一个人待在一间大房子里，空谷回音一般。死，可以，可是当地动山摇、世界就此灰飞烟灭的那一刻，我想要有个人可以让我把脸埋在他颈窝，仿佛如此我便可以满怀骄傲、激情和诗意地走向死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让我知道自己内心曾有过的一股勇气、一种反抗、一份爱情或别的感情，而这些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
我爱做梦，我做梦然后胡说八道，过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从巴黎回来后的一个夜晚让我觉得很有诗意。在巴黎的那两日，身边接触的人永远理智、现实，他们的人生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更可怕的是，对于未来的一切他们也都了然于心，对于他们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玩笑了，余下的便只有一心等死，死亡于是也正在高速运行中，一路畅通无阻。所有的诗人都是夜猫子，热爱夜晚和酒精，并且有点疯疯癫癫。我们真的有必要去买一些壳牌股票和一台洗衣机来使自己显得更有身份，或者让自己老无所依时有所保障，让自己在风烛残年享受安逸的生活吗？啊，不！夜夜笙歌的生活万岁！醉生梦死的快乐或悲伤的孤独万岁！亦真亦假的友情中的亦真亦假的热情万岁！邂逅时的逢场作戏万岁！最后，所有人都喜欢循序渐进、细水长流，而我们这些夜游者却爱疾风骤雨狂飙突进——一张面孔的遇见、疯狂的恋爱、罗曼蒂克的情谊、将歃血为盟取而代之的饮酒之盟，这一切万岁！我们不是虔诚的印第安人。那又怎样？我们是疲倦的欧洲人。言归正传，让我们完全、直接回到我的绵羊[36]，我的小羊羔，我的老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母老虎那里。以上种种，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夜晚，在这个童年没有茁壮成长、却在二十八岁时成为法国电影头号新星的孩子布鲁诺·拉费的慌乱和急欲掩饰慌乱的意图面前，埃莱奥诺有一瞬的心醉神迷的原因。
十四
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多维尔和巴黎之间的火车上，我看见窗外一只安详的山羊，坐在一条波光粼粼的溪边，形单影只。稍远的地方，三个光着上半身的男人，其中两个是瓷白肤色，另一个是非常漂亮的古铜色，他们正在放火烧杂草（火光在明晃晃的白日下黯淡，却燃烧得更明亮了，像一堆患了血友病的火……）看，一篇多么美的法语作文！我情愿我的人生是一篇悠长、古典的法语文章：通篇引用普鲁斯特，假期是夏多布里昂，十八岁是兰波，二十五岁是萨特，三十岁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当然，我早已经过、并且是毫不犹豫地经过了那些阶段。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篇紧追急赶的草率之作，一个坏学生的作业，她压根不懂引用那些名人大师，只知偶尔写写自己的幸福、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快乐满足。事实上，我活得如此匆忙，以至于年年岁岁都如此相似，以至于这些割草农人缓慢的动作、香烟悠然的明灭在我眼里简直奢侈到了极点。而在这一刻，我同样也活得很舒缓。我相信，他们记得每一个瞬间，而我呢，在乡下写作的过去六个月已经变成一支由众多瞬间组成的华尔兹，那里有黑色的树，慢慢变成深绿，再变成苹果绿，那里鸟儿最初在米色的天空里羞涩内敛，尔后在春天的第一抹红色晴空下变得活泼而张扬。人们一定认为我对季节相当敏感（参照本书：“哦，多美的秋天，哦，多美的春天”），其实是因为在时间的冰场上，在秋天和春天之间，一九七一年没有冬天。
趴在这张陌生的床上，埃莱奥诺知道自己的背部线条优美，泛着金黄色，并且手感光滑。她看着这一个个散落在房间地板上的奇怪物件。有一些木头人偶，或多或少带着非洲元素（确切地说是“或少”而非“或多”），有几个陶器，还有一些小玩意让她可以从中窥探他的审美观——这个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审美观。他只有本能，却无品位。他是那一类男人，永远直奔他所需要或需要他的人，或单纯只是吸引他的人。他们会在一件物品前晃着手臂询问日期、细节和一些参考数据，可是对任何一个活人，他们永远不会问这些，因为早已（本能地）了然他们的整个履历。外界盛传布鲁诺·拉费拥有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和不俗品位，这让埃莱奥诺很觉厌烦——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年轻男人有收藏癖更让她绝望的了，这一系列毫无鉴别但肯定耗费巨大的购置奇异地装饰了她新情人的生活。在这间故作怪诞的公寓里，埃莱奥诺看得很明白，这不是一个品位高尚的老收藏家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而是这个没有品位的年轻人为了迎合一群或恶毒或无知的大众的崇拜而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打包的结果。这让她觉得可笑，却是一种温和怜悯的、几乎是柔软的笑。他在她身边熟睡，脑袋夹在两肩之间，连在睡梦中也像生活中一样无法肆意伸展，有那么一瞬，她从心底同情他有这样一个食肉动物的残酷命运。也许有一天，他会在酒精、毒品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中沉沦，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那些被教化的哈巴狗中之一员，对着莱卡的镜头，对着电视台摄像机的嘴脸雀跃，也会像他的同行一样，四仰八叉，张牙舞爪，只为了照片能上头版。在这一切之前，他是那么美，在早晨的光线里，在那一堆来自缅甸的古董吉祥物中间；他显得尤其美，因为这些衰老的木头是假的，而他青春的皮肤是真的；他显得更美，因为他不曾为购得真品木头而大费可笑又肤浅的脑力。十年后，他或将成为一个可怜之人，一败涂地，或混得不错，一个上等人。而事实上他所能依靠的无非是自己身上最不可靠的东西——他的皮肤、光洁的牙齿、恋爱的天分，以及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他的勃勃野心、他的无所顾忌、他的商业头脑，假如一切顺利，他就可以依靠这些从一个台阶跳到另一个台阶——这最后一级台阶便拥有了特权资格。埃莱奥诺自然在心底嘲笑这一切，因为她在一开始就已经得到了一切，文化、修养、高贵气质，尤其是不逐名利的淡泊心境，她知道所有这一切只可能属于一类人——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高贵之人，更多的是指这样一些人，与阶层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那些随时准备把钱花光的人；她感到自己对这个实在太不幸的陌生孩子生出一股莫名的温柔。她从来没有哪一分钟想过有一天他会让她受伤。他有太多的王牌，而她已所剩寥寥，他太依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则早已不再眷恋手上残存的东西。要知道，在爱情里，唯一坚不可摧的“装甲车”，唯一具有长距离射程的大炮，唯一躲避不了的炮眼，更可怕的，唯一不能直接往别人头上扔、同时又会延长战斗的炸弹，就是淡漠。她身后拥有足够的储备可以夷平这个移动的战场，也就是男孩的胸膛，他的肋部，上面布满金色的汗毛，如地上成熟待收的庄稼；她拥有足够多倦怠的大炮可以直击这颗离她咫尺的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至于那个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去使用的、投向自己情感的广岛的炸弹，就是那句很简单、如今却被用滥了的“您让我厌烦”。而这个被俘获的征服者，此刻正在其婴儿般的睡眠深处，拥有金黄色的头发，双手以一种本能的保护姿势覆在脸颊上，也许因为她，也许因为她所不知道的他过往的生活，他让她感受到一种由自己内心生发的温柔的伤感。是时候回到塞巴斯蒂安身边去了，她那随心所愿可聚可离的哥哥，一个无所不能的无用之人，一个如此智慧的可爱傻瓜，如此温柔的冷漠之人，如此可靠的善变者，一个活着的矛盾体，唯一一个她并非爱，而是为之惊奇的男人。她把熟睡的人留在了那些静默的非洲雕像中间，它们可能因为在太新的地毯上显得太古老而看起来面目狰狞；她留下这个睡梦中的漂亮年轻人离开了，尽管知道他很快就会醒来。像科克托的女主角那样，她用沙哑的嗓音打电话叫车，就是那种人们在危急时刻呼唤神甫或一个爱自己的小混混的嗓音。接着，在电话答录机里留下她浪漫多情的声音之后，她哼着奥芬巴赫的一支古老曲子下了楼——曲子并不符合她此刻的心境，却突然萦绕在她心间，因为它正应和她在楼梯间的脚步声。就像两个月前的塞巴斯蒂安一样，她走在清晨醉人的蓝色巴黎，也如他一样，心想自己是完好无损的，却忘了告诉自己，一旦她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她就再也不是完好无损的了。
十五
于是在这个清晨（这个清晨一点也不苍白，因为秋天已然繁盛），这一次，轮到塞巴斯蒂安等待埃莱奥诺归来。他清楚地看着埃莱奥诺任由自己被征服，准确地说是征服了那个年轻人。起初这让他觉得好笑，然后他开始思考，最后，一个人在这间公寓里形影相吊，如无依的孤儿，他不禁悲从中来，这种冷彻心扉的感觉从未有过。他没有意识到，这六个月，他已经习惯成为那个出门的人，现在成为那个留守的人，或者不如说是那个等待的人，这对他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因为反常。为了打发时间，他拿起一支笔，开始写起自己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缺席。（当情况太糟糕或有一点糟糕时，他有个好习惯，他会给自己找原因并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他给所谓的缺席列了详细的清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