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星期日
巴特西。炎热的一天。芙蕾雅和我听了首相的广播演说，他宣布我们现在与德国正式开战[58]。史黛拉在厨房的地板上四处乱爬，发出小狗般尖利的细细叫声，这意味着她非常开心，开心得不得了。我抱住芙蕾雅，吻着她的眉毛。不要去参军，她悄声说，求你了。我把弗莱明的邀请告诉她，我们祈祷它仍然有效。
稍后，我独自一人走进花园，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几片飘浮的白云。天气潮湿闷热。教堂的钟声响起来。我奇怪地感到放松，就像病入膏肓的患者突然得到诊断：“病情严重，蒙斯图尔特先生，但无须绝望。”矛盾的是，最坏的消息一旦得到确认，反而会让人思绪清晰：至少前路是明朗的了，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这个炎热的夏日，站在自家狭小的花园中，我思考着，对蒙斯图尔特家的三个人而言，这场战争会以毁灭而告终吗？我感觉恐惧像刺骨的冰水渗入全身。
注释：
[1]莫里斯·德·弗拉曼克（Maurice de Vlaminck，1876—1958），法国野兽派画家。——译注
[2]瓦莱里·拉尔博（Valéry Larbaud，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3]安娜·尼可拉芙娜·布洛古索娃（Anna Nickolaevna Brogusova），1928—1929年间洛根在巴黎经常光顾的妓女。
[4]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1967），法国作家，1923年出版过关于雪莱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记《爱丽儿》。
[5]H. G. 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时间机器》等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译注
[6]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英国20世纪初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小团体，成员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凯恩斯和T.S. 艾略特等人。——译注
[7]奥利弗·李（Oliver Lee），1927—1955年间为斯托克维尔南区的下院议员。
[8]达拉奇（Darracq），1896年成立于法国的汽车公司。——译注
[9]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Chesterfield），一种扶手与靠背同高的沙发款式。——译注
[10]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当时也在巴黎。
[11]《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2]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当时的法国总理。
[13]拉姆齐·麦克唐纳在6月组建了第二任工党政府。
[14]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文学评论家、作家。他和他的妻子吉恩当时住在国王路312A。
[15]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16]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著名演员及导演，以“冷面笑匠”闻名，1960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译注
[17]丘纳德女士（Lady Maud ‘Emerald’ Cunard，1872—1948），社交名媛，南茜·丘纳德的母亲。［南茜·丘纳德（Nancy Cunard，1896—1965），英国作家、激进记者、豪门女继承人、政治活动家。——译注］
[18]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外交家、作家、政治家。——译注
[19]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1896—1980），英国极右翼政治家，因组织创立英国法西斯联盟而出名。——译注
[20]威廉·格哈迪（William Gerhardi，1895—1977），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21]伊夫林·沃当时27岁，刚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22]西普里安·迪欧多内（Cyprien Dieudonné，1888—1976），纯文学作家、诗人。他是“世界主义者”组织的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瓦莱里·拉尔博、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亨利·莱维特（Henry Levet）等。
[23]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1887—1961），法国诗人、小说家。——译注
[24]玛哈特马·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当时刚刚出狱，正与印度总督一同参加圆桌会议。
[25]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国/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26]德国银行确实在7月崩溃了。
[27]伯恩＆米尔纳裁缝店（Byrne ＆ Milner），洛根做衣服的裁缝店，位于伦敦马多克斯街上。
[28]两人在1932年某个时间再次见面。彼得·斯卡比尔斯现在是《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彼得和苔丝的儿子詹姆斯于1931年出生。
[29]英国法西斯联盟（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缩写为BUF），成立于1931年。
[30]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城市。——译注
[31]索普戈丁厄姆，原文为Thorpe Geldingham，在英文中，Gelding意为“去势的人或牲畜”。——译注
[32]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1876—1947），法国抒情诗人、散文家。——译注
[33]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18世纪英国小说家。——译注
[34]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现代管弦乐先驱，在文艺复兴末期创立威尼斯歌剧乐派，还创作了许多宗教音乐和牧歌。——译注
[35]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刚果共和国的首都。——译注
[36]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7]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38]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英国小说家。——译注
[39]莎莉·罗斯（Sally Ross），安格斯的未婚妻。
[40]西尔玛·弗内斯（Thelma Furness，1904—1970），爱德华八世的情妇之一。——译注
[41]指《夜色温柔》。
[42]杜肯·格兰特的一位画家朋友。
[43]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四卷：1931—1935》。
[44]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作家，詹姆斯·邦德007系列小说的作者。
[45]分别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威尔士亲王现在成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
[46]圣詹姆斯的酒吧。
[47]沃当时已与劳拉·赫伯特（Laura Herbert）订婚，后来两人结婚了。
[48]国王退位后成为温莎公爵。他在12月11日向全国广播，讲述了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49]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记者，后来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她当时在马德里为《科利尔周刊》工作。
[50]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
[51]车和司机都是共和政府特地为海明威提供的。
[52]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艺术家。海明威在1925年以250美元的价格购得他的画作《农场》。
[53]原文为CAUC，即Complete And Utter Cunt的首字母缩写，是洛根用来骂人的最狠的话。
[54]1938年秋天，希特勒威胁要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语区，欧洲大战一触即发。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坐飞机前往慕尼黑，参加了四方会谈（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各方达成一致，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并未受邀出席会议。张伯伦从慕尼黑凯旋，带回由希特勒签字的表示“我们两国人民永不交战”的一纸文件。
[55]3月15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表面上是要“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受新近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控制。
[56]但泽（Danzig），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也是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的军舰炮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译注
[57]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1903—1973），南非作家，长期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任审稿人。
[58]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军队3日上午11点前撤退。但希特勒并未听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记
伊恩·弗莱明言而有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就联系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并给他在海军情报处找了个工作。这个鼎鼎大名的情报部门位于摩尔大街的海军部，一九三九年，指挥这里的正是约翰·戈弗雷上将（弗莱明是他的助手）。蒙斯图尔特被任命为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特别部门）上尉。在情报处内部，他被分配到宣传部门，专门负责监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出的情报，还要按照指示，想办法聪明地确保这两个国家中立。一开始，他只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刊登反德故事（一般是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关的）。蒙斯图尔特还主张向里斯本、波尔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等主要城市的市民散发传单。他喜欢海军情报处：这个机构的气氛轻松且略显放荡，但工作效率高到令人自豪。他还觉得，自己身穿手腕处带波纹状金边的海军蓝色制服（由伯恩＆米尔纳裁缝店手工缝制）显得相当时髦。
一开始，芙蕾雅带着史黛拉住到了柴郡的娘家，不过，大家预料中的伦敦大轰炸一直没有发生，她们便在一九四〇年初搬了回来。彼得·斯卡比尔斯自愿加入消防后备队。本·利平和他的家人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巴黎，在圣詹姆斯的杜克大街又开了一家小画廊（还是叫“利平兄弟”）。战争期间，服役士兵和军官是不准写日记的。洛根似乎知道这一点，他的记录经常被打断，除非发生了什么让他特别有兴趣的事。
1940年
6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我把福斯蒂诺的米罗画作拿到本的画廊，把它们在画廊地板上摆开。他简直是一把抓住了椅子，才没有惊得当场倒地。“你知道这样的收藏意味着什么吗？”他说。我解释了它们奇特的来历。“好吧，我猜东西在谁手里基本上也就算是谁的了，”本说，“你真的不知道它们属于谁吗？”我告诉他，这是个谜，欧内斯特·海明威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本似乎全身都在颤抖，大概是因为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不停地说，这种事画商一辈子可能也就碰上一两次。我说我现在很缺钱，它们已经在我家的橱柜里放了三年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本付了我三百英镑，他说他会代表我把最大的那幅画卖掉。至于什么时候卖，他也不确定；他要等到市场价合适，或完美买家出现的时候再出手。他对我简直是感激涕零，但又因为没能立刻交割而不那么感激。保罗·克利病得很重[1]，他说，他提出再给我一百英镑，买下我那幅克利的小画。我说我暂时还不想卖，非常感谢你。
在英国广播公司旁边的餐厅吃午餐——猪肝香肠和沙拉。难道食物定量配给已经开始了吗？跟杰弗里·格里格森（一个易怒又暴躁的人）聊到乔伊斯，不过我对《地平线》[2]赞不绝口，多少平息了他的怒气。
6月26日，星期三
海军情报处新来了一批指挥官，其中一个竟然是詹姆斯·范德普尔——我的中学同学。他的身材还是和从前一样结实健壮，但他现在蓄着尖尖的姜黄色胡须。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我认为，他发现我是他的属下后有点尴尬。我们去格林公园散步，回忆在艾比的生活。他跟我说了一些同学的近况，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今天傍晚接到迪克·霍奇打来的电话。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他，我也是海军。做什么呢？他问。机密哦，我说。能严肃地说出这句话，感觉好极了。
7月8日，星期一
戈弗雷和弗莱明把我和范德普尔叫去，问我们对里斯本熟不熟悉。我说，很熟悉；范德普尔说，不熟悉。“至少有一个熟悉的，”戈弗雷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去的就是那里。”我问为什么。因为温莎公爵去了那里，戈弗雷说，他坐飞机逃离了他在法国的住处和不断逼近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需要盯着他。大使馆不能监视他吗？范德普尔问（我感觉他不大想去）。显然，大使是个神经质的人，军情六处安插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是个嗜酒狂，大家都讨厌他。公爵的地位相当微妙，戈弗雷继续说，他不能回到这里（出于家庭的原因），但我们又不能冒险让他落入纳粹之手。我说：“我见过他一次，在比亚里茨，一九三四年。”弗莱明看着戈弗雷，仿佛赢了赌注。“我就跟你说了吧，蒙斯图尔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神秘地说。
我回家跟芙蕾雅说了这个消息。我说我不会有危险，因为要去的是里斯本，她似乎并不担心。“你会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吗？”她说。我告诉她，我会为我俩喝下一整瓶红酒。
7月10日，星期三
里斯本。范德普尔和我从普尔港乘坐桑德兰海防司令部的水上飞机出发。一路顺利，没有麻烦。里斯本挤满有钱的避难者，欧洲所有乱七八糟的人似乎都来这儿寻找安全出路了。头一回，我奇怪地感觉到，里斯本和葡萄牙都处在旧世界的边缘。在这非常时期，担惊受怕的过客们聚集在此，远眺浩瀚明亮的大海，寻找某种安全的信号。
我们去大使馆报到，一个叫斯托普福德的男人冷冷地接待了我们——他是所谓的“财政专员”，实际是军情六处在葡萄牙的头儿——他颇不情愿地给我们做了情况简介。随着法国的加速沦陷，公爵及公爵夫人在六月十九号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在昂蒂布的别墅，带着随从和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经由陆路去了马德里。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九天美酒美食的宴请，然后才来到葡萄牙。他们目前住在葡萄牙百万富翁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在卡斯凯斯的房子里，离市区大概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海军情报处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斯托普福德恶狠狠地说，“那房子里有我们的人，周围全是葡萄牙警察。他就是放个屁，都不可能逃过我们的耳目。”
我们离开时，我对范德普尔说：“这个酒鬼，还挺会安慰人的。”“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正派。”范德普尔说。不知为何，我觉得我们这位范德普尔并不适合情报工作。我们回到乌烟瘴气的旅店，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它有个贴切的名字，“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爬上床，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流感。
7月11日，星期四
范德普尔发高烧了。今天晚上，我去参加大使馆的酒会，认识了大卫·埃克尔斯[3]，他在这里好像是个幕后智囊——消息非常灵通，他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能力也相当怀疑。他定期跟公爵见面，但我感觉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公爵表示，除非他未来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和公爵夫人的地位有了确定的保证，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埃克尔斯说，“想想我们现在的可怕处境吧[4]。”我又说起我在比亚里茨见过公爵的旧事，埃克尔斯差点给我一个拥抱。他立刻邀请我明天晚上去别墅参加晚宴。“我就跟他打过个照面。”我说。“没关系，”埃克尔斯说，“他周围全是疑神疑鬼、给德国人通风报信的资本家。你会是一股清风。”
刚刚回去见到范德普尔，把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他怒不可遏，禁止我去赴宴。我说只有戈弗雷才有这样的权力。给芙蕾雅写信，告诉她我将和戴维及华里丝[5]共进晚餐。到时候可有故事说了。
7月12日，星期五
要去公爵位于地狱之口[6]的别墅，得开车去几乎是欧洲大陆最西的位置，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住在海角悬崖上一幢粉红色的大别墅里，周围松林环绕。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们经过贝伦和埃斯托里尔，沿海滨公路到了卡斯凯斯。在前往卡斯凯斯（在别墅上面的小山上）的路上，我们被警察拦住两次。他们显然戒备森严。我们把车开进大门时，埃克尔斯提醒我，见到公爵时应“深鞠躬行礼”，但见到公爵夫人时，微笑握手就够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能称呼她“殿下”。我说我明白了。
别墅坐落在高高的石墙后面，又大又舒适，还有游泳池。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他的妻子玛丽在露台上迎接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端来喝的。在场的还有一对夫妇，姓埃塞卡。接着，我们就等待。继续等待。很多人暗中打量着我们，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时不时离开去跟用人说几句悄悄话，最后，温莎公爵及夫人终于从他们的房间下楼来了。
第一印象。两人的穿着打扮完美利落。公爵像个缩小版的美国电影明星，身材瘦削，矮小精悍，花白的金发向后梳着，穿着裁剪完美的晚礼服，手里随意地拿着一支香烟。公爵夫人应该四十五岁左右，同样娇小玲珑。他们如同一对漂亮的瓷娃娃，让你想放到壁炉架上的那种。我比他俩都高很多。公爵夫人化着浓妆，全身穿金戴银。她毫无表情，像戴着面具，下巴上有个挺明显的凸起的痣。轮到我时，埃克尔斯介绍了我，并提到比亚里茨。
“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见过面，阁下。”
“你打高尔夫，谢天谢地。”他转过身对公爵夫人说，“亲爱的，这位——呃，这位亲爱的先生——一九三四年也在比亚里茨。你还记得那次假期吗？是不是很开心？”
“我喜欢比亚里茨。”她说。
“我也是，”我说，“实话说，我觉得——”
“而且他还打高尔夫。”公爵说。
“戴维，不要这样插嘴。这位……什么先生？”
“蒙斯图尔特。”
“蒙斯图尔特先生正要跟我们说在比亚里茨发生的好玩的事呢。”
这时，有人打断我们，带我们进屋晚餐。我坐在埃塞卡夫人和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旁边（她有着欧洲富婆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态度，相当迷人）。埃塞卡夫人说西班牙语和磕磕巴巴的法语。玛丽说着流利的英语。埃克尔斯和公爵夫人经常一起开怀大笑：似乎非常开心。我当时心想，要记住这一刻，洛根——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海边的漂亮房子，事无巨细都照顾周到的用人，还有美食与美酒。战火中的世界。
我们离开时，公爵找到我，问我明天下午有没有空去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我说我还真有空，非常感谢，等等等等。他逗留了片刻，我说，在经历了横跨欧洲的艰难旅程后，他的身体状况还这么好，真是令人高兴。他脸色一沉，闷闷不乐的，压低声音说：“我在这里就是个囚犯。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和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什么都没有。”我深表同情，我们约定明天三点在俱乐部碰面。
开车回里斯本的路上，埃克尔斯得知这个约定后颇感兴趣。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洛根，要是你能告诉我，你向海军情报处汇报了哪些事，我将感激不尽。”当然没问题，我说。接着我又补充道：“你知不知道我上哪儿能搞到一套高尔夫球杆？”
7月13日，星期六
陛下的政府慷慨地为我采购了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他们？）太大方了，我装备齐全地出发前往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公爵、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一个名叫布里托·埃·库尼亚的人半小时后也都来了，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大概十来个葡萄牙探员。公爵说他想跟我打两球，并催促另外两人先发球。天气炎热，海上吹来微风。球场的地面被阳光烤得很硬，青草枯得都能燃烧了。我的第一杆让球在球道上跳了出去，就像在水泥路面上那样，弹了足足三百米。不过草坪浇过水，打起球来如果速度快还是可以的。
公爵落后了十二点，但他打得很冷静，从不冒险。打到第三球，我们停下来抽烟，让埃斯皮里托·桑托和库尼亚继续打。我把自己的球往地上扔去，它发出如同玻璃弹珠掉到柏油路面上的咔嚓声。“别人跟我说过，这就是在热带打高尔夫的感觉。”我说。
“哦，那我很快就会有许多机会练习了。”公爵阴郁地说。
“我不太明白，阁下。”
“他们要把我送去巴哈马。我要去当总督。”
“巴哈马？应该很不错。”
“你觉得他们把拿破仑送去圣赫勒拿岛时也是这么说的吗？”
公爵心情不佳，但球打得很好——我小心翼翼地不要挑战到他领先两洞的优势。在他的局势向好的同时，他的举止和轻率言行也有了改变。我感觉到，能和英国同胞兼高尔夫球友聊天让他很放松。
他说了一些事。
他的弟弟，英国国王，是个性格温和的笨蛋，被他的妻子完全控制在股掌之中。是王后不让他和公爵夫人回英国的。“她不想我们在那儿出现，”他说，“觉得我们会抢了他们的风头。她就是嫉妒华里丝。”
他烦死了葡萄牙，他渴望离开，但必须先“满足我的条件”。
有两个问题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令他担忧。一是，他们在昂蒂布和巴黎的房子里还遗留了一些东西（衣服、床单等），需要取回来；二是，英国政府拒绝放走他正在服兵役的勤务兵，不准他去巴哈马给公爵当贴身男仆。
“你有贴身男仆吗？”
“哎呀，没有。”我说。
“你应该找一个。大家都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贴身男仆是过不下去的。我要弗莱彻[7]，没有他我是不会走的。”
我想都没认真想，便脱口而出：“也许我能帮上忙。”
他朝我转过身，抓住我的胳膊。“相信我，蒙特菲尔德，要是你能做点什么——”
“我叫蒙斯图尔特，阁下。”
“蒙斯图尔特。我会感激不尽的。”
“还是让我先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高尔夫球打完后（公爵赢了，三比二，我给他写了张三英镑的支票），我径直去了大使馆，拍了封密码电报，发给海军情报处的戈弗雷。我说如果能让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退出现役，那我敢确定，公爵将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更加顺从。
范德普尔烧到了三十九点四度。可他仍然训斥了我，说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发了电报。“我是你的上级。”他咳嗽着说。我有种感觉，范德普尔如果继续这样，他很快就会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了。
7月14日，星期日
跟埃克尔斯喝酒。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胖嘟嘟的，但长相英俊，显然在战前就从西班牙铁路大赚了一笔。我跟他说了那天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事以及公爵对于弗莱彻一事的抱怨。
“这件事好像比去巴哈马更让他烦恼，”我说，“要是我们能帮他把弗莱彻和昂蒂布的那些箱子弄来，他就会完全听我们——听你的了。”
埃克尔斯看着我——目光并不友善。“这个说法很有趣，”他说，“我会考虑的。”
我们小心地谈论公爵。很明显，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所有人和他打交道时都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他要是心情好，就一切都好。他要是心情不好，那就会生着闷气，跺着脚，怎么也不肯出来玩儿。
7月22日，星期一
受邀在周三和公爵及公爵夫人共进晚餐。范德普尔向埃克尔斯提出抗议，坚持要代替我出席，埃克尔斯让他别犯傻。于是，范德普尔也不再跟我说话了——真是跟公爵一样幼稚。范德普尔似乎基本恢复健康，一整天都在大使馆里发电报，装出很忙的样子。我坐在阳光下，看着从公寓图书馆借来的老掉牙的侦探小说。真希望芙蕾雅也在这儿。维希[8]法国断绝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真令人丧气。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诠释战争的疯狂？而我却在这里跟前国王密切交往着。
7月24日，星期三
在前去地狱之口的路上，埃克尔斯警告我，就算有人要求，我也千万不要在公爵的访客记录本上签名。他还要求我决口不提海军情报处。显然，德国间谍正在四处散播流言，说英国秘密部门正策划着暗杀公爵[9]。埃克尔斯说公爵现在疑心重重、提心吊胆。
可实际上，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大笑着，不停聊天，给别人倒酒。我感觉他年轻时应该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发挥着个人魅力吧。公爵夫人突然对我更关注了；埃克尔斯倒是把我完全抛弃。公爵夫人跟你说话时，脸会比正常的距离更靠近五厘米。这样一来，哪怕是最无聊的话，也带上了一种亲密的感觉，她跟你说话时，你能在自己脸上感觉到她的呼吸。这是个神奇而有效的计策。她长得并不美，但不知为何，这种特殊的亲密感会让你觉得她选中了你——她关注的只有你。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她，不得不说，她的牙齿真是洁白无瑕。她穿着高级定制礼服，看不出身材。她很瘦，胸很平。她叫我洛根。
晚宴规模很大，全是埃斯皮里托·桑托的葡萄牙朋友。公爵和公爵夫人感觉到大使馆对他们的冷遇，埃克尔斯和我是在场仅有的英国人。晚上天气炎热，我们在露台上喝白兰地和咖啡。夜色中，海浪拍岸，发出轰隆巨响。公爵抽着雪茄，带着我走到草坪上，站在房子投下的光圈边缘。我说，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在经历了伦敦的灯火管制后，能看到埃斯托里尔海滨闪烁的灯光，真是让人心情开朗。站在炙热的夜色中，我感觉，我们如同置身一片世外桃源，没有战争，只有富裕又漂亮的人们，这话我没有说出口。不过，公爵反正也没有听我说话。
“我今天收到温斯顿[10]发来的电报，”他说，“我们得到弗莱彻了——他就要来加入我们了。”
“真是个好消息，阁下。”
“这都得感谢你，蒙斯图尔特。”
“没有，真的，我——”
“你太谦虚了。我知道你一定找了关系。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不值一提。”
“问题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到昂蒂布那些装衣服和床单的箱子。要去巴哈马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它们。你要是还能……”
“我会尽力的，阁下。”
我们漫步走回露台时，公爵夫人把我叫过去。她的脸跟我的脸凑得那么近，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她要吻我的嘴唇呢。结果她说：“你能不能去访客记录本上签个名，洛根？”她指给我看大厅靠墙小桌上的本子。“感谢你为戴维做的一切。”她悄声补充。说完，她摸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拿起钢笔，假装写下我的名字。她已离开了。
回到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给我留了张字条。明天，我就要坐水上飞机回伦敦了，而他会留下来。这个可悲又满心嫉妒的小畜生。
［八月一日，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乘坐美国邮轮离开里斯本，赴任巴哈马群岛总督。在伦敦，洛根记录了这次里斯本之行的经过、他与公爵夫妇的会面情形以及他对两人的印象（比他在这本日记中的记录要谨慎得多）。海军情报处传阅了这份长篇机密备忘录[11]（大约六十页）。大家对它的评价很高。
当年九月，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开始遭到轰炸（伦敦大轰炸[12]），芙蕾雅和史黛拉再次躲到柴郡的德弗雷尔家，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洛根的母亲仍住在萨姆纳，现在，她家里住了大约十八位租客，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和恩卡纳茜欧住在一楼的大房间里。洛根继续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他还定期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西班牙语部门撰写新闻简报。］
1941年
12月31日，星期三
年终总结。芙蕾雅和史黛拉正在睡觉。我坐在屋顶下小小的书房里，遮光窗帘拉上了，威士忌酒瓶就摆在面前。
战争。战争，战争。我的大脑还无法接受。东方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13]。珍珠港事件又让人振奋。这终于把美国人拉入战争，我也第一次放任自己想到这场战争的终结——胜利的终结。谢谢你，裕仁天皇。
伍尔夫女士三月自杀——溺死在乌兹河，跟苔丝一样。死在水边。乔伊斯今年在苏黎世去世，大家都说他已病入膏肓，双目失明，过早衰老。说说我的情况——
健康：大体不错。拔了两颗牙，九月得了流感。喝了太多酒。
家庭：芙蕾雅和史黛拉都相当好。今年我和莱昂内尔见了三次面——我觉得惭愧。
工作：范德普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花很多时间写西班牙语的新闻简报。芙蕾雅接手了我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审稿的任务，每周二十英镑。我必须指出，她干着和我同样的工作，工资却少了百分之三十。罗德里克绝不让步——他这是在惩罚我没有交出《夏日》的稿子。我给《地平线》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魏尔伦的长文（西里尔大加赞赏，但还没有刊出来）。给报纸写了些书评，海军情报处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十五英镑，加上芙蕾雅的工资，再加上出售米罗画作的意外之财，我们现在前所未有地富裕。
房子：给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换了结实的新门窗[14]——我们睡得更安稳了。梦到了西班牙。现在谁在奇科特喝酒？我试着想象巴黎遍地都是纳粹士兵的情形。
总而言之，这是荒废的一年。我请求弗莱明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可他说我太脆弱了，不适合去伊比利亚半岛。
朋友。本（跟以前一样）；彼得（更疏远了）；伊恩（真的看不透他）；迪克（没怎么见过）。不过，我并不需要朋友，因为我有芙蕾雅。
总体反思。我现在穿着军装，我为这场冗长战争的终结做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我的职业——作家——暂时被搁置一边。多亏皇家海军和胡安·米罗（以及福斯蒂诺），我有了偿债的能力，可我却无法拿到我在法国的版税收入。我必须多看书。我终于抽出时间看了海明威写的关于西班牙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简直是场愚蠢的灾难。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写得这么差劲？
决心：少喝酒。我害怕这场战争会让我变成酒鬼。找到一本我真正想写的书（换句话说，放弃《圣让的夏日》吧，你这傻瓜）。
最喜欢的地方：梅尔维尔路。
恶习：拖延症。
信仰：对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爱。
目标：安然度过这场战争，写点有价值的东西。
梦想：开车从巴黎往南走，直到比亚里茨和大西洋，有芙蕾雅相伴身旁，还要在巴黎皇宫酒店定个套间。
1942年
2月20日，星期五
和彼得（斯卡比尔斯）一起吃午餐。他看起来瘦削憔悴，病恹恹的。他说他的孩子们现在跟他的父母一起生活。他不能待在马洛的房子里——那里有苔丝的鬼魂。他跟苔丝的父亲克拉夫大吵一架，克拉夫冲着他大吼大叫，两人差点动了手。我表示同情：事情太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接着，他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教导，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
我：你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彼得：内疚吧。我觉得苔丝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我逼死的。
我：别说傻话了。她又不是自杀的，是吗？
彼得：我永远都没法确定了。就算那是个意外，我也敢肯定，她掉到水里之后是想死的。
我说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不是牧师，可他不为所动。他说他希望上帝重回他的生活。我说，好吧，陪你从小长到大的那个上帝，你们圣公会的上帝有什么问题吗？他太软弱了，他说，他太通情达理了，太善解人意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干预世事——他更像个完美的邻居，而不是神。我需要感受到上帝可怕的怒火，以及他将对我实施的惩罚，他说。我的圣公会上帝只会露出悲伤的表情，责备我一番而已。
“看看我们俩，”我越说越愤怒，“我们坐在这儿，两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又精通世故的作家，说着天堂里的上帝。这全是胡说八道啊，彼得，全都是。你要是想让自己心情好点儿，还不如给太阳神献祭一头羊呢。这和你现在说的这些意义相近。”
他说我不明白：要是一个人没有信仰，那他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我意识到，他的“信仰转变”应该是某种形式的赎罪——他需要这种惩罚。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苔丝和两人的共同生活的书。
“一本书？传记吗？”
“小说。”
2月27日，星期五
今天我三十六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中年人了？也许这个称号我应该等到四十岁再接受。芙蕾雅给我烤了个蛋糕，海绵蛋糕（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真正的鸡蛋），还在上面插了三支红色蜡烛和六支蓝色蜡烛。史黛拉非要吹蜡烛。“你几岁了，爸爸？”她问。我给她数着蜡烛。“我九岁了。”我说。芙蕾雅看着我：“看看这是谁家的大孩子呀？”
抛开这场战争，我猜你确实可以说，我再幸福不过了。只有两件事让我烦恼——莱昂内尔，和我的书。我和莱昂内尔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同时也因为洛蒂[15]再婚了。莱昂内尔快九岁了，对我来说，他几乎就是个陌生人。我还在担忧：我感觉我的才华在慢慢消失。除了偶尔受委托写写报刊文章，我没有写其他东西的冲动了。也许要等这场战争结束，我才能重新开始。
4月15日，星期三
今天，彼得获准加入罗马天主教会。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教父，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心并不诚。我觉得他有点伤心，不过没办法。他问我，能不能把写苔丝的那部小说手稿寄给我，让我“确定一些事实”。听他的意思，好像就快写完了。说实话，我一想到要看那本书就觉得恶心。
5月4日，星期一
去英国广播公司，又做了一次向西班牙播出的广播节目——显然，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德国入侵加纳利群岛的恐慌。出来的路上，我碰到路易斯·麦克尼斯[16]，我不怎么认识他，他却对我的《女孩工厂》赞不绝口，这让我颇为尴尬。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并将原因归于战争。他说他很清楚我的感受，但我们还得继续写呀，这场战争也许会持续五年，甚至十年，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艺术才能因此冻结。“要不然我们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别人问‘你在战争期间写了什么’，我们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写吧。”他闪烁其词地说起，想把《女孩工厂》改编成广播剧，可又担心题材有点猛。总而言之，他给了我灵感——和其他作家见面总能给我灵感，我意识到，我们有着某种隐秘的兄弟情谊，哪怕最后这种情谊只限于同情彼此的感慨和抱怨而已。我回到家，通读了一遍我写完的《夏日》的章节。写得太差了。我走到花园尽头，把写完的东西通通扔进火炉。我没有后悔；实际上，我如释重负。只是，我有点担心对于我在多年前就已花光的那些预付款，罗德里克会怎么说……
5月28日，星期四
伊恩（弗莱明）今天悠闲地走进我们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相当严肃地看着我。普洛默也在办公室里，他说：“当心点，洛根，伊恩又露出他那‘嘿我刚想出个主意’的表情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文件，他说是给我的。“‘G’就是贡扎果。”他说。“那又怎么样？”我说。“你有一半乌拉圭血统，又出生在蒙得维的亚——多奇妙呀。你的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我说我基本能说，不算很好。伊恩看着我，点点头。“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把你完全派上用场，洛根。”他说。这句话让我有点儿不安，这不安只持续了一会儿，现在我觉得它不值得细想——伊恩就是空闲时间太多，想了个疯狂的主意罢了。
（7月—8月）
行程。芙蕾雅和史黛拉去了柴郡。我跟她们一起住了一个礼拜。接着在德文郡和利平一家住了十天。乏味而漫长的八月。突然沮丧地意识到，我们已打了近三年仗了。我回想起我们在三十年代焦躁又烦恼的生活，似乎是一个逝去了的黄金时代。
（8月）
从德文郡回来了。我带着史黛拉去见母亲——她突然显得老了很多。毕竟，她都六十二岁了。她开始回忆起蒙得维的亚，这不像她：以前，她总是期盼着来欧洲，哪怕是伯明翰都让她觉得充满异国情调。今天，当我们坐在她凌乱的厨房里，恩卡纳茜欧在唯一的水槽里洗着茶碟时，她却不停地向我哀叹。洛根，她说，我现在成了女房东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件体面的事。我本想指出，要不是她让普兰德盖斯特把父亲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那我们俩现在的生活应该舒适得多——可我不忍心说。我发现，她瘦了，这正是让她显老的原因；她以前一直很“丰满”，现在不是了。她很爱史黛拉，史黛拉减轻了她失去莱昂内尔和贵族儿媳的伤感。她和恩卡纳茜欧欣赏着史黛拉雪白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和湛蓝的眼睛，仿佛她是遗传基因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她们盯着她看，看得入了迷，说的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事：“你看她是怎么开橱柜的呀”“你看，她又打喷嚏了”“你看她在玩娃娃”。那语气仿佛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孩子能掌握这些技能似的。她们抱起她，不停地吻她；吻她的双手、她的膝盖，还有她的耳朵。史黛拉平静而宽容地允许了这些举动。我们离开时，我关上门，听到恸哭和啜泣。
9月17日，星期四
收到罗德里克的信，暗示我可能会吃官司，他要求我归还《夏日》的预付款。与此同时，彼得·斯卡比尔斯新小说的打字稿寄到了，书名颇不吉利，叫《罪行》。第一句是这样的：“西蒙·特兰平顿从没想过，他会把夏尔马和漂亮姑娘联系在一起。”我不忍再读下去了：在这本利用苔丝短暂又不幸的一生写成的书里，我知道，会有一些真正令人恶心又烦躁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