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来就只能瞄到他们一眼），这样的频率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兄 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离开了湖边别墅，穿着我被捕时的衣服，它们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给了我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由内政部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乌拉圭公民贡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车拉到意大利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加入了两百名其他流散人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队伍，我们被送上开往米兰的封闭列车，要被送到切尔托萨附近的拘留营（三十三号营）等待审讯。我在琉森湖畔别墅的日子结束了。我终于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事后补记。一九七五年。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并被囚禁时，瑞士军队的情报部门正好出现了暂时的恐慌情绪，从而将局面弄得复杂。自从战争开始，瑞士就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并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收到绝密的情报资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误让这条密线陷入危险，瑞士方面也越来越紧张，害怕收到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还担心德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想要把瑞士变成他们“欧洲堡垒”大计划中坚不可摧的一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才真正开始得到缓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来到这个国家，可以说选了一个最糟的时机。我可以说跳进了一个交织着偏执多疑和军方恐慌紧张情绪的蛇窝。我的一切——我与乌拉圭的联系、神秘的“路德维格”，以及我承认自己是来和纳粹高官取得联络的坦白——都让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出卖我的人绝对没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12月19日，星期三
切尔托萨。三十三号营。又开始积累财物的感觉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套剃须工具，还有几本美国杂志——它们标志着我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办法跟一个名叫克罗泽的英国联络官说上了话。他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来，无论我的故事乍听有多离奇，但它确实是真的。当我看到他眼中的质疑逐渐被信任所取代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他说他会立刻给伦敦发电报。我请他也给芙蕾雅发份电报，并把写给芙蕾雅的信交给他。他承诺一定会将信送到，并给了我笔记本、钢笔和墨水。他建议我趁着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以备忘录的形式把一切写下来；他还警告我，在被送回家之前，我可能还要面对一系列紧张的汇报和审讯。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把我还记得的这短命的“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一切记下来。跟克罗泽聊过之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我穿过拥挤的拘留营，朝自己的小屋走去，我穿过流氓、赤贫者以及欧洲的悲惨世界，以温柔慈爱的目光环顾四周。希特勒已死，恶魔已除，我们赢得了战争。洛根·蒙斯图尔特的生活重新启程了。
注释：
[1]保罗·克利于6月29日去世。
[2]杂志，刚由西里尔·康诺利编辑发行，格里格森是赞助人。
[3]大卫·埃克尔斯（David Eccles）当时是被从战时经济部借调到里斯本的。
[4]6月22日，法国投降。英国当时独自对抗轴心国的势力。
[5]即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译注
[6]地狱之口（Boca do Inferno），离卡斯凯斯不远的一处海蚀洞，因涨潮时海浪冲进洞穴产生的轰轰巨响而闻名，这一带海岸线沿途风景优美，是著名景点。——译注
[7]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Piper Alistair Fletcher）当时在苏格兰卫队。
[8]法国维希（Vichy）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译注
[9]这是德国人想把公爵引诱到西班牙和“安全地带”的阴谋。
[10]丘吉尔的电报：“我已成功解决了陆军部对放弗莱彻离开的反对意见。”
[11]公共档案馆文件PRO FO 931 33/180。
[12]伦敦大轰炸（The Blitz），“二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主要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间，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超过4.3万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毁。——译注
[13]英国战舰“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在12月被日军击沉。香港沦陷。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偷袭。
[14]4月，梅尔维尔路的这幢房子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但遭到破坏。还没来得及维修，又遭遇了入室抢劫。
[15]1941年，莱蒂西亚女士嫁给了休·莱格特爵士（准男爵），他是个鳏夫，洛蒂隔邻的地主，他的年纪是洛蒂的两倍。
[16]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诗人，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谈话节目制作人。
[17]拿骚（Nassau），巴哈马的首都。——译注
[18]格雷·菲利普斯少校（Major Grey Philips），温莎公爵的审计官。
[19]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与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译注
[20]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译注
[21]奥克斯在加拿大发现了世界第二大金矿，是拿骚最富有的人，也是殖民地最大的捐助者。
[22]实际应为大陆银行。
[23]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1889—1944），作家，温莎公爵夫妇的朋友，从支持公爵的立场出发，写了记录退位危机的著作《一百日》（The Hundred Days，1934）。
[24]温莎公爵的弟弟，乔治六世全名为艾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温莎，伯蒂（Bertie）为艾伯特的昵称。——译注
[25]1942年，戈弗雷被开除。
[26]弗莱明爱上了安·奥尼尔，她后来改名为安·罗斯梅尔，再后来成了伊恩·弗莱明太太。
[27]该书于1943年6月由穆利·金斯伯格（Murray Ginsberg）出版社出版。11月时销量已过3万册。
[28]圣痕（stigmata），据说出现在某些圣徒身上的伤痕，与耶稣身上的钉子留下的伤痕类似。——译注
[29]《双重人生》（Double Lives，1943年）。
[30]战略勤务局（OSS），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美国在加入“二战”后组建起来的机构。——译注
[31]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893—1969），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译注
战后日记
战后日记写得怪异又混乱，这不奇怪，因为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回到英格兰后，洛根·蒙斯图尔特所面临的处境是相当绝望的。
残酷的现实如下：
一九四四年二月，洛根未能入住商业大酒店，并于第二天被捕后，对海军情报处而言，他相当于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最后一个见到他还活着的人是空军上士丘——他亲眼看着洛根从解放者轰炸机侧面的舱门踏入茫茫夜空。联系人“路德维格”报告说，洛根压根儿没有按计划去酒店。大家尽了各种努力，想要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毫无结果（这让人不禁怀疑，去世界主义者酒店送信的那个“路德维格”到底是谁——如果洛根坚称自己被人出卖是真事儿）。
在海军情报处，经过几周的全然沉默后，大家一致认为，洛根要么是遇到了致命的意外，要么是被杀了——很多跳伞进入欧洲的探员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降落伞可能没打开；他可能落到山坡上，摔断了腿，落到湖水中，或是落到了错误的地点——比如被德军占领的法国，而不是瑞士。这些可能性都无法排除。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海军情报处担心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
三月，范德普尔中校拜访了芙蕾雅·蒙斯图尔特，并通知她她的丈夫已经失踪，很可能已经死亡。他只告诉她洛根是海军情报处的探员，在执行秘密任务时跳伞进入了“欧洲某个地方”。这件事对芙蕾雅的打击是可以想象的。而她收到的阵亡抚恤金更是确认了这一毁灭性的消息。无论从哪方面看，洛根·蒙斯图尔特都已经死了。洛根的母亲和莱昂内尔也收到了通知。布朗普顿礼拜堂为他举行了纪念弥撒，不少朋友（最引人注目的是彼得·斯卡比尔斯）和海军情报处的一些同事（普洛默、弗莱明、范德普尔）都到场了。
芙蕾雅和年幼的女儿只好竭尽所能适应现状。几个月后，大概是在八月，她认识了二十九岁的斯库里·居纳尔松，冰岛联络委员会驻伦敦的工作人员。他们开始约会，并在十月成为情侣。芙蕾雅在写给父亲和哥哥的信中提及斯库里的次数越来越多。据描述，史黛拉也相当喜欢他。
十二月，芙蕾雅嫁给了斯库里·居纳尔松，他搬到梅尔维尔路。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是婚礼的见证人，婚礼结束后，他们在巴特西“羔羊与旗帜”酒吧楼上的房间举行了小型派对，大家举杯纪念洛根。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芙蕾雅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天后，在从幼儿园走回家的路上，她和史黛拉被一枚V-2火箭弹炸死。在爆炸中丧生的还有另外十三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居纳尔松卖掉了梅尔维尔路的房子，回到冰岛。
一九四六年一月，洛根从米兰回到维尔特郡皇家空军基地。他给芙蕾雅发电报，并径直去了伦敦梅尔维尔路——结果却发现他房子的所有者和居住者现已成了基斯·汤姆赛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汤姆赛特太太对着慌乱又焦虑的洛根说“居纳尔松太太和她女儿的遭遇太可怕太可怜了”，这在无意中为他开启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发现。
战后日记是所有日记中最难确定月份的，更不用说日期了。洛根随意且不准确的日期记录是唯一的依据。即便是年份也存疑。
1946年
霍奇就是个混蛋，骗子，他说他完全有权当个混蛋，因为他在意大利丢了条腿。我让他惹恼了我，我也是个混蛋，可怜又可悲的混蛋。
沿着河边散步，寻找美。看到美，但没有任何感觉。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喝了一瓶半威士忌。霍奇臭烘烘的：我让他洗澡。他说他讨厌看到自己伤痕累累的残肢。
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芙蕾雅史黛拉史黛拉芙蕾雅
芙蕾雅
史黛拉
芙蕾雅
史黛拉
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自由的
正确的
永远被爱的年轻的
永远受宠的
史黛拉，我的女儿。芙蕾雅，我的妻子。史黛拉·蒙斯图尔特。芙蕾雅·蒙斯图尔特。
（这本日记全是这种满怀痛苦的涂写。）
开车带迪克出去，沿特威德河谷去皮伯斯。天气凉爽，风很大，第一批精疲力竭了的叶子从树上被吹落下来。一路上，他都在说他至今从未结婚是个错误。“现在你看看我，”他说，“谁还会要我。一条腿的酒鬼。”今天晚上，坐在炉火边时，我开始悄悄落泪——我控制不了自己，完全发自肺腑——我想起了芙蕾雅和史黛拉。“别哭哭啼啼了，”迪克说，“你只是在可怜自己，跟芙蕾雅和史黛拉没关系。她们都挺好的，她们现在是随风飘散的尘土。跟空气一样自由。她们没在想你。我受不了你这自怜自艾的样子，要么闭嘴，要么出去。”我差点要揍他。我去了自己的卧室。难以入眠。
这件事有必要写下来吗？在想办法（用牙签）把卡在两颗后槽牙牙缝间的一丝羊肉剔出来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只能被形容为“瞬时幸福”的感觉——是我得知噩耗后头一回。肉丝卡得非常紧，各种办法都行不通。最后弄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应该是真的高兴。我的头脑开始健忘。我是在开始恢复吗？
霍奇又为芙蕾雅和史黛拉的事责备了我。爆炸的时候，还有其他十三个人也死了，他说，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死于炸弹或火箭弹，很多是妇女孩童。数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你要是德国的犹太人，那很可能你全家人都死在了毒气室——妻子、孩子、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父母、叔伯姑嫂、祖父祖母。这是一场血腥又可怕的惨剧，但你只能把她们看作这场全球规模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和其他数百万名受害者一样。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死去。我们现在也是受害者。我说，你不能拿我的妻子孩子跟你的腿相提并论。我他妈的当然能，他冲着我咆哮。对我——对我来说——我失去的腿比你失去的老婆孩子重要多了。
睡不着，于是我在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穿上长筒橡胶靴，在花园里四下走动。今晚是北方常见的繁星璀璨的清朗夜空。一只猫头鹰咕咕叫着，我穿过的某丛灌木散发出一团香气，芬芳扑鼻，清风送爽。我撒了泡尿，听到尿浇在砂石路上的哗哗声格外清晰，就像火焰燃烧的噼啪声。我到处溜达，什么也不想，只接纳感官提供的信息，也不觉得冷，就一直走，走到最早起来的鸟儿开始歌唱，晨曦的光芒开始让古老房屋和凌乱花园的颜色恢复如初。
露西（桑塞姆）[1]带我去了利斯一家她很熟悉的老咖啡馆，我们在那里等船。她长胖了很多，开始有了白头发，可在不断发福的肉体之下，你还是能看到那个曾让我神魂颠倒的美丽女孩。她对我很亲切：听了迪克粗暴无礼的理论阐释后，她是完美的解药。我们喝了茶，吃了吐司和果酱。屋外，爱丁堡的雨水把灰色的煤烟岩变成天鹅绒般的黑色。露西在法夫的艾利有间小屋，她说，如果我“需要找个安静地方工作”，她乐意把小屋借给我住。什么工作？我说。你是个作家呀，天哪，她说，你得继续写作啊。她问我是否确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我说我必须确定。我说，这是让我获得身心净化——一种一切终于要结束了的感觉——的唯一机会。
9月1日
我们明天将停靠雷克雅未克。过去这几天，一直在海上的感觉特别好。海上航行让人平静又放松。我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栏杆边，望着大海和天空。为什么大海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超脱感？是因为一望无际、海天相接的景色，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无限靠近的关于无穷的视觉象征吗？这是我几个月来心情最为平静的时候。
雷克雅未克。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小镇，到处是刷着油漆的混凝土建筑，各种大小物件上都盖着波纹铁皮和防水帆布。每次有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时，冰岛人似乎就会用防水帆布把它盖上。我们靠岸时，下着倾盆大雨，一个小时内，我下了船，找到出租车站，排着队等车，被出租车送到酒店，雨停了，猛烈的阳光照下来，接着又下起雨，下起冰雹，又出了太阳。如果这就是此地的常态，那我会发疯的。我住在博尔格酒店。我午餐吃了德国香肠、腌黄瓜、烟熏三文鱼和一盘作为甜点的小蛋糕。现在，我要开始寻找居纳尔松了。
花了两天时间，我找到了居纳尔松；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又热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前台有个漂亮的女孩（名叫凯特琳·安娜斯多蒂尔），只要我请她帮忙，她就会帮我做翻译。原来，居纳尔松是冰岛农业部的公务员。我给他写了封信，交给门卫，告诉了他我是谁以及我就住在博尔格酒店。今天晚上，消息传来说，他，居纳尔松，既没有理由也不需要来见我。
这家酒店的酒水价格高到令人难以置信。
一大早，我去了农业部，工作人员都还没来，我就等着。我拦住一个看起来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问他是不是居纳尔松。我不是，他说，你怎么会认不出居纳尔松呢？他个头特别高。你看，他用手一指，他来了。我看着居纳尔松走进大楼：他半是好奇地打量着我。他确实很高，像个运动员，金色的头发，发色很浅，几乎接近白色。我心想：这就是芙蕾雅在失去我之后想要的男人……我觉得很难受。
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午饭时间，居纳尔松出来后，我朝他走去，做了自我介绍。他比我足足高出半个头。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看起来健壮结实——这组形容词通常很难跟个子特别高的男人联系在一起，可他就像那种可以整天爬山的人。他见到我似乎无比烦躁，不过我说要请他吃饭时，他稍稍振作了一点。
他带我去了附近一家餐厅，点了一种炖鱼，搭奶油肉汁，配煮胡萝卜和热生菜。我什么都吃不下，只小口喝着贵到离谱的啤酒，他却像是给锅炉添燃料一样，把食物全送进自己嘴里。我只能认为，是他的身高和旺盛的精力吸引了芙蕾雅。从体格上来说，他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和我恰恰相反。我个头够高，身材细长，但我的体态并不好看，行为举止也不急不慢。比方说，只要我能控制得住，我从来不会快步走路。
他吃完炖鱼，自然又点了盘甜蛋糕。把蛋糕全都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才好奇地看着我。
“真奇怪，”他说，“我感觉好像认识你。”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几乎没有口音。
“你大概听说过很多关于我的事吧。”
“我看过好多你的照片，可刚才还是没认出你。”
“我不上相。”
“不是。我想，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你死了。可现在在这儿，你又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奇怪。”
“芙蕾雅和史黛拉死了。”
听到这话，他咬紧牙关，深吸了几口气。
“她很漂亮，”他说，“我非常爱她。”
“我也爱她。”
“史黛拉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我让他不要再说史黛拉了。说起芙蕾雅还没让人那么难受——毕竟，我跟芙蕾雅在一起的时间比他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可在史黛拉短暂的生命中，我错过了最后两年，我无法忍受这个陌生人陪她度过了她六岁和七岁的时光，而我没有。
“你为什么想见我？”他问，“一定……很痛苦吧。”
“是，”我承认，“可我必须见见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我要试着去理解。去填补那些空白。”
他挠挠头，皱起眉毛。接着他说：“你不能怪她。”
“我没有。”
他没有理会我。“她确信你已经死了，知道吧？就是那么简单。你毫无音讯，所以她相信你死了。她说，你要是还活着，肯定会有消息的——哪怕是一个字呢。她很孤独。正好我出现了。”
我清楚孤独的滋味。“我不怪她。”我有些呆笨地说，似乎不断重复这些话我自己也就会信以为真了。“她怎么会知道我还活着呢？”
“就是啊。她以为你死了，知道吧。她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是啊——我明白。”
我们继续聊着，我随意问了一系列问题，他也做了回答，我大概拼凑出了我不在时芙蕾雅的生活状况。我意识到居纳尔松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也有自己的伤痛；现在，我活生生地坐在他对面，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一个现实：他以前是也将永远是芙蕾雅的第二选择，她的心其实是属于我的。我更像个遭遇背叛的丈夫，在与妻子的情人当面对质——我脑海里不断冒出芙蕾雅和居纳尔松赤身裸体在我们床上做爱的画面。我必须狠命控制自己的想象力。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有种令人绝望无助的悲哀。
他说他要回去工作了。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把我的房子卖了。我需要那笔钱。”
他愣了一下。“那是我的房子。芙蕾雅在遗嘱里把房子留给我了。”
“是我买的房子。从道德上来说，那是我的房子。”
“幸好我们并不依靠道德原则生活。”
“你这个小偷。”我说。
他站起身。“你太伤心了。我不跟你计较。”
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小镇中央，有片小小的人工湖，叫托宁湖，湖上有很多野鸭。我在酒店买了瓶西班牙白兰地，下楼走到湖边，自顾自地喝起来。这白兰地像是杏仁蛋白糖口味的烹饪油，只喝了几口，我就喝不下去了。
（10月？）
（柴郡）诺维奇
乔治·德弗雷尔似乎被自己失去的一切压垮了。他很有礼貌，但迷迷糊糊的，像是刚从昏迷中清醒。前女婿的死而复生似乎并未让他震惊。“见到你真好，洛根。”他时不时这么说一句，再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仿佛要确认我的血肉之躯。可接着，你会发现他的内敛和畏缩——我回来了，我还活着，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罗宾全面接手了伐木场的管理工作，他也为父亲这种静默的悲痛感到担忧。和父亲完全相反，他对我的经历相当好奇。我跟他说起我跳伞、被捕和长期被囚禁在别墅的事时，他不停地喃喃感叹“他妈的”“太野蛮了”“我的天哪”之类的。
两天前，收到一封从冰岛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四百英镑的银行汇票。居纳尔松是个正直的冰岛人。
我所有的财物都在这里了，都被装进箱子，归置好了——我的书、我的手稿、我所有的画。甚至还有汤姆赛特夫妇没买下的那些家具。我没有家，却有一个家的所有组成元素。
1947年
（3月）
上周，我过了四十一岁生日。我看到去年我忘记记录我的四十岁生日了——有点不可思议。那么，这次我要记下来：曾经我有妻有子，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可如今到了四十一岁，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住在我母亲的老房子一个潮湿腐臭的房间里。从经济上来说，我还算富有：［在诺埃尔·兰格（洛根的律师）的帮助下］我让国防部给我补发了两年的工资，再加上还有居纳尔松寄来的卖房子的钱。我给母亲一百镑，让她打理好萨姆纳的房子——重新刷刷漆，换上新的地毯，等等——可我觉得她没那个干劲了。这房子虽不是鼠患成灾的贫民窟，但几百个粗心大意的租客还是留下了污糟破败的痕迹。母亲和恩卡纳茜欧都有关节炎和哮喘，总是用西班牙语斗嘴。我在切尔西和南肯辛顿四处闲逛，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在巴特西，我找到了那枚V-2炸出的弹坑。排屋的一头全被炸飞了，巨大弹坑的周围拦起木板。爆炸应该十分突然。她俩手牵着手，从学校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那枚火箭弹悄然从天而降。只见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切就灰飞烟灭了。
我在莱昂内尔身上找不到半点我的影子。也许眼睛周围有点像。是我的眉毛。那孩子的眉毛跟你的一样，先生。他的发际线也跟我的一样：额头中间长着尖尖的美人尖。洛蒂冷冰冰的——我想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莱格特看起来年老昏聩，依我看，只怕不久于人世了。他问我战时在哪儿服役，我说在巴哈马和瑞士。“我是说你在哪儿服役，不是在哪儿度假。”我跟他说我一直在海军，这才让他闭了嘴。
就我俩，莱昂内尔和我，在花园里转了半个钟头。他是个安静又羞怯的孩子，马上十四岁了（天哪！），他的眼睛总是朝下看着，不停用僵直的手指拨弄前额的头发。我问他在伊顿公学开不开心。“开心，先生，还挺……差不多吧。”请不要叫我“先生”，我说，叫我父亲，或爸爸。他面露苦恼的神色。“可我现在管妈妈的丈夫叫‘父亲’。”他说[2]。好吧，那就叫我洛根吧，我说。永远不要叫我“先生”。
文学游戏的现状。《思想的想象》——绝版。《女孩工厂》——绝版。《世界主义者》——绝版（除了法国）。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零。
华莱士说，独木不成林。我得让他帮我找事情做。我说，我沉默太久，大家都以为我死了。然后，华莱士想出个好主意：你那个老朋友彼得·斯卡比尔斯呢？他怎么样了？
*
彼得（斯卡比尔斯）在《泰晤士报》上发了篇关于我的文章（《“一位作家”的战争》），似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又回来了，我收到了一小波表示祝贺的明信片、信件和电话。罗德里克让我重新开始了审稿的工作，按篇计费（每篇报告五英镑）；路易斯·麦克尼斯邀请我在“战后法国绘画”的活动上发表演讲，瑞士大使馆给报社写信，否认琉森湖畔别墅的存在，并暗示我是个充满幻想的危险分子。多家杂志社邀请我写一写哈里·奥克斯被杀的故事，我拒绝了——我得留一手。
彼得——怎么说呢？——我们见面时，他很震惊？很意外？很敬佩我？我的经历让他叹为观止。他自己的战时经历波澜不惊：他先加入了火警，接着是新闻部，然后，《罪行》大获成功，他又写了部小说——《罪孽》。“你得用上这些经历啊，”他对我说，“这是老天的赏赐。是坐地收钱。”我为了迎合他，说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从拿骚到琉森》，可一直找不到灵感。我要是没钱，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我意识到，但我手头的钱在接下来的几年用都绰绰有余。我几乎没什么花销，日子过得也很平静，只是我又开始去酒吧了，酒吧越大人越多，就越好。
母亲说她的静脉曲张引发了持续的疼痛。恩卡纳茜欧也受到痔疮的困扰。我找眼科医生配了副看书的眼镜。我们真是欢乐的一家人。
自从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与芙蕾雅相处的最后日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性生活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只有偶尔的手淫能证明我大脑中性欲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关闭。维多利亚时期，是什么变态牧师会说这事儿是自虐？明明是自救，或者，更像是自力更生、自我安慰。自体性行为能让你保持理智。出于求知，我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这些天当我自娱自乐时，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并不是芙蕾雅（那太叫人心痛了），而是凯特琳·安娜斯多蒂尔，雷克雅未克博尔格酒店的前台服务员。显然，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除了她的热心和高效，肯定还有别的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笑的是，这些肉欲的感觉留在了我的想象中，过了很久才显露出来。就像用电灯光或烛光加热后能显现字迹的隐形墨水。凯特琳身上到底有什么，偷偷钻进了我的性欲档案馆？
（7月—8月）
和麦克尼斯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尼·斯塔利布拉斯在乔治王子酒店。麦克尼斯总是催我把在别墅那几个月的经历写成一部广播剧。就写成独白，写得神秘一点、梦幻一点，他说，广播里什么都能说。报酬也很高：一部广播剧——播出三次——他说我就能拿到学校老师一年的工资了。麦克尼斯要去印度报道印巴分治[3]。我很嫉妒他。突然很想旅行。乔治王子酒店吧台的女孩胸部很丰满。紧身衬衣更凸显了圆润的乳房。欲望的汁液终于又开始涨起。
10月10日，星期五
在本家里吃晚餐。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挤在他家餐厅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周围。墙上挂着五幅米罗的画。来人有朋友，有潜在的买家，也有艺术家，还有家人。本把这种晚宴当作一种非正式的私人赏画会，根据来人的身份和经济实力更换墙上的画作。他迎接每位来宾时都会说：“别不好意思。你喜欢什么，就直说。墙上挂的一切都能卖。”
桑德琳坐在座位上，从不起身；所有的整理和招待工作都由本来做，在这样的场合，马吕斯也会帮忙。他二十岁了——是个英俊的男孩子，总是闷闷不乐、心事满腹的样子。克洛希德（克洛希德·利平——本和桑德琳的女儿）去读寄宿学校了。我坐在桑德琳旁边，她指了指一个肤色黝黑、五官精致、长相帅气的男人，悄声说：“本觉得他是英国绘画界唯一一个真正的天才。他只想买他的画。”我问她他叫什么名字。萨瑟曼[4]，她说。我应该记下来。本告诉我，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卖掉米罗的画了，但要等他回巴黎之后——他的开价相当高。今年年底，他们就搬回巴黎。本找到了新场地开画廊。“美国人都回来了，”他说，“我要帮你赚上一大笔。”
（12月）
鲍德温[5]死了。这让我想起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是那么恨他。我患上了严重的流感，流感引发支气管炎——我咳得像头海狮，嗓子都快破了。我躺在这儿，尽管床两侧都有暖气片正对着我，可我还是全身颤抖。我想象着未来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是个“谁最能轻装上阵，谁就能走得最远”的问题。迫切想尽可能摆脱“物件”和财产的束缚。我装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要是能再也不用想它们，那该多幸福啊。
1948年
（1月）
我在皮姆利科买了间地下室公寓。特彭泰大道，10B。有一间卧室，还有客厅、厨房和卫生间。从陡峭的台阶下去，才能走到前门。从后面的卧室可以看到一个小花园，但没法进去。客厅窗户正对着深深的地基井。所有的设备似乎都运转良好，卧室和客厅里还有新装的煤气壁炉。我打算给这里刷上白色水粉漆，把地板全铺上贴胶的软木砖。我只需要最基本的家具：两把扶手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还有工作需要的一套长桌和椅子就够了。我把自己（几乎）所有的书都卖给了河岸街的盖斯顿书店，还准备把画都卖给本。
现在我醒悟过来，我大概是在琉森湖别墅学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少即是多。我们走着瞧吧。
2月11日，星期三
巴黎。本把我当作他的客人，带我去了一个叫索瓦德·雨果的人家里参加盛大晚宴。雨果收藏了大量现代艺术品。毕加索也出席了晚宴，还有他的新缪斯，弗朗索瓦丝（吉洛特）。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请注意，朵拉·玛尔也非常漂亮（我更喜欢的类型）。毕加索头秃得厉害，两侧的头发花白了，脸上布满皱纹，一副好战神情。他精力充沛，幽默风趣：他表现得越是自得其乐，弗朗索瓦丝就越是郁郁寡欢、烦躁不安。他完全不记得以前见过我了（他为什么要记得？），可当本告诉他，我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时，他变得非常好奇，绕过桌子坐到我旁边。我说我当时跟海明威一起，毕加索也认识海明威。巴黎解放后，他在巴黎见过海明威，他还告诉我，海明威自称杀过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那个人是杀过不少动物，”他说，“可动物又不会开枪还击。”他想请我吃晚餐，他说，我们再聊聊。
本认为，我卖掉自己的画简直是疯了。我说，我现在卖掉这些画，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再买更多的画。他会给我个公道的价格。他的新画廊在巴克大街上，可我听他说话的语气，他仿佛只是把巴黎当作通往纽约的跳板。他计划明年在纽约租个地方办场画展。那里才是赚大钱的地方，他说。他要去那里卖掉米罗的画。
再度回到在我最爱的巴黎成日成夜漫步的日子——再度成为漫游者和夜猫子。从表面上看，巴黎并无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美丽欢悦，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然而，在表面之下，这里食物短缺、暗流汹涌。每个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似乎都被共产主义者吓坏了。气氛纷乱而狂暴。
我坐在花神咖啡馆，看到游客们都在设法寻找萨特的身影（就因为游客们都想找他，所以他不来了），突然，我冒出一个小说构思的模糊灵感。一个男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他只有一周寿命了。这部小说就是要写他生命的最后七天以及他在这七天做了什么：他想把所有形式的人生体验都压缩在一周时间里。从让女人怀孕，到自行了断……还得仔细琢磨琢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文学创作的悸动。这个点子有点意思。
去了利普酒馆。有我、本、桑德琳、马吕斯、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丝。毕加索说了朵拉（玛尔）很多的事，弗朗索瓦丝似乎并不生气。我问她怎么样了，毕加索说她要疯了。我们说起我在西班牙内战时的经历，我开机关枪的故事勾起毕加索的兴趣，他甚至让我把它演出来。你打中了那辆装甲车吗？他问。是的。你打死他们了吗？我很怀疑，我说。可你看见子弹射中了车身？确凿无疑。
在我看来，毕加索是那种疯狂又愚蠢的天才——更像是叶芝、斯特林堡、兰波、莫扎特，而不是马蒂斯、勃拉姆斯、布拉克。跟他在一起我很累。
我们在午夜时分散去，走路回家，本、桑德琳、马吕斯和我都松了口气，终于从毕加索“高压锅”里出来了。本扬扬得意：毕加索同意直接［不通过康威勒（他常用的经纪人）］卖给他两幅画，用来在纽约展出。本伸出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就继续聊西班牙的事吧，他说。马吕斯无法理解弗朗索瓦丝那般年轻貌美的女子怎么会愿意跟比自己大四十岁的男人在一起。我们都笑了。我们为马吕斯的天真而打趣他，与此同时，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感到难以言喻的哀伤，但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宽慰和暖意——我意识到，我的这些老朋友，还有利平一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成了我真正的家人，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的生活都已然并将继续和他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特彭泰大道。从巴黎回来了。所有装修已经完工，公寓看起来像是实验室和演出实验话剧的舞台的混合体。它完全没有任何“现代”风格可言——没有玻璃，没有铬合金，没有皮革，没有弯曲的木条，也没有抽象风的墙面挂件。这里无须装饰，也就不显得杂乱。客厅的采光不好，于是我整天都开着灯。这就是我的堡垒，住在这里我会开心的，我想。
（9月）
我在伦敦图书馆碰到了彼得（斯卡比尔斯），他邀请我去喝一杯。他正要见个“朋友”，他说。到了酒吧，朋友已经来了：是个年轻女人，我看也就三十出头，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面前放着一杯杜松子酒，用烟嘴抽着香烟。“这位是格洛丽亚·奈史密斯。”他说。“是奈斯史密斯，彼得。”她纠正他的错误，又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立刻就发现，她明显不高兴了。我看得出来，彼得是故意拉我来当电灯泡的——他带我来，是为了预防一场纷争。她是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颧骨突出。她嗓音奇特，甚至有些做作。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好让自己增高几厘米。她抽着香烟，喝完了酒，便说要走。她跟彼得吻别时，我看到她用手指甲掐了彼得的手背。她离开后，彼得伸出手：上面有三道小小的月牙形血痕。“她真是危险，”他说，“我应该离开她，但她的床上功夫堪比白鼬。”我说我不大领会得来这个比喻。“你自然领会不来，”他自得其乐地说，“这是我专为格洛丽亚造的。你自己和她做一次爱，才能明白我的意思。”他狡诈地看着我。“说不定你真该去找她，”他说，“这样她就不会来缠我了。”“佩妮最近怎么样？”我问。“你这混蛋。”他笑着说。
（11月）
范德普尔不再是海军了。他现在是什鲁兹伯里附近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我坐火车去见他，我们在他难看的新房子里吃了顿令人烦躁又尴尬的午餐。他剃掉了姜黄色的海军胡须——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错误——但也许是因为校长必须把胡须剃干净吧。他年轻的妻子（我想是叫詹妮弗）端来午餐后便迅速消失，我听到有个婴儿在什么地方哭闹。也许，妻子和孩子也是当校长的必要条件。谁知道呢？谁在乎呢？范德普尔见到我不是特别高兴，可彼得那篇文章在《泰晤士报》上登出来时，他看到了，所以他对“船舶经纪人行动”的突然失败及我之后的遭遇至少是了解的。他并不好奇，我只能这么说。我却有很多问题。第一，这整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那个马里恩的主意，”他说，“他临时调来指挥我们几个月。”
他是谁？他从哪儿来的？
“不确定。现在想想，可能是从最高司令部来的。也可能是外交办公室。我记得他战前是外交官。反正他人脉很广。”他耐心地看着我，“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蒙斯图尔特。我也不记得全部细节了。而且，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哪怕事后稍微想想，你也不得不承认，‘船舶经纪人行动’确实是个绝妙的点子。谁知道我们可能会抓住多少纳粹分子啊。”
“不管绝妙还是不绝妙，”我说，“我被人出卖了。我像只坐以待毙的鸭子一样被人陷害了。警察就在酒店等着我。只有海军情报处的人了解我的详细情况。你、拉什布鲁克，还有马里恩。”
“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表现出自己的愤慨。“我不是指责你。但有人明知道我立马就会被逮捕，还是派我去执行那个任务。你一定也看出来了。”
“反正不是我，也绝对不是拉什布鲁克。”
“马里恩现在在哪儿？”
他说他不知道。但他，范德普尔，是海军情报处前军官晚餐俱乐部的成员，他向我保证，说他会去私下打听。我还有个问题。
“你知道马里恩和温莎公爵有什么关系吗？”
范德普尔听到这话，竟然笑了出来，笑声夹杂奇怪的喘声，他用手捂住嘴巴。
“说真的，蒙斯图尔特，”他说，“你可真是太有趣了。”
1949年
（1月1日，星期六）
在旺兹沃斯的彼得家迎接新年。盛大的派对，有四十多个人，很多人我从没见过。彼得的妻子佩妮甜美又欢快，只是生了两个孩子后长胖了。我惊讶地看到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也在，我把我的惊讶如实告诉了她。我觉得她很喜欢我的直率，也喜欢我的暗示。我们之间没必要绕圈子。“他不敢不邀请我，”她说，“要不我会杀了他。”她以前是个护士，她说，现在在彼得的出版社当秘书。“不过不会当很久了。”她补充道。我怀疑佩妮作为斯卡比尔斯太太的地位只怕难以维系了。
格洛丽亚喝着杜松子酒，我们聊天时，把酒喝完又加满了两次。喝到一定程度，她朝我靠过来，高耸的胸脯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彼得很嫉妒你。”她说。我问这话从何说起？彼得才是典型的成功小说家——他为什么要嫉妒我？“他嫉妒你刺激的战争经历，”她说，“这是他用钱买不来的。其他的一切他都能买，但这个他买不了，所以他嫉妒你。”她的咯咯笑声中有一种纯粹的快乐。天哪，我想。接着，她再次朝我靠过来，然后才走开去找彼得，留下一个完全勃起了的我。午夜时分，我对自己说，虽然我并不快乐，但我的忧伤也许开始慢慢减少了，哪怕只减少了一点点。
（2月）
范德普尔写来一封信。马里恩上校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于布鲁塞尔的一场“车祸”。范德普尔说另外还有两名死者。他问了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的联络人，按他掌握的情况看来，马里恩的死并无可疑，而且他跟温莎公爵也没有明显的联系。
我伟大的复仇计划就此搁浅，我发誓要孜孜不倦寻找背叛者的决心就此终结。这不就是生活惯常的结局吗？它拒绝迎合你的需求，尽管你觉得只有那些需求能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赋予意义。我想找到马里恩，想跟他当面对质，可我只得到一个乏味的结论，这整件事很可能并不是什么阴谋，公爵和公爵夫人很可能并没有跟他们有权有势的朋友一起策划对付我。难以接受：我很难接受这个行动就是搞砸了，我就是运气不好……我感到抑郁，感到沮丧，在这所有的随机性面前感到空虚——我再一次，被生活的偶然性击败。
